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在系列侵财类案件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越来越突出。成为侵害公民财产的一大毒瘤。因此，加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已成为侦破侵财类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及成因2005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盗窃机动车案件达到68．3万起，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并且近几年来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出逐渐攀升趋势。 盗窃机动车案件一般是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度区域广，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性质恶劣，影响严重。2007年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与龙岗分局紧密配合，果断出击，成功侦破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代号“9·09”案件），打掉了一个长期在该市龙岗区及该省多个市县疯狂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赃车4辆、作案工具解码器、屏蔽器、破锁设备一大批及德国造手枪、雷鸣登各一支，从中查破本市盗窃汽车案件56宗。�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多发性从客观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机动车数量的剧增。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购买力明显增强，数量庞大的机动车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作案目标。�2、机动车停放管理混乱。在鹤山市2007年1至5月份被盗的机动车当中，90%是停放在路边无人管理的路边、小区、空地。�3、机动车车主防盗意识落后。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特别是旧车的车主认为：偷车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对车辆防盗的意识差，夜间车辆乱停乱放，极少车有防盗装置，锁车仅仅靠车门上的锁，这些都为盗车嫌疑人实施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4、机动车防盗方法简单。被盗车当中，部分车辆使用了电子报警装置。由于电子防盗锁投放市场的时间较长，而该产品的防盗技术水平在近几年内却没有提高，而盗车贼对这种电子锁的结构和拆除方法已了如指掌，因此就造成了使用这种电子锁的汽车出现屡屡被盗的现象。�另外主观方面，机动车盗窃案件易于销赃是其多发的诱因；对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打击不力则是这类案件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机动车盗窃案件与一般盗窃案件相比有着以下特点：�（一）大多有预谋活动，作案时间短，逃离现场快。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了解机动车的内部构造，并且在作案前都有预谋过程，如案前预备作案工具，确定逃跑方向，选择藏赃地点，物色买主，再潜入作案区域，寻找作案目标，等待时机，伺机作案。由于犯罪行为人在案前准备了专门的作案工具，掌握了开锁盗车技能，所以，一旦选择作案目标，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部车的开锁和点火程序盗车逃离现场，而现场上，除地面可能发现车辆停放的轮胎痕迹外，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其他痕迹，这给现场勘查人员的采痕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二）团伙作案突出。为达到顺利销赃和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单个作案的很少，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团伙成员中，分工明确，有专门踩点的，有专门开锁盗车的，有专门负责销赃的，基本上形成了盗窃、藏匿、运输、改装、销赃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三）连续作案，犯罪手法带有习惯性。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连续作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流窜作案，犯罪行为人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常被高额利润所引诱，往往连续多次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打击，盗车行为人一般在其熟悉的区域范围内，呈跳跃式的流窜作案。在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痕迹、物证上往往能反映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特征、技术水平、作案手段。�（四）有赃车可查。从侦查角度说，盗窃机动车案件最有利的条件是有赃车可查。每辆机动车的车型、车号、发动机号都具有特定性。不管犯罪行为人盗窃哪种车，赃车就把他与犯罪案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供侦查人员查寻的线索和证据。犯罪行为人盗车后必然销赃，购买赃车的人购车后要开车上路，这就为侦破盗车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在我国购买、使用机动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赃车在办理落户手续及牌照、年检、行驶、修理、停放等诸多环节中随时可能被发现。�（五）甲地作案、乙地销赃，流窜作案突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都不在作案地销赃，而是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异地销赃，并且销赃速度很快。有的在作案前就在异地联系好买主，了解买主所需机动车类型，谈好价钱，再盗窃车辆；有的作案后迅速逃离作案地，然后再将盗来的车进行改装或重新喷漆，变造车牌证及购车证明等证件异地进行销赃。在我市侦破的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中该团伙成员凭着老乡关系纠合起来，在我省各地流窜作案。甲地打击厉害就往乙地，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出租房，即使在同一城市作案也是频繁变换居住地点。�（六）从盗窃机动车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行窃地点多为光线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处，这些地点停放的车辆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猎物；行窃时间多在凌晨4时左右这段时间，人们睡意较浓，不易惊醒，巡查保安人员这时也比较困乏，警惕性降低，防范工作相对薄弱。�三、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要领�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查工作要从以下方面多层次的开展。�（一）受理报案，做好登记工作。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一般都比较明确，受理报案时应对车主进行详细询问，如实记录，做好受理案件的登记工作。登记的内容包括：报案人、车主的名字、工作单位、住址，该案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盗车辆的种类、牌号、型号、色泽、新旧程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暗记和修理、更换配件的情况，门锁、钥匙保管以及停车时周围停放的车辆及人们的活动情况。�（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追缉、堵截。针对盗窃机动车犯罪具有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的特点，应采取“以快制快”的方针，建立快速反映机制，一旦接到报警机制，立即通报犯罪行为人可能逃往路线的公安机关进行堵截，同时，应组织力量，沿着犯罪行为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追缉。在追缉时，要充分利用公路收费站录像监控系统，确定犯罪行为人逃跑的方向，通过追缉、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严格控制机动车修理行业。犯罪嫌疑人盗窃机动车后，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机动车修理店进行改装后运输销赃。因此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修理点等特种行业的阵地控制。凡是发现案犯更改发动机号、车架号，改变车身、颜色、或者是改装赃车，购销赃车零部件的业主和有关人员，必须严厉进行查处。该取缔的一律取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刑侦部门要注意在机动车修理店等相关行业场所物建阵地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特别要加强高质量专案特情的物建使用，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和行踪，争取主动，一网打尽。�（四）加强路检与堵截，发现被盗车辆。针对犯罪嫌疑人甲地盗车，乙地销赃，流窜犯偷了就跑的特点，刑侦部门要在辖区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邻县交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进出省界的公路干道、重点地区设立必要的卡点，堵截赃车和犯罪嫌疑人；公路巡警、刑警要密切配合，适时开展路查，对车照不符，发动机改变或毁坏的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可疑车辆，在路检与堵截中要充分利用盗抢机动车网上查询信息系统，发现被盗车辆。�（五）加强并案侦查，扩大战果。针对盗车案件多系团伙、连续作案的特点，侦查此类案件决不能就案办案，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的盗车信息，对于已经抓获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并将其作案特点通报有关地区，加强协作，将有关地区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串并起来，并案侦查，力争破一案带一串，擒一人挖一伙。�（六）建立健全机动车辆档案。刑侦部门要会同交警、内保等管理部门，做好各单位车主汽车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查车辆档案发现可疑车辆后进行重点查证。要建立健全机动车文字、照片、图片资料档案，对机动车资料实行微机管理检索，与全省、全国微机联网运作，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查赃车中的作用，做到信息畅通，情报共享。一般而言，赃车大多是无牌无证或者假牌假证车辆，杜绝这类车上路，就堵塞了赃车流向社会。因此交警部门和各派出所要积极争取基层组织的配合，组织责任区民警对辖区内机动车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有证无证机动车的底数和车主的基本情况，并对无牌无证的车辆开展全面的、彻底的整治，发现无牌无证机动车要坚决予以查扣，对于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要追根朔源，顺藤摸瓜，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的团伙，彻底铲除机动车销赃市场。�（七）不断创新侦查手段，强化内部专业化分工，加大对机动车被盗窃案的侦破力度。一是快速反应。社会大开放，人员流动大，通讯、交通工具大进步，案件侦破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只能以快制快。案件发生后，必须及时赶赴现场，视案情当机立断，迅速调整警力，围追堵截，控制赃物。二是充分把握此类案件规律特点，找准侦破突破口，以重点人物为视线，严密控制销赃渠道，不断实现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向“从人到案”与“从物到人”的侦查模式的转变。三是加大技术监控力度，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刑事技术手段，发挥“网上查控”、技侦手段、公路收费站和城市“电子眼”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及时调取有关信息资料，发现线索，及时破案。�〖HT5H〗四、防范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对策�对于机动车被盗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以防为主，打防并举。�（一）切实加强防范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教育广大车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传授一些基本的防范方法和技能，主动在机动车上安装报警装置、配备防盗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或有人看管的地方。在商业中心及小区建立停车场，可以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增强防范能力。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机动车被盗案件，而且也能为日益增长的私家汽车防范工作做好准备，作到未雨绸缪。�（二）加大社会面巡逻控制力度，适时采取蹲点守候战术。定期分析机动车案件的发案特点、规律，有针对地调整警力布置，积极开展路段巡查、化装跟踪、流动观察、设卡查缉等工作。通过巡、查、首、堵、卡、挖等多种设施的综合运用，提高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在街面巡查中，特意加强对可疑车辆盘查。对案件的多发时段和商场、医院、住宅小区等重点部位的单位和业主应加强夜间巡逻密度和力度，力争抓获现行，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设卡堵截和蹲点守候工作。廖唐清团伙盗车案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使用车辆情况，专案组民警决定守候在其居住地楼下进行跟踪。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楼上下来的人，尤其是开车离开的，侦查员都秘密跟过去，当确认该人没有作案嫌疑时，又返回原地。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守候，侦查员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开一台挂粤BT3263车牌的捷达车的年青人有作案嫌疑。该人在路上接了两个人后，不时地将车停靠在商场附近，其中两个人走下车，一人跟踪进商场的人，另一人用一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工具进行解锁。因各种原因，嫌疑人未得逞，但是我侦查员已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使用车辆、活动规律掌握清楚了，调查摸底和跟踪守候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JP〗（三）适时组织反盗窃机动车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分子盗窃机动车后，很多都是将机动车销往外地或者农村，基本没有留下自己使用的。因此侦破机动车盗窃案件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加强本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与外地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互通情报。刑侦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侦破会战，派出所要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机动车盗窃犯罪线索，对于查证属实的，要及时予以奖励，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追回一批赃车，严厉打击机动车盗窃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四）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机介绍车辆防盗的技巧和防盗的经验，提醒车主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车辆被盗工作。例如有的车主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在车的隐秘处加装了一个油路电源开关。人离车时，将油路电源关闭。当该车被非法启动时，由于供油电路被切断，致使发动机不能启动，避免了车辆被盗。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又由于每辆车加装开关的位置不同，即使盗车贼意识到该车上有供油电路开关，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最终只能放弃盗车活动。我们在办案中就多次发现，由于轿车加装了这样的小开关，而迫使嫌疑人最终放弃了盗车的现象。再有，司机离开车辆时将收音机打开并把音量调大，一般盗车贼在作案时只注意设法解除报警器，而在电源被接通的一刹那，收音机的响声会吓得他手忙脚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报警作用。还有一种方法是，车主在准备长时间停车时，将各缸的点火线交换一下位置，使盗车贼无法顺利发动车辆，也会给车辆防盗一些帮助。总而言之，有关部门可把上述一些行之有效的车辆防盗方法介绍给群众，以提高车辆防盗的系数。�（五）加强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随着机动车的大量增加，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正规的停车场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建的居民小区应把停车场建设作为一项强制措施，由开发商负责落实，以避免小区建成后没有停车的场所。同时，还要把目前路边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停车场管理起来，由专门的人员24小时执守，并按照停车场的管理办法，收取停车费。同时，应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停车场内设置探头，加强监控范围，不给窃贼以可乘之机。�（六）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车辆防盗的技术含量。公安机关可以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针对机动车防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开发车辆防盗产品。例如GPS定位系统的应用，车主既可以随时知道车辆的方位，又可以远程遥控车辆熄火。又如目前正在推广的车辆VIN码，可将此码的标示从车辆的大架、发动机，增加到车辆的前后风挡、车门上等一些可被盗车贼拆除后重复使用的部件上。在防止车辆被盗的同时，也为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结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研究在理论上被逐渐关注，在实践上也更加成熟。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办理和法律应用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文件。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也都把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作为侦查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盗窃机动车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为此，侦查人员应该进一步强化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意识，加强巡逻、加大宣传防范；普通侦查手段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加强串并案意识和查缉力度，使得对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给人民百姓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空间。

（1)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这是关涉不同观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张某夫妇是否具有在家看黄碟的自由。我们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权利，更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在与公共权力的比较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顺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是权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当性理由。因此，各国宪法、法律都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切实地确认与保障。我国公民更是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由。由于行文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一一确认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而是根据情势的需要，对有些暂时无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样，在法治国家中，人们在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就普遍坚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联系本案，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也仅仅禁止的是聚众观看或在公共场所观看的行为，而且这一规定也已在2001年废止。唯一可以关联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个有关“除六害”的通知。但该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时它是为配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发布的，主法废止，它当然应该失效；而且它还会因违宪问题而有待深究。如此看来，张某夫妇的行为未有任何违法性可言。尽管警方有关人员认为，看黄碟的地点不是家，而是诊所（公共场所）。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家，不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如租住的旅馆的房间）。本案中的地点，居办合一，居办有分，而且下班后就仅仅是居所。故此说不能成立。至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案发生以前，张某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与公权力发生冲突，从而给公权力介入提供口实。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时，事实上法理学专业毕业论文。都会与他人的自由发生交叉甚至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矛盾的发生，法律就在事前对自由的界限作出规定，以确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这正象波斯纳概括密尔的表述，“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那么，张某夫妇的行为是否“冲撞”了他人的权利呢？从案件事实看，律师特意澄清说当时拉有双层红水绒窗帘，且这一对并未患有露阴癖的新婚夫妇已经上床，拉上窗帘是可以合理想见的人之常情。显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响他人。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个别学者提出的声音问题。如果张某夫妇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放的足够大，确实能够影响到邻居的良善生活，产生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权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疏于事实“就会注意到，外间住着张某的父亲，一个新婚儿媳在自己看黄碟时（如果真的是黄碟的话。张某夫妻称只是外国女人洗澡的情景，并未有男性出现或其他淫秽动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证据），会大胆到放任淫荡的声音去刺激其年迈的公公。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如果声音在诊所内部尚不能充分展开，又何以能飞入邻居，那么，又如何解释警方所谓接群众举报一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地方财政向公安机关返还罚没款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警方“创收”的积极性，一些刑警队甚至放着刑事案件不办，而去抓本应由治安部门管的卖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举报的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警方撒谎而去主动“创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仅是一例典型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权力对百姓敲诈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有人举报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举报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总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当性理由。然而，警方也应该认识到，他们要去做的，极有可能仅仅是去明晰那里的权利界限（到现场后更应明确这一认识，）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罚款。(2)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值得质疑。我们知道，执法活动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进行。警察的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较重要，较特殊的权力，其行使更有严格的要求。连50元以下罚款，警告这样较轻的治安处罚若由非公安人员进行时，也要经过严格委托程序。而本案中进入张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说法是：“当时他们去了三个人，都穿了警服，但由于没有授衔，确实没有警号。”如果不是“陌生于执法”，陌生于警察这一执法队伍的建设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全国在编的正式警察，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警号。因为设置警号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警号来监督警察的行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会有警号。而警衔则是根据警察的从警年限、职务、职称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级标志。取得警衔并不是取得警号的原因，相反，要有警衔，必须得有警号。这种情况，宝塔分局副局长魏世平告诉记者，“其中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属于地方公安编制，（是否类似于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干警已经在去年通过人民警察录用考试，并且已经被陕西省公安厅批复录用为正式的民警，只是现在还没有办理手续，所有没有授衔。”可见，后一名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正式警察，前两名压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执法，有何合法性可言！尽管在与张某发生冲突后，派出所长贺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赶到现场，但他能够使三人的此前行为合法化吗，能够证明张某此前的阻挡甚至打人的行为是阻碍执行公务吗？(3)在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正像一句西谚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主人尽可以在其“堡垒”中从事各种无害于他人的活动；而对于公权力而言，则坚持权力制约，坚持法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主张权力应该服务与权利，反对官本位，权（力）本位。本案中无论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触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没有执法权的人都无权私闯他们的堡垒而对他们执法，因为法律之治更强调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进入他们的住宅，也不能毫无法律根据地扣押电视机、影碟机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体曝光以后，恼羞成怒，像个别警察说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将治安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以彰显权力的威严，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玩忽职守罪是渎职犯罪的一种，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管理制度，是一种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犯罪。它不仅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同时妨碍国家方针、政策、法律的贯彻实施，破坏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刑法都把这种犯罪作为严厉惩治的对象。1979年刑法对这种犯罪作了专条规定，并在众多的刑法补充规定和行政、民事、经济法律、法规中作了重要的补充，1997年修订刑法在总结十多年立法、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玩忽职守罪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形成了一类犯罪，除概括的玩忽职守罪外，还有七种特别规定的玩忽职守罪。虽然新刑法颁布后，将一部分从该类犯罪分离出去了，但玩忽职守罪现可以说仍是个口袋罪，有关法律规定少而笼统，在实践中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例如玩忽职守罪客观要件的界定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争议，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准确依法惩治该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从玩忽职守罪客观要件的玩忽职守行为、重大损失、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一、玩忽职守行为1、行为形式关于玩忽职守行为的基本形式，理论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玩忽职守行为是否包括作为。一种观点认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职责”的行为方式不作为，不包括人微言轻形式。其理由是，玩忽职守行为的主体不负责任，行为消极。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方式既可以是不作为，也可以是作为。理由是，在玩忽职守行为中，有的是行为人负有刑法要求必须履行的特定义务，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是不作为；有的则是行为有不正确地实施了积极的行为，是作为。玩忽职守行为究竟应否包括作为形式？我们对上述两种观点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上述第一种观点以玩忽职守行为的主体不负责任、行为消极为由排除作为形式，立论显然失当。首先，行为的积极与消极并不是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主要标准。尽管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消极的行为或者身体的静止表现出来的，但在某些不作为犯罪中也包括一些积极的身体动作。因此，身体举动不等于作为，同时，不作为也不等于身体静止。其次，玩忽职守行为并非都是消极行为。玩忽职守行为是指“不履行和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其中，“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固然是消极行为，且属于不作为，对此殆无疑义；而“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则难说是消极行为，因为尽管行为人不认真，但却具有履行职责的行动，显然属于积极行为。第三，“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虽然没有达到职责要求，但毕竟不是不履行职责，应当说，这种玩忽职守行为的表现形式属于作为。可见，第一种观点难以立足，而第二种观点则于法有据。综上所述，玩所职守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其中，作为形式的玩忽职守行为是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了与其职务或者职责相背离的并致使国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不作为形式的玩忽职守行为是指行为人不履行法律要求履行的职责义务并致使国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简单说，说是按其职守该做的他却没有做。一般来说，未尽职守的玩忽职守行为是通过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不履行职守和撤离职守的玩忽职守行为都是通过不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不履行职责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具体认定笔者认为认定不履行职责及不正确履行职责行为，关键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的认定。对此，主要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具有多样性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职责，一方面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一定的职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义务。当然，这种义务仅仅是只与其在国家机关中所担任的工作或所处的地位有关的义务，而不包括一般的道德义务或者作为党员应遵守的义务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涉及到许多方面，其玩忽职守行为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可能表现为千差万别，对此，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制度一般都有相应的规定。如《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职责，《检察官法》规定了检察官的职责，《人民警察法》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权、义务和纪律，等等。因此，不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其职责各不相同，确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必须以有关规定为依据，而不能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个系统的国家机关，尤其在同一个部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方面他们的职责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如只要是人民警察，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具体分工不同，他们的职责又不尽相同。如民事审判法官与刑事审判法官、反贪部门的检察官与起诉部门的检察官、巡警与刑警，等等，他们具体工作各不相同，其职责内容也一定的差异。所以，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既要注意共性，也要注意区别。（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具有条件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而是随客观情况不同可能有所变化的，对此，一些法律、法规或规章中甚至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公安部颁布的《公路巡逻民警中队警务规范》规定：公路巡逻民警纠正违章时，应当指令驾驶员靠边停车或者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段停车。但是，遇雨、雪、雾天或者路面结冰时，对违章车辆一般不予追随或者指令违章车辆停车接受处理，但可以通过喊话等，提醒驾驶员改正。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里的“经审理认为”显然是指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从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中，发现相关的证据证明案件涉嫌经济犯罪，才能决定移送刑事审查，而并非检察机关理解的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提出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嫌疑，就必须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否则，任何在民事诉讼中举证不能的当事人都可能以对方当事人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判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一定的职责或者是否未履行一定的职责，必须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二、重大损失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司法实际中，对于玩忽职守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情节认定颇有争议，难以把握，不利于准确地打击此类犯罪。笔者试就如何认定“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1、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含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所谓公共财产，根据我国刑法第91条的规定，是指下列财产：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财产。所谓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根据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是指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二是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三是虽未达到前两种数额标准，但前两种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由此可见，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2、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对于直接经济损失，有人认为这是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无须多加研究，但实际中关于如何认定损失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争论也较多。有人认为只要导致公共财产所有人失去了对公共财产的控制即可认定为损失；有人认为经公共财产所有人多方努力，凭自身力量已无法挽回公共财产的损失时即可认定为损失；还有人认为必须在公共财产所有人自身付出努力无法挽回损失时，再凭外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仍无法挽回损失，这样才能认定为公共财产的损失。笔者认为对于公共财产的直接损失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甄别认定：（1）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某财政局副局长不正确履行职责，指使会计将本局财政预算外资金200万元违规借给某化工厂用于生产。不久该化工厂因雷击引起爆炸并燃烧，工厂顷刻间化为灰烬，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万元，陷于倒闭，财政局借出的200万元血本无归，显然该副局长必须承担这2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玩忽职守责任。（2）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被犯罪分子诈骗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如某机关行政科科长A，持100万元转帐支票与某公司经理B洽谈为本单位购买中央空调事宜，在B的“精 心安排下，”A不是认真审查B的资信情况、身份情况和合同条款，而是整天与B的公关小姐C厮混，致使C顺利地将A随身保管的支票100万元偷走交给B，B很快从银行全部取出现金与C逃之夭夭，经公安机关追捕仍未抓获。A的这种玩忽职守行为致使100万元公共财产的损失应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3）以合法形式转移公共财产致使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这是当前经济领域中常见的债务人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情况。如某镇机关干部甲在担任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任期间，多次违反规定给某乙放贷达80余万元。乙名义上将此款用于自己的私营企业经营，实际上却以现金形式提出后付给其女婿丙用于他另办的企业。农金会向乙催收贷款未果遂向法院起诉乙，乙以自己企业亏掉了为由不还欠款，而法院也苦于无证据证明乙将贷款转移给丙的事实而不能对丙强制执行，导致这80万元公共财产无法追回。实践中类似的还有将资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后随即搞“假离婚”，约定财产全部给妻子。这些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公共财产，导致无法挽回的情形均应认定行为人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灭失毁坏等遭受的重大损失。公共财产的灭失，其灭失时该财产的实际价值就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比较简单；对于公共财产的毁坏，需要通过专门机构对该财产作评估，通过公共财产被毁坏前的价值和毁坏后的实际价值比较，就能得出其实际损失情况，就可以认定其直接经济损失。（5）因疏于管理或不履行管理职责致使本单位受到犯罪分子不法侵害而遭受的重大损失。有的领导干部对本单位的日常工作不抓不问，放任不管，对出现的一些违纪违规现象不追不究，对规章制度的落实没有具体措施，被犯罪分子钻了空子，致使本单位遭受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应认定为因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某地税局局长对本局工作一贯疏于管理，甚至对财会人员贪污数千元的问题也不追究责任。1997年7月至1998年5月期间，局财务科长甲陆续将帐上150万元公款擅自借给个体户乙用于赌博活动，乙将150万元资金全部输光后逃跑，经司法机关多年缉捕仍无结果。甲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无疑，但是该地税局长也构成玩忽职守罪，他对造成本局150万元公共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6）通过法院诉讼程序仍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行为人因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失控的情况，通过人民法院诉讼途径来挽回经济损失是具有强制力的、最具实际效果的办法，如果通过这一途径仍然不能追回经济损失，应该说是别无他法了。因此，经诉讼程序无法挽回的损失可以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诉讼程序包括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和执行。实践中，笔者认为可以在执行过程中中止执行一次或对被执行人司法拘留过一次没有能追回执行标的的即可认定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3、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间接经济损失是由直接经济损失派生出来的，一般来说，产生了直接经济损失，往往也就会出现间接经济损失。如何确定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是否都能成为玩忽职守的定罪依据？实践中存在把握不准的情况，有的甚至不予认定，影响了这类犯罪的公正处理。笔者认为对于间接经济损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1）由直接经济损失核算出的银行利息。由行为人玩忽职守导致资金的流失，我们暂且不谈流失掉的这部分资金在运作过程中能产生多少利润（因为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核算利润），但是从资金失控之日起至无法挽回止这期间的银行利息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计算的，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应该认定是间接经济损失。（2）因玩忽职守未能将公共财产用于约定的投资致使违约而造成的重大损失。如行为人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未能如约投入到某个既定的项目中去，按照我国民法规定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如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如某民政局局长将本局拟作支付与客户签约购置设备的200万元贷款违规借给一企业使用，在合同交款期内（一个月）未能将此款从企业追回交给客户（一年后企业才还入该局），致使该客户诉该局违约，法院判令民政局支付客户违约金20万元，赔偿损失30万元，那么该民政局局长必须承担造成5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的玩忽职守罪责。（3）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灭失、毁坏后，经修理、重制、更换所需的资金。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对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严格管理，遵章守制，就不会发生意外，导致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灭失、毁坏等重大损失；而正是因为行为人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从而导致了正常运行中的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如机械、高新技术设备等的灭失或毁坏。要恢复正常运行就必须修理或更换，这就需要花费资金，这部分资金是额外的负担，就应认定其为玩忽职守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4）因企图挽回由玩忽职守造成的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的重大损失所列支的成本。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失控后，人们的心态总是企盼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办法尽可能地追回经济损失，在这过程中往往会开支掉不少费用，如本单位内部派人在追债过程中列支的差旅费、住宿费、补贴费等；在诉讼过程中列支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差旅费、住宿费、资产评估费、鉴定费等，这些费用应视为间接经济损失。（5）因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经鉴定所须的加固费用。因房屋虽存在安全隐患但在未鉴定其为危房的情况下，该房还有使用价值，且所须的加固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应认定其为玩忽职守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4、正确认定“公共财产重大损失”应注意的问题正确认定“公共财产重大损失”，对于严肃查处、准确打击玩忽职守犯罪，维护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声誉，保障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点：（1）玩忽职守行为与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客观危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即使客观上存在行为人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2）严格区分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一种“原始损失”，而间接经济损失是由直接经济损失派生出来的，是“派生损失”。两者的关系不能混淆。根据高检院《立案标准》的规定，严格区分这两者的关系，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3）要准确地、客观地认定间接经济损失，不能牵强附会地随意认定。如果因为存在直接经济损失就随意地估算尚不存在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间接经济损失，就势必会造成夸大对玩忽职守行为的打击面，不能科学地、客观地处理一些案件。（4）要反对公共财产重大损失认定问题上两种倾向：一是主观主义，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草率认定；二是谨小慎微，对有证据证明已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左顾右盼，不敢认定。（5）重大损失是否可以累计计算的问题。刑法中关于走私、偷税、贪污、盗窃犯罪的规定中，可以累计计算。但没有规定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犯罪可以累计计算。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在没有新的法律明文规定出台前，笔者认为，对于多个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累计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从实践情况来看，只有行为人的行为属于徐行犯，才将多个行为规定视为一个行为加以处理，如虐待罪便是如此，否则对于刑法上无独立意义的数个行为不能作为一个危害行为对待。因为徐行犯属于单纯一罪，必须按一罪论处，并应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判处与犯罪情节相适应的刑罚。数个在刑法上无独立意义的滥用职权行为或玩忽职守行为显然不属于徐行犯，当然不能适用徐行犯的法律适用原则，不应累计其社会危害性。但笔者建议以后立法完善时，可规定五年之内予以累计计算，以加大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犯罪的打击力度。三、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1、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因果关系概述玩忽职守罪是结果犯，不仅要求行为人要有玩忽职守的表现，而且在客观方面还必须具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玩忽职守行为与这一危害结果之间还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玩忽职守因果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客观存在和事实而发生，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发生的。当一种现象（他人的违法行为、自然力等，如犯罪分子李某绑架并欲杀害程某。）已经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时，一个人的玩忽职守（如警察王某的不接警、不处警）本来与这个因果关系的锁链无关的，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使负有特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个因果关系的锁链发生了联系。法律赋予负有特定义务的人采取积极的措施（警察阻止犯罪分子行凶），来防止危害结果的产生，中断这个因果关系的锁链，如果负有特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这样做，使危害结果的发生由可能性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那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就成为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就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2、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因果关系的特征笔者认为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应具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在于它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义务的关联性。杀人、强奸、盗窃，这些作为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身体举动与由其所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玩忽职守的这种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是指客观上违反刑法或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履行特定的作为义务的行为同危害社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与特定的履行义务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种履行义务，就根本谈不上不作为。如当一名法官，在遇到歹徒行凶杀人时，没有阻止救人，而是逃之夭夭，最终人被杀害，刑法也不能定这名法官构成玩忽职守罪。因为法官没有这一“职守”，相反巡逻警察则不同。其次，还在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联系的间接性。作为的因果关系，其联系往往是直接的，例如枪响人死、刀起头落等。但在玩忽职守罪中，行为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引起的危害结果，还要借助于他人的行为和某种自然力的行为，就是必须存在某种中介条件，而且这一中介条件是引起危害结果所必不可少的。密云“云虹桥”游人跌倒后相互挤压，修水县余某的自杀，歹徒李某、杨某残杀程某，就是玩忽职守案中危害结果必不可少的中介条件。第三，在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联系的复杂性。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其常常出现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的现象。前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玩忽职守行为造成多个危害后果，后者是指多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共同或相继造成了一个危害结果。对于一因多果，在处理上不会出现困难，只要能认定多个危害结果均系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所致，行为人就应该对所有危害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多因一果，则涉及区分各行为人的责任轻重，从而确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问题。在处理多人玩忽职守案件中，责任的确定主要应当注意以下三点：(1)看原因力大小。一般来说，对导致重大损失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玩忽职守行为，其责任要大；(2)区分领导人员与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如果具体实施人员的行为是受命于主管领导人员的意志，或者在实施中曾提出纠正意见，未被领导人员采纳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应由领导人员负责。如果具体实施人员隐瞒事实真相、不请示汇报，私做主张，或者不执行领导人员的正确意见，不按规章制度力、事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应由具体实施人员负责。如果由具体实施人员出主意，而领导人员轻信允许或采纳，或者具体实施人员明知领导人员的指示、命令违反了有关规定，仍继续实施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应共同负责。(3)区分集体研究决定与个人决定。对于个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因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个人负直接责任。如果错误决定是经集体研究做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集体研究的赞同错误决定的所有人员都应承担责任，其中主持集体研究并拍板定案的人员应负主要责任。第四，玩忽职守的因果关系还在于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平民百姓的见死不救和巡警的见死不救，法律要求不同，人们期待评判不同，对前者只能是道义的，对后者人们自然而然感到一种危险性，因为人们把警察当着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无论是立法者的意志或是行为人的主观因素，都对玩忽职守犯罪因果关系的成立影响巨大。所以，我们看到玩忽职守案的办理，往往表现受制于媒体舆论。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立法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办案人员的主观评判因素。笔者认为，在面对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不高、公职人员素质低下、安全事故频发、治安状况恶化的社会形势下，作为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应当确立积极的因果关系评判说。以加大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的打击力度，从而提升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因为法律是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的，使社会关系有序化，并且有条不紊地协调发展。当社会关系中某一具体的人应当履行某种法律义务而不履行时，社会关系就不能按照法律所指引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危害结果发生的方面发展。当一个地区警察接警、处警不力，又受不到法律追究时，我们能期待这一地区治安状况好转吗？我们看到的恐怕是杀人案件频发而又难以侦破。

据中国青年报 2003年1月20日报道，2002年8月18日23时，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万花山派出所前往当事人张某所开诊所（也系张某与其妻的卧室），发现张某与其妻在看黄碟，欲查处和收缴黄碟，在扣押机器和黄碟的过程中，张某将一名警察的手打伤，当事人则称警察先动手打人；当晚，张某被警察带往派出所留置并审查；2002年8月20日，陕西当地媒体《华商报》以《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为题，开始对此事予以报道，随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有关“公权是否有权干涉私权空间”的大讨论；2002年8月22日，宝塔公安分局决定对张某打伤民警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立案，并由分局治安大队调查；2002年10月21日，张某被宝塔公安分局以涉嫌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2002年10月25日，宝塔公安分局向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犯罪嫌疑人张某；2002年11月4日，宝塔区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送达公安机关；2002年11月5日，宝塔公安分局对张某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2002年12月5日，宝塔公安分局解除对张某的取保候审，并宣布撤销该案；2002年12月25日，张某向宝塔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书，并要求公安机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处理相关责任人；2002年12月31日，宝塔公安分局和张某在案件调查小组的主持下达成处理协议，协议规定由宝塔公安分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张某29137元人民币，并处理相关责任人员。这就是在国内影响极大的陕西黄碟案，请分析以下问题：（1）本案引起我们哪些思考？（2）请用依法行政原则分析，公安机关作出行为应当符合什么条件？（3）如何在行政管理中尊重和保障人权？

暂时性差异：就拿折旧来说吧，税法和会计上使用年限不是不一样吗！打比方税法10年，会计5年，原价10万元。税法每一年折旧1万元，会计上每一年折旧2万年，前五年会计上每年多折旧一万元，后五年会计上每年少折旧1万元，但是前后相加都是10万元。这每年多一万，少一万，就是暂时性差异。开始会有差异，但是到最后还是一样的。永久性差异：就拿国债来说，税法上是不需要交税的，但是会计上却是要交，这就形成了差异，而且一直存在，不会像暂时性差异，形成的差异后来会抵消。总的来说，就是这差异到后来会不会抵消，会抵消的就是暂时性差异，不会抵消的就是永久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