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孔子思想是由“礼”到“仁”的演变路径。孔子在吸收和损益周礼德性原则的基础上，吸纳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但又不囿于礼，坚持在更为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影响礼改造礼，最终形成了自己由 "孝悌为仁之本"到"爱人"至"克己复礼"的仁论思想。
关键词：仁 礼 克己复礼 爱亲 爱人
一、孔子之前的周礼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特征是融宗教、音乐、诗歌、舞蹈、伦理于一体，其内容形式，自夏而周经历了由鬼神崇拜逐步转变为重视德性伦理，由粗糙变为日趋文雅，由不完备到逐渐完备的过程。
周礼有别于商礼和夏礼，区别的重点在于周公“以德治礼”，他为礼注入了道德理性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引周公之语说：“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①“则”，即礼之基本原则，它是考察人们德行的标准（“则以观德”），而德行又是办事的基础（“德以处事”），并且可以直接地影响办事的效果和评价（“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对于“则”，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六年传云‘导之礼则’，此‘则’字亦礼则之义。以礼则观人之德。德有凶有吉，合则为吉德，不合则为凶德。”
②德有凶有吉，遵从礼的基本原则即为有德，违背礼的基本原则的就是无德，这样就引德入礼，使周礼蕴含了具有指导和规范德行作用的道德理性。
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变革。周礼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转为对人伦的重视，这对于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亦是有限的。周礼中有大量的宗法内容存在，理性原则往往依附于宗法关系，为血缘所包裹。在理论上对此有所突破并展现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始于孔子时代，而且这些是以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为标志的。
二、孔子对“礼”的改造即由“礼”到“仁”的演变
孔子尚礼，他通过考察三代之礼发现了两点：其一，三代的礼乐是因袭承接而发展的；其二，这种发展是有所损益的，尤其在两代礼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十分的丰富多彩，因此他十分惊叹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周礼的道德理性原则是“尊尊亲亲”。所谓“尊尊”，即在氏族内部强调下对上的尊崇；“亲亲”，则是氏族内部依亲疏关系不同而表现出的爱有差等，血缘愈近，则所爱愈亲。这种讲究血缘关系的爱是以父母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借此而派生出忠、孝、悌、直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亲之爱及其派生出来的德行，称之为“仁”。《国语晋语》记载郦姬言：“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③所以她在“爱亲之谓仁”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层更高的层次，即“利国之谓仁”。这种构想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孔子正是以“爱亲为仁”为基础，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将周礼演变为仁。
（一）孝悌。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孝悌是行仁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孝悌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他要求人们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 （《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里仁》）。他不仅强调要赡养父母，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子女做到“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要求子女既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关爱自己的父母。《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宰我关于居丧的讨论，最后孔子评价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对宰予对待居丧的轻慢态度给予了“不仁”的评价，可见孔子对“爱亲”的看重和“爱亲之谓仁”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二）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他说：“爱人”。孔子释“仁”为“爱人”，试图把“爱人”作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进而达到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友爱互助氛围的目的。他要求青少年们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一句话清晰地展示了由孝悌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泛而众而亲仁”也说明了“泛爱众”与仁在内涵上的联系，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孝悌之爱推行到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群中去，做到“爱众”，那是十分高尚的，那就不仅是仁，甚至可以说是“圣”。孔子论仁过程中由“孝悌”到“爱众”的推进，也足见孔子对“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这一观点的吸收和继承。
（三）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自身德行的培育是从克己复礼中开始的。当颜渊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培育仁时，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具体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视、听、言、动之间皆合于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不是表现为某种具体的德行，而是抽象的德性，是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勇等诸多美好德行的统称。礼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的规范和评判标准，抽象意义上的仁在指导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礼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德行的要求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礼对这些具体德行的限定和影响，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孔子正是在不断地克己复礼的过程中一步步深化，由礼领悟到仁的。
三、仁与礼的关系
（一）仁是本质，礼是表现。在孔子这里，“仁”是核心是本质，而“礼”则是“仁”的本质的外化。“仁”与“礼”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合礼”是“仁”的外在规范和表现，受“仁”支配，“仁”才是最终的内在标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礼是立身的标准，也就是说礼具有一种外在规范性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仁的内涵。因此，我们在看待孔子“礼”的思想时，应该看重的是那种“礼”的规范精神。
（二）孔子在强调仁是礼之本的同时，亦强调礼对仁的辅益作用。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孔子强调礼对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正是礼所反映的对象，从这一点上说，仁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倡导仁的同时，始终坚持礼。
总而言之，孔子思想的形成是在继承和损益周礼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孔子首先强调“爱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然后从父母亲情扩大开来，鼓励做到“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最后说到具体方法时强调正身，“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思想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德性原则的继承和拓展。由此可知，孔子仁论思想路线是由礼逐步深化到仁的路线。
扩展资料：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传》《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后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今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己所不欲，强加于人。曾有报道说，有人不礼让，为争座在公交车上大出打手，在航班上拳脚相向，尽丧“礼义之邦”颜面。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利益无可非议。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企业、个人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无视法律规定。楼塌塌、桥垮垮这类“豆腐渣工程”并非只见于一城一地。 独生子女时代，一些家长对孩子溺爱惯宠，出现一批任性自我、缺少合众精神与礼仪修养的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进入学校后，同学关系失常，师生关系出现错位，重师尊教、同学友爱的优良传统遭遇挑战。梅州市某中学，曾在短短四天内发生三起因学生受到批评而动手打老师事件，让人汗颜。 …… 毋庸讳言，这里所揭示的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并非社会主流，但是应该承认，其不良影响绝不可也不应该低估。如何吸纳中华传统礼制中合理质核来扭转不良状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二 社会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精神文明水准的变动，可以出现总体提升的趋势，也可以在某些时段、某些侧面出现下降的趋势。精神文明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层面，思想道德可分为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思想道德的变化原因极其复杂，需要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加以分析与判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思想道德的提升会有促进作用，但并非必然关系：思想道德的提升与下降不一定完全对应物质文明的提高与低落、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停滞。 有人认为，道德失范、礼义缺位要从社会体制上查寻原因，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们才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体制问题只是诸原因之一，并非全部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道德失范、礼义缺位问题就怪罪体制，我们还需要并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原因。 1．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歪曲与不适当批判 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就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非常必要且不容否定。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参与这场运动者不少有留学西洋的学术背景，他们主张全盘西化，无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而欲一扫了之，这就走向了极端。彭林先生在《礼乐人生》一书中指出，吴虞所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是“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吴虞观点的错误根源。十年动乱，曾再次大批礼教，把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度。对中华传统礼制进行歪曲或不适当的批判，是导致人们对中华传统礼制误解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否认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中华传统礼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历史上起过不良作用，也强调随着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旧礼教中存在的弊端或糟粕确实应该淘汰出局，但不可否认，作为中华文化之一部的中华传统礼制，沉淀着中华先民极为宝贵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它的精华部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之中，成为凝聚国人之内在动力。因此，对中华传统礼制应该历史地去分析与评判，不能也不可全盘否定。2015-14 半月刊明德讲堂Moral Lecture45 2．民族虚无主义荒谬言论还有市场 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入侵而产生的，从本质上说是崇洋媚外的产物。民族虚无主义者鼓吹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历史，无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精华，乃至故意混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下民族虚无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某些“月是西方圆”的论调仍然很有市场。否定中华传统礼制具有合理因素或说内在价值，便是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中华文化存在的弱点与缺陷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若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与宣扬，进而自戕中华文化精华而去仿效西方一些皮毛，则有丢了西瓜拾芝麻之嫌。事实上，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国力富强、民众幸福，是不能走依靠乃至投靠西方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 实际上，中华传统礼制既不是从孔子开始，也不是儒家专利。中华古“礼”远远早于孔子而存在，尽管原初相当简陋，但它确实是先民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早准则。后来，经过周公“制礼作乐”，经过孔子宣扬与践履融入了儒家思想因素，再经过后来各派思想家的理论探索，以及政治家的推行与践履，中华传统礼制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反复建构，日臻成熟和精致。先贤孜孜以求的礼治，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彼岸理想，也融汇着中华先民的追求与梦想。其中反映中华民族宽厚、平和、诚敬、谦让、慈爱、孝悌等品格的精华部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和谐的基石。显然，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传统礼制精华的实质是否定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否定文明古国的历史传统！ 3．拜金主义对个人道德底线造成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鼓励勤劳致富，人们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理直气壮地赚钱，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但不要忘记，应当“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致富不忘行善。反之，取之无道，见利忘义，骄奢挥霍，为富不仁，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近年来痴迷金钱、崇拜财富、享乐至上、见利忘义、极端自我的拜金主义潜滋暗长，对社会道德的冲击非常明显。拜金主义扭曲了某些人的价值观，混淆了勤劳致富与损人利己的界限，腐蚀了正常人性，导致道德沦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4．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礼仪行为不易扎根 良好的礼仪习惯应该从小培育，家庭教育极其重要。家长文明礼貌，自觉抵制不良习惯，以身作则，才能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道德。反之，家长自身有不良习惯，对孩子潜移默化，其影响也是极大的。有些家长在公共场合鼓励或纵容孩子爬树摘花，如此怎能让子女长大后遵循文明礼仪、具有公共道德观念？ 三 对于时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现象，我们既不能怨天尤人，也不可无动于衷，必须亡羊补牢，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彭林先生在《当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礼乐文化》一文中说：“提倡礼乐文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彭先生所讲的公民素质其实便是公民道德素质。那么，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有哪些现代价值或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1．追求理想之梦，提升国人道德境界 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礼义，追求个人完美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国家、社会、团体、家族乃至个人之间和谐关系。《礼记•礼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46Moral Education China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是个天下为公、和谐有序、贤能当政、讲信修睦、团结互爱、社会稳定的局面，这便是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礼义不仅表现为“进退周旋，威仪抑抑”（《宋史•乐志》）外在形式，而且体现为道德提升与精神境界的完美。 在我看来，孔子是一位怀着建立一个大一统、和谐安宁社会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他追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天下，实际便是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孔子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便要努力将人培养成有相当道德水准、遵礼行礼的“君子”。古人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认为“德辉动于内”，礼才能使“动于外”，即内心真诚，辉映出内在的道德，才能生发出本真、雅致、规范的礼仪行为，显示出来的便是真正的礼义。 显然，先哲把培育遵礼守道的理想人格、提升君子之道德境界作为毕生追求之目标，因为这是实现大同世界之基础。如果转换成现代视角，那么我们就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养道德人格，提升国人道德境界，从而讲信修睦、团结互爱，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稳定安宁。总之，中华传统礼制要求秉持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加强道德自律，培养道德情操，注重行为践履。 2．正确理解义利之辨，增强国人诚信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是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有关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分辨。中国先哲对义利关系有甚多论述。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解释道：“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显然，先贤在对待义利两者关系上，强调见利思义、以礼行义，即主张道德自觉、遵礼守道，以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之优劣作为价值取向，以此来臧否个人行为。这些基于礼义基础之上、从道德角度来区分义利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必也不能全然摈弃。这是先贤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严肃思考，是保障国家政治有序运行、保护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总结，是他们对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正确的义利观应该将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充分肯定与鼓励公民通过合法渠道、正当手段来获得正当利益。由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古代的义利观，不必将“义”单纯视为封建道德而加以否定，不必将义利对立起来否定义之功效。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义利两者关系，增强国人诚信观念，彻底与拜金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构建出有序、和谐的经济秩序。 3．遵礼守法，礼法结合，培育国人道德自觉 在中国古代，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这既是一种出自较高道德要求之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又是法律规定之下的强行要求，因此要求人们一举一动都需遵礼守法。当时，统治者对礼所具备的协调各种关系的功用是非常了解的，他们都企望用礼来治理天下。47 《礼记•祭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剔除其中封建质核，着眼于领导与下属共同维护和遵循礼的规范与准则，将“治人之道”（当然包含法律规范）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达到上行下效之目的，确实富于启示意义。《左传》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礼。”这是从道德的自觉来谈礼的。《国语•楚语上》说：“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这是从礼之规定来谈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的。可见，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在等级关系之下体现出的社会功效，力图制定出一整套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人际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当然，时代变迁，传统礼制中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传统礼制中所倡导自觉遵礼循法这一原则，是完全可以去粗存精、古为今用的。 其实，古代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称“礼禁乱之所由生”，“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显然，古人早就注意到通过礼可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们的目的，发挥礼制防止犯罪、培养君子的作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古礼那种“徙善远罪”观念，尝试构建新的礼义体系或礼仪制度，教育国人，从而提升其道德水准，造就更多新时代的君子。 从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启示：礼法不能脱节，既不能重礼轻法，也不能重法轻礼，需要礼法结合，礼法并重。过分夸大“法”的强制作用，无法解决国人道德提升问题；夸大“礼”的教化作用，以为礼万能，无法解决国人违法之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结合这一特点，从提升国人道德自觉入手，弘扬社会正气，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普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私德建设，这无疑是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 4．实施礼仪教育，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中华传统礼制注重礼仪教育，能起到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国自古便有蒙学，内容之一便是教育儿童自幼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初步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懂得礼仪规范。孔子多次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朱熹《童蒙须知》千余言，概括起来便是一个“礼”字。 实际上，中国古代礼制教育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礼仪教育，而是内外结合，侧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力求培养君子的教育制度，因此它蕴涵着丰富的可供采择的要素。《礼记•内则》对自幼及长的礼制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而且强调终身力行践履，随时学习。古人还明确说过“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围炉夜话》），强调家长身为表率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礼仪教育培养新时代的君子，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概言之，在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确实具有可供我们借鉴的现代价值，对扭转当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不良现状，提升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
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它的特点是：
一、丰富性：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民间民俗千姿百态，形成了品种繁多的民间音乐。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独奏、重奏、合奏乐曲不可胜数；民族乐器约200余种；中国的民族曲艺约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剧种曲种中丰富多彩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曲牌、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更是无法记数。
二、不确定性：民间音乐一般为口头产生，口头传授。口头发展使民间音乐更具有不确定性、变迁性、创新性、即兴性。
三、通俗性：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更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更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并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
四、实用性：许多民歌还未完全摆脱实用功能的原始形态，如各类劳动号子仍具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它的表现性在于用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力量、态度、志向和审美情趣，它是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于人心对大自然的感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古人认为“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
音乐不但是由人们对大千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调整情绪，调和人心，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协调和平，“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在重视道德的封建社会，儒家利用音乐塑造理想人格以达到儒家学说中的核心“仁”。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认为人的全面修养不能缺少音乐，孔子对平和优美的《关雎》大加赞赏。孔子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而对激烈抗争的郑国民间音乐却强烈反对。孔子曰：“放郑声，郑声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不仅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还有安邦治世的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礼记·乐记》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主要依赖于“礼乐”制度。儒家便是“礼乐”制的倡导者。“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指宫廷雅乐，它的实质功能是对“礼”的辅佐，把最具震撼人心的音乐形式与礼法结合在一起，其渗透力和凝聚力是强大的。
孔子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非常重视的，它赞美古代乐舞《韶》乐对舜仁德文治的歌颂及《九辨》完善的艺术形式。《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也。而对周朝乐舞《大武》的艺术表现形式给 以高度赞扬外，对其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功绩的内容却给予批评：“《大武》尽美未尽善也”。
民族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出它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共创辉煌的主要特质。
中国诗词，声调音韵抑扬顿挫，在平仄交错中形成音乐的旋律之美，而诗词不同长短句组合，各种格律的运用又显示了音乐节奏之美。
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无论是龙飞凤舞的墨迹，还是书者瞬间的节奏运用的律动感都是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绘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绘画思想，清晰的线条、造型，清淡的色调意境，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而中国的舞蹈、戏剧更是与音乐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我们抛开技巧性、技术性把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审视时，我们就会发现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
中国舞蹈史礼与乐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政治理念。它的本义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乐是天地间的美妙声音，是道德的彰显。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上一直都重视乐舞的教育功能，以此来推行政治性社会的礼仪化道路。
中国古典舞学科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其中不仅有着对中国前代舞蹈的继承，更吸收了芭蕾的训练方法。在中国古典舞的动作和元素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乐文化精神。本文主要是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与古典舞课堂教学相融合的角度出发，加强调对学生舞蹈文化内涵的培养，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学生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归属感。
传统礼乐文化在古典舞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包含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宗教、政治、伦理、制度、民俗、艺术（音乐、舞蹈）。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礼乐”思想，主张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礼”以修“外”，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乐”以修“内”，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统治者通过“礼乐”形成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加强自己的领导权。
经过社会的变迁，礼乐文化不断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礼乐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德育价值。“礼乐”文化教导人们修身养性，知书明理，懂谦让，通过这些优秀的品质弘扬中华民族崇礼仪、尚和合、讲仁爱的礼乐传统。
而我国历史上的宫廷乐舞、女乐、雅乐、礼乐均属于中国古典舞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古典舞自然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礼乐文化。如周代的《六代舞》为中国古代皇帝、唐、虞、夏、商、周六个时代的祭祀乐舞，歌颂统治者的功德；如古典舞《秦王点兵》表现中华武士驰骋疆场，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更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
如古典舞剧目《踏歌》完美诠释了古典舞欲左先右，欲前先后的动势，不以人体线条呈现，而是体现在古典舞的“韵”“势”之中，展现古典文化的风韵。更体现出“礼乐文化”重点不在人的外观体态，而是强调人的内在修养，由“内”修“外”，从而达到内外兼修。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
初版于1964年重订于1980年的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到目前为止，仍是中国音乐史方面最为详证和权威的通论性史论专著。后来出版的一些中国音乐通史方面的专著，都或多或少参照了杨荫浏先生这部专著，乃至很多体例或叙述都受杨荫浏先生的影响。 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已存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发展作了详证的分析和叙述，展现了作者娴熟的古籍文献功底；其二是该分析和叙述，具有充足的音乐章法、音乐形式等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音乐理论功底和对音乐技法或形式的关注。——总之，无论是史论还是平面理论，作者的文献功底和理论功底跃然可见。 不过，本人以为：对文献史料之详证的追求以及对音乐形式的重视，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音乐通史专著的简约和通畅——“详证”也就是在形式上浓厚的笔墨“皴染”性，有的时候往往会掩盖史论的线条性或谓笔墨的“勾勒”性。我以为既是该书的优点，也恰是该书的缺点，因而，该书适合音乐史论者研究阅读，比如教师或研究生或其他对深入而体系话研究感兴趣者，但实不适合音乐本科尤其高师音乐本科一般学生阅读和使用。 相比较于前者，刘再生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一书，就正具有杨先生短处方面的长处——叙述线条性、勾勒性，且生动而具体但不累赘或臃肿。在叙述和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发展时，作者发挥了他对中国音乐史文献高超的驾御能力，围绕诸如“王子朝奔楚”、“八佾舞于庭”、“恶郑声之乱雅乐”等典故，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灵活取材、简洁化约，展开对中国音乐发展史的叙述。而且这个叙述，作者都围绕一个个提炼出来大问题进行组织材料和展开分析的，应该说作者没有拘泥于音乐者的技法或形式而超越了技法或形式问题，进入了音乐文化史的层面……作为通史，我以为刘先生的该书更适合音乐本科生阅读——音乐通史主要是给就学者提供一个生动的史之真相的叙述或了解，同时更是给就学者提供一个具有相当高度和深度的音乐文化史的传授。 至于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一书，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论内容与前两者相比，就显得单薄。比如它只有民歌、民间音乐家、曾侯乙墓钟、儒家音乐观与老庄音乐观四方面的内容。而且尤其局限的是，该部分叙述不仅象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样过分重视作品分析或体裁及形式分析，而且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所具有的一些社会史背景方面的铺陈或叙述以及其他音乐文化的叙述，在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中都显得若有若无……该书的取材太过于技法化问题而忽略文化史问题，其叙述也没有将其放在文化史的层面上来展现音乐发展的通论性的轨迹，“史略”突兀而不连贯。 就如中国古代的“乐”不是单纯的“乐”而是“乐舞”乃至“礼乐”一体一样，中国音乐通史无论是作为音乐社会发展史（史实）还是音乐思想发展史（理论），都应该放在文化史或文化思想史的层面来分析和叙述，切忌孤立而单一，切忌就事论事——这往往是我们长期从事音乐技法或形式训练的音乐者所最容易犯得偏差，而这个偏差或缺陷，也恰恰就是我们音乐学习者缺乏大文化观或缺乏把音乐现象以及音乐思想精神置身于大文化现象以及大文化思想精神来加以省察和反思的结症所在！ 关于先秦音乐发展史以及音乐思想学说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春秋战国音乐与音乐学术发展史的研究，绝大部分著作局限于音乐问题而无法置身于文明或文化的发展来叙述和分析。比如，东周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史料（含出土文物）以及丰富的思想史文献，对其却往往无法驾御而不能高屋建瓴乃至只见树叶不见树干……音乐研究者是否应该和其他史学、人类学、儒学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春秋战国的音乐研究置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思想精神由神秘主义进入理性主义的时代——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解读和分析。 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述，中华文化夏商巫风巫术兴盛，而周代“制礼作乐”的“礼乐”，实很大程度上还是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等神灵的神秘主义之礼乐文化；而周的“礼乐崩坏”尤其是东周时代的进入，实际上是理性主义浪潮下神性、神道、神德、神权的衰颓和人性、人道、人德、人权的兴起。儒家、儒学起源祭祀，春秋儒学集大成者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实是一位否定神秘主义的理性主义者，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天下业已“礼乐崩坏”，而他所建立的情感理性主义之“仁学”则力图嫁接“周礼”的外衣（去神秘主义）以恢复或振兴他所崇尚的“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西周礼乐文化…… 所以，中华三代的文明是礼乐文明，而春秋战国理性主义较量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的时候，理性主义扩张以及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就相应颓退，原来与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胶合在一起的“礼乐”自然也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儒家或孔子的儒学，就是要转生三代文化的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而继续礼乐文明的华采形式与仁爱内核（天人之际的敬畏→人我之际的恭爱），将其神秘而敬畏天物的神道情感主义导入理性而恭敬的人道情感主义……古话说“礼仪之邦”、“礼乐兴邦”，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无论是音乐现象还是音乐思想学说，实是继承三代文明和开创秦汉以后文明的伟大的转折时代。（待续）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0.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9. 3、吴 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93. 4、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2. 5、孙继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1991. 6、田 清：《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84. 7、萧兴华：《中国音乐史》，文津出版社，台北（台湾），1995. 8、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九龙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71. 9、夏 野：《中国音乐简史：音乐史与音乐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1. 10、李泽厚：《美的历程》（修订插图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2001. 11、阎步克：《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载《北京大学学报》，北京，1995年第5期。 12、阎克步：《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北京，2001. 13、刘成林：《祭坛与竞技场——艺术王国里的华夏与古希腊》，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 14、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 1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 16、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
分与和：礼乐文化的两种功能周礼所建构的宗法人伦等级秩序是先秦儒家高度肯定的。他们直面“礼崩乐坏”的现实处境而深切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生活于自然血缘基础之上的宗法人伦等级秩序下的人们，彼此间既有上下尊卑之别，却又不因此而离心离德；既有情感精神世界的仁爱和谐，却又不因此而流于无差别、无目的之等级的平庸的人性状态？先秦儒家坚信要达到并保持这样一个有序而和谐的社会状态，就必须要建构一种具有分、和两种社会功能的上层建筑，而他们所推崇的礼乐文化正好兼具这两种功能。《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说，礼乐完整地反映宗法人伦等级社会的分与和、尊尊与亲亲相统一的关系，礼制秩序既能建立和维护宗法人伦等级制度，使人与人之间有着毫不含糊的明显的等级差别，又能使得人们和谐地生活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中。显然，先秦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化是“隐”与“显”的有机结合。就“显”的外在层面而言是宗法人伦等级秩序的社会结构；就“隐”的内在层面而论则是具有高度人性关怀的健全的和谐之心智秩序的培育。“隐”“显”合和乃为“仁道”的社会；“礼”和“乐”正是推动“仁道”的和谐社会之目标实现的两轮。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 《礼记》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分”与“和”是使社会系统既有井然有序的结构，同时又能保持稳定而不动荡的两个基本要素。具体而言，所谓“分”，包括权力和身份的等级划分，以及关涉财富生产的社会角色之分工，诸如君臣、父子、长幼、男女、劳心与劳力等基本划分；所谓“和”，就是要求在各种社会规范中处于不同地位和角色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分工而合作、相亲相敬、仁爱而和谐。中国古代思想是通过“分”与“和”两个概念来表达事物和人际关系的对立与统一的。西周末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 “和”是以承认“分”为前提的，先有“分”的事实存在，而后才有“和”的理念追求；“分”因“和”的理念和目的而呈现其方向和意义。“和”就是对“分”加以调节和范导，使分别和对立的双方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在此状态中，对立双方既保持一定的分别，又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彼此间相互制约，相互补足，相互促成，而在整体上实现协调与统一。先秦儒家把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政治社会之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智愚之区分的事实，既不可否认和消除，又不可遗忘和丧失人们之间普遍的相亲相爱，互敬互助，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但同时，爱必须有差等，以“亲亲”为原则，不能越过礼制秩序的基本界限，因为体现“分”的礼是形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孔子所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和而不同” 等主张，指的就是“和”决不意味着取消人伦差别；其“仁”学正是要追求这样一个分中之和、和中之分的有序化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建立。孔子是通过创造性地提出“仁”学而阐发传统礼乐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意义的，可以说，其“仁”学的思想主旨就是要在宗法人伦等级基础之上，实现政治社会的“分”与“和”。尽管他没有能够建立起关于“仁”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而是在不同语境下提出诸多关于“仁”的论断，展示了其“仁”学的难以概括的丰富内涵，致使后世围绕其“仁”学的争论不可避免。但将他论“仁”的主要言论归纳起来，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要求人们遵守礼制，服从礼的行为规范，譬如：“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另一类则是要求关心民众，关爱他人，相互促进，和睦相处。譬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前者立足于“分”，后者立意在“和”，无论是“分”还是“和”，都是为了礼制秩序的重建。孔子“仁”学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极大地开掘了内在人性的深度意义世界，期望从内在的人性深处唤醒人们对于礼制秩序的意义自觉。孔子的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对于秩序建构的意义由此而分明见出。照《尔雅•释言第二》，“斯”可作“离”解；《说文解字》云：“斯，析也。”因此，“先王之道，斯为美”可解为“先王之道，分为美。”这正好与“礼”的意义关联起来。而且，与先秦关于“和”与“同”的思想传统若合符契。据《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显然，“和”是指有差别的统一，与“分”相关，与“礼”相连，礼建构的秩序是“分”与“和”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在儒家看来，“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春秋战国时代，王权失坠，诸侯林立，为称霸而战火连绵，民不聊生。面对所谓“礼崩乐坏”的乱世局面，孔子儒家推崇周礼，目的在于追求一个有序而和谐、安定而祥和的等级式的政治社会，他们因此而尚德政、求礼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治的根本在于播化“仁”道，在孔子“仁”学的意义上建立起一个“亲亲”而“尊尊”的和谐社会，“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政治最终落实在“爱人”与“化人”之上，而不是疆土的拓展和财富的聚敛，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是标明政治的基本品质的，与其说是身份与地位的标志，毋宁说是政治“仁（人）化”程度的表达。孔子据此而所提出的民富而君足，以及先德礼而后政刑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所谓的“先王之道”。孟子极大地张显了孔子“仁”学的政治哲学蕴涵，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相当系统的“仁政”学说，贯注其间的仍然是将人之“分”与“和”统一起来，以求得社会共同体之有序而和谐发展的基本精神。他十分强调等级划分和职业分工的必要，但同时又告诫统治者必须“与民同乐” 。他反对梁惠王“曰利”，并非不注重物质利益，不考虑经济效益，而是认单纯讲“利”，就会出现人人只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分”而不“和”，以致“不夺不厌” ，使得社会整体的功能丧失，最终导致国家的衰弱。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使“和”与“分”相融合，人人（首先是君主）把维护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与和谐作为基本的政治职责，在社会整体结构和谐平稳的前提条件下，又不过多干涉民众生活的自治，“不夺农时”，而且，使民有“恒产”而安居乐业，如此才能出现“财不可胜用” 的繁荣景象。荀子比孟子站得更高，他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上，也就是从“人性”的立场上论证了社会必须有所“分”，同时又必须有所“和”的深刻道理。他首次把“群”当作一个关涉人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能群”成了人与动物世界划界的基本标志。 显然，荀子所谓“群”，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个有着共同精神价值追求的联合体。这个有秩序的联合体对个体生存欲求并不否定，但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个体欲求的满足必须要有所节制，“先王案为之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荀子主张以礼义而区分身份等级，然后按照等级身分和社会分工进行物资分配，所谓“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 是也。遵守礼制秩序是任何等级身份的人的社会职责，这才是人性高贵的标志。否则，人与动物是没有实质性的分别的。礼制秩序的意义正在于有利于人性尊严的建立。“礼义”不否定人的自然欲求，它只是将其纳入合于“天秩”的等级秩序当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悖乱驰慢。” 荀子所谓“养天下之本” 与“群居和一之道” 是相互贯通的，实质所指就是统一“分”与“和”的礼制秩序之价值本身。正是礼才既使社会呈现出明确而清晰的等级结构层次，又确保社会各等级层次之间的秩序和谐。很明显，先秦儒家追求的礼制秩序是一种非法律维持的文明秩序。 如上所述，“礼”的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强制性手段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为了实现有序和谐的社会理想，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礼之治人情、修人义的功能，“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乃礼之“本”、礼之“义”。因此，从现代实证分析的角度是难得先秦儒家礼制秩序之要义的。在先秦儒家尤其是荀子的思想中，“礼”、“法”、“刑”时常相提并用。譬如，“礼义者，治之始也” ；“法者，治之端也” ；“治之经，礼与刑”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 。这导致了礼究竟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的现代学术争论。从“法”的古文字意义来看，含有“模型”的意思，亦即规范人的行为的意思，此外还有标准的意思，亦即判狱事和讼事之标准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说：“法即刑，模即法，范亦法，型为铸造器具之法。”段玉裁注曰：“木制为模，竹制为范，土制为型。”“礼”原本就是引人向善的秩序建构，它本身就具有规范的意义，考虑到它同时具有“标准”和“方向”的意义，可以说“礼”是一种“元规范”。因此，“礼”与“法”属于同一个逻辑层次，连用而为“礼法”。而当“刑”与“礼”、“法”在同一个逻辑层次上使用时，“刑”与“型”相通，孔子所谓“君子怀刑” ，指的就是君子不忘“标准”和价值“方向”之义，而不是对犯罪实施惩罚。所以礼制秩序既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也不是纯粹法律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人伦和谐的“伦理法”秩序。这种礼制秩序既关涉现实社会秩序的建立，又关涉人之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前者决定“分”，后者追求“和”。如果道德重在个人内在心性的培育，那么法律则是以惩罚为后盾的外在行为规范体系。先秦儒家的道德论就是其“修身”论，而法律论则是其“刑赏”论。无论是“修身”，还是“刑赏”，都直接关涉礼制秩序的建立。严格地说“礼法”是“礼法”，“刑赏”是“刑赏”，“礼法”比“刑赏”意义要深广。从逻辑意义上讲，“礼法”与“刑赏”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层次，“刑赏”以“礼法”为本，“刑赏”的根据和意义是通过与“礼法”相关联而获得的，孔子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的论断，揭示的就是这层含义。荀子说得更为详尽：“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雕雕焉县（悬）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悬）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 这就是说，“礼”是一切实证意义上的政、令、刑、赏等具体规范设置和实施的正当性根据和价值之源。
支持楼上~~学习了，~~自己需要补充的知识真多。活到老，学到老
《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重点关注小说《乔家大院》的叙事策及其美学功能，从叙事学角度发掘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 第 1 章 史诗化叙事彰显深厚的家国情怀 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小说叙述的是乔致庸走南闯北的经商历史，小说中的乔致庸经历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时间的跨度是相当漫长的。乔致庸的个人际遇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表现在乔家生意的兴衰与清末整个国内市场环境中的商贾、相与、官员、百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清末统治下的中华儿女顽强拼搏的一面，这是一部晚清动荡时局下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抗争史，极大地掀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记忆，全文展现出庞阔的时空场景是小说史诗化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是史诗风格的一种显著特点，作品中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作者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对历史地域细节的精雕细琢和对传统儒家道德情感的极力推崇，极大地唤起了读者对多难兴邦的民族回忆，使我们不断思考这段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无疑带给读众浓厚的兴趣，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价值认同，获取具体超越时代意义的价值体验。 时空是叙事策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叙事空间指的是作品创作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等，史诗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宏阔的时空场景。叙事学中通常把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分开来研究，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叙事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故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空间的广大。故事的场景涉及了国内外天南海北的多个地方，例如，最初发家的山西祁县，进而的包头、太原，南下湖北、福建、两广，东达苏杭、北上北京、内蒙，西至甘肃、新疆，甚至接壤俄罗斯，各种地域的风土民情交织在一起，让大众感触到晋商的繁荣和开放。小说在真实地还原乔致庸当时的历史环境方面用心良苦，朱秀海将动荡的时局与商路市场联系在一起，例如，南方长毛动乱导致茶路断绝，乔致庸想的是茶路断绝导致的南方采茶的百姓生活失去着落，国家的税收没有着落，因此冒险开辟了茶路。再如，乔致庸看到汇通天下的前景时想到了帮助国家运输税银，国家有难不遗余力认捐银两，帮助左宗棠筹措粮草，这些都表现了乔致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性格特点。朱秀海巧妙地将真实历史事件与茶商、茶农、官员、相与、茶路、丝路、茶票庄等等商业市场联系在一起，活色生香地描绘了当时整个晋商的商业面貌，表现出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突出了乔致庸胸怀天下的英雄形象。 ............................ 在纪实与虚构的统一中讲述晋商英雄传奇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小说《乔家大院》讲述的人物乔致庸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中的乔致庸确实以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为人生目标，其怀有的诚信、仁义、革新等儒商精神是真实的，小说在叙述人物主角一生拼搏进取的经商经历时力求真实、符合逻辑地再现当时发生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从最初的长毛南方作乱到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慈禧逃走山西，这都是当时中国最真实的写照，并没有虚假的成分。这段真实的历史极大地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小说的纪实部分表现在作品的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人物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非常容易唤起读者的文化记忆，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小说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顺便提到还有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时期。刘黑七投靠长毛和攻打京冀地区，暗射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太平军北伐失败两件大事儿，农民运动导致茶路、商路不通非常符合历史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出逃山西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环境下，而这真实的历史环境可以全方位反映出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危局下，中国农民、商贾、达官贵族等各个阶层面对外敌入侵时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哪怕朝廷腐朽，还是存在一大批敢于救国救亡的爱国志士，例如乔致庸、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物，都永存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说客观地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展现在大众眼前，既符合故事发展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的情感逻辑，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 第 2 章 传奇化叙事弘扬儒商文化精神 叙事线索：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 《乔家大院》为了让故事更加好看，特地设计了英雄和美人的爱恨纠葛，引发大众看故事的强烈兴趣。线索是贯穿整个文学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脉络，它将故事的主要事件贯穿在一起，《乔家大院》小说的明线是事业，暗线则是爱情，围绕着乔致庸的情感纠葛和创业历程两条脉络展开, 表现为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乔致庸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和事业拼搏，面对自己的爱情常常陷入江雪瑛和陆玉菡两个美女中艰难抉择。为了让故事更加有吸引力，朱秀海设计了许多虚构的故事情节，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访谈提到，小说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是围绕现实中乔致庸发生的故事而写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看呢？他想到了乔致庸和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朱秀海与乔燕和女士沟通后，乔女士接受了朱秀海的这个想法，这就有了两根主要线索，一条是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另一条就是和陆玉涵、江雪瑛的爱恨情仇，而两条线索常常又是搅在一起。爱情部分是虚构的，作者在描写两位女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内心深处对男主角的爱以及以极其细腻浪漫的语言宣泄出极尽真实的女儿心态来，精彩的内容，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带给了读众极大地心理补偿，因此这段充满遗憾的爱情故事成了贴近大众生活的剧情。围绕着爱情，作者为了使故事更加好看，故意设计了爱情这条暗线，同时设计了江雪瑛与陆玉菡两个美女，美女与英雄之间发生的故事颇为奇特。很多文学作品往往利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设置范畴性情节，从而激发读者的情感认同。传奇离不开英雄与美女，自明清以来，传奇小说往往采用爱情与侠客的曲折故事来获取读者的阅读兴趣，情与侠也就成了传奇小说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 ........................ 叙事动力：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 小说叙事动力的发展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根源于人物主角主观情感和客观现实形成的巨大矛盾冲突导致，因此主观情感意愿和客观现实的不断碰撞致使朱秀海在故事情节中设计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思想碰撞、利益牵扯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了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的运动发展，叙事动力在深层次表现为一些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悬念巧合的巧妙设置。朱秀海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制造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人物设置于激烈两难的矛盾冲突之中，当人物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下做出何种抉择往往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心理、品格，性格冲突、思想碰撞、自我和他我、理性与感性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在人物对话和情节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碰撞中小说最想宣扬的精神价值会凸显出来。故事发展的主要节点在于不断出现的商业竞争和乔家危机，其伴随而来的矛盾和冲突是故事爆发的突破口。在故事的主要线索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乔家与达盛昌的矛盾，刘黑七与乔致庸的矛盾，成青崖与乔致庸的矛盾，江雪瑛与乔致庸的矛盾，孙茂才与乔致庸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表面上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深层次的表现为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而节点在于乔致庸身上，乔致庸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权衡利弊才能冲破这重重矛盾，才能经历一次次的成功。主观情感逻辑思维是指从情感需要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主观逻辑，文本中主要指乔致庸心中所想的事；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则是从理性实际角度出促使具有行动能力的人必须去做出的行为，文本中也就是乔致庸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乔致庸经常置身于这种矛盾的两难抉择中，他实际做的事经常不是他希望去做的，而他最想做的事却往往做不成，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就是故事人物主角的主观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需要相互矛盾冲突的结果。例如，乔致庸其实内心深处想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而现实中他不得不接管乔家的生意，融入乔家整个家族中去，成为了一个商人，他脑子里装的是儒家思想，而做的却是商人的买卖，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综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身上就有了儒商的味道。再如，他在感情上深爱着江雪瑛，可乔家落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为了乔家迎娶陆玉菡，他的情感思维只能屈服于客观现实，这也就有了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所以他不管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心里一直对江雪瑛存有愧疚感，江雪瑛也是如此，她因爱生恨，一心想毁了乔致庸，可见到乔致庸为自己修缮庙宇祈祷的现实她又拯救了乔致庸，这些都是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的。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31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4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 结语 乔致庸是中国儒商文化熏陶下的典型人物，他集中表现了以义制利为核心的“诚信、创新、仁义、互助”的儒商文化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乔致庸代表着当时晋商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儒商特有的对内自尊自爱的精神，而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乔家大院》抛开了晋商宗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侧重于弘扬“仁 、义 、礼 、智 、信 ”为核心的儒商文化精神。乔燕和女士说，“所谓‘君子怀远’，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事迹、精神和晋商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它包括了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意识和普世情怀。以义制利的儒商文化精神暗合了作者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的潜在目的，小说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带给作品极大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容易使人们形成对诚信、互助、创新、仁义的儒商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对当今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小说将故事置于清末战乱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讲述了乔致庸始终秉承着诚信、仁义、团结、奋进的儒商文化精神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业故事，唤起了大众的时空回忆。小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清末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几个主要的历史时期，乔致庸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勾起了读者对这段苦难的民族记忆，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传递着真诚的家国情怀，引领崇高的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略）
写作思路：写作的时候围绕国家、社会、责任这三个关键词语，举例说明。
责任意识鉴证一个人的品格。尽职尽责习惯的养成源自军旅，干就要干到最好，做就要做到满意。17年军旅结束，责任意识已经深入骨血。到了地方，打工的生活，因为尽职尽责，以及不及余力的工作，也很快做出了成绩，赢得了肯定。责任是什么？一种职责和任务。打工就是把责任量化成货币的过程。你的付出配得到多少收入，是你的责任付出得到的。当然完成赋予的责任工作还必须有能力。
俗话讲，从来没有白付出的辛苦和努力。17年的努力付出，至少让笔者有了一定的能力，如此打工起来，不负自己不负责任，辛苦中有一份淡定的自信，努力中有一股自豪的骄傲。加之还能用有闲的脑袋，思考社会人生，也算一个进步的思想节奏。
人生是量的积累，更是能力不断进步的过程。如果加上一个良好的责任感，百事可成。曾经看到过一句话：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如果被动的应对生活，不主动就等于丧失了进去之心，不拒绝等于逆来顺受，不负责等于放弃活着的责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把生活过成这样，那么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异？
责任当然有很多。婚姻责任、子女责任、父母责任……这些责任是生活的必须。岗位责任、工作责任……这些责任是工作的必须。工作、生活之后的另一种责任，就是社会责任。当然、工作、生活责任也是一部分的社会责任。然而，在这些责任之外，还有更加广泛的责任就是个体之于社会的责任，一种人类文明最高形式的责任。
维斯赫尔斯基的控制论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成员每个个体对社会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违法行为随着个体社会责任的削弱更趋向发生。”笔者以为，如果缺失社会责任，不光是违法行为多发，更多的是违法行为多发后的社会秩序整体的沉沦，及社会整体道德的无底限堕落，最后导致人人逐利无所不用其极，产生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才是最可怕。
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日本鬼子侵华的时候，一个中队的兵力可以控制一个县，而一个县的人口是千倍万倍于鬼子的兵力。这是集体虚无及集体放弃责任造成的。当人们在非常时期，丧失了责任意识后，根本不会意识到，集体的力量可以挽救个体的命运，而个体的命运不在自己，而在所有人必须付出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另一个故事，波士顿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有这么一段话: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
一个社会，如果集体社会责任虚无化，那么也就只能个体责任自私化，如此之下，最后也就成了个体无责任，社会无道德。有人攻击鲁迅的借口是，鲁迅的文字针对人性的太多。其实，这个悖论是这样的，如果集体无人性，那么集体是无法来改良社会的。毕竟不能假设社会自己就会变好。所以，改造社会，必须从人性开始，集体负责任，那么社会才会成为一个处处有责任的社会，反之，就是虚无化的空想。
社会责任感来自于每个人对家庭及社会的义务。也是每个人在心里和感觉上对其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如此，关怀他人的苦难，认同他人的付出，珍惜他人的劳动，回馈社会的恩惠，就是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人们常说要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的最大属性是什么？公民是享有从事管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共事务的权利的人，这是公民定义。这里强调的就是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社会责任不能虚无化，更不能成为唱堂会。在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部门内，人们能够看清权利、义务、责任。而且放任这种土围子利益危害社会，这不叫社会责任，这叫私利集团。而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如果产生了私利集团，那么一定是社会责任集体缺乏病的后遗症。有病不治，祸害人人，社会责任不彰，则社会处处陷阱，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
现在帮别人写文章都是需要稿费的，我有个朋友，看你需不需要！
诗经和楚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1、《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2、《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
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辞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应该怎么选呢?应该选择那个方向的?同学们，以下是汉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大家可以参考哦!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题》选题范围【1】
说 明
1.所列选题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提出，涵盖了中文专业各个学科;
2.所列选题有的是具体题目，有的只是选题范围，学生应在此范围内确定具体题目，以利于形成观点;
3.专题写作教材中有论文范文，可作参考;
4.毕业论文还有更具体安排。
一、语言学方面
对立原则和XX方言的音位
互补原则和XX方言的音位
说汉语的音节
说同音词
说同义词
说汉语的词类划分
汉语的联合式构词法(或偏正式、述补式等)
递归性和汉语的句法结构
虚字和汉语的语法形式
汉语的借词
二、现代汉语方面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研究
普通话语音研究
XX作家(或作品)语言研究
网络汉语研究
句式(或句型)研究(选择某些有特点的句式)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选择某些虚词)
现代汉语词义研究(选择某类词)
词典释义研究
方言研究(某一方言某一方面的问题)
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
汉字和汉文化
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内容
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
部件研究
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
如何整理异体字
如何整理异形词
规范汉字的研究
汉字的前途
“修辞与语境”浅谈
“修辞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之我见
我对“修辞主体的修养”的认识
我对“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学习修辞”的体会
谈词语运用要做到“准确朴实”
谈词语的“巧妙配合”
谈“成语的活用”
谈“叠用句”
谈“四音节语音段落”
谈“比喻”
三、古代汉语方面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论穆旦的诗
论钱钟书《围城》
论贾平凹的散文
论王蒙小说语言艺术
论余秋雨的散文
论余华的小说
论20世纪80-90年代对赵树理的再评价
评“样板戏”对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三个人物的塑造
舒婷诗作简析
王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意义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评铁凝《玫瑰门》
从女性写作角度评陈染的创作
论王朔的《动物凶猛》
论韩东的诗歌写作
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
茅盾笔下的上海都市图景——读《子夜》
《无常》、《女吊》(鲁迅)，《水里的东西》(周作人)，《放猖》(废名)比较论
《日出》中的次要人物(黄升东、福生)在戏剧结构中的作用。或《茶馆》人物论
《我与地坛》文本细读
艾青笔下的土地与太阳
分析王安忆(或莫言、余华、铁凝的一篇新创作的小说)
我读海子的诗
重读寻根小说
老舍与北京城(或张爱玲与上海、王安忆与上海、王曾祺笔下的昆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赵树理与山西等)
五、中国古代文学方面
论《诗经》的赋、比、兴艺术
论《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论《诗经》的婚恋诗
论《诗经》的妇女形象
论《诗经》中的战争诗
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论《诗经》的讽刺艺术
孔子与《诗经》
《诗经》作品研究(具体作品可任选)
《诗经》与楚辞比较论
楚文化与楚辞
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论屈原的人格美
论《离骚》的艺术构思
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比较
略论《九歌》的艺术成就
屈原作品研究(具体篇章可任选)
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出山水、田园)
中唐山水田园诗(可任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李白山水诗研究
送别诗中意象研究(可集中写某一种，如美酒等)
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
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种对比研究)
宋人咏物词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
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
《琵琶行》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
关汉卿、马致远之比较
汪道昆之短剧
徐渭的《四声猿》
汤显祖
孟称舜
沈自徵之剧作
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
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
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地塑造
论《水浒》的人物描写(亦可选择某一个人物，如论武松，论宋江，论李逵等)
试谈《西游记》的艺术特色(或论孙悟空形象)
论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
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论《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形象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形象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
六、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方面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
《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技巧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论存在主义作品中的荒谬感
论罗格——格里耶小说中的“物化”
《百年孤独》中对“魔幻”技巧的运用
论《百年孤独》的叙事艺术
论黑色幽默的杂糅手法
博尔赫斯小说的玄学色彩
论《日瓦戈医生》中俄罗斯精神
七、中国古代文论方面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先秦儒家文论研究
先秦道家文艺观研究
“发愤著书”说综论
“文学自觉”说新探
六朝人物品藻与文论之关系
《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谈
意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李渔戏曲理论研究
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
八、西方文论方面
柏拉图“艺术模仿自然”解密
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特征
论亚里斯多德的“净化”说
贺拉斯《拾遗》与亚里斯多德《诗学》比较
布瓦洛《诗的艺术》再评价
狄德罗“美在关系”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说比较
对莱辛《拉奥孔》的现代阐释
康德美学思想与现代艺术
议黑格尔的艺术发展观
论黑格尔的自然美与艺术美
论泰纳的文艺思想
别林斯基与形象思维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特征
从叔本华到尼采
现代主义与自我表现
精神分析学和文艺学
评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战
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
九、比较文学方面
李白咏月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所作咏月诗(见《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的比较研究
林纾译文一种与后来译文的比较研究
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西方人对中国农民的误读
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研究
钱钟书论“通感”
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
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看中西文学形式交流的可能
十、美学方面
劳动与“自然人化”的美学意义
论“审美关系是美的核心”
美感特征简析
论审美想象
论悲剧与崇高
论艺术的美学意义
当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消费主义对传统艺术门类(诸如文学)的挑战
论审美鉴赏的创造性
论“审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
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指导【2】
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现实题材相和构思小说的创作基调和艺术风格
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或者农民形象
鲁迅小说创作题材的变化
从《阿Q正传》、《示众》等作品来谈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小说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构思
论鲁迅《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
就《在酒楼上》的描写文字，解说“鲁迅气氛”的创造
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鲁迅小说中“黑色家族”的创造
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茅盾《子夜》的史诗性和社会剖析特点
论曹禺《雷雨》中人物形象的新认识
吴荪甫形象的复杂性
论《雷雨》中蘩漪与《日出》中的陈白露形象比较
从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层面，探讨《骆驼祥子》的创作视点和艺术深度
试论曹禺笔下的妇女形象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他笔下的两个世界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从诗化小说和语言的角度，看沈从文的《边城》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及牧歌情调
从少数民族作家的角度，探讨老舍、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底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都市题材和湘西题材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对人生的观察角度和艺术视点
论张爱玲的《金锁记》及曹七巧形象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人物形象与艺术格局之异同
论张爱玲女性题材的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论张爱玲女性题材与王安忆女性题材的比较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都市与女性的关系
你不能这样问啊。太笼统了，你想想从那个角度写？然后才好说啊。 看躇斌杰的《诗经与楚辞》吧，有介绍相关研究。目录上编 《诗经》一 《诗经》作品选注（一）周民族史诗（二）农事诗（三）燕飨诗（四）战争徭役诗（五）卿士大夫美刺诗（六）爱情诗与婚姻诗（七）其他二 《诗经》研究参考资料（一）总论（二）《诗经》重点阅读作品辑评（三）《诗经》研究参考书简介下编 楚辞一 “楚辞”作品选注（一）《离骚》（二）《天问》（三）《九章》（四）《九歌》二 “楚辞”研究参考资料（一）屈原生平事迹与评价（二）“楚辞”作品简评（三）“楚辞”研究参考书简介参考、引用书目举要……[看更多目录]另外有一本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
首先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其实我觉得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山鼻祖还影响了一大批文化学者其中就有李白杜甫然而他们又代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门派的最高境界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也为以后的两大流派的传承垫定基础还有一定的影响和发展也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