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ttleJuan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绝色经典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
有关于古代文学硕士论文哪里找呢?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是怎样写的?下方是由我整理的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试析元遗民诗歌创作特征论【1】
论文关键词:元代 遗民诗歌 特征
论文摘要:元遗民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元遗民诗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激越凄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遗民诗歌传统的道德及政治特征,而且结合现实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以及处变求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诗风由元及明清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的兴衰,也常常与政治情形的好坏相悖。
元末国运衰微,社会动荡,但对文学来说不但没有出现荒芜,相反却展现出末世的文化盛景。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
多难的时代带给诗人更多真切的生命个体体验,更多对现实清醒、深切的认识。
元遗民诗歌正是经历国变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士人丰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处变世而求变化的独特艺术追求。
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由于同处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共同的主题特征,如悯时伤世,感慨疮咦;处山临泉,寄情娱性;故国之思,君臣之义。
此外还有很多表达深笃友情的题赠唱和,表达志向高洁的写景咏物。
又由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开放、自由,诗人的主体个性意识比较强,因此具体展现在诗人笔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元遗民诗歌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
悯时伤时,感慨疮痛
元朝末季,世风颓败,战争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艰。
易代的残破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伤亭户》、《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妇》等诗篇展示了苦难人民的悲剧生活。
《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见,盐户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难以为生,被迫走上绝路。
《痛哭行》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冀州道中》写“……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
小米无得买,浊醒无得沽……”。
杨维祯古乐府诗《盐商行》、《江南谣》、《贫妇谣》等篇章同样都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诗人的悯时伤世之情。
元遗民通过大量的咏怀、咏史诗感叹时危事艰,抒发了遗民诗人浓重的凄凉、愁苦、无所依傍归依的感伤。
如戴良《咏怀二首》其一“……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
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贵。
所见但空巷,垣墙亦尽颓。”所写之处满目疮痰,残垣断墙,一片荒凉。
其《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诉说着诗人内心万般愁苦:“事违人已衰,别多心更苦。
朝来数鬓丝,近复添几缕。”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无十日程,归计苦难成。
为客忧饥馁,频年仗友生。
刚肠随世屈,白发向人明。
争似湖居好,扁舟载月行。”《岁暮感怀四首》其三:“已被虚名误,偷生亦偶然。
兵戈十年久,妻子几家全。
往事溪云外,余龄逝水前。
艰难有如此,何日赋归田。”诗句里见出时事多艰而又无奈的心情。
其《寄鹤年》:“横门之下可楼迟,且抱遗经住海涯。
东海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
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
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黍离之悲,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丁鹤年《暮春感怀二首》:“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国何处此登楼。
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
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迹彩云收。
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兵后还武昌二首》其二:“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
西风古爆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
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
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诗中诗人感慨往日的韶华眼前尽逝,一切烟云如梦,事已成昨,人情堪伤。
再如叶额《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岁月无情天地老,江山不尽古今愁。
黄花谩引杯中物,白发空惊镜里秋。”张星《惆怅五首》:“惆怅繁华成逝水,尽归江海作潮声。”同样弥漫着无尽而凄苦的感伤。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2】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
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
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
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
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
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
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
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
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
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
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
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
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
多来A梦A梦
呵呵,我刚花了几元钱下载好的,给你一起分享吧论 《西游记》的谐趣美[摘 要]:诙谐有趣是人们对 《西游记》众口一致的评价,也是 《西游记》诞生四百年来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文本的诙谐有趣,分别体现在性格塑造、内部矛盾冲突、市井生活描写和以俗为美的趣尚四个方面。[关键词]:《西游记》;谐趣;猪八戒;市井生活;以俗为美一 、性格塑造的谐趣关于 “谐趣”,朱光潜先生以为它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而且认为,“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也不能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普通的是容貌的丑拙”】,【照此标准去衡量,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可谓深得作者之心】。若从大局和整体考查,猪八戒则是一个毛病不少本质较好的可资教育的对象。在唐僧诸徒中,猪八戒的性格是最为丰富复杂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陷。整个性格充满着矛盾,而由这种矛盾又每每引发出强烈的喜剧效果。首先,小说中的猪八戒吃苦实干,却又贪食贪睡。猪八戒在整个取经过程中是吃了苦、出了力的,特别是许多脏活累活都要由他去做,比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等。在荆棘岭开山,在稀柿衙拱路,都突出表现了他的吃苦耐劳。其实他的这种吃苦耐劳,早在高老庄就开始了。入赘高家后,“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连老丈人也不得不承认:“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但是,他贪食贪睡的毛病也着实让人吃惊。吃相贪馋,食物不论好坏软硬,一概狼吞虎咽,不嚼不品,常常是食“而不知其味”。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就是如此。人饭量特别大,老丈人就曾嫌他食肠甚大而要悔婚,说他 “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他贪食好吃,常常是闻吃而动。第六十八回写悟空让他上街去买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来做菜用,他推托说自己相貌丑陋 “恐惹下祸来”,偷懒不肯去。悟空就对他说街上有大烧饼、大馍馍、好汤饭、好蔬菜,有糖糕、点心、油食、蜜食等无数好吃的东西,我去买些请你,如何?猪八戒一听这话,口内流涎,喉咙咽唾,跳起来就跟悟空上街了。他贪睡成性,睡觉不择地方,青石板上、荆棘山中、乱草堆里,都可以入眠。让他去化斋,则瞌睡连天;叫他巡山去,则倒在路边呼呼睡起觉来,一睡就是大半天;夜间睡觉,连师父唐僧叫他,他也会恼火发脾气,借此对唐僧调侃打趣。猪八戒的性格实在是最富有谐趣美的一种。二、喜剧来自内部唐僧是取经队伍的最高领导,他下面有三徒。作为一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唐僧实在名不符实,他除了长着一副标致的人形和能记住一套菩萨教的紧箍咒外,其他不甚了了,悟空、八戒对唐僧的役使常有埋怨之声,师徒之间时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首先看猪八戒对无能领导唐僧的调侃。小说第三十七回写乌鸡国王鬼魂夜拜唐三藏,三藏惊醒后连声叫道:”徒弟!徒弟 !”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捂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若对唐僧这支取经队伍的队形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孙悟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标准的马前卒形象,虽说有鞍马劳顿之苦,却也占尽了风光。沙和尚忠诚可靠,时刻与领导共进退,日子相对轻松,其位置居中。而猪八戒的营生则要烦累得多,他既要负责殿后,又要承担巡山、化斋、降妖的任务,夜间还要提瓶务脚,充当贴身丫鬟。无怪他整天牢骚满腹,当然,他也深得师父疼爱,打猴哥的小报告也时常奏效。再如小说第四十八回,写妖怪作法致使众人落水,唐僧是俗夫凡胎,不能和别人相提并论,当有淹死的危险。而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当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时,孙悟空急切地询问师父的下落,猪八戒打趣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去处。”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僻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于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说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庄人询问三藏老爷的下落,八戒再次打趣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所谓“陈到底”,实乃 “沉到底”也。既改名,又变姓,猪八戒的玩笑动作有点过大。作为大师兄,孙悟空按理说不应该为长不尊,而应当处处为师弟作榜样,上尽忠,下尽责。但是,由于来自猴类,孙悟空天生就有多动症状,顽皮机警好名坐大,一副为老不尊的顽童姿态,比之于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在受业恩师菩提祖师和不男不女的观音菩萨面前,孙悟空能暂时的正襟危坐,其余皆插科打诨,少有完全的尊重,即使唐僧亦不例外。小说第三十八回就有一段关于孙悟空不知长幼、漠视尊卑的描写:……将近有一更时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毂辘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师父。”此时长老还未睡哩,他晓得行者会失惊打怪的,推睡不应。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师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这个顽皮!这早晚还不睡,吆喝什么?”头乃六阳之首,它高高在上,是真正的尊贵之所在,孙悟空胆敢在此抚摩摇晃,与其说猴性发作的身不由己,倒不如说是作者故作戏谑的有意处理。类似猪八戒式的打趣也时常发生在身为大师兄的孙悟空的口中,如小说第四十回这样写道: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什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第40回)唐僧虽有佛家普度众生的心肠,无奈肉眼凡胎,失察于人妖之辨,西天路上因此而陷入妖魔之手者多多,给孙悟空降妖除魔制造许多麻烦。所以每当师父要大发善心救人的时候,孙悟空便借机转移话题,以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而耽误精力和时间。比起徒弟们的偶尔打趣来,唐僧则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官僚和严厉,他经常因为自己凡夫俗子的短视而对徒弟们进行劈头盖脸的训斥和刁难,有时更是以“紧箍咒”对忠心耿耿的孙悟空施以严惩。比如骂八戒是 “馕糟的夯货”,孙悟空则是“泼猢”,用粗言恶语去责骂徒弟几乎成了唐僧的家常便饭和生活习惯,明显地带有封建时代师徒间的严重不平等色彩。也正是这种取经队伍的不和谐,使小说处处透出一种让人捧腹的情趣。《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在孙悟空与妖魔之间展开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西行旅途中的丰富生活又不止这一方面。事实上,在八十一难的很多回合中,吴承恩并不是仅仅写孙悟空与妖魔的对抗,而常常描写在旅途生活中行者与八戒的调侃戏谑,产生一些喜剧性的冲突,这种描写有时甚至占了相当长的篇幅。众所周知,孙悟空机智、好斗,性格玩世不恭,好揶揄,善戏谑。猪八戒又最世俗,呆头呆脑,却又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色,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他们之间的打趣调笑,打破了旅途的寂寞和枯燥,使漫漫西天长路生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加以唐僧对猪八戒的有意偏袒,又增加了情节的趣味性,往往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猪八戒在外面是被作弄的对象,回到师父面前再大告师兄的罪状,借唐僧的“紧箍咒”反攻倒算。小说中第四十九回的描写即是如此。孙悟空的神奇本领自有其挥洒的特定空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独在水中就大打折扣,并非海陆空全方位驰骋横行。猪八戒恰巧抓住这少有的机会,利用自己执掌天篷元帅时练就的水中本领,对平时经常欺侮自己的孙悟空进行报复,把行者掼在水中。岂不知聪明的孙悟空早有防备,假身故意被摔出,“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借助八戒的猪耳朵安然无恙地返回。原想作弄别人的人却被人家作弄了一回,最后落得跪地求饶、磕头赔礼,小说细致地写出了猪八戒从计划时的欣喜到掼跌孙悟空的惬意和阴谋落空后懊丧的心理过程。既知如此,何必当初?猪八戒的悟性就是这样不长进。三、市井生活的浓缩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市民阶层虽然晚出,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不像农民的生活那样,由于依附于土地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的市民往往都要从事一些贩运和买卖,有时甚至长年累月在江湖上奔波,这就不仅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定性,而且也不免要承担一些风险。作为一部面向市民的白话小说,《西游记》势必融入市民所熟悉的生活内容,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市井生活情趣,“买卖”、“生意”几乎成了孙悟空的口头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孙悟空的“好名”。就题材而言,《西游记》当属神魔一类,但从其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则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尚未发育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痕迹。由于商业活动的繁荣,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传统的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丧失了它千年以来的金科玉律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活动中对“利”的攫取和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功名情结”的魂牵梦萦。作为一个更多来自市民阶层的艺术形象,孙悟空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趋利的表现,而好“名”的思想追求却特别的明显而执著。第一次大闹天宫后,就是因为嫌 “弼马温”官小名卑而反下天庭。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获得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齐天大圣”名号。蟠桃会上,因排不上座次未见自己的大名而进行了第二次大闹天宫的表演。西天路上,孙悟空的“好名”追求伴随始终,直到故事的结束。由于生性高贵,孙悟空时时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言必称 “老孙”,在妖怪面前更是大长自己的辈分,直呼“你孙外公”,或者称别人 “老儿”、“儿子”、“孙子”。即使与妖精斗法,亦从不弄虚作假,只巧取而不豪夺,时常担心“坏了老孙的名头”。孙悟空是一个性格顽强的“美猴王”,浑身充满昂扬进取的精神,绝无刘备式的懦弱流泪。即使因为斗争的需要也不甘心委曲求全,偶尔有那么一次的“坐小”就倍感痛苦万分。《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大哭场面十分罕见,大闹天宫中仅出现过为数不多的两次。取经路上也有两次大哭的描写,一是小说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写唐僧误以为被狮驼岭的妖怪分吃后曾大哭不止,而这次痛哭流涕却不是出于对师父的牵挂,恰恰因为自己的名声受辱,即使为了形势的需要而一时采取的低姿态也感到痛苦万分。上面这段心理活动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孙悟空“好名”的思想性格,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但算不上一个大丈夫。《西游记》中类似这种通过心理描写去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手段运用并不是太多,作者更多的方面是让人物自己现身说法,通过孙悟空多次自诩式的“自报家门”来反复加深其好“名”性格的展示。据统计,小说中写孙悟空自诩式的“自报家门”当在十次以上,现试举两例证之。在小说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伏熊罴怪”中,孙悟空不仅经常自诩其上天入地的英雄本领和出生以来的辉煌战果,有时偶尔还对自己的金箍棒进行夸饰,自诩其武器的神奇,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先从精神上打败对手。再如小说第七十五回的描写。与前文自诩其大闹三界和西天路上降妖伏魔的英雄壮举不同,本段夸饰则主要炫耀其兵器之神。孙悟空先从金箍棒的质料说起,依次介绍了金箍棒的铸造经过、神奇功能以及他运用此棒上斗天兵神勇、下除妖孽贼寇的赫赫功勋。正所谓:“邪魔汤着赴幽冥,肉化红尘骨化面。处处妖精棒下亡,论万成千无打算。上方击坏斗牛宫,下方压损森罗殿。天将曾将九曜追,地府打伤催命判。”四、以俗为美的趣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雅文化与俗文化既并行发展,又相互渗透、相互冲突和依存,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雅与俗这对美学范畴是随着音乐的兴起而产生的。《诗经》的时代,文史哲混沌,歌舞乐一体,艺术的发展始终与雅俗的对立和发展紧密关联。十五国风,即是当时新兴的俗乐,又是俗文学的的基本样式,它与王畿土地上的雅乐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所谓 “乐”,其实可以完全借指文学或文化)。由于俗乐、俗文学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所以它一经行世便受到正统卫道之士的竭力排斥。孔子对郑声深恶痛绝,在《论语》中,他一再呼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在孔子看来,俗乐与俗文学有悖“礼”的规范,应当加以坚决抵制和扼杀。《萄子•乐论》也认为:“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礼记•乐记》更是对当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大加贬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直到宋代的朱熹还对此耿耿于怀,认为“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尽管统治者极力标榜雅乐,贬斥俗乐,但由于扎根在民间的“郑卫之音”具有全新的品貌和旺盛的生命力,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构成严重威胁。早在春秋时期,俗乐就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冲开皇宫的大门,使庄严神圣的君王陶醉其中。据《乐记•魏文侯》载,魏文侯曾对子夏坦率道出自己聆听古乐(雅乐)和新乐(俗乐)的不同感受:“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由此可见,俗乐具有多么令人迷狂的艺术魅力。从中国艺术的重要部门古典文学的发展来看,雅俗之争虽然贯穿始终,但其中颇有起伏。中唐以前,文人士大夫的“尚雅”心态明显而强烈,“雅正”这一审美范畴,在文学史上拥有广阔的领地,是封建文人普遍追求的审美趣味。“安史之乱”的爆发和连续八年的兵火,使得貌似强大的唐帝国轰然坍塌,给汲汲进取的士子带来严重的戕害,也给 “雅文学”如登峰造极的唐诗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大诗人韩愈仰望李白、杜甫两座高山,深感创作的艰难,在浪漫、写实两路之外,独创 “险怪”一派,并提出了“以俗为美”乃至“以丑为美”的主张,在创作理论上高擎起俗文学的大旗,虽然还一时无法撼动“尊诗右文”传统观念,但对其后唐传奇的出现无疑起到了警醒的作用。词本是典型的俗文学,但一入文人之手,便又“雅”了起来。宋代以后,词学家习惯于将词分成雅词与俗词两大类。雅词内容无邪,语言典雅,意趣高远,风格中正和平;而俗词多写情爱,语词尘下,风格软媚靡曼,从而失去了雅正之致,故为人所病诟。受雅正美学观的影响,正统文人多指摘《子夜歌》,诋毁《竹枝词》。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遏制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冲击和浸润,更对俗文学地盘的扩充和势力的壮大无可奈何。直接受到帝王卿相压制的柳永词,正是缘其“俗”,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以至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特景观。其后,作为俗文学典型代表的元曲和明代小说,虽然不被卫道者所重视,但由于其本身的强大的生命力,而最终却能成为一代文艺样式的代表,取得了与诗、词、文争胜的显赫地位。仅就明代长篇白话小说创作而言,它不仅在形式上代表着俗文学的新生,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体现着俗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以俗为美的平民文化特征也是《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之一。(一)偷盗与行骗: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偷盗行骗几乎贯穿全部小说,可以说他从蟠桃会上兜率宫中一直偷到了朱紫国和平顶山,偷迹踏遍了天宫人间和西天佛土。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以善偷显名,此后更是变本加厉,把骗与偷巧妙结合,西天路上屡试身手,结果常常大获而归。经火焰山,骗取了芭蕉扇;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金角大仙和银角大仙,又连偷带骗,弄走了他们的五件宝贝。孙悟空偷盗技术高明,尽人皆知,声名远播。师弟猪八戒索性就对人夸口说他师兄是个 “开锁的积年”。在别人的心目中,孙悟空则早已是一个积年的惯偷了。东方朔在帝君处与孙悟空相遇,就直以“老贼”相唤:“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让你偷吃。”这里提起小说前七回中孙悟空 “大闹天宫”时偷吃仙丹的往事,太上老君自然记忆犹新,所以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要看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而当孙悟空求借“九转还魂丹”时,他虽心中不愿,却也无可奈何。由此可见孙悟空的偷盗手段之高,不仅远近闻名,而且令人生畏。连玉帝也要礼让三分的太上老君也不敢不送他一丸仙丹,以求息事宁人。如果说孙悟空是以“偷”闻名的话,那么天宫的神祗和西天的佛徒则更擅长哄骗。“大闹天宫”时,太白金星曾给玉帝出主意:“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于是太白金星当面哄骗孙悟空:“玉帝传旨到,‘凡授官衔,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是老汉为大王冒罪奏闻,免兴师旅,请大王授策。玉帝准奏,因此来请。”玉皇大帝也当面哄骗孙悟空说:“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这时候的孙悟空尚未具备火眼金睛的神通,便胡里胡涂地欣然接受了。聪明的孙悟空尚且能被人哄骗,蠢笨的猪八戒上当受骗则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西天取经大功告成时,猪八戒仅仅被封了个等外之列的“净坛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如来佛于是哄骗道:“因汝口壮身慵。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贪吃的八戒自然不再说什么了。(二)“尿”描写:如果说偷盗和哄骗属于道德审丑的话,那么把猴子和马的小便引入作品就可以视之为艺术上的审丑了。参观过动物园的人们都知道,猴儿们的领地一个“醒鼻”的标志就是熏人的腥臊气味。《西游记》的作者在仔细观察猴子生活的基础上,又借鉴了狗类到处留尿的习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闹天宫一节中,独出心裁地设计了猴子留尿“到此一游”的恶作剧式情节,和高高在上的佛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给貌似庄严的神佛投以反讽,既宣泄了作者心中的不满,又给观众带来了会心的笑意。有人说,“无赖猴头在神圣佛祖掌上撒尿,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最具有喜剧色彩最有民众性的一个细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伟大成功”,“这个评价应当说是较为正确的。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猴尿”的描写,还分别在小说第45回和69回写了 “马尿”和“猪尿”。车迟国王佞道排佛,孙悟空领着两位师弟大闹三清殿,不仅偷吃了供品,把那三清教主一起请下供台.丢进“五谷轮回之所”,还顺势撇下三缸 “圣水”,留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品尝。小说第69回写孙悟空给朱紫国王医病,以大黄、巴豆、锅灰为原料,再借用小白龙的马尿,终于制成了专治朱紫国王的特效药 “乌金丹”.彻底解决了国王的消化不良之症。这三次用 “尿”,不仅品种齐全,猴、猪、马、人四位一起上阵,而且各尽其妙。第一次写尿,是调侃佛祖。第二次是针对明世宗佞道的嘲讽,又使人联想起天宫中专门为玉皇大帝炼丹延寿的太上老君。第三次则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人间的君王。参考文献:[1]朱光替.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参见余世谦著.《西游记作者对我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老庵.经典丛书 •西游故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
二、性本爱丘山是他的隐士情怀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世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所以,明代文学可以选择浅谈明代小说特色为主线作为论文题目。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