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 50分“NB” 汗
你自己联系实际进行修改。参考资料：提起经济学，不少人总会将其与枯燥、深奥划上等号。其实，就像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大街上女孩子裙子的长短来分辨经济景气程度一样，生活中的不少事情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笔者每天回家，都要在一个车站起点站候车，总能看见一个卖报的老伯，时常在他那买份报纸，也就熟络起来。一天晚上回家，卖报老伯也搭上了这部公车，正好坐在笔者身边，便和他闲聊起来，健谈的老伯谈起了在车站卖报纸的经历。 原来，老伯前几年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便打算卖报赚点钱。经过挑选，发现这个车站的人流量大，可是附近已经有了两个报摊。老伯脑筋一转，就决定不设摊，直接在等车的人群和车厢中卖。为此，他先和车站管理员套起了近乎，每天给车站办公室送几份报纸，逮着机会就诉诉苦。结果，管理员一心软，主动提出让他到车站来卖报纸。当然，那几份报纸老伯都不会忘记送。 卖了一段时间后，老伯发现：等车的人中一般男青年喜欢买报纸、有重大新闻时报纸卖得特别好。于是，他开始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体育类报纸；每天叫卖报纸时，也不再喊什么“晨报、晚报、足球报要吗？”而是根据新闻事件来叫：“中国足球队兵败如山倒、刘翔火拼周杰伦等等。”果然，这一招十分见效，不少原先没打算买的人都纷纷解囊。 我们不妨尝试用经济的语言来解读以上的做法，那就是：和车站管理员套近乎、送报纸——制定公关策略，公共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设摊，在等车人群和车厢中卖报——差异化营销，进行渠道创新，变店铺销售为直销；改变叫卖方式——通过销售数据和产品分析，实现自己独有的销售方式——这正是目前国内营销界炒得红火的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独特的销售主张的英文简写）概念。 最后，老伯还说，他打算进些畅销的杂志，改变目前只卖报纸的局面。对此的经济解读可以是：产品线延伸，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其实，经济学是离不开人们现实生活的，也是平易近人学科。
随便找个理论(比方说边际效用递减)联系一下实际不就写出来了吗，从网上直接抄复制、粘贴是方便，可深入点掌握一个理论的机会被你自己丢掉了(搞不好期末考就考你放弃的那个理论呢。。。)。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那么，关于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怎么写，以下就是我整理的，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
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
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
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
不念高一好多年，真不知道高一学了什么。不过，对于身边的经济学，还是可以提到一点的。比如，在超市和菜市场买菜。同样是新鲜的蔬菜，可是超市的菜价要贵一些，而菜市场的便宜一些。你会看到，超市的人很多，买菜的也很多；菜市场的人相对少一些，买菜的也要少一些。这就是消费多少和产品价格的问题。还是关于超市。到了端午、中秋，粽子、月饼的价格就变高，但同时产品的种类也特别丰富。这里面涉及消费问题，但也涉及生产（供给）问题。需求的人多了，生产的自然也多了。财政。。。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身边怎么看，身边的理财、投资的倒挺多，财政一般都是政府的政策发布吧，高一难道也会学到？对外贸易，去港口看看就知道了。船运集装箱来来往往，就是对外贸易的体现。你会看到，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船变少；而平时，船是很多的。对应的，就是金融危机使对外贸易减弱。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哦，这就是经济学。”第二篇 家庭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既有消费的职能, 又有储 蓄、投资和获取收人的职能。作为消费者, 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咖的最大化, 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与满足作为劳动者, 家庭又追求收人最大化, 是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报酬作为投资者, 家庭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人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家庭可增值收人又是由前期收人水平决定的。除了劳动报酬、资产收人外, 家庭总收人的形成, 还有一个来源, 这就是转移收人, 它包括亲友的赠金, 父母留下的遗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部份收人占家庭总收人的份额也在逐渐提高。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主要行为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劳动的时间资源, 用劳动换取收人, 劳动支出越多, 家庭收人越大。二是将消费后的剩余进行投资, 实现家底资产增值。这是指工薪家庭, 如果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企业, 如城市个体工商户或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 那么家庭收人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利润。但这时的家庭已经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了。如果成了家庭企业, 就有了一个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了。人们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更加美好, 总是千方百计挣钱, 争取更多的收人, 这就是经济学中收人最大化原理的自觉应用。对于家庭的正常运行而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一家几口, 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钱。你要买辆漂亮的小轿车, 你要培养孩子上大学, 你要交朋结友, 你要游山玩水, 没有钱是不可想象的。家庭收人最大化的第一个措施是夫妻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也就是说首先要力争劳动报酬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 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很大的, 同样辛勤工作一年, 其收人大不一样, 进行岗位收人比较与选择对于家庭收人的多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影响家庭收人的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收人。它包括房屋的租金、银行的存款利息, 购买证券所得到的分红等。资产收人的多少取决于资产规模,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应用经济学原理, 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教儿育女, 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方方面面, 如果运用得当, 人们的幸福指数将大幅提升。人们在购物时常常货比三家, 比质量, 比价格, 这就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人们在比较中看哪一件物品更为适合, 更为合算。家庭主妇每天到菜市场上去买菜, 除了注意品种搭配, 营养结构多样化以外, 首先问的是多少钱一斤, 并讨价还价, 尽盆降到最低, 再就是仔细看秤, 看是否短斤少两, 当然对于质量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问题的食品是肯定不买的, 禽流感发生, 不买鸡鸭鹅, 聪明的主妇, 往往是等到下午去买菜, 等到季节变换时去购买衣服, 因为这时价格总是较便宜一些。如果是 购买比较昂贵的物品, 比如小轿车、电视机、电脑甚至商品房之类, 人们会更加慎重, 往往要请专家内行参谋,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注重质, 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人们在进行投资时, 总是要考虑投资回报和安全系数, 这就是经济学中投人产出原理的自觉应用。有的人不妙股, 不当股民, 或是因为没有钱妙, 或是因为对股市行情不熟悉, 或是认为炒股有风险, 把钱存放银行更为安全可靠。有的人人股合伙办企业, 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利益回报, 同是要考虑的是投资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 合伙人有没有诚信。不少人投资上当受编主要是被高回报或迷惑, 没有识别的本本。人们把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国债、买保险, 是认为买国债与买保险比银行存欲利息多, 划得来。有的人用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彩票, 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目的是为了中奖, 原本就知道回报高风险大。有的 人甚至违法参与赌博, 愿望还是赌燕。人们往往十分注意和重视儿女的教育, 舍得教育投资, 这就是经济学中竞争法则的自觉应用。在重视教育的国家,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挣钱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据美国学者对美国、 英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关于教育与收人关系的调查, 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越高, 早年薪水增长越快, 并且通常是开始的薪水就越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 达到最大工薪的年岁越晚, 并且退休收人越高。在我国, 不但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还相对较低, 而且还存在“ 脑体倒挂”现象。在有的地方和行业, 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人没有多少差别。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读大学读研呢除了中国家庭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 想让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外,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未来教育投资报酬率有看高的预期。认为今后中国今后劳动者之间的收人差别将首先产生于教育程度的差别。现在中国摘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 而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们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 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这对家庭大有好处, 对国家也大有好处。国家提出“科教兴国” , 湖南提出“教育强省” , 可见教育的本质意义。
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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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参考一下：关于马哲的论文：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作者：严晓婷 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 ——读《罗素论幸福》有感 内容摘要：罗素作为生活的哲人，把快乐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用平实的语言深刻论述人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快乐，并根据这些不快乐的的因素提出了怎样才能快乐。读了《罗素论幸福》让我受益匪浅，哲学不是学者专门的研究，哲学是生活的体验。关键词：快乐 竞争 厌烦 刺激 社会 罗素，20世纪的哲学巨匠。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领略过黄昏时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晚霞，品味过铁窗风味和失去自由的苦楚，也曾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奔走呼号。我个人是很喜欢罗素的作品，他的哲学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观点与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哲学的理论如果艰涩难懂、枯燥乏味那么它只能是那些学者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的不正是让人更好的生活吗？在我看来，哲学应该是生活的哲学，它不应该专属于某一小部分的人，而应该是大众的。同时哲学要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其理论的价值。罗素的哲学智慧就在于此，让大众都能读懂哲学的意义。 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幸福的人页各有各的幸福。”于是各人也就有了各人的“幸福之路”。罗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路：“希望那些遭遇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 自由与幸福，是罗素认定的人类的两大基本生存价值，我们若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幸福的“指南”和“导向”，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哲人。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容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与兴趣，他便成为许多别人的情爱与兴趣的对象，他便获得了幸福。这是罗素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渴望生存的愉悦，追求生命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但是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难免遭受种种忧虑、烦恼和痛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日益面临经济胁迫，生存竞争，观念冲突和社会变动等严重挤压，无论你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获思想境界，这都不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不快乐的因素来自哪里呢？一部分源自于外在社会环境，一部分来源于内在个人心理。而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习惯，从而使自己毁掉了对一般事物的热忱和嗜好。毕竟事物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做作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改变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但自己是可以改善个人人心理素质的，如观念，习惯这些东西，在个人的权利范围内，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改变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竞争，在这个当今社会流串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词语，它可以是天使亦可以是魔鬼。我们都知道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此竞争也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一个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不是真心期望成功，、追求成功，那么他是可怜的。成功的体验使人领会到人生之乐，也不否认成功可以带来相应的报酬，而这报酬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增进人生的快乐，但是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如果他在生活中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人生快乐的主要源泉，这便是烦恼的病根。成功不能为造成人生快乐的唯一因素，倘若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得成功，那代价似乎太高了。当然，在竞争也和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有高深才学的人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少数的小国以外，海路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虽然无论干什么事业都有一种取得成功的竞争，但同时，使人尊敬的并非只是成功的本身，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那种特性。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受到的尊敬并不会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现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并不富有是没有人会惊奇的。的确，在某种情况下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原因。而在美国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人们常常从生活水准来推测他人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人的才学优劣。在整个富有阶级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那种为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偏狭而赤裸的争斗。可见竞争这个病根不仅仅潜伏在个人身上，所以无法单独克服这种现象。太过于重视就竞争的结果，这种人生观太过于注重培养意志，而牺牲了感觉和理智。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因果倒置。因此，竞争是必要的。不过不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或视为人生的基础。遵循一种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领受心智健全而恬静的享受吧。 在罗素看来，厌烦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特有的激情。动物被拘捕固然会无精打采，踱来踱去，躁动不安，但在自然的情态中，他不信它们有类似厌烦的经验。罗素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而动物则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人类比动物多了一个属性——社会属性。而厌烦这种情绪来自于客观社会的，不是自然界。罗素说：“一种快乐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恬静淡泊的，因为唯有在一种恬静淡泊的氛围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情绪——厌烦。厌烦大体来说有两个。第一：面对着眼前的现状，心里却想着另一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冲突；第二：一个人的官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专注于一事物。厌烦在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发生某种事件的期待，所渴望的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一些事情，能使厌烦的牺牲者觉得这一天和凌厉天有所不同就行。厌烦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刺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厌烦并非一个人生命本质的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方法便是相当强烈的去追求刺激。当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时，刺激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是昨夜玩的快乐的人，早晨起来越是显得无聊。凡是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永远马不停蹄的到处奔波着，随时寻欢作乐，跳舞饮酒。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像经济资源那样消费是不明智的。一个用惯了麻醉剂的人在缺乏麻醉剂时所感到的厌烦，认为只有时间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和服用药品进行麻醉剂一样。刺激过度的生活乃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一个惯于过度刺激的人，正如一个有胡椒瘾的人一样，谁都忍不住的胡椒力量，对她来说似乎连味道都没有尝到。可见，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和逃避过度的刺激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自己的官能对一切的快乐都变得麻木，只要皮肉刺激不求心灵的满足，活络代替了智慧，表面的惊奇代替了真实的美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的刺激是有益的，几乎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分量对于利弊有极大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要把握好度。现代都市的民众所感到的厌烦和脱离自然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身上少了自然属性，应该偶尔回归自然，放下生活的种种包袱。 我们是整个社会发展潮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般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除了撞击之外，和其他个人无关系。一切快乐都出自于某种对立，或缺乏一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就会促成自我分裂。没有客观的兴趣和情感之力的维系，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会缺少一致性。快乐的人不会遭受这种分裂的任何一种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出来于自己对抗，也不会分裂出来和世界对抗。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自在的享受着世界所赐予的美好和换了，设置不会因想到死亡而感到忧愁，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未真和后来人分离，一个人若能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激流深刻地交融在一起，便能欢畅地享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你饿？罗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一：合理的理想信念，即对理想生活的希望、追求与肯定。怀疑一切、思想无依托的人，人生是难以快乐的，我们应在生活中经过自我选择，确立对生活的合理的思想信念。二：对人对物的友善兴趣，人生根本的快乐，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人对物有一种友善的兴趣。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就越小。凡是无害于他人的兴趣，均是有价值的。因为兴趣可以丰富人生。三：爱的情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恶习。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若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充分的享受人生，就得从牢狱中逃出来，而能够真心的爱，便表明一个人已逃出了自我的牢狱。当然，单单得到爱是不够的，得到爱时，应当释放出你所要给予的爱，唯有得到爱和给予爱平等时，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四：建设性的工作。工作是人生的快乐取之不尽的最要源泉，工作的益处在于排除生活的烦闷，给予人成功机会和满足意志的条件。建设性的工作工作完成时，看了令人高兴，并且这工作是永无上境的过程。五：闲情逸趣。它能够帮助人保持平衡的意识，对世界有真实、生动的整体感，体验与欣赏多样的人生。六：学会忍受。一个快乐的人，应当既懂得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又善于忍受生活中的平凡、单调和不如意。许多人为每一件稍不如意的小事而烦恼或善怒，以致浪费了许多可用于更有益处的精力，这是很不值得的。
比如：1.事物的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例子：有的同学家庭环境好，但是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他的成长和面对挫折的能力。2.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先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主观意识感觉到了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作出的反应）例子：你在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餐厅里吃饭和你在一个环境差而且有苍蝇飞的餐厅里吃饭，前后二者对你产生的主观反应绝对不一样。前者也许你吃完还会在多待一会儿看看整洁餐厅的美丽的装饰。而后者也许你吃到一半就想走，因为总有烦人的苍蝇影响你的食欲。
随着我国大学招生人口不断增加，现在的大学生群体开始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主体。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大大提升，大学生的消费能力也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提升，这使得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了提升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体之一。但近些年来，与大学生消费相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月光族”，“校园贷”都表明大学生在经济消费方面存在不足。大学生群体是我国人才的重要来源，我们必须正视他们的不足，为培养他们正确的消费观念而不断努力。
我认为大学生买彩票是个不错的话题现在彩票站大学生和民工居多大学生是个求知的群体，可是他们却在上课时想着开奖等等他们这种抱着侥幸的心理发财不是我们大学生应该有的从这个方面能反映社会的某种现象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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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心理学危险因素【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因素；社会因素；高危因素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遭受强烈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性的精神障碍，以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持续的回避为特征性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特点。本文主要从PTSD的社会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如下。 1 PTSD的研究现状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美国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和。Madakasia O’Brien率先开始对自然灾害后的PTSD进行研究，他们报道龙卷风受灾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59%。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害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地震和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 mo和9 mo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和。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1］。伍志刚等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1995年～1999年遭受过严重洪涝灾害的洞庭湖灾区成人PTSD患病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发病率为。汪向东等对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调查表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为，3 mo内PTSD的发生率为，震后3 mo的患病率为。张本等对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PTSD的调查显示发病率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学研究表明，PTSD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研究发现PTSD的患病率为3%～58%［2］。 2 社会人口学 年龄 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同一创伤事件中，年龄较大者更易患PTSD。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 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刘爱忠等对洪灾区7 a～15 a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7 a组发病率为，15 a组为。伍志刚等对洪区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 a～20 a组PTSD的发病率为，而＞70 a组高达。但也有学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3］，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不同有关。 性别 男性与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异，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研究发现女性的PTSD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4］。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 mo和 mo)［5］。对60名非性攻击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进行了调查，从发生创伤性事件后1 w～3 mo，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3 mo后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男性受害者则已全部恢复。暴露于同一创伤性事件后,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显高于男性。如有学者研究发现［6］，地震受灾者3 mo内PTSD发生率男性为，女性为。OlffM等研究发现，PTSD女性高发的原因在于其暴露于应激事件的类型，她们经历此类事件的年龄越小，则体验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种族 不同种族在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否对PTSD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一个争议的话题。Norris等人研究了十种潜在创伤性事件的频率对1000名成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人群中，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白人多于黑人，但对创伤性事件的易感性黑人男性最高。Garrison等在Hugo飓风发生1 a后调查了1264名11 a～17 a青少年，PTSD患病率在白人女生最高()，白人男生次之()，黑人男生和女生分别为和［1］。PTSD在不同种族间的发病率有一定差异，即使考虑了经历创伤性应激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差异，白色人种的发病率仍相对较低［7］。 职业 有不少的研究发现职业和PTSD有一定的关系。如我国学者王焕林等采用系统-整群抽样对我军21198名军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TSD患病率为。其中，陆、海、空军和学员的PTSD患病率分别为、、和，但对特殊兵种或在执行抗灾任务后的军人来说，PTSD发病率显著高于和平时期我军PTSD横断面调查结果。吴兴曲等对312名高原汽车兵调查显示其发病率为。烟台“11．24”海难救援军人1 mo后的发病率为。 与PTSD发生相关的因素很多，除人口社会学因素外，心理、社会因素如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状况等也与其相关。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响，协同作用于PTSD的发生，他们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本文拟单独进行探讨。 3 社会心理学 个性特征 许多研究发现个性特征与PTSD有一定的相关性。人格方面的缺陷如敏感、多疑、胆怯、偏执等，往往妨碍了个体良好的社会适应，甚至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他们往往遭受到更多的社会心理有害刺激并难以有效地抵御这些刺激，更容易罹患PTSD。 美国对密西根州东南部21 a～30 a年龄的随机样本研究了PTSD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DSM-Ⅲ-R)，PTSD的患病率与种族及婚姻状况无关，其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低、儿童时期有行为问题、具有神经质倾向、内向性格等［8］。刘光雄等的研究表明,个性特征表现为情绪倾向不稳定、高掩饰性的个体更易罹患PTSD［9］。吴兴曲等对高原汽车兵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10］。另外，在对洪灾区儿童PTSD易感因素的研究发现［11］，儿童行为问题与PTSD的发生有关(OR=)，严重不良的情感行为模式是PTSD病前重要易感因素之一。PTSD患者常同时患有其他一些精神疾病，如情感障碍、焦虑症、酒精依赖和药物依赖、行为障碍和人格障碍(特别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在不同人群中均发现，PTSD患者上述疾病的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在62%～99%［12］。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作为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之一，是人们用来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它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表明［13］，在受到精神创伤后，如受害者能应用合适的应对方式，则可避免PTSD的发生。与此相反，一定的人格特征制约着人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影响着人对环境变化所做的应对方式，有人格缺陷者遭受应激后常不能及时求助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而是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13］。例如可能贸然采取物质滥用的方式，导致PTSD患者出现SUD或者导致SUD患者复吸。Ouimette的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他随访了患PTSD的退伍军人，部分患者存在应付方式和认知方式缺陷，他们对戒酒戒毒带来的益处持怀疑态度并逐渐丧失信心，将更多期望寄托在成瘾物质上，到随访的第二年这部分患者的酒精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更加突出，脱毒的可能性更小。在外伤性应激的文章中，积极或有帮助的应对策略，如正面的思考或积极地处理问题已经和适合应激联系在一起；而消极的应对策略，如逃避经常被认为是不适合的应对策略。 社会支持 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社会支持能减少PTSD的发生。Wang XD等人的研究指出，当受害者受到一定强度的创伤后，如受歧视、虐待、性创伤等，如能得到及时的支持，尤其是家庭的社会支持，则受害者罹患PTSD的发生率会降低。 汪向东等对相隔10 km、人口学资料可比性良好、震前各方面情况相当而受灾程度和得到救灾援助存在差异的两个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较好的村PTSD发病率低。以DSM-IV为标准进行诊断,震后9 mo时两村PTSD发病率分别为和［3］。究其原因，可能是受灾轻的村民尽管初始暴露程度低,但震后仍住在破损房屋中，经受余震的威胁，后继应激水平高,同时灾民们满怀希望的社会支持却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加重了无助感，由此引起的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缓解，加大了PTSD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研究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灾后变量的重要性，并提示足够的社会支持对阻止灾后PTSD的发生有着积极意义。本次调查还发现对支持的满意度越高，PTSD发生的危险性越小，是PTSD发生的保护因素，提示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可降低PTSD发生的危险［2］。目前普遍对这一现象认识不够，如我国有几项研究报道,车祸后的PTSD患者尽管有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却无一人主动向精神科医生求治，致使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因此，缺乏社会支持是PTSD的促发因素之一。答案补充 其他因素 不同地区的受灾类型、创伤经历、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痛苦水平等也是影响PTSD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对大爆炸事故的研究分析发现，PTSD的发生与暴露程度成正相关。还有研究报道，PTSD患者与非PTSD受害者的损伤程度存在差异。其他较为公认的危险因素还有：既往有创伤暴露史、创伤性事件前后有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家境不好、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等。 总之，上述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PTSD的发生中，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在PTSD的发生中起多大作用，以及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研究的难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PTSD的高危因素，就会产生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深入了解PTSD的高危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干预措施进行的越早，PTSD的预防就会越有效。答案补充 【参考文献】 ［1］ 汪向东，姜经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10（5）：334［2］ 丁薇，郑涌.创伤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J］.中国临床康复，2006，18（10）：145［3］ 王玉龙，谢伟，杨智辉，等.PTSD在中国的研究进展［J］.应用心理学，2005，11（2）：176［4］ Foa EB，Street and traumatic events［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29［5］ Breslau N. Outcom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55［6］ 汪向东，张华彪，新福尚隆，等.地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答案补充 ［8］ Breslau N，Davis GC，Andreski P，et event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n urban population of young adults［J］.Arch Gen Psychiatry，1991，48∶216［9］ 刘光雄，杨来启，许向东，等.车祸应激患者血清NO、SOD测定及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3）：218［10］ 吴兴曲，王倩云，杨来启，等.1312名高原汽车兵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调查［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2，20（6）：431［11］ 刘爱忠，谭红专，周价，等.洪灾区儿童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4）：447
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学科。19世纪末，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20世纪中期，心理学才有了相对统一的定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关于心理学的论文5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积极心理学在职校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学生教育管理是职业学校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有些职业学校的教师一提到这些学生头就疼，甚至谈差就色变。本文从积极心理学取向探索学生的教育管理方法，让班主任在轻松教育管理学生的同时，也让学生幸福成长，也就是如何培养学生的积极健康心理和优秀品质，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的潜力，使他们获得幸福感。
一、积极心理学简介
积极心理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它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处于某种“逆境”条件下的人们知道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帮助那些处于正常境况下的人们学会怎样建立起高品质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这一崭新的理念告诉我们可以用积极心理学探索适合职校生的教育管理方法。
二、运用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还是定位在预防和治疗上，以解决少数学生的问题为目标，却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心理学的引入，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为创立积极心理教育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动力，为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积极途径。
三、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学生教育管理方法探索
积极心理教育观认为，人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能，都有自我向上的成长能力。因此我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做了以下实践。
(一)关注积极优势，发挥积极作用。
职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初中时曾有被老师、同学和家长看不起的经历，甚至被骂过“笨蛋”、“傻瓜”，这样的标签经过长期强化后，学生就会对缺点耿耿于怀，容易频频出错，进而更在意自己的缺点，之后再犯更多更大的错误。正是对这些“缺点”的过度关注，容易进入恶性循环中，于是他们可能会变得“破罐子破摔”，也就妨碍了他们走向成功和幸福。著名的“吸引力法则”向人们提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你关注什么，就有可能实现什么，并且这种可能与你的关注程度成正比。陶行知的“四块糖”的故事早已经成为教育经典，也启发着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职校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班主任在学习和生活中对学生多一些观察和了解，善于拿着放大镜给学生找优点，则可以通过心理游戏“戴高帽”、“自画像”等发现学生优点，积极关注学生积极优势，暂时淡化劣势，让优势发挥积极作用，让他们沿着优势的道路努力前行，那么缺陷可能就会自然地慢慢消退。
(二)善于积极期待，挖掘积极潜力。
“罗森塔尔效应”说明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功，但是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周围的人能不能像对待成功人士那样爱他、期望他、教育他。英国教育家车尼斯说：“只要教师对学生抱有希望，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学生的智商提高二十五分。”可见，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非常大。每个人都有无限潜能，职校生也一样，如果教师能经常给学生一些积极的暗示，如：“我相信你，一定行!”学生就会带着这份期待勇敢前行。
所以，班主任如果能在学生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更多地期待他们在事情发展中积极的一面，如果学生能感受到老师鼓励中的诚恳和信任，那么学生就会给自己创造一个成功预期，从而将各种有利于成功的心理潜能充分发掘出来，推动自己走向成功。这也正如积极心理学所认为的，有所期待才是打开美好未来大门的钥匙，你期待什么，你将实现什么。
(三)创设积极环境，激发积极力量。
在生活中，环境能造就人才，也能淹没人才。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里，受到周围的人感染，他也会努力勤奋起来，积极向上，争取做得更好。反之，再勤快的人在一个懒散的环境里很容易变成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苏霍姆林斯基也说唤起人实现自我的教育，乃是一种真正的教育。因此要激发学生的积极力量，就要学会环境育人，我们要坚信“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
首先班主任要用心营造积极的文化环境，精心布置好教室的每个空间，陶冶学生的性情，如励志名言张贴、荣誉角、植物角、图书角等。其次班主任要鼓励学生广泛参与各种实践环境，如各种比赛、值周活动、主题班会活动、参加各类社团等。通过每日一分钟演讲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值周劳动能培养学生爱劳动和讲究卫生的品质;通过种植植物能提高学生尊重生命和审美的能力……总之，学生通过积极向上的人文和实践环境的熏陶能培养自身的学习兴趣，能充分发挥和展示自身的各项优势才能，能激发更多积极力量。这样他们会变成信心满满，他们会变得光芒四射，他们对爱的理解会比以前深刻、全面，他们也会变得乐观、好学，当然，他们的创造力、领导力和审美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总之，希望就是生命中的那一点不曾被扑灭的光，如果职校班主任能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能够关注学生积极优势，能够善于对学生积极期待，能够用心为学生创设积极环境，那么总有一天这点光会变成满天星星，学生也一定会实现自我，走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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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牵就，也作“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语，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
自己单独搞一个佛堂，或者一间房子做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