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经济管理中现寸若干问题剖析与管理改革建议[摘 要]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契约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三个角度进行了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予以认识和防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关键词]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经济学分析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盈余管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报财务报告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财务结果。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这一定义中(1)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等排除在外。(2)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3)并没有依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获取私人利益与对外财务报告的中立原则是对立的,盈余管理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而中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可靠性的一部分。因此,盈余管理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定期提供实际的会计信息。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一般说来,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二、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一)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委托———代理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2)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双方的责、权、利得到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按《公司法》规定,中国上市公司都必须是股份公司的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最终分离。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同时也是企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但却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则由股东聘任,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委托方———股东及代理方———管理层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管理层(尤其是经理层)对企业剩余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索取权,他们的努力工作并不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甚至需要承担较大的成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在对企业信息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盈余信息披露时,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提供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指个别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但公司的会计信息实际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披露的边际社会收益会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主要是由于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能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外部经济性所致),从而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时信息披露量应当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信息量。许多信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然而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偏离。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委托人会通过各种契约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委托人就会弱化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①。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分析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虽然根据《公司法》规定普遍设立了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组成的多级治理结构,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的主要决策还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而作为会计数据直接生成者的会计人员,其个人利益完全受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就没有障碍了。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派生出三种可能的层次更低的委托代理关系组:(1)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1.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的关系分析。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最适宜的契约就是使代理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于是产生了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管理人员报酬计划。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加之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代理人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委托人隐瞒实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由于委托人很难监管和约束代理人,盈余管理作为机会主义行为便得以产生。2.从大小股东间的关系分析。在上市公司中,除了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占据绝对的控股地位,中小股东所占比例很小。中小股东相信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将监管管理当局的责任委托给大股东,自己不参与对管理当局的监管,而选择“搭便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的发生。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比较多,利益与上市公司联系更紧密,自然有动力参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从中小股东的角度来看,将参与监管的成本和参与监管所获得的效益相比较,更愿意选择“搭便车”的方式,由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中小股东自己不参加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中,“搭便车”是指大股东承担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监督费用,而相应的收益由所有的股东来分享。显然,也包括对经营者财务决策以及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小股东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他付出的监督成本,小股东便不会实施监督活动,而宁愿享受大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博弈行动的结果,大小股东间博弈的结果是小股东放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损害中小股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智猪博弈的过程。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 范文 一：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世界经济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到2000年～2010年的，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 出国 ，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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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范文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引言
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人民币币值趋势保持稳定，促使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伴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流通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俨然得到了我国决策层、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1.人民币国际化含义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不受国际限制在国际范围流通，进一步转变成在国际上获取广泛认可的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上流通已经在诸多国家展开，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人民币已经形成了国际化，伴随人民币国际流通逐步扩大，相信势必会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真正意义上转变成世界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内容:I.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需要一定程度流通度享有基础;II.以人民币计价的主要金融产品转变成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工具，此点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应当逐步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进行开拓，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III.在国际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额应当达到一定的份额。上述三方面标准主要作用于衡量人民币国际化，且后两方 面相 对更为重要。
2.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分析综合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均增长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平均增长速度。2013年上半年年，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新兴经济体下行风险提升，一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等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出现不稳定局面，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然而，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仍旧处在预期的正常区间范围[1]。
金融环境推动进程
经历30多年来国家金融体系逐步转变的冲击，我国金融业在国家金融改革、货币外汇政策管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等相关管理获取了极为丰富的 经验 。我国金融环境获得了系统充分的改善，改善的内容分别有提升金融监督力度、提升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及加快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等。尽管如此，相较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经济、金融市场依旧存在显著的不足，而该类情形势必会对我国金融业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等快速发展带来不便，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切忌操之过急。
“汇改”后脚步放缓
2005年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产生机制体系，我国全面推行基于市场供求，结合一篮子货币展开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年，摩根大通中国资金及证券服务副主席罗丽莎指出，人民币汇率眼中不再只是美元，而是结合自身对外经济发展实情，认准多种相关货币，附加针对的权重，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结合市场内外金融发展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展开调节、管理，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在科学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
3.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货币竞争属于现阶段各个国家相互经济竞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倘若相较于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替代性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强化对应铸币税利益、转变各个国家储备货币分配格局，并且会对世界经济形成深远的影响。
有利于缓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它一方面存在相应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显然难以呈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致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具备对应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发展长时间不前进、欧元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亟需展开科学有效的革新，然而要使一些既得利益国家积极投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极大的难度，鉴于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脚步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
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多元化
在对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过程中，想要实质性地对美元进行制约，回至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等，这显然无法实现，更为合理的手段是借助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国际货币相互竞争的外部约束来对美元起到制衡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势必会引出一系列国际化货币币种的出现，如此可有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作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期间，中国还能够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不同种类金融货币交流，探寻建立区域内汇率维稳体系及区域性货币，以为日后亚元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3]。就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不仅能够为中国贸易、投资提供有效便利，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或者以外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经济交流;还能够在人民币升值或者稳定的前提下，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是合算的，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为货币储备提供了又一选择。
有利于国际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得人民币具备主权、信用、稳定性、可用性及便捷等特征。人民币持有者可通过人民币买入任何中国制造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品。现如今，已有诸多国家购买人民币作为自身外汇储备，如此说明了人民币国家化发展成效显著。简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百货大楼中购物，倘若只有一种商品可供消费者选择，那么其自然要花费更高昂的成本，倘若出现了多种选择，市场力量便会为其营造缩减成本的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将为美国、日本等先进经济体在内的全球货币消费者提供又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4.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应当提升对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重要性认识，并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改善规避综合风险策略，包括:有效利用起汇率避险手段，对现有的外汇予以第一时间结算;使用不同币种开展各式各样业务;提升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借助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产品与服务，好比外汇期权产品、外汇期货产品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等，有效开展好综合风险规避工作[4]。要对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功能属性展开全方位认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预期回报率，对对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规避手段展开选取，注重选取适宜的交易时机，经外汇投资对保值增值提供全力保障。
建设离岸金融市场
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有着不同的优势及特色。鉴于此，在开展发展规划期间，同样应发挥各自优势，相辅相成，确保有效实现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群。应当进一步依赖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域、体量优势，使得人民币产品类型更加丰富，扩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将伦敦作为中心，将人民币离岸业务扩展至全面欧洲至全球;突出香港作为最庞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市场的作用，自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强化香港与内地及东南亚周边经贸合作力度;全力推进人民币在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成形，显现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辐射优势，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使用、交易力度;规范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机制，开拓市场规模，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提升对人民币的定价权，从而转变成人民币产品定价中心[5]。
资本项目有序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一步步深化对资本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鉴于此，要实现资本项目有序开发:I.推进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在开放期间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稳定，有效适应我国国情及全面国际环境要求，同时防止太过谨慎造成的管制成本升高、效率降低，明确适宜的开放顺序、内容，实现人民币有效跨境流动。II.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内容，规范金融市场建设，对发行市场、非居民国内交易进行优先开放，再对流通市场、局面境外交易进行开放，采取稳步推进、灵活调节 措施 ，促进完成以价格调控为中心的资本项目管理目标[6]。
5.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属于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有效性，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 总结 经验，清楚认识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全面分析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离岸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有序开放”等。积极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序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开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与各个国家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和谐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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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及其转向
近年来，我国在新市场和新环境的双重刺激下，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对于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世界的目光纷纷投注到中国经济市场。中国增长率的持续走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及转变也开展了日趋激烈的讨论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停留在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效率低下等位特点，当然形成此特点的根源在于我国还是片面地追求粗放型的经济方式，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率。纵观美国次贷危机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惨痛后果，中国经济应改变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生产要素、经济技术以及社会环境合理地结合，改变以往的产业结构，缩短行业间的差距，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着手，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逐渐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及转变进行了探讨，使探讨结果更具有实用性和社会意义。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的过程，经济增长可以直接反映出国家和社会经济增长的总结果以及生产动态。经济增长方式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具体可阐述如下。
首先，要素投入占据了较大的经济增长比例。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平均在9%的增长率，但是经济效益指标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为低下。以“十五”期间为例，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及对经济增长的工效率逐渐下降。
其次，投资与消费不成正比。投资、出口增长率和消费之间的矛盾逐渐尚恒。我国国内投资率名列世界前茅，投资与GDP的增长关系的投资弹性系数逐渐升高。同时，出口也开始高速上升，但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另一大促进作用，消费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也就变得愈加缓慢。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投资，导致生产率的低下，消耗大量能源，污染环境，消费停滞不前。
还有，经济增长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我国资源利用率普遍比发达国家低，消耗强度却逐年增加。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能源消耗10%左右，产值能耗逐年上升。当然，在能耗增长过快的基础上，势必会给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烟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多，导致水污染、大气污染情况严重。
二、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依据
经济增长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和特点，结合我国国情来看，经济环境的日新月异。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应随着大市场的变化而变革，摒弃传统的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缩短投资驱动阶段，倡导以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如果正确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值得深究的课题。
(一)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原则。
1.遵循原则。遵循原则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首先，肯定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视体制和科技创新，做好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工作，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其次，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涵，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从根本上进行扩大再生产，当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当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扩大再生产不是简单的资本积累，而是从固定资本从分来开来，以其他形式保证效益最大化，因此，把握生产要素的数量及质量，深入研究环境及机遇所带来的巨大作用。中国现有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因此，改变一元化的经济定论，融入多种经济要素，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2.制度和科技原则。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和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技术创新并不能作为经济的驱动性增长方式，也无法真正实现从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的过度。
集约代表的是生产要素和技术两者之间投入和产出的效率，技术创新只能是集约型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先决条件，由此，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还应该有完善的经济制度，在完善的制度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经济的转变，并通过转变途径用于各个领域中，从而促进我国的生产能力。
另外，规范的制度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转变当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客观依据
1.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联。
经济增长方式如何选择，如何定位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资本积累和资本对劳动比例的提高作为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方式之一，因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外延性扩大再生产的模式，促成资本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平均利润率和劳动就业率的下降。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后，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工业化时代已逐渐被服务业所长约，逐渐成重工业经济中脱离出来，转变成轻工业，重服务业的轻型化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由此开始了深远的改变。
2.与资源相关联
每一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分配、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资源禀赋能够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是此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选择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更多地遵循我国资源优势，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经济增长方式。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虽然我国一直倡导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但是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占据了重多比例，导致资金、能源、劳动力、科技成果的严重浪费，使得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上缺乏竞争力。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换的新进程，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拥有高科技、高创新产品是市场竞争的有力手段。粗放型经济已经无法适应市场需要，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导致竞争力的不足。人力、物理、财力的大量投入，虽然在知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但也不会是一条长久的发展之路。随着经济个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竞争成为了我国进入国际市场的必经之路，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卞动权，国家经济安个应该有效保证。因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重视投入产出效益，大规模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将原有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纤，构等进行资源重组，充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良性竞争使得市场更加有序，进一步地进行资源配置，实现劳动者、资金、产品、结构等的优化。
(二)从物质型向知识型转变
传统工业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依托自然资源为基础，物质经济占据卞导地位。在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21世纪，知识经济己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物质经济以资金、设备、资源等形式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金越加C乏的条件卜，物质经济是不可行的。知识经济摒弃了传统工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纵观各个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的卞要来源于利技优势，利技进步一方I(II保证了生产要素的质量，另一方往往也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智力劳动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知识型经济是知识自卞创新意识的转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进行，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两者在经济增长之路上相互补充和推荐。中国在大力发展和推动利技创新的基础上，加快信息化进程，尽快缩知物质型向知识型转变过程，真正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促使我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化发展。
(三)转变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体制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体制和制度因素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利益机制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无形地推动或者阻碍经济发展。另外，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政府作为社会投资的卞导性力量，政府、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占据了我国经济卞体，导致了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满目扩张。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卞要集中于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资源重组，更好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和竹理，促使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二是中央政府及其直属结构应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竹理负有重要的责仟;二是政府的投资应遵循市场规则，在市场经济环境卜对国有企业进行竹理。政府作为调控经济市场的主导力量，在支配社会资源时，应尽可能地将资源配置效益达到最大化。对于非国有企业，应与国有企业保持统一管理，淘汰高能耗、高武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得经济平稳地增长总之，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结合我国国情，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特征，以利技创新、体制创新、结构调整为手段，推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浅析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摘 要：近年来，可持续性战略的提出，逐渐成为了我国各个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林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矛盾。为了促进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文章对目前我国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解决办法。
关键词：林业经济发展;解决对策;主要问题
一、我国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关系
森林资源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林业经济能否得到有效发展，与森林资源的分布、树木的类型、种植面积的大小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若将林业经济的发展视为一项产业，那么森林面积的大小反应出了林业产业的规模，而树木的类型则反应出林业产业所经营的产品种类，森林资源的分布情况则反映出林业产业的经营范围由此看来，林业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多方面的发展，急需各方面之间相互协调，并加以解决。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我国在处理林业经济与森林资源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开发森林资源时，对林业经济的投入较少，依旧以规模化的森林资源发展为主，严重阻碍了我国林业经济未来的发展。
其次，在开发森林资源时，过于重视森林资源的快速开发，却忽视了森林资源与林业经济之间的联系。
最后，在发展林业经济的过程中，盲目的追求林业经济利益，并没有明确制约林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从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若果能够良好的协调林业经济与森林资源之间的关系，必将加速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使其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林业政策对林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林业资源除了被用于建筑行业以外，在生态建设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林业经济作为一项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扩宽自身业务的渠道。而现行的林业政策并不健全，其中涉及到许多问题与漏洞，严重制约着我国林业经济未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林业相关部门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林业资源个人承包的比例相当大，许多个人或经营单位对于国家的相关政策缺乏了解，在经营过程中，各类乱砍滥伐的情况及其普遍，大面积的过量砍伐也使得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林业管理部门缺乏明确且有效的管理方式所导致的。
其次，林业相关部门在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生态环保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林业相关部门的资金多数都用在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对林业经济发展投入的资金较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资金的投入十分重要，往往投入资金的多少就决定了最终产出的多少，而缺少了资金的来源，林业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举步维艰，及时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策略也是无济于事。
林业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矛盾
如果将林业经济的发展视为一项产业，那么，为了获取林业产业最大化的利益，就应该在扩展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提高产品的销售量。然而，林业资源与其他的产品不同，林业资源属于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生产周期较长，无限制的砍伐树木，追求林业产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只会导致林业资源的数量锐减，严重影响了林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如果严格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的相关要求执行，严禁对林业资源的砍伐与破坏，而这样，又不利于林业产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发展。由此看来，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将是我国林业经济未来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我国林业经济发展中问题的解决办法
解决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森林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目前林业经济的发展形式，已经无法适应人们的需求。因此，必须要从根本上对传统的林业经济发展体制进行改革，从而推动林业资源的建设与林业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林业经济发展投入不足的问题，在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大力开展配套运营产业的发展，使林业相关部门与投资者能够发现林业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加大对林业经济以及森林资源建设的投资力度，良好的调节林业资源、发展与经济这三方面的关系，从而有效的促进了林业经济的发展。
关于林业经济发展政策的解决办法
从我国林业部门的现行政策上来看，不仅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及问题，而且也无法符合现代林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无法充分的发挥我国林业经济中存在的潜力与创造力。相关部门在制定林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遵循实事求是，努力创新的精神，以鼓励政策为主，培养林业经济良好的发展氛围，在政策制定好以后，要先审核，再使用。也可以通过部分地区试点的形式，来验证政策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通过审核与实验地区反馈的信息，对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林业经济政策的出台并不完全是为了林业相关部门而服务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提高林业产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提高其经营林业产业的兴趣，最终实现森林资源与林业经济的双重发展，促进林业相关部门与林业产业经营者的双赢局面。因此，要充分的发挥林业产业经营者的作用，不断充实林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为此，政府可以不断加大宣传力度，采用招商引资的方式，尽可能的吸收社会资金用于林业经济发展建设。此外，国家也要加大对林业经济发展的投资力度，对森林资源的开发进行有效的控制。
实现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方法
在传统的林业经济发展模式中，可持续发展与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相互矛盾的，林业经济为了快速发展，需要对森林资源进行大量的砍伐，而森林资源作为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旦遭到大面积的砍伐，必定在未来造成无林可伐的局面，使林业经济无法得到长远的发展。因此，为了确保林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林业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有效的规划，从而使我国的林业经济，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现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科学技术助力。目前，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发展迅速，为了实现我国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强大的科学技术做支撑。科技力量的投入，使我国在林业经济的基础与应用方面的研究更加透彻。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有效的运用。所以，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要高薪聘请高素质水平的科研人员对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并将研究出的理论结果用于实践进行检验，合格后便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的推广与使用。
其次，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以多元化发展为核心。若要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单一的林业产业结构显然无法满足，必须要对林业产业的结构进行优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强大的资金链为支撑，对林业产品进行深加工，拓展林业经济发展的渠道。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拥有健全的体制，良好的政策以及强大的资金做支撑，才有可能解决林业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林业经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要注意上述的几个问题以外，还需要加大先进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引进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逐渐拓展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开启全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陈萍.林业经济发展思路及对策初探[J].农业与技术，2015，35 (14)：83.
[2]侯美玲.浅析内蒙古林业经济问题及对策[J].中国林业产业，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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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参考文献[1]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2]冯飞：《“十五”产业政策要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国研网，2000年8月25日。[3] 赵英：《大国世纪》。关于超级产业：超级产业以国防产业为核心；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产业组织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上什么产业，非单一的市场经济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和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需要政府决策；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和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超级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迅速发展。“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转引自杨帆《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产经新闻》[4]王小强，1998。[5] 房宁，2001年。[6]马宾，1996年。[7]王小强，1998年。[8]丁宁宁，1999年。[9]科技部研究中心金履忠认为：关于我国技术开发的资金障碍的问题，普遍的情况是，自主开发所需费用比国外同等项目少得多。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我们共花了7000万，不到他的2%。我国巨龙公司开发的04机（最早开发的程控交换机型），开发费用1000万元。国外同类设备开发费用1亿美元，我们是它的2%。长3 甲火箭。国防科工委宣布，开发费用只占国外的几十分之一。具体数字没有讲。羊绒分梳机，我们自己开发的费用，是从意大利进口价格他的1/10（人民日报）。国外汽车界说，开发一个车型要20亿美元。外国人用这个费用来吓唬我们。我们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的开发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第一是我有“后发优势”，即我们可以享受部分的技术扩散；第二是设备有一部分自己可以做。第三是人工费比国外低得多。一般的情况是国外花多少美元，我们就花多少人民币。
这学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地有机会接触了经济学原理和知识。经济学是当今非常热的学科领域，我一直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但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了解它，更别说是掌握和运用了。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课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让我得以开始对经济学原理的学习。关于经济学，课本上的概念公式等非常多，记忆和理解起来也就相应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前段时间的那次讨论课这样的形式特别好，通过自已认真思考您提出的问题并在上课时听同学们的发言，了解同学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对于我正确深刻理解学习内容有着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您提过这样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在课下想了很多，课上也想来发言了，而且当时课堂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激烈。在综合了同学们的观点和自已课下的查阅资料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下面想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以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首先讨论一下劳动价值理论，这个对于解释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是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多次明确地指出，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对于“劳动”的定义却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去认识这个“劳动”。根据查阅的资料，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成了除劳动力之外的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明显，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要素由以体力劳动占绝大部分变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共存，而且体力劳动的地位还是迅速提高。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再回到老师提出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和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的答案是能。因为，首先，知识和资本本身就是从劳动中获取的，没有了劳动，知识和资本就无从谈起，所以从本质上说，知识和资本本身实际上就是劳动，只不是可以看作是经过转化的劳动，从这点上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第二，知识和资本的运用过程实际上是脑力劳动的过程，这就到了刚刚在上面的讨论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所以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单纯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对的。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创造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因而《资本论》中更多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例来分析。但以体力劳动为例分析并不代表所有的情况都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坚决不能这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体力劳动最终会被脑力劳动所取代，但由于他处的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并没有深刻地讨论这一现象。不过，体力劳动会被脑力劳动取代并不代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再适用，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始至终都包括了脑力劳动，机器劳动归根到底也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所以说，在知识经济的形势下，劳动价值理论不仅没有失效，反而还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不管如何发展，商品的价值仍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不会变的，只不过这种劳动具有高效性的新特点。所以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必须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原理，并用它来指导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真理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平台。很幸运能通过这门课接触到真正的经济学，也希望老师能再组织一次类似上次的讨论课，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学习体会 相关文章:创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学习心得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心得体会部队党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心得体会英语学习方法与感想深入学习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学习心得学习贯彻四项监督制度个人心得体会学习创建型机关个人心得体会精细化管理学习心得查看更多>> 学习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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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 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 （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 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 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 （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 （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即使没有工会组织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因受有合同的企业粘性工资的影响，工资也不会轻易变动。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隐性合同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和工人因信息有限，决定了均衡合同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因而通常会解除工人。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则指出，内部人由于受到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致使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者，于是，便可能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 （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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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8）。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9）。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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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地摊经济给老百姓增加了收入，让一部人重新有了就业机会，但地摊经济不能无序进行，否则会阻碍交通，影响正常的交通安全，会有次生危害产生，只有正确摆正地摊经济的进行，才能显现它的优势，防止它的劣势。
地摊经济由来已久，只是城市未给予完全的合法化，是处于一种边缘经济。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 小商贩和 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 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断上演。不可否认，“地摊经济”在便利一部分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给 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 就业困难加剧的背景中，解放“地摊经济”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拓宽 就业渠道，也可使作为弱势群体的小摊贩以极低的 成本维持生存。可以说，“地摊经济”也是 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不但可以解决很多人的 就业，还能满足普通百姓的生活需要，活跃城乡交流。在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就有以九龙旺角、佐敦等地为代表的庙街夜市，每天都是人流不断。据介绍，仅中国台湾就有摊贩44万余人。有利可图摊主经营费用低，没有转手费，没有装修费，没有租金压力，没有雇员工资压力，不用交税，运营 成本如此低下的情况下，贩卖与正规商店同等质量的产品，就算价格比商场便宜，仍有利可图。正是这样的利益驱动，使得摊主们冒着物品被罚没的危险摆卖。消费者有需求购买相同质量的产品，消费者肯定倾向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地摊的产品琳琅满目，从衣服裤子，手包，水果，日常用品， 化妆品，首饰等等类别都有涉及，满足了许多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地摊特别适应低收入者阶层的需要，现在产品同质化严重，正规的大商场贩卖的东西往往价格偏高，在目前 金融危机的前提下，低收入者需要的一般是质量不高，价格实在的产品。缓解就业压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新增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更有不少在职的员工在下班后也会去摆卖地摊，为的就是帮补收入。这样的自发的，非正规的 就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不仅有了充足的存在依据，更存在积极的意义。带动作用一般有摆卖地摊的街道会比较热闹与繁荣，廉价的地摊可以吸引消费者前来聚集，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在一定程度带动周边正规商铺的人流。
我认为当今国家重新倡导低碳经济，这是一种正确的举措，它有利于搞活经济，扩大就业，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地摊经济”的利与弊随着地摊经济的来临，它所带来的利弊是相对的。积极作用：“地摊经济”对于拉动灵活就业、增加多源收入、便利居民生活等都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政府:允许地摊经济的存在，国家实施政策搞活地摊经济，会促进物流、农业、食品、服装等诸多行业的运转，既带动了就业，促进了消费，还能挽救工厂。摊主：摆地摊，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压力，不需高学历、高技能，投入成本低，具有小成本创业的优势。让大家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美好的生活。消费者：开放地摊经济，便捷老百姓生活，消费者在衣食有了多种选择，方便更多层次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降低消费者生活成本,可以极大地改善的生活。社会：政府允许大众摆地摊可以稳定和促进就业，极大程度上能缓解矛盾、凝聚民心。市场：越来越开放，竞争越来越有活力，经济交易方式越来越灵活多样，不同所有制的融合，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给予地摊经营者合法的地位，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群众的保护，让多种模式共存的经营模式，才能把更大的实惠送给群众，让“人民至上”融入到社会治理的每一个角落。现实问题：“地摊经济”会导致城市交通拥挤、管理难度加大，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成本提高，对城市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