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的形象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中具有典型代表性。萧萧是美丽，淳朴，清纯，透露出无限乡土气息的湘西女孩，同时她有着一份对命运的坚韧，她有着自然的天性和纯美爱情的热烈向往。
萧萧是个孤儿，她没有享受到父母对她的爱，而她也不像翠翠一样，尽管没有爸爸妈妈的疼爱，但是从小就是在爷爷的呵护下长大的。所以她渴望一份爱，渴望一份呵护。
然后萧萧从小是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长大的，在她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她就做了别人的童养媳，而且还是嫁给了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因为没有什么是值得萧萧牵挂的，所以萧萧的出嫁并没有让她很难过，她只是换了一个环境生活。
就在她还懵懂无知之中，她人生的道路已经被铺好了。从出嫁再到生孩子，完成“承宗接祖”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又是湘西一般女子命运的典型代表，走着一般女子共同的人生道路。
扩展资料：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从文
1沈从文《边城》一书的内容简介: 《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绝不仅仅是“优美”，也有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获得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绝不仅仅是“优美”，也有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获得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边城》简介 内容：民国初年，位于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 茶峒，有位船总顺顺，颇有名望。他的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同时爱上渡口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老船夫怕翠翠重蹈其母因婚姻不幸而殉情身亡的复辙，对她的婚事十分关注。端午节的夜晚，情窦初开的翠翠邂逅二佬傩送，心中萌发爱慕之情，但在二佬面前却羞于表露。以后在顺顺家又与大佬天保相识。一天，顺顺托杨马兵来向老船夫说媒。老船夫得知大佬喜欢翠翠，不胜欣喜,试图说服翠翠,翠翠却十分恼怒。当天，王团总也派人到顺顺家为女儿提亲，他愿以一座新碾房作陪嫁，但二佬 傩送表示宁要渡船，不要碾房。大佬得知弟弟也爱慕翠翠，郁闷不乐，遂乘船外出经商，不幸落水毙命。噩耗传来，二佬傩送十分悲痛，不愿再提亲事，离家出走。老船夫见翠翠婚事无望，怅然伤怀，加之劳累过度，心力交瘁，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与世诀别。翠翠依旧守候在渡船上，长年为人摆渡，同时，仍旧有所等待。 2如何理解翠翠的形象？ 赏读第一部分： 1、这部分可分几个层次，试进行概括： 提示：可分两部分。“黄昏来时……很觉得悲伤。”表现翠翠内心的骚动不安；“天夜了……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写爷爷讲妈妈过去的爱情故事。 （1）第一段中，翠翠为什么会感到“薄薄的凄凉”？ 明确：忙碌一天的世界要休息了，翠翠也闲坐下来。看着天上的红云，嗅着空气中残留着的白天热闹的气息。不觉寂寞惆怅涌上心来，看世上万物都那么生机勃勃，而自己的生活却“太平凡”了，觉得“好像缺少什么”。内心骚动不安的爱情，却不能像雀子、杜鹃、泥土、草木、甲虫那样，热烈勃发。和周围的景物相比，不由得感到“薄薄的凄凉”。 （2）第二段中，翠翠为何要“胡思乱想”？翠翠和祖父之间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无论是他们二人，还是读者，对此都不会怀疑。但是为什么翠翠会产生“惩罚”爷爷的念头？（是爷爷不知道女大不中留，不理解翠翠的感情需要吗？不是，爷爷早就在操持这件事了。是翠翠不知道爷爷的操持吗？不，翠翠明白，爷爷永远会满足她的任何一个要求和心愿。） 明确：翠翠感到日子有点痛苦，“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她觉得委屈，自然地迁怒到唯一可以向之撒娇的祖父，她并不当真地胡思乱想着自己出走以后带给爷爷的惩罚。注意，翠翠的“惩罚”手段仍然是建立在两人亲情深厚的基础上，她深知祖父爱她，所以让他尝尝失去她的痛苦。更感人的是后面，只是这样一个念头，就吓坏了翠翠，她不敢想像没有祖父的生活，竟不顾爷爷正忙着摇船，一次又一次叫爷爷回家，仿佛晚一点他们真会分开。其实，翠翠此时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或一件具体的事情，她就是那么“莫名其妙”地感到日子空虚心情郁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安或不快，但又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因为无法言说，所以没人能帮助你；因为确实存在，所以它总在折磨你。这就是孤独感。 翠翠这清醒的白日梦，把一个少女单纯而隐秘的内心情感托现给读者：因情感生活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哀怨的心理。 （3）翠翠坐在溪边，为什么就“忽然哭起来了”？为什么无来由地多次地“哭”？ 明确：翠翠怀着满腔心事，无人能诉说。渡船上人们悠闲地过渡，又有谁能了解她的心事呢？船上的人的安闲和翠翠内心的波动，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表现出翠翠那看似无来由的哭的深意。 翠翠无来由地哭，一要注意翠翠情窦初开的朦胧感情，一要注意湘西这样闭塞但人情质朴的环境，翠翠的心理肯定不会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女一样。 （4）外公给翠翠讲父母的往事，注意引导学生把握此时翠翠心理的微妙变化。 2、翠翠为什么看到天上的红云，听着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凄凉？ 提示：一方面内心寂寞惆怅，一方面又迸发出骚动不安的爱情的火花。 3、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到底缺少了什么？ 提示：是那朦胧中的爱情，后文说“新的人事”“生活太平凡”与此同。 4、翠翠真的想逃走吗？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提示：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实际上反映了其内心的无聊与孤寂。 5、“祖父不理会她”真是她“觉得悲伤”的原因吗？ 提示：祖父不理会是外部表象，渴望情感的抚慰是真。 6、翠翠为什么对母亲“神往倾心”呢？ 提示：主要是对母爱的渴求、对母亲的怀念。 7、翠翠为什么对母亲的爱情故事那么感兴趣？ 提示：源于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朦朦胧胧的期盼。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转帖而来：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作者用这个平和的陈述句，定下了小说的基调。 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象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 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象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 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 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好象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象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 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以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个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象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 “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象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而一九五七年较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 ‘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在《萧萧》中，种田的庄子里闻得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生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
《萧萧》：“少女梦”构筑的“湘西梦”【摘要】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从文用她们的梦境展现了她们最纯真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对生活的向往，而梦的转变也传达出了女性成长的内涵。怀着一颗“北京梦”的沈从文，来到都市以后求学失败、求职碰壁、投稿受挫。当他饿着肚子踯躅街头接受着“城里人”目光的鄙夷与羞辱时，陪伴他日日夜夜的故乡的乡土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与踪迹的迁徙幻化成了他笔下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湘西古城。都市生活同样给沈从文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都市中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与堕落，从那以后他开始提笔构建他梦想中的桃花源。然而臆想的湘西并非现实的湘西，而是作为精神家园、理想寄托的参照系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是受到心灵创伤的沈从文构筑的一个梦。 【关键词】沈从文;萧萧;少女梦;湘西梦;湘西世界;乡村文明 沈从文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化、梦幻般的世外桃源——湘西，他在作品中也建构了许多的“梦境”。在沈从文构建的诸多梦境中，笔者认为少女的纯真之梦最能体现出他想要展现出的湘西世界，最直观的传达了他的精神寄托。阅读《萧萧》时，会发现梦的意象贯穿了文本的结构。本文以小说《萧萧》为例，浅析沈从文笔下的少女的纯真之梦所构筑的“湘西梦”。 一、萧萧的梦境与女性成长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从文用她们的梦境展现了她们最纯真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对生活的向往，而梦的转变也传达出了女性成长的内涵。 1、少女之梦与少女形象 《萧萧》中的萧萧做童养媳时只有十二岁，即使嫁做他人妇，她也不过是个孩子，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年龄人做的梦”，可以说，萧萧的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白天生活的一种补偿，作为童养媳，她要照顾幼小的“丈夫”，还要参与家事，加上婆婆严厉如一把利剪，使萧萧承担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本不应该承担的义务，她的成长历程也比其他少女辛苦了许多。因此，沈从文借梦境表现出了萧萧童心未泯且心智并不成熟的一面，她具有天真乐观的性格，即使无法反抗与逃脱命运的支配，她仍在会在夜晚做着属于自己的有趣的梦。梦的内容充满了欢乐与自由，没有失去孩童的淘气与天真，与文本中沈从文对萧萧性格的直接描述是一脉相承的。 2、少女之梦与女性成长 萧萧的成长，透过梦境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女学生之梦”。女学生过身时，村里人都笑话女学生，她们在村里永远是奇闻。然而女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进步与文明，在乡下人眼中却成为笑话与奇闻，也体现了乡下人保守、隔膜的一面。祖父用“女学生”逗萧萧，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她的心中从此以后也有了一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萧萧的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出她不自知的内心潜意识。十五岁的少女已不像从前那样做着如童话一般的童心未泯的孩童之梦，因而她做女学生的梦就具有了明显的喻意。 萧萧真正的成长是在被花狗引诱怀孕以后。作品中提到“萧萧仍然是往日的萧萧。她能够忘记花狗就好了，但是肚子真有些不同了，肚子中东西总在懂，使她一个人干着急，尽做怪梦。”在这里，沈从文并没有描写出具体的梦境，但是结合整部作品不难看出，萧萧在花狗的引诱下虽然满足了自己对情欲的好奇，却陷入了人生的困境。至此，少女的纯真之梦伴随着生理的成长而消失，心智的成熟最终完成了萧萧作为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 二、由“少女梦”构筑的“湘西梦” 1、理想化的梦境与理想化的少女 对于沈从文而言，无论是萧萧，翠翠还是三三，都寄托了他超现实的理想化精神。因此这些十五岁的纯情少女的内心世界也被理想化了，理想化的少女拥有理想化的内心，理想化的内心通过理想化的梦境表现出来。 对萧萧来说，“女学生梦”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乡下人对女学生的嘲笑注定了萧萧如果成为女学生之后的结局。萧萧的精神世界始终“还是一片荒原，理智被蒙蔽着，就象山里的芭茅地，原始、蒙茸，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状态。她没有、也不曾想到如何自主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她天真蒙昧的心灵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未泯灭的改变命运的憧憬被既定的压抑女性千年的封建农村文化吞噬了。 2、少女的梦境与作者现实的投射 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及少女的梦境都可以说是他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情感投射。因而在情感投射下塑造的世外桃源，也并非是完全真实的。他在梦与幻境中营造了一个与现实抗衡的“世界”，用以逃避现实的苦闷。 乡村文明真就如同沈从文笔下描写得那么淳朴自然吗？萧萧生活的乡村是一个人被财物控制的世界，这在任何社会恐怕都在所难免。萧萧生活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是“桃花源”，《萧萧》中表现的人性美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纯粹。“沈从文纵容萧萧，不愿让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这种纵容的态度延及叙事，以至于甚至村民们都被写得像一群孩子，他们不忍面对‘成年律法’的道德后果。……在理想的田园浪漫故事与阴郁的现实陈述之间，萧萧和她的村人们所栖身的世界里律法依然存在，但这个世界的居民们仅却援用童心来奉行与化解这些法规。”同样，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提出了这点怀疑：“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信奉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可是，事发后，她虽然害怕家庭的责难和惩罚，但这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 当沈从文怀着梦想来到北京之后，现实给予他更多的是迷茫与失望。他在此期间他“处处感受到都市的现代文明和人们之间的冷漠虚伪对他的压迫与精神摧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他变得孤独，为了精神上的慰藉，“让自己无处可去的满腔热情找到好的土壤、能够达到理想成熟的境地”，他只能以仅存在记忆中的梦幻般的湘西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对抗。记忆中的湘西已不再是那个环境恶劣、社会环境严酷的乡村，在沈从文的笔下变成了民风淳朴，人性至善的世外桃源。 三、结语 沈从文在描写梦境时，他所描绘的“梦”并不一定是人物真实的梦，它只是他创作出来，为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阶级属性等服务的。沈从文想通过少女纯真无知的梦，塑造出诸如萧萧、翠翠、三三、夭夭这些纯真、善良的湘西少女，在通过这些纯朴的湘西少女塑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湘西。这些作品中的“梦”更真实也更深刻，更唯美也更富于艺术魅力，作家“通过梦境梦幻式的描写，从而实现对审美境界的追求。”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在大都市中四处碰壁，因而将理想寄托于湘西古城，他将记忆中最美好的湘西捕捉下来并跃然纸上，这个湘西承载着沈从文对于乡村文明最深切、最美好的向往，承载着他对城市文明最失望、最痛苦的体验。他就如同作品中那些做着自由、天真、美好之梦的纯真少女，在物欲横飞的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做着属于自己的梦幻且美好的梦。
《萧萧》：“少女梦”构筑的“湘西梦”【摘要】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从文用她们的梦境展现了她们最纯真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对生活的向往，而梦的转变也传达出了女性成长的内涵。怀着一颗“北京梦”的沈从文，来到都市以后求学失败、求职碰壁、投稿受挫。当他饿着肚子踯躅街头接受着“城里人”目光的鄙夷与羞辱时，陪伴他日日夜夜的故乡的乡土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与踪迹的迁徙幻化成了他笔下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湘西古城。都市生活同样给沈从文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都市中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与堕落，从那以后他开始提笔构建他梦想中的桃花源。然而臆想的湘西并非现实的湘西，而是作为精神家园、理想寄托的参照系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是受到心灵创伤的沈从文构筑的一个梦。 【关键词】沈从文;萧萧;少女梦;湘西梦;湘西世界;乡村文明 沈从文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化、梦幻般的世外桃源——湘西，他在作品中也建构了许多的“梦境”。在沈从文构建的诸多梦境中，笔者认为少女的纯真之梦最能体现出他想要展现出的湘西世界，最直观的传达了他的精神寄托。阅读《萧萧》时，会发现梦的意象贯穿了文本的结构。本文以小说《萧萧》为例，浅析沈从文笔下的少女的纯真之梦所构筑的“湘西梦”。 一、萧萧的梦境与女性成长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从文用她们的梦境展现了她们最纯真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对生活的向往，而梦的转变也传达出了女性成长的内涵。 1、少女之梦与少女形象 《萧萧》中的萧萧做童养媳时只有十二岁，即使嫁做他人妇，她也不过是个孩子，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年龄人做的梦”，可以说，萧萧的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白天生活的一种补偿，作为童养媳，她要照顾幼小的“丈夫”，还要参与家事，加上婆婆严厉如一把利剪，使萧萧承担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本不应该承担的义务，她的成长历程也比其他少女辛苦了许多。因此，沈从文借梦境表现出了萧萧童心未泯且心智并不成熟的一面，她具有天真乐观的性格，即使无法反抗与逃脱命运的支配，她仍在会在夜晚做着属于自己的有趣的梦。梦的内容充满了欢乐与自由，没有失去孩童的淘气与天真，与文本中沈从文对萧萧性格的直接描述是一脉相承的。 2、少女之梦与女性成长 萧萧的成长，透过梦境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女学生之梦”。女学生过身时，村里人都笑话女学生，她们在村里永远是奇闻。然而女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进步与文明，在乡下人眼中却成为笑话与奇闻，也体现了乡下人保守、隔膜的一面。祖父用“女学生”逗萧萧，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她的心中从此以后也有了一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萧萧的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出她不自知的内心潜意识。十五岁的少女已不像从前那样做着如童话一般的童心未泯的孩童之梦，因而她做女学生的梦就具有了明显的喻意。 萧萧真正的成长是在被花狗引诱怀孕以后。作品中提到“萧萧仍然是往日的萧萧。她能够忘记花狗就好了，但是肚子真有些不同了，肚子中东西总在懂，使她一个人干着急，尽做怪梦。”在这里，沈从文并没有描写出具体的梦境，但是结合整部作品不难看出，萧萧在花狗的引诱下虽然满足了自己对情欲的好奇，却陷入了人生的困境。至此，少女的纯真之梦伴随着生理的成长而消失，心智的成熟最终完成了萧萧作为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 二、由“少女梦”构筑的“湘西梦” 1、理想化的梦境与理想化的少女 对于沈从文而言，无论是萧萧，翠翠还是三三，都寄托了他超现实的理想化精神。因此这些十五岁的纯情少女的内心世界也被理想化了，理想化的少女拥有理想化的内心，理想化的内心通过理想化的梦境表现出来。 对萧萧来说，“女学生梦”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乡下人对女学生的嘲笑注定了萧萧如果成为女学生之后的结局。萧萧的精神世界始终“还是一片荒原，理智被蒙蔽着，就象山里的芭茅地，原始、蒙茸，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状态。她没有、也不曾想到如何自主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她天真蒙昧的心灵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未泯灭的改变命运的憧憬被既定的压抑女性千年的封建农村文化吞噬了。 2、少女的梦境与作者现实的投射 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及少女的梦境都可以说是他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情感投射。因而在情感投射下塑造的世外桃源，也并非是完全真实的。他在梦与幻境中营造了一个与现实抗衡的“世界”，用以逃避现实的苦闷。 乡村文明真就如同沈从文笔下描写得那么淳朴自然吗？萧萧生活的乡村是一个人被财物控制的世界，这在任何社会恐怕都在所难免。萧萧生活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是“桃花源”，《萧萧》中表现的人性美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纯粹。“沈从文纵容萧萧，不愿让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这种纵容的态度延及叙事，以至于甚至村民们都被写得像一群孩子，他们不忍面对‘成年律法’的道德后果。……在理想的田园浪漫故事与阴郁的现实陈述之间，萧萧和她的村人们所栖身的世界里律法依然存在，但这个世界的居民们仅却援用童心来奉行与化解这些法规。”同样，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提出了这点怀疑：“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信奉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可是，事发后，她虽然害怕家庭的责难和惩罚，但这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 当沈从文怀着梦想来到北京之后，现实给予他更多的是迷茫与失望。他在此期间他“处处感受到都市的现代文明和人们之间的冷漠虚伪对他的压迫与精神摧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他变得孤独，为了精神上的慰藉，“让自己无处可去的满腔热情找到好的土壤、能够达到理想成熟的境地”，他只能以仅存在记忆中的梦幻般的湘西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对抗。记忆中的湘西已不再是那个环境恶劣、社会环境严酷的乡村，在沈从文的笔下变成了民风淳朴，人性至善的世外桃源。 三、结语 沈从文在描写梦境时，他所描绘的“梦”并不一定是人物真实的梦，它只是他创作出来，为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阶级属性等服务的。沈从文想通过少女纯真无知的梦，塑造出诸如萧萧、翠翠、三三、夭夭这些纯真、善良的湘西少女，在通过这些纯朴的湘西少女塑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湘西。这些作品中的“梦”更真实也更深刻，更唯美也更富于艺术魅力，作家“通过梦境梦幻式的描写，从而实现对审美境界的追求。”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在大都市中四处碰壁，因而将理想寄托于湘西古城，他将记忆中最美好的湘西捕捉下来并跃然纸上，这个湘西承载着沈从文对于乡村文明最深切、最美好的向往，承载着他对城市文明最失望、最痛苦的体验。他就如同作品中那些做着自由、天真、美好之梦的纯真少女，在物欲横飞的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做着属于自己的梦幻且美好的梦。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有二伯是个性情古怪，勤劳、倔强而又麻木的老人。文中作者着重揭示了有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本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一、女性悲剧形象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二、女性悲剧探询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三、社会深层探索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美和追求美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人们欣赏自然的美，创造生活的美.而作家艺术家们开垦出人类美的艺苑，以自己的才华和心血培植出一株株千姿百态的艺术之花，为人类生活增添无比绚丽的色彩。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以她清新自然的笔融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首先，《呼兰河传》在结构上与其它小说完全不同.以一般小说的概念去衡量它，它不具备贯穿全书的线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有人说它是自传，因为它描写了作家的家庭及幼年的生活，但“作品是既不讲家史，也不说家庭，就连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也不谈.这是不符合‘传记’的写法和要求的。”(《萧红文学之路》208页)。茅盾先生曾指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言)《呼兰河传》前四章，作者以画家的笔墨描绘出呼兰河的风俗人情画面，可谓多姿多彩，生动自然，又创造出一种散文诗的意境，纯朴清新，一种别样的美.小说的后三章又可做为三个短篇，各自独立，但作者又因为一个统一的主题将它们联结一体。仿佛在面前叙述一些遥远而又真实的故事，牵动着读者的心弦，为它和起美丽抑或优郁的调子。呼兰河的冬天:“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象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这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这是怎样的一幅东北农村小镇的晨景，何其生机盎然，乡土气息扑鼻而来。“得得”的马蹄声，清脆的甩鞭声，打破了静寂的清晨;而那跳跃的灯笼，升腾的热气更使画面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那卖馒头的老者，脚踏有圆滚滚的鸡蛋大冻掌子的鞋子，背着箱子颤颤惊惊地往前走，眼睛晴挂着霜，胡子的冰溜沉甸甸的……至于那东二道街的大泥坑，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象粥一样，一下起雨来，则白亮亮的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呼兰河的火烧云也特别的夺目耀眼，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了。红公鸡变成金色的了，黑母鸡变得紫植色的了。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红堂堂、金洞桐、半紫半黄，半灰半白合色、蔺萄灰、大黄梨、紫茄子……真是色彩缤纷，绚烂至极。从地面到天空，女作家那支神来之笔仿佛将你带入呼兰河的小镇。不仅那晨景图，火烧云，不仅那园子的蝴蝶，小白菜，狗尾草……使你历历在目。还有那黄昏之后尚未人睡的孩子的嚷叫:“乌鸦乌鸦你打场，给你二斗粮”;那粉房里鲜明荒凉的歌声“人家的丈夫团圆聚、孟姜女的丈夫去修长城”也声声传入你的耳鼓。在你的心间荡起一种纯朴的美感，那么实在、那么自然!使你不觉沉醉其中，置身于小镇的清晨与黄昏，感受着浓郁的小镇的气息。这也得力于它那不似小说的小说结构。假如我们将它刻意构思，套入固有的模式: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打起伏笔、制起波澜，则必失这自然纯朴之美.难以使人产生“天然去雕饰”的美感。作者在第一章里开首就写“严冬一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读者便从东北小镇的严寒的大地着眼，领略了呼兰河的自然、社会、人情风貌。到第二章，我们又顺着作者的笔触进入呼兰河人们的精神世界.那全身无处不哆嗦的大神，跳到半夜时分，那鼓打得分外地响;拥拥挤挤变得荒凉孤寂的河灯还在黑色的河水中流下去;野台子的戏牵动着小镇所有的人们，酿造许多或许欢乐或许不幸的故事;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没有儿子的妇女们正在给送子娘娘戴一副眼镜;人们围拥着争着看不倒翁的表演……。到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了童年的作者在其祖父的庇护、娇惯、溺爱中那种悠然意的任性的成长。我们只感到这是作者的信笔写去，自然而洒脱，毫不娇柔，毫不矫饰，决没有因为它不像小说，感到斋要一个完整的情节和中心的人物.当我们看到后几章的漏粉的一群的生活，贫苦却还苦中作乐，直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及至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周围邻居的评头品足，又使你既为他们的愚昧狠毒而痛恨，也为他们被毒害不觉悟而痛心。直至最后作者写到王大姑娘同磨官冯歪嘴子的爱情，他们居然冲破封建樊篱，在穷苦、诽谤、中伤中生活得恩爱、兴旺，才透出一口气。不禁为他们的勇敢，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她娓娓讲述着呼兰河—她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优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恰如茅盾所言，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其次，《呼兰河传》在语言运用上也别具一格.读着它，会感受到一条悠悠的小河，缓缓地从容地流淌着，时而溅起几朵机智的幽默的浪花。就像作者那聪颖的双眸闪耀的智慧光芒。在作者童年的后园里: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搂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真如在青天一方碧绿的草地上，我们微闭双眼，聆听着身旁一湾清澈的小溪，轻轻地默默地流过。作者童年心目中的后园多么的动人和可爱！不禁使人产生一种审美的超越，心灵的净化，竟至于没有什么形容词，更不要谈华丽了。而语言是如此的平缓，就像一个纯朴的女孩儿正向她的小朋友讲叙她所迷恋的地方，真切率直，却令人神往。当我们谈到祖父蹲在地上拔草，童年的作者偷偷地在他的草帽上插上红彤彤二三十朵玫瑰花，祖父嘴里念着: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怕也闻得到的.然后祖父就戴着满头红彤彤的花朵进入家门，祖母大笑，父母亲笑，祖父则笑了十多分钟，我在炕上打滚笑.祖父刚有点忘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的雨水真大呀。”和着作者童年的“搅乱整个后园”的震耳的笑声，我们也忍俊不禁。仿佛那红花正在耀眼，花香正在袭人，家人的笑语正萦绕在你的耳畔……正是作者那幽默的笔调，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才使你丑身其中，得到精神的愉悦，产生美好的情感。还有那卖馒头的人跌倒后挣扎着爬起来，连馒头带冰雪拣到箱子里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后，就对那吃馒头的人说:“冷的天，地皮冰裂了，吃了我的馒头了。”听着的行人都笑了。读者也禁不住哑然失笑。为书中人物的幽默，为着作者的幽默。《呼兰河传》的作者在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揭示他们的贫苦、无望、愚昧、麻木的时候，讽刺幽致则使人感到悲凉、凄苦。养猪的那家租住的碾磨房，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一到下雨，那房子里的人就提着筐子上房采蘑菇，采蘑菇的骄傲得不得了，而全院子的人则没有不羡慕的，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那草房里。于是感叹啼嘘，相叹不已。房上采蘑菇的故意选几个大的抛下来，借以炫耀，哪知道忘记了房顶已经露了洞，一不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鞋子就从房顶落到翻开的滚水里，滚着翻着……读者绝不会因为这情景的有趣而欢笑，即使有笑也是沉重的，凄凉的，含着眼泪的。既同情他们的不幸，又原凉他们的麻木。这也是作者的讽刺幽默所产生的优郁的美感效应。女作家萧红不仅以独特的结构布丑《呼兰河传》的篇章，以从容平实的笔触叙述呼兰河畔人们的乡土生活，风情习惯，同时又为我们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童话般的情调: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翔嵘、蜻址样样都有.栩嵘有白翔碟、黄蝴裸。这种蝴裸执少，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蚁是绿的.蜂子则嗡嗡的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国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芜芜的，红的红，绿的绿，断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果子园。祖母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嘴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探大精树。这偷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检树先喻，来了雨，大精树就先胃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拾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止的拜壳一样了。这是一个童话的王国，虽然语言仍不失其质朴，却着了重浓的色彩，色调斑斓，生机跃动，彩蝶飞舞，金光闪耀。而你也正漫步其间，接受灵魂的陶冶。正是这美丽的花园，组成了作者童年的快乐，自由的生活、造就了作者的热情奔放，而又坚强刚毅的性格。相关的评论：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当然，最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茅盾对此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堪称精当。“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700字 议论文 范文 篇一：谈谈姑息与纵容
摘要：从十几年前"渤海2号"事件的某些领导，一句话就可逃脱责任，轻轻松松地"交学费"，到如今对违法犯纪者依法惩处，当杀则杀，该关就关--无论你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可以看出，我国法制已日益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也日趋完善。
"渤海2号"翻沉了，它的沉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切勿姑息纵容。
勘探局某些领导"交学费"的论调的确让人心惊，千百万国家财产的损失且不说，72条人命啊!这"学费"上可沾满了鲜血!那些领导既不引咎自责，也不接受教训，固然罪不可赦，然而他们的上级领导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作为上级领导对其姑息、纵容也是导致不断升级有重要原因，上级领导的严重失职也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味地姑息纵容必将酿成大错，只有严格遵守法律制度，才能消除后患。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操练女兵，有一妃子自恃得宠于齐王，在军中屡屡犯纪，可她哪里想到孙武严于律令，把她给斩了。此后，其他妃子宫女们再也不敢违反军纪了。不用说，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但是孙武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没有因为怕得罪齐王而放妃子一马，而是当机立断--斩!他有如此气魄，堪称当代"官"们的典范。
孙武冒死斩妃，千百年来传为佳话。三国孔明放下友情，挥泪斩马谡也同样脍炙人口。马谡才智过人，与孔明私交甚好，在军中位高权重。而当他犯下违反军令，导致军纪不严，军威从此不振，恐怕巴蜀之地早早就被划入魏国的版图之中了。
斗转星移，几千年过去了。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如今我们的执法领导与古人相比，又如何呢?
"渤海2号"事件让我痛心疾首，但是当今对一批大案的处理则令我欣慰。国人皆知的成克杰，由于收入受巨额贿赂，罪行特别严重，情节极其恶劣，尽管他身为副委员长，尽管他曾为人民工作多年，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他过去有功而姑息纵容她，让他以"交学?来逃脱责任，而是严格执法，摘走了他的乌纱帽，也摘走了他腐败的脑袋。
从十几年前"渤海2号"事件的某些领导，一句话就可逃脱责任，轻轻松松地"交学费"，到如今对违法犯纪者依法惩处，当杀则杀，该关就关--无论你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可以看出，我国法制已日益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也日趋完善。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有法可依了并未说明我们就可高枕无忧了，还必须要有执法必严的精神在腰后撑着，只有这样，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才会稳啊!
700字议论文范文篇二：关于个性的思考
摘要：汩罗江畔，风萧萧，一位老人迎风伫立江头，他宽大的衣襟在风中飘荡，凌乱的头发随风飘舞，他准备把社稷、苍生化作泪罗江边的绝唱。历史说，这也是个性。这种个性让“精忠报国”的信念深深地刻进历史的胸膛，让屈辱的泪水融入了祖国的山川。
曾几何时，开学典礼上，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响彻了整个中国。历史说，这就是个性。
汩罗江畔，风萧萧，一位老人迎风伫立江头，他宽大的衣襟在风中飘荡，凌乱的头发随风飘舞，他准备把社稷、苍生化作泪罗江边的绝唱。历史说，这也是个性。这种个性让“精忠报国”的信念深深地刻进历史的胸膛，让屈辱的泪水融入了祖国的山川。
“你们村里还有几个共党员?”“不知道!”“难道你就不怕死吗?”“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就不是共党员!”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她走向了冰冷的铡刀，走向了人生的辉煌。于是，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得光荣!”在这里，个性被刘胡兰演绎得气壮山河。在这里，历史告诉我们，个性原来是刘胡兰选择的革命事业，是她谱写的壮丽的人生乐章。
某班的班会上，一颗躁动不安的心，耐不住“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诱惑，总是想知道山的那边是否风萧萧，林的那头是否草青青。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但仍旧“聊发少年狂”，趁着老师不在，他大踏步走上讲台，庄严宣告：“将来的我，能取代比尔·盖茨!”历史又说话了，听，这就是个性的宣告。什么是个性?也许我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不过，我知道，在我的词典里，痴迷不是个性，盲目更不是个性!个性应该是浩瀚海洋中的航标灯，是漫漫长夜里被渴望的黎明，是洞察万物的理智，是一生一世的追求。个性，它能使司马迁将屈辱的泪水融进笔端，书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能使徐悲鸿挥笔画出《八骏图》;它能使一介匹夫执著追求，能使一代伟人奏出使民族昌盛的乐章。
个性，它跨越了时间、年龄的界限，它高扬理智、坚毅的大旗，创造着生命的奇迹!对于个性，我的思索便是如此。豁然间，我的心胸开朗了，原来我也有个性。
700字议论文范文篇三：出路
摘要：一个成功的人就一定要受过挫折的煎熬，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容易因承受不住苦难的折磨而放弃，但我认为那只是一时一刻人的糊涂罢了。可人的意识会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这才刚刚开始。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考虑的事情也不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能写下多少轰轰烈烈的 事迹 ，又能留下多少牵挂一心的痕迹。路要走，人也要奋斗下去，年轻人很容易被一时犯的错误，而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所以要尽快为自己找条出路。一个成功的人就一定要受过挫折的煎熬，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容易因承受不住苦难的折磨而放弃，但我认为那只是一时一刻人的糊涂罢了。可人的意识会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这才刚刚开始。
在学校总会面对很多自己不想去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那是多么的痛苦啊!人生本来就是那么残酷，可是我想残酷的背后应该还是会有快乐的。在这个社会上可能还会遇上更艰难的也说不定，人应该有一个自己最中意的目标，这样才知道风要往哪吹，风是否具备力量。要学会从失败中走出来，从锻炼的过程中获取 经验 ，以此可以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适应生活的能力。人总要为自己做打算的，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时代的不同，现在只注重文凭，而不注重经验，真是搞不懂。文凭可以造假，但是经验是用千斤都换不来的，假不了。据我所知，某 留学 生去应聘某家公司，没有被聘取，原因是此学生，没有实际的经验。看来理还是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经验是看不见的，但可以被反应。机会人人都有，只是看自己有没有牢牢的把握住而已。
青藏高原地势险要，很难通路，如今还不是历史被改写了吗?几代人的艰辛奋斗，使得天路不再是梦了，一条通向祖国西部的铁路为西部未来的发展开创出新的前景。
我们要为祖国的发展找一条金光大道。有了目标，我们就有了出路。更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路是自己的，要由自己来铺。一切靠自己的经验，只要能兢兢业业的工作，就会心满意足。
700字议论文范文篇四：争出胜利
摘要：争气是一种绝处逢生，是一种勇敢正直，是一种顽强不屈。松树不泄气，于是争气地从悬崖峭壁的缝隙中探出头来张望;莲花不泄气，于是争气地从淤泥中挺直身杆沐浴阳光;梅花不泄气，于是争气地从寒风凛冽的冬天打起精神，绽放芬芳。
当嘲笑弥漫周围，困难缭绕生活，黑暗笼罩白天，我们为了争口气，坚强地走过每个春夏秋冬，拒绝失败，我们争口气，迎上胜利。
争口气，或许你就能像花儿一样灿烂地怒放美丽;或许你就能像苍鹰一样快乐地翱翔自由;或许你就能像鱼儿一样悠闲地漫游快活。
童第周从不及格的差生到出类拔萃的生物学家，这是他的争气造就了成功;詹天佑由被讽刺、嘲笑到连外国工程师也竖起大拇指的著名工程师，这是他的争气建造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海伦凯勒从无法上学、身患疾病成为知识渊博的女作家，这是争气塑造了她的才气;刘翔由无名小卒的参赛选手到冲出亚洲的 跨栏 得胜者，这是争气，成就了他的超越。
争气是一种绝处逢生，是一种勇敢正直，是一种顽强不屈。松树不泄气，于是争气地从悬崖峭壁的缝隙中探出头来张望;莲花不泄气，于是争气地从淤泥中挺直身杆沐浴阳光;梅花不泄气，于是争气地从寒风凛冽的冬天打起精神，绽放芬芳。
不争气如一条毒蛇一样，吞蚀我们的心灵，抹掉我们的前途，扼杀我们的成功。
三国时的刘禅因不争气，国家亡了，落得个“扶不起的阿斗”的名声。清朝末年的皇帝因不争气，丧权辱国，落得个“弱国无外交”的下场。
不争气的船，航不过汹涌的大海;不争气的树苗，长不成参天的大树;不争气的鸟儿，飞不上广袤的天空。
争气凝聚了汗水和泪水，只有付出劳动才会有胜利的收获。为了争气，这是心中的信念，并付诸于行动之上，胜利就会迎上来。
一个集体如果不争气意味着纪律涣散;一个社会如果不争气意味着经济萧条;一个民族如果不争气意味着卑躬屈膝;一个国家如要不争气意味着位低权弱。
中国绝不能失败，身为龙的传人，我位定要争气!面临美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争气;面临“台独分裂”我们更应争气，捍卫我们的祖国，壮大我们的实力。
争气让我们充满力量，争气让我们迎上胜利!
关于这个，网上资料很多，楼住可以去查阅参考，这里给你些独家的……“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这是全文之首，及其平和的语调，看起来一个太正常的故事，一个关于湘西山水人情的故事。这便是沈从文的最大风格----朴质、平淡、抒情’并带有浓郁湘西乡土风情，平和叙说着关于生命，关于爱的故事。沈从文在文中执意要追寻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要构在一个奉养“人性”的“希腊小庙”作为小说，《萧萧》和沈从文大部分小说一样，是与众不同的。它们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来的高潮，而是在描写人性上，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是丰富而微妙的。在《萧萧》中，种田的装置里闻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升级。沈从文“湘西”小说里常常出现山歌，因为那是那片土地上最为质朴的表达方式，也最为热烈的宣泄。它用《萧萧》普出了一曲山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和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美丽中是令人忧愁的”，无论是《边城》里的翠翠，还是《萧萧》里的萧萧，沈从文笔下的它们都是美丽的，看起来是轻快的、优美的、恬淡的。只是这份美丽、轻快、柔美、恬淡中，夹杂着些许的忧愁，这些忧愁又很是增添了几分人物的迷人之处，而对于她们或许并不自知。当萧萧抱着新生儿，看这自己的私生子取进大龄媳妇，又一个“萧萧”诞生时，她仍然懵懂不知。文章末，仍旧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却在屋前榆腊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而这清单的笔墨，却点处令人心颤的故事，一个所不出滋味的十年春秋，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除楼主外，谢绝复制引用!
萧萧》赏析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作者用这个平和的陈述句，定下了小说的基调。 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象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 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 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象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 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 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好象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象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 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以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个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象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 “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象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而一九五七年较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 ‘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在《萧萧》中，种田的庄子里闻得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生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