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本科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可以去知网查找题目 也可以看看我发的这篇文章参考文献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关于民工荒问题的探究摘要:：“民工荒”问题，作为一个新生的农民问题，近年来广受众多经济学者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结合“民工荒”的现状，对“民工荒”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民工荒”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相应对策。关键词：民工荒，原因，对策金融危机阴霾刚散，广东、福建和苏浙等发达地区又相继传来缺工的消息。企业抢人潮，工厂加薪吸引民工，老板开豪车招工，一时间，民工荒风声水起。在互联网上，关于“民工荒”的讨论也几近白热化。2009年，温州市1-7月劳务市场用工供需差接近10万[1];深圳四月用工缺口为万，5月为万，6月为万，7月为万，8月高达12万。[2]曾几何时，“民工潮”席卷全国的印记我们还清晰可见，而仅仅几年光阴，“民工荒”便转眼汹涌来袭。出现“民工荒”的原因何在?如何有效化解“民工荒”?笔者认为，民工荒现象所折射出的，除了表层上的劳资关系纠缠不清外，背后还折射出许多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探究的原因。一、“民工荒”现象的原因透视毋庸置疑的是“民工荒”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其具体原因主要包括：1、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1年柴编辑荐刊在线Q766085044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日前在昆明表示，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3成，达31%。[3]此外，由于计划生育、“养儿防老”陈旧观念的转变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中国总人口在增加，但人口出生率确在逐年递减，劳动力市场上每年新增劳动力的绝对数也开始递减，无疑给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可见人口因素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个相对长期的因素，所以说今后我国劳动力短缺的趋势不可避免。[4]2、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缺失。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然而由于体制障碍和自身素质等原因，这些以农民身份跻身于城市人行列的特殊社会群体，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繁重、肮脏有时甚至危险的工作，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恶劣。甚至很多民工没有社保、工伤、医疗的保障。政府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国务院也是三申五令，企业不得苛扣农民工工资，但是农民工“为讨工资欲跳楼”的悲剧却时有上演。随着现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试问在他们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靠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血汗工厂”还能留得住人吗?3、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从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几乎成了珠三角企业力挽狂澜最直接的牺牲品。奇怪的是昨天还是民工“返乡潮”、民工“慌”于失去工作岗位，而今天由于经济回温，不少外向型企业外来订单不断增加，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2010年春节后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传统劳务输出地区又纷纷拉响“招工难”的“民工荒”警报。可以说“民工慌”到“民工荒”的变化此悬殊如此之大，让人瞠目结舌和匪夷所思。归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需求与劳动力技能不匹配的结构性错位。由于技术工缺乏，熟练工不够，大量的普工因金融危机的冲击流向又发生了变化，往往会导致“民工荒”与“招工难”同时并存的供求结构错位现象。另外一方面在于随着就业形式日趋好转，面对企业仍是较低薪水待遇，人情味不浓，用工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波动性大，一些返乡的民工在等待观望，害怕有个风吹草动，又得卷铺盖走人，因此迟迟不敢作出外出打工的决定。可见，对于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屡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和危机冲击的牺牲品，他们脆弱的心真的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4、新生代民工族的自我意识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属于生存型农民工，这些“都市的匆匆过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岁的增长，逐渐淡出打工行列。随之，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80后、90后打工者现今成为流动劳动力的主力。与那些靠出卖没啥技术含量的苦力而在城里疲于奔命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所受教育程度也有所提高，思想较活跃，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他们除工资薪水外，更加注重工作待遇、环境、收入福利和自我发展等。此外，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公平意识、公民意识等等也在不断增强。他们敢于向没夜没日地加班却又不人道克扣工人工资或给极其低廉加班费的血汗工厂说NO。跳槽换岗的民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部分经营理念放不开的企业难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和新生代民工看利益和发展需求，难免陷入招工难的窘境。此外，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脏、重、累、苦、险和城市人很少问津的工作，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宁可不工作，也不愿从事。因此如何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5、"民工荒"格局生变 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近年来内陆省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利用国家出台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为中西部劳动力大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很多农民工纷纷从沿海地区回归内陆城市。此外，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比中、西部地区并没高出太多，且生活成本却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原有的地区优势得不到明显的体现，也是造成“民工荒”格局生变，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一个原因。因此，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大幅减少，是2009年下半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计局称。6、愿意外出务工的民工数较往年下降。由于城市户籍、住房、社保等制度改革滞后，门槛设置太高，条件限制的过于苛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曾让多少怀揣着梦想，想在城里扎根、携子打工的民工伤心欲绝啊。虽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但民工子女没有流入地户口，无法享受当地政府的教育经费。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不一样，农民工子女须要多交赞助费、人情费、寄读费、择校费等等，因为费用太高有些农民工因负担过重原因，已准备让子女辍学，也有的准备让子女回家乡读书，以减轻负担。子女回家乡读书又与在城镇打工造成矛盾，为了下一代他们不得不“望城兴叹”，望而却步，不得不承载过多的失落，带着子女踏上归乡的路。7、中央新农村政策的利民效应。随着中央减免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等惠农富民政策的相继出台，不仅完善了农业补贴制度和市场调控机制，而且还大力开拓了农村市场，提高了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得农民在家乡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享受改革成果的农民对于这些新政策的反响自然强烈。如果外出打工挣的钱与务农的收入差别不大，农民当然会权衡利弊，选择回流。他们或在家种田、或从事种植养殖业或选择就近打工或利用在外打拼时学来的一技之长，走上一条自主创业之路，也不愿意撇下一家老小去外地打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农民进城务工难的现实环境下，沿海一些地区却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其实只是一种假相，并不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真实反映，而是劳动力市场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错位。因此，“民工荒”现象暴露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众多的深层次矛盾，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二、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笔者认为，解决民工荒问题方案的核心在于保障农民工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1、加强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正如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的那样，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6]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7]笔者认为，缓解“民工荒”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大职责。尤其是在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全社会更应该尊重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使其充分享受人身自由权利、就业权利和子女受教育权利，可以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成果。这就需要政府大刀阔斧地将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并进一步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和执法力度，严肃开展和清理拖欠工资的“零欠薪”专项行动。对那些恶性违法违规、侵害民工合法权益的单位或个人,不仅严肃追溯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应通过新闻媒体等手段予以曝光。同时也可设立举报有重奖的制度，让农民工敢于站出来争取自己合法利益，而不用顾忌因此会遭到企业解雇或排挤或打击报复的遭遇。2、制定有关政策，为改善农民工生活提供制度保障。笔者认为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此，城市政府应该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变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分离体制，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把那些因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而被牢牢“绑在”农村的农民工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允许公民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生活地点以及工作的职业，从而逐渐淡化和消除城市户口背后所附着的利益，使农民与城市居民真正获得平等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而不再遭受身份的歧视，从而最终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3、创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实现人性化管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应注重改善工人劳动环境、提高工人生活待遇，加强工人的技能培训，从而发挥他们的最大优势，创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实现人性化管理。因为，当今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再不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三等工人”，而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择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甘满堂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有着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意识，更想通过个人努力在城市找到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特点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想基础，也是国家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契机。[8]企业如果一味地把他们当做冰冷的赚钱工具，盲目地追求短期的和眼前的经济效益，任意欺诈、剥削和为所欲为地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最终会令他们缺乏归宿感，认为自己除了是老板手中的赚钱工具外，没有其他任何存在的价值。若这样，对企业来说，那也将是作茧自缚，断了自身长效、可持续发展的后路。因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强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殊群体，其身份第一次在最高级别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足见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注与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决心。[9]4、“民工荒”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等多方位的努力与改进，而且更需要作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农民工自身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对于当前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农民工自己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民工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是自己不能胜任工作而造成的“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两种尴尬场面。因此农民工应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执着努力，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从而逐步向技术含量高、工资相应也高的劳动岗位过渡，为“民工荒”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那样“劳动者只有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综上，现阶段，我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农民进城务工难的现实环境下，沿海一些地区却出现“民工荒”的现象，这绝非偶然，是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和农民工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浅论能够唤起各方对农民工的关注，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城市真正包容他们、欢迎他们。【参考文献】[1]周呈思.缺工10万温州“用工荒”调查.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深圳8月缺工达12万人次[N].深圳商报，2009-9-16.[3]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10-09-09，新华网.[4]庞冬梅、“民工荒”日益加剧告诉我们什么?[N].金融时报，2009-9-26.[5]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总量增长，2010-03-21，中国经济网.[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8]筑梦城市：1亿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实录，2007-12-29，半月谈.[9]乔太平：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06-18，中国改革论坛.[1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20-121页.

《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虽然一个社会的外部局限性在于它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的正当性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理念，成为现代各国的共同追求，并成为现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及时地调整公共权力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从而满足经济增长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这应当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近平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优麦电子商务论文>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代理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 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通过政府制度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这可能是需要达成共识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从历史类型来看可以说首先是<优麦电子商务论文>一种否定性民主，它否定了旧的专制政治而建立了新的人民的统治，实际上这一民主的功能仅仅在于明确由谁统治。而建设性的民主是以公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以公民福利和安全最大化为目的的，关注民主的宪政化即自由民主，这也是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的依据，因为从治理理论来看，政治制度只是公民福利和安全的一个变量。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奠基是以暴力政治为途径，政府制度是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的话，那么通过满足善治目标的政府制度的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才能使这一创新有较准确的方向感和现实感。最后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是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发展以公民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自由、平等、宽容、互惠互利，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是在公共理性指导下公民文化的一般内容。离开这一公共政治文化，治理的政治仍无根基，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治秩序建立的充要条件，也是治理模式转变的伦理支持。要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走向善治，可能要付出许更多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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