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勤” （林家箴）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勤天下无难事”。唐朝大文学家韩愈也曾经说过；“业精于勤”。这就是说，学业方面的精深造诣来源于勤奋好学。勤，对好学上进的人来说，是一种美德。我们所说的勤，就是要人们善于珍惜时间，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勤于实践，勤于总结。看古今中外，凡有建树者，在其历史的每一页上，无不都用辛勤的汗水写着一个闪光的大字――“勤”。 勤出成果。马克思写《资本论》，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了四十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刊物，其中做过笔记的就有一千五百种以上；我国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开始漫游生活，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德国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前后花了五十八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和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我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数学高峰的道路上，翻阅了国内外的有关上千本资料，通宵达旦地看书学习，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上海女知识青年曹南薇，坚持自学十年如一日，终于考上了高能物理研究生。可见，任何一项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勤奋分不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勤出聪慧。传说古希腊有一个叫德摩斯梯尼的演说家，因小时口吃，登台演讲时，声音浑浊，发音不准，常常被雄辩的对手所压倒。但是，他气不馁，心不灰，为克服这个弱点，战胜雄辩的对手，便每天口含石子，面对大海朗诵，不管春夏秋冬，雨雪风霜，坚持五十年如一日，连爬山、跑步也边走边做演说，终于成为全希腊最有名气的演说家。我国宋代学者朱熹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福州有一个叫陈正元的人，一篇小文章也要读一、二百遍才能读熟。可是他不懒不怠，勤学苦练，别人读一遍，他就读三遍、四遍,天长日久,知与日惧增,后来终于“无书不读”，成了一个博学之士。这说明,即使有些天资比较差、反映比较迟钝的人，只要有勤奋好学的精神，同样也是可以弃拙为巧，变拙为灵的。 实践证明，勤奋是点燃智慧的火把。一个人的知识多寡，关键在于勤奋的程度如何。懒惰者，永远不会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永远不会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唯有勤奋者，才能在知识海洋里猎取到真智实才，才能不断地开拓知识领域，获得知识的酬报，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高尔基说过：“天才出于勤奋”。卡莱尔也说过：“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怠于勤，善求于勤，就一定能在艰苦的劳动中赢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我想每一个渴望能得到真知灼见的人，是一定能够体会到“勤”的深刻含意的。
先了解你想写关于那个历史人物的事迹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那首先是你要了解这个历史人物才能下笔，（历史学研究）里面的人物历史你看下，根据自己的思路来下笔写论文。
高中历史人物论文我以前替我表姐找过，在那个591论文网上找范文自己拼凑的。那上面各专业范文挺多。还有专业写手在线，你可以去看看。
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 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那个心怀天下的小人一一曹操
学术堂整理了一些洋气的历史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3、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4、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5、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6、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7、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8、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9、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10、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
首先你定下的调调是曹操是英雄，那我只能夸他了，文章使用是一个中学生，文章是这样的： 乱世英雄——曹操 距今约1800年前，那是一个动荡的时候。乱世里战火绵连，生灵涂炭。但乱世里也造就了许多英雄，在这众多英雄曹操独树一帜带领手下闯荡出一片天下。这个出身算不上显赫，虽然小有家资和政治优势，但是陈留起兵的时候，兵不过三千，将不过曹仁和夏侯兄弟。但到最后却能成为当时中国势力最强的集团，并奠定了魏国的基础，为中国北方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的曹操正是这些英雄的杰出者。 杰出的军事家--曹操。他的一生打过的漂亮战役很多，比如奠定北方统治权的官渡大战，再如灭袁术，杀吕布等等。不过我想告诉诸位，我们不应该以结果来定位某些问题。因为，最大的成功永远无法代替走过的经历，就像白天的喧闹永远无法代替黑夜的寂静一样。 伟大的政治家--曹操。先看“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当许绍说出这句话时，曹操的反应是听之大笑。不可否认曹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发动联盟军，迎汉帝，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 盖世的文学家--曹操。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围绕在曹操的身边，不仅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人，更有曹丕、曹植两个独具文学天赋的儿子。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末朝堂文学氛围十分浓厚，涌现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在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中，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就凭曹操能诗能文这一点，也是其他三国群雄所难于相比的. 对于曹操对历史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是乱世里出的英雄任务。
曹操之客观评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曹操是谈三国的时候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 在大家的眼中，十有八九都会认为他是奸雄，狡猾奸诈，谋朝篡位，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他那句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其实这基本上只是曹操的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是褒刘贬曹的，夸大了刘备及其众将领的人物形象，作为反面衬托的曹操自然而然就成了奸猾之辈。民间的艺术表演又基本取材于《演义》，于是这些人物也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以《演义》的形象根深蒂固下来。 在了解上述两种人物形象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下另一种史实的形象，即历史形象。 刚才那句话句话是曹操在杀了吕伯奢一家之后说的。首先，杀，确实是杀了，但是是误杀，在《三国志》、《三国演义》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应该是史实。其次，但两个版本中曹操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一样的，《演义》中描述的是理直气壮，杀了就是杀了，这是无可救药的奸；但在《三国志》中曹操是叹息着说的，木已成舟，已无法挽回，只能自我安慰，因为他是将，他需要服众，就必须为自己找个合理的理由，何况还得考虑当时的时势...同时，这里也表现出了曹操的坦诚，他是真小人，想象世界上还有多少伪君子... 上述解释并不能完全掩盖曹操奸诈的一面，我也并不想反驳这一点，他是奸雄，我同意。但从客观上来说，曹操并不仅仅是奸雄，而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体。 曹操有奸诈凶狠的一面，杀许攸，斩边让...可见一斑；但他又有真诚豁达的一面，放魏种，释陈琳...也很能说明问题。 曹操有时是阎王脾气，有时又表现得儿女情长。他的临终遗嘱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一生好事坏事都干了不少，影响时势甚至历史的事业不少，却都一笔带过，尽是唠唠叨叨了一堆的家务事，分香卖履不说，还记挂着前妻丁夫人，怕无颜去见长子曹昂。苏东坡说：“奸伪一生，死见真性。”。其实是体现了曹操的大气，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不再多说，总而言之，从曹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脸，既矛盾，又统一，可以说是： 既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 既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 既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 既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 大家风范，小人嘴脸 英雄气概，儿女情怀 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历史 文化 是城市的宝贵资源，是塑造大连城市形象的要素，大连古代历史文化悠久、近代历史文化更具特色。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试谈大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摘要：近年来大连市发展建设加速，新区面积增加，建设质量不断高，但能够代表大连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质量升级却迟迟未能推进，导致城市特色及风貌逐渐缺失。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在延续传承的同时，街区本身也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自身得到发展;保证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整体保护，挖掘和强化历史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区域功能。 关键词：大连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发展 一、现状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大连城市经历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同时在城市规划中也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是沙俄租借时期(1898-1904)形成的，是当时沙俄的行政区，沙俄的大连市政官衙公署等机构均集中于此，市政官吏、港口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东清铁路公司办事机构、俄籍铁路员工宿舍、俱乐部、医院、商会、公园也均设在这里。除行政办公职能外，这里还是俄国人住宅区，住宅地块以小路分割成均匀的，中间建有二至三层坡顶式的半木结构或全原木的花园式住宅。随着年久失修，街区建筑开始破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对团结街两侧进行了保护式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目前，街区内建筑许多均破败不已，街区内居住人口多为无业流动人口。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日俄占领大连时期。俄国人占领时期(1898-1904)把城市规划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三个区。欧罗巴区即为现在的中山广场历史保护街区，该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规划的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及青泥洼桥以东的中山路)贯穿东西，规划的码头、火车站均设在此，交通便利。市区的主轴线规划是自港湾广场通向中山广场而直达西公园的莫斯科大街(中山路、人民路)，它串联着几个广场，联系着码头、中心广场再经欧洲市场到达中华剧场(群众剧场)。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实施了俄国人的规划，1909年规划在广场周围安排了大连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工商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在道路广场及有轨电车方面，首先实施了沙俄的规划，修建了直径为213米的大广场即现在的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历史街区保护较好，广场周围历史建筑保护完好，街区功能仍为商业金融，但街区内部历史建筑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 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始于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1898-1904)，是俄国高官富豪的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为日本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一地区为部队用地，用地功能仍为居住，但街区内历史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南山历史文化街区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居住区，建筑多以全木质结构建造，外形则融合了欧洲古典风格与日式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由于南山地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 ，许多历史人物曾居住于此，有张作霖、林彪、博爱医院创始人孟天成、孙传芳西班牙领事、德国领事等。近年来通过小规模改建、新建，仿照日式风格建设部分别墅，以步行街形式形成日式风格一条街，两侧分布日式酒馆、饭店、会所，成为城市旅游亮点之一。 这些历史街区集中反映了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是城市发展中凝固的记忆。每一个历史街区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特色，是大连仅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年久失修和“改造性的破坏”，部分历史街区正在丧失它原本的特色，并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二、保护原则 1、坚持历史保护与有机更新并重的原则 历史街区存在大量的历史遗迹，应做好对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及路网肌理的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修缮、测绘、存档等工作，坚持历史街区历史保护的原则。防止大拆大建，实现逐步有机更新历史街区面貌。 2、坚持新老城区统筹发展的原则 历史街区部分职能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块或其他城区，促进历史街区协调和整体统筹发展。 3、坚持功能提升与整体风貌保护统筹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应对一些历史街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完善历史街区功能。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有历史眼光，重点着眼于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性演化，形成与城市自然格局、历史格局相适应的物质形态。 4、坚持公众参与、管理创新的原则 历史街区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历史街区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是城市整体格局、水系的恢复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应唤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推动公众对历史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同时，可以通过组建民间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推动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鼓励制度创新，协助政府共同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与更新策略 1、历史保护策略 关注原住民及原生文化。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需要一定的载体。街区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是静态无声的载体;而街区中的原住民则是动态有声的载体。保护历史街区，应该留住原住民，保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历史街区功能的延续与产业发展都是基于当地无形文化的基础展开，没有用外来文化替代。此外，都试图将无形文化“有形化”，通过赋予无形文化有形的场所与载体，创造“动态生活场景”来实现街区文化的传承。 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目前的在册文物单位大多是当年的公共建筑，如学校、银行等。应组织下一步的文物单位扩充工作，将反映出历史居住形态的历史建筑添加到文物保护名录里。 2、感知体验策略 大连作为一个山海辉映的旅游城市，应增强街区周边山体、滨海的开放度，成就山体、滨海开放空间，将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为更好的感知体验空间格局、特色开放空间，应设置景观路、景观视廊、标识系统等。预留近海通道、观海视廊;预留进山通道并在山体上设计观景平台;设置感知游览城市历史路线，并结合历史价值片区设计驻留点、浏览线。 3、政策配套策略 在政策支持上，要考虑到对历史街区内搬迁的工企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支持，比如给以土地政策的优惠。同时完善民间力量的参与机制，考虑要促进历史街区无形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必须要把它设定在国家和社会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完善其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机制。应以立法的手段将遗产保护的责任切实分散到社会各阶层。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应该为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以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保障参与合作机制的公平与公开。 参考文献： [1]尤坤，王华新.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城市，2012，(01) [2]赵中枢，胡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现代城市研究，2012，(10) [3]李晨.“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的生成、解读与辨析.规划师，2011，(04)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2 试谈由移民历史看大连 民俗文化 【摘 要】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都是在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连民俗文化是由山东民俗、旗人民俗、东北民俗等各种文化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关键词】大连;移民;民俗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沟通东北腹地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研究大连的古代历史，会发现一种现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连地区屡遭“灭顶之灾”，在历次的战乱中经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就会采取多种 措施 移民大连，生产力重新发展。然后再遭遇新的一轮战乱，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大连地区再被重新毁灭掉。然后再在新政权稳定后，重新移民，继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大连地区移民的规模之大�p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 一、山东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老大连人的祖先基本都来自于山东，大连文化受山东文化影响明显，尤其是鲁东沿海文化对大连文化影响尤甚。目前大连地区山东移民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的战乱是大连历史上遭受到的又一轮毁灭性打击，人口减额严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是山东�p河北�p江浙一带的移民，尤其以山东人居多。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现象。由海上进入辽东的人们首先经过的地域就是大连，所以大连成为了许多山东人的新家园。山东的风俗文化自然流传到了大连地区。 其实对于山东本身来说，山东也存在着移民现象。如明初，朝廷推行“移民宽乡”的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迁至山东滨州、德州、济宁、聊城、菏泽、泰安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东迁。所以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风俗影响到整个山东。再如明初移民到山东的四川人，多集中在莱州地区，形成了莱州独特的风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移民山东，所以山东各地民俗也各不相同。 山东的移民们由于生活所迫，远离祖辈生活的故土家园，来到人生地疏的大连。移民们以无比勇敢的豪气，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连地区扎下了根。而隔海相望的家乡又是每一个山东人难以忘记的心灵家园，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便把胶东大地上的民风民俗顽强的保留了下来，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代代相传，把山东各地的民俗民风大量融入到了大连地区风俗文化之中。比如旧时在 春节 前，小年结束，祭完灶神，威海等地就会选一天蒸饽饽。饽饽分为插枣的“枣饽饽”和没有插枣的“光头饽饽”两种。还有的人家要蒸一些“圣虫”和“葫芦”，分别放在面缸和窗台上，称为“压面缸”、“压窗台”，待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这种风俗在老大连人的家里是一直保留的。再如山东、中原等地流行的祭灶神，也是大连百姓必做的节日风俗。还有山西人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做饭的民俗也早就由山西移民带到了山东，而此遗风在大连地区也可见到。 二、旗人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大连的移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旗人的后代。八旗文化是满清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清政府派了大量的八旗将士驻扎于现在的辽宁地区，当然也包括大连。八旗兵有从北京来的，也有从黑龙江等地来的。驻扎在大连的“八旗”士兵分为满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和汉三旗总计十二旗的兵丁将士。金州以南地区主要由汉军正黄�p镶黄和正白三旗驻防。当时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旗人”， 没有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民人”。 大连的老住户中，有相当的一些人是清朝八旗的后人(准确的说，其中很多人应该属于汉军旗人)，因此满洲八旗的习俗文化也融入进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当中。 大连地区文化自清以来就有明显的满汉文化共存的现象。如春节 除夕 夜，满族人家院中常常要立有索罗杆子，高数丈，杆子顶部安装一个浅方形的锡斗，锡斗内装有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去吃。相传这是因为乌鸦、喜鹊曾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命，为报答乌鸦、喜鹊救命之恩，所以满族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大连农村至今还能看到。再如满族的住房习俗是以西房为尊贵，家中长辈一般是住在最西端的房间，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一点在大连农村部分地方至今保留。当然从这些文化习俗中也能看出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痕迹。比如汉军旗人及其后代，在住房的安排方面，西房为大的习俗就不是十分明显，有时会保留汉族以东为大的习惯。而且在节日祭祖进行供奉的时候，满族人一般要在西房和西墙供奉祖宗板，而汉军旗人供奉的是具有鲜明汉族特点的家谱，地点也往往在中厅。这和满族习俗都有所区别。 三、近代以来的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清末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当时围绕着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进行了一次移民，这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当时清政府从山东和天津等地招募了一批能工巧匠，由政府发给工资，这些人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在俄国和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殖民统治当局也从山东�p河北等地以及江浙一带招募了大批的劳工。可以这样说，大连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是祖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大连地区的。 大连位于东北三省的最南端，对于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向来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同样道理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也对大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大连对于东北地区的整个发展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士聚集到了大连，其中尤其是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为多。新的城市移民，也为大连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移民文化。黑土地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民俗文化逐渐影响到了滨城大连。走在大连的街头巷尾，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富有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特点的东北菜馆和具有内蒙古大草原饮食习惯的火锅城。 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文化铸造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大连民俗文化是胶东文化、满族文化、八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p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磨合而最终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试谈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保护城市文化的核心。提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将形式与内涵统一起来，延续城市独特的文化。 关键词：城市;文化;历史;保护 在为一个城市做规划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战略，或是总体规划，再或是城市设计，我们总是以解读一个城市为开始。这种解读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解读，包括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路网格局、城市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环境的解读，包括区域经济地位、城市经济水平等等。如果将这两者喻为解读城市的两只眼睛，那么城市文化是解读城市的第三只眼睛。 一、文化的第三只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而城市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个城市的文化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即使是两个在建筑风格上极为相似的城市，在本质上也会使在城市中活动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认知感。因而，除了从物质、经济这两只眼睛来研究城市发展动因外，还必须用文化眼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意义除了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外，也是提炼城市文化精髓，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 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两点，以文化作为理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规划过程中的意义是必须注意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因此，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1、保护城市的发展脉络，使依附于城市物质实体上的城市文化能得以延续; 2、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城市文化得以互相交融，从而反作用于城市客体，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 3、具有 教育 和回味的作用，使城市居民产生认同感。 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则 城市旧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要保持城市文化的魅力，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就有必要保持城市旧区内建筑的“原真性”，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则。 “原真性”是对旧区建筑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衡量。保持旧区建筑原真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美学等有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些建筑背后还隐藏着与之价值相关的意义，它是其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因而，旧区建筑等物质实体，如果离开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话，就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其本身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构件。 四、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方法 的观点 城市向前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无法遏制的。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更新时，对如何进行旧城改造，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旧城中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害怕投资之后得不到回报。 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导向，极力推进旧城改造的速度。由于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为投资者树立了信心，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速度也超乎想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旧城中原本蕴涵着历史文化意义的大批城市景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性开发和贵族化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商业化与贵族化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由于旧城改造，使得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丧失了其原真性。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城市旧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不受到其中某几个主体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些主体中，决策者是政府，利益相关者是直接参与的公众、企业、业主等，参与者是社会团体、专家等几类。 政府――政府是城市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最重要的主体，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是全面发展，不仅是历史文化保护，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其他问题。 公众(社会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是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并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寄托于此地的城市市民。 企业(业主)――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资本追求历史文化所拥有的潜在经济效益，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以直接经济利益为主。 专家――包括文物、建设、规划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在价值取向上，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方向。专家习惯于依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事情，成为一种“由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致使利益指向多元化，使得它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产生复杂的博弈行为。在这由多元主体结成的网络中，政府、专家与企业基本是整个保护与发展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主导者和实施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决定了旧城改造的实施方向。而公众、社会团体仅仅处于监督、建议的地位，对整体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把握。 五、政府在保护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我们把城市看成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存在能体现城市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体的利益是他们保护旧城、开发新城成功的关键。 政府作为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角色，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得以延续，政府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确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在旧城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商业化与贵族化的倾向就难有滋生的土壤。 因此，政府有必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首先把旧区改造行为与历史建筑再利用行为放到“公众利益”天平上考量，同时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那样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2、提供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 观念转变之后，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作保障。而这个机制必然包括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和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 “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指在保护规划中除了规划中所必须考虑的物质因素外，还要考虑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指为平衡改造成本，同时为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所采取的突破一般开发方法的开发模式。 “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指在改造的审批过程中，每一个建设改造环节、每一种再利用想法都要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严肃的评审过程，保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而在整个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公众参与也必须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贯彻整个过程始终。 六、结语 以文化眼来解读城市、理解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发现城市的特质。而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些难题不仅仅是规划手法上的，还包括了管理模式上的、运作上的，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 因此，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把城市的实体与文化统一起来、保护起来，使城市在空间上与文化上都能得以延续，这才是一个城市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阮仪三林林 “理想空间”第四辑 2、“市场经济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再认识――以曲阜为例” 刘海涛朱新社 “理想空间”第四辑 3、“城市历史保护的生态观”张松“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四期 4、“历史地段保护的价值观：追求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与效益”赵志荣“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一期 猜你喜欢： 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2.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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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a.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b.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我的家乡——韩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有好多名胜古迹，像有司马迁的祠墓，有明清建筑代表的“党家村”，有保存完整的老城，有魏长城遗址。这些都是令我骄傲的地方。 我的家乡很美。在山上，在路边，到处可见许多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花有紫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等各种各样的颜色，漂亮极了。 现在，我的家乡都种满了果树，有苹果，核桃，樱桃…………，还有闻名的大红袍花椒，到了秋天，到处都是果实累累，红彤彤的果实无不透着农民伯伯的微笑。 我爱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韩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有好多名胜古迹，像有司马迁的祠墓，有明清建筑代表的“党家村”，有保存完整的老城，有魏长城遗址。这些都是令我骄傲的地方。 我的家乡很美。在山上，在路边，到处可见许多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花有紫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等各种各样的颜色，漂亮极了。 现在，我的家乡都种满了果树，有苹果，核桃，樱桃…………，还有闻名的大红袍花椒，到了秋天，到处都是果实累累，红彤彤的果实无不透着农民伯伯的微笑。 我爱我的家乡。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
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今天所见塔样为明代包砖外表，但整体结构保持唐塔风格，是我国保存较完好的楼阁式塔，也是今天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报答其母长孙皇后的恩典，选址长安城东南隅的晋昌坊，修建慈恩寺， 10占据该坊一半的面积，并请玄奘法师为慈恩寺的住持。
同年太宗皇帝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撰写《述三藏圣教序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奏表高宗提议建塔，为安置西行所取回的经像、佛舍利。
武周长安年间（701年~704年），对佛塔进行了第一次改修，将其由砖表土心的西域塔形制变为楼阁式塔，内置木楼梯可以逐级攀登，高度增加近一倍。
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年间（930年~933年），西京留守安重霸再次修塔。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富民康生在塔上宴饮，以致失火，火彻晚不熄。此次损坏后，游人不能再登。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大雁塔再一次失火。金哀宗正大年间（1224年~1232年），慈恩寺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但佛塔依旧。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大雁塔塔刹震落，塔身屹立如初。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咸宁县组织重新安装塔内楼梯，唐塔体外砌砖层，进行了一次重大维修加固。
清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年），对寺塔进行了修葺。1906年~1910年，日本人足立喜六赴陕对西安古迹进行调查，对大雁塔地面遗存进行实地勘测。
1931年，朱庆澜将军及五台山普济佛教会又对大雁塔进行了维修。 131932年，傅增湘考察大雁塔，撰《秦游日录》，记大雁塔近代残破之状。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对大雁塔进行实地勘测，并绘大雁塔的平面图及立面图，以及西门楣中唐代建筑的线描图。
新中国成立后，慈恩寺大雁塔于1961年被国务院宣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扩展资料：
大雁塔由仿木结构形成开间，由下而上按比例递减，塔内有木梯可盘登而上。每层的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
整个建筑气魄宏大，造型简洁稳重，比例协调适度，格调庄严古朴，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楼阁式踏。在塔内可俯视西安古城。
玄奘当年造大雁塔时所仿的印度窣堵坡，不是一般那种下为方台，上有覆钵的普通窣堵坡，而是当时印度最著名的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精舍，汉文意译为“正觉塔”或“大觉塔”。
这座所谓“塔”，其实是塔式殿堂。大雁塔初建时，一如佛陀伽耶精舍，塔顶为平台，中央设置一个较为高大的覆钵塔，四角各设一个小型的覆钵塔，形成“金刚宝座”的构图。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大雁塔
大雁塔和玄奘法师有关。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天竺带回的佛像、舍利、梵文经典，上奏皇帝希望造一座石塔。由于玄奘所规划浮屠（佛塔）总高三十丈，唐高宗以工程浩大难以成就，又不愿法师辛劳为由，恩准朝廷资助在寺西院建五层砖塔。新建佛塔名雁塔，由于后来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又被称为大雁塔，荐福寺塔称为小雁塔。
大雁塔的修建与玄奘大师有关。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位于唐代长安金昌坊大雄寺(今陕西省Xi市南)。是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子和梵文经典而建的砖塔。大雁塔是一座楼阁式砖塔，方锥体，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这座塔高64米，总共有7层。塔的桁架、斗拱、柱额都是青砖仿木结构。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古印度，僧人埋葬雁群，建有佛塔，雁塔之名由此而来。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追悼，并建立吉昂吉，唐永徽三年(652年)，为供奉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的佛像和舍利。大雁塔的建筑特色:大雁塔是一座方亭式塔，砖仿木结构，由塔基础、塔身、塔闸三部分组成。全塔高米，塔基高米，南北长约米，东西长约米。塔底长米，为方锥形；塔刹高米。一、二楼9间，三、四楼7间，五、六、七、八楼5间。每层楼的四面都有门。王亚蓉认为古塔下有地牢，就像法门寺宝塔下有地牢一样，大雁塔下也一定有地牢，只是还没有发掘出来。据推测，大雁塔下的地宫极有可能藏有玄奘当初带回的佛教珍宝。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