雍正毕业论文

《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必要性》 [摘要]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论述精辟、深刻,切中社会时弊,对当前道德政纪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警示意义,并结合当前国情实际,从找准“突破点”、选准“切入点”、把好“关键点”、创新“工作点”、远离“诱惑点”的不同角度,提出了学习贯彻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 警示教育 商业贿赂 和谐社会 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他的“八荣八耻”精辟论述,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为什么总书记的讲话,在“两会”、乃至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说明他的讲话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切中社会时弊。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和谐社会创建。开展以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内容的警示教育,对当前道德政纪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警示意义 警示之一:生活作风无小事,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些人盲目追逐西方价值的多元化思潮,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当作“小事”,以膨胀的私欲取代个人荣辱标准,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危害祖国利益、败坏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如,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总经理,56岁的高级工程师刘国修,在修建西南铁路时,曾被誉称为“爆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进入异国他乡后,以“入乡随俗”为借口,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倾公款100余万包养歌女,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下,把晚节葬送在香风媚雾中,成了西方生活方式的殉葬品。刘国修案例警示国人:党员干部的腐败,其本质是个性心理和思想观念的腐败,但在表现形式上,都源于生活作风的腐败,要过好政治关,首先必须过好生活关。生活作风无小事!这是一个涉及国格与人格,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重大政治问题。 警示之二:谨慎交友勿追随,要“以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辛勤劳动、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朋友为荣,以见利忘义、好逸恶劳、骄奢淫逸、违法乱纪的朋友为耻”。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一个人在良好的环境中,会养成好的观念与行为;但在不良环境中,则会养成坏的观念和行为。尤其是当他靠“无耻”的德行得到好处,而又得不到任何监督和惩处的话,其行为就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缺乏荣辱感,不辨是非、不知美丑、不分善恶,必然影响其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抄近道践踏草坪,后面就会有人跟着践踏过去;有人不排队、占了小便宜,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挤上来;有人把垃圾扔在不该扔的地方,他后面就会有很多的追随者也把垃圾往那里扔。此类现象若出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一旦普遍化,那就更危险。经济领域不讲道德,蒙骗拐、伪劣假,就会充斥市场、扰乱市场;政治领域不讲耻辱,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索拿卡要,既破坏环境又损害政府形象;公务工作不讲诚信,将使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面子工程泛滥成灾,败坏党风政风。如浙江台洲市黄岩区原区委书记陈根福,受西方价值观和封建“哥们义气”影响,在是非、善恶、荣辱观上发生了扭曲。滥交朋友、崇拜权力和金钱,在他的“坏榜样”示范下,“红与黑”打得火热,权钱交易、吃喝嫖赌、酒醉金迷,结果使黄岩区倒掉了一批干部。所以,“八荣八耻”教育是当前创优政务环境、整治机关作风的重点,特别是“发展黄金期、矛盾凸现期”关键阶段,尤其应注重抓好这一薄弱环节。 警示之三:好人主义贻害深,要“以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敢于斗争、勇于坚持原则为荣,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作风为耻”。那种对邪恶势力和不良风气麻木、容忍,对明知是耻辱,却听之由之的“老好人”作风,实际就是纵容“八耻”泛滥,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贻害无穷。有两则民间小故事,对此“好人主义”现象,给予了深刻的讽喻、鞭挞。《钟馗与弥勒佛》,说的是一位憨厚老实的农民,逢年过节必贴门神“钟馗打鬼”。后来琢磨,钟馗相貌凶恶,不如换成“笑眼常开的弥勒佛”。没想到门神一换,半夜常有恶鬼敲门,闹得整夜坐卧不安,只好重新请回钟馗。《猫职不修》,说的是唐代宗时,有位大臣上书“陇洲赵贵,猫鼠同养,不相危害”。宰相视为吉祥,认为猫不食鼠是“仁爱之心”,故率百官同贺。另有大臣反对说:“仁则仁矣无乃失性,猫不食鼠是猫职不修”,它好比“法吏不惩邪、疆吏不捍敌”,如此同贺,“吏治危矣”!其警示意义是:前者,以容忍和笑颜替代原则和斗争,打鬼用错门神,招致“坐卧不安”的恶果;后者,从“猫职不修”联想到“吏治之危”,寄寓深刻。两个故事,尽管讽喻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对媚上、媚众,不司其职、不尽其责的好人主义风气,敲了警钟、给予了善意的劝导。 警示之四:善知荣辱慎用权,要以“服务人民、崇尚科学”为荣,以“背离人民、愚昧无知”为耻,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为民执好政、用好权。在如何对待执政、掌权、乃至用权的问题上,历史案例《雍正何以杀清官》,对我们颇有警示价值。这个被杀的官——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皇帝还为他亲赐“天下第一巡抚”金匾。又何以要杀他呢?原来“两年贡银、一年完成”的所谓“天下第一”奇迹,是他为讨取皇帝欢心而铸造的假政绩。一靠狂征暴敛,老百姓过桥、过路都要进贡;二靠“借”商贾的银充数。弄得整个山西“民怨鼎沸、富商大逃亡”。自古“吹牛拍马不违规、弄虚作假不犯法”,杀还是不杀?诺敏一生清廉,口碑好、人缘好,400份奏折有300份为他请命,都说“不能杀”,雍正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诺敏不贪财,但贪的是名,是以谎报政绩、骗取荣誉,而贪取的虚名、假名。“这种贪,以葬送朝廷前程(民怨)为代价,比贪几个看得见的银子,危害更大”,如果心慈手软,其后果将是“诺敏不杀,祸至满朝”。所以,好大喜功、吹牛拍马、祸国殃民者,也要砍头!雍正的这个决断,整肃了一代朝风,为乾隆留下了60余年的国泰民安。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警示是: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为民谋利,用得不好也可导致自我毁灭。中国古代,一些稍有作为的皇帝和清廉的官吏,都能尊“百姓为天”,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也正是这个原因,雍正要杀诺敏。那么,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每位党员合不合格,惟一的检验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我们有些党的干部,虽然没有以权谋私,却热衷于用文字、数字、电视,塑造自己的“政绩”,日程表上的安排,除文山会海外,就是各种应酬。有的为铸造“政绩”,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甚至不惜牺牲发展环境,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索拿卡要等。尽管是一心为“政绩”,吃了苦、受了累、也没把“钱”塞腰包,却逼走了投资商、吓跑了企业家、逼出一起起群体上访事件。像这类干部,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诺敏的教训。执政为民,就必须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要善知荣辱慎用权——不好大喜功、不烦民扰民,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二、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对策 3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强调,“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当前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抓实抓好学习贯彻的同时,努力营造反腐倡廉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通知》精神,联系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实际,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抓好“八荣八耻”教育的学习、贯彻、落实。 1、要找准“突破点”,从当前党员干部生活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展“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两会”期间有专家指出,八小时之外的生活领域,是组织监督最容易疏漏的薄弱环节,也是党员干部最容易失守的地方。形形色色的“八耻”旧风恶习,大都利用这个侵蚀人灵魂的场所,无孔不钻、无隙不击。如果生活不检点,摆不正“小”和“大”的关系,误把生活问题当作“小事”或“小节”,就很容易被糖衣裹着的“炮弹”命中。从近几年查处的党员违纪案例看,几乎都是在金钱、美色、物质的诱惑下中箭落马。先是从无偿吃喝玩乐开始,逐渐发展到恣意挥霍公款,到最后是红黑勾结、同流合污,以致蜕化变质、堕入犯罪深渊。小节不保、大节动摇、最终垮掉。诸如此类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警醒! 2、要选准“切入点”,从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浓厚宣传氛围中,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当前我国的社会风气,确实存在着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宣传力度,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一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现代舆论工具作用,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述评、专家讲座、群众讨论、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营造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浓厚氛围;二是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文化阵地作用,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要在街道社区、乡村集市、公园广场、车站机场港口等公共场所,造大宣传声势,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纪检监察、宣传文化、城市管理等部门,要协同配合,大力表彰具鲜明时代特点和广泛群众基础的道德建设先进事迹,为人们树立学习榜样;四是要通过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城市管理建设的全过程,融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3、要把好“关键点”,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出发,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把“荣辱观”教育贯穿到反腐倡廉教育的始终。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重要讲话,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安邦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从当前党风廉政教育实际出发,增加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这对教育党员分清是非、善恶、美丑,树立了一个鲜明标准,也对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要抓好学习教育的精心部署,明确活动的重点是贯彻中央精神,学习好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二要在创新形式的前提下,讲究科学的学习方法,使党员干部养成知荣、知耻的良好生活习惯,科学的生活态度,健康的生活方式;三要注意把握生活领域的“八耻”现象特点,着重抓好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利益观、权力观、政绩观教育,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创新的思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要针对当前党风建设中的新情况,群众提出的新要求,列入各级纪检监察工作重点,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贯穿到反腐倡廉教育的始终,以增强学习针对性和实效性。 4、要创新“工作点”,从八小时内外的广阔生活领域,加强管理和监督力度,规范党员干部日常行为,创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管理监督体系。要整合近年来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要将这些制度和规定,落实到全体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规范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行为。除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等党内监督外,还要扩大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覆盖面,针对党员生活作风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薄弱环节,将监督重点向“八小时”以外延伸,为培养党员的严谨生活作风,营造一个良好环境。要发挥家庭监督作用,组织好“贤内助”活动,使家庭成员对干部多支持、少苛求,严把“后门”,慎防后院“起火”。总之,要通过多种监督方式联动,创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监督体系,从党员干部的小事、小节问题抓起,确保权力延伸到哪里、生活接触到哪里,多种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5、要远离“诱惑点”,各级领导干部应紧跟中央部署,在自警自律中率先垂范,远离不健康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必须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当模范、做表率,慎用权力、用好权力;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做一个心地清净、品行端正的人;要通过自身榜样示范,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时刻警醒自己“人生为什么、入党做什么、掌权干什么”,自觉抵制消极、低俗、腐化的生活方式,不能因为处在工作时间之外而自我放松,不能因为处在组织监督视野之外而随意放纵。俗话说,“久入鲍肆之所而不闻其臭”,成天混迹于“八耻”孳生的圈子里,自己也会沾染上不良恶习。及时醒悟,可突出“重围”,沉醉其中,就会“身陷囹圄”。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还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紧跟中央部署,扎实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等专项工作。从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源头,认真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自查自纠,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商业贿赂案件,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并注意把握政策,依纪依法办事,坚定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将警示教育和惩治腐败的成果,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唐至清，对于西南的管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唐朝以羁縻和册封为主，元朝开始大规模在西南实行土司制度，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清朝平定三藩后康熙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流官基本上取代了土司，中原和西南的管理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少数民族集中 的偏远地区管理上也多受其首领的影响。

改土归流，在当地设府县，派遣流官（朝廷派遣官员）治理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骗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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