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游的发展趋势。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民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切技术与文艺。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的海内外游客。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客。(二)民俗旅游的特征“。民俗旅游”有着自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1、质朴的民间性。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表。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示出其固有的特色。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俗体现民族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民俗旅游的开发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3、情趣的乐观性。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旅游产品去开发。4、主体的对外性。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因此，民族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一)民俗文化村、园。目前，广西建有许多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介绍。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另外，靖西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广西有11个少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如壮族的蚂拐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2008年参与教育厅课题《广西苗族服饰图案艺术研究》 2009年主持教育厅课题《广西民间艺术与现代动画研究》 2009年设计作品发表在《美术教育》期刊 2009年发表论文《广西壮族民间艺术在现代动画创作中的应用研究》于《传承》杂志 2010年参与省级教改课题“民族服饰图案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010年参与广西教育厅课题《白裤瑶服饰文化研究》 2011年主持省级教改课题《动画教学中渗透民族文化元素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2012年发表论文《试论苗族服饰纹样在数码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于《河池学报》 2012年发表论文《广西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于《前沿》 2013年发表论文《“教改论文”民族服饰图案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于《大舞台》 2013年发表论文《动画角色服饰艺术特征探析寻》于《大众文艺》 2013年发表论文《广西花山岩画在现代动画中的应用探析》于《美术教育研究》 2013年发表论文《广西花山岩画图符造型对现代动画创作的启示》于《大视野》 2013年发表论文《基于PHOTOSHOP CS3 的“苗之韵”服装设计及意义》于《艺术教育》 2014年发表论文《从美术片看广西本土动画的创作方向》于《芒种》 2014年发表论文《 广西壮族文化元素在动画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于《电影评介》 2014年发表论文《苗族服饰文化功能探析》于《作家》 2014年发表论文《动画教学中渗透民族文化元素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于《美术教育研究》 2014年发表论文《广西花山岩画的图像元素及其在现代动中的呈现》于《艺海》 2014年发表论文《广西傩文化元素在现代动画创作中的应用探寻》于《美术界》 2014年发表论文《广西壮族铜鼓纹样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于《法制与经济》 2014年发表论文《广西壮族民族文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卡通化的应用探析》于《北方文学》 2014年发表论文《广西民俗文化在动画制作中的应用探寻》于《美术学刊》近三年主要获奖情况 2009年获评估先进个人称号 2009《广西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指导教师 2009年 获“正保教育杯第五届全国ITAT教育工程就业技能大赛”最佳指导老师奖 2010，课件《PPT课件艺术性与美工技巧》在第十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0，课件《PPT课件艺术性与美工技巧》获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0获“全国第四届构建和谐社会大学生先行数字艺术设计（公益）作品大赛”最佳指导老师 2010获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9-2010学年度教学工作优秀奖 2011年获四届全国大学生（文科）算机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11年获本年度广西师范学院优秀班主任 2011年获广西师范学院教学工作优秀奖 2011年全国第七届全国计算机课件评比大赛一等奖 2012年获五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12年获教学工作优秀奖 2012年获广西师范学院“教书育人党员优秀示范岗” 2012广西师范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 2012年第12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012年第八届全国计算机课件评比大赛一等奖 2012年第12届广西高校多媒体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最佳艺术奖 2009—2012年广西师范学院优秀教师2013年广西师范学院优秀教师
集居于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域的壮族，主要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的文山州以及广东的连山，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有独特的文化，从古百越族群及西瓯、骆越部族开始，就产生了歌圩的风俗，壮语称之为“歌埠”、“隆垌”，俗称之为“歌圩”。“歌圩”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值时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聚集于山坡上或田垌里，对唱山歌，以山歌寻求配偶，或以山歌交朋结友，传达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以歌圩文化构筑成为一种歌化与诗化的特殊文化形态。 对于山歌文化的起源，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学者们一致认为，壮族山歌文化是在壮民族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民族传统。关于壮族山歌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对偶婚说。对偶婚说认为，壮族山歌文化起源于远古的族外择偶(对偶婚制）活动。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主要依据的是相关古籍和民族或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和民间传说。二是娱神说。娱神说观点存在争议。坚持该观点的论者认为，壮族山歌文化源于古代的民间宗教信仰，古人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通常祈求神灵保佑，便以歌赞神和乐神。山歌文化便源于此。质疑该观点的论者认为以情歌为主体内容的山歌文化不可能在严肃的娱神过程中产生，并认为用宗教解释山歌文化的产生缺乏科学性。以上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山歌起源的两种不同看法，虽说起源还没有弄清楚，但学术的讨论，确实可以指给我们不同的研究方向，促使我们更好地前进。 歌唱文化的风俗，代代传承，成为壮族一种特色文化，其典型就是以歌仙刘三姐为代表，她是歌圩的“儿女”，是壮族山歌文化的符号、形象代表；以当代观点来说，她亦是一种品牌。20 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府将壮族歌圩定为“三月三歌节”。每年的歌节活动，由政府主持，从农村转向都市举行，将之与改革开放的经贸活动结合起来，即以山歌搭台，由经贸唱戏。后来再发展变成了影响广泛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将壮族的山歌(歌节)文化推向世界。 山歌文化在整个广西地区分布广泛，其中以百色地区较为聚集，山歌的表现形式类型多样，下面以百色市田阳县的山歌文化作为一个代表，以小见大，粗略地阐述一下山歌文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是壮族歌咏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歌咏文化底蕴深厚，有壮、汉、瑶三个民族的各具特色的山歌，以壮族山歌为主体。田阳的壮族山歌有三个歌种：田州山歌、古美山歌、德保山歌。三个民族的山歌都反映出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山歌作为壮族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交际手段是各种歌俗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歌师、歌手们的学歌、教歌经历透示出“熏陶+口传＋歌书＋磨练”传统的山歌传承模式。传统社会山歌的传承动力反映了社会的“奖惩”理论：对文化规范的遵守是通过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积极的奖励和消极的惩罚来实现的，从而形成“文化迫力”，而也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化迫力”的改变，是使山歌传承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田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地处右江中游，总面积 平方公里，辖 15 个乡镇，152 个行政村，总人口 33 万，境内居住壮、汉、瑶等民族，其中壮族占约 90％。境内有平原台地、丘陵、山地三种地形，中间低、南北高、东西狭、南北宽，素有“两山一谷”之称。南部石山区为喀斯特溶岩地貌，北部土山地区为砂页岩地貌。全县有大小河流 12 条，以右江为主干河，自西向东流经6 个乡镇。田阳县地处低维度，靠近北回归线，属南亚亚热带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平均气温 18－22℃，年无霜期多达 307－352 天，能够满足一年三熟需要。如此自然条件之下，田阳农业发达，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西南蔬菜基地，盛产芒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芒果之乡”。农业的发达使田阳成为百色革命老区率先脱贫县之一。 在唐代以前，壮族地区尤其是桂西一代，仍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末期的社会状态。壮族先民为农耕部落，散居在崇山峻岭和丘陵地带之中，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天然的交通险阻，不仅对外交往缺乏，各个部落之间各自为政，也没有密切的联系，“往往推出一长者为王，也不能远相统摄”。这样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使壮族原始社会的解体十分缓慢。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田阳属秦属象郡。汉武帝平定南越王赵佗，在岭南建立在较为严密的郡县制度，田阳属增食县。这期间虽然中央政权加强了对壮族地区的统治，但仍未达到直接统治的程度，只能仍然“以其故治”的治理措施（《资治通鉴》卷21）；到东汉中央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而绥抚之”，为羁縻制度的开端。唐代以前，田州居民被称为“獠民”和“猎民”，宋代称为“西源蛮”和“广源蛮”，又称“土人”。宋时，朝廷认为田州土人“风俗荒怪”、“婚姻野合”、“杀人祭鬼”，或“掘人坟墓，藏其骸骨”等等，难以控制，于是设置羁縻田州，实行土官制，采取“以土人治土人”的办法治理。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岑翔率兵平定右江一带诸峒（其组织形式类似部落），并定居田州，田州土司制度从此形成，岑翔为田州岑氏土官始祖。自此至清光绪元年（1875 年）改土归流。这种“树其首长，使其绥抚”的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使田阳壮族地区氏族部落的社会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解体十分缓慢。社会进程的缓慢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田阳壮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原始古朴色彩。这些在图腾崇拜、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上都有反映。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缓慢的社会进程使田阳壮族文化的发展如一条缓缓的稳定流淌的河流，是田阳壮族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重要因素。 田阳县是百色地区建置最早的县，壮族文化资源灿烂丰富，民族风情浓郁。2002年布洛陀文化遗址在田阳县的敢壮山发现，敢壮山被认为是壮族文化的发祥地。田阳县内保存有许多古老的、原生态的壮族文化，如歌咏文化、布洛陀文化。田阳壮族民间普遍喜爱对唱山歌，歌咏文化发达。李调元《粤东笔记》：“东西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壮族人们的生活意愿、理想追求、情感交流、生产知识、历史故事、道德规范、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都以歌的形式来表达和传播，以歌代言，无处不唱，无事不歌。民间崇拜鬼神，信仰布洛陀，布洛陀神话、传说、古歌、《布洛陀经诗》在民间普遍流传，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开始到三月初九，在敢壮山上举行大规模的祭拜布洛陀活动，并形成敢壮山歌圩。 在田阳，田州山歌最丰富，流行的区域最广泛。田州山歌主要流行在田州镇、百育、头塘、玉凤、坤平、那满、那坡等乡镇，范围为右江河谷及田阳北部土山地区；田州山歌有欢歌、赞歌、孝义歌、目莲土经歌、结义歌、情歌等四十多种；曲调为微调式，一调多用，问字要音，句式结构及押韵均较自由，多以五言为一句，长短句为补，内容多少不论，最短四句，最长可达数十至百行，以抒情见长。如《启歌》：想乐出家门，想欢上山岭；乐就乐正月，欢就欢早春。三月雨淋地，四月把田耙；夫妻忙做活，送饭到田埂。另一首《问巾歌》：男：今日阳光热似火，出汗没有巾来抹，用手抹太辣，妹送巾给哥。妹：哥问妹要巾，妹妹对哥说，巾挂在星上，巾挂太阳角，哥要就判断，别要石头来打落。 有些歌俗是单纯因唱山歌而成俗的，如一些歌圩、歌会，而很多歌俗是伴随其他的民俗事像出现，或是因为其他民俗事像的出现而出现。通观壮族人们唱山歌的时间、场合，往往是重要的或有特定意义的时间、场合，如出生、满月、祝寿、婚典、丧礼等人生礼仪，或者是某个纪念性节日，破土动工、上梁、如火等等，在这些时间、场合中，人们聚集在一起。人多而有交流，山歌作为最能够表情达意的言语方式而成为人们的首选。在壮族民间普遍的以歌代言，已经证明了山歌比言说更能表达出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情感。《母娘岩与敢壮山歌圩》的民间传说中就已经表明山歌比言说更佳的表达功能：祖公布洛陀接受了子孙们的祝寿，为表达自己高兴之极的心情而唱起山歌，子孙们在这样重大的场合也是用山歌与各方远道而来的亲人们倾诉思念之情，相互交流。要言之，山歌的能够充分表情达意的特长使它成为一些重要社交场合的首选交流手段。如在人生礼仪的几个阶段所唱的特定的歌，都是为了交流，表达言说无法表达的意思。可以说，在壮族人们的心目中，山歌是一种比言说更高级的表达手段和工具。人们在唱山歌、对歌的时候，享受的是思想交流的快乐和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酣畅淋漓的表达出来后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2004 年的春节举行的山歌比赛，玉凤一位 28 岁的女歌手获得冠军，上台领了奖她用山歌向评委们致谢，表达自己获奖是得到了评委们的支持，时任评委的黄达佳马上用山歌回应说，阿妹唱得好，是自己有水平，与评委们无关。这样一推一脱，两人竟仅仅因为相互赞扬、相互谦虚而在台上就唱了 40 分钟，最后因时间关系才依依不舍的结束。歌咏文化是生命体验的文化。不进入那个生命体验阶段，就不能进入那个文化状态。文化不只是学到的，还是体验的结果。到歌场中体验，在对歌中体验，体验越多，理解越多，爱之愈深。2004年敢壮山歌圩上一位田东来的老歌手形象的道出为什么对歌的人能够如痴如醉，胶着在一起，越唱越有精神：“像牛打架，不觉得累。”这完全是壮族人本性的自然、本真的流露，生命的激情燃烧。在这种燃烧中体验快乐。唱歌已经成为生命的一种需求。壮族人们在不断的寻找体验的机会，在生活中本性的不断流露，生命激情的不断燃烧，于是在壮族人们对生活中才会出现如此多的歌俗。 综上对田阳山歌为代表的壮族山歌的分析，壮族山歌的传承和发展，有力地加强了壮民族的民族情感的延续，为壮民族文明的传承﹑为区域壮民族文化的重构﹑为先进文化的建设以及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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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能够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形成的精神支柱，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讲究崇尚伦理道德、注重人文理性、强调和谐观念、倡导忧患意识等等，学习和研究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进而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对国民全面素质教育的培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建设，就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建设、精神世界的建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宣扬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慎言敏行、严于律己、改过迁善等道德规范，几千年来就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形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培育了全民族追求和谐、谦和好礼、诚信克己、与人为善、勤俭廉正、刻苦耐劳和精忠爱国的优良素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高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与传统文化的长期孕育分不开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它包含了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方面。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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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体育活动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它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性、普及性、简便性、健身性和娱乐性等特点符合少年儿童的身心规律，符合素质教育对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深受学生的喜爱。开展起来也十分方便，所以深受农村，特别是城市小学少年儿童的喜爱。从体育课教材我们清醒地看到，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内容所占的比重较少，适当结合地方实际选择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更有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一些项目不仅具有健身意义，还具有教育价值。我校是一所农村与城市结合的县区小学，学生特别喜爱喜闻乐见又简便易行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民间体育活动的“走进”，既发展了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很受学生的喜爱。一、民间体育在小学体育课教学中的实用价值通过收集整理、创编的民间体育较适合于小学生体育课教学的开展，这当中有适合儿童的趣味体育活动，有修身益智的智力体育活动，有闲暇娱乐的健身体育，也有生龙活虎的竞技体育，这为县区小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素材。而民族传统体育对场地、器材、组织等要求不是很高，简单、方便、易教、易学、易练，深受县区小学生的喜爱，它对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和谐的团队精神，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也不无裨益。在县区小学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校本化课程，使民族传统体育通过学校进行传播与推广，可潜移默化的使学生了解本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接受民族文化熏陶，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功效和教育价值。二、在体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经过整理和改编后的民间体育完全可以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运用，也可成为小学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民间体育进入课堂，首先要在本学科组内上好一节研究课、示范课、组内公开课，让全体教师观摩，对民间体育游戏活动的组织实施进行讲解讨论，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在此基础上，设计民间体育游戏活动，并尝试开展全校性体育大课间民间体育活动。例如：我校在普及实施全国中小学生集体舞时，就根据地方民间体育创编了8分钟的“回族、彝族”舞蹈在大课间实施；其次，在组织体育教学时要大胆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适当将创编后的民间体育作为主教材或辅助性教材内容引入小学体育课堂。在教学形式上采用大组、小组、自由组合等多种形式开展民间体育活动，通过教学实践，促进教师角色的转变；再次，在民间体育活动中教师要当好观察者，观察学生的行为、发展水平、需要和困难，以此作为指导的依据；最后，要当好学生民间体育游戏活动的支持者和引导者，提供语言上、材料上、技能上的帮助，以推进民间体育游戏的延伸，分享民间体育游戏中情绪体验，交流经验，掌握必要的规则等。三、在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民间体育进入课堂教学的时机本文定义了“走进”二字，也就是自然的意思，至于其“走进”到教学内容的什么地方，那就要根据教材制定的意图了。如：在我参加的一节以《健康快乐跳起来》为主题的水平（一）小学二年级“徒手操”教学课中，我将创编后的地方彝族集体舞引入到准备活动中，运用这种办法使学生在3——5分钟的时间内达到适合本课教学所需要的心率、兴趣及活动量，起到了以往跑圈、徒手操、游戏的作用；在基本部分教材学习中我又将其作为辅助性教材来处理，把创编后的彝族“蹲斗”游戏利用情景教学方法创设故事情景开展活动。学生在优美的《西班牙斗牛曲》中尽情享受民间体育活动的快乐。特别是教师的参与更让课堂掀起高潮.另外也可以将一些民间体育活动以素质练习游戏的形式辅助到课堂中去，发展学生的体育素质等等。在课的结束部分，师生共跳回族舞蹈，更让学生达到愉悦身心的效果。民间体育在课堂上的确是有较大生存空间，它进入课堂是一种趋势，至于该采用何种时机进入课堂，我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2、对民间体育的评价要做到客观实际民间体育活动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的评价没有固定的标准，它的评价是灵活多变的。因此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实时观察学生的活动情况，看学生是否积极主动的参与民间体育活动，是否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民间体育教学目标。并在教学过程中自我控制、自我评价，是否在学习过程中有积极的情感投入等等。3、民间体育进入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由于民间体育活动本身就对学生具有较大的亲和力，所以它的组织形式应该表现出最大的自由度，鉴于民间体育活动进入课堂其进入方式、内容选择的灵活多样性，也就带来组织的多样性，具体表现为：（1）、以内容决定组织形式。（2）、按学生的兴趣爱好决定组织形式。（3）、按掌握动作情况（技术水平）来决定组织形式。（4）、撇开自然班，以大课间的形式开展。作为我们工作在一线的体育教师要努力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创造出独特的组织教学形式。4、民间体育进入课堂教学的评价方式既然民间体育活动的内容、组织形式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它的评价体系也就是一个“活动”的标准，体育教师在评价时应该以鼓励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不能去挑剔。只要是学生参与完成了此项活动或有了进步就应该给予表扬与鼓励，毕竟民间体育活动本身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例如：学生在跳民族集体舞蹈时，看上去动作虽然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但学生的那种认真劲和跃跃欲试的冲动无不让我们送去欣赏的眼光。民间体育进入课堂教学中评价应该在自我评价、组内评价中得到运用，就算是教师的一句简单评价也可以给学生无穷的财富。 总之，在教学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民间体育活动“走进”小学体育课堂教一种趋势，它的到来给学校校本资源的开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给学校体育课堂带来了勃勃生机。只要我们一线体育教师肯去想，肯去实践与创新，相信不久的将来，学校体育一定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格局。
[论文摘要]文章分析了文化和学校文化的含义，论述了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和必然使命，并提出了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体系的构建途径：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塑造创新理念，坚持以育人为重要抓手等。 [论文关键词]高校 文化 传承 创新 使命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要加强文化创新。这就意味着高校在原来的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三项职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项职能，即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一员，我们应该准确理解和把握胡锦涛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尽快实现高校相关文化制度体系的构建，加快完成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 一、关于文化和学校文化的理解 对于文化的含义，按照动态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可以解读为“使文化”，即用文化知识来教育人、教化人。从静态的角度来定义，文化的概念又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又称“大文化”），包括人们的文明总和、政治形式和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又称“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和思想意识形态。我们经常使用的是文化的狭义属性。 文化的特征可以简单归纳为：第一，普同性，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却具有共同的、同一的形式和样式，如文学作品、歌曲、诗歌等；第二，多样性，不同的自然、地理、历史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如我们平时经常讲到的“特色”；第三，民族性，文化植根于民族之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一般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与文化的进步成正比的；第四，继承性，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建立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上的；第五，发展性，人类的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绵延不绝；第六，时代性，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存在自己的典型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如石器时代、蒸汽时代、信息时代。 学校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体现的是社会背景下以学校为地理环境圈，由全体师生在学校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并为其成员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及其规章制度、行为方式、物质设施等，是多重元素的整合和结晶。其本质意义在于影响和制约学校内人的发展，其最高价值在于促进学校内人的发展。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高校要想践行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学校文化建设，应在加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同时，主动、理性地对已有学校文化的总结反思、分析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新的文化元素，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观、信念、手段、语言、环境和制度，较为成熟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文化的新体系。这是高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和必然使命 1.文化传承创新是时代发展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大学建立的初衷就是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促使受教育者知识化、文明化、道德化，塑造出一批有学识、有担当、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而大学只有不断地学习、研究传统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不断传承创新，提炼文化精华，倡扬具有时代特征的主旋律文化，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高校的作用逐渐从以教学为主转变为教学和科研并重。而后，我国文化产业和高校的迅速发展，高校又增加了服务社会的第三大职能。到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胡锦涛同志又对高校提出了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文化传承创新已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自觉选择。传承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交流，既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职责的新要求，又是对大学职能认识的拓展。文化传承创新被纳入四大职能之一，是主观和客观、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2.本身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大学是文化传承创新的有力践行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源泉和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大学作为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承载着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国家文化振兴的重要责任。大学可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先进的国外文化，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使其成为民族和文化复兴的中坚；大学是超凡脱俗、传授知识的殿堂，丰富的文化底蕴、浓厚的学术氛围，无数大师、人才的聚集，都使得大学成为传承文化的最有力的平台；大学是思想精灵的天堂，是活跃、创新的集中代表，是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知识的摇篮。所以，大学自身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影响着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主导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应该肩负起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 3.发挥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内在要求。大学文化不仅仅代表了个性、特色，更主要是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力量的作用。在高校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大学文化，代表了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行为标准，体现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是广大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建设学校的精神支撑。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高校的办学规模、科研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但相比世界一流大学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高校在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毕业生就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遇到了诸多挑战。如何突破这些“瓶颈”？一是应塑造自身的文化品牌，国际上知名的高校，不仅仅是有着优秀的人才和较好的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创新的理念、完整的教学体系、良好的校风等。二是积极汲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要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贯五千年传统之大道，采五大洲文明之精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三、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的建构 1.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从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出发，勤于观察，深切反思，相互争鸣，从以均田为基础的相对均产的经济主张以及社会权利相对平等的政治要求出发，积淀出了包含人际关系平和友爱、和谐共处、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思想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刻影响着历代王朝开国创业的政治理念，推动着中国社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需要深入发掘和弘扬。大学需要构建相应的文化体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理念中的精华，使之融入大学的学校文化、办学理念及对学生的培养教育当中去；应适当加强文化建设的师资力量，使之形成一种与日常教学和科学研究平行发展的运行机制。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积极开展文化交流。随着交通、通信等方面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切实感觉到了世界在缩小，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不论我们情愿与否，信息时代早已促使各国文化汹涌而来。因此，我们需要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应该秉承中华民族和谐、平等、互爱的理念，立足于适合本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社会理念，实现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就要求大学摒弃自我封闭发展的理念，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树立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广泛汲取世界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具体而言，我们应该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增强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交流与学习；应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积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应加强联合培养，注重引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从而培养出国际化的创新人才。 3.塑造创新理念，大力推动文化创新。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坚持不断地创新，才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好继承，才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永保昌盛。推动文化创新，需要在大学中打破各种思想的束缚，倡导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要引入竞争机制，敢于超越；要塑造大学师生们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品格与精神，努力创造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具体来讲：要不断地更新教学观念，尊重创新精神，跳出传统教育的束缚；应改进教学方法，变灌输式为主动探索式，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要改变教学评价标准，鼓励大胆质疑，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促进创新力的全面提升。 4.坚持以育人为重要抓手。第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拥有正确的航向才能最终达到目标。要深入开展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树立热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要开展公德教育，加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树立在集体中求发展、在奉献中实现人生理想的价值观念等；要开展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学生胸怀远大理想，树立科学精神，立为国奉献之志，行为民服务之举，成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第二，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青年大学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的行为模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大学是一个各种文化集中碰撞的地方，面对各种文化思潮，我们需要有兼收并蓄的气概，既要传承传统文化，又要接收外来文化，要营造百家争鸣的校园氛围。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良莠不分。我们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和教育学生，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基础上，促成校园文化体系的丰富多彩、多样共生，进而实现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创新发展。 第三，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要引导大学生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学习国内外的文明成果；要引导大学生注重自身的能力培养，不断地提高个人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要引导学生多接触广大劳动群众，学会各种社会知识，增强个人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要加强学生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激发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热情，磨砺出优秀的个人品质；要培养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而有能力承担起传承创新文化的重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而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高校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加强大学制度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既要坚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的一切工作的重心，也要把文化传承创新放在高等教育价值论的重要位置，完成好高校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使中国文化走向新的复兴和发展之路。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