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朝夏朝，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传说中的王朝，没有出土文物作证）。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夏朝定性为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王朝，依据史书记载，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此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所以其文化及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晚期文化。美国历史学会最新出版的高校教科书《新世界史》（杰里.本特利编著）已经对夏朝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和承认。由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的出现，历史学家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便是夏朝遗存（只是认为）。对夏朝记载比较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记载，夏王朝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初到公元前16世纪初，前后大约有500余年，经历了5个世纪，有17个帝王先后作为统治者。其实夏朝这个传说中的王朝对后世影响也挺大的，你看现在我们用的农历，你去问问老一辈的人，他们都管这叫夏历，还有，你看看中华民族又称为什么“华夏族”，可见夏朝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夏的最后一任国王，叫履癸，后人都叫他桀，就是凶悍,横暴的意思，这家伙啊，其实是个很牛叉的人。传说桀文武双全,赤手可以把铁钩拉直,用钱文忠教授的话说，那就是“手有搏铁之力”。但可惜，这家伙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他骄奢淫逸，生活腐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建造倾宫、瑶台，又从各地搜罗美女充填后宫。最令人愤怒的是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成语——酒池肉林，他还叫一群男女裸体的在肉林中穿梭，自己就在一旁慢慢“欣赏”桀在征伐有施氏时得了美女妺喜，回国后，昼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作了，夏桀的处境十分孤立。这时的他，也已经是一个民心尽失的君主了。于是四方诸侯纷纷背叛。这时，一个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小国———商崛起了，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在黄河下游一带繁衍。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安徽亳州）建都；后来在盘庚时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一直也称作殷商。商朝的势力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夏朝。商的一个国王———汤，也是尽得民心，这点后面会讲到。大约在前1600年，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灭了亲夏部族韦、顾、昆、吾后在仓皇与桀开打。汤的势力大，桀抵挡不过，一边逃一边战，最终败于有娀氏旧址。桀逃至鸣条（一说今河南中部，另一说今山西安邑），汤啊，也是穷追不舍，又在鸣条展开了大战。桀再次被击败，被汤放逐于历山（一作鬲山），与妺喜同居，最后又跑到了南巢之山（今安徽巢县）并死于此处。（《淮南子·修务训》稍有不同，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传13世（《世本》载12世）、17王，历时472年（依《竹书纪年》），于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初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商。二.商朝商朝（约公元前1675年-前1029年），始于商汤，终于商纣，共30帝，享国646年。因商朝曾都殷，所以商朝又称殷商。商朝时奴隶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文化，青铜冶炼等发面达到较高的水平。商朝子姓。商汤，姓子名汤。商的祖先契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地，商汤时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他任用仲虺和伊尹为相，逐渐强大起来，又有夏桀残暴无道，民怨沸腾，遂起兵征讨夏，大败夏军，建立商朝。建国后又修《汤刑》，《明居》等法，比较关心民命。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商纣，姓子名辛，一名受，古音受，纣相同，帝乙子。商纣为人聪颖，膂力过人。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为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但商纣为人残暴，且好色无比。宠幸妲己，酷刑于民，大修宫舍，民不聊生。而此时西方周逐渐强大，终于灭商。纣王自焚而死。商亡。商纣与夏桀也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之君”。三.西周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国姓为姬。定都镐京、丰京（宗周）（今陕西西安），成王五年营建雒邑（又称成周 ），以此为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经常在成周驻节，但是主要活动依旧以镐京为中心。 昭穆之世，周人加强了对东方的活动，大量活动以成周为中心。等到周幽王时，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经历战火的宗周宫室焚毁，周宗室在丰镐一带再难以立足（后来这里由秦人夺回），周平王只得东迁至成周，史称平王东迁。历史上将东迁之前那一时期的周朝称为西周。西周从约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6年。前770年，平王弃宗周而迁都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族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周边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其他民族。以武装殖民与军事占领来进行东进。每有新开拓领地，须筑城、建庙、立社，即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1.国家基本制度的先天缺陷
西周宗法分封制度本身，血缘关系不可避免的疏离，血浓于水，以及国家刚成立时君臣的和睦相处，长期以来被几代人的代际更迭冲淡。这是周朝统治体制中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只会积累，无法完全改善。这一致命弱点为霸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空间，也可以理解为西周政治的一个现实漏洞。
2.西周末年统治阶级政治权威的衰落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王的腐败和无知给西周王朝的权力顶峰带来了动荡，导致了以周王为首的贵族与周公之间产生致命的裂痕，以及由于利益斗争而导致的周贵族与人民的离心分离，大大降低了西周王室的威信力。
周幽王被犬戎击杀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它一方面耗尽了周朝的宗族力量，另一方面贬低了周朝王室在诸侯心中的权威。
3.平王东迁和诸侯霸权
政治体制的漏洞和权力高层的动荡为诸侯王们争夺霸权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平王东进运动的背后，伊洛河朔不乏各种贵族势力的干涉、煽动和支持。东周以后，郑庄公还箭射周王，使周王室威严扫地。
此外，平王东移后，为了打倒挟王派，他将关中西部交给秦国，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交给晋国，这给了两国君主扩张自己的机会。皇室失去了繁荣的关中地区和古汉古道，以及河洛王国一半的国王根据地。皇室的力量自然会大大削弱。
4.周围异族的入侵
夏、商、周时期，周边的非华裔群体非常强大，他们的强弱与秦汉以后北方的边患非常相似：中央政府的政治和军事软弱将直接导致周边蛮族和蛮族的强盛和入侵。此外，在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和野蛮人生活在一起：中国人在交通要道和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农业，经营城墙；另一方面，非华夏族在庞大的交通网络、青铜农业和城市贵族政治编织的网络（包括晋国内外的地、巴、蜀和楚）中仍然是游牧民族。
因此，一旦周王软弱，没有长城保卫周朝，华夏将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困境，并将随着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加速其恶化。这也为东周初年春秋时期五霸的出现提供了最大的真理和现实需要。
5.尾声
总之，周王权的衰落是其制度缺陷的结果，这些缺陷难以隐藏和避免，并在内外动荡中不断加剧，最终崩溃。
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族的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其它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周文王(昌)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周武王(发)即位。后来，商王纣更加暴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与纣兵于牧野决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周朝建立。武王死后，周成王(诵)即位。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与武庚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东征，平定叛乱。东都成周建成，周公还政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 史称成康之治。周康王(钊)死后，子周昭王(瑕)继位。昭王十六年，他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3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溺死，军队也遭覆灭。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周穆王(满)，在位长达55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周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到周厉王时期，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46年。宣王励精图治，朝政有明显起色。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惨败。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前771年，西周覆亡。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今地不详），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既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
1.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是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后所建立，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定都于镐京和丰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2.历史上将东迁之前那一时期的周朝称为西周。周朝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从西周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族逐步形成，成为汉族的前身。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它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型，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3.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4.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诸侯立周平王（宜臼）为国王，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至成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 。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我们悲喜交加地看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 读罢红楼，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宁二府的家破人亡？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还是投机分子的欺世盗名？好像每种都有一点。但总是觉得那不是全部。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分析，我豁然开朗，这是嫉妒。我在隐隐之中对宝玉产生了醋意。说来也真是惭愧，但是有几个男性看到一个纨绔子弟的周围无缘无故的缠绕着数不胜数的美女而不心酸呢？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 。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因为作者曹雪芹以自己家族历史为背景，讲的不止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而且牵涉到当时的状况，所以后来官僚们意识到这本书在讽刺官僚制度，于是把此书列为禁书。
最大的领悟就是世事无常吧，俗话说贫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的道理，贾家已经富过百余年，应该也算是幸运的了。其实贾家的悲剧是时代、自身双方面造成的，时代给了贾家富裕也给了贾家贫穷，当大厦倾的时候真的是无可挽救的。我建议你去看看《好了歌》，这一首会让你对红楼梦的主题有更深的了解的。看了这么多遍红楼梦还真没对这个简单或者说第一问题进行一个很详细的思考。你问出来了，我真的很想去写点什么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o(∩_∩)o...对于红楼梦的理解其实一直争论就很多，每个人因为不同的背景经历，年代差别对红楼的理解都回不同，但可客观原因是因为红楼是一部为完成的作品所以人们对它的理解就会掺杂很多的自己的意见而上个世纪末正直新旧思想的交替，所以很多人都借此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当然读红楼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支持还原历史背景的解读另一种是以现代的观点来解读，得出的观点也会差很多，所以还是希望你以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吧！其实红楼的研究既没什麽权威也没什么意义（这是胡适说的，因为它就是一部残缺的小说后面又被高鹗给狗尾续貂了一下原意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所以无论谁说什么都只能是猜测）。
礼仪放慢我们最会讲究可以选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2.命题方式简明扼要，提纲挈领。3.英文题名方法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跪拜礼：古代见面时的礼仪。古人席地而坐，臀部紧靠脚后跟。伸腰并使臀部离开脚后跟，用两膝着地则为跪。跪着行礼则为跪拜，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人的跪拜礼大致可分九种：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稽首拜时，头俯伏至地，抱拳相握，左手按住右手。拜的时候，头先俯伏至手，然后拱手下至于地，头也随着俯伏于地。拱手至地时，手仍不松开。手的位置在膝盖前，头的位置又在手前。稽首是臣对君的拜礼。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礼，以表示极大的敬意。顿首 叩首，九拜之一。古人席地而坐，姿势和跪差不多，行顿首拜时，取跪姿，先拱手下至于地，然后引头至地，便立即举起。因为头触地时间很短，只是略作停顿，所以叫顿首。顿首是平辈之间的拜礼。稽首是称扬之辞，顿首是请罪之辞。后来，又因其拜礼至重，人们在有重大的事情请求时也用“顿首”。如《左传》记楚人申包胥因为国家危亡，在秦适九顿首于赵宣子，以求秦国援兵。空首拜时，头至于手，所以也叫“拜手”。行空首礼时，跪而拱手，头俯伏至于手，与心平，也就是说，拜时，头不至于地，所以称“空首”。空首是男子常用的拜礼，上下尊卑均可使用。吉拜施用于宾、祭、嘉好之事的礼节。拜时拱手，右手在内，左手在外。凶拜与吉拜相对，拜时拱手，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振动之拜 关于此礼，有两种猜测：①用于凶事，振就是“踊”，也就是跳脚哭；动就是恸。②在行拜礼时，应和着音乐的节奏。奇拜即一拜，“奇”读为奇偶之奇。褒拜指的是再拜“两次拜”以上。褒是大的意思。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说的“三拜稽首”，定公四年所说的“九顿首”，都是“褒拜”。古人行礼，多用一拜。有的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周遍，都是褒大之拜。肃拜妇人之拜，跪而俯首下手。比空首拜手的礼节都轻，肃拜是跪而微俯其首，手垂下，这样，头虽然俯伏下来，但未至于手，手虽然垂了下来，但没有着地。凡是吉拜，拜时拱手，左手在内，右手在外，刚好妇与男子相反，这也就遵从了“男左女右”的习俗。妇人吉事，即使国君有赏赐，也只是肃拜就可以了。妇人之拜，在上古时都是这样的，如苏秦将游说楚王，路过洛阳时，全家人在郊外三十里外迎接他，“妻侧目而视，侧目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隋志》记皇帝册封皇后，皇后先拜后起，皇帝后拜先起。到了唐朝武则天时，为了尊崇妇人，妇人始拜而不跪。肃拜是九拜中最轻的一种，军队中也用肃拜，因为将士披甲，不便于拜。再拜 拜两次，表示礼节降重。再拜之礼，用于平辈之间。如果是臣对君，再拜之外，还要行稽首礼。百拜多拜的意思。拱手合抱以表示敬意。合抱，一般是左手在外，右手在内。如遇凶丧，则右手在外，左手在内。揖拱手为礼。现称“作揖”，是宾主相见时的礼节。拱、揖一般用于非正式场合，平素十分熟悉的人也往往用此礼节。长揖 比拜较轻的一种敬礼。不分长幼卑尊皆可使用。拱手高举，自上而下。这是站立时最表示敬意的一种姿势。鞠躬两脚并拢，两手下垂于大腿两侧，弯曲上身以表敬意。现仍用于某些集会及祭扫亡灵的场合。唱诺 旧时男子给人作揖的同时出声致敬的一种礼节。宋代已很流行。道万福 旧时女子礼节。唐宋时妇女与人见面行礼的同时常口道“万福”，意为祝对方多福。行礼时双手手指相扣，放至右腰侧，弯腰屈身以示敬意。坐古人席地而坐，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后跟上。坐姿像跪，但有不同，主要是跪时身体要挺直，臀部须离开脚后跟。踞古代一种较为省力的坐法，即带踞。姿势是脚板着地，两膝耸起，臀部向下而不贴地，和蹲一样。箕踞最不恭敬的一种坐法。姿势是臀部贴地，两腿张开，平放而直伸，像箕一样。在他人面前箕居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但有时又可作为不拘小节的表现。长跪耸身而跪。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臀部紧靠脚后跟。伸腰及臀而两膝柱地为跪。挺直腰板以示敬意和庄重则为长跪。最初称“跽”，因为跪时挺身直腰，身体似乎长长了，所以又称“长跪”。
我来帮你写这个论文礼仪即礼节与仪式。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中国是礼仪之邦，上下五千年，从西周视礼为"国之大柄"到现代的"五讲四美"；从荀子的"国无礼而不宁"到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礼仪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中国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准法律"的作用。 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应当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一页的时候，礼仪就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了。礼仪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 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 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 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 。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 、军礼等 。生活类包括五祀 、高禖之祀 、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这是对我国古代礼仪的总结汇编。这些礼仪内容，对后世人们的行为规范、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公德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学习礼仪知识的的现实意义有，第一，社交礼仪是道德的示范，它代表着社会道德观念而存在，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标准和规范而出现的。这种标准，规范、制约着社会生活秩序，推动人们沿袭着“礼”的规范生活，用以培养人们的善恶标准和美的心灵。同样，社交礼仪也要求人们将自己的行动纳入规范．将自己的本性纳入规矩，加以约束，时时用道德的力量支配自己的行动。注重社交礼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为着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道德面貌。第二，社交礼仪在人际交往中有协调作用。今天的社交礼仪所表示的意义主要是尊重，尊重可以使对方在心理需要上感到满足，产生好感和信任。按着社交礼仪规范去做，有助于加强交际双方互相尊重、坦诚相侍的良好关系，缓解或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情感对立与障碍。社交礼仪规范是社会生活中的润滑剂、调节器，是协调交际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关心和友爱，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气氛，使每个人健康、合理的心理 需求得到程度不同的满足，从而产生开朗、乐观的情绪，对生活更加热爱，并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稳定、融洽的秩序。通过完备的社交礼仪，一个社会组织可以沟通与各种人的感情，协调好上下左右、里里外外的关系，使误会、摩擦消除，减少矛盾，化干戈为玉帛。第三，社交礼仪的实施可以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品行，客观上也起着榜样作用和教育作用，无声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在对外交往中，注重礼仪，可以展示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加深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弘扬，使中国以泱泱大国之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王朝的开创2.红白玫瑰之争3.名君辈出的金雀花王朝3.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王朝(时代)4.詹姆斯一世的继位(斯图亚特王朝)5.护国公的出现6.联合王国的设立7.维多利亚时代8.当今的温莎王朝小结：日不落帝国的前世与今生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多方面写出对李鸿章的看法。
作为清末重臣，中兴元老，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李鸿章。甲午战争后，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你推动的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而被国人贬为“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不知道那时你的心情如何。
封建王朝日趋末落，中国早已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独自做着离心运动。多少灵魂在无奈中麻木，而你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面对动荡不堪的政局，你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亦或以死明志，得一精忠爱国的芳名，但你没有，是说你太天真还是太蠢，偏偏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逞强”。
也许你知道，死亡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言无济于事，拨开民族的阴霾才是重要之事。于是你操练海军，创建北洋舰队，用微弱的力量与外敌抗争，开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上天并不怜悯你，甲午战争成了你的滑铁卢，让你声音狼藉。不久后，朝廷需要你了，任你为“议和全权大使”，赴日商定协议。
难道你不知道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会让你成为百姓的“公敌”吗？你的付出最终换来的是满天唾沫，声声刺耳的“卖国贼”、“亡国奴”将你骂得无处遁形。其实当时的晚清如同一间“破屋”，而你就是那裱糊匠，东补西贴，既不能将破屋推倒重建，也不能将其修好，最后那残局还是需要你来收拾。问问历史，过客匆匆，多少人懂你？
梁启超评价你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之遇……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美国总统格兰特称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不敢随意评价你，但我知道议和主意起于慈禧，割地赔款也经朝廷同意……最后你却要承担如此深重的责任。
真的，太多的无奈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太多的伤痕让你体无完肤，拨开历史的迷雾，依旧可见你铮铮的爱国忠魂。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或褒或贬？或悲或喜？这一切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可历史的那片星空却因你变得纠结、美丽。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