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藏龙毕业论文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拿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去做最有价值的事 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 成功的秘诀就是抓住那些最重要的事情紧紧不放，我们应该时刻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优先放在那些最能够创造出效益的地方，长期坚持这样去做，成功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你的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你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你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你最应该做的” 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你的生命。 ——李敖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一天，老鼠以自己的性命为赌注向狮子挑战，一定要同它决一雌雄。不料，狮子却拒绝了它。 “怎么？难道你害怕了吗？”老鼠得意地问道。 “非常害怕，”狮子说，“即使你拿自己的性命与我决斗，我也无法答应你。因为你实在长得太小了，就是全身的肉加在一起也填不满我的一道牙缝儿。用跟你决斗的功夫，我可以抓到更好的猎物。”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一定要止步.下面一篇文章 仅供参考昨日《台州晚报》第16版，刊出整版报道《“爷爷考生”的14次高考》。刚刚走出考场的“爷爷考生”康连喜，像凯旋的将军，乐呵呵地向道路旁边的人群挥手致意；而围观的市民们，有的向他挥手，有的为他拍照……这位受到围观市民和新闻媒体热捧的“爷爷考生”，就是67岁的辽宁省阜新市韩家店西瓦村农民康连喜。算上今年的高考，已经是连续14次参加高考了。“爷爷考生”14次高考，精神可嘉。但是，这样的做法可取吗？我看未必。通过报道分析，“爷爷考生”考上大学的希望是不大的。恢复高考当年，他因故没能报上名，第二年参试落榜。后来，为圆大学梦，他连续十几次参加高考，屡战屡败。随着年龄增大，身体的机能都在退化，体力和脑力大不如前，学习能力和应试能力也只能“每况愈下”。更何况，康连喜无妻无儿，靠捡破烂为生，温饱都成问题，没有钱买学习资料，十几年还捧着老得掉牙的旧课本。他以前最好成绩是2009年的303分，去年得了222分；6月3日，面对记者，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看书有些心不在焉，根本看不下去。”如此看来，要在高考中胜出的可能性更小了——既然徒劳无功，何必多此一举？都年近古稀了，也该歇歇了，何必再为办不到的事而费时费神费力？换个角度思考。即便榜上有名，“爷爷考生”也未必能有“好果子”吃。高额的学费是他无法支付的天文数字；三年或四年的大学时光，时间方面也输不起的；大学毕业了，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去找工作，而又有哪个单位愿意招收一个古稀老人呢？一个老农民能奋斗不息，高考不止，屡败屡战的“愚公移山”精神令人震撼，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的精神也让人感动。然而，不顾年事已高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高考，是不是努力的方向出了问题？人生可以有很多梦想，何必一定要圆大学梦？即便一定要圆大学梦，也有多种方式，比如可以读自考，可以读函授——难道非得绑死在“高考”这棵树上？“执着与偏执是一对孪生兄弟”，每个人坚守自己心中理想不错，但更应审时度势——要随着时间、精力和时势的变化，不断修正奋斗目标，不可一意孤行地把自己捆绑在一棵树上。否则，就是执迷不悟。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所谓的“胜利”就是实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可是，很多人苦苦坚持，到最后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胜利，反以失败告终。所以说：“坚持未必胜利”。坚持只能是胜利的一个前提，要想真正的胜利，还必须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如果条件确实不允许，放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明知不可而一味强求，到头来极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电影《卧虎藏龙》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当你紧握双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有时候，如果可以放弃自己固执、局限的想法，甚至放弃眼前的利益，反而会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所以，我想送“爷爷考生”一句话：人生如果走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最初刘泰保的戏要比现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今年的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李安五年前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中台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一户姓王的贫困旗人家庭添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后来的王度庐。也就是这一年，清廷废除了八旗「俸禄」制。霄羽的父亲在清宫一个管理车轿的机构当职员（这个机构当是内务府的「上驷院」），虽有部分薪金可领，但生计毕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亲病故后，家境更趋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学毕业的基础，靠自学而成材的。他的第一部武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开始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河岳游侠传》（未曾单行），接着就是著名的「鹤——铁五部」悲剧侠情小说：《舞鹤鸣鸾记》（即《鹤惊昆仑》、《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传》。一九四五年之前，他还在该报发表过另两部武侠题材小说和《落絮飘香》等四部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几乎每天同时刊载一部武侠、一部社会言情作品，后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左右开弓」、「一心二用」地写成《卧虎藏龙传》的。「鹤——铁五部」当时就很轰动，不仅沦陷区流传甚广，而且不胫而走，影响远及大后方，以致在重庆出现过有人冒充「王度庐教授」、连日演说「九华奇人传」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师承渊源在九华山）。可见，「文化管制」终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庐先生在日寇的文网之下，照样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演绎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给苦难中的读者以精神的慰藉。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庐先生又撰有《洛阳豪客》等十一部武侠作品和《粉墨婵娟》等四部社会、言情题材作品。都未连载；而由励力出版社直接印行。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妇先到大连工作，四年后调至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实验中学）任教。当时，在「左」的文艺政策之下，武侠、言情小说都被打入冷宫，「王度庐」也就在文坛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农村，一九七七年病逝于铁岭。《卧虎藏龙》的情节直承《剑气珠光》（其主人公杨豹是罗小虎的亲兄弟），但就风格、氛围、情感内涵而言，与之内在关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对比、构成「复调曲式」的，倒是《宝剑金钗》。这里显示著作者写作《卧虎藏龙》时，有着一种超越表层情节的深度宏观构思，这种构思与人生观念、情感流向、作品「格体」密切相关。《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伦理悲剧」：孟思昭的牺牲，不是为李、俞的结合扫清障碍，而是决定了伴随他们的永远只能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当「义」与「情」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舍「情」取「义」。然而，作为人性的永恒内涵，「情」又是无法消灭的，所以他们永远得不到快乐。电影《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俞秀莲的「戏分儿」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娇龙当成了「配角」。作为「改编」，这也许不算妙笔，但是改编者对《宝剑金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当偏爱。美国有评论家说，电影《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对婚姻的反叛，「是奥斯汀式的故事结构」，而李慕白、俞秀莲的爱情「却受传统的束缚」。他们所看出的，「正是小说《卧虎藏龙》和《宝剑金钗》在内涵上、观念上、主题上的反差。反差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李慕白、俞秀莲的遗憾，在玉娇龙那里得到了「补偿」。这样，两部作品也就构成了既对比、互补，又承接、发展的关系。在风格上，小说《宝剑金钗》的精彩之处在于「武戏文唱」，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卧虎藏龙》的叙述行为则更加「现代」，作者常取多层次、多视点的非全知叙述角，充满悬念和张力。书中对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绘，更加色彩斑斓、生气勃勃，「京味儿」、「旗味儿」十分浓郁。原著中，刘泰保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闾巷之侠」（这是度庐先生的长处），在电影里这个人物却显得「扁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改编必须「减头绪」。小说里，玉娇龙虽因罗小虎的「盗贼」身份而终于离他而去，但她为了「爱」（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莲为「义」而压抑的那个「情」）和自由，却是不顾一切的：可以与贵族家庭永远割断联系，可以与「白道」大侠们拚死奋战。她的性格更为复杂、丰满：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于心计又不无天真，既决绝狠辣又时或优柔。最后她所不能战胜的「敌人」，正是「自己」。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剧」。李安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戏分儿」有限，对其性格的刻画就不能如原著那样游刃有余。电影结尾的跳崖，虽很浪漫，却不如原著的厚实（小说里是宣称，为尽孝道而舍身跳妙峰山还愿，实乃又是切断家庭羁绊的妙计）。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电影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代精神和现实意义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话，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度庐先生及其作品由影响遍及全国，到「销声匿迹」，又到重被人们「发现」，并且经由李安「阐释」而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剧——中国文化的悲喜剧。想想度庐先生和许多中国作家的遭际，我的「悲剧感」要大于「喜剧感」，这种悲剧感的色调亦非「壮美」而是「苍凉」。但愿中华民族文化的运行不再使人产生此种「悲剧感」，这也许是《卧虎藏龙》最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