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世间本无所谓对与错，思想使然。善恶，黑白，对错，本就无严格的界限，只是人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罢了。从一面来说，苏东坡乐观豁达，耿直敢言，豪放率真;但从另一面来看，也可以说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擅长社会交往，不擅政。苏东坡的优点显而易见，能让我们受到感触和启发，如果反观之，未尝不能悟出一种生活态度。
优点之一：乐观豁达，随遇而安
我们都知道，苏东坡被贬过很多次。作为一个满怀斗志与才慧的爱国诗人，官场失意，心里免不了抑郁不平。但他就如任何一个平凡人一样，就此消沉灰心丧气了吗?“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饮酒是他遣怀苦闷的一种形式;希冀是他至存高远的体现;豪放是他豁达胸襟的必然结果!纵使身旁荆棘丛生，亦相信风雨后总会有晴开月朗;纵使堕入万丈深渊，亦有在地狱中也能比过天堂的斗志与决心。
反观之一：
苏东坡是人，不是神。正如《后赤壁赋》中写道“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他也在出入世的问题上感到过迷茫。虽然他也写过很多豪放乐观的诗文，但大多数诗文中也反映出他的情感矛盾。《前赤壁赋》中，客人所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未尝不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慨。“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亦寓暗伤流年之感。纵然一个人再伟大不凡，终究还是拥有着人之常情。
优点之二：耿直敢言，洒脱率真
苏东坡是一位爱国诗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远见抱负。他明智地发现了新法的弊端，不顾自身安危毅然的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他的这种勇敢，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点赞!他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敢于同那些腐败官员作斗争，他那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高雅也值得我们钦佩。
反观之二：
苏东坡的耿直敢言显然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接连被贬甚至入狱。俗话说：“处事树为模，本固任从枝动摇;立身钱作样，内方还要外边圆。”他的不知变通让他得罪了很多权贵，他的为人处世太不计较后果。与其与敌人在明面上就撕破脸，自己吃力却不讨好，于自己的仕途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如为人收敛一点，行事有计策而不盲目，如果官都越做越小，那还有什么为国家出力的资本呢?当然，要想在腐败黑暗的官场中保持初心，一定要出淤泥而不染的强烈决心。
优点之三：重情重义，珍重爱情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微霜……”这首词是苏东坡为悼念亡妻王弗写的，足以体现出苏东坡对爱妻的深挚思念之情。
《东坡逸事》里有王氏“幕后听言”的故事，是说东坡每有客来，王弗总是躲在屏风的后面屏息静听。在宋代，女子的天地越来越小，而苏东坡能如此待王弗，可见其对王弗的信任至极与用情之深。
反思之三：
苏东坡一生为情所重，却也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烦恼。西湖晏饮时有女子慕名而来演奏古筝，苏东坡便为她写下了“欲待曲终寻问处，人不见，数峰青”。有一名惠州女子名超超，执意想与东坡为婿，东坡恐有不便之处，便匆匆离去。多年之后，他故地重游，听说超超已死，惊然动情，为她写了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噫!何必如此纠结于是非曲直，不过对的人生于错的世罢了。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轼的辩证观。“吐柔自断”是苏轼哲学理念中的辩证观。“刚柔自断”是苏轼对郭象以庄注易而提出的“独化”论的继承和发展。苏轼在解释‘旧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时说：“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或变或化，未有见之者也，形象成而变化自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雷电风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间，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显，体分而名立，则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岂乾以其刚强之德为之，女者岂坤以其柔顺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圣人者亦然，有恻隐之心，而未尝以为仁也；有分别之心，而未尝以为义也。所遇而为之，是心著龄物也。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这里的“贵贱自位”“刚柔自断矣”“吉凶自生”“变化自见”“未尝有择”“未尝有意”“我有是道，物各得之”等，强调的都是物性自然，即便是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之有仁、义，完全是“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结果，并不是恻隐之心必然会成仁，分别之心必然会成义，而是各自运行显现的结果。“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并不符合事物的本然状态。孟子的“四端”说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因其“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也”，缺乏心灵的自由。也缺乏开放性和活力。苏轼的这种观点，很显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很大的突破，对原始孔孟儒家，I想也是一种解放。任何事物“自”行其事、“物各得之”，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对’‘道”的自然而然的显现，“道”也是支持事物运行的自然而然的本体性存在。这有似于郭象的“独化”说。郭象认为：“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以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郭象通过规定事物在自然界的位置，取消了事物的差别，得出“名教内自有乐地”的结论。他说：“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杭而上。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物，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逍遥游注》)“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齐物论注》)在郭象看来，只要人人安于现状，摒除非分之想，自足其性，就会得到同样的快乐，并同样有价值。这种适性逍遥的境界存在于每个人的情性之中，适性就可获得快乐。苏轼用郭象的“独化”说来解释《易经》。“独化”是万事万物自然之性，圣人之功在于迎其正心，养其正性.苏轼说：“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独化”以正为本，即使受到暂时的遮蔽，只要养“其正心”，自可“待其自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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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在当时的话，他应该主要还是在诗词文章方面比较有成就，至于哲学方面的话，应该就是从他的一些文章里面能看的出来，他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或者说是一些想法，在他的文章里面，能够体现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师大附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一些自主的哲学。
海浪为劈风斩浪的航船饯行，为随波逐流的轻舟送葬。 —题记 还记得海鸣威笔下的那个老人么？和一条鱼抗争到最后，直至筋疲力尽，也永不言败。到了最后只带回来一条鱼骨，可他赢了，他战胜了自己的逆境。 所以也就有了那一句话：“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句话激励了千万处于逆境中的人，刻苦成才。 逆境，是相对的。成才与否，取决于自己。 纵观历史，逆境中失意的人比比皆是，多不胜数。同样，逆境中成才的也大有人在。文学大师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司马迁自己，也是一个逆境成才的例证。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好手好脚的不如全身残疾的，常常能看见，路边有一些人在写毛笔字卖钱——他们有的用脚写，有的用嘴咬着写，还有人用义肢或残肢艰难地写下常人也无法企及的美丽。他们失去了双手，却没有失去生命的信念。 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6�1霍金，是在最灿烂的年华里跌入低谷的，本来，从剑桥毕业的他，前途无量，可以继续进修，也可以选择一份工作，有一个平淡又惬意的未来。一场疾病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全身瘫痪，无法动弹，只能一直坐在轮椅上，更可怕的是，肌肉开始萎缩，正值最明媚年岁的样貌也因为这一切而变得不再帅气不再迷人，离开的离开，失去的失去。 他一定绝望过，一定。 也只有在这样的逆境中，才可以大彻大悟，放下该放下的，去追求更多更深更高远的目标，唯有坎坷可使人清醒，使人颖悟。 张海迪，又一个被疾病缠身的人。 同样是瘫痪，同样要与命运抗争，她的逆境比我们大得太多太多——我们可能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忙碌中方发觉光阴可贵，可她，无时无刻都要忍受比常人多得多的痛，为减轻病痛，她学会了针炙，为自己，也为他人。她还学会了五种语言，翻译英文小说《海边针所》。 逆境，只是一种相对，唯有努力奋斗才是永恒。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会给攀爬者留一条上山的路。往上走，无限的风光会在前方等待着你。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优秀范文大全10篇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苏东坡，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总有一些诗词文会带给人豪情豁达的感受。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苏东坡的作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朝代，我似乎看见你在遐想。我惊叹，身后沧海横流，你却安之若素。时间如风，如沙，想抓却抓不住，握于掌心流于指间。弹指一挥间，反倒使我越陷越深，陷入你的文字，陷入你的风华。
品一杯清茗，闭目凝神，思绪穿越缕缕时光，我陪你一起浅吟低唱：“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可其间总有一股淡淡愁思，令人黯然神伤。江月依旧，无奈你早已仙逝。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你定不会想到千年之后会有这么一个俗子如此痴迷地追寻着你。
去年夏日，一个人，一背包，一张至四川成都的火车票，一场宁静的旅行就此开始。起初眉山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可在火车站看到眉山的车次时，我便猛地想到了你，我无法解释是怎样一种冲动牵引着我。眉山是你的家乡，于是我坐上了开往眉山的火车，循着历史的长河，希望寻到你的足迹。我来到了三苏祠，这里便是你的归宿，在那里我虔诚地烧了一炷香，之后我放慢脚步，安静地打量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深巷、盆景、古物、浮雕……我只有通过这些去触摸你，还原你笔下的如画江山。走在青石铺就的小道上，我徘徊、彷徨，同时又有些许释然。我浅唱着你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低吟着你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后我沉默了，不如再多燃一炷香，把一切冗杂抛开，带着信仰，为你再次深深地鞠躬，然后悄然转身。
坐在祠前的台阶上，我静观过往游客，成群结队，谈笑风生。他们有的相互讲述这里的文物，有的用手中的相机把这一切定格，之后再说着笑着满足地走开。我静静地看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该怎样开口。我倚在石柱旁，抬头便看见了一副对联：“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如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它千磨百炼，扬不清，尘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此联句式工整，仄起平收，大气磅礴，现在想来不知是为你而作，还是为这尘世中的观光客而写。
心是潮湿的，天空亦是潮湿的，不知何时，天下起了微雨。我没能如你般超脱，在雨中吟唱“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也未如你般潇洒，能够候到“料峭春风”“山头斜照”。我触摸不到你，便撑着黑色的伞，安静地闭上双眼，想着从伞下飘走的每一阵清风，可以默察你的灵魂。
东坡，我在你的故土摸索你生命的印迹，但也只是匆匆掠过。时光恰似尘埃，足以湮灭一切，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梦幻之旅。
既然寻不到你，不妨让你活在书中，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苏东坡风雨的一生，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亲身经历，只得停留于书本，然而他的释然心境和人生态度却是我们需要拾起的……
就算道路曲折，他也能够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就算风雨弥漫，他也可以“吟啸且徐行”，哪怕你将他一贬再贬，他甚至可以一笑置之地放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那样的豪迈霸气，没有一处不透露着刚正不阿、超凡脱俗的气质，试问，如今，几人能够做到?
苏轼，一袭布衣，坦率纯真。在他的一生中，乌台诗案使他的征途一下子到了最低点，那就好像万丈深渊般。黄州，一个凄凉的城，囚住了苏轼的形，却囚不住他的神。他不附权贵的气节让他不肯择木而栖，却因那样的一身正气和不阿谀奉承使他一生的仕途变得坎坷。然而，即便如此，苏轼却能够把酒临风，任长廊上的清风贯穿春秋，却不觉苦闷，因为有词足矣。他给自己寻找精神寄托，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写作，与农夫相契合。在当时，纵有多少豪情壮志，又能与谁诉说呢?
当苏轼驾一叶扁舟来到赤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面对这古战场，面对这一片江水，他陷入沉思。他在祭奠英雄的同时也反省着，他清醒了，不再悲观了，于是便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他泛游赤壁之后留下的是两篇名赋与一首怀古之诗词。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写道：“苏轼选择了赤壁，赤壁也成全了苏轼。”
苏轼，豪迈之下，点点柔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深情的悼亡词，是东坡为亡妻所作，以及“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痛楚与哀愁。尽管隔着近千年的时光，我们仍能感受这般的痛苦之深、感情至深。
在宋朝乃至如今，苏轼的无人可替何尝不证明了他自己?他的心如“竹杖芒鞋轻胜马”般轻盈，他的心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然，他的心更有无畏于世事变迁的坦坦荡荡。
即便离我们如此遥远，但他用他的诗词拉近了后人与他的距离，在这历史的长河之中，不管时代如何在变化，苏东坡依然是苏东坡，豪迈却带着点点柔情。相信直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就如《生命中的土地》所写到的，东坡与苏轼一起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清丽哀婉的诗词，勾住了我的思绪，追溯到那遥远的唐朝，想起苏轼的痴念，和那段让人神往的往事。
“臣，自请流放关外。”
怀着一身傲骨的他，辗转在各地为官，苏轼仕途不顺，不论在何地为官，和他政见不同的官僚都明里暗里地打压他，所以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两袖清风的他，更是思念亲人，于是要求调到离弟弟苏辙近点的地方为官，只求与弟弟多多相见，互诉思乡之情。为官不顺的失意、对帝王的失望以及一切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想让弟弟知道。
他连与弟弟相见时的第一句话都想好了，一句朴实无华的“阿弟，近来可好?”
他想着、算着、盼着与弟弟相见的日子，他的心仿佛已飞到阿弟身边，满面风霜的他激动地握住弟弟的手，细细地打量着弟弟的面容，喃喃道：“好小子，长大啦!”
日子近了，近了。苏轼每夜都难以入眠，应着“近乡情怯”这个词，每夜泪湿枕巾。
但他启程去别地为官时，他的心仿佛坠入无底深渊，他这些日子的所有期盼，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笑话。
去黄州的日子，舟车劳顿，没有能下咽的菜，有的，只剩一人于天地间，孑然一身，失落和愁苦作饭食咽下，没有悲没有震惊，只有对朝堂的失望和对人心的无奈。
到黄州赴任后，苏轼怀才不遇，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心灰意冷的他却在绝望处，展示了文学上的绝高造诣，身处低谷还如此才华横溢，胸襟宽广也不过如此了吧!可是，那曾经对官场的热爱，对盛世的执着不在了。
对弟弟的想念却是愈来愈强，那种咫尺天涯不相见，那种有了希望又被无情泯灭的痛苦怕是无人能体会了，一醉方休，作出一首《水调歌头》，惊艳天下众人，却没有人能体会他怀才不遇、思亲的痛苦了。
这段历史，被苏轼化作了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的多情造就了他的豪放;他的豪放造就了他的豁达;他的豁达造就了他风雨无阻，“风雨任平生”的一生。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
苏轼一生风雨，一生坎坷，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名字就响彻在那里的天空中，响彻在那里的人们的心坎上。他的“一蓑风雨任平生”道尽了千古的真理，让人懂得用开朗、宽容、豁达的心去面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物;让人知道用感激、豁达的心境去挑战人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豪杰。苏轼站在曾经是三国人物竞风流的赤壁面前，像一个关西大汉，手持铁板，大声高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他历经风雨后的坦然，这是他真情的告白。他知道在有生之年要用美酒来面对如画的江山，如梦的人生。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丽的西湖承载了多少中国文人的梦，苏轼虽被贬至此，然而他没有悲怆，没有哭天地，没有愤愤不平，风雨任平生。他懂得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简单道理。于是，一道苏堤便横卧西湖。他要让西湖储藏的心灵，淹没他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忧伤。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是他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海南所作的诗。他用荔枝的甜美洗去了官场的污垢。他宁愿一辈子做一个普通的岭南人，每天尝尽甜美的荔枝。你看，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情，官场的风雨，生活的风雨均无法阻挡他心灵的前行。他要让他的一生过得甜美、豁达。
《明月几时有》一词道尽了诗人在外想家想人的心境。“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然而他也没有因此悲伤叹息，对生活失去勇气，失去信心。他让天上的明月传达自己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人、家人的思念。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仅让他的风雨一生得到升华，而且抚慰了多少中国人思乡思人的心灵。这个时候，他把其豁达的心交给了饱怀思念之情的人们。他要告诉他们――生活的风雨摧不倒我们，我们同在。
风雨的一生，豁达的一生;美丽的一生，多情的一生。
苏轼，永垂不朽。
词如其人。他的豪迈众所周知，故而他不经意间所流露的温柔和深情，才更为动人。
苏轼十六进京赴考，虽因考官的失误只得摘取榜眼，但事实上，他却是那个真正的状元，称其“鬼才”不足为过。贬至黄州时，那一首《赤壁赋》掀起了文学史的惊涛骇浪，拍碎了多少诗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美梦。晚年的苏轼，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狂傲和老当益壮的豪情，亦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荡气回肠的气势和超脱潇洒的神韵。
文如其人——他是浪漫之诗人，豪放之词家，超脱之文人。他的豪迈众所周知，故他的温柔和深情才更为扣人心扉。一首《江城子》，字字悲凉，句句断肠，无奈“十年生死两茫茫”，读来令人无语泪涟涟。一直以来，苏轼在人们眼中，几乎成了“乐观”的代名词，似乎他流露出的情感中有一丝悲哀都是令人诧异的。殊不知他也是人，而非仙非神。“小轩窗，正梳妆”，恍然间，他记起了亡妻梳妆时的娇美，他都记得，他没有忘。即使相隔十年，相隔阴阳两界，他都没有忘。辛酸泪，无处诉，月夜孤身一人，身居他乡，哭成此词，何人不感慨?何人不动容?
苏轼的人格魅力难以琢磨，他像一个熔炉，将“儒”、“佛”、“道”三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思想巧妙地锻炼融合在一起。他积极入世、忧国忧民;不计得失，信奉众生平等，却又认为死生是相生相成，追求内心平和。然而，要清楚苏轼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我们就不得不提“乌台诗案”。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轼的弟弟苏辙如是说。“乌台诗案”，他被小人诬陷，虽死罪可免，但却活罪难逃。一贬至黄州，二贬至余杭，三贬至琼州。琼州即海南，宋时仍是荒夷之地，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贬，再贬，贬至无可再贬之地。问起：“恨否?”他只是笑着：“何为恨?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我不是苏轼，也无法真正明白，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后，究竟有多少的情感在其中。这是种对自己，对小人的释然、包容，而其中又有刻在他骨子里的积极、乐观与旷达。或许还有些什么。但是，由一个被迫坠入深渊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我的感受只有震撼和千万分的心疼。
苏轼有情有愁，他是个俗人;他的思想是汲取了世间精华，又仿佛脱离红尘。世人皆说李白是腾飞成仙，陶渊明是遁土化灵，他们都是“仙灵”。然而苏轼不一样，至始至终，他都在人间。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题记
一千年的花开花落，我依托着你听花的气息；一千年的茶沉茶浮，我追忆着你味茶的身影东坡，你似一本无字的书，无时无刻不熏陶着我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面对明月，举起一杯浊酒。我猜你曾这样自问：人生如此艰辛，乘风而去吧！可飞出去又有何用？正是壮年何不干番大事？况且可以起舞弄清影，人间也可做天堂！既如此，那我定要改变世事！
你成功的站到了高台上，可那却很危险，众人嫉妒你，排挤你。乌台诗案之荒唐将你挤出圣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在残月下漫步，孤独又有谁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在官场上行走，仇恨又有谁知？
性格直爽的你并没有为此而斤斤计较，只是淡淡一笑，写几首诗感慨几句罢了。也许你的愿望就是希望老百姓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可上天也似乎嫉妒你终于你老了，所有人都以为你放弃了，可当你蹒跚在兰溪旁，望着水中自己弓形的身躯依旧喊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老了又何妨？你还可以率领千骑卷过平冈！
在那个封建思想笼罩下的古代，谈何爱情？也许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就是爱，门当户对就是爱。人类伟大的感情就这样被压制着。
然而这都压不住你。
花褪残红之时，燕子双飞之际，你去寻找爱。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那墙里边秋千的吱呀声和着轻盈的笑声激起了你心中的涟漪。与你终伴一生的王朝云，死后葬在惠州，你在孤坟前驻足，为她写了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一切都已成定局，你在里头，我在外头，我们还能见面吗？
当大宋消逝，成为历史，当那些千古风流成为历史，本以为之后的岁月里会变得不堪回首。不过还好有你东坡去弥补。
东坡，你似一本无字书，从阅读你的人生与爱情中，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坚定，更加温暖从容。
苏东坡，身为北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有着很高的成就。只可惜，仕途不顺，他有着一段起起伏伏的人生。
他二十一周岁时，就以殿试第二名的好成绩，成功地进入了朝廷工作。但是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到外地为官，又因为受人陷害，被人送进了御史台103天。后因弟弟的全力营救，保住了性命，但是被贬到了黄州。
后来因为宋神宗的驾崩，新皇帝废除了王安石变法，苏轼得到重用，也就回到朝廷。但是又因为与司马光意见不合，自己请辞外放，来到了杭州。等到再次回到朝廷，但因刚成年掌权的宋哲宗心灵扭曲，苏轼又被一贬再贬，被贬到了最远的儋州，好不容易回首都后，不久就去世了，这就是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
虽然苏东坡的一生有着三起三落，但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乐观的心态。在婺州时，虽然地方落后，又十分的贫穷，但是他一直十分的乐观。这里离他的故乡四川十分遥远。离自己的弟弟苏辙为官处虽然并不很远，但是却也不能总是见面。思乡的情感和思念兄弟的情感越发浓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他浓烈情感的强烈表达。但在《望江南》中有一句“且将新火诗新茶，诗酒趁年华”。这也许是一句自我安慰，但不得不说，他是真的十分乐观开朗的人了。
他不但乐观，而且还是一位十分豪迈的诗人，比如在《念奴桥·赤壁怀古》。那日，苏轼站在赤壁矶上，面对着这片古战场，心潮起伏澎湃，作者用小乔初嫁的场景侧面烘托出了周瑜的英雄形象。这大概正是被贬黄州时，苏轼对人生的一种追问，或许在这豪放中，也带着一种阵痛吧。
后来苏轼又被贬到了最远的儋州，但是这么热爱生活的人，肯定不会这样放弃。一来到儋州，他就变成了一位美食家，开始品尝儋州的各种美食。各种昆虫，在大陆的人看到了这些，吃都吃不下去。但苏轼却吃得津津有味，让人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眼中的苏东坡，虽然他一生都是起起伏伏，但是他却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豁达之人。难怪他被尊称为北宋的文坛领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一首咏月之词勾勒出皓月当空，月下一人独自欣赏的情景，那人吟诵着《水调歌头》。
尽管如今吟诵这首词的人无数，但在当时，凉凉的月色下，有谁在意这一抹孤独的身影？有谁理解“把酒问青天”的孤寂？
他一生坎坷，数次被贬。奇妙的是，他并没有以此为辱，反而在《金山自题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一生的功绩呀，都在这些地方了。他没有消极，他在各地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他为灾民申请资助；又在杭州等地修建水利工程，将湖里的淤泥修建成苏堤，还在堤上种了柳树和桃花。时至今日，苏堤的美景依旧在人们眼前。
他一生真性情，从未真正失望。读他的诗词时，无论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寂寞沙洲冷”，都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仿佛在听一位朋友如泣如诉。“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喜爱美食，即使被贬到荒郊野岭也能找到当地特色食材，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吃饱喝足后，世界又有了新希望。正是这些署名为“东坡”的简单而又接地气的美食，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
为何苏东坡被贬还能那么自在？“此心安处是吾乡”便是他借柔奴之口所表达的处世之道。贬到惠州吃荔枝，贬到海南吃牡蛎，贬到黄州吃鲈鱼……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他去挖掘快乐，并不等快乐自己送上门来。
而今再一次欣赏苏轼的词，内心从容。苏轼看淡身边的繁华，看穿了世俗之境，即使遇到多次的逆境，也遮不住他的豁达。
忆那一片东坡，曾荒凉孤寂，曾麦花飞尽。——题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黄州赤壁曾留下一位仙人的足迹，论“千古风流人物”他占一席。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乌台诗案过后，苏轼从开封一路南去，由乌台，经黄州、惠州至苏州，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晦暗的时光，然而晦暗并没有让他的人生失色。“月色入户”，不仅照进了他的屋子，更照进了他的眼睛，照进了他的心中，照入了黄州的那一片荒芜的东坡地。那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快乐而又充实的日子。东坡登上了赤壁，与朋友吟诗作赋。东坡泛舟于长江与朋友饮酒作乐。他曾“西北望射天狼”，曾“夜饮东坡醉复醒”，曾“倚仗听江声”，“曾故国神游，早生华发”，也曾“把酒问青天”，然而现实中的种种都不能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老饕赋》是他对生活的感悟，更承载着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不得不承认苏东坡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文豪。他可以吟诵“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可以独在高楼哀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可以坟前啜泣“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可以登上赤壁“故国神游一尊还酹江月；也可以梦中有感“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他还可以吐槽家童“敲门都不应”；更能一本正经的说“尝项上之一脔”……
我喜欢东坡，因为这里有绝美的风景，因为这里有一位仙人曾留下足迹。我喜欢东坡，喜欢他更胜太白，更胜子美，更胜稼轩，更胜放翁。他没有漂泊的洒脱，也没有凄凉的心境；没有政务的繁琐，也没有家国的悔恨，他有的只是对生活的乐观。苏东坡—苏轼不愧于英雄。他的乐观与豁达，打倒了一切困难。只是不知他倚杖听江声之时是否曾有哀叹……
“故国神游”风流人物已成千古，东坡地已无处可寻，东坡却成为现代人流连的风景。不知我追忆东坡是否算作“多情”，只是多情难自抑。
苏东坡这位北宋的文学家，书法家，用它短暂而又漫长的64年为后人留下无数名作。他虽然没有获得“诗仙”“师圣”这样的美称，但是他却是中国文学艺术上罕见的全才。
他一生的命运十分曲折，虽然拥有满肚子的才华却无处施展，朝廷对他的‘戏弄’，曾多次被召回朝，但又多次被贬他乡。他还遇到了更阴险的人，企图祸害他，可怜的苏东坡因此在牢房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差点就丢了性命，还好赵匡胤的国策保住了他的脑袋。
苏东坡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被列入了“唐宋八大家”之中，现在想一想一家中有三位获得同一高等称呼，那我们一定十分兴奋，我想：能获此殊名一定不是简单人物，他们一定有着极高的文学成就，他们一定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句，他们一定是后人所崇敬所欣赏的诗人、词人。就说苏东坡，他的《水调歌头》是众所周知的一首名词，其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大家熟悉的名句。换个角度看，苏东坡被贬杭州未尝不是件好事，像《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是他在杭州所写的。
苏东坡在散文、诗、词、书法上都有极高的声望，例如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更是出人头地，与黄庭坚、米芾、蔡囊，并称“宋四家”。我想：从这些评价上就可以看出苏东坡这个“全才”可不是浪得虚名。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又拔高了一等。
在我看来苏东坡是一个忠心报国的人，他在经历无数次朝廷对他的打击后还能一心向着朝廷，想要报效祖国、为国立功，他的这一愿望在《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雕狼。”表现出苏东坡欲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心思。
虽然苏东坡已经去逝很久很久了，但是我相信他永远是北宋时的一颗闪亮的明星，并且光芒从未减弱一直闪耀至今还会沿着历史的长河一直光辉下去。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的仕途经历是坎坷的。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苏轼在仕途上两起两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差点使他丢了性命。然而，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好，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他尽管屡遭挫折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金山题像》一诗，是苏轼赴常州时写下的，可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 林雨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可以说，他是诗人、画家，是散文家、书法家，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 “苏东坡的独一无二，还在于他的平民气质。一个经常被放逐的官员却有着最多的人缘，文人骚客、贤士大夫自不必多说，难得的是他与野老村夫、渔樵僧道，都能找到沟通的话题。一千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热爱他，是因为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魅力。苏轼的魅力是一个谜，在他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塑造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而被贬后，便是为百姓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广东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疗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苏轼的人格魅力，显得格外鲜明突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来自一千年前的吟唱穿越时空隧道，久久地回响在我的耳边。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苏东坡的作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1
穿越唐诗的锦绣华美，一唱三叹;透过五代的浓艳靡丽，娇柔婉丽;到了北宋，突然闪现出一番别样的风景。是只寒鸦吗?拣尽寒枝却终不肯栖;是位老翁吗?竹杖芒鞋且吟啸徐行;。是个英雄吗?张弓射虎要试比孙郎;是个醉人吗?举杯问月欲乘风归···
原来，这风景的主角就是苏轼。在文学长河中大放异彩、独树一帜的苏大学士，在北宋政坛上一波三折、起伏不定的苏东坡。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苏轼的散文、诗词、绘画等卓越成就的取得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另外苏洵对他是深有影响的。
茫茫历史的长河中，苏轼绝对是一个奇才，诗歌、散文、绘画样样精通，尤其在词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苏轼是因散文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他写的诗歌被尊为“宋诗的典范”;他的词，则被称为“为词立法”，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和开创之人;他在绘画方面与米沛、李龙眠，并称宋代四大家，擅长画墨竹，其实他的书法也有独特的造诣。
苏轼啊苏轼，就是历经这千年的尘埃，我也不得不佩服你，不止是佩服，而是一种仰慕!好像从小学时，我们就开始学习你的诗词，那时具体学的哪首我也记不清了，但当时只是把你同一般的诗人来对待。直到初中时，语文老师为我们印制了你的《赤壁赋》让同学们背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些优美而富有哲理的句子吸引了我;“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话而登仙”，我被这里面的境界而折服和震撼。从此，我明白了：苏轼，这个才子学士不一般!
这就是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高唱着“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发现他是那样的高大;有时也会落泪“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原来他也是多情男儿;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身处逆境也那样地乐观豁达。
笔一支，诗两行，我也想为你写下赞歌，可惜拙笔难以表意啊!
话一句，苏学士，你的诗词文采不一般，今生常把你咏叹!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2
风飘飘，水殇殇，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沧海如幕，来到这古战场——赤壁。心中沉浸着如此的哀闷漫想：那“乌台诗案”的苦楚，那皇帝谪贬的敕令，那洛阳亲友的牵念。于是黄州成为苏轼的落脚点，赤壁成了苏轼的赤壁。他想起了周瑜，“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问自己难道自己不正是那东吴的都督吗?自己满腹经纶，胸中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笔墨，而此时?面对着一片漫漫江水，他陷入沉思。
他的思绪像长了翅膀似的，继续飞扬，斟上一杯酒，临江而酾，是祭奠那些死去的英雄，也是祭奠自己的往昔。是啊!他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他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后来，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顿悟。他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的百姓感念这一位父母官。后来，修了一祠庙来缅怀这一伟大的文人，知心的父母官。文学的殿里永远可以听见那《赤壁赋》华美的乐章。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呼“苏轼选择了赤壁，赤壁也成全了苏轼。”是啊!这一路艰辛，这一路坎坷，这一路无奈。苏轼没有消沉，没有失落。他永远也不会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什么“只恐双溪舴
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只属于李清照的小女子情怀;“杨柳岸，晓风残月”，“竟无语凝噎”只适合柳三变的多愁善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虑只为李后主吟唱。苏东坡是关东大汉，他只吟“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他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赤壁记载了苏东坡的崛起;赤壁沉淀了苏东坡的不屈;赤壁诉说着苏东坡的豪迈与诗情不朽;赤壁因苏轼而光芒四射!赤壁，只属于苏轼。风雨任平生，他的多情铸就了他的豪放;他的豪放铸就了他的豁达;他的豁达铸就了他的“风雨任平生”!
他的名字响彻在赤壁的天空中，响彻在赤壁人的心坎上。同样也响彻在我的心中，轼在我心!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3
作为一个官场中人，他是一株不染淤泥的芙蕖;作为一名被贬文人，他是一只寄情山水的孤鹤;作为一位文坛泰斗，他是一抹自在舒卷的流云······他于北宋，是流星之于夜空——夜空烘托流星，流星点染夜空，既相得益彰又泾渭分明。
风流的解释，古意与今意大不相同。于古意中，是牵牛上流的牵牛老者，垂钓富春江的严子陵，茅庐高卧的诸葛孔明，是掷果盈车的潘安，明珠美玉的卫玠，凤止阿房的慕容冲，侧帽风流的独孤信，音容兼美的兰陵王，广陵绝响的嵇康，兰亭集序的王羲之······也是陶陶乐尽天真的，苏东坡。
大抵泱泱华夏五千年来，只要视为有所成就的人，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苏东坡自然也不例外——其母程氏，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出生书香门第，举止端庄优雅，知书达理，为人处世无不有大家之风，同样，这也是个有远见卓识的女人，她让苏东坡与百姓商家的儿子一起上私塾，让他自小就得到锻炼的机会，在他的人格修养上得到了极大的益处，无论为官做人。
苏轼与王安石本是好友，但却因为与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政治分歧——他认为，新法派与旧法派的分歧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吏治，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制度问题，而在于作风问题。当时北宋官僚作风严重，如人体上缠绵几十年的陈年老疾，想一下子用虎狼之药不但治不了病反会损伤人体，只有一步步推行才能治本。理所当然的，他不容于朝廷。当事人自也知道，他自求贬去杭州，离开这个污浊的官场。
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淡妆浓抹婀娜多姿，袅袅盈盈之处如西子低头含笑;灵隐悠远深幽充满禅意，幽幽明明之所似名士谈笑风生。就是这样一个钟灵毓秀之地，接纳了苏轼那颗满怀郁气、迷茫无依的心。苏轼的心，在一片湖光山色中得到了慰籍。他整日出门访友游山玩水，历经风霜后的心灵更为旷达豪放，在诗词艺术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接着他又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作为一位能体会民间疾苦的清官干吏，他的政绩十分显赫，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就在他以为这一生就会如此终老之后，一场祸事，又降临在了他的头上。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捕入狱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苏轼面临着无数的抨击、冷漠的嘲讽、小人们的落井下石······他的内心痛苦难当，日日夜夜饱受折磨——无论白天黑夜、身体精神。百般折磨，终于迎来了出狱那天，我常常想，那一天，他面对着一百多天未见的阳光，他想起了什么?是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的明悟，还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吁叹?
这一场大戏，最后以苏东坡贬谪黄州为结局。在黄州，苏轼心灰意冷，将时间多放在游览古迹，创作诗词上面。家中生计艰难，他便于公务之余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可命运的玩笑尚未开完：召回京师、重贬杭州、再贬惠阳、放逐海南，最后，卒于常州。时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
究其一生，东坡处处为风流。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4
谪居黄城中，把盏临风，牵黄擎苍叹英雄。昔日汴河风光处，屡屡难重。
成败任西东，此恨无穷，为了豪情谁与同?一蓑烟雨平生任，踏雪飞鸿。
他，是拣尽寒枝终不肯栖的寒鸦;是举杯邀明月的饮者;是穿越了十年生死痛苦一场的痴汉。一具腐朽的尸体就有了千古传颂的名字——苏轼。
在那个“群星荟萃”的时代，由于他那耀眼的光芒刺痛了那些习惯于黑夜的眼睛，所以他注定了要承受官场和文坛一齐泼来的污水。
风飘飘，水汤汤，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架一叶扁舟，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沧海如幕，来到这古战场——赤壁。他，想起了周郎，“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心中沉浸着如此的哀闷漫想：那“乌台诗案”的苦楚，那皇帝谪贬的道令，那洛阳亲友的牵念。于是黄州成为苏轼的落脚，赤壁成了苏轼的赤壁。
他顿首沉思：自己满复经纶，胸中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笔墨，而此时，却面对这一片漫漫江水。
他的思绪想长了翅膀似的，继续飞扬，斟一杯酒，临江而酾，是祭奠那死去的英雄，也是祭奠自己的往昔。是啊!他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唱。他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
后来，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顿悟。他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的百姓感念这一位父母官，后来修了一座祠庙来
缅怀这一伟大的文人，知心的父母官。文学的殿堂里永远可以听见那《赤壁赋》华美的乐章。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呼“苏轼选择了赤壁，赤壁也成全了苏轼。”
是啊!这一路艰辛，这一路坎坷，这一路无奈。苏轼没有消沉，没有失落，他永远也不会去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
什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只属于李清照的那种小女子。
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只适合杜甫的多愁善感。
什么“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虑只为李后主吟唱。
苏轼的关东大汉，他只吟唱“大江东去”的豪迈，他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豪杰。苏轼站在曾经是三国人物竞风流的赤壁面前，像一个关东大汉，手持铁板，大声高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他经历风雨后的坦然，这是他真情的告白。他用“一蓑风雨任平生”道尽了千古的真理。
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丽的西湖承载了多少中国文人的梦，苏轼虽被贬至此，然而他却没有悲怆，没有哭天地，没有愤愤不平，风雨任平生。他懂得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简单道理。于是，一道苏堤便横卧西湖。他要让西湖储藏的心灵，淹没他所有的痛苦。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领南人”这是他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海南所作的诗。他用荔枝的甜美洗去了官场的污垢。他宁愿一辈子做一个普通的领南人，每天尝尽甜美的荔枝。你看，这是一种何等豁达的心情，官场的风雨，生活的风雨均无法阻挡他心灵的前行。
《明月几时有》一词道尽了了诗人在外想家想人的心境。“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然而他也没有因此叹息，对生活失去勇气，失去信心。他情系于明月之上，让天上的明月传达自己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人，家人的思念。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仅让他的风雨一生得到升华，而且抚慰了多少中国人思乡思人的心灵，唱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风雨一生，坎坷一生，豁达一生。沉睡千年的骸骨却有着存活万世的精神，不朽的名字——苏轼。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5
对苏东坡的认识始于一首《念奴娇》，也似乎止于一首《念奴娇》。一提起苏东坡我头脑中便立刻闪现出一个长衫大胡子的中年人在滚滚的长江边上想心事的画面来。
十多年来，这幅画面就像是成语坐井观天里面的那个井口一样尾随着我，让我这只青蛙目力不周。一个人，要知道他的身高、体重、爱好、血型，那种认识就就直观多了;现在的许多明星乃至诗人、作家给我最初的印象多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介绍。而苏东坡呢?我努力想去追寻他的时候，中间隔了许多东西，包括那恍惚一千年的时光。
我原本并不喜欢苏东坡，尽管也并不讨厌他。东坡能诗，则有李白;东坡能词，则不合规则;东坡能书，则有王羲之、柳公权及几位和尚。于诗而言，我喜欢魏晋之人，于词而言，我喜欢柳七、易安;自习现代诗以来，则又多喜现代诗人，人命众多且生疏，不一一列举。
但在读过一本薄薄的传记只后，我却重新认识了苏东坡。从古至今，只要成其一家，便可流名千古，而苏东坡则几乎精通世间业务，并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
先摘一段文字过来：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任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湖州，政绩卓著。北宋文坛领袖，有多方面文学建树，唐宋八大家之一。各种书目对其介绍相差无几，但仅凭这么一点文字来概述苏东坡，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苏东坡出生于眉山一个寒门地主家庭。其父苏询自称“西南之匹夫”，苏东坡说“家世至寒”，苏辙说“田庐之多寡，与扬子云等”。可见苏东坡虽出生于地主之家，但门第并不显赫。不过这些多苏东坡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父苏询亦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才华出众，其母程氏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想必也颇有才学;作为父母，他们为苏东坡提供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东坡文长，前人之述备矣，我不消多言。我所钦佩的是他广阔的胸襟和超强的动手实践能力。
出仕后，东坡在险恶的官场中几经沉浮，最后一再贬谪，从内地到广东，再到海南，始终以一种广大的胸襟承受着一切，乐观、坚强地生活着。我们现在还年轻，日后肯定会遇到各种曲折，而东坡绝对是一个好榜样。
东坡自己酿酒，自己选茶，自己做饭，甚至自己务农。历史上的诗人，自己亲自动手务农的只寥寥几位，而东坡一位大文豪，一位官员，能亲自动手来做这些事情，实在是难能可贵。在这个方面，我有点讨厌不识五谷的孔子。
东坡还有很多优点，如对广大人民的悲悯等。作为一位封建的文人士大夫，这样的全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了半天，我始终感觉没有把东坡说清楚，只好惶惶搁笔。
几千年来，东坡只此一位，东坡不朽!
林语堂先生曾为苏东坡撰写传记，今日得窥，虽未品完，但仍是有感而发。 “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世上成名之士多为亡者，多是因为人们往往无法客观评价一个活着的人。一个人活着，总会与世上其他人发生交集，他人的情感与喜恶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活着的人往往也善于隐瞒，死人才无法自圆其说。当然，并不是说对死人的评价就客观公正了，只是人们对死人的生平往往更为了解，而与其有所牵绊的人也早已不在人世，人们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或者说自认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归根结底，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死人无法因世人的误读而为自己做出辩解，人们总是读不懂他人的想法，只能在人死之后对其言行进行品评与解读，此书亦是如此。当然，大部分的史实有古物、史书为证，这点无可非议。但虽说是传记，其性格与情绪早已不可考，后人也只能在事实之上，加以揣测。此篇文章，也仅是基于此而试窥苏东坡品性之一斑罢了。 “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的是宋朝一步步衰落的过程，变法兴起，朝廷党争，直至国力衰竭，这对于一个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从苏东坡的生平来看，几乎看不出一个痛苦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他似乎都保持着一份独特的幽默和乐观。并不是说他不爱国，而是他在爱国之余，不会为国家的衰落做一些无谓的哀叹，而是采取行动。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多愁善感，即便是面临亡国之危，擅长做的往往是挥舞几下笔杆子，抒发自己的哀痛，仅此而已，真正的抵抗，除了极少数文人以外，大多都体现在武将身上。苏东坡却是独立于这两种类别之外的另一种人。他不是文天祥，他在危情之下会害怕；他也不是那大多数，他不仅仅是坐山观虎斗。他没有那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也没有那些多愁善感的九曲愁肠，他是一个会害怕、会担忧、会挣扎，但也会为这一切用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更接近于普通百姓的人。而他在这一切中仍然能保存自己的那一份潇洒，使他成为了历史洪流中真正的一份独特。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文学往往用于传递情感，情至真而字字传情，情至薄而珠玑无泽。苏东坡的自在潇洒与张扬快意，是可以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这或许也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吧。情感也是一种语言，它和文字自然是有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转化到读者的眼中，便会产生一种共鸣，仿佛亲身体验了苏东坡当时之乐。这种玄妙的沟通与共鸣，也是苏东坡有如此多的崇拜者的原因之一。从林语堂先生的词句中，也可窥得其对苏东坡此人、此性的赞叹。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快乐，世俗的名利纷争，归根结底不过为此。而苏东坡，从乌台诗案面临被捕性命堪忧的丝丝惶恐，到被贬之后对当地百姓所作善举，透露的都是一种超脱。他对于自己的情绪未曾掩盖分毫，对百姓所做之善举也不是想为自己谋得利益，一切都纯粹是因为他想做，所以他做，所以他能在被贬之际仍然透露出一股子悠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陶渊明归田园为农夫，苏东坡入朝廷为官吏，但二人皆得以存得本心。身在世俗纷争最为繁杂的地方，观望纷争，参与纷争，却透露着一股出尘的气息。然而此出尘绝非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傲，在面对百姓时，他同样能平易近人。纵观古今几千年，能有这份气概的人，寥寥无几。 “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会有共通之处，兴许是因为所学皆为儒，也缺乏创新的思维。然而同样如此，苏东坡却是其中少数几个，既与之思想共通，又有其鲜明特色的文人之一。他往往能把一些寻常文人无法入诗之物写得巧妙，也能把文人常写之物写得更甚三分。究其原因，苏东坡往往能跳出古人的思维定式，观常人所不可见，思常人所不可思，写常人所不可想。这固然是他潇洒随意的性格使然，但也不乏他思想先进之功劳。可以说，苏东坡的思维几乎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朵奇葩，这在那时难能可贵。甚至于有时还会引发一种思考：倘若当年变法之人是苏东坡，或许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苏东坡常受言语所扰，但他却不会为其所困，因为他看得开。但他也并不是全然不在乎。他既不会为赞美而飘飘然，也不会为侮辱而妄自菲薄。人们赞他，他受宠若惊；人们辱他，他一笑置之。说实话，“宠辱不惊”虽好，但全然不在乎的超然，反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机械感。人们是需要回应的，在不带目的地夸赞或批评他人时，若未曾见到一丝回应，不免失望。但若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判，却也会丧失本心。苏东坡却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他有回应，却也不会因其影响自己的行为；他既像凡夫俗子一般在意他人的评判，又似遗世之仙一般看淡这一切。这便是他在入世和出世之间，那种恰到好处的超脱与淡薄。 “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苏东坡与其弟情谊之深，在古往今来所载的诸多文人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弟弟苏辙也颇负盛名，但二人感情之深厚，也无法为其所掩盖。从幼时一同学习，到为官之后互赠诗文，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兄弟情谊。或许古人们也有这般浓厚的情谊，但他们互相联络、互相激励、互相关心之频率，也再无法多于这二人。古代文人流传下来的诗篇，不论何时何地，多是有感自发，亦或是写给友人。而苏轼与苏辙，在相同的情形之下，写给的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 《苏东坡传》之卷一，所述为苏家父子在苏东坡诞生后，至考中进士、进京。其间大多夹杂着些许苏家人的逸事，抑或是对途中之景的描绘，对于苏东坡此人，还不可窥得其全貌。但其性格，却已逐渐成型。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东坡传》作者: 林语堂ISBN: 9787561335017 〔十位: 7561335016〕页数: 338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 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06-5-1内容简介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嘉佑二午(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着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目录译者序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卷二 壮年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卷三 老年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卷四 流放岁月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第二十七章 域外
个人觉得宋碧云的译版更好，老师当时推荐的就是宋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