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3)双重主题，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批判的意味比较明显，后半部分中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和惋惜远远大于批判.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分极浓的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对叙事诗的一大发展创造。(1)诗人对安史之乱、马嵬之变、平乱回京这些历史事件没有具体展开描写，只是作为抒情的桥梁，一笔带过，而将大量笔墨集中在铺写玄宗对贵妃的苦苦思恋上，写的缠绵悱恻，动人心魄。(2)人物十分单纯，诗中着力塑造的是李、杨两个人物形象，而且主要是通过心理刻画完成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不仅成功的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有效地推动了悲剧故事的发展。(3)诗人把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融合在一起，运用虚构和想象来发展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以优美的语言创造意境，成为古代长篇叙事歌行中的绝唱。 艺术特色要点： （1）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结构。 （2）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 （3）主客问答的形式及其作用。 人生启示要点 ：人的悲剧性命运及以庄禅思想为依托对这种命运的超越，对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我心中的白居易9月17日，游览了白居易草堂，当时以为导游说错了，白居易草堂不是在洛阳吗？后来一查才知道，洛阳那个是白园(老白的晚年栖居地)，眼前这个是草堂。看看，做一名人就是好，没事瞎溜达，不但到处留情，而且到处留名。 余秋雨不说嘛：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着声名。 老白来庐山就是这样，当时挺郁闷，本来要替人主持正义，结果招人不待见，被人弹劾了，弹劾的原因也挺搞笑：说老白他妈是掉井里死的，老白不讲究，还做诗写井赏花，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中国人事就是多，吃饱了没事研究什么避讳，避这个，避那个，庐山本来好好的叫匡庐，出一赵匡胤，皇帝那匡着呢，你就不能匡了，改个名吧，结果庐山了，万幸啊，后来没人叫山，扯的有点远了，还说老白，老白到了江州，本来挺不痛快，看见一妓女，凄凄惨惨切切，跟自己差不多，一郁闷，弄出一《长恨歌》，后来到庐山一看，呵，挺好，在这定居吧，农妇，山泉，有点田，没事再做做诗：架岩结茅宇，属壑开茶园。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醛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艰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连皇帝都不想伺候了，大有乐不思蜀的劲头。 老白这辈子活的够潇洒，为文，堪称一代宗师，为官，虽然不太顺，好歹也做了几任地方大员，年纪嘛，活了70好几，人生70古来稀啊，这岁数在当时能申请记录，最重要的，特有桃花运，樱桃樊素嘴，杨柳小蛮腰，一个是着名歌星樊素、一个是舞蹈明星小蛮，左拥右抱的，想想，是个男人都流口水。
白居易(772--846)，晚唐著名诗人，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履道理私第，葬香山，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因而人称诗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主要作品《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白居易生平[编辑本段]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关于李白的800字议论文精选5篇
李白创造了古代浪漫主义文学高峰、歌行体和七绝达到后人难及的高度。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李白的议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1
李白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可谁又能真正从心里感知他的存在呢?他努力、他郁闷、他思乡，他却能把这些平凡的形容词“扩写成诗”，品作文。诗中如同壮观瀑布般的情意，与人们的现代思想纠缠着，专家们能从中抽多少就抽多少。
李白有着大男人主义的豪爽性格，将已经过去的事情统统视为渺小的过眼烟云，他自由自在地去游历那些壮美的山山水水，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惊叹。
李白的诗让我越读越有味，他的诗中不仅仅是对人生的感叹，似乎还有很多很多更深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它。他的诗很开放，能让大多数人接受他。他写的东西即使我咬烂笔头也想不出来。点到为止，却又点得精确，点得透澈，让人忍不住被这个“李氏黑洞”给吸进去。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相思，摧心肝。”这些令人深感谢无奈的诗句就是这样融入我们的社会的。
我只是去听去看去想，李白的诗却成了我脑海里抹不去的光亮。影响着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特别是《将进洒》这首诗，最让我为之动容。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金钱在这位诗仙眼中早已成了毫不起眼的蚂蚁，在酒后也只剩无几了。回来想想，真是天妒英才，要不然李白早就当上“高级白领”了。那么好的文笔，那么气派的思想，那么坚定的雄心壮志，要是李白来到现代，那他肯定没那时间享清闲，而是为了工作和生活埋头苦干。
李白的诗像一条灵动、充满豪情的龙，在茫茫的诗云中穿梭，他傲然、不屈，眼睛里有着无数智慧的宝藏。昂首，腾空。
金色的影子在云端一闪而过.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2
千百成峰，万壑藏云，在一处毫不起眼的民宅里，一个眉清目秀、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正拎起酒壶，自斟自饮，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朝芳草碧连天
手边是皇帝诏他进宫的圣旨，他却不紧不慢，轻声吟诵：“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脸上保持着当初被李邕斥责时自信的笑容。
待饮完杯中最后一滴酒，便起身上马，回头看一眼满山遍野的春色，感叹着这一朝芳草碧连天。他相信，此去长安，他必能够有所作为，报效国家!
一身诗意千寻瀑
放下金杯，扔掉手中的筷子，看着眼前的金樽清酒，玉盘珍馐，他竟觉得难以下咽。拔剑挥舞，回头再看，他茫然了，身为翰林待诏，他的职责本应是向皇帝进忠言，却日日被诏入宫陪其寻欢作乐，做诗助兴，这不是他要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便去吧，离开这个歌舞升平之地。
遍访名山大川，自然之美让他忘却了尘世的烦恼。
面对气势磅礴的黄河，他不禁吟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行走在山路坎坷的蜀道，微微叹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抬头仰望千寻瀑布感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独自坐在山顶上看落日余晖，似是自言自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不再醉心于功名利禄，彻底摆脱了人世的纷扰。真正懂他的，唯有一轮月、一樽酒罢了……
一曲高歌一樽酒
终于，他停泊在一阵风里，与诗、酒为伴，同明月交辉。他已经不再是人了，或者说，他的思想已脱离了这副驱壳，飞到九天之上，笑着邀请月亮与他对饮。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美酒在侧，月、影相陪，自然是不醉不归。
也许，他实在是太孤单了，看到水中的月亮，他竟想将其捞起，倾诉自己的心声。也许，他该离开了，回到属于他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诗、酒的世界，一个富有人情味儿的世界。毫不犹豫地，他跳了下去，用这么诗意的方法结束了自己孤寂的一生。我想，他终于解脱了吧。
敢问这世间，还有谁能如他般潇洒，还有谁能如他般恣意豪情。我想，大概是没有了吧，就算有，估计也是不及他的。遥望远方，凝视虚空，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厉害了，我的太白兄!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3
灯下沏一杯茉莉花茶，茶香清幽浓厚。我坐在桌前，翻开你的诗篇，走近千年前的你。绚丽多姿，豪迈瑰丽，你的一悲一笑，一喜一怒，一悲一叹，无不从扉页中一一跃出，闪现在我的眼前。
你像是云中的仙子，不知从何出来，衣裙飘飘，风骨清朗。凡是有酒香之处，必有你驻足的身影。在野地、在别墅、在驿道边，或小酌，或豪饮，尽兴了，挥毫泼墨，不亦乐乎!
“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你醉眼惺忪，画牡丹为美丽的少女，与你一起欢歌起舞;让清风为你吹奏，素月伴你推杯换盏。何其酣畅，好不痛快?
清晨，你登州远行。千里之地，对你不过弹指之间，你高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豪情动江海，潇洒满关山!
你足迹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登庐山，你赞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上蜀道，你摇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人们刚刚发现你的踪迹，听见你的笑谈，不想，你又飘然而去，在别处听松涛、观云海、赏日出……人们不寻着你，只听见你留下的遗传传千年的长叹，一篇篇不朽的诗篇!
喜欢你的人们想尽办法请你，于是就有了汪伦与你的故事。汪伦奉上价值的美酒佳肴，盛情的款待你，山野村夫的真情也感动了你。汪伦踏歌相送，你终于禁不住泪洒千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你对朋友也是一片至诚，炽热如火啊!
可是当朝的权贵，你又是一片真性情。当唐玄宗李隆基想要你为他写诗为乐，你故意似颠如狂，朝其所有，r让皇帝和众臣为你磨墨，让皇帝的爱妃为你脱靴，弄得朝野皆惊，何其痛快淋漓!你付之一笑，挥手一笔，顷刻间，一篇皆灰飞烟灭，只剩下你，定格为永恒，刻进历史的长卷，随滔滔时光洪流雄浑而来，伴历史的脚步，潇洒奔向未来……
今天在21世纪的高楼大厦里，在钢筋混泥土包裹的城市的一隅，一位12岁的小女孩正细细的看你，读你，如醉如痴……
夜已深，没有风。只有“滴答”的钟声陪伴。茶香清幽，诗韵悠长，我已失眠。失眠的我伴明月而轻轻私语：“李白，我想对你说……”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大家都知道这些永垂不朽的万古名句是谁写的吗?对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在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种，有伟大的，有博学多才的李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李白。
豪放的李白：
李白一生中作出的诗词近万篇，有悲伤的、有感恩的但是李白写过最多的诗是豪放的，如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诗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人很豪放，游遍大江南北，结实了许多朋友，并且还很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这就导致它丧失了一次次时机，一次次机会。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山河，曾有无数骚人墨客歌咏吟唱过，而它们却在李白洒脱的笔下飞扬起来，成为千古绝唱!
心怀大志的李白：
李白心中一直有一个政治梦想，想做宰相(给皇上出谋划策的人)李白自己认为很聪明，可是等不到机会。常常把自己比作：姜太公……很多有名的人物。最后李白进宫了，可是不是政坛上的人物，而是陪皇上娱乐的待诏，李白没有得到机会十分惭愧。最后退出皇宫。又当了一名游侠，但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梦想，还想被国家，被唐玄宗(当时的皇帝)重用。
才华横溢的李白：
李白才华横溢，被很多人赞扬，贺知章说李白是：“谪仙人”杜甫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现代人诗人余光中说：“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还有许许多多人赞扬过李白，李白是当时诗坛界的顶峰人物，李白进皇宫等很多机会都他的文采吸引人才有的。李白之所以被我们现代人传来传去就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诗文写的好。
李白，飘然而来，忽然而去，认真而又天真一生的他，大笔横空，给历史画上了最为瑰丽的一笔。李白是我们中华的骄傲，大家心中的李白是什么样的呢?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5
翻开家里的《李太白集》，随即飘来一股浓浓的墨香，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他在饮酒作诗，他在豪爽的谈笑哦，是李白，我微笑，身上仿佛长出了翅膀，把我引向了那个千年以前的朝代。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三分削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品读着李白的诗，我曾经想过：到底是盛唐造就了李白，还是李白升华了这个朝代?
走进李白，我跟随他徜徉大好河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无数优美的诗句从他笔尖下泻出，我也如痴如醉。呵，感谢李白，是他使我学会了欣赏。
走进李白，我看到了李白的孤傲不羁。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在唐玄宗的注视中，醉酒的他挥笔写下一首千古绝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使在场所有人都拍手叫好。他不拘泥于礼节，“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狂傲，借对联骂杨国忠是畜生，讽高力士不是东西。而对于封建权贵，他表现出深深地蔑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面对政治上的不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展现了李白与生俱来的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对自己的勉励。呵，感谢李白，是他让我在“人生在世不尽意”时学会了豁达与乐观。
走进李白，我品味他的丝丝柔情。至今夜里观星，仍会忍不住想起他那“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童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几字含尽了他的思想情怀。“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是他对世事苍茫的无限感慨，而“遥知玉窗里，纤手弄云和。”则是他对自己妻子的一往情深!呵，是李白让我的心受到震动，是他使我爱上了唐诗，爱上了语文。
走进李白，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哲理。感谢李白，是你洗礼了我的灵魂。
关于李白的800字议论文精选
要说才子，古往今来，不乏其人。可是，要说豪宕不羁而又风情万种，奔放飘逸而有桀骜不驯，激烈悲壮而又浪漫孤高的才子，却只有一个——李白!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李白的议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1
远远的，我看见一身素衣的青莲居士。
漫步于河畔，我注视他怅望江天的姿势。“恰似飞燕倚新妆”，一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和杨玉环的一句嗔语，把一个极度辉煌的人生滑落到社会的底层。
“香车宝马”，“誓取楼兰”，“杀敌报国”，他苦笑，泪水在无声中滑落。低头轻抚生锈的宝剑，奔腾的壮志又如未灭的火把熊熊燃烧起来。呵!自己有多么无知，四次出蜀，挥金巨万，万里山河，游履迨遍。本以为金殿之上让高力士脱靴，杨玉环磨墨，已注定了自己的一生在富贵荣华之中。可是，“太白星精”又怎样?满腹锦绣又怎样?抵得了杨贵妃又一句对李隆基的悄悄话吗?好恨!好恨!
我的心里忽然有一根弦被这愁苦折磨的一代诗仙拨动了。
我走上前去。他愕然注视着我。
“诗仙，您的那句‘可怜飞燕倚新妆’，究竟有无亵渎杨玉环之意呢?”
“我是被冤枉的。真是愚哉斯言。本以为千年之后，我的冤屈已被涤清，没想到蒙于我身的耻辱尚未被冗长的岁月消逝。我本是以飞燕之轻比杨玉环，她实在是我眼中的仙子，我何敢有辱她之语?”说完，他的眼光久久停驻在空旷的河面上，深深的，似一把利剑，将要穷透时间与空间，把李隆基的心剖开来，看一看，他为何不相信他的话呢?
“太白，李隆基相信了杨玉环的话，而以为你只是狡辩之辞，你恨他吗?”
“如果一个人从荣华的峰巅一下跌到了谷地，而且永远过着潦倒的生活，你难道不恨吗?可毕竟李隆基与杨玉环是夫妇，夫妇之亲有如天地，一个人的判断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感情上的亲疏，他信了杨玉环，而认为我不忠，这是一个悲哀，我的悲哀，也是李隆基的悲哀，乃至整个国家的悲哀。”
青莲居士踏着夕阳的余晖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渐渐消失。
我静静地伫立在河边。我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比干，想起了屈死于谄言中的每个忠臣。感情的亲疏使昏君们相信近臣的花言，爱妃的巧语，而每一个如此的君王无不蹈覆国的命运。而对于我们，难道没有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吗?
我低了头，看看哪一滴是李白的泪水。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2
李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人之一，大家对他的诗词著作也非常的了解。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无不体现出李白那独特的风格。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
李白那独特的写作风格，也使得诗句明传百世。让人感觉到诗圣的魅力所在。李白作为唐诗的代表，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诗词的独特风格，鼎盛时期。他的作品是最好的体现。李白与唐诗也永远无法分离!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3
从古至今，诗依旧是让人所欣赏、所赞扬的。在古代，你无法想象出有多少人想要报国却无门时的悲愤与哀愁。“诗仙”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回望盛唐时，站在盛唐中间的不是帝王，而是李白啊!李白的诗构思奇特，富有浪漫主义，就连杜甫也对他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
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激励着我们多少人想要上进的心!我想大概也只有性格豪迈的李白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吧!天生我材必有用，让我明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拥有一颗自信的心，但也并不代表要过于自信。
李白的一生，可谓是非常艰苦的。他向往为国建功立业;深切关怀着时局的安危。可在他进入官场时，却被里面的尔虞我诈，世俗的道貌岸然，无情的现实冷却了一腔热血。他的一生历尽坎坷，报国无门。可笑的是，际遇的颠簸和灵魂的煎熬却成就了李白。
或许用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概括再合适不过了，人的一生想要平平淡淡、毫无波澜，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也全无可能。此时若不感慨，更待何时?
我想，一个人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散发其特有的光芒，李白大抵也是被世事磨砺罢了。是啊，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一场特有的洗礼。
现如今，恐怕有许多人向利益权贵折腰。可，李白却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无不显示出他对权贵之势的无限蔑视。
仰望诗仙，一股傲然之气油然而生。所以，人们佩服你、铭记你，那是理所当然的!
学生时代有许多李白的诗伴随我们左右，就如曾学过的《行路难》，有这样一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每当我们念起李白的诗来，都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名字、他的诗能流传至今，都是有价值存在的。
如今的我们，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要摆正好自己的态度。切记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为了利益而折腰，要知道，人是有尊严的。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赞李白，叹李白，咏李白，让我们以傲然的姿态去迎接明天，让我们以自信的笑容向远方前进，让我们以一身傲骨奔向终点!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4
袅袅檀香，一杯清茗，一轮婵娟，一棒盛菊，手边是虚掩的书卷。读完李白的诗作，我不禁为他扼脘叹息，本有天生之才，却无奈仕途坎坷，本有豪情壮志，却不敌官场黑暗。我为他遗憾，为他不平，我想他一定是不快乐的吧?
恍惚中，他向我走来，一路高歌，一路豪饮，放浪不羁，这就是你，唐代的不朽传奇——诗仙李白。
你难道没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云盘”的少不更事?难道没有“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的积极乐观?难道没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昂扬自信?难道没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的豪情壮志?难道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是辈岂逢蒿人”的踌躇满志?然后最后的你却也发出了“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黯然。“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的沧桑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坎坷。
你我伴灯而坐，相对无言。你默默饮酒，我在旁静静思索。我敬佩你的才华，也为你的最后离开而惋惜。你是这样浪漫的人，在现实面前碰个大钉子;你是这样一个才思横溢的人，却难入官场，最后抽身而去，你心中的苦涩，想必如同那难以斩断的流水，滔滔不绝，一滴滴都化作你的泪水。
然后你却笑着摇头，道出你那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原来，我一直错了。
你是一位诗人，却也是一位卫士。你用笔书写自己的伤春悲秋，你用文字扞卫自己的高尚情操，或许在你离开时，心里会有苦涩和酸楚，然后在你眼中，一切的名利都比不上自由对你的吸引，黯然地离开，却让你拥有了最纯洁的自我。在别人看来追名求利似乎是社会大流，而你，却以前途为代价，宁可向往于江湖，忘情于山水也绝不同流合污。原本以为你是无奈的，却没想到其实你为远离官场而快乐，为你心底的一片净土而感到快乐。
我终于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真正内涵，在你看来，苦闷和悲伤不过是高洁的副产品，坚守自我的你，其实很快乐。真的很快乐﹗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5
我正在品你的诗歌，
却看见你捻着须发，
笑对着杯中的美酒。
又斟了一杯，
喝了一大口。
——写在前面的话
偶像是花的一瓣，在长河中飘荡，为世人所仰望么?不，我从来不喜欢这样，我是很现实而怪癖的人，我只欣赏独特的人。
我不崇拜杜甫，他在乱世中四处漂泊，最终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他的呐喊在那个腐朽衰颓的王朝只是一星微弱的烛火;我不崇拜诸葛亮，报先帝也好，忠陛下也罢，他穷尽一生，也没有改变蜀国的都城在成都不在洛阳的命运，最后只留下个扶不起的刘阿斗因乐不思蜀留下无尽的遗憾。我喜欢李白，自在逍遥，我哭我乐，随心所欲。对，没错，李白是我的偶像。
他，是一个散人。有人说他恃才傲物却又眼高手低，一生毫无建树，没杜甫的忧国忧民，没诸葛亮的呕心沥血，一个酒疯子罢了;有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斥责他是一个负心汉，朝三暮四，抛妻弃子，没有责任心，算不上什么好男人，只图一个人潇洒快活;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有绝世才华又如何?还不是被朝廷排斥在外，空有一番壮志，终究成不了气候……
是的，他是，我不否认。有人说“你不是喜欢他吗?”是，我是喜欢他，我喜欢他的毫不掩饰，他的一言一行均表现最真实的自我，他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并不是什么神。恰恰是他的率性，他的七情六欲，他的洒脱逍遥让我明白，他真的存在过。在巨大的苍穹下，他也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他改变不了环境，所以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他。
我喜欢的，是他的真性情，在世俗面前的那份固执的叛逆与超越现实极度浪漫的畅想。在别人眼中，或许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幻想，是一种故作姿态的无病呻吟。但我却从中体会到他为挚友的不幸遭遇而轻声叹息，在天涯远处不忘默默送上自己的一份关怀与祝福的赤子之情;无论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愁箭穿心与“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孤寂悲伤，还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斤散尽还复来”的乐观豁达，抑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一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都让我看到了一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李白。他的喜怒哀乐，以诗句的华丽在宣泄，吟唱，最终又归存于一杯杯散发着悠悠清香的佳酿中，他醉了，你醉了么?
我多么羡慕他：该吃吃，该喝喝，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呀!遍游名山大川，尝尽人间美酒，写出世上好诗，成为天地间第一人。
他将自己能做到的，做到了最好，他给世人留下的，也是最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多少文人墨客、名臣武将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中消失殆尽，了无踪迹，但他的一生千百年来还在被人们津津乐道。他让我明白，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倾情为之，随心而动，活出真我，才是王道。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虽然不属于同一时代，但是这轮明月却同照你我。
没错，我的偶像就是你，人间的一朵青莲——李白。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浅谈李白诗歌的特点摘要：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他的山水诗歌里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他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他的山水诗却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窠臼，充满着雄奇壮美的色彩和磅礴的气势，想象丰富，具有强烈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巅峰，使其诗歌具有“惊风雨“，“泣鬼神”的艺术魅力。李白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作为盛唐诗人中艺术个性最鲜明的一位，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话说偶只知道有部耽美小说名字就叫长恨歌
《长恨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与《琵琶行》共同构成白居易感伤诗中的叙事长诗双璧。元和元年(806) ,白居易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 任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李隆基与其贵妃杨太真的故事,创作这首《长恨歌》。此诗根据当时民间的传说与坊间的演唱,以回旋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写历史上的李杨爱情悲剧。从开卷第一句到“不重生男重生女”为诗的第一层。诗开头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这七个字统摄全篇,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重色思倾国”,是个体生命的感情欲求,属人情之常,本无可厚非。“天生丽质难自弃”,看似平淡却笔力千钧,一语隐去了杨玉环可羞可痛的再嫁经历(杨本是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 ,也写出了她后来横遭劫难的深刻的悲剧根源———美丽。而这美丽使得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乱伦的的丑名公爹。这其中的心里历程岂是别人能体会到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云鬓花颜金步摇”,诗人怀着惊羡之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了杨贵妃的美丽。但可悲之处在于重色爱美者是位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人物的身份地位与好色的欲求形成尖锐的对峙,群体社会的秩序规范与生命个体的秀美艳丽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对峙与冲突就奠定了李杨爱情的悲剧基础。因此,当作者描写李杨陶醉于爱情的甜蜜快乐之中,“芙蓉帐暖度春宵”,“君王不早朝”,则直接导致了李作为皇帝的失职;杨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享有“姊妹兄弟皆列士”的殊荣,也就引起了世人的反感与社会心态的变异———“不重生男重生女”。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几乎可以充当祖父与孙女的年龄差距。这其中真正的爱情成分又有多少? 一方是对美色的占有和蹂躏,另一方是屈从、巴结而且兼有虚荣、对荣华富贵的享受!诗的第一层,在对杨氏得宠与兄弟姐妹高官厚禄不无贬刺的描写中,已隐约揭示了李杨爱情的悲剧根源。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为诗的第二层,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君臣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李杨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留下不可挽回的终身恨事。唐玄宗为了宠爱杨玉环竟让她的堂兄杨国忠总揽朝政。于是唐朝天下一派乌烟瘴气,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导致“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唐玄宗的罪孽无疑是远远地超过了杨玉环的。如果他在杀死了杨国忠之后,于禁卫军的将士们面前来一番下诏罪己的表演,应该是能够挽救杨玉环的。然而在风声鹤唳和慌张逃命的危机气氛中,唐玄宗立即舍弃了曾使自己心荡神迷的美女,往日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竟都成了无需兑现的谎言。当死神与灾难降临到头顶的时刻,才能充分地考验出男女之间的情爱是否可靠或忠贞。李商隐《马嵬》诗中所说的“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从前后迥异对比中揭露出唐玄宗的怯弱、自私和虚伪。为了一己的私欲他可以牺牲儿子的幸福、牺牲黎民百姓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又可以牺牲最宠爱的美女,独裁统治者必定会成为这样最自私的角色。他的身上不可能有真感情,有的只是私欲和占有欲罢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诗的第三层,以酸楚凄恻的语调婉转形容与描述了玄宗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这是写从太液池的灼灼芙蓉与未央宫的依依垂柳,仿佛看到杨贵妃的艳容修眉,旧景长在,而不知人在何处,这出神入化的描写充分展示了玄宗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抒写玄宗在夜间万籁俱寂之中难以成眠的相思情怀。面对飞萤,独挑孤灯,听到的声声钟鼓是“迟迟”———显得特别地悠长;看到的点点繁星与迢迢银汉是“耿耿”———显得格外明亮,用心理时间与心理色彩来写悄然思恋的漫漫长夜,真切感人。这刻骨镂心的苦苦思念,日夜不息“, 春风桃李花开夜”是这样“, 秋雨梧桐叶落时”何尝不是如此! 看到“梨园弟子”头发斑白,“椒房阿监”容颜衰老,更唤起对往昔欢娱的追忆,日思夜念,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美丽的杨贵妃,那么,总可以在梦中与她共拥衾枕吧!可是“, 魂魄不曾来入梦”。在这一层里,诗人自白天到黑夜,自春天到秋日,自现实到魂梦,以丰富的想像与虚构,刻意地描摹出暮年的唐玄宗孤独、寂寞,渲染着他对杨的思念,从各个不同侧面传神地描写了玄宗相思的苦痛。这就很容易引起善良却又单纯的人们流淌出一掬同情的泪水,淡忘了他残暴和荒淫的另一面。但是这仅仅是虚构并非真正的现实。诗的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写道士到海上仙山找到杨贵妃,美在已经仙化的彼岸世界得到复现与升华。诗人展开浪漫想像的翅膀,忽而上穷碧落,忽而下尽黄泉,皆茫茫不见。最后发现了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楼阁玲珑,仙女如云,金阙玉扃流光溢彩,珠箔银屏逦迤而开,五色祥云缭绕其间。在这超尘脱俗的仙境里,杨贵妃的形象是那么圣洁飘逸“,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她“花冠不整下堂来”,迎接“汉家天子使”,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哀艳形象出现,其艳丽在于离开现实的此岸世界进入仙化的彼岸世界后美得到了复现与升华,其哀婉在于失去了真挚情爱之后的孤寂落寞。作者没有让李杨二人在仙国来一个庸俗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将美与爱情不能并存的矛盾问题留给读者去咀嚼,去思索。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最后,是诗的第五层,写杨贵妃托物寄情,点明“长恨”。她含情脉脉地托道士转告玄宗,昭阳殿里是人间尘雾,不仅美遭毁灭,而且恩爱已绝;蓬莱宫中是天上仙国,美虽长存,却是情思无寄。“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让旧日的金钗钿合与七夕的夜半私语来慰藉玄宗痛苦的灵魂,也安抚她自己抑郁的心灵,在绵绵不尽的相思中来实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愿望。然而,这美好愿望的实现毕竟是虚幻的想像,诗人不想自欺,也不欲欺人,借杨贵妃之口,一语道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白居易、陈鸿分头来描摹这宫闱中生离死别的故事时,他的内心是念念不忘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一段的爱情故事:刚过而立之年的他爱上了美女湘灵,匆匆分手之后还萦绕于怀,像“两心之外无人知”和“利剑斩断连理枝”,就会使人立即想起《长恨歌》里相似的诗句来。用自己的心理和经历,去揣度笔下人物的内心冲突,这本来就是写诗和撰文的常情。白居易本人对创作《长恨歌》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贬低《长恨歌》:“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另一方面,他又把《长恨歌》当作自己的代表作:“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戏赠元九李二十》) 而后世的评论家们有的把它当作政治讽刺作品,有的则认为是歌颂爱情之作。笔者认为即使是歌颂爱情之作,他歌颂的也不是帝王与贵妃之间真正的爱情———因为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形成这种理解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诗歌素材介于历史与传说之间,形成一种张力。马嵬驿事变的翌年,杜甫《北征》是这样叙述的:“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称肃宗李郭为明哲的周宣王、汉光武,把杨玉环比作褒姒、妲己。杜甫的看法代表了儒家正统思想对这一史实的价值取向:女色祸水。到了白居易时代,流行于民间的传说对杨贵妃的故事作了较大的改造,突出了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白居易借着史实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的传说,创作出《长恨歌》,诗歌自然会具有这双重的价值取向。其次,这种冲突体现在作者本人的矛盾上。一方面白居易是一位有着正统儒家思想的文人。所以,在《长恨歌》的第一层,作者对杨贵妃有所贬刺,认为她是恃媚邀宠,要负一定的误国责任。而在《胡旋女》中更是将杨贵妃与安禄山并举,斥之为安史之乱的两大罪魁祸首:“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同时,白居易又是一位诗人,追求美,讴歌美,汲汲追寻艺术的直觉,视至尊的君王贵妃为普通的人,并将他们置于被怜悯的地位。所以《, 长恨歌》便以无限深情的笔触礼赞“褒妲之色”,歌颂美在彼岸世界的复现与升华,对美的毁灭倾注一腔同情。从而突破了儒家正统与钦定史学的樊篱。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1、时代背景不同。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而杜甫却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2、个人经历不同。李白早有诗名，杜甫一直默默无闻，在政治上也极为不得意，李白可以有“千斤散尽还复来”的豪气，杜甫却只能悲叹“茅屋为秋风所破 3、两人性格不同。李白洒脱豪迈，嗜酒，更狂放不羁，杜甫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更关注民生 4、李白的诗多秉性而为，恣意天成，杜甫的诗却是经过反复琢磨、千锤百炼
李白是浪漫主义风格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
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情谊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