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毕业论文

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J］.文艺争鸣，1997，5.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9.

［3］乔以钢.多彩的旋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

［4］郭力.生命意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生长点［J］.江淮学刊，2006，4.

［5］阎纯徳.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文化研究，2002，夏之卷.

［6］王虹.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洪珍，田兆山.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管窥[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7):20一22.

[2]李芳.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和非女性意识[J].文艺生活，2012，(12).

我初二十二，大家好

2个小时才找到三篇 :我有一束温暖的光！——与林非、肖凤三十年风雨师生情也许是我将到“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 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我爱的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台基厂大街的入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血脉相依。 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肖凤师母！”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笑溢着母亲般的慈爱。她应该不年轻了，但动作总是精干麻利。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 “辛苦你了！”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温热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入门，却总是心依魂牵。想到此，心里一沸，往事历历重现。 这位笔名叫作“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 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在窗里向我挥手。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 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就总不能吸引我。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你就分析《硕鼠》吧！”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 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一个人：“肖凤”。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 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 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且成为她家的常客。更想不到，后来的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了现代文学。 1982年的春天，刚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我不满二十岁，先就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的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张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几要爆炸。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等等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 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 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 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我们的眼泪立刻都在眼眶里打转。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凤，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 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 京都的夜晚，一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学子，竟然横排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记得队伍中有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浙江大学的黄健，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张富贵，上海的杨剑龙，武汉大学的龙泉民，山东大学的高旭东等等。我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步行去探望被这次大会排斥在外的汪晖先生。那时候的汪晖，刚刚出版《反抗绝望》，俨然是学界青年领袖。他的住处非常狭小，我们好像是坐在床上，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夜晚群情激愤，汪晖就一直陪着我们温和地、温暖地笑着。 翌日，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手边。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恍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 到了1992年的春天，成都召开鲁迅研究会的年会。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林非老师笑盈盈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最重要是必须把成绩考好！”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大考之前，为了坚定信心，我特别跑去拜访汪晖。还是那间狭小的屋子，还是那样温和的笑容。九二年成都会之后，我们一群人曾同游九寨沟，黄龙顶上留下了灿烂的合影。看我心事重重，汪晖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在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那日吃的什么也是完全不记得，却记得告别时他哼了一个曲子，一个远行的曲子。 暑热的北京，回到令人窒息的考场。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同时同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 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我的状态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简直就是胡乱作答。直到走出大楼，自己才回过神来，刚才恩师问的题目其实就是想要我回答一个“情”字！羞愧之下，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 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蹉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 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 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他的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在天赋和气质上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 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 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入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 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 最难忘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弘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 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地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 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 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 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 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苏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我的更深感动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 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生，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 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 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 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穿透了一幅油彩的风景，而且穿透了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