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黑暗的时期, 社会是动荡的，政治是黑暗的，战争是频发的，由于社会的分崩离析,过去两汉儒学一尊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道、法、名等各家学说纷起,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般绚丽的文化浪潮。魏晋士人,崇尚清淡,追求虚静,行为上纵任不拘,一改两汉文人那种唯立德扬名为目标的人生态度,全面而深刻地建构了魏晋人的特质、品性和才情，而魏晋人的这些特质、品性和才情又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上。本文从四个角度，探讨了魏晋人的审美情趣。一，对相貌美的坦然直言。二，对自然美的崇尚。三，对女性聪慧达观的赞美。四，精神境界之美。并通过对历来学者相关著作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认为《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在正文中分三大部分，一一步分析和阐述了本文的论断。关键词：审美情趣 相貌美 自然美 女性美精神境界之美文献综述1、相貌之美魏晋人对美的理解是特立独行和任性放达的，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对美貌的赞赏往往是毫不吝啬并且是姿态坦然的。有时会以描写自然风物的形容词来形容名士的风度和美貌。如写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1] 写潘岳的美，说他少年时走在街上都会引来妇女们牵他的手。写到卫玠，说他因为美貌被人围观，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像一堵厚墙壁困住了他，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竟然病重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2] 对美貌描述的这种直言不讳，恰恰是魏晋人开放自由的风气在审美情趣上的一种体现。历来，也有很多关于对《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人物审美研究，在李立娜的“论 《 世说新语 》 中女性美”也提到， 女性美第一是 “ 貌 ” 之美 。第二是“才”之美，第三是“德”之美。从专著方面来说 ， 比如袁济喜的 《六朝美学》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1999年版 ）以及李泽 厚 、 刘纲纪合著 的 《 中 国美学史（精华版）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 都对 《世说新语 》 有较大篇幅的分析。 专著则有宁稼雨 的 《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 （ 河北教育出版社版） 、 蒋凡的 《世说新语研究 》 （ 学林出版社 1998年版）、萧艾的 《 世说探幽 》（ 湖南出版社 ）、 这些著作都涉及了对 《 世说新语 》 的美学分析，提及关于魏晋人对相貌美的描述 。2、自然之美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在审美文化方面，“自然”不仅是人生、艺术合理性存在的基础，而且成为艺术创作的理想和艺术批评的标准。刘昱《魏晋“自然”概念的转变及其审美文化的影响》（扬州大学）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美”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美”，若表现在人物品藻上，则是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关注，张扬个性之美；在诗歌中则是抒发内心苦闷，寻求精神寄托，体现真情流露之美；在书画艺术里，则是抒写自由人生，追求神韵之美，任心表意之美；在音乐的国度里，则是寄托人生忧愁，宣泄生命意识之美。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审美，对自然美的追崇，是那个时期的一种风尚。如《世说新语》描述的：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3]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4]3、女性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许多表现人品美、德行美的小故事，特别是有许多对聪慧达观、坚忍睿智的母亲们的形象的描述，有着许多动人的篇章。李立娜的“论 《 世说新语 》 中的女性美”（湖南师范大学校刊）一文中指出“ 德 ” 之美 ，这是 《 世说新语》 中所展现的女性美 的重点内容 ，通过书中女性在不断变化的身份一一女儿 、 妻妾 、 母亲之间的表现，来展示女性所特有的“ 德 ”。宁稼雨先生的《中国志人小说史》着重分析了《世说新语》特别谈到了《世说》的妇女题材，他指出魏晋妇女在很多方面冲破了旧礼教对她们的藩篱，掀起了一次妇女解放的波澜；蒋凡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第六章，则从魏晋士人的婚姻和家庭方面入手探究女性的地位问题；王守华的《世说新语发微》一书从婚姻、家庭以及学识来谈论女性形象较为全面；而范子烨与李杰都开始关注魏晋女性不同于以往的“新”形象、“新”气象。 在学术期刊网里搜索的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有很多篇，分别是2007 年兰州大学姜肇函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通过对《世说》的分析探究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张玉茸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则较为全面的分析了魏晋女性；2011年兰州大学焦虹玮的硕士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上层女性的困境—以<世说新语·贤媛>和<妒记>为例》侧重于对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9 第 28 卷第四期总第 60 期张更祯的《<搜神记>中的女神、女鬼、女妖形象》 认为《搜神记》中的女神宛如大家闺秀，端庄严肃；女鬼为爱而死，又为情而活，令人感动；女妖容色娇媚，并未对人有害。该作者认为不管是女神、女鬼还是女妖，她们本质上都是女性的的化身，集美貌、柔情、善良为一体的美丽女性形象。4、精神境界之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关于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则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关于人格与境界《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一书认为，冯友兰通过对天地境界中圣人品格的具体描绘，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吸取道家思想的资粮，熔儒道为一炉，构建起其理想人格学说，为其人生哲学圆了最后一笔。魏晋人对美的认识，不仅是对相貌的直接的感官感知，更注重精神境界的美，常常会借助山水之美抒发个人情感，以追求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宋艳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一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山水,从中获得 了美的享受, 这种享受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以至有了 “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5] 的感觉,主体与客体达到了统一。人成了自然的一员。陈国敏，戴剑的《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看士人隐逸审美心态》认为，山水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的人格与生存追求上。山水不但成为主体审美情思的艺术载体,而且成为主体对自然山水的人格与生存追求,就是士人把山水作为自己生存的伴侣,把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山水存在视为共同体。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每到清风明月之时，就要想起许玄度。” [6] 当有人问顾恺之会稽的山水如何秀美，顾云“千万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7] 这种对山水美的发现，用美的心去体悟山水，用美的语言表达山水自然景象的风气是魏晋人艺术心灵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魏晋人注重精神境界提升的一种方式。以上搜索了历年来学者们对魏晋时期的审美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世人了解魏晋时期人们的为人处世和道德理念有很大的帮助，为后人更深层次地研究魏晋时期的审美观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在研究这些学者著作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大多数学者对魏晋人审美的研究，都是分别从各个角度着手，缺少关联性，这为本人研究的论题，留下一定的空间，文本将重点论述关于《世说新语》中魏晋人审美情趣的核心问题，既《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
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姿容曼妙的形态美魏晋时期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男性眼中的女性美已渐趋摆脱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庸和赏玩对象时所要求的那种形态美。他们似乎已站在了欣赏女性、尊重女性的角度上，不仅欣赏着她们形容的曼妙, 也欣赏她们的风度和气质以及高雅的品格。明君“姿容甚丽”但却“志不苟求”终于未能成为帝王召幸的对象，她姿容既美，又不肯屈节与世俗同流合污，虽远嫁而美名在，是一时佳话。二、字字珠玑的内在美魏晋女性追求的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 是这种发自于肺腑行游于言辞间的机智和思辩，是可以与男性分庭抗礼的智慧的展现。受魏晋时代整体精神风貌的影响，魏晋女性更倾向于呈现出一种言辞上的机智以及品德上的高洁， 在这里， 她们充分展现了一种自由的风范。面对男性，她们低眉屈膝，不必附耳听命， 而是以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才思来赢得男性的尊重，她们已不再是男性附庸和赏玩的对象， 而是呈现出一种独立之美。三、鹣鲽情深的真率美魏晋时期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崇尚个性的时代。受玄学的影响，魏晋人士更注重与自然的契合，追求的是一种物我相交、浑然相忘的状态。这种尊崇自然,、彰显个性的风范表现在性格上，即形成了一种真率的品格。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欧阳询经历隋朝两朝，其书“平正中间见险绝”恰好是吸取先秦书法特点，将正楷引向兴盛高峰期，不可企及。纵览其书法艺术，不管描画和间架都备受先秦书风危害！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正楷的巅峰之作，全碑如图下:欧楷点如“高峰期坠石”，其奇险也由点引起，如图下的三点水，困境失重状态，岌岌可危，但却又根据别的字的笔画和总体合理布局一一解决，寓奇险于稳定，端庄无失炫酷。
就是魏晋时期(221-420)的书法技巧 魏晋笔法的一点技术分析 虽云：用笔千古不易。但魏晋古法与后期的写法有区别还是有定论的，不过感觉描述的都太含糊，什么“唐前之书纵，唐后之书敛”之类。 我感觉直接从用笔上研究一下魏晋间与唐后的字划操作倒比较实际一点，今只写一条，就是转折与收锋上晋、唐人的不同。 观察晋人的字帖，处理转折与收锋呼应有两种做法，一是绞转，一是提按（顿笔）。 绞转是当收之时，略微一提，整个笔毫转到另外一面（铺在纸上的算一面，面对书写者的算另外一面），这个动作有时候“提”只是个意思而已，实际上是强制把笔毫拧了过来，是180度的转，所以称“绞”。以前见有的论笔法的文章中提到“翻锋”，有点接近这个意思。绞法因为算是强制性的扭转，转折处颇见神俊的精神，尤其是用方笔，更现硬朗姿态，所以不但晋人法帖中常见，更多的表现于善用方笔的魏碑中。从这一点上看，虽然晋人法帖与墓志造像字形上大相径庭，但笔法相通，并称“魏晋笔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书写的时候，笔毫向一侧自然弯曲，写到一画收尾，其势几尽，此时把笔锋做180度翻转，借其原先弯曲的反势，力量倍增，调锋十分彻底，容易做到每一笔画都气势洞达，仿佛精力无穷，生机勃勃。 提按是将收之际，把笔锋向右上方提起，利用毛笔的自然弹性，让笔锋自然回直一点（不可能完全回直，即便是弹性最强的狼毫）然后向右下方压下去，最后向左下方衔接下一画，这样虽然字形上是180度的转了，但笔锋实际上是拆成了两次90度的转折，是利用笔毫中段把毫尖“挫”过来了，所以仍然是用笔毫原先的那一面来书写，弯曲的笔锋也就无从彻底进行调整，所以难以做到完美的精神状态。不过这样写因为有分解动作，比较方便，容易操作，能做到字形上的整齐漂亮。 老实讲，无论魏碑也好，晋帖也好，这两种笔法是交替使用的，也正因此，魏晋笔法使人感觉不拘一格，变化多端（这两大转笔的方法又可以细化出许多小的分类）。 到了唐朝，特别是中后期，绞转的笔法渐渐消失不见（偶见于一些行书作品中，我分析是因为行书行笔追求快捷利索一点，有时候不得不绞，即便如此，唐人行书中用绞的几率也大不如晋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说魏晋的楷书中，行书的意味是很浓的），而提按则成了处理转折呼应的主流用法。分析其原因，一是当与那时追求华丽精整的书法风格有关，比如干禄、写经等方面的需要。二是提按比较容易学，稍加训练，即可写的象模象样，以至于到了元之赵松雪、明之董其昌，虽然力崇魏晋，但笔法依旧沿袭唐后，虽然字形颇似二王，但终不脱妩媚与寒俭，考察其存世碑帖，可以从这里得到些蛛丝马迹。 窃以为以赵、董之学问、天分，理解到魏晋的这些东西并不是难事，但为什么还是没有突破呢？想必一是唐后书法，笼罩中国书风数百年，颜真卿继王羲之为百代宗师的地位牢不可破（虽然中间有米芾等批评者，但毕竟声音微弱），所谓佛学有云：共业所至，在劫难逃，岂此之谓耶？二是晋人法帖存世太少，而且翻刻失真，很难考察其用笔的妙处，同时魏碑湮没已久，仅有的几种也无人重视。松雪晚年的《胆巴碑》似乎有觉醒的意识，可惜似乎晚了点，不久他自己也挂了。真正回归于魏晋，应当还是王觉斯、傅青主那一代的人，不过那是唐后的书法已经发展到彻底没有出路的时候，几位有才华有觉醒意识的书法家被逼无奈的绝地反击，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成功了，至于后来清朝中期，魏碑大量的出土，与晋人法帖相互佐证，魏晋笔法之双翼已全，书法的复兴就势不可挡了。
魏晋是苦难的时代，也是书法界产生巨人式人物的时代。行书能在晋代能达到成熟，与王羲之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一大批不知名的群体性的书家分不开。典型的行书体式是居于楷书，草书之间。如果规矩点儿，则偏近于楷书，称为行楷，反之如果写得很流利，笔势连绵，或者通篇较多的夹带草书，就称为行楷。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怀仁集圣教序》就属于行楷，而王献之的《中秋帖》则属于行草。魏晋行书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本文以王体行书为代表说一下魏晋笔法的特点。王体行书结体善于变化，笔画有曲有直，相同的偏旁有宽有窄，有大有小，相同的字百姿千态，各尽变化。王体行书结体能各尽其态。汉字笔画有多有寡，结体有长短，宽窄的不同，天然不齐，王羲之进行夸张处理，大的更大，小的更小，短的更短。但这些字在大章法中都又显得十分和谐，贴切。王体行书结体能错落有致。行书不管是左右结构还是上下结构都显得长短不一，宽窄各异，大小不匀，形成强烈的对比。有的字左宽右窄，有的字左窄右宽，有的字上短下宽，有的字上宽下短……自然而又有意的打破了汉字结构的均衡，达到参差错咯，主次分明，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王体行书结体以欹侧取势，有左欹，右侧，上欹下侧和左欹右侧。王体行书通常借用楷书和草书的结构法，进行楷，行，草三种书体的杂交，或以增强动势，或以加强静感。其笔法特点有：一变方为圆。如在笔画的转折处，楷书是用折法，以成方，而王体行书是用篆笔，即转以成圆，并掺折意，使转折处圆健而有弹性。二，变长为短。即为了结体的需要，常常将横，竖，撇，捺等长笔画变为最基础且又是最短的笔画-点。三，变直为曲，将横画，竖画变斜变曲，这样就加强了用笔的变化，增强了起伏感和灵动感。四，变顺为逆，即改变了一般运笔的顺序。王体行书中大部分字的行笔顺序也是按照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规矩，但也有个别字为了行笔的连贯，改变了约定俗成的行笔先后顺序。五，变断为连，也就是说将分离的笔画相互的连接起来。连接有明连和暗连两种。明连是用有形的牵丝或游丝连接起来，暗连是靠有倾向的笔势使笔画之间相互形成呼应。六，变同为异，即同一种笔画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笔画，或者采用了不同的构形，这样就丰富了用笔的表现力。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完成书体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草真行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个时代，各种书体完全走向成熟，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的重要历史意义。出现了很多卓越的书法家和一些经典的书法艺术珍品，其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以后历朝历代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作底蕴，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魏晋时期有文献可证的书法家近二百人。他们创制的风格样式，一直影响着后世书风。特别是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两位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并称“钟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学书者，无不宗法“钟王”。另外负有盛名的还有王献之、王洵等一些书法大家。钟繇的书法，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王羲之的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他的楷书如《乐毅论》，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他的主要成就还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统一融合在书法作品中。《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有十七字故名（现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他独具风范的书法体势。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后人誉为“书圣”。王献之为王羲之七子，幼时从父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从中可看出，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草书《中秋帖》，笔画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王洵，字元琳，王羲之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被列为“三希”之一。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笔画瘦劲，结体开张，确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魏晋时期的书学理论开始繁盛。在秦汉或更远时代，在人们的意识中，书法更多地是一种汉字的书写行为。但在魏晋时期，书学已不再仅仅是文字学的附属或补充，它日益成为一种专业学说走向理论的前台，直接体现了这个时期书法美学研究的兴盛和书法批评活动的繁荣。书法理论的体系化以及专业书法理论家的出现，成为魏晋时期书学迅速发展的关键。如卫铄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笔势论》、《用笔赋》、《书论》，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刘劭的《飞白书势铭》、晋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杨泉的《草书赋》，王珉的《行书状》等大量书学论著出现，既是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空前繁荣的结果，又为这种繁荣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保障。他们的理论并不单纯是实践的一种总结，而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以创作家代替理论家的落后状况，使得实践与理论出现分化，从而使书法理论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魏晋书法开创了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性书法形式，给文人书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完成了书法形神系统结构的有机构成，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审美的艺术历程，使书法成为表达书家主体情感的载体。其次是文人书法占领书坛成为主流，并把书法从实践到理论推向更高级阶段。最后是促进“帖学”流派的形成。以“二王”为起点，追求笔札之工的书派从宫廷漫向民间，并形成帖学流派与风格。魏晋书法这样一座艺术高峰，给后人留下广阔的学习借鉴空间，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从历史辩证的角度来看，魏晋书法也是颇具现代性的，是当代书法再创高峰的基本途径和方法，重新以宽容的精神反思历史，是书法创作的重要参照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评论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并取得了很高成就。不仅出现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著，还有许多人提出了关于文学创作的新见解。首开文学批评之风的是曹丕，他自己不但是一位极具文采的诗人，而且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很有建树。在曹丕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文论，例如《毛诗序》《离骚序》《两都赋序》等，但都是针对某一篇作品进行的评述。电视剧中的曹丕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所涉及的作品和问题十分广泛，并能从较高的角度统观文坛，对诸多现象给予批评，开文学理论批评之先河。《典论·论文》中，曹丕高度评价了文学的作用和地位，从政治角度指出文学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认为文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曹丕鼓励人们从事文学创作，强调文学本身的价值。汉代独尊儒术，认为文学不过是雕虫小技，而曹不则女变了这种观点，重新定义了文学的地位。《文赋》曹丕还指出作者气质和作品个性的问题，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开启了以“气”论文的道路。曹丕还对建安时代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例如在《典论·论文》中评价王案善于辞赋、孔融体气高妙等，这种用气质论文章风格的做法对后世影响较大。曹丕的《论文》之后，西晋陆机创作了《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较为系统而完善的专论。陆机认为创作或产生于事物或产生于所学知识，他对艺术想象有着很精辟的见解，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灵感产生的过程，很有创意。关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陆机认为内容为主而形式为辅，文章有思想内容就像直立的树干，而文辞则是树干之上的花果和枝叶。陆机还认为如果文学功底和创作准备不足的话，就容易“意不称物，文不速意”，因此他十分重视作家的学养和感兴。他将文学作品分为十种体裁，分别为诗、赋、碑、、铭、箴、颂、论、奏、说，并指出每一种体裁的特点。陆机的《文赋》讨论更多的是创作的技巧，例如要先确立主旨、声律之美、感情的抒发等。钟嵘的《诗品》是专门品评五言诗的文论专著，分为上中下三卷，每一卷为一品，评价了汉朝到梁朝的122位诗人及其作品。钟嵘批判了当时诗歌创作中堆砌典故、刻意追求声律的现象。他反对沈约等人拘泥于声律的观点，而提倡“通流”“真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佑，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佑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在初唐与盛唐的时候，北方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同时北方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产诗人的好土壤，所以这个时期北方的诗人就会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战乱之中，从而造成了一是许多北方人的南迁，一是南方的开发。这种土壤所造就出来的诗人就不单单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纵观唐代诗人，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京畿道有诗人226人，关内道有诗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关陇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⑼。就诗人总体数量来说，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增长率远远要比北方高。这说明了唐代诗歌的创作群体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总体观来，唐代诗歌创作群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演变过程：初唐北方创作群一枝独秀→盛中唐南方创作群的兴起→晚唐南北创作群的合流。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刘长卿，李嘉佑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高潮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高潮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 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先秦的周诗、楚辞、汉代的乐府、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以及唐宋词、元散曲中的部分作品都是入乐的歌辞。而唐人所唱，除了句式长短不齐的词以外, 还有齐言的诗。过去人们对这些齐言的诗的演唱情况一直估计不足。从入乐的角度来研究唐诗，是一个极重要的视角，会使我们对唐诗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清晰。首先，这种研究有助于对诗歌创作具体情境的认识。我们过去对唐诗的研究往往只是从文本出发，单纯就文本来研究。其实在文本形成之前，诗人创作的具体情境，对其诗歌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把诗人的具体创作情境划分为这样几类：应酬唱答、消遣娱乐、仪式庆典。登临游览、独自创作。在这几种创作情境中，前三种都可能与歌诗演唱直接相关。研究这种具体的创作情境，对于准确把握诗人的创作动机，无疑大有裨益。其次，注意到了诗歌创作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各种艺术之间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诗歌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关系，特别是诗歌与音乐之间，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存的唐诗当中就有大量的以听歌看舞为题材和以听歌看舞相关内容为题材的作品。
魏晋文学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就是在于诗歌方面了，魏晋时期，有很多著名的诗人，比如说像曹操父子的，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传承和影响，才有了唐朝的诗歌，文化的繁荣和璀璨
等等我哦。。我都忘的差不多了。等我回家整理一下给你整一篇论文太容易了。。10000字也能哦 嘻嘻嘻等等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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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