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学术可以找到参考文献,输入关键词,在输入年份,就能找到相对应的参考文献。如果不知道参考文献格式要求,可以百度搜,参考文献自动生成器。直接按着填就出来了。百度搜索参考文献自动生成器,按着里面填,点生成参考文献就出来了。作者.题名[D].所在城市:保存单位,发布年份.李琳.住院烧伤患者综合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医科大学,2009.其他的:作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沈平,彭湘粤,黎晓静,等.临床路径应用于婴幼儿呼吸道异物手术后的效果[J].中华护理杂志,2012,47(10):930-932.作者.书名[M]. 版次.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胡雁.护理研究[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8.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丁文祥.数字革命与国际竞争[N].中国青年报,2000-11-20(15).作者.题名[EB/OL].网址,发表日期/引用日期(任选).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患者安全的10个事实 [EB/OL].其他: [R]、[P]、[A]、[C]、[Z]等。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内详,复制网址地址下载。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郑群明, 钟林生 - 旅游学刊, 2004 关于乡村旅游, 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 刘德谦 - 旅游学刊, 2006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邹统钎 - 旅游学刊,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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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评选将婺源选为“中国最美古城镇”。这个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江西城市,在其1200多年的建成史上,绝大部分时间是归属安徽省黄山市(原徽州)管辖的。直至近代以来,婺源才在行政上划归江西。于是,在这里,让人沉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乡村景色,还有浓郁的古徽州文化气息。 婺源原属于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地处徽赣两省交界的低山丘陵地段,县城位于安乐河的上游,东临浙江,北接安徽,境内生态优美,物产丰富。婺源有中国最美乡村的美誉,拥有诗情画意般的山水风情和田园风光。“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朱熹的名为《活水亭观书有感》的诗,描写的便是他的故乡婺源的田园景色。当我们走入婺源,穿梭在古徽州的村落间,会发现这里的田间地头、建筑河流,都仿佛水墨古画一般。除县城以外,婺源周边的景色也都极有价值。如钟灵毓秀的千年古镇江湾,山水环绕,风水极佳;以原生态山水风光见长的大鄣山卧龙谷,和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灵岩、彩虹桥风景区,也都是不可不去之处。 在春天这个最适合婺源旅游的季节里,漫山的红杜鹃,满坡的绿茶,金黄的油菜花,加上白墙黛瓦,五种颜色,和谐搭配,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山水景观图,犹如人在画中,画在景中。 除了山水风景,婺源的徽派文化特色也引人入胜。从李坑的小桥流水,到晓起的粉墙黛瓦,从俞氏宗祠里那些美轮美奂的木雕,到沱川理坑明清官邸那长满青苔的旧瓦。老房子渗透着的点点滴滴,让人回味,使人陶醉。 民居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婺源的很多村子里,都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其中更有“大夫第”、“尚书第”这样的豪宅大院,昭示着我们那个时期婺源作为古徽州的一部分,居民们对文化和仕途的重视。这里自宋至清,出进士552人,历朝仕宦2665人,著作3100多部,其中172部入选《四库全书》。婺源博物馆有馆藏文物万余件,有“中国县级第一馆”之誉;傩舞、茶道、抬阁等民间文化艺术绚丽多彩;历代名人遗迹和明清徽派古建遍布乡野。其景色之秀美,意境之悠远,不亚于相隔不远的宏村西递。毕竟,它们都属于一个根下的古徽州六县。 婺源的景色适合于一年四季,当以春季为最佳。来到这里,不仅可以饱览婺源景观,距其不远的庐山、黄山、鄱阳湖等景区,也都是华夏大地上的旅游精品之地。散落在徽赣交汇之地的明珠婺源,无愧于中国最美的古城镇。
你好,给你两段赏析的文章:1 对《天鹅湖》音乐的介绍天鹅湖,柴可无斯基的三大芭蕾舞音乐在音乐发展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更被人们称做“永远的天鹅湖”,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柴可无斯基无疑是古典舞剧最为杰出的大师,一部《天鹅湖》就已经是“旋律之王”最好的注解了。该曲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的典雅、优美风格,又有创造性表现,即丰富的交响性,把古典舞、代表性舞甚至哑剧连接发展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场景的描写极为完美,对戏剧矛盾的振动以及每个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非常到位,因此被评价为“首次将舞蹈作品具有音乐灵魂”。《天鹅湖》至今仍是舞蹈家们所遵循的楷模,同时也是一部现实主义舞剧的典范。舞剧中的音乐诸多如“第一幕终曲”、《西班牙舞曲》、《那波里舞曲》、《小天鹅之舞》……都是流芳百世的佳作。 所有曲目: CD1: 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芭薯音乐全曲 欧德赫・里纳德指挥捷克电台交响乐团 01 序曲 第一幕 席格富力王子的宫殿大厅前 02 情景 03 圆舞曲 贵宾大臣陆续进场 04 情景 王后驾临宴会会场 05 三人舞 王子好友班诺与两位少女合舞 06 双人舞 07 剧情舞 沃夫冈老臣洒醉起舞 08 干杯之舞 年轻男女举杯起舞 09 村夫村姑之舞 10 终曲 天鹅成群由天空飞去 第二幕 湖边 11 情景 天鹅们在湖边游水栖息 12 情景 王子席格富利来到湖边邂逅公主奥德泰 13 情景 天鹅群游近-王子席格富利邀请奥德泰到王宫 14 天鹅之舞 CD2: 01 情景 奥德泰与天鹅们回到湖边 第三幕 王子席格富利之城堡内正举办一场舞会 02 正确的快板 03 群舞与侏儒之舞 04 情景 贵宾之入场 05 情景 选妃舞会,魔法师罗伯特与欧蒂尔出现 06 六人舞 六位高贵少女分别与王子共舞 07 匈牙利舞曲 08 西班牙舞曲 09 拿坡里舞曲 10 马祖卡舞曲 11 情景 王后对王子挑选蒂尔为妃甚感欢欣 第四幕 湖边 12 间奏曲 席格富利王追问湖边 13 情景 天鹅姑娘们等待奥德泰之归来 14 小天鹅之舞 15 情景 奥德泰对王子的背叛感到忧伤与失望 16 终曲 王子请求公主的原谅,打破了恶魔的毒咒,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2 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4幕,,作于1876年。这是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一部舞曲,取材于民间传说,剧情为:公主奥杰塔在天鹅湖畔被恶魔变成了白天鹅。王子齐格费里德游天鹅湖,深深爱恋奥杰塔。王子挑选新娘之夜,恶魔让他的女儿黑天鹅伪装成奥杰塔以欺王子。王子差一点,最终及时发现,奋击恶魔,扑杀之。白天鹅恢复公主原形,与王子结合,以美满结局。 后人根据这部舞曲的音乐,后来选编出一套舞曲,共6曲: 1.场景,选自第1幕终场音乐。为庆祝王子成年,为他举行欢乐的酒宴,天空中突然飞过一群天鹅,引起王子打猎的念头。 2.圆舞曲。第1幕第2段的音乐,村民们为取悦王子而跳的舞曲。 3.天鹅舞曲,选自第2幕一组总称为“天鹅舞曲”的第4首——4只小天鹅。 4.场景,第2幕紧接在“小天鹅舞”后的音乐,齐格费里德对奥杰塔一见钟情,两人充满抒情气氛的双人舞音乐。 5.匈牙利的查尔达什舞曲。第3幕中一组总称为“特性舞曲”的第1首,在王子挑选新娘的晚会上,各国客人表现的各种民族风格的舞蹈。 6.场景,选自第4幕第2个场景和终场的颂歌。奥杰塔得知王子已爱上了黑天鹅,满脸泪痕,跑回来告诉女伴,并跟她们告别。她觉得与其永远做恶魔的奴隶,不如死在湖里,恶魔回来,暴风雨来临。最后转入颂歌主题,王子出现,以歌颂爱情最后战胜死亡,战胜恶魔的凯歌而告终。 《天鹅湖》的音乐象一首首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每一场的音乐都极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抒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以及对各个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划,具有深刻的交响性。这些充满诗情画意和戏剧力量,并有高度交响性发展原则的舞剧音乐,是作者对芭蕾音乐进行重大改革的结果,从而成为舞剧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其中许多音乐都是流芳百世佳作,这里只能选择其中著名的几首加以介绍。 舞剧的序曲一开始,双簧管吹出了柔和的曲调引出故事的线索,这是天鹅主题的变体,它概略地勾划了被邪术变为天鹅的姑娘那动人而凄惨的图景 (片段1)。 全曲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第一幕结束时的音乐。这一幕是庆祝王子成年礼的盛大舞会,音乐主要由各种华丽明朗和热情奔放的舞曲组成。在第一幕结束时,夜空出现一群天鹅,这是乐曲第一次出现天鹅的主题,它充满了温柔的美和伤感,在竖琴和提琴颤音的伴随下,由双簧管和弦乐先后奏出(片段2)。 《匈牙利舞》,即是匈牙利民间的《查尔达什舞》。音乐的前半段舒缓而伤感,如舞蹈前的准备(片段 3),音乐后半段节奏强烈,显示出舞蹈者的粗犷,是一首狂热的舞曲(片段4)。 《西班牙舞》,音乐富有浓厚的西班牙民族风味,西班牙响板的伴奏色彩明亮,更加重了音乐的民族特色。音乐前半部分热情奔放,气氛热烈(片段5),后半部分则充满了歌唱性和旋律性(片段6)。《那波里舞曲》是一首十分著名的意大利风格的舞曲,整个舞曲以小号为主奏,音乐活泼,前半段平稳, 后半段则节奏越来越快,气氛越来越热烈, 是一首塔兰泰拉风俗舞曲(片段7)。《四小天鹅舞》也是该舞剧中最受人们欢迎的舞曲之一,音乐轻松活泼,节奏干净利落,描绘出了小天鹅在湖畔嬉游的情景,质朴动人而又富于田园般的诗意(片段 8)。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学术论坛
284 2015年23期
李焕之《春节序曲》赏析
李艳娜
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河南郑州451100
摘要:《春节序曲》是《春节组曲》的序曲部分,集中表现中国人过春节的热闹景象,是一部民族交响乐中经典之作。关键词:春节序曲;乐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780(2015)23-0284-01
1 作者简介
李焕之,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919年出生于香港。1936年春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和声学。自1954年起,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音协创作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主编等职务。1985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李焕之自幼爱好民间音乐,热心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1935年后,即开始创作歌曲,作有《牧羊哀歌》、《黄花曲》等。
李焕之根据中国民间及古代音乐的丰富素材,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创造出表现新时代精神而又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深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其代表作有《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合唱;民歌合唱《苏武》与民歌合唱套曲《胡笳吟》,以及管弦乐《春节组曲》、筝协奏曲《泪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等。他创作的管弦乐曲《春节序曲》现在已成为我国每年新年音乐会上必演曲目,是一部民族交响乐中经典之作。
李焕之在合唱指挥、理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多次指挥大合唱《黄河》、歌剧《白毛女》的演出。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他指挥北京青年业余合唱队的演出获得金质奖章。他的音乐理论著作有:《作曲教程》、《怎样学习作曲》、《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数论》、《论作曲的艺术》等。
2 作品背景
《春节序曲》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李焕之先生于1956年创作的管弦乐作品《春节组曲》中的第一乐章。这套作品取材于作者早年在延安过春节时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李焕之先生通过乐曲向大家展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春节时热烈欢腾的场面以及团结友爱、互庆互贺的动人图景。它的旋律曲调雅俗共赏,加之其表现的主题是非常具有群众基础的盛大节日,因而从它诞生之后,逐渐演变成了附加在“春节”之上的小传统。尤其是电视春晚流行后,此曲也更加为人熟知了。人们对这首气氛欢快、情绪激昂曲目的喜爱程度绝对是中国交响作品历史上空前的。1989年,《春节序曲》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1993年6月,《春节组曲》等作品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足见其魅力所在。
《春节组曲》作于1955年—1956年,它以陕北民间秧歌的音调和节奏为素材,旋律明快,生动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在传统节日里热闹欢腾、喜气洋溢、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场面。全曲分四个乐章:《序曲》(大秧歌)、《情歌》、《盘歌》和《灯会》。其中最经常演奏的是第一乐章《春节序曲》。
3 思想内容
《春节序曲》是按照秧歌的结构写成的管弦乐曲。秧歌是我国北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歌舞形式。舞者通常扮成各种人物,手里拿着扇子、手帕、彩绸等道具起舞。表演形式分过街、大场和小场三部分。过街是秧歌队在街上行进时,按音乐节奏表演的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大场是热烈火红的大型集体舞李焕之简介,常常走出各种复杂的队形来。小场是两三人表演的带有简单情节的小型舞蹈或歌舞小戏。“秧歌”的开始和结束是大场,中间穿插着小场。
第一乐章《春节序曲》描写的是过春节人们扭秧歌的情景,乐曲里加入了闹秧歌的锣鼓节奏,主题由两首陕北民间唢呐曲组成,乐曲欢快热烈。中间部分是一首悠扬的陕北民歌,其主题先由双簧管演奏,再由大提琴重复,最后由小号独奏把音乐推到 *** 结束。
乐曲结构是带再现的A-B-A1复三部曲式,将西方的一种趋势融入到中国传统音乐中是一种精妙的构思。
引子,A段之前有一个引子,以两个具有对比性质的音乐主题组成了序曲的引子以强烈的节奏、力度概括全曲节奏、情绪特征,提示了洋溢于全曲中的欢快情,将听众带进欢快热烈的大型群舞之中。
A段的音乐,包含有两个主题,第一部分的第一主题明快粗犷,节奏不断紧缩,表现了秧歌群舞的生动场面和热烈气氛。第二主题活泼流畅,由长笛吹奏主旋律,双簧管吹奏对位声部给予衬托,音乐表现了人们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心情。这是秧歌舞的第一个大场表演,音乐形象色彩斑烂,锣鼓铿锵,舞姿豪放,秧歌队矫健灵活,载歌载舞,一唱百和,穿花层出不穷。小号和打击乐器把乐曲推向第一个 *** 。
B段为4/4拍,中速,色彩同A段形成鲜明对比。这段的主题采用陕北秧歌调《二月里来打过春》,抒情优美,亲切动人。这一主题出现了三次。第一次由音色柔和抒情的双簧管演奏,弦乐器拨弦伴奏,我们仿佛看到健康纯朴的陕北少女,细细弯弯的眼睛,高原人特有的红扑扑的脸蛋儿,齐腰的乌黑大粗辫子上端扎着两寸红头绳,做着秧歌舞小场的舞蹈表演,即兴奋又害羞。主题第二次出现由大提琴演奏。大提琴音色浑厚丰满李焕之简介,擅长表达深沉的感情,通常用来表现男子的形象。主题第三次出现由小提琴演奏,转入A调。在第二和第三次主题再现时,都有木管乐器在高音区装饰加花,仿佛是人们手中的扇子、手帕和彩绸上下翻飞,又似伞头手中的响环随着舞步铮铮作响。接着乐曲逐渐进入乐队全奏,声势更为浩大,再次转调,在小号带来的新的色彩气氛中结束B段。
第三大部分(A1)是第一大部分的再现,引子和第一部分的主题音调在这里作变化和重复,先变化再现A段的后半部分主题,后变化再现第一主题,乐队全奏,小号嘹亮,并加入了民族打击乐器,将音乐推向第二个 *** ,火热的旋律,跳荡的节奏,表明热闹欢腾、喜气洋洋、唢呐齐鸣、锣鼓喧天的更加热烈的大场秧歌舞又开始了。节日的欢腾景象和人们的喜庆心情被表现得酣畅淋漓,乐曲在沸腾的情绪中结束。
春节序曲是一首节日里欢唱的管弦乐曲,在我国可谓是脍炙人口,不论在那个地方听,即使身在海外,都会给人快乐和喜庆的感觉,就放佛看到了作者所要描述给我们的陕北人民大丰收的忙碌场景,人民脸上挂着笑容,相互祝贺,共庆丰收,曲调幽美,节奏感强,似乎让一切烦恼烟消云散,只剩下快乐相随,用柔和加明亮的乐器抒发内心感受,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产生联想。在组曲里面序曲更显得流畅和喜气洋洋,被用在开春之际,寓意万物生机,生命复苏。给人以美的感受,回味长久!
参考文献
[1]张莉.李焕之音乐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2]罗建新.《春节序曲》和它的作者[J].乐器,1994(1).
本文基于GB/T 7714-2015,结合看过的几十所学校、期刊的格式要求文件,来详细说明参考文献格式的注意事项。
GB/T 7714-2015是最新版的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大多数学校的本硕博学位论文均采用此规范,部分学校仍使用2005版甚至1987版规范,但是标注思路都是一致的,后面会详细的说明。
序号对应你上面的问题:
1.论文的结论是不可以引用其他文章中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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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应有的文献综述有些学位论文没有文献综述,作者却说,他写的题目找不到相关文献或没有相关文献。其解释有两种可能: 一是作者认为前所未有才是创新,甚至个别的还误以为写上“填补空白”、“没有同类文献”等词句可以提高文章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误区; 二是作者未下功夫去查阅和学习前人已做的工作而企图走捷径,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一篇没有好的文献综述的学位论文,一般来说很难有创新。二、文献综述没有紧扣主题有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评述的并不是对特定专题做出贡献的文献综述,没有紧扣主题,没有围绕论文的主题来筛选文献,而是四面出击,回顾了与专题相关的整个领域的发展,导致文献综述部分漫无边界,冗长而不能给论文的价值“添分”,以致综述部分反映不出论文的特色,同一篇文献综述似乎可以在多篇学位论文中相互套用。同时,容易导致写作上的随意性,甚至为了追求篇幅,就在文献综述部分增添内容,以至于文献回顾曲曲折折占用不少篇幅,而真正进入正题的文字却不多,说明作者并没有理解文献综述的定位和作用。三、简单罗列堆砌文献有些学位论文文献综述写作上存在简单罗列的问题,综述部分仅简单地列示出A 说、B 说、C 说、D 说等,然后就无下文了。从这种文献综述当中看不出作者所依据文献演进的内在逻辑,作者也没有依据文献综述清晰地推导出研究问题,文献综述变成作者的读书心得清单和资料汇编,变成相关学术研究的简单堆砌,表面上看洋洋洒洒,而实际上作用有限,读者既看不到“问题的来龙去脉”,也看不到“证明的来龙去脉”。四、文献综述缺乏权威性有些文献综述不是系统化地回顾现有的研究文献,找出适合研究的主题,而是有选择性地探讨现有文献,特别是遗漏一些权威性和经典性的文献,缺乏权威性和学术性,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没有认真研读过真正有价值的文献,不熟悉所研究领域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进展,对文献的掌握和理解不到位。五、文献综述与背景描述相混淆有些学位论文将“文献综述”和“背景描述”等同起来,研究生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政策法规,如研究中国军人工资制度时,需要收集整理“中国军人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军人工资制度的政策和规定”等资料,但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由于研究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因此严格讲,资料本身不是“文献综述”,真正的“文献综述”应该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梳理和评论。六、文献综述只述不评有些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仅仅局限于对已有文献的简单重复和一般性介绍,缺乏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缺乏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难以体现自己的研究贡献。特别是对有较多学术争议的研究主题,或发现现有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时,有些学位论文避重就轻,轻易放弃研究“批判”的权利,而实际上,这些不协调或者冲突是很有价值的,正是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
因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各刊不尽相同,投稿前作者应注意杂志稿约的有关规定,至少得先看看有关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如何标注的,以了解有关期刊的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以免出错。许多作者投递的稿件书写格式包括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与杂志所要求的不同。
坦率地讲,编辑和审稿专家也是人,工作中多少也有感情因素。如果拿到手中的是一篇书写格式不合要求的文章,别的暂且不论,就书写格式不规范这一条,就足以给编辑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让编辑做出退稿的决定。
就算最后没有被退稿,此类稿件较书写格式规范的稿件被录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实作者犯的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让编辑很自然地联想到,该作者不太尊重期刊,还有期刊的编辑以及审稿专家。
因此,作者在投稿前一定要注意期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方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稍稍留意即可。
参考文献如果是网页的话应该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书写。
网站类参考如下:
1、【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2、【21】中科院报告:我国现代物流2007年将保持快速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2月24日,这里写具体网址。
3、【22】2006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中国仓储与物流网,2007年4月29日,这里写具体网址。
参考文献注意事项:
一、引用文献不宜过于陈旧。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学术造诣的程度及对同类文献的检索水平、利用能力。作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较新颖,能反映同行业最新科研动态和学术水平。
二、引用文献类型应呈一定比例。根据相关规定,文后参考文献的类型主要有: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连续出版物(期刊)、论文集析出文献、报纸、标准、专利及电子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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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教育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阐明正确的农村教育观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只有提高农村教育管理者的素质,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真正地使农村教育得到发展。
关键词:农村教育; 教育问题; 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7-150-002
《南方周末》曾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信中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人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有学者提出五个“弱质性”――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生产资料的弱质性、劳动主体的弱质性、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我觉得在现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主体的弱质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劳动主体的素质高低,直指农村教育。
一、发展农村教育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农村教育的规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万人,比德国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还多;25岁至64岁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也仅为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文盲人数3/4分布在农村。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仅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为4∶3∶1,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1,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1。虽然这十几年国家加强了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人力、物力和精力上的投入,但实际上我国农村劳动人员的文化程度仍然很低,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十分低下,这制约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农村经济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报告中的资料显示,虽然“扫盲”多年,效果世人瞩目,但我国文盲人口仍然数量巨大,2000年我国有15岁以上文盲8700万人,2011年3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全世界文盲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成人文盲数位列第八,这十个国家的成人文盲总数约占全世界文盲总数的72%。
当今世界竞争是人才、科技的竞争,过去人们常提“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了。中国现代化要经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其内在动力是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这并非是使农村人将户籍变成城镇人,而是实现“小农生产者――文明人――现代人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曾指出:“仅靠行政命令和说服教育来对农民的行为进行控制还有效果,但是已经很难了。”“一代新型农村精英已经出现,保护他们,是保护农村生产力,教育他们,也是保护农村生产力。”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要求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即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各种专业技术和技能,掌握市场经济知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使农村社会得以进步。要实现这些愿望,唯有加强我国农村教育力度,同时,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也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
农村教育的教育质量有双重含义:一是国家兴办农村教育事业的质量,它以农村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与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为指标。二是指一定的农村学校在一定的时间使一定数量的学生达到的质量规格,它以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知识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劳动能力素质的总体水平适应个体发展需要的程度为指标。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占国民的60%以上,农村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素质教育的“主战场”。
二、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问题
首先,教师队伍的数量得不到保证。优秀教师不愿意到农村,或者去了留不住,农村教师大量由农村向城镇和城市流动,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其次,很多农村老师缺少再学习的机会,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理念已经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教师的工作负担重,教学水平又不高,有的教师年纪偏大,虽然他们教学经验丰富,但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落后,还停留在“听、写、读、背、考”的传统形式,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农村教育也面临升学的压力,应试教育仍然是初中乃至高中教育的普遍现象,这和当今素质教育改革的大浪潮是格格不入的。
2.教师培训的机会缺乏
由于经费和编制的紧张,甚至有的农村教师一人要教几门功课,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和经费进行业务培训,加上农村学校教育技术落后,图书资源匮乏,这都影响了农村教师的再学习和再提高。
3.学校和家庭教育相脱离
教育是双向的,既需要学校管理,也需要家庭管理。从调查的结果看,农村家庭没能对学生的教育起多大的作用。其原因一是家长大多是农民,他们平时忙于生计,没有时间顾及子女教育。如果是留守儿童,祖父母辈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孩子的教育和管理了。二是家长文化水平有限,基本上没有能力对孩子所学课程进行专业的指导。所以,稍微富裕的家庭,只好把孩子送到城里学校就读,这也是农村学校得不到发展甚至萎缩的原因。
三、改善农村教育的措施
1.农村干部队伍知识化
曾经有学者直指农村“穷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质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贫困”,因此加强农村干部的教育,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以及相应组织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情况。 2.观念的改变
“让农民自我觉醒,走向知识,亲爱文明”,责无旁贷地属于教育的使命。当然这个观念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首当其冲的比如婚育观念,虽然这几年农村人口的思想日渐开放,但很多农村家庭仍是重男轻女,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倾向,同很多城市家庭一样,农村家庭更愿意让小孩读理工科而不是社科类科目。曾经有位大伯振振有词的解释因为理工科更实用。这个实用性固然与农村的实际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大多希望孩子学成之后能马上用于致富,就这点来说他们比城市家庭更讲究实用。但我觉得人文思想对于农民改变现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3.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这首由二十多个农民工子女在2007年春节晚会上朗诵的《心里话》,曾让无数人落泪。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来增加投入,既包括改善硬件设施(校舍、教学器材等等),同时也应该包括软件设施,后者最直接体现在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的问题上。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可以刺激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农村的建设和农村未来人才的培养事业上。改善农村办学的教育条件、物质条件,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发动社会的慈善捐款,政策也应尽可能向薄弱偏远的农村中小学地区倾斜。定额、定时、定量地划拨给学校教育经费,避免教育经费的截留现象,保证农村教育经费的稳定和可靠。要注重改造农村学校的危房,购置必需的图书资料和教育仪器设备,提高村办小学管理水平、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质量。
4.加强农村教育改革
对于农村学生而言,他们大多淳朴可爱,可塑性很强。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责任感,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才能发展农村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创造性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同时由于农村孩子所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他们更需要教师的关心爱护和悉心帮助。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紧密地联系生活实际和生产实践,改变以往的以考试为中心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真正认识到真才实学、一技之长对他们今后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我们不仅要让农村孩子上学,还要让他们上好学、爱上学,不因他们的家庭条件困难而辍学,也不因教学质量而耽误孩子一生的前途,这是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固然是提高农村未来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教育产业在农村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为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大量青壮年文盲仍然存在,最近我到某地农村帮助培训家政服务员,深深体会到文盲对农村劳动者的影响。因此在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成人教育。
5.加强农村师资建设
建设一支合格的农村师资队伍,必须提高乡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在保证农村教师数量的基础上,提高农村教师的质量。首先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吸引那些思想先进、吃苦耐劳、有志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这些教师具有合格的思想素质和专业的知识技能,在理想的职业前景驱动下,才能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才能满足人们对他们的殷切期望。将农村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实施范畴中,这是从根本上促进农村人口与农村社会摆脱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决定中国未来》――这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3年6月份一篇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现状的报道的题目。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只有农村发展了,才有全国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农村的小康才有全国的小康。农村人才的培养对农村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的教育决定农村的未来,乃至决定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国青年报,2003年2月14日
[2]陈晶晶.我国农村教育问题及对策,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期
[3]丰建霞,李金奇.农村教育问题与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的实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01期
论乡村教育的发展的论文
[摘 要] 乡村教育经百年发展,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意义。近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创办的乡农学校旨在实现政教合一,启发农民自觉,从而实现村民自治;新时期,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带领河南辉县的年轻教师创办社区大学,发展成人教育,意在唤醒逐渐被城市文明弱化和边缘化的乡土记忆,传续乡土文化的根脉。通过比较两种乡村教育形式在建设背景、内容设置、产生影响上的不同,探究现如今乡村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思考世代乡村教育实践者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实现。
[关键词] 乡村教育;乡农学校;社区大学
梁漱溟先生曾说,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而两者的结合势必要依附于乡村教育的建立。
一、乡村教育创办的背景
1.乡农学校的创办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 西方的入侵使中国人深刻意识到了自身的两大缺点: 缺乏团体组织意识和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救国之道则是“重构文化”, 即调和中西方文化, 汲取西方文化中的重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长处,保留中国的固有精神。由于当时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聚集在农村,因此改良旧中国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农村。乡农学校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强调其行政机关,则注重实行乡村教育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将中国的地方自治放到教育中来,即作为学生的村民要以团体为重,关心村庄公共事务,积极发表意见。作为教育机关,则体现在教员讲授乡村建设的`课程,主要有阐发“中国民族精神”的“精神陶炼”和因地因时制宜的“实用技术”。
2.社区大学的创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在这场以“离土”为主旋律的文化大迁徙中,乡村的社会生态日趋瓦解,村教育更因落入“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而面临深度危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为了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陪孩子进城读书已成为乡村普遍的事实。这种教育改革政策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割断了孩子与乡土的联系。
3.两者在乡村教育目的方面的比较
梁漱溟先生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自治制度,即同时把乡农学校作为乡村的自治组织。以乡村教育机构及其所进行的民众教育作为整个乡村建设的基础,乡农学校既是民众教育机构又是乡村行政机构,意在通过教育唤起民众,进而开展乡村建设。孙庆忠教授提出教育即唤醒的理念,通过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恢复农村家庭教育的功能,进而更好的延续乡土文化。不同的时代背景使乡村教育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无论是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还是唤醒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观念,皆反映出乡村教育对乡村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乡农学校、社区大学的内容设置
乡农学校的性质为团体组织,有明确的范围划分,而社区大学则以乡村学校为中心,向周围村落延展进行乡村教育运动,无地域范围的划分。源于乡农学校行政机的属性,四大结构各有明确的职责、权利与义务,均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构成组织,维持了学校的稳定运转。设有类似于现行的地方立法、司法机关,结构严明。社区大学的机构设置更趋于扁平化,没有严格的层级限制,适合向外延拓。
乡农学校的课程开设注重精神陶冶,包括启发农民自觉,培养村民的公共意识与参与意识,同时强调对校长、校董会的绝对服从。社区大学的课程注重对乡土知识的宣传与普及,提高村民对自身乡土文化的认同,进而言传身教促进家庭教育功能的恢复。
三、从功能主义视角比较两者运行的现实影响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方案是以乡村为基本单位,中心环节是通过乡农学校,引导农民关心社区问题、参与政治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成就一个权力来自人民的自治式的民主政治。他相信具有高度传统修养又掌握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应当并且能够指导混乱中的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寄希望于知识分子来复兴农村的功能主义理论在面对遭受外来侵略的巨大社会变迁中显得微不足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社区大学的运行理念则体现了帕森斯对行动类型划分的三个层次。通过成人教育,首先唤醒对乡土文化的认知,让学员重新审视乡土事物的价值,进而从内心接受并且潜移默化的落实到行动中,以达到重视教育、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乡土教育目的。即从认知乡土文化的价值到用鉴赏的眼光审其意义,再到言传身教高度评价乡村教育。
四、如今乡村学校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目前的发展出路要从农村教育本身的功能定位出发,改变农村教育城市文化导向的基本设定,丰富农村教育的乡土文化内涵,以寻求农村教育与乡村社会适切、与乡土文化协调的道路。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组建具有乡土情结的教师队伍、利用社区资源营造乡土文化教育氛围、实现乡土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
五、世代乡村教育实践者的责任担当
梁漱溟将自己的乡农学校建设总结为:“尽管并非全无是处,我诚然错了”,半个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重读梁老的乡村教育理论。“只有经过田野的洗礼,学生才能对社会学有自己的理解,才能热爱所学专业,才能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孙庆忠教授对专业学生进行“成人训练”的教育理念。孙庆忠带领学生深入田野,助力提升村民改变处境、创造生活的能力,这种身体力行的乡村实践,小而言之是以文化干预的方式所做的村落减贫和脱贫实验,大而言之是在寻找乡村复育之道。
笔者看来,梁漱溟与孙庆忠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乡村教育的目的、路径不同,却都执着于同一件事:做一名理想主义者,简单而纯粹,拥有关注乡村、服务乡村的情怀和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在困境中依然热爱生活并且对美和智慧抱以积极想象。
参考文献:
[1]《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乡村组织之乡农学校一章.
[2]《梁漱溟自传》梁漱溟——我为何有乡村建设的主张一章.
[3]《乡村教育视域下乡土文化的割裂与传承》李长娟.
[4]《论梁漱溟创办的乡农学校》端木凡义.
[5]《农村教育与乡土文化的传承》路仕平.
[6]《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孙庆忠.
[7]《本科生研究性教学的教育关怀》孙庆忠.
看看阿尔法互动教育查询的一篇论文:关于美国的农村社会学理论:农村社会学最先起源于美国。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经过近30年的时间实现了 工业化。在这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致使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 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农村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 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4年,.亨德森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美国乡村生活 的社会环境”课程,一般认为这是农村社会学成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开端。1908年,第26 届美国总统T.罗斯福成立农村生活委员会,该会的调查研究报告是农村社会学早期的重 要文献。1915年,威斯康星大学.加尔平教授发表了《一个农业社区的解剖》报告, 第一次划定了具体的农村社区。他以一个村镇为中心,将中心周围农户交易行为所能达 到的最远点连成不规则圆圈,圈内就是一个社区。这一研究被认为是首创的合乎科学的 、有系统有分析的农村社会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为了应付农业危机,美国农业部批 准各州建立农业实验站,为农业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政府资助,农村社会学便很 快发展成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1935年创立了专门刊物《农村社会学》。1937年 ,美国社会学会宣布成立农村社会学学会。此后,农村社会学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50 年代以后,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农村社会生活性质发生变化,农村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农 村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摆脱农村社会学的危机,美国农村社 会学家在80年代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农业社会学。它力图从社会劳动的全面空间分 工中研究农村,并对农村在总的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出解释。农业社会学的产生代表着 美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村社会学在西欧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战期间,西欧的农村受 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后亟待重建,客观上需要农村社会学指导乡村重建工作;同时, 美国的农村社会学者开始到西欧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西欧开展 农村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活动等,促进了西欧农村社会学的发展。1957年,欧洲农村社会 学工作协会成立,不久更名为欧洲农村社会学会。1964年该会与美国农村社会学会联合 在法国举行第一届农村社会学世界大会,1968年又在荷兰举行第二届世界大会,农村社 会学这门学科在世界许多国家得以广泛传播。 20世纪初,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早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主要是引进和移植,当时 ,一些留美学生回国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和著译工作,并在外国教授指导下进行农村 社会调查。最早的农村社会调查是1918~1919年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库尔普 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其内容涉及地势、人、卫生、种族、经济、治理、风俗、 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是一次较完整、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结 果于1925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SouthChina )。1924年顾复的《农村社会学》出版,是中国的第一部农村社会学著作。随后,相继出 版了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1929),言心哲 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等,农村社会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2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农村进行了 一系列社会调查,著名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兴国调查》(1930)、《 长岗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此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由陈翰笙主持创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农村社 会进行研究,并于1934年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中国农村》。40年代后,中 国农村社会学强调社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其中,费 孝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相继出版了《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和《乡土中国》(1 94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村社会学曾一度中断了在学科意义上的研究。1979年 社会学研究恢复之后,农村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费孝通倡导的小城镇 研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社会 学专业;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同时,相继出版了 有关农村社会学 的论著和教材。编辑本段研究对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尚无定论。早期的农村社会学主要研究农村社会 问题,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美国学者.霍桑和D.桑 德森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学家,主张给农村社会学划定专门的研究领域,以区别于其他学 科。霍桑认为农村社会学应限于社会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桑德森则认为农村社会学主 要是研究农村社会组织。他们把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于某一专门领域,摆脱了初期 该学科包罗万象的状况,在理论和方法上更富有科学性。在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P. A.索罗金和D.齐默尔曼提出,农村社会学要从整体上研究农村社会各部分之间、农村和 城市之间、农村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对后来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系统论的形成和普通社会学由经验实证研究向辩 证综合研究过渡,农村社会学也注重对农村社会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即在自然、社会、 文化、政治、经济、心理诸因素的相互关联之中,对农村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现 象进行综合的研究。它把农村看作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系统,通过各要 素的联系来揭示农村社会的局部现象,又在各局部现象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 整体的性质和规律。编辑本段研究内容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 :①农村区位结构研究。包括研究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在农村社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 心地区对农村区位布局的影响。②农村社会结构研究。这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课题 。农村经济结构、阶级与阶层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群体结构、家庭结构等是构 成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家庭经营是许多农村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对家庭和以家 庭为核心的农村群体结构的研究,在农村社会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③农村社区体系研 究。农村社会的基本要素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范围内形成不同的农村社区,各社区之 间相互联系构成了农村社区体系。农村社区体系研究主要包括村庄、村镇和集镇的特点 和作用,村际联系和社区格局等方面。④从农村的角度研究城乡关系,包括城乡文化传递 的条件与方式。⑤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和水平的研究。旨在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提高农 村生活质量。⑥对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诸如环境、人口、教育、贫困、犯罪、卫生问 题等,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及提出改革方案。⑦对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包括变 迁过程和发展趋势,导致和制约变迁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农村发展的目标模式和农 村现代化等。 农村社会调查在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建立了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农业生产调查、农村人口调查 、农村家计调查和农村教育与卫生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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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浅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初探》
摘 要: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是从人生起点开始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要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还要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关键词:乡土教育;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7-294-02
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身边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乡土之爱是自我与家庭、亲友、邻里之爱的延伸,也是社会、国家、世界和人类之爱的基础。从人生起点开始进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融入乡土文化知识,融入乡土之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它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
一、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
1、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
当代中国的人口特色是独子化、少子化、大流动迁徙。中西部青壮年大量流入东部沿海城市务工,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进城。教育公平化制度大力推行,学前教育不受户籍制度限制,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据2010年人口普查,在浙江省温州市912万人常住人口中,来自市外的流入人口284万人,其中省外流入272万人,以江西、贵州、安徽、湖北、四川为多。省外户籍的学前儿童占全市学前儿童的四分之一。全市少数民族种类51个、人数30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19万人,土家族、苗族取代畲族、回族,成为全市两大少数民族。
2、崇洋媚外思潮冲击着本土文化
全球化和开放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国际文化的学习交流正在加速前进。一方面是人们感叹小孩子都不会说方言了,另一方面是英语教育如火如荼,以国际品牌加盟的英语早教班每小时收费150-300元,洋节、洋快餐遍地开花,与孩子们频频亲密接触,这些导致了部分家长不知不觉地将乡土文化丢弃了。
3、农业及农耕文明的衰落
传统乡土文化基于对土地的热爱,人们讴歌着“大地是哺育人类成长的母亲”。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种地不挣钱,种地脏、累、穷,社会缺乏对农民这个传统职业的尊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仅是儿童的问题,很多家长、教师也是如此。生态恶化趋势加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现代城市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家长忙于工作、事业,栖息大自然的诗意浪漫的文化生活氛围不浓,城市一些居住小区缺乏地域环境特色,缺乏社区群体生活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凝聚力。
二、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诸多教育学家都提倡乡土教育。乡土教育最初源于19世纪德国教育家费希特对民族主义教育的觉醒与倡导。早期乡土教育受自然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儿童生活的直观对象——家乡故土为空间认识出发点,引导儿童了解生存的周边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20世纪以来,随着乡土意义的深化与扩展,乡土教育延为民族整体性文化教育。美国教育家村威认为,要建立儿童在学习知识上的兴趣,必须消除他们的实际生活与课程之间的脱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有吸引力的心灵》一书写道,人类在出生后,有人类特有的“精神胚胎”期。“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非常喜爱,不管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也会感觉到从其他地方无法找到快乐。”“心理的这种吸引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它促成了一个人的成长,并且让他适应了当地社会秩序、气候等条件。”“今天,我们必须把儿童看作联系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明水平的纽带。婴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如果我们想引入新的思想,改善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在自然特征中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以儿童作为工具,成年人则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我们真的想广泛传播文明的火炬,就必须借助儿童来完成这一使命。”
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费孝通、徐特立等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乡土教育和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程”、“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陈鹤琴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等都是乡土教育思想的光辉展现。潘光旦先生看来,造成国人自我迷失的精神危机,其根源在于“根”的教育缺失。爱国之道,始于一乡;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天下。正视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辨析乡土教育的概念和内涵,继往开来、传承发扬前辈教育学家的理论思想,积极探索实践“土得掉渣”的新课程。
三、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实践
乡土教育从娃娃抓起,必须是一种包含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育模式,除了培养乡土意识之外,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以下整理几点笔者在幼儿园一线教学中的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
1、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
幼儿园可以按照传统农历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的时序,结合地方传统美食、节日活动,构建有韵律节奏的乡土文化教育。温州童谣《十二月令》(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五;六月六,洗垢蹉;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春季开园时,家长与幼儿一起动手设计制作元宵花灯,装饰教学楼。清明节时,让孩子们捣绵菜,动手做清明饼。端午节,学唱《龙舟竞渡》的歌曲,学习敲鼓打锣等民间乐器,用五色线编织彩蛋袋子、粽子状的香囊。除了讲解传统节日的来历故事,还可以教一些应时的古代诗词或者方言童谣、民歌,如乐清民歌《对鸟》、温州童谣《叮叮当》。
2、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常的教学设计要体现地域特色文化。实际上,乡土教育资源和素材是随手拈来的。比如幼儿园内种植的洋紫荆(又名羊蹄甲)叶形如心、花色鲜艳,可以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写生画画。三月底四月初,收拾樟树的叶子,让孩子们观察落叶、新叶、老叶的丰富多样的颜色,樟树的花及树枝纹路,师法樟树叶子,画水彩画、手指画,用樟树枝叶制作时钟表盘。给孩子们讲解瓯越古村落建筑、家具、瓷器、瓯绣、染布,以及蓝色百缬布中出现的传统戏剧纹饰,让孩子们再开展艺术创作。可以收集整理制作以江心屿、瓯江、东海海鲜、蒲扇等主题的图片展、文化知识卡片等教具。可以用香螺壳、辣螺壳、花蛤壳、钉螺壳等食材做计数、串线教具。让孩子们观察发现周围环境中美的事物、询问地名来历及变迁,分享叙述回老家、爷爷家、外婆家等的所见所闻、各地的风情习俗。
3、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
设计最忌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因此,在建筑外观、室内装饰、家具、用具(竹编篮子等)、绿化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营造地方特色、乡土风味的幼儿园环境。幼儿园不一定要设立乡土民俗馆,摆放已经很不实用的民俗物件:石磨、捣臼、扇稻谷的风车、纺织布机、斗笠、蓑衣等等,但可以编辑整理乡土教材资源书刊,老师们人手一册,粘贴悬挂本地剪纸、绣花、风景摄影、诗歌书画,摆放一些民间乐器、工艺美术品。每年植树节前后,安排亲子活动,种植乡土树种参与幼儿园改造。安排春播、夏播、秋播,种植本地主要农作物。如农谚“谷雨前后,种瓜点豆”,4月中下旬播种蒲瓜、豇豆、茄子,同时做好植物观察记录。由各幼儿园提出申请、落实种植地及日常保护责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乡土濒危珍稀保护植物及栽培指导。
4、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文化大融合、多元文化是势不可挡的主流,孩子们需要广博且包含整个世界的教学题材。文化的多样性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富有创造力的原动力,它影响着他们所铸造的关系、所做的关于职业和个人的判断,以及所处理的社会事务,因而对文化的差异感到舒畅。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育的新颖之处在于承认对于人们尊重的承诺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乡土教育不能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不能一味排外,更不能表现为一种地方观念、狭隘和内向性,甚至大民族主义占优势的倾向。班级中有父母在法国、西班牙的孩子,可以请家长协助,择时来园介绍欧洲文明,跳一跳西班牙舞蹈。同理如贵州、云南等地少数民族文化,可充分调动家长积极性,利用特有的家长资源。不能让留守子女、异乡子女对于他们接触到另一种乡土文化产生陌生恐惧、或鄙视、或自卑的心理。可以结合六一节汇演、每月一次的世界之旅等载体开展学习交流。乡土文化教育要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只有在和谐共生、比较竞争中,才会更好地发现乡土文化的魅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参考文献
[1] 玛利亚?蒙台梭利. 有吸引力的心灵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裴娣娜. 教育创新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思考 中国教育学刊,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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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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