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案研究论文，诗歌教学是语文课程里面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实施教学方案呢？一起学习一下！
一、诗歌教学的现状
余秋雨先生说：“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经典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历数中国历史中的伟大诗人，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到戴望舒、余光中等等，他们犹如中国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发出熠熠的光芒。他们的诗歌曾给多少人以精神的慰藉，为多少人构筑了一座宁静的精神家园。
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中语文教学曾走入一种误区。和考试有关的内容理所当然要作为教学重点，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或者是无关的内容日渐被忽略，所以诗歌教学曾被边缘化。教师在讲授时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学生只要会背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学生对诗歌的学习提不起一丝兴趣，更不用说对学生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的培养。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文能力很难得到提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也很难传承下去。诗歌学习同样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影响。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人心的日益浮躁，使人们很少有闲心有兴致静下心来去研读文学作品，去品味诗歌，去创作诗歌。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写诗歌的人更少，一些诗歌类报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诗歌正在日益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视野。是否真的有一天诗歌这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彻底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拯救？语文的诗歌教学应如何进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对于诗歌教学的现状应认真反思，并作出理性思考和积极实践。
二、对于诗歌教学的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依据这些要求，语文教材收录了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诗歌作品。既适合学生诵读，又给学生带来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杜甫的《咏怀古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师在教授的时候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真正地理解诗歌，喜欢诗歌。
三、关于诗歌教学的几种方法
（一）反复诵读，思考品味
诗歌是语言艺术和情感艺术的融合，是最精纯美妙的文体。诗歌本身具有语言的象征性、隐喻性、多义性和非确定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和语象、造型的画面美。这些都要求我们应当从诗歌本身的特点出发，在朗读背诵的基础上品味语言艺术和把握诗歌的情趣与韵味，真正实现诗歌教学中学语文与学做人的统一。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分诗，七分读。”诗歌与韵律、节奏密不可分，应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诗的节奏、韵律，感受音乐美，体味诗人的情感。应要求学生做到正确朗读，流利朗读，有感情地朗读。要求学生初步感知，通过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语气和情感。这一阶段是诗歌鉴赏的起点和基础，是由诗歌的表层含义向深层含义的过渡。
更高层次的朗读称为情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情到深处自然表露于外。
在教学中除了指导学生正确诵读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促使他们更好地朗读，激发他们读诗的兴趣。比如开展各种朗读比赛、诗歌竞赛等。通过朗读达到理解诗歌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变换教法
诗歌有高度凝练的语言，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还有着概括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介绍诗歌的相关知识，为他们理解诗歌和练习写作诗歌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也使学生在想象、联想，以及语感、语言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读诗使人灵秀”，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情感丰富，想象力强，可塑性强，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强化诗歌教育，让学生大量地积累背诵优秀诗歌，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诗歌的教学，传统的讲授方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具体情况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根据诗歌内容创设出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情境；比如在朗读阶段为学生进行范读，创造宽松愉悦的朗读环境；在讲解诗歌时，采用多种形式来引导学生，如用激情澎湃、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去感染学生，或用多媒体手段从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触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还可以通过课本剧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既能深化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练笔，创作诗歌
为了激发学生学诗的兴趣，教师应尽力营造读诗、写诗的氛围。在班级中开设赛诗会，让学生搜集积累诗歌，通过朗读培养兴趣和语感，积累语言。同时鼓励学生写律诗、绝句、现代诗等，在班级中进行评比，让学生选出优秀的作品，抄写到黑板报上或是张贴到班级展示栏中以供大家学习借鉴。这样既提高了学生读诗的兴致，又调动了学生写诗的兴趣，久而久之，学生诗歌品鉴水平与写作水平自然有所提高。不光是古诗文学习如此，在现代文教学中也可以涉及诗歌的练笔。
总之，诗歌教学对于教师甚至整个教育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好的教学方式，又要有所创新，让诗歌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优秀诗歌，发现并欣赏它的美，进而享受美感体验和挥洒才思的愉悦，让我们的民族更多一些诗意和智慧。
内容摘要：杜甫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很少有诗人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杜甫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纯熟，精湛的程度。在我国浩浩荡荡的文学长河之中，也是很少有诗人所能够企及的。杜甫是“站在唐代文学辉煌颠峰”的不朽的诗人,杜甫的诗歌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矛盾,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性就是“沉郁顿挫”。因此，对于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的进一步研究就显得更为必要了。关键词： 现实主义 排律 气势 诗史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历来就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一个难点。杜甫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很少有诗人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杜甫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纯熟，精湛的程度。在我国浩浩荡荡的文学长河之中，也是很少有诗人所能够企及的。杜甫是“站在唐代文学辉煌颠峰”（1）的不朽的诗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内容涉及的更是繁多，历来的评论者公认的就是“杜甫的诗歌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矛盾”（2）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性就是，大家一致认为的“沉郁顿挫”（3）。然而，这篇论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更为全面，更为详尽地对杜甫的诗歌创作艺术特色进行了补充，这里主要论述的是杜甫诗歌的类型，创作态度，诗歌的体式，诗歌的语言技巧等等方面的一些见解。杜甫的诗歌一向享有“诗史”的称誉。例如宋代的胡宗愈就曾经说过：“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如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4）可以说，杜甫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实际的感受，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不仅应该看作是他个人一生的传记，而且，也是八世纪中叶唐朝的可靠的历史。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最辉煌的成就，主要就在于它忠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他前后不止一次的把地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农民的饥寒困苦做了对比，例如他的《京自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样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的《驱竖子摘苍耳》中的“富家酒肉臭，战地骸骨白。”；《岁宴行》中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抒柚茅茨空。”等等，这些诗句都典型的概括了贫富悬殊的两种阶级生活，更可贵的是杜甫还不自觉地接触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问题，他揭露说到：“彤庭所分帛，本身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5），“子实不得吃，货币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6），这种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阶级剥削，在杜甫的笔下反映的多么明确呀，经过长期的观察，分析，到他的晚年，杜甫对于封建社会中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无贵贱不卑，无富贫亦足”（7），指出贫贱者所以悲哀，困苦，正是由于有贵者，富者的存在。这些应当说是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的精髓。杜甫在他的诗歌里忠实的反映了广大人民被残酷压榨，暴虐奴役的痛苦和他们对这种处境的极度的不满。他总是把人民的遭遇和心理活动放在那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写，而且，用艺术形象和诗歌的语言描写，所以，能够充分地显现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战乱的时代特征。这些有的是正史所没有记载的，因而，弥补了史书的不足。杜甫的一组伟大的杰作“三吏”“三别”，不仅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和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反映了唐王朝官吏的残暴和人民在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之下的痛苦遭遇。例如他的《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仃。”杜甫的诗歌中着重写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妇女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例如杜甫的《虎牙行》中写到妇女的悲惨遭遇是“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白帝》中写到“哀哀寡妻诛求尽，恸哭秋何处村。”《遣遇》中的“石间采蕨女，于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杜甫的诗歌还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朽，生活上的奢侈和道德上的败坏，谴责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这些统治者“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8）“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贫交行》），在他的《洗兵行》一诗中这样写到：“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杜甫在诗歌创作中还比较侧重于揭露，谴责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例如他在《乐游园歌》这首诗中写的“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等句，在他的《壮游》中写到：“国马皆粟豆，官鸡输稻梁。”还有《斗鸡》《丽人行》等诗篇。杜甫的诗歌《前出塞》,《后出塞》，《后出塞》等，通过具体的事实揭露了天宝年间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扩边战争，致使士兵长期远戍并且大量的死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然而，杜甫的诗歌不只是指斥了将帅们以杀人略地去邀功请赏：“古人重边功，今人重高熏。”（9）还直接地批评了玄宗的穷兵赎武：“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不只是真实的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愤怒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种种罪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用这种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批判了统治集团，并传达出广大人民的愿望。这些都反映在了杜甫的诗歌当中，例如他的《行次昭陵》，《忆昔》，《前出塞》，《伤春五首》，《送陵州路使君之任》，《有感五首》等中。在他的《往在》一诗中更具体地写道：“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庸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是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这些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辉煌的时期（10），”“也奠定了杜甫诗歌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11）”。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就比较而言，李白的诗歌天然涌发，大气滂沱，飘逸浪漫而且又不可让人模仿；但是杜甫的诗歌就不一样，杜甫的诗歌则是经过千锤百炼，呕心沥血，苦心经营，可以作为后人的典范。就这一点来说，杜甫的诗歌对后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至少是比及李白来说，“杜甫，上接古人，继承了风雅言志的传统，吸收了沈全期，宋之问写律诗的经验。”有人又说杜甫的诗歌“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文人所独专”，“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古今诗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和杜甫相比”（12），可见，杜甫的诗歌上的艺术成就是绝非一般的。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很广泛。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描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论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能。不过，这也给杜甫的诗歌带来部分上的偏重于理性化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继承是比较宽容的，杜甫主张“转以为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的诗歌，杜甫虽然有所批评，但是，他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够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也丰富了杜甫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就曾经强调的指出过。杜甫善于运用多种诗歌体式。他的五，六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朝都是一流的。杜甫的七言绝句虽然不如李白，王昌龄等那样杰出，但是他的诗歌也有自成一家的特点。只有五绝，数量很少，稍微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这些也就能够足以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伟大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一类是用五言古体诗的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京自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这一类诗歌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这样，能够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例如他的《北征》这首诗歌长达七百字，叙述自己从凤翔至慵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以及沿途的景物，战乱时的创痕，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的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成分体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情。这类诗歌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分。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诗歌作品的饿深重的影响，但是在督抚诗中，由于感情的浓郁厚重，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歌的特性。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歌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是，杜甫的诗歌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体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反映事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大创造，直接引导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诗的艺术角度来看，这些诗歌善于描绘人物的形象，尤其是运用了对话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在我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的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还有一类就是杜甫的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的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杜甫以前的七律诗歌的创作多用于宫廷的应制唱和，这类诗歌的内容很贫乏，，其语言也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他的佳作还是不少的，到了杜甫，这个局面就从此被扭转了。杜甫的诗歌真是气象万千，不但伟大，而且十分的崇高。杜甫的诗歌有苍苍茫茫的气势，真的有些像大地上的山水。平常的人读后就可以看出他伟大的力量，而不可以看到杜甫伟大的高尚的情趣。“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一首绝句，真的可以看出来杜甫的高尚和伟大，第一句清洁，有清洁可以看出高尚，后两句代表心扉，在心扉关闭的时候，什么也不容纳，或者不发现高尚的情趣，伟大的力量。“窗含”“门泊”则是杜甫心扉的敞开。虽然窗子很小，但是包含着西岭的千秋雪，船泊门前，常人看到门前的船，只不过是很蠢然没有灵性的事物，但是作者看来就绝非如此呀，在他眼里，船是具有灵性的东西，船中的人就是船的主脑，由西蜀到东吴，由东吴到西蜀。“窗含”是高尚的情趣，“门泊”一句是伟大的力量。后人都认为这一首诗歌是写实的，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的手法，是杜甫人格的真实写照。杜甫的诗歌中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不是一时的蛮力横劲。有的蛮横是一种病，杜甫的诗歌的力量并不是散漫的，盲目的，浪费的。“其力如水拍岸，乃生之力，生之色彩。曰生之‘色彩’而不曰形状者，色彩虽是外表，而此外表乃内外交融而透出的，色彩是活色，就如花之红，柳之绿，是内在生命的放射，不是从外涂上的。”（13）杜甫的诗歌有《戏为六绝句》（其一）（其四）虽曰“戏为”，也是严肃的，所写的诗歌的见解，可以看出其创作的途径，批评的态度，“玩意儿”是做出来的，力气却是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杜甫的生之力，生之色彩。读杜甫的诗歌第一要注意他的感觉。例如他的“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14）观“嫩蕊”句，其感觉真的纤细，用“商量”两个字真有意思，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仔细大方：这与他的人格有关，其次是杜甫的情绪，感情。自“王杨卢骆”二首可以看出杜甫的感觉是敏锐，纤细，情绪是热烈真诚的。此外，另一点是金圣叹批《水浒》说鲁智深的“郁勃”--有郁积之势而用力勃发，所以虽然勃发而有蕴郁之力。别人情绪或者热烈，真诚，而不能郁勃。且杜甫的诗歌有理想，此自“两个黄鹂”这一首诗可以看出。杜甫的七绝避熟就生，就像韩愈作文所说的“惟陈言之务去”（15）韩愈的陈言务去只限于修辞，至其取才，思想并没有特殊。取材不见得好，思想也不见得高，杜甫不但修辞避熟就生，其取材也很出奇。例如七绝《觅果栽》：“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黄梅。石笋街中却扫去，果园坊里为求来”。有《觅松树栽》和《乞大邑瓷碗》，别的人写这一类的诗毕定很高雅，而雅得俗，但是杜甫写的不雅，却不俗，粗中有细。别人写声音是纤细的，而杜甫写的却是宏大的，例如《三绝句》的第一首：“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 。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稀？”此盖与杜甫的天性有关。杜甫的幻想，感觉是壮美的，不是优美的。在温室里开的花是“唐花”，但是，杜甫的诗歌不是花的美丽，而是松柏的美丽，禁得起风霜雨露，苦寒炎热。他睁开起眼睛，要写的事物的真相，不象义山的偏之于梦的朦胧美。例如他的《乞大邑瓷碗》：“大邑瓷碗轻且坚，扣如衰玉锦城传。君家白瓷胜霜玉，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的诗歌思想上有此，但是不以此为胜，而是以新鲜取胜的。其好处在气象。杜甫的气象是非常雄伟的。例如《夔州歌五首》其九：“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天凉。”它的平仄就是：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多用“三平落脚”。又如杜甫的诗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16）平仄不合，第二句就是“三平落脚”。“三平落脚”要落得稳，这在七古好用。但是，杜甫的七古用“三平落脚”句很多，作七绝也是如此，其《曲江三章五句》之三：“自断次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势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庐，看射猛虎终残年。”杜甫的诗歌吸取了乐府歌辞的表现手法，但是没有沿用古题，不拘泥于古调，而是根据现实的题材，另立新题，自由地抒写，创作了许多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的优秀诗篇。“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15）道出了杜甫的诗歌这方面的开创意义。“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理。”（18）例如《兵车行》，《丽人行》，《佳人》，《前出塞》和《后出塞》等，都是这一类的名篇。其次，描写方法上，他采取了朴实的叙述，精细的雕琢的手法，但是又有所创新，吸收了乐府歌辞的意境，并使之提到一个新的地位。例如杜甫的《丽人行》《佳人》等中，有着朴实的叙述，有对话，惟妙惟肖，入情入理，完全是乐府歌辞的意境。但是对人物的形态，心理描写的十分的细致，却远远地高出了乐府歌辞。再次，寓抒情于叙事之中，即杜甫不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而是容进在客观的具体的描写当中，然后通过强烈的抒情表露出来，正像是“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该铁别把它指点出来”（18）这是杜甫叙事诗中最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例如《哀江头》《兵车行》和“三吏”“三别”等诗歌，作者都是以故事中主人翁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他的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更为紧密。在叙述中就包孕着炽烈的感情，姓名的态度，使全诗凝成了滚动着热情的完整形象，增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这是杜甫的创造，也是以后他所写新乐府的诗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第四，杜甫不但吸取了乐府歌辞的表现手法，还汲取了许多古代和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成就。他曾追慕宋玉的文采，低徊于其“江山故宅”（《咏怀古迹》），赞誉庾信的“凌云健笔”（《戏为六绝句》）和“清新”的风格。他称誉孟浩然的诗歌“清诗句句尽堪传”和王维的诗歌“最传看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他颂扬王勃，杨炯，卢照龄和骆宾王的诗歌为“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对李白的诗歌，他更是倾心：“多也诗无敌，飘然思无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他对以前的诗人在遣词造句上的工夫的称赞，同时也就是他在表现手法上对前人的学习和继承。他曾经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把股金铸造青词丽句的诗人引为同调。第五，语言的凝练表现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即以少量字句容纳丰富的内容，用语准确，简而精，少而凝。例如他的“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人心。”一联概括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一生，而“一去紫台连溯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两句之内言及王昭君的生前死后。字字精金碎玉，话语沉郁苍凉。第六，独特的音律之美。杜甫说：“遣词必中律”，“觅句新知律”，“晚节渐于诗律细”。杜甫的诗歌创作，要求作到“毫发无遗憾”可见，杜甫对诗律的重视。杜甫的诗律的驾驭熟练，对他的思想不但不祈祷束缚作用，反而助于他的文思的表达，并且有激荡人心的作用。另外，杜甫还创作了一些坳体的律诗。这种坳体诗的音节更加铿锵有力，适合于激烈的情感的表达。杜甫创作了大量动人心弦的五律，七律，以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历和艺术修养的排律，后来的诗人步武杜甫，很多有堆砌等形式主义的倾向，杜甫的诗歌却能够使工整的形式不伤害生动丰富的内容，这是文学史上其他诗人不能比及的。杜甫对我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诗至沈，宋，五，七言近体律诗的形式已经完成；到王，锰，李，杜盛唐诸公，形式上的完善了五，七言的格律，拓展了诗歌的内容，创造了中国诗史爱护的辉煌！”（20）杜甫是真正的艺术巨匠，他在现实主义诗歌上的思想，艺术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和李白是唐代诗歌发展的高峰，都是盛唐文化之花所结出的硕果。对他们的评价，用韩愈的最为恰当，就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一篇论文就值这么点儿呀，谁肯干啊？除非他的那你什么人。
对陶诗及其诗文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有“文附质，质待文”、“风骨清峻”之论的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竞对其只字未提；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钟嵘，第一个注目陶诗，称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评价虽妙，但也将其列入中品，在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以下；萧统诗第一个对陶渊明的创作给以高度重视何评价的人，其《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评价陶渊明诗文词采精练、秀拔，文势抑扬，内容不凡，品格高扬，风格明丽，论时事含蓄不露，抒怀抱旷达真率，独树一帜，特异于流俗。陶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宋代更加具体而微，秦观从色调浓淡方面称许其“长于冲淡”《淮海集.王俭论》，杨万里、姜夔续加补充，认为其“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澹而腴”《白石道人诗说》敖陶孙则通过生动比喻予以形象说明，指出“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诗评》，惠洪侧重结构方面看其创作风格，称许“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诗话》，苏轼侧重神韵气质论陶渊明风格，称扬“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短短十字确评，后代陶学家多奉为至理名言，作为剖析陶诗的理论根基和核心。朱熹则另辟蹊径，注意到陶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既看到其不乏“萧散冲淡之趣”，又指出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还提出“人皆说他平淡，据某看他字豪放，澹豪放得来不觉耳。”于平淡之外，见初其豪放得一面。陶诗艺术造诣，为宋人推崇备至，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肯定其最善于自抒胸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地。严羽就认为陶公造语工妙，“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这也表明了陶渊明诗歌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即平淡自然，朴素无华，而又能清丽多姿，所以才能在众多诗歌众独开一路，开辟了中国田园诗的重要一脉。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荷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划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时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陶渊明诗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也有刚健豪放的一面。最能表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刻画了荆轲的英雄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比如第三章写易水饯别,悲壮慷慨，萧萧哀风，淡淡寒波，使得荆轲的刺秦活动更带悲壮色彩。这首诗明显的特点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确为陶诗别具一格之作，被人们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书写了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之情：在昔南亩，当年竟未践。履空既有人，春光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哝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诗人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有，但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作为推动力。在春天原野里，诗人兴致勃勃，情趣盎然，觉得小鸟在为他放声歌唱，欢迎他的到来，表达自己绝意仕途，隐于垄亩的情怀，结尾两句表达出诗人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所谓“通识”之士的蔑视。在《归田园居》之二中，他满怀激情地歌唱田园生活的美好：野外罕人事，劳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村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都市的喧扰纷乱，“绝尘想”主要是指抛弃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生动表达诗人和统治阶级的泾渭分明。在生产劳动中，他终于找到和劳动群众“话桑麻”的共同语言。既然他视自营衣食为循人道，尽本分，在观念上有飞跃，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归隐田园当作人生的合理归宿。有归宿就无心灵的徘徊、彷徨，诗人一颗心就能安定下来。其《归鸟》四章，反复以“翼翼归鸟”起兴，抒发对于归栖的由衷喜悦。“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不慕青云在上，而以飞回旧巢为最大安慰。这首诗与其《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互为表里，以“归”字统领全篇，写诗人对归田生活的渴望和归田后的心满意足。陶渊明生活态度朴素自然，并充分尊崇自己的意愿，生活实践、生活内容乃至生活情调与其它归隐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陶渊明在在归田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不平与愤恨，而是内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诗虽然朴实无华缺又具有了一种不可企及的安怡情趣。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论诗绝句中对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做总结，这也就是说陶诗平淡自然的个特点。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不乏饥苦辛酸的写照。54岁时他的家境较之归隐之初已经大为下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渑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薼。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怒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诗中描述的是54岁时的情景，反映的情调，已不像《归园田居》那样轻松洒脱快乐，主要写的是“怨”。陶渊明归隐之后并不是“整日飘飘然”，而是与世不能忘情，本诗的“怨”就是有感于现实对他的刺激而发生的慷慨悲歌。《楚调》本身就是“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诗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二句写贫困者度日如年的苦况尤为生动逼真，非有切身体验者不能道。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那高尚的志节却丝毫不曾动摇。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内心的愤慨何不平之气，在《读山海经》第十首、咏物词等诗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发泄出来。
古人常以“诗歌”并称，《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可见诗与歌的紧密契合与不可分离性，因此至今仍将“诗歌”合并来用。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便是诗与歌完美结合的体现。古诗词艺术歌曲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精华，更是对中华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承。因此，一向被视为" 阳春白雪" 的艺术歌曲，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学界和音乐界的关注。目前，关于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研究在国内已有很多，一部分是从艺术歌曲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论述，一部分是谈论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及其艺术歌曲创作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是谈及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和审美表现，较少涉及将其艺术特征与具体的作品相关联来进行分析。因此，笔者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尝试，通过分析《枫桥夜泊》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美学的角度了解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特征。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是词作家和曲作家精雕细琢的一类艺术精品，其曲风高雅，内涵深邃，既是现代艺术气息与中国浓郁民族特色的巧妙契合，又是经典文化与高雅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统一，极富感染力。作曲家根据诗词的意境和涵义，将声乐旋律、钢琴织体、力度、速度等音乐因素进行统一的编配，绘制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更深化、更形象地揭示诗词所蕴含的意义。古诗词艺术歌曲是将中国古代文化再现，用音乐的方式传承下去，因其所具有的独特气质而区别于其它类别的歌曲，在语言审美上和音乐审美上都有其鲜明的特征，这在歌曲《枫桥夜泊》中有具体的体现。
一、《枫桥夜泊》语言审美特征
1. 选取自诗词佳作，意境深远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词大都选自古代诗歌( 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等) 、曲子词、散曲、歌谣等多种体裁，《枫桥夜泊》便是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家喻户晓的名作，由作曲家黎英海根据诗词所刻画的意境进行谱曲而创作的歌曲。这首七言绝句是诗人在进京赶考落第后，路经枫桥镇，秋夜独舟，望江边景色而产生了一种惆怅失落的情绪，为抒发饱尝风霜的感慨，借景抒情而写下的诗作。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却能将枫桥夜泊的画面完整生动地展现于眼前，产生落寞、哀愁的情感共鸣。
2. 语言凝练，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
“月落乌啼霜满天”，这第一句便暗示了整首诗冷清的笔调，描写了深秋的夜晚乌鸦啼叫划破夜空的情景; “江枫渔火对愁眠”，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刻画“江枫”、“渔火”，使其具有生命力，二者相互对看却又忧愁难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并未真正映入诗人眼帘，城外寺庙的描写也是展现了一种冷清、寂寞的画面; “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半”再一次强调了时间，点出诗人的无眠，此时的钟声更增添了一份空旷、悲凉之感，“到客船”反映出诗人对故乡的思恋，体现了一丝丝的思乡之情。整首诗四句话，便将时间、地点和江边的情景交代的十分清楚，通过对情景的描写也将诗人此时此刻的心境、情感表露的一览无余。
3. 节奏鲜明，具有极强的韵律感
韵律与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讨论诗歌的音韵时说: “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古诗词语言节奏的抑扬顿挫、音调的平仄关系、语音的律动压韵等因素的完美结合使诗词琅琅上口，令人玩味不尽。《枫桥夜泊》是一首七言绝句，平声、仄声交错有致，在朗诵时以两字为一“顿逗”，每句的划分如下: 月落| 乌啼| 霜满天，江枫| 渔火| 对愁眠，姑苏| 城外| 寒山寺，夜半| 钟声| 到客船。根据吟诵的“顿逗”情况，其节奏也显而易见:，四句诗都是按照这种节奏型进行，音节工整、前后对称、音韵和谐。
二、《枫桥夜泊》音乐审美特征
1.“中西双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将欧洲作曲技法与民族传统音乐元素相融合，通过离调、转调等手段丰富音乐色彩。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这一特征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决定的。20 世纪20 年代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音乐家纷纷回国，带回了西方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并将其融合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族调式，由此诞生了这类“中西双壁”的艺术歌曲。歌曲《枫桥夜泊》便是以五声民族调式为基础，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而成。调式调性在起承转合的结构中不断发生变化，进行了不间断的'远关系转调: B 宫- E 雅宫- #F 宫- B 雅宫- A 雅宫- G 宫- B 雅宫，这些调性的转换使歌曲在旋律上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反差，更富于感染力。另外作品中还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元素，如半音行进和旋律半音回旋等，如谱例:这些元素更增添了作品的特色，使其传唱至今。
2. 旋律自然流畅，具有较强的抒情性
追求声调与音调的紧密契合，旋律自然流畅，具有抒情性。旋律的起伏与节奏的快慢均根据诗词的韵律而定，例如，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根据之前所说吟诵时抑扬顿挫的划分是: 月落| 乌啼| 霜满天，演唱时“月落”的“落”字、“乌啼”的“啼”字都稍有拖腔，“霜”字达到了这一句的最高音，而“满天”又峰回路转，重新回到了中音区; 江枫| 渔火| 对愁眠，“江枫”和“渔火”后面都根据诗词的顿挫稍加停顿与拖长，之后的“对”字也是这句的最高音，并保持了一拍半的时长，“愁眠”采用高音的下行方式，从而体现情绪的低落; 姑苏| 城外| 寒山寺，这句是全诗起承转合中“转”的部分，吟诵时也是语气最高昂的一句，因此“姑苏”这两个字的音高陡然上升，达到整首歌曲的最高点，这一句整个都是下行式的行进，到“寒山寺”时又回到中低音区; 夜半| 钟声| 到客船，“夜半”的“半”和“钟声”的“声”也进行了拖腔的处理，旋律起伏与抑扬顿挫感与第一句大致相同，从而实现了诗句的起承转合。演唱与吟诵的韵味十分贴切，如出一辙。总体来说，诗词所表达的情感与韵味直接决定所创作歌曲的音乐形象。《枫桥夜泊》的整个情感基调是以悲凉、孤寂为主，独舟江边思绪万千，因此在旋律上运用了以舒缓为主并兼有大跳和变化音的创作方式，旋律走向每一句都是下行式，从而体现出深夜的空寂和诗人低落的情绪。
3. 注重钢琴伴奏，具有较强的渲染烘托性
注重钢琴伴奏的作用是古诗词艺术歌曲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承担的不仅是伴奏的角色，它还肩负着烘托气氛、诠释音乐形象、与歌唱者一起展示作品内涵等方面的任务。钢琴伴奏与人声旋律二者相辅相成、有机配合，伴奏对主旋律的模仿与对比交织在一起，将歌曲中的音乐形象刻画的更加淋漓尽致。《枫桥夜泊》是古诗词艺术歌曲中伴奏与人声配合极为成功的作品之一，通过不同的伴奏织体来展示不同的音乐形象，在描绘“钟声”时，左手以低音纯五度音程进行贯穿始终，五度音程的时值均为四拍，均匀缓慢，如谱例所示:这种音效衬托出一种深沉、悠远的氛围，十分逼真形象地刻画了寒山寺钟声空灵的感觉; 在描绘“流水”时，既采用了模仿古筝“流水”刮奏的方法，形象地刻画了潺潺的流水声，又运用了装饰音的短琶音，这种效果好似微风吹动江水泛起的小波浪，又好似船桨划过水面波纹荡漾的水声，十分的动感形象。
如谱例:正是源于古诗词艺术歌曲这些独特的气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演唱者的青睐，也激发了更多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它细腻的情感，悠远的意境带给人们无限的美感，从而使很多佳作传唱至今。随着曲作家对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进一步探究与创作，相信会有更多像《枫桥夜泊》这样的经典之作问世，在声乐百花园中大放异彩。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这份开题我帮你写。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李北京发表过哪些论文李北京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2019/7/1[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基于Hilbert-Huang变换与…2019/6/9[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000kV紧凑型输电线路选…2019/6/9[电力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SRF-PLL环内应用二阶广义…2019/5/16[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SRF-PLL环内应用二阶广义…2019/5/15[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000kV紧凑型输电线路选…2019/5/15[电力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MSMA传感器多参数变化时…2019/4/24[其他电力论文] ·基于参数化dq0坐标变换的…县委二级调研员工作分工负责协助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重要工作督查推进。个人简历李北京,男,汉族,1963年7月出生,江西宜丰人,1983年9月参加工作,198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宜丰县委二级调研员。
本文转自：广西日报陆以宏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近日开展“广西文艺评论推优活动”，从推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管窥到新时代广西文艺评论旨在提升自身理性力度和感性温度、助力八桂文艺发展繁荣的不懈努力和显著成效。广西文艺评论工作者切实提高认识和站位，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充分发挥真善美的价值导向和引领作用；强化问题意识和学理探索，在历史纵向上深度溯源中华美学精神和地域性、民族性的广西文艺基因，在现实横向上广泛关注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动态，敏感而准确地捕捉重大问题、重要现象和重点作品，及时开展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分析评价，以厚积薄发、掷地有声的学理洞见和体验真切、态度真诚的平等对话增强文艺评论的说服力和认同度；借助全媒体时代各种传播手段，增强文艺评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占比最大、份量也最为厚重的是评论家们对重大文学关切的学理深度阐释和系统化构建。容本镇、张淑云等合著的《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以文学地理学为抓手，在文学地理空间、作家文化身份、文学审美精神等多维交叉融合的视域中探究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发展的显性景观与精神内核，兼具“史”“论”的多重意识和独到见解，研究方法的借鉴和拓展颇具启迪意义。叶君的专著《新世纪乡村叙事研究》体系化精研细读近二十部乡村叙事作品，并跨学科将虚构性的文学乡村叙事与非虚构性的社会学乡村叙事参照互证，以自觉的学理诉求和社会责任感勾勒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型和局部乡村现实图景。耿文婷、刘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艺术探索与创新》从真人真事的审美优势、守正创新的史学根底、虚实相生的影像叙事等视角，揭示新时代语境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呈现高原与高峰、成为铸造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力量的“神奇密码”。胡大雷《传统文论的境界》在经纬交织的缜密梳扒中深入探讨传统文论境界传统文论的境界包括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以实现以及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境界，纵论传统文论以“经”“道”为境界导引、以“成一家之言”为精神境界、以博通古今为学术境界、以构筑“文”的大一统为理想境界、以“化天下”为最高境界之说，考证周密、见地洞明。文学评论聚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评论家们对文学桂军代表性作家作品触角敏锐、洞隐烛微的品味和解读。李北京《陆地创作的心灵史——有关写作的几个问题》梳扒陆地的日记、书信、手稿和责编审读意见等史料，分析《美丽的南方》“写作的天时地利人和、创作心态及修改意见等问题”，阐述陆地的知识分子情结、身份焦虑与文本意涵之间的通约关系，为文本研究和文学史抒写提供了新视域。黄璐《壮族爱情的诗性书写——论韦其麟的爱情叙事诗》基于细腻丰盈的文本感悟，抽丝剥茧揭示韦其麟爱情叙事中唯美浪漫的爱情、自然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及壮族文化的独特之“魅”，论证融入了民族性、地域性元素的爱情诗性书写的迷人风采。曾攀《边地姿态、问题意识及整体性重塑——东西小说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在宏观审视先锋文学发展态势的总体框架中品鉴东西的小说文本，评价东西小说“通过不断构成悬置意味的形象、景象与想象，凝视并透析现实人世及当代中国的征兆，在边地姿态与问题意识中形成精神质询，通过智性叙事及其话语修辞，完成先锋文学整体性的形式探索。”肖晶《迭代与新生：网络文学发展的符号密码——兼谈广西网络文学女作家辛夷坞、海青拿天鹅、四丫头》扫描网络文学“在迭代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的历程，以广西网络文学女作家为样本，探究网络文学发展繁荣的社会动因和自身规律。黄伟林《真实性、全局观与信仰的基因——评李时新纪实作品》指出作品因为具有“历史全局、历史现场与历史细节融会贯通”的“信史”价值、拥有“信仰基因”这个“灵魂”而卓然独立，赞许其为同类作品确立了价值标杆。戏剧、影视经典和新品力作同样受到了评论家们的热切关注。卢有泉、陀艳《新时代农村面貌与农民形象的成功演绎——评电视连续剧》透析剧作如何以“美丽南方”某山村一批有为青年励志逐梦的创业故事为缩影，富有审美张力地折射和凸显了当下中国千千万万农村脱贫奔小康的壮阔现实和壮美愿景。黎学锐、罗艳《民歌精神·审美经验·时代价值——谈彩调剧及》从“民歌精神的熏陶”“审美经验的转变”“时代价值的体现”等角度分析比较了同样根植于广西深厚民歌文化沃土的彩调剧不老经典《刘三姐》和新晋力作《新刘三姐》，探寻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外在社会文化生态和内在审美发生机制。陈玉茜、农德聪《海歌剧：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广西实践”》关注海歌剧这一将海歌艺术和戏剧艺术创造性融合而产生的新兴剧种，诠释了《龙窑村的故事》的显著艺术特征及其传承与弘扬钦州海歌文化、坭兴陶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总结彰显了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践行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的“广西经验”。摄影、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也不乏或短平快或点线面体圆融的专题评论，呈现出评论主体和对象越来越具有专业性和广泛性、评论方法和风格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蓬勃发展格局。潘万里《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观看之道———早期中国西部民族摄影研究》厘清了20世纪初中国西部民族摄影三种主要类型及其背后潜藏的视觉话语和文化逻辑，以学术眼光界说西方殖民主义摄影的“他者”观看、本土少数民族业余摄影无意识的“自我”观看、国内民族志纪实摄影师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交互”观看，以学者情怀探索建构具有东方诗意色彩的本土观看之道。谢麟《应会感神写情愫 胸中自有万山壑——浅论山水画写生中的自然景象与精神意象》在古今中外交汇的时空里透视山水画写生的“前世今生”，切中肯綮地讨论了中国传统山水画表现“精神意象”与西方风景画再现“自然景象”的不同审美追求与价值分野，认为熔铸了源自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核和时代感、当代性的“精神意象”才有更鲜活的生命力。李永强《立时代潮头 颂时代新风（全面小康画卷）》通过具体分析评价近年来一系列表现劳动者敬业精神、倡导志愿者奉献品格、传递英模榜样力量的画作，倡导美术工作者勇立时代潮头、彩绘时代新貌，大力弘扬时代文明新风。何志伟《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古风”音乐的当代阐释》在“古风”音乐的源起流变、本质属性、艺术表征等方面提出了有自己心得体会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针砭了“古风”音乐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中存在的抄袭侵权、粗制滥造、故弄玄虚、矫揉造作等不良现象，力求促进“古风”音乐持久发展繁荣。梁冬华《新时代广西民歌的艺术突围——评歌曲》推崇优秀新民歌《一面旗》大胆运用民歌形式表现重大主题，巧妙以“旗”的具象演绎出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以“小我”情感寄寓家国“大我”情怀，“方寸之间有大乾坤”
胡适等先驱大胆提出“作诗如作文”，彻底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即“新诗”，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主流形式，在体式上与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全面的断裂，开始了中国新诗自己的发展历程。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提法与其白话诗实验必须作为一个具体的思想求索过程来理解。为了寻求新的变革可能,胡适自觉地与传统认知观念、文化心理进行离向,＂作诗如作文＂看似不经之论,其内蕴的语言意识最终却促成了文学革命的理论蜕变。胡适在白话诗探索过程中有意坚持对＂语言主动性＂的强调,尽力协调好各种新语素在诗体内的相生关系,探索白话语态可能产生的诗体审美效应。这样一种意识贯入与实验主义相结合的实践路径使其绕开了先前别人改革的误区,使得中国诗歌终于驶出了传统的航道。
胡适（—），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归国杂感》《贞操问题》《“我的儿子”》《不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生活》《名教》《论文说诗》《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
胡适诗歌成就：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6]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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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的《桃花庵诗》描述的是他自己的桃花坞，大家都很喜欢诗中那种远离世俗的感觉。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首诗表达了自由自在的思想，想法大胆新奇；跟当时的歌体裁有很大的出入，满足了人们在当时社会气氛下对自由的幻想。
唐寅因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和独特的诗文风格,使其成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唐寅的率性傲诞,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积淀。唐寅诗文潇洒,书画冠绝,名震江南,不幸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黜功名。从此鬻文卖画,率性自为,放浪不羁。他的生命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类文人的缩影,也是追求自由者的心灵之旅。从唐寅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阮籍及魏晋士人对污浊政治的鄙夷和抵制,李白的文采风流和傲然气骨,徐渭、李贽、三袁等人的率性和真情……魏晋风度的任性放达,盛唐李白的狂放自负,在唐寅那里得到了承延。他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和思想,又开启了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性灵”之先河。穿过重重历史烟云,当我们去感受这些文人的喜怒哀乐和灵魂悸动时,会为之深深地震撼。张狂的举止、放旷的言行,彰显的是他们灵魂的失落与寻觅,精神重铸时的努力与挣扎,更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拨。一、唐寅与阮籍的任诞不羁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阮籍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看下面这首诗: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文徵明《简子畏》此乃唐寅的朋友文徵明写给唐寅的。诗中道出了唐寅颇具“风流”况味的生活: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越礼逾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放浪不羁,直使人疑为阮籍重生,刘义再世。的确,唐寅和阮籍在对礼教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上,在非汤武薄周孔、睥睨世俗的气概上,在外在行为举止上,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类同性。阮籍“本有济世志”①。如《咏怀诗》其三十九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自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壮士临难不苟、身死不惜的豪迈气概和渴望立功的慷慨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但是由于司马氏集团实行高压统治,大肆伐戮异己,阮籍虽然对司马氏集团卑劣残忍的行为深恶痛绝,对世道的昏暗极度忧愤,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充满惶恐和焦虑,而为了全身远祸,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或以隐晦曲折形式表现出来,或以扭曲变形的行为方式宣泄出来。所以,阮籍常有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等种种越世之举。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自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 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显然,阮籍任诞狂放的行为,有对封建礼法的冲击,有对世俗不与苟合的志节,也有为全身远害之手段,如司马昭想要笼络阮籍,曾想娶阮籍的女儿为儿媳妇,阮籍不敢明显拒绝,遂大醉六十日,司马昭无奈,终于作罢。与阮籍一样,唐寅年轻时也具有建功立业的心志,“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但由于科场案舞弊案的牵连,致使他“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科场案之后,唐寅看透人生,益加放浪形骸。明末曹元亮所载唐寅:“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2}狎妓纵酒,愈加狂放不羁。唐寅也非常仰慕前代狂放任诞之士,在诗歌中自比魏晋名士,“君不见刘生荷锸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恶;又不见毕君拍浮在酒池,蟹鳌酒杯两手持。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刘生即刘伶,他与阮籍、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纵酒放诞,蔑视礼法,“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铲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世间。”{3}毕君指晋吏部郎毕卓,性情放达,嗜酒,曾入邻舍间偷饮被缚,释放后又与主人宴饮于瓮侧,致醉而归。魏晋士人狂放任诞是唐寅认同和刻意追求的。阮籍的“痛饮狂歌”作为其全身远祸的绝招,唐寅的“辱人贱行”成为他远离是非的手段。唐寅四十五岁时,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币聘伯虎”{4}。唐寅赴聘,觉察宁王有谋逆之心,“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5}。五年后,朱宸濠果然起兵叛乱,被正德皇帝赐死。唐寅的装癫佯狂终于逃脱了一场劫难。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借酒佯狂、远祸全身的做法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唐寅的狂狷是对魏晋前贤风格的历史承延。《明诗纪事》说:“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嵇康、阮籍是魏晋狂士的典型代表,把唐寅归入嵇阮之流,充分说明唐寅身上有着魏晋人放诞不羁、疏狂傲世的性格特征。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区别。阮籍的任诞不羁是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污浊和险恶,政治上的软弱和思想上的激进,因而采用这种放诞不羁来隐曲地表现自己痛苦矛盾的思想;而唐寅的疏狂任诞虽与明中叶的政治文化有关,更多的是科场案的屈辱,个人有志不得伸,怀才不遇,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之后的痛苦宣泄。尽管他们狂放任诞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自我超脱、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重视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是他们的共同心声。二、唐寅和李白的自负狂放唐寅的不拘礼法和任诞不羁秉袭了阮籍行止,他的自负和狂放又颇有太白遗风。李白出身于一个经商而又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他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情志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念,要为君王“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以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兼济天下”又有道家追求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还受到游侠思想的影响。他自信自己的才能,不愿走科举道路而选择“终南捷径”,希望能够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用寓言形式描绘了“激大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的大鹏形象,抒写了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与韩荆州书》写出他“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充分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自负狂喜的心情。即使在被赐金放还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这种自信和自负同样在唐寅身上有所体现。唐寅也出身于商人家庭,他自小天资聪慧,尤侗《明史拟稿》云其“童髫入学,才气奔放”{6}。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曰:“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7}才华横溢的唐寅对自己的才情极其自信。他遵从先父的遗志参加科举考试,并指一年为期,极为狂傲和自负。果然,举应天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写出他成功的欣喜和得意。它与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可看出两位诗人超凡出众的才气和才子特有的自信和自负。 对自己才能的极度自信,是李白和唐寅的共同点之一,而狂放浪漫的气质风采,是两人的另一共同点。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举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去之。”{8}狂傲洒脱的浪漫气质充溢文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诗歌逼真地描写出李白那种狂放、洒脱的个性。唐寅的狂放与李白非常相似。他喜欢以李白自比。唐寅的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李白,“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题画》)充满了对李白遭遇的同情。“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把酒对月歌》)诗人引李白为知音的思绪一望即知,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虽然唐寅也说“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但“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的狂放却是对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较量,唐寅恃才不恭、狂放不羁、自负和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唐寅认为自己与李白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看似辛酸,却也彰显了诗人的傲气。虽然自己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召的经历,但也有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秉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诗人的狂放不羁正是他们自信、自负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横溢奔放的才情,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背俗反常的行为得以发泄。李白“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悲歌引》),唐寅“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世情歌》),他们也只有在自然山水中才能获得一丝心灵的宁静和慰藉。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文人无奈的一种选择。三、唐寅与三袁的“率真”、“性灵”在思想和个性风格上,唐寅可谓继往开来,一方面承延了阮籍的任诞不羁和李白的狷傲自负。另一方面他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举“性灵”的袁宏道曾说:“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并且重新刊印了唐寅的诗文集,亲撰序言,加以评点。评《阊门即事》为“实录”,评《焚香默坐歌》“说尽假道学”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唐寅文学创作中传达出的质素,对晚明“公安三袁”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是鲜明直接的。“公安三袁”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代表着明代性灵文学的成熟与完善。其实,在三袁之前的唐寅就已经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创新和实践。(唐寅作诗)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静志居诗话》诗虽不甚雅驯,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明诗纪事》(子畏诗文)自写胸次,非若组织套语也。——《明诗纪事》这些评论指出了唐寅作品的典型特征,即他的作品任情而发,不加雕饰,不为无病呻吟。对于创作取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这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是异曲同工。尽管有人说“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9},但这些“浮薄伤雅”的背后,正是对人类自然欲求的大胆抒发,也正体现了唐寅的本色。唐寅也曾自说:“言寡则可信,情真则可亲。”(《赠文学朱君别号简庵诗》)祝允明评价唐寅诗歌云:“务达情性,而语终璀璨,佳者多与古合。”(《唐子畏墓志并铭》){10}它与袁宏道所谓的“真性灵”“无闻无识真人”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三袁的“性灵说”是对唐寅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反对道貌岸然假斯文的创作精神的承继。公安三袁“性灵说”的提出,不仅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而且是与吴中文化的陶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安三袁”的支柱袁宏道在吴县做过县令。吴中的风土人情、吴地才子文人“缘情尚趣”、率性任情、傲诞不羁的风尚,对于这位“性疏脱,不乃羁锁”(《游惠山记》)的县令不无影响。袁宏道对吴中前辈非常赏识,尤其标榜吴人唐寅与越人徐渭,他的通脱自放,的确受到这两位狂生的影响,如著名的“五快活”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11}从中看出袁宏道把世俗享乐看作是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这与唐寅醉舞狂歌、花中行乐的追求相比,更为直白大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写道:“这种率性而行,不顾体面,自甘沦落的名士之风,与唐寅是一脉相承的。”{12}从一定意义来讲,唐寅及吴中士人的放诞不羁、纵情任性昭示着明代人性的初步复苏,是晚明肯定人欲、弘扬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清初“性灵派”的先声。当然,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出现,都不可能独立于历史和环境之外。吴中的青山秀水和人文风尚的酝染,是催生唐寅才子气质和狂狷行止的直接土壤。明中叶的苏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吴中一带,已经形成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市民生活方式,对物欲的追逐和对自我的肯定成为市民生活的新主题。文人蔑视传统礼法,反对个性束缚,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求,追求个人自由,情感满足。“(吴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3}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吴中士人更加彰显个性,不堪羁束。他们崇尚奢靡,放纵声色,形成一种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弥漫着恃才傲世,放诞率性的狂狷士风。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 驰不羁,亦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恃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4}由此可见,唐寅的狂放不羁、傲诞奇异之举,明显地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的文化烙印,他不受拘束、背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崇奇尚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风尚的一种折射。由此我们看到,唐寅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封建专制的世俗化社会往往造就一些在诗酒月色中恃才纵情的文人雅士。就思想文化史上看,一方面他们的个性追求与叛逆性有其俗而不俗的一面,反传统意义是鲜明的。但同时他们骨子里却又有着文弱的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精心打造的平庸之境,在狂放不羁,抛却生死荣辱的同时,也躲避了社会责任与崇高的道德使命,这对今天世俗化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颇有警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