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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精神给风起云涌，快意恩仇的金庸小说写学理性的文字解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在金庸的小说并不如同旧文学时期的武侠小说，而有了它独特的文风和思想蕴含。使得今天我要谈得这一范畴能轻易找到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去阐述。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着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过为了守住襄阳城而奋勇杀敌，为了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它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从《神雕侠侣》中就已经看到金庸对这种儒教伦理是拒绝的，嘲讽的，所以他的后期小说的思想已渐渐倾向于佛教，这时期中他最杰出的作品《天龙八部》于此诞生了，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最后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中的主角萧峰最后却仍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小说结尾处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并只能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萧峰之死，为金庸所有的侠者故事打上了句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小时候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最后改变了杨过生命中很多瞬间。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用上标，格式“[1]”这样的，是第几个数字就用几，比如：
在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中标出出自哪本书/文章就好了
参考文献：
[1] [日]山口胜男著，丁素秋译.日本动画全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25.
如果就是国内的作品，直接就是：[1] 张三.日本动画全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25.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望采纳！~~~~~~“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武侠世不知吸引了多少青年男女去探寻。他的武侠小说可谓部部精品。细究其所以会令人着迷的原因，不外乎细腻的语言，丰富的情感，等等。而他最成功的是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为世人所熟悉的人物形象。在此，我想对金庸笔下的某些人物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寻，综合我个人读书所得，将这些人物分为四种类型。 一、任情任性 主要代表人物有杨过（《神雕侠侣》男主角）、令狐冲（《笑傲江湖》男主角）。古人皆推崇《射雕》，而我独钟情于《神雕》，在“金庸人物“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型的人。 杨过是杨康与穆念慈的遗腹子，杨康为人阴险狡诈，贪图荣华富贵，甘心认贼作父，为世所不容。最终死于非命；而穆念慈由于过度的操劳也早早辞世。杨过自小孤苦无依，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但是他不屈的性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桃花岛上，郭靖很疼爱他，但是聪明多疑的黄蓉对他很不放心，名是教他练武，却只授他《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郭芙与武氏兄弟的欺压下，他起而反抗，不慎用习自西毒欧阳锋的蛤蟆功打伤了武氏兄弟，不容于桃花岛。郭靖将他送上终南山全真教，希望能让杨过“改过向善”，好好作人。 也许是杨过命运多艰，也许是他的性格不容于世，他的师傅赵志敬只授他练功的口诀，而不传他一招一式。在失手打伤了同门师兄之后，逃到了古墓，被小龙女收留，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杨过身上显露出来的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对世俗的鄙视、对爱情的坚贞、对生活的热爱。杨过从小受人歧视，养成了愤世嫉俗的个性。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封建礼教是很严的，杨过爱上了他名义上的师傅小龙女，受到了郭靖等人的指责，但他鄙视那些礼仪，我行我素。 曾有一度，杨过误会郭、黄是他的杀父仇人，在自己身中“绝情花”1毒的情况下，他毅然放弃了报仇的良好时机，帮助郭靖镇守襄阳，击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立下大功。 小龙女爱杨过至深，为了将唯一的解药给杨过服用，自己投身于绝情谷的深渊，并留下了“十六年后，再此相见”2的言语，杨过听从了黄蓉的劝说，留下了有用之身。在漫长的十六年中，杨过的足迹走遍了宋境，行侠仗义，“神雕侠”的大名世人所敬仰，在郭襄十六岁生日那一天，他邀集了天下英雄，火烧蒙古军粮，击退了蒙古十万大军，解了襄阳之围。 十六年只期到后，杨过重回绝情谷，在获知小龙女早已跳下深渊大真象后，毅然投身下去，但好人有好报，他并没有死，反而在绝情谷底遇上了未死的小龙女，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新的华山论剑中，他成为新的华山五雄之一，获得了“西狂”的美号，从此，与小龙女携手遨游江湖。 杨过的故事我已读过不下十遍，但至今尤是回味无穷。 令狐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人物。曾有人这样说过“娶妻应娶‘小昭’3，交友当交‘令狐冲’4，做人应作‘韦小宝’5”，可见令狐冲是一个仗义之人。 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本是一个孤儿，从小被华山掌门岳不群夫妇收养，并成为华山大弟子。如杨过一样，他是一个鄙视世俗但又重情重义之人。他充满了机智，在那样的社会中，极力维护师门声誉，爱护同门兄妹。 岳不群虽号称“君子剑”，但为人阴险狡诈，为了得到林家祖传的“辟邪剑谱”，收留了林志平，利用女儿岳灵珊去亲近林志平最终谋得了这一神功密秘笈并阴谋嫁祸给令狐冲，将之驱逐出师门。 令狐冲在落魄江湖时，结识了黑木崖的圣女任盈盈和左使向问天，并机缘得习任我行的神功“吸星大法”，被白道中人视为大逆不道之人，但是他的侠义心肠还是让他当上了恒山派掌门人。在与魔教东方不败及嵩山掌门的斗争中，他利用绝古剑术“独孤九剑”除去这二人，并以他的侠行赢得了少林方丈方证大师与武当掌门静虚道人的友谊，得到了黑白两道英雄的尊重。杨过、令狐冲都是任情任性的侠义人物，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同样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战局着主要的地位，成为金庸武侠长廊中的典型。 二、恪守传统型 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是郭靖（《射雕英雄传》主角）和陈家洛（《书剑恩仇录》主角）。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突出的武侠名著，其男主角郭靖是一位传统、善良的人物，自小在蒙古军营中长大，不但学会了神射之术，而且也同蒙古人一样热情豪放，同黄蓉初此见面，就将身上的皮袄连同心爱的小红鸟送给了她。在穆念慈比武招亲时，因不满杨康的寡情，出手与之相斗，并仗义救了全真七子之一的王处一。 郭靖非常喜欢黄蓉，一切皆惟命是从。而黄蓉的聪明机智帮了他很大的忙，使他学会了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并从周伯通处获得了《九阴真经》秘笈的传授，去寻仇会金王完颜洪烈的过程中，他武功越来越高，与黄蓉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虽有西毒父子的介入和东邪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退缩，最终有情人相伴偕老。 郭靖贵为蒙古右军统帅，“金刀驸马”，但是他时刻不忘自己的汉人身份，在成吉思汗背信弃义，准备在灭金之后攻宋的关头，还是听从其母的建议，放弃了眼前的荣华富贵，毅然与铁木真决裂，重归宋土，并帮助襄阳守军击退蒙古大军的偷袭，延缓了宋朝灭亡的时间。 郭靖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他用他的善良热情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黄蓉的爱情，用他的武功震撼了邪恶之徒，维护了武林正义，最终成为令人钦佩的一代大侠。郭靖的一生又是平淡的，在他身上发生的都是平常的事，但正是因为其平常，所以才愈加显露其可贵。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对郭靖这一人物没有太大的好感，但是他的做法却是令我感到衷心地佩服，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和正义。 陈家洛是《书剑恩仇录》中的主人公，他也是一位传统型的人物，但他又不同于郭靖。陈家洛是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的舵主，却又是乾隆帝的同胞弟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红花会已故总舵主于万亭才让陈家洛接任其位，想让他用兄弟之情去劝说乾隆帝反清复明，光复汉人的江山。正是如此，陈家洛才会对乾隆一再退让，捉住了又放，并且阻止天山双鹰狙杀皇帝，而心中的爱人喀丝丽也拱手让给乾隆，但是乾隆是一个软弱之人，在皇太后的施压下，不但背弃了共同反清的誓言，反而要阴谋毒杀陈家洛和红花会群雄。香香公主也因此而死，这才激起了陈家洛心中的怒火，转而反抗其兄。 陈家洛是一位集正义和善良于一身的武人，但是在感情上又是软弱者，他先衷情于翠羽黄衫霍青桐，但是由于误会了霍青桐与女扮男装李沅芷之间有密情，而冷淡于她。在赴回疆报讯途中，结识了善良美丽的香香公主喀丝丽，两人一见钟情，陪她赴清军大营作使者，险些命丧清营，如不是霍青桐率同部军民求援，也许故事就无法再继续下去。 陈家洛始终无法忘情于霍青桐，去天山迷宫中他们三人身处密室中，他甚至不想再出去，只盼望三人永远在一起，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志愿，放弃了红花会的一切俗事，过安静幸福的生活。当知晓李沅芷原是女儿身时，他再度迷惘了，因为此时他已无法离开喀丝丽了，但是对初恋情人又不能忘情，这些令他左右为难。香香公主是一位不知世事的少女，她深爱着陈家洛，一心一意跟随着他；而霍青桐虽也对陈家洛情有独衷，但是为了自己妹妹的幸福，不敢对陈家洛表白自己的情意。 郭靖、陈家洛是两个不同的人。郭靖虽在蒙古长大，但是出身低微，家境很差，习武的过程也充满着艰辛；而陈家洛则不同，他出身很好，父亲贵为大清阁老，由于乾隆的缘故，一直受宠，家里很富裕，且少年得志，人生可谓一帆风顺。但是他们两人都是非常传统的，特别是在感情上。 三、软弱多情型 主要是以张无忌为代表（《倚天屠龙记》），这是《射雕》和《神雕》的续传。在蒙古统治中原大地时，由波斯传入中土的“明教”做的是反抗元朝恢复汉人江山的伟业，但是由于行事不按常规且教徒多出手毒辣，因而与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很深，互相敌视多年。张无忌之父是“武当七侠”之一，而其母又是明教徒，义父更是被视为大魔头的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谢逊。由于父母被逼出手自杀，从而张无忌从小就流浪江湖，机缘巧合，在一个深谷中找到《九阴真经》，因而武功大成。在九大门派合攻明教总坛“光明顶”时，出手维护了明教，被推为新一任教主。在他行道江湖之中结识了四位女子：赵敏（蒙古汝阳王的郡主）、杨不悔（明教左使杨逍的女儿）、小昭（名为杨不悔的婢女，实为波斯总教中的圣女）、周芷若（峨嵋派弟子且在后来接掌了该派门户）。可以说，他对这四个女子都有很深的感情，对每一个人都不愿放弃，但是这几个女子都是不平凡的，相互之间很难相融，因而她们之间阻碍重重。面对着四位心爱的美女，张无忌心中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选择。只因为他是一个多情之人，不想伤害某一人，虽然他有非凡的武功和聪明才智，但是他的内心却又是软弱的。 杨不悔为了替其母赎罪，嫁给了武当七侠之一，从而远离了张无忌的生活，而小昭为了阻止波斯明教教众与张无忌之间的冲突，为了救其母金花婆婆而表露了身份，远离中土回到了波斯；周芷若也因痛恨张无忌在婚堂上的别去而嫁给了宋青书（武当叛徒）。这样一来，张无忌的身边只剩下了赵敏一人，他们虽然真心相爱，但是由于赵敏特殊的身份，因此两人之间也无法正常的相处，软弱而又多情的张无忌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救谢逊之命，张无忌在少林寺中技阻群雄，但是却又逃不脱周芷若的逼压，他虽然有一身武艺，但是却没有雄心大志，作江湖霸主已是勉力而为之，让他逐鹿中原实在不是他的平生志向，因而在一场地误会中辞去教主之位，与赵敏远遁海外，但是面对穷追不舍的周芷若，他是惊喜交加，该如何面对今后的命运，他的眼前又是一片迷茫。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故事，结局究竟怎样，留待读者去体味。 正因为他的多情，故而在行事时才会左右摇摆不定，处理问题也是软弱无力，因此对这一人物类型，我虽有心肯定他的多情多义，却又不敢认同他的软弱犹豫。 四、市井顽童型 这一类型代表人物当属韦小宝（《鹿鼎记》主角）。韦小宝人物形象与金庸其他小说中主人公完全相异，是他的全新创意。韦小宝生于青楼之中，其母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妓女，其父不知是谁，从小在扬州丽春院长大的韦小宝除了会耍无赖外，别无他的本领。他不同于杨过、郭靖、张无忌等人身具高超武艺，韦小宝虽连拜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独臂神尼为师，但是他天性懒散，又怕吃苦，因而武功是一窍不通，又不习诗书，胸无点墨，而这样一个市井无赖之徒竟然在士途与江湖上一帆风顺，官至鹿鼎公，不可谓不是奇迹。 韦小宝的故事虽给人荒诞怪异之感，单身却又是有其合乎情理之处。韦小宝的本事没有，其一套迎逢拍马之术却也可称得上是盖世无双，在扬州城中，虽然胆小怕事，但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位正义之士，为了讲江湖道义，帮助江洋大盗茅十八诛杀清兵，又设计让茅十八带他到北京城游玩，在被太监海大富捉入皇宫后，又巧妙地得已安身，由于他是一个不通世事的顽童，又不识皇帝真容，因而与小皇帝康熙在打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又帮助康熙除掉了把持朝政的奸臣鳌拜，从而成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成为满朝文武迎逢的新贵，更因为杀鳌拜报了天地会的青木堂主被杀之仇，从而应誓成为新的堂主，在五台山上智退西藏喇嘛救助顺治帝，平定神龙岛，功震罗刹国，破云南、西藏、罗刹联盟，立下了一连串的奇功，因而仕途发达，官运亨通，成为康熙帝的第一宠臣。 韦小宝是一个典型的市井无赖，胆小怕死，贪财恋色，但是他又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义气，虽然怕死，但是为了就天地会群雄，毅然放弃到手的权贵，逃离皇宫，与妻儿隐居通吃岛，他能做到这一点却又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他的情感生活，却又充满着奇异。在皇宫中结识了沐剑屏、方怡和小公主建宁，在前往五台途中又收了丫环双儿，去王屋山时又钟情于曾柔，后来在少林寺下见到了阿珂，更是施尽了平生本领，死缠不放，对神龙教主夫人洪荃又是惊为天人，虽然小小年纪，却是天生情种，见一个爱一个，本来他的长相、本领都不佳，是不能令人产生爱意的，但是又无法逃避他的死缠烂打，他把心一横，是什么无耻的事都能做得出的，那些女子被他看上了，要想逃脱却也是难上加难。 在他衣锦还乡回到扬州之时，洪荃带着沐剑屏、方怡追踪而至，而阿珂也随台湾郑克爽到了丽春院，这样一个时机被韦小宝碰上，他是怎么也不会放过的，因而丽春院中一场混战，韦小宝与众女子大被同眠，说不尽的春光，也正是这一次，众女子才不得不跟随着他，可说是半由天意半由人。 后来韦小宝虽又回到了京城，但是由于年岁逐长，同康熙之间的关系也再不是往日那样深厚，同时又不能放弃天地会中的义气，因而两处为难，深感官场的阴暗，江湖险恶，因而设计假死脱身，带领妻儿隐居海外。 韦小宝是完全不同于前三个类型的人物，但是他却更符合生活的实际，显得更加有血有肉和真实感。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人性的本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迎逢皇帝，讨皇帝、师傅的欢心，怕死是人的本性之一，世界上真正不怕死的人固然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少之又少，谁不想活得长一点，生活得快乐一点呢？韦小宝武功不足以保身，技术不足以养命，只能用他的一套来求生存，虽然其行卑鄙无赖，但其心却又无可厚非。虽然他贪恋美色，但是却也不能算是恶行，本来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韦小宝不通礼仪，疏于诗书，心中缺少那种羞耻感和责任心，在他眼中，美女是越多越好，财富是越多越好，这一切虽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却又是个性的一个真实体现。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存在的价值。 武侠小说多如牛毛，名家倍出，但是金庸的地位却是无人能替代的。他所创造的人物典型更是众人皆知，千古长说的对象。 虽然金庸笔下的人物分为几种，但是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真实再现人性。郭靖、杨过等人固然体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而韦小宝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反面典型，而且比郭、杨等人更真实地再现了人性的本质，因此韦小宝的地位并不在郭、杨等人之下。 金庸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读者众多。多年来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和发表的文章都很多，在此我只是就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些简单地介绍和分析，虽然涉及的人物众多，但是都得到更深的体会，我只是凭着胸中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喜爱，对其人物的敬仰去作出发点，也许只是一些肤浅的认识，但是却是我的真心感受，也许我的观点不能为别人所接受，但却是我的独特体会。相信凭着心中的执着，我会有一份好的收获。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东邪黄药师是上中人物，洒脱不羁，把普天下都当作脚底下泥，他不喜欢傻小子郭靖，是情理中事(黄蓉喜欢郭靖，属于情理之外，只好认命)。本来，黄药师可算是绝顶人物，但是他迁怒，铜尸铁尸偷了九阴真经，与其他弟子何关？何况真的如此超绝，又何必如此重视九阴真经？难道无所不能的黄老邪，就非靠九阴真经不可？自己不会去创出比九阴真经更高的武功来？至于要在爱妻坟前，焚化九阴真经，那是执着的做作，不是至情至性的表现，所以，连上上人物都不是，只是上中人物。西毒欧阳锋是上上人物。欧阳锋号称“西毒”，真的够而且是摆明了的毒。洪七公手下留情而他反下杀手，那是洪七公自己招尤，与摆明是毒人的无涉。真小人本可提防，对真小人仁慈，阁下宜应自理。所以欧阳锋虽然坏事做尽，仍不失一代大宗师身份，是上上人物。南帝段智兴只是中上人物，为了一个妃子，纠缠不清，不论他外貌多慈祥敦厚，皆难以遮掩其内心的庸俗。后来他渡裘千仞，简直是硬来，与佛法更没有丝毫牵连，十分可笑。北丐洪七公是上上人物，九指神丐为了贪吃误事，自断手指，但贪吃的习性仍然不改，耿直可爱，不做作，不曲意，是真正的豪侠。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张无忌《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 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 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 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 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 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 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 了。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 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 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 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 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 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 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 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 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 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 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 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 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 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 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 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 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 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 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 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 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 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 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 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 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 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梅超风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没有不记得“黑风双煞”的。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恶战黑风双煞的惊心动魄之处，像人与鬼怪之间的搏斗多于武林人 物之间的打斗，梅超风长发飞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阴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头顶，满手 鲜血脑浆，令人想起吸血僵尸。童年的恐怖经历印象分外难以磨灭，恶战“铁尸”梅超风、 慌乱中刺死“铜尸”陈玄风，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经历。荒山一战，“铜尸”丧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铁尸”却逃脱，她到处追寻杀夫仇人报 仇。梅超风是《射雕英雄传》最残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时又是最可悲可怜的人物。她突然在 完颜烈王府花园出现，被黄蓉一口喝住，读者才知道原来这妖魔似的“铁尸”以前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做“梅若华”，拜在桃花岛黄药师门下学艺，才改为“梅超风”。同门的师兄弟 都以“风”字排，陈玄风原是师兄，两人成为情侣，此外还有陆乘风、曲灵风等人。黄药师 的夫人为他从周怕通处得一部“九阴真经”，梅超风与陈玄风偷了逃去躲起来练习，黄药 师大怒之余打断了徒弟的腿，把他们逐出师门，冯蘅为黄药师苦苦再努力追忆经文默出，终 于心力交瘁，难产而死。梅超风，陈玄风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陈玄风死后，十多年 来梅超风便了然一人，过着孤独、痛苦而黑暗的日子。把梅超风比作自悔偷灵药的媳娥，未免有点怪诞，然而梅超风的确是怀念师父、后悔偷 经。在归云庄无意重见恩师，她掩不住渴望重归师门的心情，宁愿自己斩去双掌，以废掉从 “九阴真经”上学回来的高强武功。终于，黄药师与全真七子搏斗，欧阳锋在背后施袭，她 奋身扑在黄药师背上，为护他舍弃了生命，临终之际，黄药师让她得偿心愿，她死后，黄药 师以她的尸首为“武器”，为她报仇。无论是否同情这两个人物的所为，读者都会被他们之 间的感情感动。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风这个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线，正好显 示《射雕英雄传》的结构比较严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药师金庸小说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黄蓉的母亲冯蘅女士了，因为她有黄药师这样 的人做丈夫(冯蘅因黄药师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处？--东方剑)。黄药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览群书，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八卦数术，琴棋书画，更 是无一不精，黄蓉随便乱学些皮毛，已经十分可观，黄药师本人如何聪明及有才学，就不难 想像得到了，何况他还武功盖世，脐身一流高手之列？黄药师本人风流潇洒，口味高雅，单从他的武功已可见端倪。他的“落英掌”、“兰花 拂穴手”追求姿态优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于音乐。桃花岛的布局符合防卫，但表 面上不露痕迹，但觉花木幽深，竟是园林艺术的上品。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满抚琴、吹萧、烹茶、观画、钻研学问种种情趣，“桃花 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多么令人神往！他不落俗套，不为世俗思想所规限，他任性痴情而极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恋恋不忘， 十几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箫相伴，墓中供着的是他亲笔所绘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 了花船，思算携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打碎船身，与她一同葬身大海，这是何等痴 情，又何等浪漫。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梦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个懂得爱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 他的重视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计。所以，他看见黄蓉深爱郭靖，难舍难分，他便共 鸣而发出悲吟：“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有这样的父亲而 思嫁郭靖，黄蓉的口味实在不高贵。这样的人自是骄傲的，所以是“东邪”，而黄药师的缺点也太多太多，“伟大”、“英 雄”、“完美”的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这么多才多艺多令人倾心之处的人，有缺点 又有什么关系？冯蘅虽然早死，但也应是值得的。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洪七公洪七公若非贪吃，必然是个伟大而无趣的人。他正义凛然的告诉裘千仞，他手下杀过二 百三十一人，但个个都是恶徒，死有余辜，他平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算这是事实，这等 自信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而进一步结论因此他有资格杀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 专横的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洪七公毫不专横，也绝非独裁者，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节一丝不苟，其余便不拘小节的人 物，不犯大错，不给他作大义凛然指责的理由，洪七公是个可爱的长者。他的贪吃及美食当 前的猴急姿态，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点，便不会变得不近人情了。事实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黄蓉故意讨好他，使他答应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 照教如仪，让这对小儿女遂了心愿。他并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报答她 好心救了一名丐帮弟子，但只教了她两三招，黄蓉郭靖学了这么多功夫去，一来因为他贪吃 黄蓉的小菜，二来因为他着实喜爱他二人，而两人之中，他又喜爱黄蓉更多，因为她聪明伶 俐，这样的徒弟，往往吸引师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罢不能。若洪七公正义感大于人 情味，他就会欣赏正直的郭靖，多过古灵精怪的黄蓉了。为了郭靖，他大概不会承担这样大 的麻烦，亲自跑到桃花岛去代郭靖求亲，但为了黄蓉，见她那么喜欢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 家大媒去了。他喜爱黄蓉，黄蓉也是真心爱他，他被老毒物暗袭，身受重伤，明霞岛上，黄蓉悉心照 料维护，犹如小孙女照料老祖父，亲情深厚，令人感动。其实，正是因为他是这么可亲可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正义凛然才分外使人肃然起敬， 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袭的欧阳锋，乘人之危的欧阳克，才显得那么卑鄙不堪。洪七公对裘 千仞说的那段话那么有力，原因不在于洪七公是永远不会错的圣人，而是在于他极少板起脸 孔教训人，连洪七公这么宽容的人也提出指责，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蓉金庸小说多妖女，黄蓉一露面便让郭靖的师父骂称“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 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铁手、蓝凤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连蒙古郡主赵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金庸小说多妖女，无非是因为金庸小说多美女。美得惊人而又“来路不正”的女子，活 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样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卫道之士就不能不骂以“妖女” 了。从这个角度看，黄蓉当然是“小妖女”。许多人不喜欢黄蓉，特别是《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嫌她聪明得过分厉害，有点近 乎阴沉。我却十分欣赏黄蓉，认为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女角。特别欣赏他处理黄蓉从《射雕英 雄传》的青春少女到《神雕侠侣》的中年妇人的个性发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 但黄蓉却是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会长大。会变。会衰老的真人，音容体态历历在 目，思想个性贯彻分明，熟读这两套小说，觉得了解黄蓉的一生，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 也不可多得的。写黄蓉的笔触之准确，不像创造一个角色，倒像描述一个作者很熟悉很喜爱的人。 其实，黄蓉没有什么“厉害”；除了特别聪明美丽之外，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少 女时爱玩，遇到了喜欢的少年郎，但愿与他日夜相从、一生厮守，一心要嫁给他做妻子。 结婚之后，又一心助他事业成功，为他养儿育女。她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不过事事以 丈夫为重。为儿女操心。即使论聪明才智，黄蓉的聪明才智也只限于心思敏捷。记性特别好而已。诗词歌赋。对 联谜语她过目不忘，武功算术一点即通，但她没有超凡的智慧，一灯大师的禅机她便茫然不 知所对。她不够耐性。缺乏恒心，也不见得特别有同情心，南琴的凄凉、穆念慈为情所困， 她只觉好奇好玩。（金庸说，聪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与郭靖无奈分离，才开始了 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难强迫黄蓉长大的。但黄蓉就是娱乐性强。特别喜欢她在岳王庙拆穿欧阳锋和杨康在桃花岛杀江南六怪那段 情节，由她在柯镇恶手掌心写：“告我父何人杀我”开始，到逼欧阳锋让终于明白了内情的 柯镇恶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机，紧张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侦探小说。但这段己开 始见黄蓉以机智面对凶险。不复只轻松斗智，渐渐踏入后来《神雕侠侣》的“智者虑”的苦 涩境地。精灵娇美的黄蓉，为什么乐意嫁与既笨拙而又不见得长得多俊的郭靖？一个解释是“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解释，等于说情之为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有一个新派解释是， 黄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闹花样，这又未免太理性了。黄蓉初识郭靖，不过盈盈十五，刁蛮任性，父亲又大有来头，她才不怕被什么人欺负。 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发现郭靖原来已是“金刀附马”时，她对父 亲说，他另娶别人，我也要另嫁别个；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儿，别 人不高兴也拿我没法，但是他这样对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黄药师见女儿眼神是缠绵万状， 难舍难分，知道情根深种，根本无可挽回，只能陪她伤心。不是的，黄蓉是真心爱慕依恋郭靖，若要解释，那也毫无难处。一般男以色爱女，女子 爱男子，却是基于道德或本领上的崇拜，郭靖觉得蓉儿“说不出的可爱”，但黄蓉爱郭靖， 是因为“世间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个有清楚原则而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人。甩一点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郭靖是黄蓉的道德范畴，他给黄蓉的，是她一向匮乏的精 神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郭靖是衔蓉心底渴望的“父亲人物”。黄药师与女儿的关系，素 来是好友的关系多于父女的关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儿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 教她学问武功，与她谈诗论文，但从不以父亲地位管教她。正因为关系是这样，他才对郭靖 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是喝醋成分，到后来郭靖黄蓉结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与他们 疏远，跟杨过谈起黄蓉，还是十分酸溜溜的。但是黄蓉不是“小东邪”，个性上她只是个寻常女子，跟郭靖过着“正常”的家庭生 活，接受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同时得到社会接受，她十分满足乐意，她要人间的快乐，不要 孤标傲世，黄药师对她失望，那也没有法子。黄蓉为什么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雕英雄传》不明白，看《神雕侠侣》也会明白。杨过 是黄蓉的翻版，这个金庸已多次暗示过，黄蓉自己也再三说了出来，一般的刁钻古怪，聪明 伶俐，痴情任性，一个是娇美无倚，一个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两人的身世。 黄蓉初识郭靖时扮成个肮脏褴褛的小叫化，杨过根本就与小叫化差不多。黄蓉后来约郭 靖到湖边相见时，恢复她本来面目，郭靖只觉她宛若仙子下凡，黄蓉说，她穿这样的衣服， 人人都会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时候他待她好，那才见得是真心。杨过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无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黄蓉与杨过的分别基本是这样。 黄蓉与杨过这样相似的人，为什么一直关系十分差？金庸说成是中央隔了个杨康的阴 影，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爱的基础在于信任，而两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人要互相信 任，真是难乎其难。聪明人可以看到一百个怀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 之上。黄蓉与杨过在桃花岛有过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黄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对杨过坦 白诚恳他说，她知道他有许多事瞒着她，不过她很了解，因为自己小时也是一般怪僻。杨过 大是感动，在她怀里哭了起来。这就是以爱报信任的自然反应。可惜，信任没支持多久，杨 过一见傻姑，逼问出杨康死因，马上认定黄蓉是杀父仇人，而对他种种好处，都是别有用 心。傻姑断续不全的话又怎信得过？杨过是个聪明人，纵然偏激，也必能问得明白，但是由 于一早便对聪明的黄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坚信已找到答案。聪明人太聪明时，就会草木皆兵，没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爱，但偏是黄蓉 杨过都是极需要爱的人，因此碰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 任，便如获救星，一心相爱，到死相随。郭靖是笨人，小龙女是笨人，杨过爱小龙女而黄蓉 爱郭靖，黄蓉与杨过始终不能相亲相爱，就是性格的关系。数年前看过倪匡先生批评黄蓉，他说，少女时代的黄蓉那么可爱，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 爱了。我很不同意，纳闷了几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现在，忽然明白，原来中年黄蓉果 然不可爱。一灯大师赞美中年黄蓉大智大勇，怎样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释了，但是“勇”是有 多种的。不知畏惧的“当头勇”，被萧伯纳在《兵器与军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样子，比较值 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惧仍不退缩的勇。郭靖听见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韩小莹 问他怕不怕连他也吃掉，他说：“我怕。”韩小莹问：“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 去。”就是这种勇。这种勇气，是感情鼓励之下的勇气。第三种勇，是经过理性分析策划而 后采取行动的勇。黄蓉为了取得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杨过性命，说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枣核钉，若然她不 闪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药给她。这枣核钉十分厉害，黄蓉虽是策定计谋，但仍须冒 性命之险进行。一灯大师赞她大智大勇，就是指这种勇。另一次是她潜下绝情谷底的寒潭去寻杨过。虽说黄蓉水性最好，但其时她已年近五十， 而潭底有什么凶险，谁也不知，她再三尽力潜至可潜到的最深处，以致上来时头发也结了薄 冰，不可谓不勇敢。这种沉着的勇，并不逊于第一，二种勇，刚相反，把危险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 要的勇气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气的勇，也是最没有人感激欣赏的勇。黄蓉两番舍命救杨 过，他何尝感动？又有多少读者感动？倒是傻里傻气的乱打一通，无端一齐送命，大家都感 到敬仰无比。快意无比。说破了。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过渺小无力，居然有人不顾后果拼命 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证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别人行动的力量。令人放弃理智的力量，常常 使自己有这种胜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爱，黄蓉连面对生死都由理性控制，当然极“不可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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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萧峰】曾经见文章说萧峰是深受儒家仁义观念的堂堂大侠，甚至说什么萧峰有诗人气质，儒家气质，这比较费解。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萧峰后半生被中原武林所谓的礼义之道贬斥，告白无门，他也索性睥睨了“礼和义”，奔走杀戮，凭着天性中的清白和骄傲，为所欲为，实在是孔夫子所谓君子之乱。《天龙八部》起始时的乔峰的状态，应当是一个努力履行礼义的所谓“侠义领袖”，他的行为标准类似成年后的郭靖，可是他的生活突然中断，无论是出于如何荒谬微小的理由――一个女人微小的愤恨拉开了癫狂世界的幕布，乔峰的光明道路中断了。整个天龙八部，写的是乔峰从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走向灭亡，他在天龙里的经历纠缠着自我认知和复仇雪恨，他被陷害，又夹杂着血统带来的原罪，他被那些教养他的中原武林大豪怀疑，被所谓的忠义爱国者疏远排斥。他的确充满了重重疑窦，矛盾，激愤，误会，价值观的崩溃，在复仇和雪冤的道路上，逃不过灾难的天罗地网，他是一个受天谴的英雄，最终虽然坦白接受了自己的契丹身份，却无法再对所谓的中原武林有价值认同。但同样他也无法融入契丹阵营，于是在极端的孤独中死去。萧峰身上有经典的西方悲剧因素：自我认知和复仇，萧峰冲冠一怒，杀人如麻，血性发作时的确凶狠，他追查自己身世杀的人，采取的强硬和坚决，是郭靖不会做的。的确他也自认：我蛮性发作，就什么也顾不得了。萧峰胸前的狼头刺青，他的仰天长啸，都是不可忽视的隐喻，象征一种原始的爆发力，来源于神秘的血统。胡军的萧峰，在我看来是比黄日华的乔峰更接近原著里那个癫狂世界中竭力保持着清醒的英雄，乔峰活了三十岁，天赋神勇，为人上进，又有名门正派侠义道的自幼教育，世界在他看来无疑是非分明，他自信他的武功才艺也能让他扶正锄奸、洞察秋毫，他自制禁欲，仁义果决，自信朋友和下属对自己的服膺和爱戴。然而，杏子林中，这三十年来他所熟悉的世界突然天翻地覆，背叛、陷害、误会，一切他无从辨白，他看惯了的信任和友谊也都瞬间变成了怀疑和疏远。而这一切迷雾中，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身份血统，他自认为清白无私的前提被质疑。甚至可以说，萧峰从此走上的，是痛苦的自我重建。作者： .* 2006-7-30 19:31 回复此发言--------------------------------------------------------------------------------2 [转帖]天龙人物分析世界的无理和癫狂压迫着萧峰，他在诬陷中越陷越深。聚贤庄上，萧峰以一套太祖长拳应对其它汉人来自四夷八方的武功，这时他已经起了对汉族正统的讥讽之心。雁门关外，对着族人共同仰天长啸，那时他已经彻底嘲笑民族正统观，剩下的就是复仇之心了，而一件件血案如幽灵铁定了他和中原武林的对立。有人评价胡军的眼神时常迷惘，以为是弊病。我不知道是否演员故意如此，萧峰在和阿朱相处时，也依然不忘他的重重疑惑，杏子林之前他的心地有多清明镇定，复仇路上他的心地就有多震惊迷茫。也正因为这种迷茫，让他失去了阿朱。萧峰受康敏之追杀镇南王，并不是处于很镇定清醒的状态。误杀阿朱，让他突然清醒，也意识到他和阿朱之间的深情，他的复仇在这种爱情牺牲下显得荒谬可笑，等到他找到康敏，连复仇之心他也淡了。萧峰远走辽东，后来出入辽国和女真部落，不再认中原为故土，实际上他的还乡却为永恒的流浪。萧峰失落了故乡，早年乔峰显然是无条件的尽忠效命于国家，后来他虽承认了自己的出身“勇猛的契丹人”，但对辽国的效忠，却已经有所保留。他的道德观，无疑还有汉民族游侠观里的重然诺，行高洁，抗强暴，悯贫弱，但所凭借的，已经是一己之良知。北宋时代的侠士纠缠于民族纷争，所有入世的侠士都必需效忠一个国家，不能做先秦时代个人主义的游侠。萧峰早年所受的教育又使他无法象虚竹那样出世，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这个离开了土地的英雄高高在上俯观世间，不胜寒冷。等燕云十八骑少林寺认父，他所持的自我认知大概就是对慕容复的那一句：可惜萧峰大好男儿，竟然与你这等人齐名！萧峰是孤独的。少林寺后的萧峰是一个纯粹的“大好男儿”，他为了制止辽汉间的战争失去了最后的容身所，再没有故乡可以让他回归。面对民族战争的尸横遍野，段誉感叹“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深入萧峰的心，他对武力的信任也意兴阑珊。萧峰长吟匈奴的祁连山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却并不意味他愿意为契丹的疆域扩展效力，他哀伤惨然的，只是战祸带来的六畜不蕃息，妇女无颜色，四海列国之大，却无这个“大好男儿”的立足之地，萧峰最后致力的不如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逼迫辽帝定下和平契约，但这是癫狂世界的生存之道么？这一点辽帝明白，萧峰未必不明白。他意兴索然而自尽。这部书中，段誉所占的篇幅，是最多的。他除了自己独立的故事。更是全书针线，贯穿始终。全书以段誉在无量宫看无量剑比武起始，以段誉携王语嫣手远去而结束；更是段誉先与萧峰在江南酒楼喝酒比武义结金兰，后与虚竹在灵鹫宫畅谈爱人再结金兰,方成就这世间难寻的三兄弟，结合起这百万字浩翰巨著。当然，段誉一介富贵闲人，总爱四处东游西荡，其闲情非萧峰虚竹可比。以此人针线最为合适不过。只是此人性好多事，所到之处必然风波迭起，再无片刻安宁。段誉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过一介肉身、凡夫俗子。然而世间万事总是有因有缘，而这段誉却于无知无觉中，作了各方因缘的聚会之处。首先,在他的身上， 汇聚了金庸笔下的多种感情：伯父段正明，父亲段正淳,母亲刀白凤以及大理皇家上上下下的亲情；钟灵。木婉清及后来王语嫣的爱情；萧峰、虚竹的手足之情；或许还有南海鳄神，段延庆之流说不明白的感情……所以段誉身上那种近乎天生的温情并不奇怪，因为他本身便处在一个充满感情的环境里,尤其是大理皇家的亲情之爱，对段誉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也是各种矛盾的汇聚之。大理皇家一脉单传,皇帝谁做？终非段誉莫属。大理段氏唯一嫡子，绝妙武功传谁？仍非段誉莫属。然而此君视帝位也平常,于武功更是避之不。段正淳四处留情的结果不仅使段誉成为其情人报复的对象（比如王夫人），更遗下美貌女儿四处分散，却偏偏叫段誉一一遇上，并各发生一段情缘，再一一被告之是兄妹。于无法可想、黯然神伤之际却忽然有了完全意料之外的豁然开朗。段正明的地位本不算名正言顺，然保定爱民,天下归心，地位根基早已稳如磨石不可动摇；段延庆固然是最名正言顺的“延庆太子”，落拓江湖后更一心想夺帝位，然既为四大恶人之首，行为暴劣，又无背景根基，实则除前朝太子名外一无所有，岂能再做皇帝？这些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要解决他们，唯有着落到段誉一人身。。钟灵、木婉清、王语嫣虽为段正淳所不知道的女儿，段誉这镇南王爱逾性命的宝贝儿子却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是段延庆之子。段誉既是镇南王世子，又是段延庆之子，保定帝一意传位之人，无论孰是孰非于情于理段誉都非作皇帝不可。大理段氏的帝位回环周转，最后又责无旁贷的落入段誉的手中。这样的结果，段延庆心满意足，段正明放心宽慰，段正淳求之不得，所谓皆大欢喜众望所归。于是最终段誉还是作了皇帝，娶了爱人,成就了一身旷世绝学。这纠缠的死结，终于为段誉所解。而这解决之法，竟是刀白凤当年枯龙寺外种下的因果。二、《天龙八部》段誉篇 之二 潇洒尘世间金庸小说的男主角少有饱读诗书之辈。而读到精通易经者，更仅有段誉一人。严格的说， 段誉算不上完全的武林人士， 他是王子，是书生，也算半个江湖中人,半个佛教中人。王子的尊贵， 书生的迂腐， 江湖人的义气，佛教徒的慈悲，还有那种经过历代文化积累的书香,在段誉的身上全化作一种骨子里的潇洒。这段誉的潇洒， 缘于书香,来自教养，却尤似一种天然的存在，而他，以这真性情的潇洒,游于尘世，以超然之心面对俗世之情,于是他成了整个《天龙八部》中最快乐的人。从先天条件来说， 此君未免得天独厚：世子身份、俊俏容貌、武林世家、天资聪颖——世人所羡所求所念念不忘之一切也。然而段誉何人？天下第一洒脱之人，第一豁达之人，第一莫名执著之人也。大理国世子的身份， 世人所谓致富之贵，然而此人视富贵于无物，只爱一顶书生巾游荡江湖；大理段氏武功闻名天下，世人垂涎，多少人欲求之一闻而不惜一切，然而此人视之如洪水猛兽，唯所恐避之不及。世人看重的， 偏在他眼中如粪土，他所执著追求的，世人却又莫名其妙。于是潇洒快乐的段誉，在世人的眼中不过是一个痴痴傻傻，一身侠气的书呆子而已。一介文弱书生在风波险恶的江湖游荡， 自然不可避免的常常陷入极其狼狈的境地：被人追杀，掉入深谷，横拖直拽，受人挟持……甚至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被木婉清弄得“臀无裤。以堂堂大理国太子之尊，竟然狼狈如斯，当情何以神甚？然而段誉却总是高兴得很，从开篇第一页他便“忍不住‘哧’的一声笑”，之后更是笑声不断。尽管每笑必惹祸,他依然自得于笑；尽管常常命悬一线,他依然无忧无。这已然难得，更可贵的是，他总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审视自己，往往一看之下，便是大大自嘲一番。他被人追杀，眼见逃不掉了，居然心中尚道：”段誉啊段誉……为什么要没来由的笑上一声？这一笑岂不是笑去几十条人命？人家是绝色美女，才一笑倾城,你段誉又是什么东西了，也来这么笑上一笑？倾什么东西？“能对生死看得如此之淡本已难得，但金庸的英雄们个个重义轻生。段誉之轻生死虽然难得，却也不算少见，只是在生死关头想的居然不是传统大侠的传统大义，而是这般有趣的自我审视的，当非段誉莫属。这种好玩的自我审视于段誉所谓屡见不鲜，好像后来被闪电貂咬中命已去了大半条的他,想的是：”我这般死法模样实在太不雅观。这般长大了嘴不知是白痴鬼还是馋鬼？……“此时的段誉决不是大侠（其实他自始自终都没做过”大侠“），只能做一个潇潇洒洒的”痴儿“，一如他父母对他的称呼。
金庸小说中塑造的叛逆形象不多，但他们个性鲜明的反叛行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过作为杨康的儿子总是被正教人士戴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少年的逆反心理和无畏气质强化了他的叛逆意识，使其更加顽皮。在人人敬仰的“侠之大者”郭靖的桃花岛连连闯祸，太师父柯镇恶扬言要离开桃花岛，郭靖只得将其送往重阳宫。还未拜师，因不满全真教道士莫名其妙地骂郭靖“淫贼”，就故意戏弄全真教道士，后来又弄得重阳宫人仰马翻。他从师父赵志敬那里逃了出来，彻底成了．正派人士的“弃儿”。而这种对正派人士的逆反心理和判逆意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消解，相反还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才可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其师父小龙女相恋、结婚。环境的逼迫和少年时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并没有使杨过屈服，他挺起胸膛跟世俗社会抗争到底，终于取得了胜利。大理国王子段誉，生在一个武学兼帝王之家，一个人人学武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逼其学武，他却用佛家的教义跟他的父亲连辩了三天，“始终不服”，“逼得紧了，只得逃走”。钟灵说他：“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你要他磕一万个头，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你却偏偏不肯学，当真是奇怪极了。”(《天龙八部》)段誉初涉江湖，一心想通过他的“之乎者也”来劝他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他对武功的鄙视其实是对社会主流行为模式的一种反叛，因而他成了一个另类的叛逆形象。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样一位弃绝武功的“书呆子”反而学成了令人羡慕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和“一阳指”。他是不是因此向主流行为模式屈服了呢?没有。他仍然慈悲为怀，宽容善良，并不以有了“北冥神功”和“一阳指”而放任自己。他仍然坚定着以文道治国的信念。可以想象，大理国在他的治理下定是刀枪入库的和谐社会。令狐冲的叛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交友不分教派，只要人好、讲义气，皆可成为朋友。在令狐冲还未正式出场前，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通过他人之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幽默、顽皮、机智的年轻人形象。在正派人士看来，他竟然和“采花淫贼”田伯光称兄道弟，同桌饮酒，还戏弄“青城派”弟子，单单就这两件事他便成了正派人眼中不可救药的人人皆可斥责的“不正经人”。后来，他跟魔教圣姑交往，帮助任我行打败东方不败，成为魔教的红人，华山派的弃徒，更是为正派人士所不齿。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虽一直以未能重人师门而耿耿于怀)。在看到曲洋和刘正风即将死于费彬手下，他挺身而出，间接质问费彬：“欺辱身负重伤之人，怎算得上侠义?残杀无辜幼女，怎算得上侠义?如果人人都是这样，那和邪魔歪道又有什么区别?”当看到华山石洞中的刻字，他问自己：“莫非五岳剑派真是‘比武不胜，暗算于人’?”他的疑问进一步加深。风清扬在华山山洞传“独孤九剑”给令狐冲时说过：“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是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笑傲江湖》)这些想法正是令狐冲平时无人倾诉的真诚心声，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做不出那些当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的。杨过也好，段誉也好，令狐冲也好，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叛逆。对这些叛逆人物金庸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和敬佩之情的，简直就是他自己生命的象征。这些是在搜索的.应该还有不少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论坛,上面的评论可能会有用,推荐TXT论坛.
谈中庸与中道之比较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谈中庸与中道之比较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 要：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在相似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中道和中庸的思想，分别在中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中道和中庸思想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两者的主要内容做了简要的论述，比较了他们共同点和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两者的思想实质。
关键词： 中道；中庸；亚里士多德；孔子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中道思想就是其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概念，对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观，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中庸和中道思想的实质。
1、中道与中庸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正处于古希腊在政治、军事上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与复杂的社会状况，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家庭生活。如何缓和各城邦之间及城邦内部的矛盾，是当时的重要问题。这样，亚里士多德在对各种社会生活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反对极端、求其中道的思想。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年，他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着深刻的感受。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向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新势力的突起使旧的政权的控制力逐步的衰弱，老百姓处在水生火热的政治交锋之中，社会 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在当时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同时力图以“中庸之道”来调和阶级矛盾，挽救奴隶制危机，实现他“克己复礼”的主张。
2、中道与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谓中道就是指适度、适中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还详尽的说明了这种适度的意义：第一，他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指出“过度和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人的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因此，要想具备良好的德性就必须做到适度。他举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如食物的多少，他认为如果10磅的食物太多，2磅的食物太少，并不能推定教练将指定6磅的食物，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6磅有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如果德性也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艺都更准确、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他又把中道分为绝对的中道和相对的中道。绝对的中道指两端的距离绝对相等的中间状态：如果10是多，2是少，6就是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中间，因为6-2=10-6，这是一个算数的比例。但是相对于人而言，我们的中间是不能以这种算数的方式确定的，它要因人而异，因此是一种相对的中道，即适度、适量。总而言之，所谓“中道”就是“适度、适中”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作为一种善良德性，它是最高意义上的善。
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哲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中庸之道极为推崇。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此第一次把“中”与“庸”连结起来，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但是未对其给出直接的定义。孔子把中庸视为重要的道德准则和哲学范畴。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庸》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教导人们约束自己的感情欲望和言行举止，将其控制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达到中和的'境界。这样，事物才会按照正常且正确的方向发展。
孔子的中庸之道强调过犹不及，即“适度为中”，孔子提出了“度”这一概念，相对于恰到好处的正中之点，过度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样的。过犹不及、适度为中体现的正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孔子坚持适度为中，这个“中”指的是调和可以调和的东西，将所有德性相互制约同意的部分作为恰好的度，尽量避免过与不及。
“中庸之为德”是孔子确立的修身养性、主中致和的德行之道，孔子认为中庸之德是天下最好的德性。这种中庸之道在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即是要达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中庸》首先提出了中和的概念，把宇宙看成和谐整体，孔子认为要包容他人，协和对方，要想达到中庸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致中和”。
3、中道与中庸思想的比较
中道与中庸思想的区别
第一，两种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性恶欲的根深蒂固，认为法律是遏制人性恶欲的唯一解决办法。法律是德性的象征，因此也是中道的标准，所以他推崇法治而摒弃人治。孔子则恰恰相反，他把亲情看成是维护社会的核心力量，他把中庸视为伦理之“礼”的同时，更强调中庸“仁”的道德性，《为政》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他强调人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利人的道德行为，而非法律行为。
第二，两种思想的实现途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道是在后天的学习和行为中逐渐取得的，而不是先天就可以获得的德性，人们必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才能获得这些德性。而孔子的中庸思想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认为“中”是人生而有之的天赋德性，将这种潜在的德性转化为现实的德性仅仅是一个向内用心的过程。每个人都具备“中”这种禀赋，后天的实践活动对这种德性的形成起不到任何有力的作用。所以孔子还提出了“内省”的方法，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独善其身，这就是要求人们不断的审查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中道与中庸思想的相同点
第一，两种思想都产生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均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具体说来，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希腊末期，城邦制度逐步走向落寞，最终被马其顿所取代，而孔子生活的时期，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旧的体制和文化观念正在解体，社会制度也在有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社会格局混乱。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缓和新旧矛盾，中庸和中道思想便应运而生。
第二，两种思想都反对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指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以实现表面的和谐或一致的哲学观点。事实上，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十分厌恶折衷主义的，中庸强调“允执厥中”，中道强调居二恶之中点，都是指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绝不是指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无原则地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之道。
总之，比较中道和中庸思想的异同，现代社会运用这种处事方法可以使人理性的把自己的感情、欲望、行为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做到“无过也无不及”，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理性的分析和对待复杂的事情，从而提高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人们既不能对资源进行肆意的开发利用，也不能不利用资源来发展国家的经济，而是要合理的加以利用，寻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适度，这样才能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做到了这个原则就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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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老板与孔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陈世清:《老板与老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陈世清:《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