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研究特色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京城的勾栏、瓦肆为宋代小说、戏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在雅和俗两个方面，一是以话本、杂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另一是以诗、词、古文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学，而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在宋代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相继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课题多项，研究范围涉及宋代语言、戏剧、小说、词、诗、文、出版印刷等领域。在宋代语言研究方面，杨永龙教授专门从事宋代语法研究，先后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予以描写和分析。目前，杨永龙还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汉语虚词研究”。宋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雏形，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钟彦先生即著有《戏曲丛谈》一书，讲述戏曲的渊源、体制、声韵、宫调、角色，以及南北曲的区分与作法、度曲法、流派等，开启了河南大学宋代戏剧研究的先河。到80—90年代，郭振勤发表了一系列宋代戏曲研究的文章。目前，张大新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戏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还先后承担了200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宋金时期中原俗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戏曲的成熟”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唐代传奇发展到宋代演绎成了古体小说，赵维国教授对宋代小说尤其是丽情小说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小说研究的文章，其博士论文为《两宋古体小说历史轨迹》，并出版了专著《说部论稿》。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词学文献研究一向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词学家卢前和华钟彦等即进行词学文献的研究工作。1933年，卢前先生发现、复印了晚清端木垛的重要词文献《宋词赏心录》(又名《宋词十九首》)，在当时词学界引为盛事，吴梅、柳诒徵、陈匪石、唐圭璋等均有题跋。华钟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花间集注》是现代第一部《花间集》注本。佟培基先生出版了《辛弃疾选集》。邹同庆先生的专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解决了苏轼词的校勘、编年、注释等诸多学术问题，被称为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克强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曾主持1998年度河南省教委项目“宋代词学”，最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艺思想研究”，也把宋词文献的整理列为重要内容，其专著《唐宋人词话》将唐宋词人215家的历代总评整理汇编，以文献挖掘深细而受到学界好评，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77—1999年》。此外，宋景昌、齐文榜等对苏轼的词也有一定的研究；刘军政的“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词坛研究”，被列为2003年度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的宋代诗歌研究比较集中于王安石、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高文先生常年从事王安石研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安石选集》。1986年，《河南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华钟彦、李博、白本松的3篇文章，对苏轼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立群、李贤臣也对陆游、黄庭坚的诗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宋尔康对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宋尔康还承担了河南省教委规划项目“宋代诗歌研究”。“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个，宋文在唐宋文章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刘溶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进行探讨;张弛、杨国安则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韩愈、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立群的兴趣集中在以苏轼、陆游为核心的宋代游记文章；张弛、柯翔涌则对苏轼的宗教信仰、历史人物论的逻辑法则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谢桂荣、耿纪平对范仲淹的师承关系、王安石的先世及王安石与曾、谢两家的交往进行了考察，为范仲淹、王安石的早期学术生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李贤臣主持了1999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黄庭坚创造美学论笺”，耿纪平承担了200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宋新学与文学”。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和图书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围绕宋代的刻书、编书、图书流通等课题，王星麟、孔学、陈广胜、赵维国分别就宋代的刻书业、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宋代图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吕祖谦与《宋文鉴》、《太平广记》传入韩国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宋代常被视为“积贫积弱”的时代，其实“积贫”纯属误解，正如宋史专家漆侠所说：“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至于文化，宋代则堪称古代中国巅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两个结论分别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小说、戏剧等各个领域都是奇峰突起，宋文、宋诗、宋词、宋书、宋画、宋塑、宋话本、宋杂剧、宋南戏等都成为光耀中国文艺史的专有名词。宋代文艺的总体成就前迈汉唐，后启明清，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康震老师：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宋词中的元宵「情」境】李中国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禅诗与禅画翟宗祝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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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宋辽和战与宋代外交北宋在建立之初，曾经多次试图收复幽云16州。在宋太宗继位之初，曾经两次北伐，试图收复幽云16州。 第1次北伐，宋军在高粱河战败。宋太宗本人大腿中间坐驴车逃回南方。第2次北伐，宋军三路大军全部失败，大将杨业阵亡。两次北伐之后，宋军对辽采取守势。在宋真宗赵恒继位后。辽国不断的袭扰中原。是辽国成天皇后和辽盛中的率领，下送辽国大军大举南侵直抵开封附近的澶州，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宋辽经过协商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维持和平有100多年，一直到1125年宋金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夹攻辽。宋辽之间的盟约虽然是以宋对辽妥协而达成的，但是对两国的边民和促进民族繁荣，促进中原地区经济恢复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两国开展贸易和谐相处，是辽国被迅速汉化。两国边境也趋于和平，据宋史记载，两国戴白之人不闻干戈。同时两国的经济交流加速了两国的文化交流，辽国皇帝曾经讲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表明辽国此时已经完成了汉化。宋辽的核战表明了中国历史上不管是战争与和平，都会促进民族融合，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汉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影响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会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浅析宋朝为何富而不强
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好写
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哪个层次的，不好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分寸，不过宋代的历史有特色的很多，容易找到资料而且趣味性较高的有这些：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分工、人物服饰等；从“杨家将”或岳飞的传说阐析宋代忠君爱国、勇于献身等人文理念，深一点可以挖到理学的社会背景；宋词的流派和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文化成就；在活字印刷、火药等重要发明方面的贡献……
墓葬概况M1整体布局董家寺M1为方形单室仿木藻井式青砖墓，墓向140°。该墓由竖穴土圹墓道、拱形墓门、正方形墓室和八角形叠涩藻井组成。砌墓青砖6种：长形普通砖为墓室主要用材，花纹雕刻砖，模制，图案有奔鹿、海石榴、莲花、牡丹等；转角砖，转角角度°,用于八角形顶部转角处；方砖，素面，用于铺地和顶部斗四部位；大砖，用于制作斗拱、假门和假窗；小砖，用于斗皿下的第一层。墓道，竖穴土圹式，宽米，长米，深5米，竖穴底部辟通道和长方形土洞，墓室砌于土洞之中。墓门，砖砌券顶洞门式，高129厘米，宽62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距地面144厘米发券砌顶，楔形砖夹紧，六层丁砌砖封闭。M1墓内设计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墓顶最下部每面置一斗三升平作斗拱1朵。斗拱上砌 檐枋、方形檐椽各1层。中部菱形牙子两层，最上部3层为方砖砌斗四藻井。M2整体布局董家寺M2，位于M1之上偏东40米的一村民窑庄东部崖面内。墓型基本与M1相同，但远不如M1 装饰内容丰富。室里无任何装饰。正壁却有券顶的洞式墓室，高宽均在90厘米左右，深167厘米。高台宋墓简介高台宋墓较高，位于该村北山之上。该墓保存得十分完整。由竖穴土圹墓道、甬道、券顶式墓门和正方形墓室组成。砌墓砖亦有6种，用途与董家寺M1 相同。墓道长1. 61米，宽米，深米。墓门高127厘米，宽61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墓室正方形，边长251厘米，高129厘米，到顶通高285厘米。地面铺方砖，基本与墓道呈水平状，无台阶突出。除北壁无假门、假窗外，所有结构与董家寺M1相同。雕砖花纹内容亦为海石榴花、莲花、牡丹和奔鹿，均模制。这种简化的仿木藻井式青砖墓的时代应比 M1稍晚，时代在崇宁年间后期。2墓内装饰董家寺 M1 装饰较为讲究，墓室内下层，镶嵌花纹砖18块，图案有缠枝莲和衔草奔鹿。假门砌有搏柱、上额、门砧和地栿。直棂窗砌有边框、横额、搏柱、立颊、子桯、7棂。斗拱为一斗三升托替木，斗上出耍头，替木两端卷杀，上承抹角形燎檐枋，檐枋置椽头。这种墓型与陇西建炎二年（1128年）砖室的大小、形状一致。亦同大山门彩绘墓记录的数据、形状相同。该墓装饰简单，所用花纹砖具有北宋时期的基本特征，即花朵周围缠枝环绕，大面积的花朵和枝叶繁茂之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明显受到宋瓷图案的影响。假门上无门簪圆钉，表现出较早的形制。仿木建筑砖墓从北宋中期，特别是宋神宗以后，在中原十分流行。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式把头绞项造，逐渐发展到五铺作的复杂斗拱，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可见该墓时代应在北宋中期，即神宗以后到《法式》颁布以前，即崇宁年间所建。 m2无任何装饰，却有1卷顶式洞穴建筑，这种型式要比 m1早，应是神宗以前的墓葬。3彩绘墓葬大山门发现的政和二年彩绘墓虽已被毁，但笔录记载犹存，为研究提供了资料。该墓坐北向南，北偏西15°，由竖穴土圹墓道、券顶墓门和正方形藻井式墓室组成。墓顶为八角形叠涩方砖斗四结构。墓室内通体彩绘，四壁绘制墓主人“宴请图”、“狩猎图”、“出行图”和“居乐图”。四壁下部亦镶嵌花纹砖一周，内容亦为海石榴花、莲花、牡丹和鹿。室内共有人骨架4具，仰身直肢。出土墓志砖、豆绿瓷壶、豆绿暗花瓷碗和灰陶罐各1件。墓志砖墨书楷写：“庆阳合水县大虫谷人户赵文/本门男赵千孙赵得财赵小汉勘莹博士高太/政和二年二月十五日了记”。政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二年是公元1112年，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说明大山门彩绘墓比董家寺砖墓、高台砖墓时代均晚。
我认为大学里发现的东西，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很多意义，比如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文物，有利于我们发现历史的真相，还有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是具有很多好处的，接下来跟大家具体说明。1.这一发现有利于对于文物的保护。在我们那么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很多文物都被损坏了，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被发掘出来，一般都会被损坏，因此我认为这一发现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把这些文物拿出来，从而放到博物馆里进行保护，防止这些文物在自然的状况下损失。毕竟这些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损失了之后就没有了。2.这一发现有利于对历史的研究。很多同学会想考古是为了什么呢？事实上在我们考古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发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过很多历史，但是有些历史可能是假的，通过考古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这些历史是不是真的，俗话说以史为鉴，当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时候，就可以借鉴到我们现在社会中来，让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得更好，从而有利于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3.这一发现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我们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的传统文化，有些传统文化得到了流传，比如说我们的美好品德，我们的某些艺术作品等等，但是还有很多的传统文化消失在了历史中，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挖掘，能够让某些传统文化再现现实，或者是辅助某些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说我们的传统字画，我们的瓷器等等，因此我认为这一发现具有很多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钱的价值，更是文化的价值。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一发现对于考古来说就有很多的意义，首先就是有利于我们对于文物的保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的话，这些文物可能慢慢的就损毁了，其次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事情的真相，特别是我们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所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一发现还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们知道自己的文明是那么的悠久，我们当然会更自信。
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
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
在西充县晋城镇鹿岩山村212国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发现了一座古墓。施工人员当即联系了西充县文物局管理部门，挖掘工作随即有序展开。
两边墓室的墓门上分别刻有莲花花纹图样，墙体上则分别刻有鹿含仙草、豹子等动物图样。目前，省文物专家已进入墓地进行勘探，初步判断该墓地为宋代古墓。
扩展资料
考古分析
1、神宗以前，即崇宁以前，合水北宋砖墓基本上与吉岘乡沟门前五代砖墓接近，不过造型上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出现了仿木构件和八角形叠涩四斗藻井和券顶式洞室，但仍无任何花纹砖出现。
2、北宋神宗时期，即崇宁年间，合水北宋砖墓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结构相对复杂，砖雕工艺日臻完善。
3、神宗以后，即崇宁年间以后，到宋徽宗政和以前，合水北宋的砖墓更为复杂，不但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还出现了须弥座等。
4、宋徽宗政和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彩绘砖室墓，雕砖艺术进一步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5、宋代砖室墓内均有四五具人骨架，置于棺床之上。说明这一时期的墓葬，为一家族的合葬墓（寇正勤）。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宋代墓葬
百度百科-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宋人视死如生，墓室与生前所住的房屋一定有相同的雕刻与物品，因此宋墓多是仿木式建筑，有精美的花纹、文字雕刻。宋代，流行着一种奇特的葬俗，夫妇同葬一座双室墓，但双室之间用一道隔墙隔开，宋代文人苏东坡称之为“同坟而异葬”。宋墓造型如同房屋结构，窗户、大门、梁柱一应俱全，且墓壁上的花纹是仿木结构雕刻，这是宋代墓室的一大特点。宋墓皆坐北朝南，有竖穴、斜坡和阶梯倾斜墓道三种，墓室多圆角长方形，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墓壁画精致典雅，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此外，墓穴藻井顶，位于墓穴正上方，也是宋墓的典型特征，墓壁上多还雕刻有朝凤图，菊花和神仙草等图案，但墓壁雕刻在花纹上主要以莲花为主。比较而言，明清墓室结构较简洁，远没宋墓复杂，雕刻也主要以香草为主。 宋代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这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使得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有很大关系。在对墓穴位置的选择上，宋墓有异于前朝，以帝王陵墓为例，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宋墓陪葬品多为当时的瓷器、灯盏等生活用品。从已挖掘的宋墓看，极少有金银手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有时写文需要查询一些资料，但是中华历史悠远，文史资料浩瀚如海，确实难以一下子找到想要查询的内容。特整理此贴，将有关宋史的史料做一个大致的整理，方便大家有的放矢的查找资料。此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同时结合个人看书的一些心得，资料出处可靠，请大家放心参阅。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一、起居注 二、时政记 三、日历 四、实录 五、国史 六、会要 【基本史料】 一、《宋会要辑稿》 二、《文献通考》 三、《玉海》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六、《三朝北盟会编》 七、《宋史》 【一般史料】 一、各类史书 1、编年 2、纪传与传记 3、政书 二、文集 三、笔记 四、地方志 五、其他 此整理遵循以上纲目。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若要查询史料，就要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有关宋代的史料，以官修为主。宋代私人修史虽然盛行，但是主要取材于官方史料。宋代政府主持编修的当代史，主要由以下六种： （一）起居注。起居注的名称可追溯到汉代，宋代的起居注已经超出了汉代起居注仅仅是皇帝私生活记录的范围，也超出了汉以后起居注仅仅记录皇帝言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二）时政记。皇帝同宰相商讨军国大事，属于最高机密，修起居注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是不能旁听。唐武后长寿二年，建请由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与宰相“所言军国政要”“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时政记两种。 （三）日历。日历是编年体。编修日历除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包括内外官司受到的圣旨指挥，记载文武大臣去世时还附有他们的传记。日历包含丰富的内容，篇幅很大。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就有日历一千卷之多。 （四）实录。实录是根据日历编成的，体裁也同日历相似。两者的差别是：1、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带有原始资料、档案性质，属于所谓“记注”；实录则带有史籍性质，属于所谓“修撰”；2、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属于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实录在宋代允许臣僚阅读甚至抄录；3、日历比较详细，实录则较为简练，如宋高宗实录为五百卷，比日历少一半。宋代从太祖到宁宗都有实录。 （五）国史。国史为纪传体，有本纪、列传、志，除了没有表外，题材与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大致相同。宋代正式修成的国史有四部：1、《三朝国史》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天圣8年修成；2、《两朝国史》120卷，包括仁宗、英宗二朝，神宗元丰五年修成；3、《四朝国史》350卷，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肖总淳熙十三年修成；4、《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明，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理宗宝祐五年修成。 （六）会要。会要同以上五类不大相同。在当时属于政书，而不是史书。它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当时处理政事的需要。但对后人来说，它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加以排列，是宋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宋代曾十次编修会要，成书主要有以下七部： 1、《庆历国朝会要》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朝庆历三年以前事，庆历四年（1044）修成； 2、《元丰增修五朝会要》300卷，包括太祖至英宗五朝及神宗朝熙宁十年以前的事，元丰四年（1081）修成；分帝系、后妃、礼（又分为五类）、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二十一类； 3、《乾道续四朝会要》300卷，包括神、哲、徽、钦四朝，孝宗乾道六年（1170）修成； 4、《乾道中兴会要》200卷，包括高宗一朝，乾道九年（1173）修成； 5、《嘉泰孝宗会要》200卷，包括孝宗一朝，宁宗嘉泰元年（1201）修成； 6、《庆元光宗会要》100卷，包括光宗一朝，宁宗庆元六年（1200）修成； 7、《嘉泰宁宗会要》225卷，包括宁宗一朝，理宗淳祐二年（1242）最后完成。 此外，宁宗嘉定三年（1210），张从祖私人修成《嘉定国朝会要》588卷，内容包括太祖至孝宗十一朝，主要是根据官修会要删节而成，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基本史料】一、《送会要辑稿》宋代历次修的会要，大部分在明初仍然保存。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会要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中。会要原本大致毁于明朝中叶。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奉命修《全唐文》，利用此间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及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机会，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名书手将《大典》中所收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录出，得五六百卷，是为辑本。解放后，中华书局于1957年将《宋会要辑稿》所因为平装本八册，即现在的通行本。 《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宋会要辑稿》共分为十七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八百万字。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令，政府的规定，臣僚的章奏，地方的报告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在《宋会要辑稿》的十七类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六类： 1、食货：这是有关宋代经济的最集中的史料，在全书中约占了20%的比重（但亦有部分内容重复）。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文献通考》有关部分，也远远超过了《宋史》的《食货志》； 2、职官：这部分所占分量比食货还大，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只管部分不但是研究宋代证券机构、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宋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3、刑法：它不但记录了宋代的法制史，在“刑法禁约”一门中，还保存了不少关于宋代阶级斗争、秘密宗教的史料； 4、兵：它不但是有关宋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在“讨叛”“捕贼”两门中，还有不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方面的重要材料； 5、方域：包括有关地理、交通、治河等方面的史料； 6、蕃夷：包括有关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的重要材料。 除此六类以外，其他类门也有很多重要资料，比如“瑞异”类中就有不少关于地震、日蚀等自然学的史料。 【一点建议】此书非常全，史料详实而且很多是原始资料，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解析和整理，缺乏条目引导，不便于初学者或不熟悉的人直接使用。 二、《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作者马端林，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通考》共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十九门是继承《通典》的：天宝以前部分，补《通典》之未备，天宝以后至宁宗嘉定末年部分，是《通考》新增的。 《通考》的体例是这样的：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也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 《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在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 三、《玉海》204卷，宋末王应麟撰。王应麟庆元（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祐元年（1241）中进士。但是他不满足于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奋读书，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考中了极其难考的博学宏辞科（只取了他一人），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三年之后他弟弟应凤也中了此科。 《玉海》就是他为了准备报考博学宏辞科的人编的，显然也包括了自己的经验。《玉海》最后四卷名为《辞学指南》，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 《玉海》公分二十一门：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每门又分若干类，共241类。每类又按年代先后分若干细目。每一细目则精心编选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有关记载，间亦加以自己的按语。在全书中，占比重较多的有艺文（29卷）、宫室（21卷）、官制（17卷）、兵制（16卷）、地理（12卷）、郊祀（11卷）、食货（11卷）等门。 【扩展一下】博学宏辞科一直延续到清朝，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在南宋，考博学宏辞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包括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每次考试，出六道题，包括其中的六种体裁（制和表一般每次都有），内容则一半为古代，一半为当代，所谓“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因此，考博学宏辞科的人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有懂得本朝故事，而且事实必须准确。 【一点建议】《玉海》的条目分的很细，比如食货门会计类，有关宋代的就有景德、祥符、庆历、皇祐、治平、元祐、宜和、绍兴、乾道、绍熙、庆元、端平会计录等共21个细目，建议为了充分利用，最好自己先编制一套细目。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记载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作者李焘，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县）人，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就是《长编》。淳熙十年（1183）他六十九岁《长编》才最后完成，第二年便过世了。 《长编》正文原有980卷，因为篇幅过大，在当时也只是刻印了一部分，而没有全刻本，另由秘书省按照《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秘阁。但是此书散佚颇多，清康熙初年仅存175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录出《长编》收入《全书》，这就是通称的阁本。阁本《长编》也不是全本，缺徽宗、钦宗两朝事迹以及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共七年记事，四库馆臣按照篇幅大小将它分为520卷。现在通常所见的520卷版本是有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室共同整理的版本。 【吐槽】说到研究宋史，这本书是绝对必看书目！此书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宋朝的，虽然散佚颇多，但仍然是内容详实、丰富。若是看一些有关宋朝的论文，常会看到《长编》一词，其指的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甲集20卷、乙集20卷，李心传撰。 《要录》是编年体史记，记载宋高宗一朝从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共三十六年的历史。《杂记》是会要体史书，分门别类记载高宗至宁宗四朝事实。《杂记》甲集分十三门：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乙集则缺少郊庙一门。这两部书有交叉的部分，可以互相补充。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编》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做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杂记》虽是会要体史书，但是与会要不尽相同，不仅是排比有关原始资料，而且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论断。 【吐槽】《要录》一书加入了一些后人的著作，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有篡改，且经过多次传抄、翻刻，每个版本都有不少问题，所以《要录》一书目前还没有较理想的版本。 六、《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徐梦莘编。所谓“三朝”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之的是北方金朝的交涉、和战。“会编”（原名“集编”），指明本书是一部材料汇编。《会编》就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四十六年间，宋金关系的材料汇编。它起自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朝派人自登州（山东蓬莱）渡海与金朝商议夹攻辽朝，终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海陵帝完颜亮大举侵宋失败。全书分为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五卷，记钦宗靖康年间事；下帙一百五十卷，记高宗建炎、绍兴年间事。 《会编》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材料。其取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他还列举了书中征引的书目一百九十六种。但是检阅原书，实际引用的、有书名或篇名可考的，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其中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已经丢失，而《会编》保留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一点说明】《会编》虽然只包括与宋金关系有关的内容，但在当时，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宋金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会编》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不仅限于宋金关系。由于《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全部散佚，所以《会编》北宋末的部分共有一百卷之多，使其更为珍贵了。 七、《宋史》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宋史》与前面所述的几部不同，前面几部中除了《通考》外，都是本超人修的；《通考》虽然成于元初，但始修于宋末。这几部除了《宋会要》外，都是私人编修的。而《宋史》则是元代官修的正史。 《宋史》篇幅大，成书时间短促，问题很多。修成之后，一直批评不断。尽管《宋史》有种种问题，但直到现在，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顾、朱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未修，这都不是偶然的。《宋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 关于《宋史》本纪部分。从《长编》注文可知宋代国史与实录的记载不尽相同。查《宋史》太祖本纪，已知国史与实录有矛盾的地方，本纪大都与实录相同，可见《宋史》本纪并不是沿袭国史，也参考了实录。再用《太宗实录》残本与《宋史》本纪相当部分对比，会发现很多地方也是不尽相同的，还包含了一些实录中没有的部分。可见《宋史》本纪不是全部抄袭实录，还有其他来源。 关于《宋史》各志，各志共有一百六十二卷，篇幅甚大。一般认为志比本纪、列传都难修，因为需要更多的分析、综合。元修《宋史》的志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完成，是因为存有现成的底本，如《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的志，稍加综合，再补上理宗以后部分即成。 关于《宋史》的表。《宋史》有《宰辅表》五卷，《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卷数虽然只占了全书的，篇幅却占了20%。宋国史无表。 关于《宋史》列传。大致说来《宋史》宁宗朝以前列传，大部分来源于国史列传，但也有删改补充，传论改动的较多。理宗朝之后的列传，因为无国史可依据，可能来源于实录、日历的附传，有些材料是元初收集的。 总之，《宋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几乎已经全部失传了，虽也有别的史书引证，但是同《宋史》取舍、详略各有不同。这就是《宋史》的史料价值，也是它能存在下去的原因之一。同时，《宋史》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记录宋代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史籍，也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和基本参考书。 【吐槽】元人编的宋史真是相当的……差劲。建议看的时候请看百衲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版，尤其不要看影印本！绝对不是一般的坑爹！比如上一段说包拯终年七十岁，下一段就是六十岁；再如大名鼎鼎的杨六郎，前一段称杨延朗，后一段又称杨廷昭，人家名叫杨延昭！不仅看着头疼，还猜的费心……所以《宋史》还是请看校勘、整理过的标点本吧！ 以上的书目作为【基本史料】。所谓基本史料就是讲讲历史故事，说说历史人物，谈谈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想要知道哪朝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不妨翻翻以上的那几本史料。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所谓【一般史料】。
《宋史》是最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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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宋朝的论文你说下吧我看下我帮你弄。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宋人视死如生，墓室与生前所住的房屋一定有相同的雕刻与物品，因此宋墓多是仿木式建筑，有精美的花纹、文字雕刻。宋代，流行着一种奇特的葬俗，夫妇同葬一座双室墓，但双室之间用一道隔墙隔开，宋代文人苏东坡称之为“同坟而异葬”。宋墓造型如同房屋结构，窗户、大门、梁柱一应俱全，且墓壁上的花纹是仿木结构雕刻，这是宋代墓室的一大特点。宋墓皆坐北朝南，有竖穴、斜坡和阶梯倾斜墓道三种，墓室多圆角长方形，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墓壁画精致典雅，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此外，墓穴藻井顶，位于墓穴正上方，也是宋墓的典型特征，墓壁上多还雕刻有朝凤图，菊花和神仙草等图案，但墓壁雕刻在花纹上主要以莲花为主。比较而言，明清墓室结构较简洁，远没宋墓复杂，雕刻也主要以香草为主。 宋代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这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使得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有很大关系。在对墓穴位置的选择上，宋墓有异于前朝，以帝王陵墓为例，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宋墓陪葬品多为当时的瓷器、灯盏等生活用品。从已挖掘的宋墓看，极少有金银手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新华网重庆频道7月11日电（记者郭立）近日，在渝（重庆）遂（四川遂宁）高速公路潼南段的田家乡罗汉村大坟嘴施工现场发现大量古墓群，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专家初步断定，这个古墓群属于宋代的古墓，距今接近千年历史。 在这个方圆近一平方公里的施工现场，有两处已挖开的用青石垒成的墓穴，这些青石上有条状和圈状花纹，这些墓穴有的是一墓六棺、有的则是夫妻棺。据考古人员介绍，根据墓穴构造和综合分析，可以断定为宋代的古墓，另外还有部分属明代和清代古墓。根据墓穴的分布和数量推断，应该是一处古墓群。 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执行领队曹宽宁介绍，这次发掘是从去年开始的，共发现文物51处，于今年6月正式开始挖掘，主要是宋明清三个时代，有十三个墓，具有规模大，时代跨度大的特点，对我们研究宋明清三代的墓藏结构非常有意义。作为潼南县来说，像这种考古发掘的机会不多，对进一步了解潼南古代藏俗是很有研究价值。（
不好说 瓷罐里有宋代的铜钱 是多还是少？要知道宋代的铜钱与唐朝的通宝 用得时间比较久使用面大 收藏价值大 历代都有收藏的 给清楚的提问
宋元明时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变化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