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浪漫写在毕业论文里

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人运用,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却是人类文化史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为文学观念形态上的现代浪漫主义,则是二者的融合。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战斗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灼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围绕费希特哲学所爆发的无神论争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莱辛相关涉的泛神论争论。在争论的最后阶段，即使费希特激情澎湃的《告公众书》（“在你们查抄之前，请先读一读这篇文章”，1799年）也不能阻止他被逐出耶拿。在这场争论中，诺瓦里斯明显是支持费希特的。关于《告公众书》，他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篇杰出的短文，使你可以了解我们的政府和牧师们的一个如此离奇的想法和计划，了解一个已部分实施的压制公众意见的计划。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留心观察这些步骤，并从这些前提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文集》，第4卷，第270页）。在他的《杂稿》中，诺瓦里斯甚至还谈到，建立一个“理智的骑士团”——依据启蒙运动的博爱社会而进行的现实思考——将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还有谁会说：他没有捍卫理性的权利？或许诺瓦里斯在他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由此可见，把“启蒙运动”（莱辛！）和“浪漫主义”（诺瓦里斯！）截然对立起来，是多么地错误。那些把浪漫主义与1815年后梅特涅时期的政治复辟等同起来的人便倾向于这种对立（政治复辟的信号：1808年至1809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和宣传部门任职）。先是“青年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涅），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例如格维努斯），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卢卡契）以启蒙运动来反对浪漫主义，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即是政治上的反动。与此相反，无论是向本世纪转折时期的“新浪漫主义者”，还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浪漫主义研究（如诺瓦里斯专家鲁道夫·翁格尔和保罗·克鲁克霍恩），都把浪漫主义看作只是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反动。然而，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并非像笛卡尔与帕斯卡尔那样是纯然对立的。60年代以来关于诺瓦里斯的最新研究（W·马尔施、H·沙恩策、C·特雷格、P·皮茨、W·拉什、K·彼得）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处于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对立关系之中。浪漫主义——正如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希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的传记所揭示的——产生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逃避现实是一种粗糙低劣的陈词滥调。启蒙运动和早期的浪漫主义，在反对诸侯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统治，拒绝偏见、迷信、伪善、压制和火刑，总而言之，在肯定人的自我解放方面，完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浪漫主义与非理性最初只有一种间接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把理性与非理性，即人类灵魂、自然和历史中尚未被意识所达及的领域加以调和。因此，浪漫主义首先应理解为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没有转向反动和复辟之前，它是现代范式中自主性运动的更进一步的阶段。1799年11月，在耶拿的首次“浪漫派聚会”（其中有施莱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卡洛琳和多洛泰娅、蒂克、谢林和里特尔）上，诺瓦里斯朗诵了他那篇很快就在朋友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基督教或欧罗巴》。它激怒谢林写了一首“敌视宗教的”的揶揄诗， 而歌德作为仲裁人，也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在诺瓦里斯生前，《基督教或欧罗巴》从未发表出版，即使诺瓦里斯全集的第一版也没有收入其中，只是在他死去二十五年后，才由施莱格尔在蒂克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出来。在后来的几版中，蒂克又把这篇文章给剔了出去，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才正式付印出版，成为诺瓦里斯的主要著作之一。今天，《基督教或欧罗巴》被视为浪漫主义第一流的宗教、政治、诗歌文献。那么，诺瓦里斯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的呢？诺瓦里斯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797年复活节他的未婚妻去世，到1800年夏天他自己突发致命的疾病这三年间，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建立在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之上。面对索菲（以及稍后不久他弟弟埃拉斯姆斯）的死，诺瓦里斯仿佛觉得一切都是“死亡的、荒凉的、腐烂的、僵滞的”（第4卷，第179页）：“当我还在观看朝霞时，黄昏已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悲伤无边无际，如同我的爱”（第4卷，第183页）。尽管如此，在他的孤独和失落中，生命的意志依然抵抗着一切死的欲望和死的意向，确切地说，这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走向不可见世界的使命”：“充满爱地接近上帝和最崇高者，乃是人的禀赋”（第4卷，第190页）。直到几个星期后，他才鼓起勇气去访问索菲的墓穴，在那里他在“激情闪现的瞬间”体验到了某种类似于他的未婚妻的幻象。就像狄奥提玛对于荷尔德林，索菲的形象对于诺瓦里斯的诗歌活动来说，也成为他生活的伟大典范，甚至成为沟通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类似于基督的中介者。即使后来又一次订婚（与朱丽叶·封·莎彭蒂尔），也没有与此相抵牾。死亡、黑夜和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诺瓦里斯那样，以如此千变万化的形式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索菲身上，诺瓦里斯感受到的不仅是“爱”，而且也是“宗教”。通过与索菲的结合，他确信存在一个和谐与爱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又致力于学习“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弗莱贝克矿学院的专业学习）——这一切都尽可能辨证地，而且常常是以任意的和矛盾的方式，在一个“更高目的”的视野下被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立场出发，去眺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第4卷，第192页）。“更高的立场”——“不可见的世界”现在更为清晰了：摆脱“费希特的魔术”（他让一个人为其着迷），以及“可怕混乱的抽象概念”（第4卷，第208页）。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影响下（他认为，在费希特“知识学”的僵化体系中缺少美学、诗、社交，甚至爱），诺瓦里斯开始潜心研究他早已熟悉的荷兰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弗兰斯·赫姆斯特惠斯（卒于1790年）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唤起了诺瓦里斯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没有发现的许多东西：自然和精神力量的相似性和宇宙的统一性。这种相似性和统一性，一个人只有在他天赋的认识和感觉的“道德器官”（心灵、良心）中才能经验到。这一器官的基本力量就是爱，而诗（诗的真理）则是它的表达。如果道德器官得到发挥，那么，为许多人所期待的黄金时代就到来了。《花粉》（1798年）是哈登贝克继1791年的那首诗歌之后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采用了“诺瓦里斯”的笔名。他当时的许多灵感、思想和主题都体现在这一作品之中：作为“混合性的评论”，它可以引发积极的进一步的思考，并促进一种共同的“同一哲学”，即“综合哲学”。《花粉》与另外一篇具有更多政治倾向并把理想国家思考为诗性国家的《信仰和爱》（1798年）一起，是现今已普遍流行的“浪漫主义断片”的最早例证，且带有一种明显的和典型的浪漫主义向内心转变的特征：“我们渴望穿越宇宙的旅行：而宇宙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不认识我们精神的深度，但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永恒及其世界——过去和未来，要么在我们内心，要么不在任何地方”（《全集》第326页）。那么，诺瓦里斯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吗？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在政治上对他的诗性国家，对作为君主共和制或共和君主制代表的国王和女王（指普鲁士！），对作为牧师的诗人抱有幻想，并为此而向公众（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宣布他关于“基督教或欧罗巴”的梦想的人吗？的确，这几乎就像是一个梦，如果我们去听《欧罗巴》（诺瓦里斯本人对他这篇文章的称呼）开头那段朴实无华、简洁洗练，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曾经有过美好而辉煌的时代，那时欧罗巴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一种基督教还居住在这片由人类所形成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旨趣还连接着这个广袤的精神王国中相隔最遥远的省份（《全集》第499页）。这就是基督教世界！正是在这里，恰恰当我们再一次拿荷尔德林作比较时，显然有某些闻所未闻的东西发生了。荷尔德林最终是想要达成古希腊和基督教的和解，因此他试图通过基督这位重归的神来颂扬希腊的诸神世界。诺瓦里斯则全然不同：他始终没有脱离基督教-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氛围，接受过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熏陶，而且通过所爱之人的死在宗教上被唤醒。现在他重新认识到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并试图通过基督最终战胜希腊的诸神世界。“您一定要见见他；因为您阅读他的三十本书，也不如同他喝上一次茶能更好地了解他”，弗·施莱格尔的女友，多罗特娅·法伊特在写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谈到诺瓦里斯时这样说道，“当然，他还没有让我倾倒。他看上去像一个通灵的预言家，性格怪癖，特立独行，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基督教重新成为一种风尚……”（转引自G·舒尔茨，第124页）。那么，诺瓦里斯，如忧虑不安的歌德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皇帝”或“拿破伦”吗？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诺瓦里斯毫不怀疑地把自己视为“新时代——宗教时代的新生儿。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于这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