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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们借用诗歌的手法来表达自己情感，抒发自己的志向，展望国家民族的未来。读古诗词，是丰富现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精神生活，重拾一颗岁月风尘无法掩盖的“诗心”。我认为读古诗词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能传承发扬古诗词魅力，提高社会风气。

古诗词的阅读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特色，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泰山，被红日映白雪的自然之美所震惊，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种各具特色的美景，足不出户便可以欣赏到，以诗词为眼，穿过千年，跟随古诗词的步伐，走遍祖国的山川湖海，感受中华诗词的美丽，心中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不得不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绿水青山叫好。

其次，在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追求高速高效的快节奏的生活中，阅读古诗词何尝不是一种放松方式，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同时也可以在古诗词中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丰富我们的情感体验，陶冶情操，增加自身文化底蕴。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中，学习即使面前困难重重，也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地去迎接它、挑战它。在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慨时光流逝的无情，体悟超脱物外的旷达态度。

古诗词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经久不衰，而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表达对于旧社会落后思想问题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当今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女子成为男人的附庸品，没有自身价值，以男子为中心进行“圆周运动”，全身心都投入到男子的身上。

但是在《氓》中我们看到一位女子从沉溺恋爱满心欢喜，到嫁为人妻受人嘲讽开始反抗的反思与觉醒。面对丈夫断崖式的改变，她没有顺从和放弃，而是在悲愤中清醒，在痛楚间走向决绝，她有着超出当时社会的先进性思想，努力地、拼命地挣开枷锁，打破束缚。这种不依附他人，自尊自爱的精神于当时社会中对于当今社会也有很大影响。

近些年来，“女性独立”“女性自强”等词语频繁登上热搜，女性自强自立思想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女性不再是物品，屈服于男子的制裁。面对家庭暴力等众多道德和法律问题，她们不再躲避起来将痛苦默默忍受，而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灵魂，从深渊中觉醒，将自己的才华与魅力展现出来，彰显女子气概。这种精神也会是新时代精神力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女性从尘埃中走出，逆光前行，向阳而生。

在历史车轮不断向前前进的路上，古诗词作为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它能表现出任何一种语言表达不出的意境，正因如此，身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我们应拾诗词之砖瓦，筑时代之大厦，更应该珍视它，正视它。将新时代精神融入古诗词中，给之注入新鲜的血液，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我首推诗词歌赋,因为在我心中,它们是最特别的存在,也较具代表意义.我自小便极喜爱唐诗,及长,又觉得词的韵味更深远些,后来涉猎多了,便愈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不免感慨那些古人的才情,确是现代人无可比拟的.有时候看多了那些诗词,便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清灵的感觉,所有的一切皆可抛至脑后,宁愿“采菊东篱下”,抛却扰人的尘嚣.有人说我太情绪化,我不否认,有时我看了一阙词,忽而体会词人的感受便不免难受起来,极易被那一阙阙词控制感情,然后心便隐隐痛了起来.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之大,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此后并对韩国、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作中国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文化前进.先前：传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她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现今：我们要承担起光大,把优秀中华文化应奉献给人类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去享用别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未来：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发展.站在今天,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责无旁贷.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11-10-05 14:49 统的技术与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现代的技术与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本国或民族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需要通过实施文化与技术变革,打破自身传统的封闭模式,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之中.同时,应保持本国技术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化.两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关系在技术转移中的体现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实施技术转移、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在其中却遇到了以下两难选择难题：首先,如果全面、深入地实施技术转移,虽然会促进本国技术、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外来技术的持续输入而导致的文化传播,将会给本民族或国家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其结果,可能导致本民族传统技术与文化丧失独立性甚至崩溃.其次,如果为了强化本民族意识,弘扬传统文化,只吸收外来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虽然能够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但却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并阻碍技术转移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可能导致本民族或国家的再一次落后.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本国传统的技术、文化与外国现代的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呢?从理论上说,传统的技术、文化大多具有特殊性,现代的技术、文化又大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技术、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围绕这个问题举办了题为“现代性与个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同态度———面向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中国中国古代创造出了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文化中心主义”和鄙外崇内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不需要向各国学习,世界各国只有臣服于中国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种态度就决定了当时的技术转移只能是单向性输出,而不是同时积极地引进技术.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上述态度,依然鄙视西方的技术与文化,阻碍对外来技术的转移.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改变了上述态度,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将西方技术器物纳入到中国技术与文化系统中加以应用,而不改变自己传统的社会文化.受其影响,近代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器物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没有及时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例如,中国企业在管理上实行“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管理制度,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使得技术转移收效甚微.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者们通过实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文化变革,对“中体西用”进行了修改,即承认并引进西方的技术制度及文化政治制度,促进了技术转移.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皆未获得彻底胜利,致使文化变革没有最终完成,“中体西用”论也未被彻底改变,技术转移在封建腐败政治制度的制约下,未能促进中国近代技术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势下,全面认同并引进前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外国技术与文化的态度,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致使技术转移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积极引进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同时也积极地对外输出本国的技术与文化.日本古代日本因落后于中国而形成了“绳魂弥才”、“和魂汉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其中,“绳魂弥才”中的“绳魂”是指古代日本人自发产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它是“和”思想的雏形；“弥才”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技术.“绳魂弥才”是指处于“绳纹—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秦汉时期）中的日本人把本土的技术与文化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并存统一,形成本国的技术与文化.“和魂汉才”是在“绳魂弥才”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和魂”除了包括“绳魂”以外,还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汉才”是指汉代以后的中国技术,它不仅包括“弥才”中的技术器物,还包括技术制度及其观念.在上述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古代日本人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技术（如各种铁制器具）与文化,并创新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技术与文化.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虽然在最初也像中国一样采取拒斥的态度,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却转变了态度,即把“和魂汉才”转变为“和魂洋才”,即坚持本国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应用西洋现代的技术器物和社会文化制度,促进了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当然,日本的“和魂洋才”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即日本在引进西方政治、法制思想时,选择吸收与“和魂”相符合的德国国家主义思想,而拒斥英、美、法等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并弹压与之相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这就为以后日本滋生民族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以致把日本推向侵略战争的深渊.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下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战时封建主义制度,认同并引进欧美的技术与文化,在制度层上由引进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和法制,转变为引进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法制.然而,日本人的天皇意识仍然存在,军国主义势力屡屡抬头.可以说,现代日本从总体上仍然沿袭着“和魂洋才”的对外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科技立国”战略的提出,以及技术发明模式由模仿综合向自主独创的转变,日本在技术转移上也由原来的技术引进转向技术输出.然而,在技术输出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摩擦.这就要求日本彻底改变“和魂洋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以适应新时期技术转移的需要,然而,日本在这方面并未取得明显效果.美国当欧洲白人尚未进入美洲大陆时,印第安人经过世代努力,已经创造出了本民族独特的技术与文化.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这块大陆之后,欧洲白人便来到这里.面对白人的技术与文化,印第安人在总体上所持有的态度是,认同白人技术器物的效用性,并选择性地引进有助于他们狩猎和作战的技术器物（如枪刀等）,拒绝接受白人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因此与白人发生过文化摩擦.然而,在整个印第安民族中,每个部落对待白人的态度又各不相同.例如,易洛魁人和五大文明部落人吸收白人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但他们努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反,大平原诸部落的印第安人则顽固保守本民族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全面拒斥白人的技术与文化,并以武力相对抗.最后难以抵制白人的冲击,生活领地和资源日趋减少,以致走向贫困和衰落.白人来到美洲大陆以后,面对印第安人传统、落后的技术与文化,他们自然产生白人技术与文化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他们强迫印第安人接受自己的统治,使之成为白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为此,他们用武力屠杀反抗的印第安人,捣毁印第安宗教神像,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改信白人基督教文化,以便最后完全同化印第安文化.白人的态度及行为遭到印第安民族的反抗,致使白人在对印第安人的技术转移过程中,屡屡产生文化摩擦.类似这样的文化摩擦直至今天,仍在现在美国中存在,这充分说明白人持有的种族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是完全错误的.印度古代印度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佛教文化及其建筑、雕塑（刻）技术,从此使印度文化圈成为世界三大文化圈之一.古代印度除了引进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养蚕和丝织技术等以外,主要是将其佛教文化及其建筑艺术输出到了中国,并由此远传至朝鲜和日本.可见,古代印度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是“印度文化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受其指导的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对外输出.近代印度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被迫开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首先用武力征服印度,摧毁印度的传统工业,接着,便强行向印度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从而破坏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摧毁了以封建主义为特征的封建庄园制度.另外,英国还企图用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迫使印度人放弃佛教,皈依基督教,以达到全面同化印度文化的目的.对此,印度人虽然被迫接受英国的技术器物和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但却拒斥英国的基督教文化,坚持维护本国的文化传统,并以此同英国殖民主义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时至今日,印度人仍然在为维护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而努力着.因此可以说,印度在近现代形成了类似于“和魂洋才”即“佛魂洋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受其影响的技术转移仅限于器物层和制度层的范围内,而在观念层上仍然保持着印度的文化传统和技术特色.上述国家在技术转移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在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大都认同并吸收外来的技术器物,或认同或拒斥外来的社会文化制度,全面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因如此,才使得这些国家或民族能够超前认同和引进外国的技术器物,滞后引进其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因此产生文化摩擦,从而给技术转移带来影响.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策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消除文化摩擦,促进技术转移与社会发展呢?如果本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技术制度在客观上落后于外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那么,就应该果断地对其实施文化变革；如果本国的社会文化制度在客观上优越于外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那么,就应该坚持这种制度,对其所属的各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另外,如果本国技术与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客观上落后于外国技术与文化的价值观念,那么,就应该通过吸收外国的文化思想来对其进行更新.近代中国所实施的许多文化变革相继以失败而告终,也未能彻底改变其落后状态.这说明,在中国实施技术与文化的变革既具有迫切性又具有艰巨性.对于目前乃至以后的中国来说,实施技术与文化变革依然是一个未尽的历史重任.传统的未必全部是落后的,其中仍有优秀的成分需要继承和发扬,现代的也未必全部是健康的,其中仍有糟粕的成分需要摒弃和剔除,以“扬弃”的态度来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十分重要.在对待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和现代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不能全部弃之不顾而一昧追求“高、精、尖”的高技术或高新技术,这样,会滋生自由化思想和自私自利的所谓“摩登文化”,相反,应该加强用现代的高技术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技术或传统产业,应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此,弘扬本国传统技术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通过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对外来技术与文化实施本土化和民族化,使它们成为本国技术与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既能够促进本国传统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又能够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文化变革.中国依靠文化变革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的大潮之中；使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具有世界性,同时,中国更应当通过实施技术与文化的民族化,振兴和发展民族技术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又具有民族性.中国将在21世纪的发展中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