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环境
如何面对中国画创新问题绘画是创造性的艺术,绘画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新。绘画的创新与自然科学中的发明创造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绘画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绘画的创新除了能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官刺激外,其艺术内涵要与观赏者的心灵沟通,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绘画艺术的创新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也就不存在什么价值了,绘画艺术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向前发展。中国画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创新的问题,然而,当今的中国画家面对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绘画的创新决定于技法的变化与艺术风格的体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多数画家都倾向于在“术”的环节中煞费心思,其结果,要么是局部的改良,要么是人为的制作,要么是嫁接西方的油画技法。尽管如此,其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面对如此结局,有时连作者本人也为之感到惭愧。更有甚者,为了强夺人意,硬要为其冠以“现代”或“前卫”的名头,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一些人的浮躁与急于求成的心态。从这个现象中反映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失去理论指导或根本就没有理论作为创新的基础,抑或只刻意在“术”中求“术”的框框中寻求创新,最终只能使中国画的发展走向衰落。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出现了这么多不尽人意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一些画家虽然深知只有解决了技法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才能够达到创新的目的,但是却不知解决技法创新的问题并不是单凭着画家的主观臆造可以获得,中国画技法的创新与变革来自于“理”,没有“理”作为研究技法创新的基础,很难实现创新的目的。创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形式是件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因此面对中国画的技法创新问题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要以中国画发展之“理”认识中国画的技法创新问题。这样可以从理论上看到中国画技法创新之根本,产生有理论根据的中国画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表现技法。现在有许多中国画家面对创新问题,很少有人以中国画发展的根源研究中国画的创新,更谈不上以哲学与史学的理念认识中国画的创新问题,这就造成了看不到中国画创新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导致一些人忘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而以人的主观臆断、自以为是的心态去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这种既没有理论根据,又没有正确的艺术思维主导的所谓创新,又怎么会达到创新成功的目的?尤其那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无知的鄙视、无原则的失落,这不仅反映出了一些画家由于自身知识的肤浅而造成的偏见,更多的是对自家文化的不负责任,故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今中国画界出现的那些所谓的“前卫”艺术,为什么会有变相抄袭西方之嫌的问题了。所谓创新应体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创新方法,其二是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其艺术内涵的深度。解决创新方法的问题最重要是要建立起新的艺术体系,使其更加完善,这是中国画建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的最基本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以其主观臆想而产生的某种技法与风格都难以成立。只有在符合中国画发展的艺术体系与艺术思维的指导下,才能够产生出全新的中国画表现形式与表现技法。然而,这一切直接触及到的就是如何对待“笔墨”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笔墨”,会窒碍中国画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强调“笔墨”,中国画就无法“转型”等等,以至近百年来多数人对此一筹莫展,莫衷一是。事实上这种提法非常主观臆断,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理”的原则在改变,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意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意象”笔墨之方法;“象意”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象意”笔墨之方法;“悟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悟象”笔墨之方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即中国传统文化,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表现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艺术风格。面对中国画创新问题,只有沿着中国画艺术规律而行才能顺利向前发展。中国画家如果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没有深入彻底的认识,那将永远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当今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在中国画界以及中国画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此理而论,中国画发展并不存在怎么“转型”的问题,实际这种所谓“转型”的提法,完全是由于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匮乏,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而产生的主观臆断。除此,还有人在中国画发展出现问题的今天,提出了中国画应与西方艺术“接轨”的论调,然而他们并未搞清楚,中西方存在着不同的哲学理念。中西绘画无论是哲学体系,还是艺术体系,它们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均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性、文化底蕴与思维形式。一些中国画家及理论家面对中国画的前途问题,提出“接轨”的论调是不切合实际的,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画艺术发展的悲观心态。中西绘画是在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体系引导下产生的艺术形式,那种不问其“理”,只谈“接轨”的论调,只会将中国画的发展引向歧途。如何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出新的艺术思想,即表现出艺术作品之灵魂,这是画家们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一个没有成熟艺术见解的画家,不可能创作出具有深厚内涵的艺术作品,更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当前一些青年画家对中国画创新问题,多倾向于所谓的“实验”,甚至一些评论家对此也大加欣赏、极力鼓吹,然而这种实验的结果又当如何呢?事实并不乐观,反而却给中国画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更大的困惑。何谓“实验”?“实验”即是一种尝试,或成功,或失败。积极地看,当前出现的所谓“实验”美术,客观上反映出了一些关心中国画发展前途的画家为之做出的努力。然而由于这种“实验”是在一种缺乏理论依据的前提下出现的产物,不可能形成一种体系,更无法表现出更深刻的艺术内涵,因此,这种“实验”无法成功,不乏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就成了一种失去理性的盲动,其唯一可以依靠的理论,即画家的所谓“感觉”或主观臆测,这种缺少理论根基的谬误之“理”,又如何能够成其为“实验”美术的理论支柱呢?因此也就很难达到其“实验”的目的,以及具有理论性的说服力。面对这种所谓的“实验”作品,不难看出一些作者无非是受了当代西方抽象思潮的影响,将西方所谓的抽象转嫁到中国画的宣纸上而已。因此可以断定,这些画家对西方绘画的发展与现状,并未从理性上去认识,只是在表面得到某种偏激的启示,岂不知自己已经跟随西方绘画走向无奈。浮浅的认识带来了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不伦不类的作品,其表现出来的东西要么奇丑无比,要么糊涂乱抹,甚至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自己在表现什么,对此还能有什么艺术内涵而言,更谈不上以创新而论。虽然有人将这个现状看作是与西方艺术的“接轨”,但是以吾之见,这种所谓的“接轨”实则是在“搭车”,是在步西方早已失去理论支柱的所谓“前卫”的后尘。当前在中国画发展中出现的这种毫无理念与理性,盲从“接轨”、盲目实验的结果,最终导致的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变相否定与放弃,得到的则是非中非西的“夹生饭”,很难产生独立的艺术体系与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国画艺术。另有一种以标“新”的文字游戏而出“新”的所谓“新文人画”,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细观其作品,无论从“字”到“史”,从“意”到“雅”,都难以与“文”搭上关系,更不可能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古代文人画相提并论。甚至有些“文人画”作者标榜为绝句的诗,竟连平仄都分不清楚,还如何谈得上“文”,更不要品其艺术内涵了。真不知如今的“新文人画”究竟“新”在哪里,也不知其中的“文”是超越了古人,还是落后于古人,对此其作者是否真的搞清楚了?无论是“实验”出的作品,还是“新文人画”,为什么很少博得专家的赏识,以及人们的喜爱呢?其原因并不是欣赏者的水平差,重要的是人们需要的是美的艺术,需要的是能与人心灵相沟通的艺术,需要的是有深邃艺术内涵的作品以及货真价实的艺术作品。并不喜欢那种丑陋、脏乱、说文不文、说雅不雅、不伦不类的作品。事实说明,无论丑与美,重要的是与人的心相通皆可谓之美,那些并不知道丑中之美为何物,缺乏理性的以丑为美的所谓作品,只能使人感到一种狂燥与变态的心理在宣纸上的自我发泄,以及江郎才尽的表现。可以说人的意识、学识、心态决定了画家作品中的艺术含义,那种对西方艺术肤浅认识,以及不文充文的半瓶醋作风很难登上艺术的顶峰。中国画的发展越是到高级阶段,所体现出的艺术内涵就应该愈加深刻,这就要求一个画家必须具备真才实学,才可能体现出在当今文明发达的时代中,一个画家所应该具有的艺术深度。自古以来,绘画创新一直是画家通向成功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就要求画家必须建立起良好的艺术心态,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才能够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向成功。然而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画家在这条道路上摔倒,甚至至死不悟,就算是有成就的画家,往往都是耗尽了大半生的精力才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绘画创新的艰难程度。绘画艺术是天才加勤奋的事业,无论谁,只要拿起画笔将其作为事业,就意味着在用自己毕生的精力赌其成败,故切慎之。
致远……
浅谈对中国画的认识首先我想说对于我们建筑学来说,对国画的认识是更有裨益的。各类的中国画首先给人一种意境美和音乐美,在使人在了解画的同时,也得到审美能力的锻炼在着我就谈一下自己对中国画的认识,我觉得了解中国画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画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精神山水画萌芽于晋朝,顾凯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第一句就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水画已成为一个主要表现题材,我觉得人对人自己认识太深才觉得每幅画人的言态表现得不尽人意,山水可夸大其气势表达出其意境即可,狗马只须表达出其形而已从顾凯之仅有的山水画《洛神赋图》中可以窥见当时山水画初期形态的端倪,基本上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所记载的样子,传本〈洛神赋图〉中的山水部分,确实如其所言“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拮”,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无论是山水还是树石,都表现为高度的概括化,比如树的表现,银杏树仅象征性地以三五片银杏叶概括,树枝的“列植之状”也是“若神臂布指,离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印行树有很大距离,正如前边所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石仅以“高古游丝”线条勾勒,而没有皴法,但我认为,水法和云法的表现是极为纯熟的,水云的流态动势相当完美,由此可见,山水画的表现在当时已达到的艺术水准只是没有后来的布局合理罢了初期的山水画往往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配景,即使独立为一个专门画种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山水画初期的这种形态是不足为奇的,虽然我们现在已不能得睹六朝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而且见于史料的早期山水画家也不是很多,顾凯之,宗炳,王微等人关于山水画论的发展为当世山水画的发展和成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历隋唐,五代诸朝,山水画渐盛。他们可谓山水画的先驱,六朝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起点,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却导致了美学上的最灿烂,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当时不忍心目睹石灰的琴棋书画的隐士,且当时类似于陶哦渊明,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普遍流行,此时人们对自然美有了更深的认识更促进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载的始宁山就是典型的例证,他的山水诗开拓了山水诗写实的审美之路,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说明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也益于诗的发展和衍生。山水画在六朝时期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自身的发展。汗以前的艺术家往往以工匠身份出现他们都依靠绘画的手艺谋生,绘画是功利的,必须围绕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创作,但也不同程度促进山水画的发展说山水画的内在精神,中国山水画十分强调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山水画创作中,作者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以及作者的情感流露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画家应当“以情入画”力求“情景交融”,正如在一幅山水画上题一首诗或多一个红戳更能增加山水画的内在精神和蕴涵,在对客体世界有一个多侧面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凭借心灵感受概括勾画出山水形象,者便是“迁想妙得”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所显露出来的气质和高雅的格调,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深的文学修养。因此山水画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唐代山水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均提倡到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欣赏中国山水画我觉得应该首先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内在精神,中国山水画是中华民族艺术知会的宝贵结晶,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艺术体系,所以民族性是中国山水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中国山水画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即简练,恬静,含蓄和韵律等其实山水画从一开始就与其它的道家,佛家,儒家有关,佛家的禅宗对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它没有连续性和次序性,认定在精神上能够出现自发性的领悟,这种领悟实际上是对人世解忧的解脱和心理障碍的排除,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国山水画家们孜孜以求的佛家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孔子最早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以道德价值来评价山水,但是这种对大自然的审美追求,客观上已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其中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中国传统山水画感情含蓄,气息平和的总体风格儒佛道的自然观影响于山水画共同点有三个:一是取法自然,用于自然的统一,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三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中国山水画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绘画不能没有哲学思考,没有哲学思考的绘画是没有灵魂的绘画。作山水画须先胸有丘壑。“意在笔先”是中国画构图的特点,落笔后应意到笔随。我们不能忽视道家这里的深远影响,传统中国画家长期艺术实践中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画在落笔时就应考虑各种阴阳关系,加以对比此和谐的处理,如方圆,横直,点线,刚柔,浓淡,冷暖,轻重,虚实等等。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树活则灵”正所谓山水之静动,顽与灵,均是大自然中存在的各种阴阳节奏关系,作为山水画家如果不自觉到自觉地运用这些关系,笔下可如神助其实,从个人观点,我感觉速写,素描,水粉与山水画之间无不有很大的联系,其明暗,线条的刚柔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遵守透视规律是不同于装饰画的中国画的历史是为了承前启后,我们应齐心协力,使中国画这个传统的画钟更加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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