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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罗斯的崛起我帮你解决！~
俄语地区的轨道交通装备进入车辆更新换代高峰期据俄罗斯发布的2030年前铁路交通发展战略，俄罗斯有意建设2万公里新铁路，其中包括5000公里高速铁路。这其中，莫斯科-叶卡捷琳堡高铁项目（高铁2号线），线路全长1595公里，计划优先修建的全长803公里的莫斯科-喀山段，正是目前动工在即、即将举行高铁招标的主要项目。此外，俄罗斯还规划了莫斯科-圣彼得堡高铁项目 （高铁1号线），线路全长为658公里，设计时速为400公里，预计2018年前建成；莫斯科——索契高铁项目，从莫斯科出发经顿河畔罗斯托夫到索契，2013年通车的索契高铁正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铁路建设外，俄罗斯的城市轨道交通也蕴含着极大商机。俄罗斯2018年要举办世界杯赛事，而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地铁承载量已达上限，未来新建、更新轨道交通的需求会很大。加之俄罗斯及与俄罗斯相关的国家此前一直使用的是俄罗斯铁路装备，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品，目前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这一市场容量也非常巨大。
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概 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军事战略指针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底色."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 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非对称战争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使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保密性和诡计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中国的敌手,而且给中国领导人造成迷惑.
俄罗斯硕士论文一般在万字至4万字之间（中文），万至万单词之间（俄文）；论文主体部分英文词数至少20000 words；硕士论文需要通过俄罗斯科学教育部反剽窃系统检查，重复率不能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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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代笔
是想了解远古的时候微生物的细胞结构都是怎样的？是否像现在一样，拥有细胞壁，细胞核以及完整的构造？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手机知网|搜索登录|注册学位论文>哲学与人文科学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马洛丹本文运用形象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国形象作为俄国文化的“他者”的意义。通过收集该时期主要作家描述和评价中国的文本资料,经由深入地解读和总结关于中国形象的观点,着重考察文本之间的互证关系,归纳出世纪之交俄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的普遍意义。本文选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多位重要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详细阐述。康·列昂季耶夫、弗·索洛维约夫、德·梅列日可夫斯基三人为一组,由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局限在“欧洲中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层面,所以对中国的想象是消极否定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僵化、停滞、落后的象征就是对俄国具有很大威胁的东方怪物。在众多批判的声音中,尼·丹尼列夫斯基独树一帜。他在19世纪对中国产生众多质疑和批判的浪潮中诗中坚持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态度,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肯定。康·巴尔蒙特、尼·古米廖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与皮里尼亚克为一组,在20世纪初期思想纷繁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们秉持新世纪新的艺术理念,更多的是从自身对时代认识的角度来描绘中国,因此,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呈现多元化的特色。异国形象并不是对异国现实的复现,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感情色彩。俄国作家谈中国这个“他者”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来审视和了解自我。所以我们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时应更多的考虑俄国的文化动机、社会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思想动态和主要观点。同时,俄国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也是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的局限性和主观性,更理智地思考中俄两国的文化和社会,为当代中国塑造大国形象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形象;俄国作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献类型]：硕士论文[文献出处]：黑龙江大学2017年下载本文参考文献期刊 |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期刊 | 谈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原则期刊 | 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存在的合理性论文 | “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文 | 寻找逝去的“家园”论文 | 象征主义叙事精神引证文献论文 | 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下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共引文献期刊 | 形象学视域下林纾理想女性之构建期刊 |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期刊 | 形象学视域下翻译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论文 | 《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的狂欢化诗学研究论文 | 罗赞诺夫《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的人性论思想研究论文 | 契诃夫剧作中的象征意象同被引文献论文 | 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 | 索罗金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论文 | 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下高加索形象的变迁二级参考文献期刊 |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期刊 | 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期刊 | 茨维塔耶娃创作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相似文献期刊 | 索洛维约夫与丹尼列夫斯基的争论与启示——兼谈俄罗斯文明形态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期刊 | 一曲生命的悲歌——茨维塔耶娃的爱情、流亡生涯和生命的最后时日论文 | 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会议 | 茨维塔耶娃的多神意识报纸 | 2009年初俄进口额预计下降40%搜索文献、工具书、图书、期刊 搜文献手机知网-极简版-触屏版-搜索-客服12月13日 17:30App内打开
俄国文学的文学成就,主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来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俄国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俄国文学论文 范文 一：俄罗斯文学论文——论《大师与玛格丽特》
摘 要：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夫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作品被苏联政府“默藏”多年，直到60年代才重获出版。之后，苏联乃至世界文坛掀起了“布尔加科夫热”，对他的研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更成为瞩目的焦点。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无以计数的封号：神话小说、情感小说、宗教教诲录、传奇小说，甚至是超小说，因其复杂性和多释性至今仍被认为是个难解的谜。本论文以《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主要分析文本，旨在探讨它的多重风格与文体杂糅现象，从叙述学的角度对这部20世纪俄国经典小说的特色及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创作主题、艺术风格、人物特点
目 录
一、 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2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3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3
四、 《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3
五、 《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4
正 文
一、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俄语: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May 151891, 基辅 –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一个俄罗斯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神学教授。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3年，布尔加科夫和Tatiana Lappa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1916年，他从基辅大学医疗系 毕业 后，参加了白军。他还曾被短暂征入乌克兰民族军。1919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成为一个记者。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布尔加科夫从未被允许去西方探望他们。
1921年，布尔加科夫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与Lyubov' Belozerskaya结婚。在20年代早、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1931年，布尔加科夫与Elena Shilovskaya结婚。Elena即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的原型，本姓Sergeevna，Shilovsky是她前夫的姓。她和前夫离婚后，第二天就和布尔加科夫结婚。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继续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和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但无一得到发表。
布尔加科夫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说：如果苏联不能使用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本人给他回了电话，拒绝了他。但由于斯大林比较欣赏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根据《白军》改编)，便给他在莫斯科一家小剧院找到了工作，后来又调到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然而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他还曾短暂地在Bolshoi歌剧院当词作者，但很快离开了。 1940年，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而去世。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
小说从表面上看就是讲了一个魔王撒旦访问莫斯科的魔幻 故事 ：沃兰德(Warland，撒旦的化身)想了解莫斯科的世道人心，就带着几个随从去到那里，用的魔法设置了很多，以检验世道人心的败坏，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这场游戏中丑态百出，展现了自己缺陷的人格。主人公大师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幸运地彩票中奖得到一笔巨款，便辞职开始写一本关于圣经中犹太总督彼拉多的小说，无奈小说不为人接受，心情郁闷，住进了精神病院。但很幸运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大师遇到了美丽的玛格丽特，她理解他，欣赏他，支持他，与他一起完成心中的愿望。最终在沃兰德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最后都死了)。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
《大师和玛格丽特》主题广博，线索纷繁，人物众多，小说故事时间延展两千多年，空间横跨天堂、地狱、人间、古代城邦和现代社会，人物囊括神、魔、妖、人、兽。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合型文体结构相适应，小说的叙事话语也不是单一的，包含着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它们彼此之间对立矛盾，仿佛每种风格层次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又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如同各种风格的大聚会。
小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沉思索。作品采取怪诞的手法、非现实的人物,诠释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赞美了真诚的爱情,对善与恶,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进行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哲理探索,并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辩证思考,以及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深刻透视。
四、《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
1、幽默风趣
由沃兰德担当主角的讽刺寓言式小故事系列贯穿整部小说,这些故事里充满着“笑”的元素,随处可见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布尔加科夫施展让人惊叹的讽刺天赋,极尽嘲讽､夸张､逗乐之能事,用犀利的笔撕破腐朽虚伪的社会现实｡
2、庄重肃穆
与沃兰德故事轻松幽默的风格相对立,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布尔加科夫突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和灰暗的色调｡在环境描写上他反复写到耶路撒冷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灾难正向这座古老的城市袭来｡在人物刻画方面,布尔加科夫将他的重点放在彼拉多的内心描写上,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彼拉多的内心矛盾,洞悉他细微的情绪转变｡
五、《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
魔鬼沃兰德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沃兰德不同于《失乐园》与《浮士德》中的魔鬼，他是属于布尔加科夫的。当布尔加科夫招来魔鬼打乱了整个莫斯科的生活秩序时，我们可以看见布尔加科夫躲在魔鬼背后对莫斯科小市民善意的嘲笑。
大师与玛格丽特
小说进行到一半，小说的主人公大师和玛格丽特才姗姗来迟。从一开始，布尔加科夫就不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处于现实之中。大师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爱情就在他们面前蹦了出来，就好像小巷里的地底下蹦出来个凶手，一下子让他们惊呆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具有某种纯粹性。它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宗教式的爱情，又或者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莫名的冲动，它只是爱情。布尔加科夫需要爱情，于是爱情出现了。在这里，布尔加科夫抛弃了之前他对细节谨慎的关注，他表现出来的自由让人着迷。
在布尔加科夫让魔鬼与现实开了一个玩笑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共同组成了布尔加科夫所需要的真实。作为主人公，大师只占去了全篇很少的几章篇幅。与大师相反，玛格丽特则统领了整个第2部。余华认为，大师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中伤痕累累的影子。事实上，在大师身上，布尔加科夫始终有着隐痛。大师传达了布尔加科夫与现实关系的暧昧。大师坚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而在其作品被否定后，他一度陷入彷徨。大师始终在现实与内心之间若即若离。而最后，他在魔鬼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宁。与大师身上的暧昧不同，在玛格丽特身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不再受到任何束缚。强劲的 想象力 冲进每一条缝隙与现实拥抱。现实不再成其为现实，或者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玛格丽特是真正属于布尔加科夫内心的。当布尔加科夫寻找世界的真实时，她成了布尔加科夫的眼睛。可以说，是玛格丽特为布尔加科夫打开了那扇通向世界的门。
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敬，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的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他真诚地、从不背叛自我地度过了自己并不轻松的一生。
俄国文学论文范文二：《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 传说 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 素描 ，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 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 《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 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 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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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有效传播中国社会科学网原创2022-1-13 14:02 · 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账号中国文化充满无限的魅力和吸引力，丝绸之路出现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作为文化载体被运往欧洲。正是由此开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等产生碰撞，从中可窥见文明交汇产生的异域文化革新。由于地缘因素，中国文化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文化拓荒之路文化是文明的传递者。16世纪中叶起，俄罗斯这个文化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俄罗斯作为中国邻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赶潮流”和地缘优势的双重作用下，上层社会开始“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地逐渐接纳魅力十足、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化。俄罗斯的多位沙皇，譬如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均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俄罗斯宫殿里的园林艺术中都有中国风格的身影，小桥流水、假山湖泊、亭台楼阁等无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正是因为上层人物的重视与喜爱，才保证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有效传播。中国文化逐渐走进上流社会后，沙皇派遣大批俄罗斯使臣访问中国，他们深切体会到中国周密运作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综合国力，无不叹服。1676年，尼古拉·斯帕法里作为使臣前往中国，回国后向俄罗斯外交事务部门提交了书稿《旅行日记》。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勤劳淳朴的生活方式、繁复森严的宫廷礼节、异域特色的风俗习惯及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例如，正月十五的“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端午节的“茅檐插艾新”，七夕的“坐看牵牛织女星”等，类似的中国风俗像一扇扇屏风，使俄罗斯人民从中得以洞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及文化。文化认可之路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文明的因子，在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作家的视野，主要受欧洲作家的积极影响。中国文化被俄罗斯作家接受，自然也会影响他们创作的作品，所以俄罗斯文学作品是反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塑造了较为丰富的中国形象，为作品增添了异国风味。例如，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拥有许多中国书籍，对孔子的思想和教育观持肯定的态度，并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奥涅金的教育相关联。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尤为钟爱中国文化，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出现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赞扬。托尔斯泰的小说《川逝》以及文章《孔子论述》《伟大学说》等，体现了对中庸之道极为深刻的理解。俄罗斯作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他们不仅描写中国文化，还对中国文化开展学术研究。大量的中国著作被翻译成俄语，但是许多中国经典作品都是由德文或者法文转译而来。如中国著名戏剧《赵氏孤儿》曾被译为法文，后又被涅恰耶夫译为俄文，多样的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得到了传播，对于塑造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中国典籍的俄译本给俄罗斯作家留下了美好印象，作家的笔下也常常出现宁静、完美、充满哲学智慧的中国。这种哲学神秘性引发了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文化探索之路俄罗斯东正教使团除了传播中国文化外，还培养了一批精通中国语言的汉学家。17世纪初，以伊万·佩特林、费奥多尔·拜科夫、伊兹勃兰特·义杰斯等为代表的俄罗斯使者开启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之旅。随着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学习，东正教教徒逐渐了解中国文化，将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包括中国政治制度、民族特色、宗教与地理等方面的信息。虽然记录的内容不那么周全，但是却让俄罗斯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印象，同时也为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塑造提供了素材。东正教使团成员掌握满汉语后，将大量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成俄文，并在回国后担任语言教师。其中翻译书籍数量最多的是伊拉里昂·罗索欣和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两位汉学家，后者翻译了一系列中国著名的经史子集，譬如“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以及部分《易经》，并且将中国的丝绸、茶道以及象棋技艺带回俄罗斯，为俄罗斯人民展现了中国特色。纵观文化传播之路，尼基塔·比丘林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18世纪，比丘林作为使团传教士来到中国，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学习，成为精通满、汉、蒙、藏语言的教师。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爱好者，比丘林在华期间积极了解中国风土人情，译著、著作多达十几部，其中包括《三字经》《中国农业》《北京志》等，这些成果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9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是一位杰出的佛经研究者，为中国佛教在俄罗斯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研究中国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地理、文学、历史等，并且编写了多部教科书，启蒙俄罗斯青年人学习中国文化，并给予中国文化极高的赞誉，展现了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19世纪，汉学家巴维尔·波波夫整理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汉合璧字汇》，为两国语言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较为权威的借鉴，使汉语学习有据可依。除此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这本百科词典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方面，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稳步发展，文化交流形式日趋多样，学术交流也兴盛起来，无疑为两国文化交流史书写了精彩篇章。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双方民众对彼此国家的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中俄两国良好的文化交往必将更进一步。我们应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俄罗斯年轻人了解魅力中国，听懂中国声音，接受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治隐喻俄译转换研究”（17CYY057）、黑龙江省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新《国标》语境下的本科俄语专业教育教学思路转变研究”（GJB1320258）阶段性成果）（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孙秋花送你阅读惊喜奖励200金币领金币搜索1999年中俄事件犹太人评价中国人中国人学俄语难不难俄罗斯学习中国文化日本专家谈汉字优势中国文化的三大核心
世界各国学者之所以为俄罗斯文学标上深沉厚重的符号,大部分原因在于亚细亚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片广袤北国土地上相遇
俄国姓氏一般分阴性和阳性，但是有一部分姓氏没有阴阳性的变化，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 父称也存在阴阳性俄国女性的父称，一般常用的结尾时有ebha，obha，男性的父称结尾常是ebич，obич
俄罗斯姓名全称是“名+父名+姓”可以简化为“名+姓”，使用“名+父名”则是一种尊称 俄罗斯民族，因为属于斯拉夫民族，因此在语言和很多方面都和欧洲，尤其是中西欧的民族有很大的差别。姓名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方面。 简单来讲，在俄语中，如果表示所属关系，名词是需要进行变化的。俄语名词是分阴性、阳性和中性的，分别表示名词不同的性别属性，人名作为名词的一个部分自然也有性别属性。 俄语语法规定：阳性名词以辅音字母结尾，阴性名词以字母а、я结尾，中性名词以о、е结尾。而阳性名词在表示所属关系的时候是要在辅音字母的后面加а的。 1、辅音字母姓氏+A=女人姓： 1）Репнин+а=Репнина 列普宁+A=列普宁娜 2) Забаруев+а=Забаруева 扎巴卢耶夫+A=扎巴卢耶娃 上面这种情况是最最常见的，因此，以“宁”、“夫”、“林”、“钦”就会变成“娜”、“娃”、“林娜”、“钦娜”…… 2、阳性形容词结尾的姓氏，直接变成阴性形容词结尾： 在俄语中有一部分姓氏是带有形容词词尾的，这样的阴性直接按照形容词规则变化，如： Долгорукий=Долгорукая 多尔戈卢基=多尔戈卢卡娅 这种姓氏还有很多，比如以“斯基”、“科依”、“肖依”结尾的姓氏都是变成“斯卡娅”、“卡娅”、“莎娅”…… 3、俄语中还有一部分姓氏是男女通用，无须变化的，比如乌克兰著名球星舍甫琴科Шевченко就是这样，他的妻子、女儿也都是舍甫琴科。 关于父称，其变化规则是按照古俄语的方法，但是表示的同样是父系社会的父亲的绝对权威，不同的是，它是由父亲的名字变化而来： 1、以硬辅音结尾的名字： 米哈依尔 Михаил==米哈依洛维奇Михаил-ович 米哈依洛芙娜Михаил-овна 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亚历山大洛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亚历山大洛芙娜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彼得Пётр==彼得洛维奇Петр-ович 彼得洛芙娜Петр-овна 2、以软辅音结尾的名字： 尼古拉Николай==尼古拉耶维奇Никала-евич 尼古拉耶芙娜Никала-евна 安德列Андрей==安德列耶维奇Андре-евич 安德列耶芙娜Андре-евна 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阿列克谢耶维奇Алексе-евич 阿列克谢耶芙娜Алексе-евна 以上就是俄语的父称和姓名的语法构成。（父称中的“-”符号是为了让大家看明白构成，而并不是实际应该有的符号）。 伊凡·茹科夫是“名+姓”，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则是“名+父名”
俄罗斯人的父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名虽然数以百计，千计，然而同名者数不胜数，由于古俄罗斯人没有姓，因此就要用一种辅助手段加以区分：当时的人们或送绰号（，或加上父亲、祖先的名字。 早期表示这种血缘关系的词是普通名词，例如，господин（君主）→господинич（君主之子），князь（大公）→княжич（大公之子），царь（沙皇）→царевич（皇子），поп（教士）→попович（教士之子），这些表示血缘关系的词并不是父称，依然是普通名词。 俄罗斯11-13世纪的编年史中，可以看到后缀-ич，-ович，-евич与男人的名字、甚至与女人的名字（为数不多）的结合，如，Игорь Ярославич（伊戈尔·雅罗斯拉维奇），Иван Дорогомилович（伊凡·多罗戈米洛维奇），Иван Халдеевич（伊凡·哈尔杰耶维奇），Олег Настасьич（奥列格·那斯塔斯依奇），Настасьич是由母亲的名字Настасия构成。然而它们还不是现代俄语中的父称形式，它们或表示“某人之子”，如大公Ярослав的子女们被称之为Ярославич、Ярославна；或是一种绰号，如Халдеевич来自于халдей（古时俄国宗教性戏剧中穿东方长袍的角色，转义为丑角）。 历史上，以-вич结尾的父称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标志。《1550年的千人记》一书刊登了一份千人花名册，他们是莫斯科大公的忠实奴仆，在莫斯科郊外有领地。在这本书中，只有大公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伊凡·华西里耶维奇）和为数不少的宠臣有父称。一般的贵族有以-ов结尾的半父称形式，比如，Пётр Осипов Терепьев（彼得·奥西波夫·捷列彼耶夫）。Осипов实际上是物主形容词，意为“奥西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以法律的形式把官员的等级分为十四级。在编写官员花名册时，一至八品官员除了姓、名之外，还登记了父称，一至五品官员的父称以-вич结尾，六至八品官员的父称以-ов结尾，而其余官员只登记了姓和名，没有写上父称。平民很长时间没有父称。 谚语云：Богатого по отчеству, убогого по прозвищу. 富人有父称，穷人有绰号。 到了十九世纪，普通百姓进行言语交谈时都使用了父称，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也许是由于-вич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积淀，父称有时可以代替名字单独使用，如在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中，贵族少爷格里尼奥一直用父称Савельич（萨维利奇）称呼忠心耿耿的老仆人，以示尊敬；高尔基的《母亲》（Мать）的女主人公叫Ниловна（尼洛芙娜），这并非名字，而是父称，作者以此来表示对这位母亲的深深敬意。这个传统至今还在民间流传，人们用父称来称呼尊敬的长者，这并非是他们没有名字，而是因为这样的称呼听起来更客气。
父称由父名变化而来，是人名全称的一部分。这是俄国人姓名的特点之一。父称的组成是：男性在父名后加后缀—ич、—ович、—евич（音译分别为—依奇、—奥维奇、—耶维奇），女性在父名后加后缀—овна、—евна、—нична(音译分别为—奥夫娜、—耶夫娜、—妮契娜)。如彼得——彼得洛维奇（彼得之子），彼得洛夫娜（彼得之女）；安德烈——安德烈维奇（安德烈之子），安德烈耶夫娜（安德烈之女）等。在古代，后缀—ич并非指父称，而是表示动物的幼雏，可加在普通名词之后；以—ович等后缀结尾的词，最初也不是父称，而是称呼贵族和宗教界孩子的普通名词。古时候，人们按父名称呼儿子时，可在父名之后加后缀—ич、—ович、—евич，它们只不过是具有表示这是某人的儿子之意的字母，并非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父称，只是到了后来，带有这些后缀的个人名字作为父称巩固了下来。
1.俄罗斯国情2.千年俄罗斯3.我心中的俄罗斯4.我眼中的俄罗斯！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目前，在语言学的发展中，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即语言已不仅仅被认为是交际和认知的工具，它更被看作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代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俄语语言文学界亦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为众多俄罗斯语文学家所熟悉的一个术语是“国情语言学”，但从90年代起，在俄罗斯语文学界更多的提到“文化语言学”这个术语，从“国情”到“文化”，实际上反映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俄罗斯学术界，文化语言学这个领域目前有四个基本学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Ю.С.Степанов，Н.Д.Арутюнова，В.Н.Телий，В.В.Воробьёв。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讲，深入了解使用所学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反过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基本情况及性格特征等，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上。俄罗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使得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显得尤其特别和值得研究。本篇论文的写作正是基于此。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主要分成两个大的章节，在第一章里，主要是对本论文写作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理论、概念进行了介绍性的概述，包括文化语言学，文化，民族性格等，这些介绍概述是为第二章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明确一下在分析中会涉及的概念、方法等。第二章则主要侧重于对俄语成语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俄罗斯这个民族一些主要性格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在俄语成语俗语中的反映。 “语言”与“文化”是两个内涵都很丰富的概念。因此，在论文中，是选择两个概念其中的某个具体部分，进行研究分析的。成语俗语作为语言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分支体系，是最具形象性、且最“保守”的语言体系，因此在成语俗语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保存了很多信息，当然也包括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及其文化相关的信息。而民族性格的形成则是在很多包含于“文化”概念中的因素，诸如历史及发展环境、民族生存地区及周边环境等等综合作用结果下形成的。所以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正是想通过对成语俗语的研究分析，去发现它和俄罗斯民族性格之间的一些联系，即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些主要特点是如何反映在俄语语言(成语俗语)当中的。 在我国俄语学界中，有不少对俄语成语俗语的研究。但之前的这些研究中，在对俄语成语考察时，要么是从词源的角度，介绍俄语中成语俗语的来源有哪些，例如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个风俗习惯，或是历史事件，亦或是来源于宗教生活；要么是反过来，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俄语成语俗语，介绍他们反映俄罗斯国情中的哪些方面，包括历史事件、人物，或者风俗传统、节庆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研究的进行，其理论上的依据还是从“国情语言学”出发的。本论文在写作时，主要从“文化语言学”这一理论出发，尝试将处于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典型特点，包括矛盾性、宗教性和不可预知性等，与俄语成语俗语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语言间的联系与反映关系。
你好，确实像你说的那样任何的一个国家的城市名称变更，都有一定的因素，如政治、军事、战争、名人的贡献、以及国际动荡和国内因素。我找了一篇文章，写的不错，很专业，很详细。俄语地名变化与社会文化望采纳，谢谢！你考虑的很对！
自9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国家建立以来，俄罗斯文化历程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和文化交汇结合之地的独特条件，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 9世纪初，生活在东欧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了西南部、北部、东部三个部落联盟，处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而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使东斯拉夫人的原始文化受到最初的重大影响和改造。实际上，那条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繁荣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就是由那些准备前往富庶的拜占庭寻求财富的武装的瓦里亚基人开辟的。瓦里亚基人把自己的组织和制度带到罗斯，给基辅罗斯国家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对于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与罗斯早期国家的建立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奥列格征服基辅所标志的究竟是谁的国家的建立等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说在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有北欧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和影响，那应该是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对于罗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起初，拜占庭和罗斯之间的贸易和时有发生的战争，是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的主要形式，而在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随着大批希腊籍的拜占庭神父的到来，以教堂建筑、圣像画等宗教艺术为先导，拜占庭的神学思想、宗教文学、政治和法律观念以及历史、地理等专门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形式。通过基督教，拜占庭所继承的古典文明的光辉开始照耀罗斯土地。988年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于，它开始了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 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蒙古人征服罗斯各公国之后没有长期占领，而是“从远方统治着罗斯”。罗斯各公国王公的废立取决于金帐汗，一般情况下，金帐汗以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为条件，承认他们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就这样，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萨莱甚至蒙古帝国的都城和林。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彻底破坏，自治的公社和享有立法权、司法权的韦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凡是具有自由和居民权利的东西都被取消而不复存在。在被征服的罗斯，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违者即被卖身为奴。1328年起，莫斯科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于是形成了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忠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不但继承了金帐汗的绝对权力，而且使全部土地成为他们的私 产；作为莫斯科的君主控制军事力量和巩固政权基础的手段，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开始兴起。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恰达耶夫曾经指出：罗斯经历了残暴的凌辱性的异族统治，而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被罗斯本民族的掌权者继承了。“我们成为征服的牺牲品。在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之后，我们本应利用这一时期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产生的思想，可是我们却脱离了大家庭，我们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解放这个事实神圣化了。而在当时似乎笼罩着欧洲的黑暗中，已经出现了多少亮光!”他认为，这正是俄罗斯民族青春时期的可悲历史。 发展中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对莫斯科公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统一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一切都取决于莫斯科的意志，取决于沙皇的意志。沙皇政权不能容忍任何与它的利益不一致的东西存在，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还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和文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新因素就已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17世纪初期“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7世纪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的时候，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 17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如果说阿列克谢拉开了俄罗斯欧化的大幕，那么彼得一世则上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活剧。18世纪初期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大门，西方文化全面地冲击着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俄国开始按照西欧的方式组织工业、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科学院和大学；启蒙思想在俄罗斯迅速传播，并且发展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教会垄断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局面被打破，世俗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开始摆脱中世纪状态。 从19世纪初期到1861年改革，是俄国农奴制关系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时期，也是新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19世纪初期，西方世俗文化的最高体现——自由主义——在俄国贵族中广为流传，由官方人士提出的限制农奴制和实行宪政的方案标志着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政权实际推行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的结构和制度已经出现了松动。1812—1814年的反拿破仑战争孕育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冲击俄罗斯的高潮，十二月党人运动则是欧化的贵族青年力图用革命方式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一次尝试。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但俄国社会的精神求索没有停止，而西方文化的东渐势头也依然不减。继自由主义之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也在俄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激进的色彩。30—40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它孕育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给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社会酝酿变革的背景下，在西欧文艺思潮的影响 下，俄罗斯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渐趋式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新风格相继而起。戏剧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继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很快登上了舞台。画坛吹拂着阵阵新风，浪漫主义情调和现实生活气息对学院派尊崇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在音乐方面，则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古典乐派。除此之外，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新的进展，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成就，教育事业的发展导致了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显著增长的书籍报刊的种类和发行量标志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1861年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60一90年代，新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继续发展。继农民改革之后，在地方自治、司法、军事、财政、国民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按照资产阶级法治精神进行了初步改造。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渗入宗法制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新的居民阶层，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思想和运动探索着俄罗斯的未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虚无主义悄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民粹主义理论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提出了促使政府继续改革的新纲领，以及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系统主张。解放运动的这两大流派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诉求，他们的选择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这一时期，文艺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科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重大的研究成果。对知识的渴求成为时尚，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十分盛行，民主派知识分子组织了业余扫盲教育，俄国妇女为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展开了广泛的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沙皇专制制度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仍然与之并存。这个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竞争性的特点。在文学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继续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幼芽破土而出，象征派、未来派、抽象派等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继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之后，90年代诞生了列宁主义。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也趋于激进化，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由于本身基础的削弱而走向衰落，社会运动的广泛发展和革命情绪的增长表明，宗法观念对社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旧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已陷于危机。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因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1917年，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后，布尔什维主义与传统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使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间的冲突、竞争、妥协、融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俄罗斯的欧化表明了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追赶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其实现方式就是学习西方、引进更为先进的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导致了普遍的文化分裂，如现代化的都市和传统的乡村并存，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传统的宗法制农业同在等等表面的矛盾现象，以及在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社会思想等精神层面的不同见解。作为社会精英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分裂，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异质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进而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早在17世纪，沙皇阿列克谢时期，对于西方的文化就存在着或追求崇拜、或抵制排斥的不同态度。随着欧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也在加剧。 然而，尽管代表不同意见的精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势或失势，从而影响政策，但从根本上说，相对落后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过程必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欧化进程中，俄罗斯传统文化没有被淹没，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不是被排除，而是在经过一番改造之后被吸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这是17 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基本模式。 欧洲的事物、方式和思想，往往被融以某种俄罗斯传统而被接受下来。彼得一世按照欧洲的方式、采用欧洲的技术大办工厂，但却以农奴来充作劳动力。俄国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但与欧洲不同的是，沙皇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它还直接管理大部分重工业。1861年的改革把农奴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国家仍然通过村社这一组织控制着农民。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俄国后，曾在一定程度上与专制主义结合而为贵族自由主义；即便后来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因其对于专制主义的妥协性和依赖性而不同于其西方的原型。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它同俄国的村社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形式。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是比较直接地被移植于俄国的，如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 在近代俄罗斯文化进程中，沙皇政权政策的两重性是应该加以关注的。沙皇政权既倡导俄罗斯的欧化，又竭力限制这一进程：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巩固现存制度和支撑对外政策，它需要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按欧洲的标准来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在这方面，俄国是面向欧洲的。但它又担心西方的社会学说——从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将损害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试图使俄国隔离于西方，在防范新思想传播的同时，大力宣扬关于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提倡驯服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民族性。 由于这种情况，西方文化在表层生活方面比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同，而在深层结构、意识观念方面则受到限制。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有限欧化的政策虽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但它的实行从根本上来说必然导致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动摇，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终将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使新文化渗透到更深的层次。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以及对这种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沙皇政权也曾一再地实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19世纪初的改革、19世纪60一70年代的改革和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又一特点是，在很长时间内，来自欧洲的新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宗法制文化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首先是农民。欧化的过程造成了上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因为欧化的主要受惠者是贵族，而这正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彼得一世为俄罗斯的欧化做了许多事情，但他是以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来做这一切的。结果，虽然俄国的表面生活发生了剧变，但其内部结构却继续朝着原先的方向发展；贵族的经济、政治地位、受教育情况和生活方式都欧化了，并且掌握了精神生产的手段，但农民的处境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即便在1861年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新文化虽然已不是由贵族独享了，但作为俄罗斯民族主要部分的农民在总体上还是受到宗法制度及其观念的束缚，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上的差距。在城市中，上层与下层之间也有着同样的鸿沟。 这种上层和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和对立给俄罗斯的进步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正是在欧化的上层中，最先产生了在本质上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度敌对的力量。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等，这些反传统的斗士、新文 化的代表，都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下或直接在欧洲受教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作为上层欧化的牺牲品的俄国农民却一直是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的主体，他们把任何来自西方的事物和思想都视为人的圈套，只相信“ 沙皇父亲”是自己的保护人。正因如此，沙皇政权直到1905年时还把农民看作是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种情况曾使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发出“ 高贵的失望的呐喊”，也曾使民粹派青年的纯真理想被残酷地粉碎，因为他们都不能被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民所理解和需要。但是，随着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迅速发展，随着新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源于欧洲的社会思想开始获得日渐广泛的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之光。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大背景是俄罗斯在欧化道路上的发展，是俄罗斯面向西方、追赶世界潮流、希望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历史性选择。尽管有过多次曲折甚至反复，但彼得一世确定的欧化方针主导着近代俄国历史进程。俄罗斯与西方，这是近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只要它还落后于西方，它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有助于增强自己力量的东西，而俄罗斯社会对于西方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也就不会消失，并且必然在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整个世界文化传播的整合范围内，文化观念的流动在地域上一直处在强势对弱势群体的征服过程之中。世界原住文化群落的解体不言而喻，在整个文化进程的规模的发展中，西方主流文化的绝对优势在世界各地横行与扩张，它已经造成了文化殖民主义世界的普遍化。以强大的市场经济为依托和科技力量为手段的文化扩张主义，全面推行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播正在重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因此，在近三百年中，欧洲文明、文化在与世界各地原住文化的相遇中，产生了许多征服不同文化、文明境遇和遭遇殖民化的情景，影响了不同文化类型和地区自我封闭运行机制。如果将欧洲文化中心向四周边缘扩展而去，进行一个扩张化地图式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几种文化类型的独异性存在。（1）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核心文化价值，地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存在，既非欧洲又非亚洲的种族——俄罗斯文化圈，大致开始与彼得大帝时期一直到如今。它创造了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文化区域，在十九世纪之后，给世界带来一种文化模式。（2）以亚洲为中心学习借鉴欧洲文化的另一个文化圈。它代表是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它用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混合的方式，重组了亚洲的文明，尤其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东亚文明的儒文化圈与欧洲文明的相契，创造了一种现代新儒教文化的东亚文明模式。（3）在印度次大陆由于英国殖民地所占领的历史原因，印度文明与欧洲文化相互吸收和创新，是印度次大陆诞生了一种不同与东亚文明的新式文化，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过渡带，构建了别样的印度文化和文明模式。（4）在北美地域上新大陆被开发，新的欧洲文明和民族进取心态进入这一地区，很快在近三百年中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另一种欧洲文化的类型。它不同于欧洲本土的文化，充分的表现了欧洲文化的那种鲜活的创造力，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度中有了新的发展和建构。并且日益成为代表当时代的欧洲文化的现代性。（5）非洲文化的原始性也在欧洲文化的强势面前不断的衰落被灭绝，一些非洲国家相继效仿欧洲文化文明做出自己的选择。（6）从欧洲文化的强势上看——世界文化的格局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主流向边缘滚动的趋势，如果从近现代三百年历史上看，欧洲文化的发展开始正在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其它文化群落的存在已经被欧洲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征服，它的边缘性正在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