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师日常文案毕业论文

1 幼儿园教师论文：餐巾纸的妙用点心后，一个孩子用餐巾纸擦嘴后随手一扔，一旁的孩子随口叫到：“这张餐巾纸真象一只鸟”。顺着他的话音我朝前一瞥，可不，还真有点像呢！于是我马上组织幼儿对这张餐巾纸展开了讨论：请每个孩子说说它像什么？是不是所有的餐巾纸都能折叠出这些样子呢？于是在第二天的电脑创意绘画活动中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内容：发给每个孩子一张餐巾纸请他们任意折叠，而后请每个孩子来说一说你的餐巾纸像什么？随后我挑选了两张较为典型、并有代表性的餐巾纸进行扫描处理，作为孩子们上机操作的素材。由于孩子有了一个平面想象绘画过渡到电脑想象绘画的活动过程，这样一来解决了幼儿在电脑上刚上手的难处，有了一个缓冲过渡的过程。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过渡，孩子在后面的电脑操作中不再感到困难和无从着手。经过孩子的想象创作一张普通的“餐巾纸”变成了“蝴蝶”“小鱼”“芭芘娃娃”“球鞋”等等。为了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我提出了“电脑绘画活动中培养大班幼儿创造力的实验研究”的课题。其研究的根本价值不在于孩子运用绘画工具的技能有多熟练或是画出的作品有多惊人，而在借纯朴的一草一木、一个玩具等绘画素材，将创造与想象融于一体，让孩子在电脑这个天地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用他们独特的电脑绘画语言描绘出富有童趣、情趣、乐趣的画卷。从而使电脑绘画一举成为发展幼儿创造潜能的现代化教育平台。使幼儿创造力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培养。通过此次活动我感到教师为幼儿提供的想象素材必须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餐巾纸”是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接触的及其普通的物品，选择这样的物品作为电脑创意画的想象素材幼儿感到新鲜有趣，加之“餐巾纸”折叠的形状又很能引起幼儿的想象，由此幼儿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用他们独特的电脑绘画语言描绘出富有童趣、情趣、乐趣的绘画作品。在整个活动中我和孩子一起沉浸在想象的天地中，在与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中我钦佩孩子们的想象力如此的丰富与大胆，同时也对教师在活动中的指导作用有了更一步的认识。让孩子在想象中创造，在创造中想象是我开展此次活动的真正目的。2 幼儿园教师论文：谈幼儿早期识字阅读阅读学习是个体进行终身学习的重要手段，阅读能力是对一个人终身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素，是未来社会一个必须具备的能力。近年来早期阅读已是我国幼教界逐步受到重视的一个新课题，《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也明确地把幼儿的早期阅读方面的要求纳入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提出要“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有关研究指出，人的主要阅读能力，是在3--8岁期间形成的。如果在婴幼儿时期不及时启蒙阅读意识，激发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幼儿入学后就可能出现学习适应困难。因此怎样在学前期为幼儿创设适宜的早期阅读环境，为他们进入学校后的书面语言学习及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是目前幼儿园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为幼儿提供阅读的材料。“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对幼儿来说，书籍更是学习语言的重要载体。在学前阶段，幼儿所接触的书面语言一般是他们已知道的东西的文字代码。从幼儿认识书面语言这一特点出发，在早期阅读活动中，我们应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有的放矢地为幼儿提供大量的有具体意义的、形象的、生动的阅读材料，并摆放在幼儿容易拿到的地方，让幼儿自由地选择阅读材料，自主地进行感知、体验、探索。例如：在每次阅读活动前，教师在活动区、图书角里要提供相应的新图书，新图片，并向幼儿介绍图书、图片的名称和内容，以激发幼儿阅读的欲望和兴趣。在阅读活动结束后，可开展角色游戏活动，让幼儿挑选最喜欢的角色进行表演，或者讲出自己最喜欢的一段故事情节，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在为幼儿提供阅读材料时应注意三点：1、图画色彩鲜明、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2、与幼儿生活有关，图画内容简单具体有趣，能让幼儿有兴趣看下去，并让幼儿有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机会。3、文字正确优美、朗朗上口，句型短而重复。通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帮我早读书\"教材是比较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早期阅读材料。这套教材图文并茂、语音规范、语义浅显、知识面广，幼儿通过听声情并茂的录音磁带、看色彩鲜艳的画书、读朗朗上口的文字，通过游戏和生活，逐步将口语符号与文字符号联系起来，自然地过渡到早期阅读。二、提供阅读的机会和场所。皮亚杰认为：幼儿的发展是在与主客体交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幼儿与客体环境的交互作用愈积极、主动，发展就越快。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能进一步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使幼儿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接受书面语言。早期阅读活动重在为幼儿提供阅读经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渗透阅读内容，为幼儿提供阅读机会和场所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根据幼儿教材，利用一切机会和场所，将季节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幼儿的日常生活等与阅读教育相结合，让幼儿充分享受书面语言，潜移默化地接受有关方面语言的知识，通过不断的感知内化，积累阅读经验。三、建立互动的阅读关系。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的组成，不只是一个地点、一本书。人，才是引导幼儿学习“与书对话”的关键，整个阅读行为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人。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是早期阅读教学活动的重要构成因素，幼儿阅读兴趣的产生，阅读能力的发展离不开与阅读交往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与幼儿建立了“师生互动”的阅读关系。在轻松、愉快的亲密气氛中，读些书给幼儿听听，引导他们选书、看书、读书；引导他们发问、讨论、思考；引导他们进行绘画、表演、歌唱、做游戏等阅读延伸活动。并通过“生生互动”的形式，让幼儿之间相互合作、交流。通过这些努力，发展了幼儿的阅读技能，使幼儿产生了阅读的愉悦、快乐之感。我们还十分注重家长的参与，通过“亲子课堂”的形式，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了一种互动的阅读关系。许多研究表明：父母越早开始、越经常和孩子一起读书，孩子对文字的理解能力、写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知识面就越广。家庭环境及父母阅读习惯对孩子阅读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影响。在有空闲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常常会给自己的孩子朗读一两个小故事：能和孩子一起看看幼儿读物。有的家长还很善于引导自己的孩子，在讲完故事后一起交流感觉；提一些问题让孩子动动脑筋；或者一起扮演角色进行表演等。我们的家长和幼儿之间的关系变的更加亲密、和谐。通过建立“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家长幼儿互动”的阅读关系，幼儿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想象能力、创造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们表现出了更强的自信心和自主精神，阅读真正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四、开展丰富的阅读活动。在我们的生活里，处处都有幼儿阅读的机会和内容。把握时机，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幼儿在“玩”中学，培养他们阅读的兴趣，促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从而提高幼儿语言理解能力、发展想象能力、交往能力，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独立性、好奇心和创造性个性，促进他们个性的和谐发展。3 幼儿园教师论文：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当今的幼儿，基本是独生子女，自理能力普遍差，所以培养自理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下面给家长朋友介绍几种方法。 观察法 录制一些孩子自己穿衣、吃饭、自己照顾和管理自己的录像片，或者在幼儿园内选择一些做得好的小朋友做表演，组织小朋友看，然后再举一些与此相反的事例，让小朋友去对比，从中分辨是与非，好与差，激发孩子自理的积极性。表演法 根据孩子不同的特点和不同时期的要求，创设一些情境，可与家长一起扮演不同的角色，把正反两方面的形象表演给大家看，鼓励小朋友向做得好的学习。直观法 对最基本的技能，由家长做示范，然后指导小朋友一步一步照着做，同时还可以根据每位小朋友掌握的程度，加以改正和指导。游戏法 这种做法，不是事先确定表演者，而是根据需要先明确一个主题，然后让小朋友参加这种游戏，在参与中快快乐乐地学会某种本领。这个方法在幼儿园中可由老师带领。提问法针对实际，向小朋友提出一些，让他们思考后回答。接着再让小朋友自己提出一些，由家长回答。通过提问和回答问题，明确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故事法选择和自编一些故事，讲给小朋友，让他们通过故事，明白一定的道理，从而知道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在3岁以上的孩子中，可以发组织小朋友自己讲故事，还可以在家长讲完之后，让小朋友续故事，通过讲故事做到自己教育自己。奖励法 一个时期提出几项要求，然后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比，凡是进步的，哪怕一点一滴都给予肯定和表扬，并在自制的评比表上贴上小红花，鼓掌祝贺。不仅可以进行单人比赛，还可以进行多人的比赛。娱乐法 将日常生活中经常做的事，如洗脸、刷牙、梳头等，编入活泼欢快的乐曲中，编成小的歌曲，教给小朋友。也可以把一些事情编成顺口溜、儿歌教给小朋友。这样便使幼儿通过娱乐的形式学会了一些本领。单教法 每个小朋友都可能有特殊情况。所以要用单教法，就是“练兵教练”，手把手一点一点地教会。以上几种方法，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灵活运用，只要坚持不懈，幼儿的自理能力就会逐步提高。4 幼儿园教师论文：有效发展幼儿的想象力 一、生活是幼儿想象力的源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没有形象的呈现，就没有理智活动。”他指明了形象思维发展中的重要性。生活里的形象反复出现会在人的记忆里产生意象，想象力是在意象基础上发展而来，培养幼儿绘画的想象首先应丰富他们感性经验。首先应多带幼儿去郊外体验大自然的风光。春天的百花齐放、柳枝发芽，燕子呢喃；夏天河水碧波荡漾，泛舟河上、岸旁垂钓、听青蛙歌唱；金秋硕果累累，树叶有红、有绿，遍地金黄；严冬皑皑白雪，银装素裹，大地着上神秘色彩，使幼儿领略了大自然的美，又引起许多的幻想。其次引导幼儿观察发现生活中的美。如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交警叔叔不畏酷暑寒冬在指挥车流；妈妈每天不辞辛苦地骑车送孩子上幼儿园，激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看到修路工满身尘土挥汗劳动，使幼儿知道现代建筑是许多人不辞劳苦的结晶，就会产生不同的新鲜感受，更会联想出许多往事传说。带幼儿听音乐，看晚会演出，使幼儿不但领略到乐曲的美妙，更能提高审美意识。例如教幼儿画“新式汽车”前，我先带他们观察马路上各种车辆，而后让他们看一看、摸一摸、玩一玩各式各样的玩具汽车，使他们由远及近、有浅入深地感知了汽车的构造、用途，在此感性经验基础上又向他们出示了许多奇特的新式汽车图片，孩子们兴奋异常，思维开阔，大胆想象，按捺不住急切作画的心情，就连调皮捣蛋的孩子也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创作中去。结果孩子们创造出了“飞机汽车”、“苹果汽车”、“机器人汽车”等极其富有想象力创造性的作品。二、情感是想象力发展的不竭动力。幼儿天生就会画画，他们会用绘画来发泄情感，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心智，因为心灵是智慧的土壤。艺术的表面是形象，艺术的背面是情感。我们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孩子在画什么东西，但实质上是一个孩子在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发泄，是用画笔来表达他内在心灵的需求。画画是人人本有的天禀，幼儿天生就爱画画，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那种不能用语言和言情表达之外的表达，就是绘画。所以儿童画是幼儿情感的必要表达方式。他们从两岁开始，只要手中有画笔，就喜欢画画涂涂，旁若无人地陶醉在想象之中，如果大人横加喝斥，就会扼杀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意识。要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注重幼儿学习过程，让幼儿画其所画，画其所想，使幼儿按自己的兴趣由感而发，由情而画。注重引导幼儿的情感因素，只有情趣才能爱画画，只有爱画画，才能有激情，才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出好作品。例如听了故事《美人鱼》后，孩子们深深为美人鱼的故事所感动，讨论热烈，有的说： “美人鱼太可怜了，我不想让它死。”有的说：“我想让美人鱼会说话。”有的说：“我想让美人鱼结婚”等等。我让孩子们画“我能为美人鱼做点什么”，孩子们纷纷拿出手中的笔，画出了自己想象中的美人鱼，五彩缤纷，形态各异。刘音小朋友画出了美人鱼过圣诞节，小鱼们送给美人鱼许多漂亮的礼物；齐筱颖小朋友画出了美人鱼要生孩子了，美人鱼的肚子特别大，里面有两个小美人鱼。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画，她说：“我想让美人鱼有孩子，这样她就不会死了！”多么稚拙的语言，毫无造作之气，儿童天生就是艺术家！三、实践是想象力的发展的归宿儿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想象力丰富，作画自由，无所顾忌，随意夸张，对世界充满新鲜感，什么都想知道，他们好奇好动的特征大都反映在玩上，在玩中增长知识，在玩中求乐。了解这一心理特征，教师在辅导时就应该从玩开始，玩就是美术启蒙教育的第一步，例如小班的玩色活动就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教师在辅导画画时，应打破常规，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顺应童心，倾听他们的见解和判断能力，为其创造一种自由、愉快、和谐的民主气氛，尊重天性，顺其自然，潜移默化地引导。想象是创造的前奏，不会想象就不会创造。对此，教师要多种手段、多种方法相结合，集绘画、诗歌、舞蹈、音乐、游戏于一体，积极引导，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鼓励他们好奇的张扬，启发幼儿大胆落笔，创作与同伴不一样的作品。只有在自由自在的创作过程中，幼儿才会画出智慧的火花，才会更好地发挥想象、创造潜能。多鼓励和提倡儿童大胆地画，无论是想象画、写生画、创作画、自由画，都应让儿童亲自去体会一下，实践一下，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儿童的天赋才能得到发挥、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创造性才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挖掘，儿童的聪明才干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记得有一次我让孩子们画“水果想象画”，在孩子们观察和了解各种水果的基础上启发想象：“现在我们来变魔术，让这些水果变成小精灵，有眼睛、嘴巴、手、脚……而且会哈哈大笑，会生气，跟小朋友一样，它们生活在自己的王国里，如果你是水果小精灵，你愿意打扮成什么样子，做什么”。孩子们兴奋不已，随着音乐做出了各种动作，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们在绘画时兴致昂然，边画边联想，没有一个说“老师我不会画的”。结果有的画出了水果小精灵放录音机开舞会，有的画出了西瓜国王发脾气，有的画出了美的菠萝公主，长着长长的卷发，穿着美丽的花裙子……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5 幼儿教师论文：如何让幼儿愉快的唱歌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