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的么？我觉得你的选题虽然新颖，但也因为新颖所以有难度。首先第一部分introduction 你可以写一下你为什么想写这方面的论文 研究这个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字幕翻译的研究...第二部分 literature review（文献综述） 这部分你主要写一写翻译理论就可以了第三部分 我觉得你选一些电影的字幕翻译 从某个角度分类 然后逐个分析第四部分 从分析中得到的结论 第五部分 你的结论对学术、社会研究。。。之类的有什么帮助 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的 等等就你的专业而言，看一些翻译理论的书来充实自己，起码动笔前有思路。更重要的是看学长们写的优秀论文，尤其要找你想写的方面的看。 这一步对你未来的写作才是至关重要的。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到你。
1、论文题目
2、摘要与关键词
3、目录
4、翻译任务描述：主要写有关报告的背景，翻译任务的内容，目的、意义及报告整体结构。
5、翻译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文本特点分析、有关文献的查阅等，译中——翻译工具、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译后——译后的校对、修改等。
6、文献综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7、案例分析：如何通过具体翻译案例将翻译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应从不同维度、不同侧面，如从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部分一定要分析到位，突出理论如何对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但也不能生搬硬套，要做到理论指导实践。
8、结论：主要包括翻译实践的总结、主要发现、局限性以及展望。
9、参考文献：应使用规范的格式将引用的参考文献一一列出（如APA或MLA）。
10、致谢。
翻译报告注意事项：
1、合理拟定翻译选题和理论
研究理论与选题的匹配程度和创新程度大概率会影响报告质量！一个优秀的选题通常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兴致。选题必须是明确的问题，并与具体的学术领域紧密关联。选择方向、提炼观点、确定理论是确立题目的必经之路。
如果实在迷茫，不知道选取哪个理论，就把所有有关翻译的理论找出来，列一个清单，选择最擅长、最稳妥的理论我们需要大量阅读、吃透所选理论和与翻译材料，积极查阅知网等文献检索工具，多多查看与所选理论和翻译材料相近的类似的实践报告，学习使用规范严谨的学术语言。
2、制定翻译计划
在阅读材料之前，应当先统筹制定一份翻译方案，确定翻译进程，确定译中、译后总结复盘事宜。在阅读翻译材料过程中，可以顺手记录材料中的生词、术语、长难句，优先进行翻译。
3、撰写结论
撰写结论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翻译过程的总结。
2）翻译报告的局限性。
3）对翻译的进一步展望。可主要写翻译中的经验、收获、局限以及建议等。
电影字幕翻译是多媒体翻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字幕翻译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差额翻译
一、引言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它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在信息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影视作品更是以直观与便捷的优势成为了解异域 文化 与学习外语的重要途径之一。影视翻译因此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字幕翻译(subtitling)较之译制(dubbing)，以其制作成本低、周期短的特点成为影视翻译最为常用的 方法 之一。
然而，正如Birgit Nedergaard-Larsen所言，字幕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并非单一地从源语言到目 标语 言的转换过程，期间涉及诸多文本以外因素的处理，如声音、图像、画面的融合等因素[1]。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电影字幕翻译通常采用浓缩、删减、添加等方法来尽可能保持画面、声音与字幕的统一，超额与欠额翻译在所难免。同时，超额与欠额翻译一直以来是翻译学术界讨论的 热点 错误类型。因此，如何看待字幕翻译中的超额、欠额翻译便迫在眉睫且具有现实意义。
二、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
彼得·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提出了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的概念。交际翻译倾向于流畅、简单、清晰、直接的翻译方法，遵守某一特定的语域，是一种“欠额翻译”;语义翻译则倾向于细致、繁复、晦涩难懂的翻译方法，较之译者的意图，翻译更侧重思维过程的再现，因而是一种“超额翻译”[2]。超额翻译是对所译材料进行补充加工，进行超出翻译范围的改造，而欠额翻译则是在某些方面不符合翻译规范的语言中介类型，是缩写或节译。简言之，超额翻译是指译语文本承载了比源语文本更多的信息量，表述方式相对具体;而欠额翻译是指译语文本承载的信息量小于源语文本，译语文本更加概括[3]。超额与欠额翻译都是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增减，因此可以统称为差额翻译。
三、字幕翻译中的超额与欠额翻译
Georg-Michael Luyken在Overcoming Language Barriers in Television：Dubbing and Subtitling for the European Audience一书中提出，区别于文学翻译与口译，影视制作的特点使字幕翻译受到来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字幕所占用的屏幕空间;字幕显示时间;字幕间切换的时间及字幕的显示与形式。同时，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化缺省(cultural vacancy)也经常是翻译过程中的拦路虎。译者为了避免以上限制而进行的浓缩、删减和添加等翻译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差额翻译。请看以下三则示例：
例 supervised 5 ;s 5 personalities，5 sets of could be number 6 if you act I ain’t holding no hand，you understand?I ain’t babysitting you.
我有五个手下，性格南辕北辙。你表现得好就是第六个。但我不会特别照顾你，懂吗?(《训练日》)
例 has come today and a friend writes this to me：...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上说：……(《走出非洲》)
在以上示例中，原文 句子 较长，如果逐字翻译，势必会影响画面、声音与字幕的融合。因此，译者对整句进行了改译，删减了斜体部分。
例 about your staying longer?
怎么回事?你还要再待几天吗?(《爵士歌手》)
例，petrified，stupefied...by you.
怕极了。怕得发抖，怕得发呆，怕得发神经!但不是怕你!(《美丽心灵》)
例3中，原文语速很慢，因此译者加入“怎么回事?”配合声音的行进。例4中，原文是肯定语气，使用了尾韵“ied”。译者将尾韵“ied”翻译为头韵“怕”，并且直接将否定语气译出。
从以上示例不难看出，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增加或删减。例1的翻译虽然保证了画面与字幕的一致，也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信息，但将主角试图示威的气势削弱了。例4中译者对尾韵的处理可谓是绞尽脑汁，但是如果将原文中隐含的否定语气直接翻译出来，观众也无法体会到源语文字的精妙之处，那么观众对字幕片的反应与源语观众对源语影片的反应也会略显不同。
字幕翻译时常受到画面、声音等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如果说文学翻译是“戴着脚镣跳舞”，那么字幕翻译就是“戴着手镣与脚镣跳舞”。译者只能在不影响画面、声音与字幕呼应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影片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思想，翻译的超额与欠额也就在所难免。
四、如何看待字幕翻译中的差额翻译
由于不同的语言结构和文化差异，翻译始终无法做到绝对的等值。字幕翻译既是文学翻译，又是多媒体翻译：一方面要处理台词文本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还要兼顾技术层面的限制因素，信息的增加和删减已是必然，等值也就无从谈起。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指出：“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傅雷所说的“过”与“不及”就是本文所探讨的超额与欠额翻译。然而，超额与欠额虽是翻译中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但是只要将“过”与“不及”的度降至最低，尽可能地将原文的韵味贴切地表达出来，字幕翻译又何尝不是对“一箭双雕”之美差?我提出以下两点看法，旨在字幕翻译过程中帮助译者从新的角度看待超额与欠额翻译。
1.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字幕翻译，超额与欠额翻译都无可避免。译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鸿沟自译事产生之时已然存在，加之字幕翻译又时常受到技术等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在不影响正常欣赏影片的前提下，适当的超额与欠额翻译是可以接受的。许崇信教授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列车行进的过程中，几乎无法避免车体的上下抖动和左右摇摆，但这种摇摆和抖动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都不会影响列车的顺利运行，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才会发生事故。翻译就是列车的运行，“抖动”和“摇摆”不可避免。如在《成长的烦恼》中的这段对话：
例：ahhhh you explain for u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a，in Moby Dick?
Mike：Ah，sure，;s the letter between the I and the K.
这段对话的幽默之处在于“sea”和“c”这对同音异义的双关语，但是中文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双关语，因此译者必须使用变通的差额译法，保证“列车”的顺利“运行”。以下为可行的中文译本： 老师：啊……迈克，你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白鲸》这本书里的大海有什么意义。
迈克：哦，当然，当然，就是大海不同于大河。
译者将原文中的双关语转换成中 文的头韵实属无奈之举，但原文的幽默感却保留了下来。如果要忠实地将原文译出，注释和加注必不可少，非但幽默尽失，字幕的空间和时间因素也不容许。相对于注释和加注，同类属性之间，如修辞手法的转换可能更为有效地降低“抖动”和“摇摆”的度。
例5的译本对所译材料进行补充加工，进行超出翻译范围的改造，属于超额翻译。但正是这样的处理达到了源语影片的预期目的，因此，此处的超额翻译是可以接受且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例1中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得不进行缩译，源语文本所传达的信息量减少在所难免。但如果将例1的信息完整译出，势必会影响字幕的可读性与连贯性。所以，由于受到 文学因素和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时而进行的适度的超额与欠额翻译是可以接受的。
2.字幕翻译中度的掌握应以电影类型为依据。电影类型不同，目的观众不同，预期效果也不同。便于本文的分析，我将电影分为严肃型和娱乐型两种。严肃型电影包括纪录片、科教片等用于提供和传达专业知识信息的电影;娱乐型电影供观众娱乐消遣，陶冶情操，诸如喜剧片、惊悚片、动作片、文艺片等。针对不同电影类型而进行的字幕翻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也不同。比如上述例5中，《成长的烦恼》是一部喜剧，它的目的就是使观众发笑，双关语就是笑料之一，如果采取直译的方法，观众反倒不知其所然，喜剧效果大打折扣。又如惊悚片和恐怖片，观众会将重点放在画面、声音和剧情的 发展上，如果采取意译的方法，将台词翻译的颇具文采，那么观众也会因为与剧情的格格不入而哭笑不得。
严肃型电影既然是以信息传递为目的，清晰明了才是关键，因此也就倾向于简单、清晰、直接的翻译方法，倾向于欠额翻译;娱乐型电影可以根据上下文进行适当的“加工”和“改造”，即超额翻译。但是，两种翻译不是以差额为出发点，试图不忠实于源语文本。在不与技术限制相冲突的情况下，依然尽可能与源语文本保持“零度”差额。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字幕翻译是一项繁复的 工作，受到来自文学因素与技术因素两方面的限制，超额与欠额翻译不可避免。翻译学术界一直将超额与欠额翻译认定为典型的错误类型而争论不休。我认为，在与时间、空间等技术因素相冲突的情况下，适度的超额或是欠额翻译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处理方法。针对不同的电影类型而采取的适度超额或欠额翻译不仅摆脱了来自技术层面的限制，而且达到了影片的预期目的。
<<<下页带来更多的电影字幕翻译参考论文
论文翻译格式为：中文部分【摘要】（小五号黑体，加粗）摘要内容采用小五号楷体，加粗；英文部分英abstract: 内容五号“times new roman”，加粗。key words: 内容五号“times new roman”，加粗，关键词间隔，请使用分号“；”。
论文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论文翻译成制定语言的版本论文的行为。翻译是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翻译可以有自己固定的模式，但是一般来说，翻译的标准主要有两条，分别是忠实和通顺。
忠实是指忠实于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把原文的信息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得到的信息与原文读者得到的信息大致相同。通顺是指译文规范、明白易懂，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能够使得译入读者能够立即理解。
论文翻译的分类：
1、根据翻译者翻译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分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是指把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翻译成为在译入语言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使得译入读者能够立即理解，即意译。而异化翻译是直接按照原语文化语境的适宜性翻译，即直译。
2、根据翻译作品在译入语言文化中所预期的作用，分为工具性翻译和文献性的翻译。
3、根据翻译所涉及的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准确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交际翻译追求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
4、根据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与观察的角度，分为文学翻译和语言学翻译。文学翻译寻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文学功能的对等，理论往往主张在不可能复制原文文学表现手法的情况下，译文只能更美而不能逊色，缺点是不重视语言结构之间的比较和关系问题。语言学翻译寻求两者之间的系统转换规律，主张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用于翻译，通过翻译实践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5、根据翻译目的与原语在语言形式上的关系，分为直译与意译。
6、根据翻译媒介分为口译、笔译、视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和人机协作翻译。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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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暮光之城有抄袭的嫌疑，所以我认为用下面这个题目比较好，不知道你能否满意！！！题目：暮光之城与古典名著的对应关系剖析（The twilight of the city and the classics to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analyze）（如《暮色》对应《傲慢与偏见》，Edward是达西，开始对bella粗鲁，喜欢bella却不想承认，bella不知道Edward喜欢她时，对Edward也出现了偏见。 《新月》对应《罗密欧与朱丽叶》，Edward以为bella死了时，也决心一死。 《月食》自然对应《呼啸山庄》了，bella在书中说过：爱上一个如此致命的人。雅各布与Edward，就像埃德加与希斯克里夫，bella在两者的爱中挣扎。。。（最近刚看了呼啸山庄，发现希斯克里夫的妻子就叫伊莎贝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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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例如人鬼情未了，阴阳生死恋，黄泉摆渡人，忘川彼岸花。可以根据故事的主要内容，或者一些恐怖细节来概括一下。可以根据主人公发生的事件，以及所见所感所闻，列出一个合适的标题。根据配角表现和主人公反应，写出一个合适的标题。也可以看一些恐怖的标题，适当的运用到你的标题上面，修改一下
珍惜生命，远离，恐怖袭击 ——观《反恐宣传片》有感 当卡通的图片跃然于屏幕上，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这段视频以动画片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恐怖袭击的全过程与防御措施，那些以如此极端的方式获取利益的人邪恶得令人发指，也向我们表明了：恐怖袭击时刻存在，要时刻提防。 在我们当今社会上，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非法分子，他们带给人们的是，恐慌，危险。我们不能阻止他们，但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生命只有一次，是多少金钱都无法换取的，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出现无疑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威胁。 当恐怖事件突发，不要惊慌，马上撤离危险地带，报告110，千万不要盲目地自作聪明，不然受害的还是自己。 生命是珍贵的，请珍惜生命，远离，恐怖袭击。
第一 美国政府干预 石油等活动 建议你去看看 华氏911这部纪录片 就是讲 布什家族 和中东各国 的政治生意 往来 导致 911 事件 ，最终导致 美国起兵中东，第二就是宗教 主要是 以色列 和中东各国 的矛盾 一石激起千层浪 导致中东 政局动荡 民不聊生
我很怀疑楼猪是西科大的 ，要写形势政策论文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纷纭复杂的国际因素、地域因素、历史因素和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等诸多错综原因，国际恐怖主义有日益抬头泛滥的不良趋势，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都已经遭遇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与袭击，而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已经开始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甚至夸张一点危言耸听地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崇尚血腥暴力的恐怖主义可谓气焰嚣张、来势汹汹。我们的政府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恐怖主义的来袭就日益成为了当前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笔者愚钝，才疏学浅，浅薄地认为根治恐怖主义有治标与治本之策，分析如下： 治标之策，即传统的“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之术，哪里出事了，就往哪里增派重兵把守和武力弹劾，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发动一场反恐战争。自从9、11事件爆发之后，无论是美国的布什政府、还是俄罗斯的普金政府，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实际收效并不算好，可谓事倍功半。伊拉克、阿富汗和车臣持续不断的动荡冲突和暴力流血就是这方面不算成功的反面案例。中国政府决不应该过分迷信武力解决之唯一方案，步美国和俄罗斯的后尘，重蹈其反恐之覆辙。 治本之策，把恐怖主义的源头堵死和切断，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国际上发生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根除恐怖主义的渊源，必须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笔者窃以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及时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地化解各种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缓和各种类型的官民矛盾，在执政理念上遵循仁慈与公义的博爱精神，善待百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群众（其中应该包括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孤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分裂主义分子。政府的反恐机构应该考虑在恐怖主义犯罪团伙之中安插卧底，搜集情报，内部感化之、瓦解之、分裂之、招安之，收买之，各个击破之，分而治之，让恐怖犯罪集团内部产生内讧与纷争，从而无暇外战。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实际上都已经蜕变成为了一个个相对彼此独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其所谓的政治诉求只是充当蒙世人、欺世盗名、赢得博取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一小撮极端势力的同情和资金援助的道德幌子和遮羞布而已。所以，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切断其国际经济援助机构的一切资金来源之途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且不可使得其轻易获得境外不法资金的暗中支持。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境内的恐怖分子彻底地失去了资金的赞助，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犹如困兽、一事无成、束手就擒、自取灭亡。 总之，对付带有一定国际背景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执政者必须具备异常镇静与清醒的大智慧，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的镇压，这只能奏一时之效，而不可能长治久安。我们要想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积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柔性化解一切可能引发局部震荡的社会危机，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善待民间智库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国家情治部门的专业特长，对于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境外人士采取情报搜集与监视窃听等侦讯手段，提前破译一切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之预谋，在恐怖分子蠢蠢欲动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下手为强、以防患于未然。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做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超限战争的思想准备，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尖锐与复杂的新型斗争，也可谓之是“看不见战线”的殊死较量，我们的政府切不可以掉以轻心，更不能抱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因为行为不轨的恐怖分子都躲藏在暗处，他们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所以，国家专门的反恐机构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外松内紧、疏而不漏、张而不扬、严阵以待、防患未然。为了全体国民的安全与福祉，随时准备向境内外的恐怖分子的挑衅行为发起进攻与歼灭之战，以彻底消灭恐怖主义，最后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来自网上警务室）
这样理解恐怖美学即恐怖与美丽并存它确实是打破底线认知的爽快感因为恐怖美学不是纯粹的恐怖而是对美丽的感悟和对生命的诠释在让人感受刺激的同时又教人深思从而会留给人相当的想象空间
渊源和特征 早期美国通俗小说的第三道风景线为哥特式小说(gothic fiction)。“哥特式”(gothic)这个词在英语里有多种含义。它既是一个文学词汇，又是一个历史术语，还可以用作建筑和艺术方面的专门用语。作为一个文学词汇，它也有多种含义。它既指一种文学现象，又指一类文学作品，还可以表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这些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方法的内涵也不尽相同。此处按照通常的做法，用它来表示一类通俗小说。这类小说曾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十分繁荣，然而它们的作者，除少数外，均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忽视。其模式特征是，故事常常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和荒僻的地方，人物被囚禁在狭窄的空间和鬼魂出没的建筑内，悬疑和爱情交织在一起。惯常的悬疑手段有神秘的继承权、隐秘的身世、丢失的遗嘱、家族的秘密、祖传的诅咒，等等。到最后，悬疑解开，歹徒暴露，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障碍扫除。不过，这种爱情有别于言情小说里的爱情。两者的区别是：哥特式小说通常描写神秘冒险故事，其爱情障碍往往来自歹徒；而言情小说描写家庭平凡琐事，其爱情障碍往往来自男女主人公本身。 哥特式小说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开山鼻祖是霍勒斯·沃波尔。他的《奥特兰托城堡》创立了早期古典哥特式小说的模式。哥特式小说的出现，既与当时英国墓园派诗人的“哥特式”情结有关，也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哥特式”美学标准有联系。此外，它还借鉴了理查森的《克拉丽莎》的“女郎一恶棍”这一对立模式。这种小说问世不久，即引起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1729—1807)、索菲娅·李(Sophia Lee，1750—1824)、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60—1844)等许多人仿效，成为最流行的体裁，并迅速从英国扩展到整个欧美。至18世纪90年代，哥特式小说逐渐演化成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恐怖型哥特式小说，其特点是坚持传统的手段，并在此基础上融人病态的邪恶，以增加神秘、恐怖的效果，如马修·刘易斯(Matthew Lewis，1775—1818)的《僧人》(The Monk，1795)。另一个分支是感伤型哥特式小说，其特点是保留古堡场景，但抛弃过分的神秘成分和极度的恐怖气氛，使故事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如玛丽·拉德克利夫(Mary Radcliffe，1764—1823)的《尤道弗的奥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这两个分支对美国都有影响。在美国恐怖型哥特式小说家当中，代表人物是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1771—1810)。他的《威兰》(Wieland，1798)等一系列恐怖哥特式小说以阴郁的色调和神秘的气氛，极为传神地描述了主人公的恐惧心理，对后世的严肃小说家影响很大。在感伤型哥特式小说家当中，代表人物有萨莉·伍德(Sally Wood，1759—1855)和伊萨克·米契尔(Isaac Mitchell，1759—1812)。前者以18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为背景，创作了《朱莉亚》(Julia，1800)等一系列知名的哥特式小说。后者以哥特式小说《庇护所》(The Asylum，1804)闻名。 查尔斯·布朗 1771年1月17日，查尔斯·布朗降生在费城一个古老的贵格会教徒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自幼体弱多病。然而，在读书和写作方面，他显示了较大的天赋。儿时，他在费城友人的语法学校上学，即博览古典作品，十岁便给《哥伦比亚杂志》撰稿。十六岁时，他师从亚历山大·韦尔考克斯，学习法律。但是，他的兴趣依然在写作上。1793年，他决定放弃法律，改学文学。同年他到了纽约，参加了由英国著名作家威廉·戈德温 (William Godwin，1756—1836)领衔的友谊会(the Friendly Society)。威廉·戈德温对布朗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哥特式小说《凯莱布·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促使布朗下决心从事哥特式小说创作。一回到费城，布朗即开始写作。179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阿尔克温：关于女权的对话》(Alcuin，A Dialogue on the Rights of Women)，为改变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大声疾呼。同年，他的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威兰》也面世。在这之后，他重返纽约，出任《每月杂志》(Monthly Magazine)和《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的编辑。短短三年，他连续出版了五部小说。它们是：《奥蒙德；或，秘密见证》(Ormond；Or，The Secret Witness， 1799)，《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1799)，《阿瑟·默文》 (Arthur Mervyn，1800)，《珍妮·塔尔博特》(Jane Talbot，1801)和《克拉拉·霍华德》(Clara Howard，1801)。其后，布朗再次回到费城，编辑《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美国纪事》(American Register)和《美国纪事或综合事录》(American Register Or General Repository)。这一时期，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出版了一系列政治小册子。1804年，他和纽约的伊丽莎白·林(Elizabeth Linn)结婚。长期的艰苦写作毁坏了他本来虚弱的身体。1810年 2月22日，他因肺结核在费城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查尔斯·布朗的声誉主要在于《威兰》等一系列哥特式小说。《威兰》述说纽约一个名叫威兰的农夫突然看见天空闪现一道亮光。两个天使敦促他“摧毁自己的偶像”。于是，他变得疯狂起来，先是杀死了所有的马，继而杀死了小孩和妻子。接着，他去探望妹妹，想将她也杀死。结果他被逮住，被作为疯子关押。查尔斯·布朗成功地将传统的恐怖哥特式小说技巧同美国的场景结合起来，并出色地描绘了威兰的复杂恐怖心理。威兰幼时，父亲即死于非命，原因是没有遵循冥冥之中神灵的指令。尽管后来威兰同自己的妻子、儿女、妹妹克拉拉一道平安地生活了许多年，但那件事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尤其是在他父亲建造的“圣殿”，在露天平台，在克拉拉的卧室，经常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他一方面诚惶诚恐地揣摩这种声音带来的不幸，另一方面又联想起昔时父亲的惨死。恍惚中，他听到一个声音：“你的祷告听见了。为了证明你的忠诚，把你的妻子献给我。”于是，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又去杀妹妹克拉拉。 《阿瑟·默文》的主题不同于《威兰》。它是展现一种自然的邪恶，即黄热病对人类的肆虐；这部小说于1798年6月开始在《每月杂志》上连载，但只连载了两期，便以《每月杂志》的停刊而告终。翌年，布朗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出版。第三年，剩余的部分又被整理出版。由于布朗本人患过黄热病，书中有关这种瘟疫的描写非常逼真。此外，小说的情节也极为复杂。故事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斯蒂文斯大夫，另一个是十九岁的小伙子阿瑟·默文。正是在自家门口，斯蒂文斯大夫发现了染上黄热病的阿瑟·默文。接下来，阿瑟·默文述说了自己令人吃惊的经历。这些经历大部分与韦尔贝克有关。此人出卖、掠夺、杀害了自己的所有朋友。阿瑟·默文属于智慧型的人物。他依靠的是智慧，而不是武力。当他解救十五岁的少女伊莱扎时，巧妙地战胜了她的残忍的叔叔。 继《阿瑟·默文》之后完稿的《奥蒙德》同样以黄热病为背景。不过，黄热病不再充当串联情节的角色，而是作为一种手段，突出主人公的坚强性格。主人公康斯坦蒂尔兼有普通女人的个性和理想女人的品质。她以积极的态度迎接灾难。即便是面对遗弃自己情人的奥蒙德，她也非常镇静。后来她逐渐对奥蒙德产生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占有他，不如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相比之下，奥蒙德的个性就显得乖戾。大概布朗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凶悍、极端自私的男人，结果未能如愿。 《埃德加·亨特利》又回到了原先的主题，即展现人的扭曲了的心理。一开始，布朗通过主人公埃德加·亨特利的视角，大势渲染了克利西罗梦游时的恐怖情景。与此同时，他以肯定的语气，对克利西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从而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悬念。接下来，查尔斯·布朗交代了克利西罗的负罪感，埃德加·亨特利怀疑克利西罗杀死了他未婚妻的兄弟。埃德加·亨特利对克利西罗的调查最后居然走进了死胡同。他已经丧失了对最近事情的记忆。无需挑明，埃德加·亨特利本人就是梦游者。 总之，查尔斯·布朗的《威兰》等恐怖哥特式小说是早期美国通俗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它们反映了布朗的贵格会教徒家庭背景，体现了威廉·戈德温的社会改革思想。尤其是，书中具有独创性的复杂恐怖心理描写影响了后世的一些著名小说家，如纳撒尼尔·霍桑、爱伦·坡、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等等。尽管《威兰》等恐怖型哥特式小说在艺术上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但并没有受到美国读者的广泛欢迎。真正为美国读者青睐的是另一类哥特式小说，即感伤型哥特式小说。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萨莉·伍德和伊萨克·米契尔。 其他作家和作品 萨莉·伍德，原名萨莉·巴雷尔，1759年生在美国缅因州约克县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她从小和当法官的祖父一道生活，接受了他的良好熏陶。十九岁时，她和理查德·基廷结婚。但婚后仅五年，理查德·基廷去世，留给她两个女儿和一个刚出世的儿子。她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数年后再嫁，丈夫名叫埃比尔·伍德，系缅因州威斯卡西特的一个将军。从1800年起，她接连创作了五部哥特式小说，起初署名“马萨诸塞州一女士”，后改署“缅因州一女士”。这五部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处女作《朱丽亚和受启迪的男爵》(Julia and the Illuminated Baron，1800)。该书的场景设置在18世纪的法国，女主人公为美丽善良的少女朱丽亚。经过种种磨难，她和恋人终于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结成夫妇。小说里运用了许多传统的哥特式小说的成分，如危险的高原、坟墓、绑架、强奸未遂，等等。其余的四部小说是《多佛尔，或目击者》 (Dorval；or the Spectator，1801)、《阿米莉亚，或美德的感召力》 (Amelia; or，the Influence of Virtue，1802)、《费迪南德和埃尔米拉：一个俄罗斯故事》(Ferdinand and Elmira: A Russian Story，1804)、《黑夜的故事》(Tales of The Night，1827)。它们的场景均设置在欧洲，而且均有神秘、恐怖的情节。 伊萨克·米契尔于1759年生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县。他曾是当地报纸《政治晴雨表》(The Political Barometer)的编辑。1804年，就在这家报纸上，他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自己创作的哥特式小说《庇护所；或，阿朗索和梅莉莎》(The Asylum；or，Alonzo and Melissa)。不过，直至1811年，这部小说才由纽约州波基普西的书商约瑟夫·尼尔逊出单行本。同一年，一本署名为丹尼尔·杰克逊的书名类似的剽窃之作《阿朗索和梅莉莎；或，冷漠的父亲》 (Alonzo and Melissa；or，the Unfeeling Father)也出版问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受到读者青睐、一再重印的居然是丹尼尔·杰克逊的版本。后来，人们终于辨明真伪。其根据是，盗版本不像原作那样载有一篇内容丰富的序言。《庇护所；或，阿朗索和梅莉莎》主要叙述一个传统的“古堡救美人”的故事。小说的场景设置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康涅狄格。女主人公梅莉莎爱上了贫困的革命者阿朗索，结果被父亲关在一个闹鬼的古堡里。后来，阿朗索参加了华盛顿的海军，在独立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他逃离了魔掌，并取道法国回到家乡。这是富兰克林在美国哥特式小说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亮相。故事的高潮发生在结尾。在查尔斯顿，乡人传说梅莉莎已死，阿朗索便去她的坟前祭奠。然而，梅莉莎没死，她设法逃离古堡来和意中人相会。
哥特小说大多沉溺于描述凶杀与纵欲等触目惊心的场面和光怪陆离的超自然事件，以求制造恐怖刺激的效果。不难想见，这种小说在当时极为畅销，数目之多几近泛滥，其情形颇似前几年在中国流行的武侠小说。根据文史专家估计，从1764年第一部哥特小说发表至1820年的六十几年间，英国大约出版了五千部哥特小说。另有统计资料显示，1796年至1806年十年间英国出版的所有小说中哥特小说就占了三分之一。这一体裁的流行给作者和出版商带来的收入自然也相当可观。拉德克利夫就从《尤多尔佛之谜》一书的销售中获得了500英镑的稿费，这在当时是笔巨额财富。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却对这类文学嗤之以鼻。著名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就是对哥特小说的一篇讽刺性模仿作。然而，经典哥特小说的这种“非现实主义”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其离奇与荒诞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反映，或曰“折射”。确切地说，哥特小说表达的是中产阶级对自身与历史的一个态度。当然，小说的出现本身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密切相关，也常被称作中产阶级的体裁，但与18世纪的其他小说不同，哥特小说不仅是中产阶级作家为中产阶级读者而写的、反映这一阶级生活的文学，它更体现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认识，对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它所提出的问题、所表达出的矛盾都能归结于中产阶级自身的历史来源以及在当前社会中的政治位置这个中心。在英国，随着17世纪一系列的革命与改良以及18世纪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一个以工商为业、经济力量雄厚的阶级脱颖而出。这些工商业者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形成一个独特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之形成乃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升迁所致，所以它没有古老的家谱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在世袭等级制度中缺乏地位。而英国又是一个阶级、等级观念极强的社会，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王室、爵位等中世纪的遗留物仍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文化与社会功能，18世纪的情形可想而知。作为一个暴发户群体，中产阶级自然渴望社会承认其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在当时，这种合法性的最佳标志莫过于光荣的历史与显赫的身世，所以，对于当时的中产阶级，英国贵族传统形成的那个时代——中世纪——有一种令人向往的、神秘、魔幻的色彩。但是历史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18世纪的人们看来中世纪似乎是个逝去的黄金时代。它古老的传统，尤其是人们对名誉、忠诚等品德的尊崇，同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中世纪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对于一个思权如渴的暴发户阶级之诱惑更是不言而喻。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所代表的许多价值与观念又同工商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中产阶级产生于资本主义，其生存与发展所赖者唯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现代事物，而这些观念与制度显然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独裁专制和野蛮愚昧格格不入。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产生恰恰是对中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否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构成了18世纪中产阶级复杂和矛盾的历史观。不难想象，“过去”对于这个新兴的阶级是个既令人神往又充满恐惧的字眼，而这种首鼠两端的复杂心态在哥特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首先，哥特小说里的中世纪充斥着专制、愚昧、纷争和血腥，其统治者多为独断专行、冷酷无情的暴君式人物；其间发生的故事以恐怖和悬念为主要特点，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作品中的中世纪又有其安详、宁静的一面（尤以拉德克利夫的小说为甚）。拉氏笔下的欧洲大陆有时简直是个世外桃源。哥特式恶棍所占据的堡垒或寺院（寺院和城堡等建筑代表的是宗教特权和封建专制，都是中世纪的象征）及其父权式统治者虽阴森恐怖，却也给人以坚实安稳的保护感。它们不仅是挡风遮雨的避难所，也能有效抵御匪徒的侵犯。小说中憨厚唠叨的奴仆也对主人无比忠诚。所有这些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反差，作者的意图自不必说。与工业化所产生的污染、社会关系的疏远和对金钱的崇拜相比，中世纪是一个令人憧憬的世界。中产阶级对于中世纪历史的矛盾感情大半体现于对哥特恶棍的刻画中。这些人物大多兼具中世纪贵族与18世纪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身居显贵却又身世不明（象征中产阶级对身世的困惑），均利用非法手段向上爬升（暗示对自身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信心不足），又多嗜财如命，是18世纪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典型写照。同时，哥特恶棍虽位高权重，但往往无法长久占其所夺，相反还往往为其向往、觊觎之物所害。在多数小说中，权力与财产的篡夺者最终会为被篡夺者或其后代所惩罚，地位与传统的非法继承人终究会为传统所释放的威力所推翻甚至摧毁。弥漫于哥特小说的恐怖与悬念固然体现中产阶级对于中世纪野蛮、残暴历史的惧怕，但更反映这一阶级因推翻贵族统治、篡夺其地位与权力而生的一种负罪感。在18世纪尚属新兴的中产阶级显然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的相对优越性与合理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渴望从对传统的继承中寻求一种安全感与合法性，却又对传统的理解十分矛盾。“过去在他们眼中是个既诱人又恐怖的世界，他们对自己主导地位的不安和对篡夺贵族阶级地位的负罪感常被投射为一种对报复、迫害的恐惧。在哥特小说荒诞无稽的表象下记录着18世纪中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感情，这种文学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英美文学批评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哥特小说及其相关话题重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者们从各种理论与政治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长期为人们忽视的文学体裁，使其成为近年文学批评界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