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未来的未来
不好意思,你没留下邮箱,我直接发上来了。作为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并列的中国戏曲,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中国戏曲形成于12世纪,虽较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晚出,但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都早已在戏剧文化的流变中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唯只中国戏曲却与时俱进,呈现出勃勃生机。究其原因,当与戏曲特殊的表现形态——戏曲的写意性有着根本的关系。戏曲的写意性集中体现为重神轻形,就是说戏曲的表达方式上十分重视情感真实的传达而对客观存在的生活原形(外形)则予忽略不计。自然,中国戏曲的写意性与西方艺术在总体上的写实性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反差毫无疑问是中、西艺术产生的人文背景不同之使然。不同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创造的文化,便构成了那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即决定或影响到那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形态。换句话谈,中国戏曲艺术写意性的生成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关联,也就是说,是民族审美哲学、思想的结果。那么,我们民族审美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这与我国古代关于对“形”与“神”的认识所形成的思辨形神观有关系,其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的老子就曾说“重道轻器”。道是指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器则指的是外在的物,如同《周易》上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稍后的庄子更明确提出:“形残而神全”,强调“神”的重要。“神”也就逐渐指从远古来的神秘的东西,而逐渐引伸为表达人的主观意志的“意”。庄子在其著作《秋水篇》,关于“意”有着生动而形象的描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意”由此演化开去,被推崇到十分重要位置,有所谓“得意忘象”(魏晋时期王弼),“得意忘形”,三国时荀或据此更提出“象外之意”,晚唐时司空图又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首”,发展到近代,提出“不似之似”、“离形得似”。明代大戏剧汤显祖更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极力反对“步趋形似”。近代的齐白石也就说“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凡此,无不都在强调意的重要,形的次要。这种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哲学思想,就是在儒家和佛家也能共通,儒家重义轻利、佛家重精神轻物质,所以在儒释道三家合一中,重神轻形也自然融合一。因此,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观,也便一以贯之到中国各门类艺术始终。自不待言,重神轻形的形神观也直接左右和影响着中国戏曲艺术,并孕育出写意性戏剧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然而,作为以视听感受的戏曲艺术,主要是以“形”示人,那么,在重神轻形支配下,其写意性的表现形态又是怎样在戏曲中得以贯彻落实呢?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由着若干代戏曲伶人的创造实践,对“形”不是弃之不用,而是在形“意”为中轴的情况下,对“形”采取了大胆而合理的抽象或半抽象处理,产生出更具视觉冲击的“形”以期达到最佳状态的“立象以尽意”效果。归纳起来,其写意性戏剧形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主要是将外化的“形”,以抽象或半抽象进行造象,使新造的象处于“似与不似之间”。夸张变形的写意,大致有以下四种,即变形、略形、忘形、幻形。变形,即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如男角戴的髯口(胡须),不仅依人的想象有黑、灰、白、红等色彩的胡须,其形状且长而多。双更根据角色行为不同还分有三绺、互绺、一字、四喜等各种形状的胡须,更有某类丑角戴的“吊搭”,胡须是吊在下巴上的,这些长、大、多、奇并且有色彩的各类胡须,完全是人为夸张变形出来的,在生活原型中几乎没有,然而观众非但不予反感,还欣然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咱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是符合情理的,就是说只是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没太离谱,同时,髯口在仍挂在咀上,倘若挂在后脑勺上就有悖情理了。略形,就是略去“形”的某些部分,保留某些部分的写意处理,如有鞭无马,有桨无船。在观众眼里却对这种写意处理忽略不计,仍写有马有船。川剧《秋江》中艄公仅凭一桨舞蹈仿佛舟行碧波荡漾中,京剧《悦来店》十三妹的骑马出场,仅凭马鞭挥动,同样也似骑马疾行。忘形(也作离形),即全部舍去现实中的“形”,而以新的“形”代之的写意处理,这种“忘形”是以剧中人物情感为依托,精心设计、提炼出新的形象以烘托人物,如京剧《李慧娘》,则是以一个现实中完全没有的美丽的复仇女鬼出现的,十分感人,而这个女鬼形象是以离开真实的李慧娘幻化而来。这样的写意处理,恰较好地达到了“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所谓幻形,乃指现实中纯然没有的极尽夸张抽象出来的形象,如《花田错》中刘玉燕与书生卞现偶然相遇,四目刹那间的偷视到愣视的特殊时刻,丫鬟春兰特以“挑视线”(即从刘、卞二人眼中仿佛抽出了眼线样)的写意性表演,不但取得类似影视中特写镜头的强化效果,更将三人的内心独白明白晓畅揭示出来,观众无不感到畅快、快意。二是时空上的写意性。这主要表现为在时间处理上的随意性和空间处理上的假定性。众所周知,作为舞台戏曲的表演最大的限制就是时空的限制。在时间上,一是不能超长演出,超长会使观众产生疲劳,而更重要的是戏剧情节的时间跨度的长短处理,若按真实的时间表现,则会让许多无关宏长的历时情节挤占有效而特殊的历时情节,作为叙事性的戏剧则会浪费时间作平庸的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戏曲在时间的处理上,采取了随意性的写意处理,让有限的时间达到无限的运用,如《武家坡》、《坐宫》中薛平贵、杨延辉离别18年的历程均用说唱交待清楚。又如演员在台上虚作打盹的片刻经抬头、操眼、伸腰表示天已大亮,甚或以鼓点示意天交三更或五鼓等,《伍子胥过韶关》,剧中伍子胥因愁不能过关,表演时即由原先的黑须发突变成白须发,即表明了一昼夜的时间跨度,也强化了伍的焦虑心境,在空间上的假定性写意处理,戏曲中更是比比皆是,《梁祝》中的“十八相送”,舞台上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别无一山一水的环境陈设,但梁祝二人仅通过在台上圆场的行动和说唱台词的交待,观众感到的是他二人依依不舍,相送了十八里,且这十八里路程中,真仿佛有山有水,有树有桥。《武家坡》王宝钏仅在台上躬身、伸腰举动即表现出了破窑的内外环境,《春草闯堂》四轿夫抬春草进京一场,轿夫完全以舞蹈表现出了上坡、下坎、涉水、过桥等不同环境,又如《徐策跑城》、《追韩信》等都是通过剧中人徐策提袍来回在舞台上的跑,肖何策马拼命地在台上“追”,仿佛就跑了追了若干地方,这些景随人转、景随情生的假定性写意处理,竟使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三是表演上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戏曲中人物系由社会生活中人物进行归类提炼而来,带有较强的规定性,如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生指青年男子,旦指女性,净为有特殊性格和品性的男子,末为壮年类男子,丑一般代表善良、幽默、滑稽及奸刁小人等。在各类行为中双分为许多专行,不同专行分别有不同程式化的表演,这些表演集中表现为假定性的写意表演,如武将的“起霸”中整冠、束带、捋袖,表临陈前的整装厮杀。旦角的“整鬓”表女性恪守妇德的严装理容。还有些特殊性的写意表演,如“倒僵尸“,表示忧愤气绝。《上天台》中刘秀因酒醉错杀忠臣姚期及28功臣,悔恨交加,气绝休克,就以“倒僵尸”进行特技表演,川剧《白蛇传》“断桥”一折,小青见到许仙,怒不可遏,即以“变脸”(以几种着色的脸相出现)示意。除此还有许多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表演,如“圆场”“过场”表行动和时空转换“推磨”,表二人偶遇的交错审视(如(《乌龙院》宋江与阎惜姣的“推磨”表演)、“三笑”表特别的畅快,“甩发”表易性忧愤交加,频繁的“小翻”“翻出场”、“倒扎虎”表战场打斗激烈等,这些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表演,使戏曲表演写意性达到最大化。四是舞台美术上象征性的写意。戏曲的舞台美术主要包括有化妆、道具、服饰及舞台背景等,戏曲舞台美术的各个方面的设计与装置,也不是以写实为表现的,相反,它是以象征性为手段体现出写意性。如在人物造型设计的化妆上,虽人物有角色行为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性中的写意性却是以象征手法表现的,比如“脸谱和着装,以色彩的不同代表着善恶智勇贵贱等社会中人。”脸谱中,黑表刚毅,红表仁厚,白表奸诈,金表神仙,如包公、关羽、赵高及诸神仙等。在服饰上,皇帝贵为天子,则黄袍加身,五公卿相则衣金腰紫、蟒袍玉带以象征高贵富有,平民百姓多为青、兰、黑色,以象征其平凡、贫贱、低下。在道具上,如各类刀枪剑戟,都不完全生活化,而以装饰性的造型而象征之,另如火旗、水旗、令旗、车旗、云片等分别象征火、水、传令、车胄、云朵等传统戏曲的舞台不设置布景,主要以大、二、三幕的间隔以表示时空转换,或以蝴蝶幕象征公堂、绣房、殿堂等,在底幕处,多以麒麟、凤凰进行华美装饰,以象征吉祥福寿。这种象征性的写意处理,使观众仅凭直觉就能知道人物身份和戏剧敷衍的情节及其它气氛等。五是戏曲的简性的写意处理。中国戏曲夫论是剧情铺陈、人物及道具设置都作到十分简略,即所谓以少胜多、以一写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等,戏剧最大的弊端即以笨重复杂著称,而中国戏曲却以其简略性的写意处理则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在剧情铺陈上,京剧《群英会》表现的是历史上曹操、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若大的时间、空间,若干人物竟相交织出没,但《群英会》略去了许多情节和人事,仅只用诸葛亮“一股风”、庞统“一条计”、周喻“一把火”就将赤壁之战敷演完毕,双如黄梅戏《夫妻观灯》出场只夫妻二人,但通过他二人在台上的唱、念、做,让观众感到的却是人山人海的观灯场面,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经挪移设置或表升堂、或表设宴、更还表山、表城等,不一而足,极其方便灵活又用途广泛。这种约简的写意处理,尤如柳宗元的诗《江雪》一样,仅一“雪”字让人感到“白茫茫的一片”,收到以少胜多的功效。戏曲的写意性还包括“意识流”的写意处理及诗化语言的写意处理,几乎涉及到戏曲的各个方面,十分丰富,也正是因为这一古代写意性的美学原则,贯穿于戏曲始终,才使中国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戏剧形态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长盛不衰。
7爷爱美食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汉朝文帝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魅力。其中旦角是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表演艺术会对整体戏曲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加强旦角表演艺术研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戏曲旦角为研究对象,对其表演艺术的特征进行了重点探析。
【关键词】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艺术特征
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行当艺术发展日益成熟,如京剧四大行当中的表演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表演特征,人物的个性与性格也各不相同。这些多样化的戏曲行当角色共同成就了别样的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戏曲表演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结合某一行当角色特征,做好其表演艺术的专项研讨。
一、旦角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在整个戏曲表演艺术当中,旦角这一行当角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升整体艺术表现效果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本身具有各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以及多样化的表演流派,相应的表演演唱技艺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展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花旦人物形象,也可以将悲剧和喜剧等不同类型的戏曲艺术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戏曲表演艺术效果。由此可知,旦角在戏曲表演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戏曲旦角表演艺术中的基本特征
(一)台步技巧的艺术特征
台步是戏剧领域当中最基本的一种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走身架”,是旦角等不同行当角色表演中最基本的一种脚步行动艺术。在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期间,台步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会对形象塑造以及整体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不同行当角色人物形象的台步具有不同的表演特征,并且旦角人物的性格、年龄与环境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台步的具体表现产生直接影响。比如,正旦这个角色,以中年女性表现为主,相应的台步要展现出稳健这一表演特征;闺门旦角则以年轻少女形象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温柔、细腻的艺术特征,并且本身的步距也相对比较小;武旦角色以女将角色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流畅、迅捷、灵敏、刚劲等基本特征。此外,在不同地区的戏曲表演中,旦角台步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演特色,如琼剧当中旦角台步中包含着南方地区的一些风格与特色。基于此,对于戏曲旦角表演者而言,需要对相应戏曲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等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台步,展现台步表演艺术特色,力求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戏曲艺术魅力。
(二)身段技巧的艺术特征
针对戏曲表演者而言,无论是旦角还是其他行当角色,身段也是戏曲艺术中的一种重要表演技法,具体主要是指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舞蹈动作、技巧以及所包含的架势等,如每个表演动作姿势以及前后衔接的动作形式。在演绎戏曲角色期间,要注意对台步移动、眼神运用以及水袖抛与收等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台步、眼神、动作都可以与身段之间进行紧密配合。比如,针对琼剧这种戏曲的舞台表演而言,旦角表演中要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形以及优美的身段,尤其是要注意利用身段的表演来充分展现出海南地区一些特有的地域特色与风格,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元素。基于此,对戏曲旦角而言,平时在接受戏曲美术艺术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从肢体语言等身段技巧的训练入手,力求将动态的戏曲表演美感融入到旦角的个人形象中,从性格、情绪以及气质几个方面出发来增强旦角表演的艺术特性。
(三)念白技巧的艺术特征
“念白”也是戏曲表演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台词展现手法,也就是所谓的道白或说白。通俗来讲,戏曲中的“念白”实际上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说话,是一种基本的戏曲台词展示形式,也是构成戏曲这种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不同于一般的说话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与美化处理,最终可以以戏曲艺术语言的方式进行呈现。比如,琼剧当中的旦角唱腔就具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琼剧戏曲演员必须要充分地展现出海南地方的一些独有特征,如要注意灵活地运用念白来对角色的性格特征以及地方特色进行展现。所以戏曲旦角必须要注意在提升自身表演能力的同时,从念白方面出发,做好相关念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力求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准确地演绎念白,确保语气与咬文嚼字的准确性,同时确保语气保持隽永的韵味,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增强戏曲旦角的表演效果。总之,旦角是戏曲表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角色,其表演效果会对整体的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对戏曲旦角而言,必须要注意在平时的艺术训练中做好台步技巧、身段技巧与念白技巧几个关键方面的技巧训练,尤其是要结合旦角表演实践训练活动,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旦角表演的整体效果。
三、参考文献
[1]阮丹青.戏曲旦角表演艺术特点分析[J].戏剧之家,2018,(12):36-37.
[2]黄霞.如何提升戏曲旦角演员表演能力[J].人文之友,2019,(11):43.
微笑面对一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 ��中国的传统艺术发展到今天,一些门类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有的门类发展前景很不明朗,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门类已失去生命力,应该送进博物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戏剧,无论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还是各地历史悠久的地方剧种,它们的市场都在日益萎缩;再例如美术,国画等纯中国传统的艺术科系,则越来越不被看重。��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何只对国外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例如年轻人喜欢咖啡而不喜欢喝茶,喜欢听国外的民谣而抗拒中国戏剧,而在国外,咖啡是传统的,但照样流行,甚至连摇滚乐也是传统,但现在也依然能让年轻人狂热。国外的年轻人没有太重的前卫与传统的区分,很多时尚的东西都是由传统演变过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它们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多方面的价值缺乏大众化的有规模的宣传,许多年轻人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知之甚少,如此下去,中国广博的传统艺术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传统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悠久、深厚、绮丽和多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让这些艺术瑰宝发扬光大,流传下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戏剧,没有了中国结,没有了元宵粽子,没有了茶道,没有了国画,那样的中国还会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吗?但是相信有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切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Macchiato~0704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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