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已经被很多人研究得比较透彻了，毕业论文想别出心裁比较困难，毕竟他的小说语言个性和叙事艺术都很难写出新意，而泛泛论述共性也没多大意思。楼主不妨将他与同时代的小说做做比较，比如或者与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比如白鹿原？随便找了一个）这样比较容易入手，而且找资料也比较容易。顺便说下，现在开始找毕业论文的选题是不是有些晚？时间紧迫，祝楼主好运！
68. 东北方言词汇与多元文化(字数:9192,页数:12 )69. 王家卫电影的人物精神分析与都市表达(字数:9573,页数:12 )70.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材料取舍与改编(字数:10818,页数:14 )71. 艰难的辩白——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重新解读(字数:8905,页数:11 )72. 景点命名的语言分析(字数:10523,页数:12 )73. 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救赎向度(字数:8695,页数:11 )74. 《儒林外史》对士阶层现状与命运的省思(字数:21174,页数:28 )75. 从《好奇害死猫》看都市人精神的扭曲(字数:9260,页数:10 )76. 徐志摩、林徽因情诗考述(字数:9045,页数:13 )77. “汉字繁简字之争”的思考(字数:9112,页数:12 )78. 闽南方言词语谐音现象研究(字数:9860,页数:14 )79. 艰难的辩白(字数:8905,页数:11 )80. 宋词中的杭州城市文化研究(字数:11198,页数:14 )81. 论白居易中隐诗(字数:8809,页数:11 )82. 从“穿越小说”看当代女性意识(字数:9438,页数:11 )
我先给你提供一份大纲你看下合适不合适内 容 摘 要本文以人民币升值背景为开端，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综述，重点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运用基本经济模型与数据进行分析，详细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总结出我国政府应对的策略。文章最后，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现今人民币升值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币适时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建议。
论莫言《生死疲劳》叙事方式的得失叙事方式与语言情绪 普通叙事方式问题主要涉及：（一）关于叙事的可靠性；（二）关于叙事中的心理内容；（三）关于叙事的视野。我们知道，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观点正招致怀疑，因为深究起来叙述者不应该是全知全能；叙述者=人物或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观点逐渐占有上风，不只因为它们克服了前者的弊端，而且因为第一人称视角极有利于坦诚表现人物意识和潜意识。当然后两者又的确受到立场的局限，难于更宏观或全面地把握所述及的事物，于是又出现有力图将几种基本观点以不同形式调合起来或在每一种观点内部发展种种变化的各类方式，来寻找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以实施现代小说的合理修辞——这就是迄今为止围绕叙述技巧所展开的探索和争论的基本问题。 然而——不可忘记，叙述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必须服从于某种目的，简单说它必须有助于完美地表现某种艺术情感。恰如福斯特所说，把叙事观点问题视为小说技巧的首要问题只是本末倒置，“小说家必须激励我们这些读者看下去，这才是至关紧要的。”如果叙事的技巧不是为了产生令人信服的感染力，那么它本身并不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 现在的问题是，叙述体态的变化能够对于作品的情感力度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体而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语言情绪而得以实现。 根据一般了解，我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在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次比较显著的转变，即从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角度转向叙述者=人物和叙述者＜人物的叙事角度，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一大批由第一人称视角构置的小说，如张抗抗的《夏》，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以及后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红高粱》等等。人们对此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不过从小说家们初始的愿望出发，选择这种方式的意义似乎在于更容易大胆和自由无羁地坦露亟于表现的内心情感，而不是如部分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归结为叙事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在以后成为事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型的第一人称小说与以往的第一人称小说大致区别开来。毫无疑问，新型的方式“发明了以”意识’为中心的叙述技巧。这就是通过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眼光或意识来反映世界，而一切叙述都围绕着这个意识中心展开和收拢。”这种方式带来了大面积的情绪弥散，并且生动地改变了整个文体的调式。 我们晓得，小说的语言情绪一般不如题材情绪来得强烈。在全知式的叙述体态中，语言所负载和蕴酿的情绪是分散、混杂和多导向的，例如，在周克芹的《晚霞》，中开首写道： 儿子终于憋不住了，说道。 “爹！有句话，我不该说，可又不得不说。” （此时视角在儿子方面，叙述者能够体验到儿子“憋不住了”的心情。） “哦？有话你就说嘛！”老庄这样回答。他知道儿子要说什么，心里有点冒火；但却并不抬起头。他显得十分平静的样子，俯在饭桌上，好象今天早起这豇豆稀饭和泡黄瓜特别好吃一样。 （视角开始转到父亲方面，于是叙述者能够体验到父亲那种“有点冒火”的心理。——接下来视角转到客观方面，叙述者从外部观察父亲的举止，描绘他“显得十分平静的样子”） 儿媳妇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父子俩脸上冷漠的神情。那两张脸太相象了，刚毅有力，鼻梁高而直，眉毛特别浓，嘴稍大些，但正好，……平心而论，她倒觉得父亲比儿子显得精神些。妇知道父子俩为什么不和，但她极聪明，象所有的聪明女人一样，决不直接站在公公与丈夫的争吵之中。至少，表面上应该这样。再说，她过门还不到一年哩！ （此时视角又转到儿媳妇方面，通过她的眼睛描绘父子的外貌，叙述者十分清楚地在想父亲比儿子更精神，以及自己决不加入争吵等等） 我们看到，短短的一个开首，已经变换了四种视角，实际上只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观点，这种观点象电影的客观镜头一样摇来摇去，却又能够随时切入不同的主观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经常只在人物的内心作肤浅和短暂的逗留，因为他既然许诺以全知，就需要及时照顾到各个人物的心理及行为。这样作也许仍然不能避免角色变换中引出的感觉混乱和失调，所以叙述者还将致力于用其它手段暗中制造某种统一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尽量采取客观和半客观的语言情调，利用这类情调协调不同叙述口吻间的龃龉。我们不妨再体会一下那段肖像描写： ……那两张脸太相象了，刚毅有力，鼻梁高而直，眉毛特别浓，嘴稍大些，但正好，下腭骨宽大，象斧头砍成那样方正，仿佛是，这父子俩的刚强、孔武、精力过人的气质，以及他们的不和、互不相容，都因为长着这同样的下腭骨似的。 这段描写或多或少不象儿媳妇心里的印象，而更接近叙述者的观感，实际上作者是把两种观点作了调合，目的则是适应全篇的统一风格。又如前面写父亲“心里有点冒火；但却并不抬起头来。他显得十分平静的样子……”等效果也同样如此。在全知式的叙述体态中，作者不可能完全沉浸于某个人物的细腻感受，却需要在作品发出的多种声音间寻求平衡，这必然要以不同程度地取消个性为代价。 我们再来看自知式的叙述体态，举出的例子如晓剑的。《本市市长无房住》的开首： “《新星》？是那部因电视剧的播放而起死回生的长篇小说吗？简直是反动作品！”她傲慢的口气一下子使她那还算漂亮和天真的脸变得令人生厌。 我不吭声，眯着眼凝视她白色连衣裙上蓝色的碎花。那胸部起伏的位置由于光的作用而产生色泽的转化，由明到暗，由浅入深。出现阴影。生活的画面。 （叙述者的角度完全等同于人物“我”的角度，由此带来的鲜明特征是叙述者可以无所牵挂地沉浸在人物本体的独特情绪氛围中，通过他的心态心象透示一切内部外部事物。于是“她”那张还算漂亮和天真的脸可以“变得令人生厌”，而她的外貌形象也由客观画面转化成主观意象——被赋予在一个男性注视下染有的生动性感。） “我可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逆反心理，上面说好，我就骂大街。《新星》宣扬人治……”她说话频率很快，和浑身裹不住往外释放的青春气息相吻合，这种年轻女性的生物电可以使世界上不少东西燃烧起来。 我把视线从她颈项间挪，看着屋顶的角落里一只大肚子蜘蛛在如何结网，它是昨天俨然以主人身份闯进我办公室的。存在的自由。 （现在，“她”的言行举止都被坐在办公桌后的“我”异化了，异化为他的一种观念。发生这类变化的还有场景，屋顶上大肚子蜘蛛的结网被用来暗示“我”思考如何诱她进入圈套。） 作为一个三十六岁、已经熟透了的中年男人，我显然有几分值得自豪的狡诈和不露声色的油滑，当然表现出来的是令人羡慕的严峻与沉稳。我并不殷勤，也没反感地冲她笑笑：“对文学的评论我们以后找个时间，现在谈谈工作吧。” 其实，《新星》的话题正是我引起的，因为不对心思而及时止住罢了。 （在客观叙述中，读者只能见到“对文学的评论……”这一句话；而在主观叙述中，这句话背后隐蔽的众多潜台词泄露出来，增添住复杂的意味。 将两篇文字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后者不仅克服了前者叙事立场上的矛盾，而且轻易将前者用客观半客观语言叙述的事物主观化了。这不是纯粹的主观化，譬如对“她”的外貌、言行、举止的描写，对“我”的态度和话语的描写，对蜘蛛的形态的描写，仍然具有客观写照的价值，不同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蒙上一层人物情绪的色彩，也就是说，作品的全部语言被情绪化了，具有了双重的情感内涵，第一层是超出于语言指示义的由语象引起的情感内涵，第二层是超出于语象情感内涵的由语境引起的人物情感内涵，这显然使语言本身所含有的情感力度得到加强。 当然，这种比较强烈的语言情绪并非第一人称叙述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传统类型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叙事的角度仅仅有助于产生某种自然、亲切、真实的叙述口吻，或者有助于适当地集中材料和结构内容，而不具有独立的情感价值。例如陈冲《会计今年四十七》的开首： 改革是建设而不是破坏，王茂林认为。 王茂林是第二机床厂的会计 “拆掉一座旧楼并不难”，有一次，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正色说道，“难的是造一座更高，更好的新楼。我们有些同志不要讲造新楼，就是请他把拆下的碎砖烂瓦搬掉，清出一块地基来，他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虽然是从“我”的视角观察一切，但看不出与全知视角的明确差别，即使把称谓“我”换为姓名，也不影响整个作品的实际面貌。这说明第一人称不排除全知立场，为着方便，作者甚至可以随意在自知旁知和全知角度之间游移，只要技术上不去违背普通的常识。——相反，第三人称视角也有可能造成显著的情感效果，例如乔良《灵旗》。中的一段： 在一片紫云英撩人的绯雾中，他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细眉细眼的姑娘从东走来，向西走去。他看着她肩上那两根干巴巴的小羊角辫一下变成两股又粗又长又黑又亮蒜辫似的大辫子又一下变成盘在头上的发髻。她先是在田埂上一跳一跳地走。接着挎一只竹筐挺起波涛汹涌的胸脯在水塘边轻盈地走。又腆起肚子象母鸭一样在天井边笨重地走。最后她回过脸来，露出一口掉光了齿的牙床，朝青果老爹凄然一笑。 ——这是青果老爹方面的印象。尽管采取了第三人称，但是叙述者决不超出人物的眼界，或者说，把“青果老爹”或“他”换为“我”同样能够成立。作者不愿局限于“我”，是为了在作品其它部分中保留更灵活的变换叙事立场的余地。现在我们确信，语言情绪的这类强化起源于客现语言向主观语言的转变，当叙述者采取一种主观化的叙述态度时，无论使用何种人称都可能使语言本身涵盖浓厚的情绪氛围，扩大作品的感染力量。这其中叙事体式的选择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恰于由于叙事者去严格避免时时处处的无所不知，才能够集中挖掘属于人物自身体验的所有细微丰富的意识层次，也正由于叙事严格局限于人物可能感受和真实感受的对象，才能够使全部叙事和文体产生出特殊的情感信息。 送你一篇例文： 浅析《猜火车》的叙事方式- - 根据被称为 “药物时代的桂冠诗人”的苏格兰作家Irvine Welsh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 1995)不仅仅是九十年代一部优秀的英国电影，而且还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欧洲电影的一次挑战（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同年拍摄的法国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这部影片体现出一种比先前的欧洲电影更为流畅和另类的审美趣味，籍电影本身产生了一种新的“苏格兰性(scottishness)” 或者说“英国性(Britishness)”，所以也可以说《猜火车》重新塑造了英国电影的形象。该片在英国公映之时，恰逢另一部好莱坞巨制《理智与情感》同台放映。前者是根据Irvine Welsh的同名小说由John Hodge改编，Danny Boyle导演，而后者是根据Jane Austen的经典名著由Emma Thompson改编，李安导演。一个讲的是在苏格兰爱丁堡一群”麻木不仁”的瘾君子，另一个叙述的是英国中部几个”多愁善感”的小妇人。这两部电影在档期上的不期而遇，被当时的英国报纸戏称为是一个“区分国民情感”的衡量工具：你是想当“Trainspotters”还是“Janespotters”? 从选择这两部影片就可以大致猜出你的年龄，性别，阶层，和品味。Trainspotters一般年岁比较小，不是瞎混就是辍学，兜里也没什麽钱；Janespotters则通常年岁比较大，有美好的事业家庭，喜欢附庸风雅。前者出来会兴奋得开车兜风，后者出来只会偷偷得抹抹眼泪。而最终两部影片都在票房排行榜上各得其所，而看《猜火车》这部影片也成为年青人标榜叛逆的一个标志。 《猜火车》的叙事方式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乍一看，它的叙事结构仅是遵循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先介绍主人公Renton和他的朋友，同时Renton自述着他关于变成普通人的念头，但之后他继续嗜毒，然后进局子，继而吸毒过量而被迫戒毒。当看到他的朋友Tommy染上艾滋病的惨状后，Renton决定要找点新的东西 (find something new), 他去了伦敦。可是Tommy的葬礼又让他和以前朋友Sick Boy，Begbie， Spud聚在一起，他们一起成功地作了一笔毒品交易，而最后是以Renton独自带走这笔可观的现金结尾的。但仔细看来，这个叙述并不止这么简单。整个结构包含了很强的模糊性和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局。 短短几分钟的开场被分成两个部分，画面和独白的反差基本上交代了整个影片的基调。第一部分就是在Renton一连串旁白自述中，他和他的朋友Spud被警察追着在街头狂跑的一组镜头。这个精彩开场实际上是截取了整个影片当中的一段，并没有遵循线性的故事情节。而这短短的十几秒奔跑在视觉上和听觉上（旁白）采用了明显对立的主题, 也暗示出整个电影的风格和内容。首先画面是由一组极不连续的镜头组成。第一个镜头是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用低视角从背后拍摄街上自在的行人，接着Renton和Spud跑进了画面。然后镜头转到Renton的正面，在他们剧烈的奔跑中，中镜和长镜不断切换，直到在一个街角处，Renton险些被一辆转弯的车撞倒。这个意外给了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当Renton从地上爬起来，镜头直接正面对着Renton，用定格来给出“Renton”，示意观众这个是电影的主角。伴随这组画面同时出现的就是Renton旁白自述的第一段: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bi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 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 而奔跑中的主题音乐是70年代由Iggy Pop诠释的"Lust for Life"，这一经典摇滚乐在音乐类型上也是可归到另类的行列，猛烈的奔跑配上节奏强劲的摇滚恰好与Renton自述里的一连串所谓正常的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形成明显的对比。 而开场的第二部分由两个场景构成，一幕是Renton开始吸食海洛因，而另一幕则是在一场足球赛里他的朋友们纷纷亮相。和Renton相似，每一位出场都是用定格处理。这种处理让人想起那部描写Beatles普通一天的A Hard Day's Night (1964)里面用的跳接。而开场第二部分的这两幕有极强的反差。一边是慢速（一个中镜和一个远镜）处理Renton吸毒品的动作，还继续着形成强烈反差的旁白“…choose good health, low cholesterol, and dental insurance, choose fixed interest mortgage repayments, choose a starter home, choose your friends.” 与此同时，镜头切换到另一边，Renton和他的朋友正进行着一场球赛。整个球赛的气氛都很随意，当Renton被皮球击中头部向下倒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听到Renton重复他自述的主题“…choose life,” 而随之是镜头又切换到他的家中，在一个低视角镜头下他同样在慢慢的向地上倒去，只是这时他是在享受着吸食毒品的快乐。明显的，Renton没有选择他自述中的那个“life”而是选择了毒品。 除了以画面和独白的反差形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猜火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讲述毒品的影片的一种新的表达：不是之前通常采用的类似于说教式的对毒品的一本正经的反对，而是引领观众感知吸毒者的感受，甚至是海洛因带来的快感。穿插于影片中的一些超现实主义表达，使《猜火车》能够非常幽默自如地处理一些在传统电影中可能用很严肃的方式处理的场面。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个号称是全苏格兰最肮脏的厕所了。一开始是一种很现实的表达，令人作呕的厕所里，Renton一脸痛苦地把手伸入马桶里找寻他遗失的毒品。而当Renton一头扎进马桶时，超现实的画面展开了，我们看到他象是在蔚蓝的海水中潜水在找寻珍珠。现实与超现实画面的强烈对照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吸毒者的绝望和以及他找到毒品时的狂喜。对于Renton来说，毒品就如同珍珠一般珍贵，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他寻找他丢失的珍宝，即使是肮脏得令人作呕的厕所马桶。 当Renton因为参与了一项戒毒计划而被免于因偷窃被判刑后，他又到Mother Superior那里去吸毒。这里用一种很调侃的手法去表现Mother Superior为Renton准备毒品，就好像是侍者在为一个有钱的顾客点菜一样。Renton放松地躺在肮脏的铺着红地毯的地板上享受海洛因带来的快感，慢慢地他逐渐陷入到地板里，如同陷入到一个棺材形的空间里中。观众渐渐意识到Renton是因为吸毒过量逐渐陷入昏迷状态。这些超写实的电影表现方式为当时的以现实主义概念为主流的欧洲电影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猜火车》的原作者Irvine Welsh就是城市超现实运动(urban surrealist movement)的成员之一，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小说中的超现实风格并使之视觉化. "Trainspotting"在牛津字典里的定义是“观察火车并记录火车的运行时间” (observing trains and recording railway locomotive numbers). Welsh选择"Trainspotting"作为他小说的名字是想强调吸食海洛因的行为就像记录火车的运行时间的行为一样徒劳无益：以一种毫无希望的方式打法无聊的时间而最终什莫也没有得到。影片《猜火车》以其混合的表现手法生动地让观众自己去感受这种徒劳无益，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复杂的现代英国中的多样性。它被认为是90年代英国电影复兴的代表作品，也是对“英国性 (Britishness)”的一次重新定义。正如Tom Charity在Time Out杂志上所说：" 《猜火车》是我们一直在期盼的电影，是第一部以我们现在在英国生活的方式描述1990年代英国人的电影。"（STPO）
莫言小说已经被很多人研究得比较透彻了，毕业论文想别出心裁比较困难，毕竟他的小说语言个性和叙事艺术都很难写出新意，而泛泛论述共性也没多大意思。楼主不妨将他与同时代的小说做做比较，比如或者与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比如白鹿原？随便找了一个）这样比较容易入手，而且找资料也比较容易。顺便说下，现在开始找毕业论文的选题是不是有些晚？时间紧迫，祝楼主好运！
[转帖] 8XZ d)H avQh,M S 《生死疲劳》讲的是一个地主死后.投胎六道轮回,他变成了各种家畜,通过他的眼睛看人类的社会发展，主要是1950年到2000年的中国农村,体现人们的精神、社会的变革等。 b!VMN5 小说《生死疲劳》的题目经查出自《佛说八大人觉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只是不明白后面三句的意思.听说莫言的书一向罗嗦，这本倒是要好很多，也许是写书时间短的缘故。读完后，感觉还算一本上乘之作! J[1< szC? 说说读完后的感受! 西门闹,本书的主人公之一.其实他不是人,他一出场就被小鬼架着见了阎王.这是莫言的高明之处,没有按照纪事或者其他角度进行故事叙述,而是整出这么个鬼来,呵呵,是鬼就要投胎,不过他投的是不同的牲畜.西门闹通过几次的轮回,从一个局外人（姑且认为他是人）的眼光注视我们的祖国从建国开始到如今这个漫长社会的发展历程.故事本身没有对社会进行任何的评价,但是通过其中的人物演绎的故事,给我留下的是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另一位主人公是坚决不入公社,单干了一辈子的蓝脸.看书得知那时候的政策是:入社自由,于是很多人劝那些不入的人。不入社的人就像驴一样倔.好在那时讲民主,你不如就不入.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氛围是比较开放,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骂娘,但你不可以强迫谁做什么.就冲这点,我们后人给毛爷爷磕头,我虽然不会,但是能理解.毛爷爷,纯爷们 ?X-Q+ 当然我出生在新社会没有目睹一下毛爷爷创造的那个旧社会,也不能理解当时人们生活与环境.表达没有那么好.我想写个小长篇点的,以示对于那个社会的文字上的补充. 但是书中写的西门闹做狗时的一章叫“狗精神”.和90年代很相仿,人们在看到经济日渐发展的同时,社会风气的变味出现了.学生出现比吃比穿结帮结伙,年轻人也浮浮夸夸,年纪大的有权的开始贪污有钱的包养情人.社会的贫富有了差距.这点应该能感受的到 西门狗最后走的很安详，和曾经的主人单干户分别躺在那片土地中走了.这个时候,土地里已经有了他东家夫妇俩、妻子、俩个儿媳、老朋友夫妻俩、养子、养子情人、驴、牛、猪的坟墓. GNQiR “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他的墓碑后来这样写道.很感动看到这. D#QHcTF})P 给自己最深印象的是那种轮回，那种精神状态的轮回。从一开始的无知，到慢慢拥有，然后人心的贪欲逐渐膨胀，直到最后的回归为零。真的，阎王就是阎王，看我们人类不爽是有原因的，你不是贪么？那让你多几个轮回，多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贪不欲我们应该慢慢学会。 活着就是疲劳,有钱的疲劳,没钱的也疲劳,当官的疲劳,不当官的也疲劳,天啊,人为什么总是疲劳呢,想想自己现在,虽然不像小说说的那样的疲劳,但是偶尔也会身心疲劳一下,不满于现在的生活,感情不满于现在社会,实在不该!如果真的不满的话只能也六道轮回看看!对于书中的很多地方也不尽理解.对其中所赋予的内涵还不能领会。我是八零后一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年代，不能感同身受，也许上目前不能理解此书全部内容的原因吧。 但是看完了书,写完了读后感之后我只能记住两个字了那就是"疲劳"先说一下自己这个读后感的标题。这标题，是我为图简便，从莫言这部小说里的两句话中化生出来的。这两句话就在紧紧相邻的两章中。第一句出自第三十章：“但我清楚地知道，它是一个勉从猪舍暂栖身的英雄。”说这话的，是叙事“主人公”之一的“西门猪”，“它”，是指另一头叫做“刁小三”的猪。第二句话，是他在第三十一章里说的：“他说这个戏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带着荒诞但又庄严的色彩，是一个活生生的后现代的标本。”说这个话，还是“西门猪”，而这句话中“他说”的“他”，是小说中的“莫言”。由于这两句话相距不远，虽说现在记忆力比不了年少时的差不多“过目不忘”，年岁不饶人嘛，但是，在读到第二句时，总还算记得第一句。想起博客有几日没有更新了，没什么文字可写，不正好写几句读后感，一是聊作更新充帐，一是可以顺便显摆一下，证明最近读了莫言的小说，别让人说农夫就是农夫，连鼎鼎大名的莫言的小说都没有读过，所以，就有了这个标题：勉借荒诞叙庄严。读莫言的《生死疲劳》，不会让人打瞌睡，那海阔天空的想象，那优美精妙的语言，那数不清的暗喻名言，纷至沓来，赏心悦目，令人精神振奋，不读不快。而一读之后，总会让你心潮起伏，联想翩翩，不吐不快。读后感的第一点，就是莫言这《生死疲劳》，从叙事方式分，肯定属于荒诞叙事。开荒诞叙事先河的，诚然算不到莫言的名下。最著名的、人所共知的《西游记》，就可以归于这种叙事形式。但是，以荒诞叙事，演绎半个世纪的一地历史、世事沧桑、社会变迁和人生沉浮的，当非莫言莫属。至少，前无古人。而且，他说得是那么一本正经、胜似正史，让人不能哭，也不能笑，不能相信，也不能怀疑。尤其是我们这些与莫言同时代过来的人，对此，会感触尤深。莫言运用荒诞笔法，叙历史、社会和人生如此庄严之事，借用得可是一点也不勉强。一路读去，你会感觉到，《生死疲劳》是“满纸荒唐言，全为庄严事”。庄严者何？是对人的解读，对一个时代的解读，对一段历史的解读。最庄严者，当数书中说及在1976年9月9日，那蓝脸的一骂一哭，那抒发的何止是愤懑！是对举国对于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误读的声讨：蓝脸的眼睛里慢慢地涌出泪水,他双腿一弯,跪在地上，悲愤地说：/“最爱毛主席的，其实是我，不是你们这些孙子！”/众人一时无语，怔怔地看着他。/蓝脸以手捶地，嚎啕大哭：/“毛主席啊——我也是您的子民啊——我的土地是您分给我的啊——我单干，是您给我的权利啊——”听听，这可有半点荒诞的滋味儿？一丝一毫也没有！一骂一哭中所阐述的，在那整整的一个时代内，只有这主人公、这执拗无知的犟农民、这举国唯一的单干户心里明了！这是对举国误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的声讨！莫言不惜借用荒诞的叙事手段，不惜洋洋洒洒铺展几十万字之巨的精言妙语，就是为了这一声讨，就是为了对这一举国误读、以至贻害一国的庄重反思。（这可是自己对《生死疲劳》的误读？）“勉借荒诞叙庄严”，看来是借用来的标题，才是拼凑得很勉强。说“且借荒诞叙庄严”，会稍稍不“勉”一些么？还是说回荒诞叙事。当然，假若莫言能不让蓝解放，不让大头儿，也不让“莫言”出来当叙事主体，那么，这荒诞叙事，就完美了。作为作者的莫言，可以说这出于这部小说叙事的必需，出于让叙事更灵活更精彩。那么，作为读者的我，可以说是因为你作者对传统叙事尚有所畏惧，是对自己荒诞叙事能力的信心还不够足。总之，是如此一来，就让你的这荒诞叙事在我们读者的心中，有所不完美了。我们只有寄望莫言有下一部更完美更彻底的荒诞叙事大作的问世。读后感的第二点，就是猜想，莫言大学读的肯定不是中文，攻的不是文学，而是农学院的畜牧专业。不然，那些驴呀，牛呀，猪呀，狗呀，怎么会那么地顺从，那么地听他使唤？他牧的那些驴呀，牛呀，猪呀，狗呀，为什么会是那么地机敏有型，那么地聪明伶俐？武功高深者，拈花可以伤人。精于畜牧者，役驴牛猪狗之类，胜于使人。中国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全入于莫言所牧所养的驴牛猪狗眼中，心中。莫言者，神牧矣！当然，人畜牧，为役使，为肉食，为皮毛。莫言畜牧，却是为了让它们看世界，观世事，品人生。书中的叙事者，评说书中的莫言，说他从来不是好农民。作为读者的我，绝对认同。我评说他是畜牧工作者，但是，因为他不务正业，所以，肯定不是好畜牧工作者。不过，还好。子不语怪力乱神，莫言因之只役使驴牛猪狗，没有让众畜尽出。说来莫言应该还算是孔孟信徒，至少是孔孟fans。读后感的第三点，就是想对莫言表达愤怒。这些天来，莫言所牧之驴牛猪狗，害得咱家老汉我神经过敏。他的驴，是如此折腾不休。他的牛，是那般执拗倔犟。他的猪，是那么聪明那么善于撒欢，他的狗，是那样地狂傲精神。在办公室，听到走廊有脚步声，就感觉到会不会是他的驴在蹶蹄。走在路上，看到一棵树枝叶摇晃，就猜测会不会是他的猪在撒欢。走回家，关上门，听到有所响动，就害怕是他的牛，在用角顶门撞墙。此刻，时至子夜，窗外霓虹渐熄，万籁俱寂，只有淅淅沥沥的雨点砸在遮阳棚上，发出丁丁冬冬的滴响，忽有声音从远处传来，竟恍觉是他的狗，边飞奔边狂吠而来……。如此神神道道，叫人如何度日。得赶紧将这《生死疲劳》合上，置之高阁。得赶紧收拾精神，拿出道德经，念上一段：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而况莫言之驴牛猪狗乎！唉！还是莫言。还是莫言的驴牛猪狗！本是凡人，还是无梦至人的好。再继续谈读后感。最后，我还认真地读了莫言为新版《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写的“随笔”，《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他告诉我们，他只用了四十三天，就写出来了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得益于使用“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这种放弃电脑回归手工的写作，使他感觉到自己拥有了一种与时代对抗的姿态，这令他“感觉好极了”。笔动字出，字出形显，免了心中得随时想着输入法、随时要选字的烦恼（哈哈，这一点可以判断，莫言应该是使用拼音输入，而不是五笔），免去了关机之后，写作成果仿佛归于空无的虚幻感。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笔走龙蛇、胜马由缰、潇洒奔放的写作姿势，几乎可以感觉到他每日放笔临睡前，抚稿自珍、喜从心溢的满足样。不说这些大而言之的东西，捡出两个细节猜测，就可以知道这种“回归手工”写作他所得的收益，他所免受的损失。这两个细节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上“入”下“肉”，一个是 “尸” 盖 “求” 底。说到前一个字，回想自己读初一时，出于卖弄，将从《红楼梦》里捡到的这个字，在下课时用粉笔写到黑板上，叫同学认，同学们当然认不了。我读出来后，惹得教室里的女同学一个接一个地低头往外跑，男生们疯狂地高声大笑，只有一个男同学，他当时除了作为一名学生，还同时担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悄悄地走出了教室。如果不是班主任与几位老师的偏爱，就这一个字，让自己差点将刚到手的“共青团员”称号弄没了。题外话，打住。还是说这两个字。回归手工的莫言，写这两个字，最多用了两秒，对他的思潮毫无波阻，甚至有所浪激。然而，倘若用电脑输入，大概他那点击键盘的手指，不知道弹挥多少次，也会打不出来。于是，他的思路便会受到阻扰，说不定多少奇思妙想，多少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精言妙语，就在那一瞬间消散了。即使莫言拥有专业打字员的水平，会人工造字，这种阻扰，也是避免不了的。想到用笔的种种益处，我差一点就要将这破IBM笔记本，从六楼的窗户甩出了。当然，我没有甩。读新《后记》，让自己得到了不少阅读认同的幸福感。但是，他其中的有一个观点，自己不肯苟同。并且，还令自己感觉极度挫折与沮丧。他用了二百五十元的软笔（五十支，每支五元），写出了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他说：“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他弄出的这个观点，里面偷换了许多的逻辑与概念，这一点，动动大脚指就可以想出来。用250元的笔与一大摞懒得去计算高度与价格的稿纸，写出43万字来，其成本肯定高出正常使用电脑不知道多少！他的忽悠，简直又令人愤怒（呵呵）。当然，这种不便宜，是相对与我们这些贫于蚂蚁、无才无名的码字人而言。对莫言，当然不是。我好想E一个请求给莫言，用一个新笔记本电脑去换他那一摞用250元写出的稿纸，苦于没有E的地址。不过，即使找到他的E，即使E过去，即使他看到我给他发的妹儿，他也是断然不肯交换的！“一切皆有可能”。这广告语，用在这事儿上，绝对不合适。
现成的研究综述，找来看看：陈吉德的《穿越高粱地——莫言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78-81）；黄萍的《莫言小说研究述评》（《新世纪论丛》，2006年第1期，171-173）；马艳艳、裴秀红的《莫言小说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6年第6期，66-67）；房赋闲《莫言创作研讨会综述》（《文史哲》，1989年第1期，99-102）。此外，莫言主要研究专著及资料汇编：《莫言论》，张志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怪才莫言》，贺立华、杨守森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评传》，叶开，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莫言研究资料》，贺立华、杨守森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施战军、路晓冰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你的论文题目重点论述的是“叙述视角”，这要联系到莫言的创作风格，所以你必须多读两篇他的小说。同时上网收集一些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 这样一篇论文没有个6000字是没办法说清楚的，再说毕业论文是提升自己能力的工具之一，不要光靠大家。 我当初的毕业论文是《由司马迁的<史记>看新闻真实性》，为了这个我收集的资料就打印了几十页A4纸。
作家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标志着其创作的重要转向，由先锋实验转向民间，转向传统，在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余华之后又一位当今小说大家的成功转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路标。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有意识排拒，对本土创作资源的自觉吸收和再创造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檀香刑》丰瞻的意蕴内涵和精妙的叙事艺术对读者构成一种挑战，它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挑战不仅是指解读上的困惑，也是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文字对读者神经的一种折磨、考验，甚至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一种挑战，因为它更多的是诉诸人的听觉，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这部小说。 刑场狂欢还记得令莫言声誉鹊起的小说《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面，它那津津乐道的文字为人所诟病，岂料此后，暴力、血腥、死亡成为先锋作家的共同嗜好，俨然文坛一大时尚。与《檀香刑》中蔚为大观的刑场刑罚相比，剥人皮表演实在是莫言的牛刀小试，偶露峥嵘，也许莫言是当代“刑场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有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推波助澜，至《檀香刑》才集“刑场文学”之大成，叹为观止。小说中有六大刑场处决场面：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国库库丁；余姥姥和赵甲到宫内，在皇帝面前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越来越壮观，行刑者的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直至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檀香刑。莫言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刽子手处决犯人之时正是莫言剥离权力、历史之时。《檀香刑》以刑罚命名，书中的种种行刑场景无疑是华彩乐章，它们展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奇异运作、“政治躯体”的充分表演、历史书写的吊诡和刑场（广场）狂欢节对权力的颠覆。无论是咸丰、慈禧、袁世凯还是德国总督克罗德，他们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围观者的震慑以起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皇帝的肉体是有形物质和无限权力的二元性的复合物，是权力过剩的肉体，那么，作为皇帝对称而颠倒的形象的罪犯，其肉体就是显示权力匮乏的微不足道的肉体。（1）因其微不足道和任由处置、宰割的处境，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就成了统治者想方设法演练权力的所在。正如福科所言，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它将胆敢践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具有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它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因此，酷刑极刑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这一意图和死亡降临的无限延宕使行刑成了可量化、可控制、可调节的制造痛苦的行为艺术，根据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特点的不同,这个行为艺术的每一次表演各异。这种酷刑的残酷性、展示性、仪式化、力量悬殊的演示等特点使之具有了”观赏性”,满足了统治者看一场独一无二的大戏好戏的心理,统治?咴?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880000'>看戏之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这种观看需求刺激了刽子手赵甲的想象力、创造力、表演欲,使刑罚不断花样翻新精益求精。在公开处决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是行刑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统治者从他们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持性俅窝橹と�Φ耐�ξ薇群妥陨淼闹粮呶奚稀9糇邮执�鎏�嗪颓�鄯墒?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官兵吓得面如土色,胆战心惊。但是对围观的草民百姓而言,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这种威慑已效力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骛地奔向刑场,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仪式,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哀号,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3)这是福柯的剖析。“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这是余姥姥行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的大戏中,犯人现出瘫倒在地的孬种相,看客们就鼓噪鼓动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第一场刑罚),刽子手余姥姥腰斩犯人失手,犹如名角唱破嗓子,他们就喝倒彩、起哄,以至余姥姥在凌迟美人时担心,如果活儿做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莫言笔下的看客与疾首蹙眉的鲁迅先生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迥然不同。莫言笔下的刑场景观与国民劣根性无涉,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4)而小说的狂欢景观的极致无疑是檀香刑的行刑过程。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以乞丐们过叫花子节援救孙眉娘为序幕,他们穿着五颜六色服装,涂脂抹粉,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其颠倒调蕴含了狂欢节的精神特征：“头穿靴子脚戴帽,儿娶媳妇娘穿孝,县太爷走路咱坐轿,老鼠追猫满街跑。”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在狂欢节的时空中遵循的“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而诞生了一种消除等级的平等对话的狂欢节意识形态,它具有变易性、多义性、反约束主义,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就衍生于欧洲古代的民间狂欢节游行。孙丙被押在囚车里赴刑场游行,将狂欢表演进一步向高潮推进,这是他最辉煌的演出,他边走边唱,将自己想象成岳飞,威风浩荡,在唱词中他鼓励乡亲们揭竿而起,保卫家园。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猫腔猫调为他唱和,袁世凯等吓得面如土色。在他受刑时更是引吭高歌,万猫合唱,在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高密东北乡的猫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万众若狂、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了群猫嗥叫、百兽率舞的天堂,他们沉浸在癫狂、狂欢之中置生死于度外。刑场上的狂欢节使孙丙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人生大舞台,猫戏班班主孙丙的演艺生涯到了兴办义和拳筑神坛抗德才是本色当行,已臻化境,他的岳飞岳元帅服饰扮相,率领乌合之众打德国鬼子的过程表明他一直处在演戏狂欢之中,在小说结尾,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孙丙当之无愧的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莫言在中国小说家中是最有狂欢气质的一位,他具有残酷的天才禀赋,他的奇诡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其小说每有神来之笔,鬼斧神工,展示了一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世界,令人在阅读的快感中伴有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这是奇异的阅读体验。不妨把莫言、余华、王小波的刑场刑罚文字做一番比较,余华以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犀利、直抵内里的文字,刀刀见“红”,敞开历史的悖谬、存在的困境及人性之恶,余华是一位冷面杀手。王小波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2010》等小说以游戏笔墨、闹剧色彩、插科打诨文字将刑场行刑狂欢化,戏谑化,以解构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收缩到顶峰的所在,是毁灭死亡之所,而受刑人却以辱骂、笑声、性游戏，消解、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刑场成了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分界线,受刑之躯以其”贬低化”、”低等肉体层面”的颠覆性力量,显示了它们“正反同体”的躯体政治学特征。王小波的死亡游戏以快乐的自由的相对性精神把铁板一块的世界图景敲开一道裂缝,进入快乐的通道,在死气沉沉的残酷杀戮的刑场上回荡着阵阵快活的笑声。在狂欢节的诙谐中,“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5)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矛盾统一的,它既快活又讽刺,既肯定又否定,既促使旧的破产又催发新的诞生。王小波是个嬉皮笑脸的老顽童。同样是狂欢,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却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写作者快意犹如行刑者,他的笔犹如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手中锋利无比的尖刀,挥舞得刀光闪闪杀气腾腾血雾弥漫,而犹如刑场边上的围观者的读者分明也感受到几分受刑的恐怖,这是作者的权力施控。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自此可以封笔了。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历史民间“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历史?小说中这三类人物的命运遭际未尝不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其中,钱丁的生命形态、精神世界、存在困境,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饱满、丰厚。金榜题名时,他意气风发,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宦海险恶,他抑郁不得志,心境黯淡,放任物产丰饶的高密,他又志气昂扬、精神健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他很快意识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世,只能随波逐流、独善其身。他是一个受制于环境缺乏强劲意志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正直正派、有情有义、体恤民情、不趋炎附势、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对洋人在高密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义愤填膺,星夜奔驰,为民请命,自杀未遂后,他前去劝孙丙归案,又产生了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倒悬的历史责任感。在面临洋人破城,生灵涂炭的紧急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只身入城,劝孙丙投降,随即而来的无情现实彻底摧毁了他的英雄气概,暴露了他的幼稚、天真。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反躬自问,有着自省意识的人物,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诼沂辣渚种�?他意识到自己唯唯诺诺、委曲求全、首尾两端、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缺乏舍身求仁、手刃奸臣的勇气。转念间他又对袁世凯对自身前途抱有一丝幻想,旋即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卑鄙愚蠢,在孙丙生死的问题上,他尴尬、无奈、左右为难,在洋人、官府、和民众之间他举棋不定,直到德国人在刑场上再次滥杀无辜,夫人殉死,他才幡然醒悟,毅然决然的与刽子手赵甲、受刑英雄孙丙同归于尽,打破洋人的美梦。这是一代士子的悲歌。复调腔调音乐上的复调是指同时展开两个或若干个声部(旋律),他们尽管完全合在一起,但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基本原则是各声部平等,任何一个声部都不能超越其他,任何声部都不能充当简单的伴奏。米兰?昆德拉认为,运用音乐复调理论进行小说创作是奥地利作家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而精通音乐的米兰?昆德拉无疑进一步把这种小说结构法发扬光大。这种小说结构模式中国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它是西方小说的独擅专长。《檀香刑》成功地借鉴了这种结构法,小说中的凤头部和豹尾部运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形成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效果,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拼贴在一起,它遵循了一种音乐对位法的美学原则。狗肉西施眉娘的叙述夹杂着谚语、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戏文、粗话,活脱脱一个泼辣、大胆、放浪、热情、爽快的山野村姑的口吻；小甲傻话,是一个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傻里傻气的童声叙述,尽管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屠夫,成年人,他眼里的世界却是变形的、怪诞的、不可理喻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薅鄄换�⑸裰俏纯��志哂谐�8兄�暮⑼�?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00aa00'>莫言的专擅胜场；钱丁恨声,是知县钱丁醉酒面对夫人说的一番肺腑之言,他用文绉绉的官话雅言,拿腔作调又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遭受的深重侮辱和他的愤懑、怨气、委屈。这一部分顾盼生姿、灵动飞扬。凤头部和豹尾部各章有个大致的时间前后相继性,中间又运用了倒叙、插叙、预叙、复叙、叙事中有叙事,每个叙述人叙述的事件时间跨度数十年、半年、几天、一天、半天不等。莫言相信一个作家的风格指的是他独特的叙述腔调,它包括叙述的语言,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故事的方式,叙述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檀香刑》猪肚部运用了全知全能叙述,叙述者时而柔肠寸断语意绵绵地描绘爱情魔力,时而语带诙谐地表现民间风情,时而纤毫毕现绘声绘色地渲染毛骨悚然的行刑过程,时而纵横捭阖展现壮观场面,地点时而高密时而天津时而北京,时间从戊戌年到1900年,时空纵横交错,全方位地展示了檀香刑前有关的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内容饱满、丰厚、阔大。语言挥洒自如,“制造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豹尾部叙述了几天里的行刑过程,第14章,赵甲叙述刑前准备,第15章,与此同时,眉娘和乞丐们的援救孙丙过程,第16章,孙丙上刑场,第17章,小甲叙述上刑过程,事件时间一上午,在全书中最短,却占了10节,28页,这是全书节数最多叙述节奏最快的一章,这种深层处理突出了行刑的紧张、刺激,用愚钝的小甲的视角展开叙述,使之尽可能地摒除主观色彩,专注于过程、场面的物化、客观化、自在呈现,最后一章,钱丁叙述从上刑到手刃孙丙四天内的情景。这一部分干脆、利落、劲道十足、嘎然而止。小说叙述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猫腔戏《檀香刑》戏文的大量融注、韵文和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叙述的腔调在此很大程度上又可理解为猫腔猫调的群猫嗥叫，赵甲狂言化用猫腔《檀香刑?走马调》，小甲傻话、放歌，化用猫腔中的娃娃调，眉娘诉说是长调，赵甲道白是猫腔中的道白与鬼调，钱丁恨声是醉调，知县绝唱是雅调。不同的猫腔调好比宋词的不同的词牌，规约人物身份，叙述内容，感情表达方式。由此形成了小说的音乐美，这是说唱艺术的小说，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老人的赞赏，其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用说书艺人瞎子张的唱词串连篇章，直至《檀香刑》方悲歌欢歌绝唱，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联想到少年莫言在某个瞬间，忽然茅塞顿开引吭高歌一串怪调异音时，莫言在音乐上的秉赋已经崭露头角，或者说，莫言在用文字创造美之前已经在用声音创造美了，以至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他那“呜哩哇啦嘻哩吗呼”的唱腔，现在，他的“唱腔”唱遍了全国，却没有人能模仿的来了。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只要别人能听懂就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现成的研究综述，找来看看：陈吉德的《穿越高粱地——莫言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78-81）；黄萍的《莫言小说研究述评》（《新世纪论丛》，2006年第1期，171-173）；马艳艳、裴秀红的《莫言小说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6年第6期，66-67）；房赋闲《莫言创作研讨会综述》（《文史哲》，1989年第1期，99-102）。此外，莫言主要研究专著及资料汇编：《莫言论》，张志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怪才莫言》，贺立华、杨守森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评传》，叶开，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莫言研究资料》，贺立华、杨守森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施战军、路晓冰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莫言当我从头至尾看完他在瑞典学院的演讲视频后，我为他鼓了掌，而且我的鼓掌是由衷的，完全没有他所讲的某些小学同学不哭装哭，甚至用唾沫当眼泪的表演成分，因为鼓掌时只有我一人在家，表演给谁看？我为他鼓掌也不是因终于有了一位同胞能站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的自豪，也不是因为他的镇定自若，言简意赅，我鼓掌的理由是因他演讲的形式和所传递的人间之关爱、人和自然之关爱。首先，令我感动的是他演讲的形式和平淡无奇的口气，如此新鲜，完全出乎我所料。不同于曲啸、司马南之辈的附庸风雅、空洞说教；没有于丹等辈的自我标榜、油嘴滑舌、哗众取宠；他的演讲没有说教，没有口号，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八股，简简单单却透彻心扉，听起来是那么入耳，那么亲切，那么能令人动情，又从中受到那么多的教育和启迪。由此让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演讲，怎样去给人作报告。其次，令我感动的是他对小说家的描述，小说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又是个编故事的人，又是具备讲故事、编故事天才的人。多么贴切！多么谦卑！完全不像某些人一旦有了点荣誉就不知天高地厚，自我吹嘘，自我夸大，从而使我对莫言产生了由衷的敬慕和崇拜。再者，莫言的演讲最令我为之感动的是听似平淡，却处处涌动着爱的波澜和容忍的浪花，让人受益匪浅。爱是感情动物的共性，正因为世间有了母子之爱、亲戚之爱、乡邻之爱才能构成千万个家庭和人类社会，才能使家族得以繁衍、社会得以延续，才能产生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才能给作家创作提供无穷的动力和丰富的源泉。莫言母亲对儿子的爱，莫言本人对亲人的爱、对生活的爱、对家乡的爱，都成了他小说的素材；他所爱的家人、亲戚、乡邻也成了他小说中人物的典型。莫言之令我感动，就是因为他所讲的故事看似波澜不惊、平平淡淡，都是一个个普普通通、身边无处不在的小小故事，却透彻心扉，让人体会到了大仁大爱、大慈大悲。无疑，传播爱，颂扬爱，就是莫言这次演讲的目的和主线。听完莫言的演讲，深信我以后会耐心地读一下他的书，当然，不是他的强迫，而是受他《讲故事的人》所感动。莫言，你是好样的！
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 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68. 东北方言词汇与多元文化(字数:9192,页数:12 )69. 王家卫电影的人物精神分析与都市表达(字数:9573,页数:12 )70.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材料取舍与改编(字数:10818,页数:14 )71. 艰难的辩白——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重新解读(字数:8905,页数:11 )72. 景点命名的语言分析(字数:10523,页数:12 )73. 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救赎向度(字数:8695,页数:11 )74. 《儒林外史》对士阶层现状与命运的省思(字数:21174,页数:28 )75. 从《好奇害死猫》看都市人精神的扭曲(字数:9260,页数:10 )76. 徐志摩、林徽因情诗考述(字数:9045,页数:13 )77. “汉字繁简字之争”的思考(字数:9112,页数:12 )78. 闽南方言词语谐音现象研究(字数:9860,页数:14 )79. 艰难的辩白(字数:8905,页数:11 )80. 宋词中的杭州城市文化研究(字数:11198,页数:14 )81. 论白居易中隐诗(字数:8809,页数:11 )82. 从“穿越小说”看当代女性意识(字数:9438,页数:11 )
浅析莫言小说写作风格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莫言 在当代作家中，小说家莫言虽然来自于民间，但毋庸置疑，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创新个性的作家之一。莫言以语言风格独特和创作理念个性化而著称。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自觉秉承自我超越的创新精神，创作出了很多具有独异风格的作品。《红高粱》《红蝗》《檀香刑》《蛙》等作品为当代文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便以《红高粱》《檀香刑》为例浅析一下莫言小说写作风格。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里是他灵感的发源地，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一．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找“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红高粱》写中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二．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檀香刑》极具民族特色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 三．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可以说，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小说中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民间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除《檀香刑》外，近几年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的成功，都说明了“民间”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现今新生代文学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新生代文学大多以当下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努力用大众之眼表现出对物质主义与时尚的迎合，多属私语型和写实刑，充斥着大量的欲望符号，文学日益变为一种消费性需求。莫言《红高粱》和《檀香刑》在思想与艺术上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摘抄百度文库！如果对你有帮助请采纳谢谢。
莫言小说的特点：
1、在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入中国的大背景下，莫言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但他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他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
2、他用的是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但他表现的又是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
3、在莫言的小说中，幻想常常和写实成分交叉并进，混合交融，使作品具有一种亦幻亦真，朦胧迷离的特色；
4、莫言小说的字里行间，还处处弥散着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氤氲；
5、莫言从不满足于仅仅给读者提供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或传达某种情绪，某些感受。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广远的深层性的象征和寓意目标，给予读者一个整体上超越具象而又充满了暗示性的、比现实生活更具丰厚深广的悟性小说世界。
莫言小说艺术特点：1、莫言在《天马行空》中说“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2、想象，则是莫言艺术的最大特色。“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若干事物联系在 一起，熔成一炉，烩为一锅，揉成一团， 剪不断，撕不烂，扯着尾巴头动弹。”；
3、莫言小说还大胆试验“多角度叙述结构”，“对位式结构”以及“时序颠倒”“时序并列”等多种结构手法。或使作品增加层次感与逼真感，或使作品万象纷繁，引人入胜；
4、为了“使人物和环境获得最大可能的立体感”，使“故事活动起来，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他怎么方便怎么来，表现了极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甚至还体现在他每每越出常轨的闲情逸致上；
5、通观莫言小说，在富于主观创造性的总体“写意”建构中，到处夯下了严格遵照现实主义原则的局部“工笔”描写的支撑点。这不仅造成了一种审美特点，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给了主观意象以一个坚实有力的负载物体。为此，莫言小说的不少细节几乎准确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6、 除此之外，莫言小说还大胆试验“多角度叙述结构”，“对位式结构”以及“时序颠倒”“时序并列”等多种结构手法。或使作品增加层次感与逼真感，或使作品万象纷繁，引人入胜。
形象、主题和创作风格是小说的灵魂。通过人物表达主题，通过创作风格丰富作品内涵，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莫言短篇小说《枯河》，叙述了主人公小虎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遭到了血腥伤害，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凄惨的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幼小的生命。在加害他的人群当中，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竟然是他的亲生父母、哥哥和他的身边带有某些色彩身份的人。通过小虎的不幸，小说无情揭露了曾经特殊年代下，弱势群体的不幸命运，批判在那个充满血腥的岁月里，世道的扭曲，人性的泯灭。应该说，过去的岁月已经远离人们的记忆，小说创作的年代也已经久远，然而今天读来，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情沉重，如此这般的主题，不能不让人胆寒。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上个世纪中期之后，由于社会成员出身不同，存在不同的成分之分，成分高的成员在政治上倍受歧视。故事中老中农的儿子小虎，为了给一个在村中很有地位人家的小伙伴、小女孩珍儿上树折树杈，不幸在高高的树上跌落下来，正好砸在女孩子身上——小说没有直接说小女孩因此死去，“他马上就看到了女孩躺在树枝下，黑黑的眼睛半睁半闭，一缕蓝色的血顺着他的嘴角慢慢地往下流。他跪下去，从树枝缝里伸进手，轻轻地戳了一下女孩的脸。她的脸很硬，像充足了气的皮球。……小女孩的母亲扑到女孩身上，哭叫着：小珍子，小珍子，我的孩子，你这是怎么啦……”本来，这是一场对于小虎来说，无法躲避的意外。小虎本来并非头脑健全的孩子，是在小女孩的言语激励下，才贸然攀上高高的树顶上去的。正事孩子的年幼无知，让两个孩子在遭遇了不幸，小虎和珍儿，都是受害者。但是，小虎因此却遭到了他的父亲、母亲、哥哥疯狂的、血腥的、灭绝人性的处罚，在失去了一切生存希望之后，最终走向了死亡。 小虎的不幸是令人十分震撼的，我流着泪读完了这篇小说，甚至不忍回头看第二遍。一个血淋淋的生命，就是这样被他挚爱的亲人夺走了，当然他们的背后还有那个时代，但是我们无需挖掘更深刻的主题，我们抛开社会层面，只从人性的层面去阅读这篇小说，就足以让人喘不去气来。一个孩子带着一切哀怨死去了，直接杀害他的，是他的亲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哥哥（还有不应该成为外人的支部书记）。小虎最后死在河堤上，河床已经干涸，因此小说的题目是《枯河》。然而枯河“枯”的不是水，“枯”是人间的亲情，“枯”是人性冷漠，“枯”是善良的缺失，“枯”是生命的绝望。 然而，作为一个似我这样十分喜欢莫言小说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深感震撼的还不止于故事本身表现的主题，更感佩的是作者高超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风格。莫言习法于南美作家创作特点，惯以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表现作品深刻的内涵，使其作品更加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许多作品在世界文坛上都具有强烈的影响力。而《枯河》就是其中十分具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国外一些作家甚至认为《枯河》是当代短篇小说压倒其它一切短篇小说的顶级作品。 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变异的或扭曲的创作方法，作者将现实的生活题材，赋予主观虚拟的想象，选取特定的意象加以融合，通过艺术再造，把现实中不能直接表达或不能充分表达的思想充分以和特定方式表现出来，达到作家创作目的。《枯河》反映的是上世纪特殊的历晚时代特殊的生活背景下特殊的普通群体中个人不幸命运，相信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段历史都不陌生，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那个时代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来说，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和想像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对那个时代历史进行反思。《枯河》不同于许多作品的是，作家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恰当地表现主题。在这篇小说中，让读者深刻体味的是，作家艺术风格的魅力不仅限于创作技巧本身，而是与主题的最为统一的深度融合。在这篇小说中，赋予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描写是扭曲的，而其所以对应的时代也是扭曲的。内容和形式难得地相得益彰，让人不得不深深感叹作家的高超艺术功力。 一切都是扭曲的。在作家笔下，时间是扭曲的：把明天写成过去，让小虎死在明天。在正常逻辑中，明天本来是充满期待的，在人们的心中，明天是多么美好的向往，明天早晨喷薄的日出将是何其生机盎然啊！然而，明天对于幼小儿童小虎来说，却是灾难。他死在了明天早晨。在作家笔下，色彩是扭曲的：眼泪是绿的，血是蓝的。在作家笔下，声音是扭曲的：声音有温度，人的嘴里，发出了马的叫声。在作家笔下，视觉是扭曲的：月亮是水淋淋的，月光的颜色是红的，让人分明感觉到眼前一切都是血淋淋的。在作家笔下，触觉是扭曲的，主人公小虎被众人打的血肉横飞，甚至连一点痛苦都没有。在作家笔下，扭曲的不只是人们判断事物的事非观念，还有是人的意识思维方式。主人公把明天的希望交给了屁股，他用屁股向着朝阳，把头颅雪藏，用屁股看人。或许这些扭曲都不足为怪。但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人性的扭曲，是小虎砸死了珍珍小女孩，但是殴打他的却不是小珍珍的妈妈，而是小虎的亲人——爸爸、妈妈、哥哥，他的亲人是夺走他生命的直接杀手。 而所有表现出来的一切的扭曲现角，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都把艺术想象力发挥到极限，通过各种意象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出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力。这也许就是《枯河》成功的地方。
作家简介：莫言的名字被读者熟知，应该是电影《红高粱》公映之后的事情，这印证了影视媒体对文学界的巨大影响。虽然在文坛上莫言名气很大，也不断获奖，但我一直不喜欢他的文字风格，故不多置评。（宇慧按）莫言（1955-），男，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如《酒国》及《丰乳肥臀》等，不少的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由于童年大部份时间也在农村度过，莫言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就正正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的，也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小档案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年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莫言创作年表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孙在一篇短文中说这篇小说有一种空灵之感 。 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秋天，得到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赏识，进入该系学习。 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大风》（小说创作）、《三匹马》（奔流）、《秋水》（奔流）、等。 1986年，春天，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苍蝇、门牙》（解放军文艺）、等。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也是多年之后，才有评论家对该作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1988年，春天，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天，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大概只有一个名叫林为进的人，在河北的（文论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又有港台的几个人写过评论。作者认为此书是一部真正的“先锋”之作。 1989年三月，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四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 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 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 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太阳有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创作话剧《钢琴协奏曲.霸王别姬》（与人合作）。 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师傅越来越来越幽默》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