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主要是增加了很多宗教题材的画 多我们的影响还是很打的
自己去看看它的作用吧,里面都有!!^-^
中亚美术的渗透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 拓宽了创作领域 画家大胆将西画融入国画 影响了创作风格 推动了国画发展
文章可以帮着写的
你写错了，应该是1500字吧
新丝绸之路在功能和性质上已不同于古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新表述，其实质是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开拓发展问题。这是一项对外涉及大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对内关乎国家能源安全、边疆安全、区域平衡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西部重大产业布局的国家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国策的深化和延伸。 通过建设新丝绸之路，为中国营造一个与周边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国防、民族环境，将会有利于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地区的经济联系更紧密，文化更互融，政治更互信，必定会有利于国家民族团结和稳定发展。 此外，还可以推进区域间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互联互通，有利于提高区域间的合作水平，激发区域内经济增长潜力。更有利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有利于构筑以开放促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东部再改革的新格局。 从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经验来看，面对中国第一轮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开放就成为了推动中国改革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性价值链创造和分工的重大举措，是投资建设增长的最大回旋空间，同时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中国各方面的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及中国周边经济的增长。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问题，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且挑战大于机遇的老课题。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其最大的特点是战略性、系统性、长远性以及合作性。如何以更加深远的眼光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去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有效的举措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素配置，是我们面临的战略性新课题。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与建设定位中，要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管理水平、合作协调诸多方面去把握丝绸之路的发展机遇，要形成向西开放开发的战略姿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产要素流通和高端要素配置中，只有赢得要素配置的话语权、主导权才能有机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进而赢得发展机遇。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摘要】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在古代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现今的欧亚大陆桥中经由的路线有一大部分是原丝绸之路，所以人们称其为现代丝绸之路，这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它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沿用至今，也简称为丝路。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为我国西部发展奠定了基础。【关键字】丝绸之路 东西文化 欧亚【正文】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本文主要描述丝绸之路的由来、丝路上文明的交流史和文明的传播，浅析东西方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丝路文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我国当代西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丝绸之路的形成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 或乘牛车”。即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皇帝想要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拉车，都办不到，而将军和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百姓家中 更是毫无积蓄。北方的匈奴则是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到了公元二世纪，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南临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匈奴自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人随时可以征战，匈奴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财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初期的政权。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武力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脱险，史称白登之围。因此，怎样解除匈奴为祸的边患，成了西汉政权急待解决的问题。建信侯刘敬提出和亲的妥协政策，他主张与匈奴和亲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刘邦无奈只得接受了这一建议。汉初对待匈奴以和亲的方式，赠送大量财物求得暂时的相宁，但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不断南下入侵，掠夺和破坏。文景之治采取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策，西汉政府国库日益充实，到了汉武帝时“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强大起来，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 ，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由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在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的市场上，张骞蓦然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古罗马）国的海西布，尤其是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另他瞠目，由此他推断从蜀地一定有路可通身毒。公元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堂邑父。司马迁称张骞的首次西行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公元前119年，张骞任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张骞通西域，让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汉武帝也从开始的联合大月氏以扼制匈奴，进而向广地万里，重九泽发展，威德遍于四海。为了促进西域与西汉的联系，汉武帝招募了大量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 国经商。这些商人出西域后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剌激了边贸经济的发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二、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当代西部地区的影响。1.政治方面张骞通西域后，地方政权相继遣使跟汉通好，汉也派使者互访，但由于匈奴不断骚扰、丝路沿线强盗横行，出于安全和加强对边陲控制的考虑，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 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直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各项事务，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自此，今新疆广阔地区直接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对于当代西部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2.经济方面经济方面，丝路是陆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遍布丝路两侧的大小绿洲城郭，是来往商贾进行贸易活动和贸易联络的处所，互助的集市贸易中既能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 产，也可看到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多边贸易的增多，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如哈密瓜、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 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佳肴，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久远的发展也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中。中原的商队输出铁器、金器、银器等奢侈品。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契机。这些都为当今西部繁荣与发展有着前车之鉴。3.军事方面军事方面，由于汉在此地屯田，首先解决了边陲驻军粮食问题。古代凡有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漫漫古道运送粮草的艰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象，且不谈劳民伤财 ，兴师动众，仅是一路的损耗也是数以千万计，造成了惨重的浪费。自屯田始自给自足 后勤保障充裕，纵然西进也无需长途舟车劳顿运输粮草，朝廷将一个个屯田地域作为一个个 桥头堡不断向西延伸。汉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以战养战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不仅维护了汉朝边境的稳定，也增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国家物资储备，大大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日后中国前进与发展深受启发。 三、丝绸之路对西部发展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交融，推动了国内经济发展，更好地带动了我国西部的进一步发展。1、丝绸之路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走廊。中国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处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步繁荣阶段 ,当时的欧洲正是罗马帝国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鼎盛阶段；中国文化影响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罗马文化也影响了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当时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地区缺乏的就是相互了解的窗口，中国的丝绸之路边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丝绸之路带给中国古代的还有后来长期的对外篇二：丝绸之路与中国论文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起，丝绸之路就作为一条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在随后历史上的各时期发挥着无可匹敌的作用。但如此的一条延续了千年的古道，却在人类历史走进了近代文明之时，逐渐地在岁月的风尘中消逝。公元前138年张骞为实现汉武帝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而出使西域，但结果却与此行目的相去甚远，当时的大月氏国却因"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所以在此意义上，张骞是无功而返。但是他所带回的有关西域的信息却让当时的汉武帝下定了联系西域诸国的决心。所以，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次出使西域，不过此行目的却在通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是自此，中国的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开始大规模西传。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才有了“丝绸之路”这样一条沟通着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也为此后千百年的历史添上了绚丽的一笔。不得不承认，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对欧洲，对中亚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当时的汉王朝的兴盛，同时中国的各种先进技术传进中亚与欧洲，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条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所带来的是精神性质的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东汉王朝的历史，丝绸之路却被冷落。由于东汉时期内患不断，因此汉朝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但此举也造成了西域各国纷争不断，以至于后期商道难以通行，而当时的政府为了防止战争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此时的丝绸之路已没有当年的繁华。但在唐朝，丝绸之路却又迎来它的第二次繁荣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注意西北方的这条丝路。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借战争的机会，又重新打通了这条沉寂了几百年的商道，让它又一次在历史的舞台上焕发生机。而且在当时，唐人已不能满足陆上丝绸之路带给他们的欲望，于是，开辟于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当时的中国商品畅销世界，令世界各国瞩目。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在元朝，蒙古人统治当时的中国，他们所征服的辽阔疆域使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了蒙古帝国内部的交通路线。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也许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方便一些。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在此后的历史中，随着西域诸国湮没在流沙之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道也逐渐被历史所冷落，丝路走向了它的衰落。在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匪盗猖獗，加上其对西亚的掠夺，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我们注意到，当时的汉朝所实行的是对外开放的政策，因此才有丝绸之路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发展，它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在不断地促进这条商道的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也因此得到繁荣发展。而这样的开放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逐渐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丝绸之路的衰落只是它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丝路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必要的，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的繁荣，还是与世界先进技术的沟通，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另一方面，当欧洲在中世纪以后开始觉醒，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中国的各种传统商品再也难以与各种工业产品相竞争。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认为：“在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提到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以代用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因此，缺少了商品的流动，作为商道的丝绸之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文明也在此时不断地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中国在古代世界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并且，工业革命是交通业大大发展，丝绸古道的徒步履行便不再需要。因此，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带给世界的影响，也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被体现。此外，全球航海业的兴起，也冲击着丝绸之路的发展。由于海上航行周期和成本降低，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但陆上行程周期长且条件艰苦，因此，陆上商道便被取代。而且在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他们阻塞了东方经中亚到达欧洲的商道，即丝绸之路。这导致欧洲一些贸易城市的衰败，为寻求新的商道，他们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间接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当代，作为一条古老商道的丝绸之路已经淡出历史的舞台，消逝在漫天的黄沙之中，伴随着的还有那西域诸国古老的文化和古道上叮当的驼铃。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进20世纪，古老的丝绸之路转型后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在里海，在波斯湾，从中亚到中东，约占世界储量三分之二的石油被发现，这些地区迅速成为世界能源供应中心。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古老的丝绸之路变为石油之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摘要】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在古代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现今的欧亚大陆桥中经由的路线有一大部分是原丝绸之路，所以人们称其为现代丝绸之路，这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它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沿用至今，也简称为丝路。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为我国西部发展奠定了基础。【关键字】丝绸之路 东西文化 欧亚【正文】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本文主要描述丝绸之路的由来、丝路上文明的交流史和文明的传播，浅析东西方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丝路文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我国当代西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丝绸之路的形成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 或乘牛车”。即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皇帝想要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拉车，都办不到，而将军和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百姓家中 更是毫无积蓄。北方的匈奴则是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到了公元二世纪，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南临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匈奴自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人随时可以征战，匈奴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财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初期的政权。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武力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脱险，史称白登之围。因此，怎样解除匈奴为祸的边患，成了西汉政权急待解决的问题。建信侯刘敬提出和亲的妥协政策，他主张与匈奴和亲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刘邦无奈只得接受了这一建议。汉初对待匈奴以和亲的方式，赠送大量财物求得暂时的相宁，但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不断南下入侵，掠夺和破坏。文景之治采取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策，西汉政府国库日益充实，到了汉武帝时“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强大起来，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 ，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由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在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的市场上，张骞蓦然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古罗马）国的海西布，尤其是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另他瞠目，由此他推断从蜀地一定有路可通身毒。公元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堂邑父。司马迁称张骞的首次西行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公元前119年，张骞任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张骞通西域，让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汉武帝也从开始的联合大月氏以扼制匈奴，进而向广地万里，重九泽发展，威德遍于四海。为了促进西域与西汉的联系，汉武帝招募了大量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 国经商。这些商人出西域后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剌激了边贸经济的发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二、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当代西部地区的影响。1.政治方面张骞通西域后，地方政权相继遣使跟汉通好，汉也派使者互访，但由于匈奴不断骚扰、丝路沿线强盗横行，出于安全和加强对边陲控制的考虑，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 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直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各项事务，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自此，今新疆广阔地区直接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对于当代西部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2.经济方面经济方面，丝路是陆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遍布丝路两侧的大小绿洲城郭，是来往商贾进行贸易活动和贸易联络的处所，互助的集市贸易中既能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 产，也可看到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多边贸易的增多，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如哈密瓜、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 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佳肴，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久远的发展也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中。中原的商队输出铁器、金器、银器等奢侈品。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契机。这些都为当今西部繁荣与发展有着前车之鉴。3.军事方面军事方面，由于汉在此地屯田，首先解决了边陲驻军粮食问题。古代凡有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漫漫古道运送粮草的艰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象，且不谈劳民伤财 ，兴师动众，仅是一路的损耗也是数以千万计，造成了惨重的浪费。自屯田始自给自足 后勤保障充裕，纵然西进也无需长途舟车劳顿运输粮草，朝廷将一个个屯田地域作为一个个 桥头堡不断向西延伸。汉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以战养战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不仅维护了汉朝边境的稳定，也增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国家物资储备，大大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日后中国前进与发展深受启发。 三、丝绸之路对西部发展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交融，推动了国内经济发展，更好地带动了我国西部的进一步发展。1、丝绸之路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走廊。中国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处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步繁荣阶段 ,当时的欧洲正是罗马帝国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鼎盛阶段；中国文化影响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罗马文化也影响了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当时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地区缺乏的就是相互了解的窗口，中国的丝绸之路边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丝绸之路带给中国古代的还有后来长期的对外篇二：丝绸之路与中国论文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起，丝绸之路就作为一条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在随后历史上的各时期发挥着无可匹敌的作用。但如此的一条延续了千年的古道，却在人类历史走进了近代文明之时，逐渐地在岁月的风尘中消逝。公元前138年张骞为实现汉武帝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而出使西域，但结果却与此行目的相去甚远，当时的大月氏国却因"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所以在此意义上，张骞是无功而返。但是他所带回的有关西域的信息却让当时的汉武帝下定了联系西域诸国的决心。所以，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次出使西域，不过此行目的却在通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是自此，中国的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开始大规模西传。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才有了“丝绸之路”这样一条沟通着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也为此后千百年的历史添上了绚丽的一笔。不得不承认，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对欧洲，对中亚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当时的汉王朝的兴盛，同时中国的各种先进技术传进中亚与欧洲，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条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所带来的是精神性质的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东汉王朝的历史，丝绸之路却被冷落。由于东汉时期内患不断，因此汉朝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但此举也造成了西域各国纷争不断，以至于后期商道难以通行，而当时的政府为了防止战争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此时的丝绸之路已没有当年的繁华。但在唐朝，丝绸之路却又迎来它的第二次繁荣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注意西北方的这条丝路。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借战争的机会，又重新打通了这条沉寂了几百年的商道，让它又一次在历史的舞台上焕发生机。而且在当时，唐人已不能满足陆上丝绸之路带给他们的欲望，于是，开辟于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当时的中国商品畅销世界，令世界各国瞩目。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在元朝，蒙古人统治当时的中国，他们所征服的辽阔疆域使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了蒙古帝国内部的交通路线。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也许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方便一些。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在此后的历史中，随着西域诸国湮没在流沙之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道也逐渐被历史所冷落，丝路走向了它的衰落。在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匪盗猖獗，加上其对西亚的掠夺，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我们注意到，当时的汉朝所实行的是对外开放的政策，因此才有丝绸之路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发展，它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在不断地促进这条商道的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也因此得到繁荣发展。而这样的开放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逐渐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丝绸之路的衰落只是它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丝路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必要的，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的繁荣，还是与世界先进技术的沟通，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另一方面，当欧洲在中世纪以后开始觉醒，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中国的各种传统商品再也难以与各种工业产品相竞争。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认为：“在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提到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以代用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因此，缺少了商品的流动，作为商道的丝绸之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文明也在此时不断地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中国在古代世界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并且，工业革命是交通业大大发展，丝绸古道的徒步履行便不再需要。因此，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带给世界的影响，也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被体现。此外，全球航海业的兴起，也冲击着丝绸之路的发展。由于海上航行周期和成本降低，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但陆上行程周期长且条件艰苦，因此，陆上商道便被取代。而且在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他们阻塞了东方经中亚到达欧洲的商道，即丝绸之路。这导致欧洲一些贸易城市的衰败，为寻求新的商道，他们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间接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当代，作为一条古老商道的丝绸之路已经淡出历史的舞台，消逝在漫天的黄沙之中，伴随着的还有那西域诸国古老的文化和古道上叮当的驼铃。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进20世纪，古老的丝绸之路转型后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在里海，在波斯湾，从中亚到中东，约占世界储量三分之二的石油被发现，这些地区迅速成为世界能源供应中心。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古老的丝绸之路变为石油之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自宋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据史籍记载，印度、罗马、东南亚、东非等50多个国家的海船常常直接到中国南方各地采购丝绸。 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此时已经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宋代的巨大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一艘远洋货船，据初步探测，整船装载文物约有五万到八万件，相当于一个省级博物馆藏品的总量，船体巨大，其运载能力是沙漠之舟的骆驼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大船有的长达五六十米。这艘沉船的发现，展示了茫天沧海，帆影重重的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与沧桑。 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赠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回赠的价值往往远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朝贡贸易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州），秀州（今嘉兴）、温州、江阴、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口物资也是丝绸（此外陶瓷和茶叶也很多），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直航路线也越来越远，从南洋到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海岸。这主要得益于当时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且海运也比陆运省钱。
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1）西域：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嘉峪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2）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目的：汉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和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4）西域都护的设立： 2、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3、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人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你写错了，应该是1500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