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物目录（专著、译著、编著、论文、译文、报刊文章、短文、辞典）2011年学术成果编著西方汉学十六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09-01论文1 学术的尊严与功用 2011-08-01 读书 CSSCI2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交往 2011-11-01 现代哲学 CSSCI3 波恩的两处名胜 2011-12-01 万象4 中国人的奥地利寻梦 2011-05-01 文景5 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2011-05-01 万象6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2011-03-01 世界汉学7 德国汉学的发展 2011-09-01 西方汉学十六讲8 Корейският пътепис на Ото Франке от 1899 година2011-01-01 korea-bulgaria policy forum 20109 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 2011-09-01 从这里走向世界10 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2010-12-1 文化杂志11 Nur wer glaubt, wird selig. Wekgerechtigkeit im Denken von Martin Luther und Huineng2011-09-30 China heute12 佉论观塔——晚晴学者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2011-07-01 文化杂志13 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2011-03-01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14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在顾彬教授荣休之际 2011-03-16 中华读书报15 记通商大城谷郎—李凤苞对德国科隆的一段描写 2011-03-02 中华读书报16 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 2011-11-23 中华读书报17 半生识曲听其真—从书信看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交往（上） 中华读书报18“汉学”与“国学”(下)—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8-03 中华读书报19“汉学”与“国学”(上)—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7-20 中华读书报2010译著大哲学家（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1-15论语Gespraec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06-15佛像解说（第二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10-15论文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 2010-02-10科隆所见——戴鸿慈笔下的科隆 寻根 2010-02-10在五湖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范式创造者的孔子——雅斯贝尔斯与孔子的互动 读书 2010-05-01描述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对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的几点认识 光明日报 2010-06-27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上） 读书 2010-07-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上） 万象 2010-07-0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下） 读书 2010-08-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中） 万象 2010-08-01多元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 2010-08-28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下） 万象 2010-09-01儒家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景 2010-09-10耳闻、目见、足践——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散论 文景 2010-10-10论福兰阁1899年的朝鲜旅行日记 当代韩国 2010-10-20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在山东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文化杂志志 2010-12钱锺书研究与中西文化借镜——莫芝宜佳、李雪涛对谈 中华读书报 2010-12-01《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读书 2010-12-01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世界汉学 2011-03-01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2011-03-01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 万象 2011-05-011988年论文关于敦煌本《坛经》惠能得法偈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论文集》1988年刊短文“佛陀”的古音构拟《读书》1988年11期1989年短文“书字”并非“度语”《读书》1989年7、8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读书》1989年9期“彦悰”非“彦琮”《读书》1989年12期1990年论文歌德与中国诗《联邦德国研究》1990年2期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地名知识》1990年3期鲁迅先生与佛教人士之交往考《内明》217期 （1990年4月号）僧人译名杂谈《内明》219期 （1990年6月号）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几个问题《内明》220期 （1990年7月号）佛经汉译的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内明》221期 （1990年8月号）许地山先生的佛教生涯《内明》222期 （1990年9月号）支那（Cīna）研究纵横谈《内明》223期 （1990年10月号）Lu Xun und die deutsche KulturChina heute, (Beijing) 序《圆觉经略疏》《内明》225期 （1990年12月号）短文由一个译本想到的…《读书》1990年4期1991年论文Zhongguo Fojiao - chinesischer BuddismusCHINA HEUTE Information über Religion und Christentumim chinesischen Raum (Sankt Augustin) , (53),1991歌德与中国小说《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1期“三言”与佛教《内明》226期 （1991年1月号）胡适之先生的佛学研究《内明》227期 （1991年2月号）房山石经在佛教研究上的价值举隅《内明》228期 （1991年3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学士论文）《南亚研究》1991年3期歌德与中国戏剧《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3期海塞及其小说《悉达多》《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4期胡适佛学论著编年《内明》229期 （1991年4月号）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 （附：“斯那”非中国之谓）《内明》231期 （1991年6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上）《内明》232期 （1991年7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下）《内明》233期 （1991年8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修订稿）《内明》235期 （1991年10月号）《三论玄义》初探（上）《内明》237期 （1991年12月号）短文“绘事后素”《读书》1991年6期佛陀与耶酥的人生观《读书》1991年7期善恶报应《读书》1991年12期1992年论文慈寿寺与永安塔《佛教文化》1992年1、2期《三论玄义》初探（下）《内明》238期 （1992年1月号）从《大乘玄论》看三论宗之佛性主张《内明》239期 （1992年2月号）《二谛义》识小《内明》241期 （1992年4月号）德国伟大的佛教学者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1868-1945）的生平与著作《内明》243期 （1992年6月号）赞宁译学主张释例《内明》246期 （1992年9月号）知堂与佛教《内明》247期 （1992年10月号）从存在哲学大师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看佛教《内明》248期 （1992年11月号）1993年译文佛陀（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53、255、258三期 （1993年4、6、9月号）辞典《佛教文化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撰稿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共1326页。ISBN 7－201－01185－5/G·5401994年论文关于“玄奘译言考辨”的两个问题《内明》263期 （1994年2月号）译文佛教的界说（译自Walter Brugger: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中的“Buddhismus”条）《内明》262期 （1994年1月号）龙树（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67、270、271三期 （1994年6、9、10月号）1995年译文龙树菩萨传今译 （译自鸠摩罗什：龙树菩萨传）《内明》281期 （1995年8月号）1996年论文卐字漫谈《内明》292期 （1996年7月号）评吴汝钧《佛教哲学大辞典》《内明》294期 （1996年9月号），后《法音》1997年8月号转载1999年辞典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与Christoph Kleine和Michael Pye合著。德国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9 年，共324 页，ISBN 3-89129-692-42001年译文“北齐佛教造像及其艺术典范” 收入：《佛陀归来》， 苏黎世2001年ISBN 3-907077-01-62003年译著《佛像解说》（译自Helmut Uhlig: Das Bild des Buddha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ISBN 7-80149-849-6/B·136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 Die Kaiserliche Sammlung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peh（《天子之宝——台湾故宫博物院德国展目录》）联邦德国艺术博物馆出版，波恩2003年论文《佛像解说》译后记《法音》2003年3期“二拍”与佛教《普门学报》第18期（2003年11月），第343-363页报刊文章“那一瞬间一切都静止了”《北京晚报》2003年11月13日“五色土副刊”2004年译著《大哲学家》（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00万字。ISBN 7-80190-436-2论文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上）《普门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下）《普门学报》第22期（2004年7月）Wie Migration Glaube und Gottesbild verändert – Das Beispiel des chinesischen BuddhismusHerman Weber (Hrsg.) Religionen auf Wanderschaft – Chancen und Probleme der interreligiösen Begegnung im Zeichen globaler Migration, Jahresakademie 29. April – 2. Mai 2004. Katholischer Akademischer Ausländer-Dienst ., Bonn 2004. .（移民是如何改变信仰和上帝的形象的——以中国佛教为中心的研究赫尔曼·韦伯[主编]《移民中的宗教——在全球移民朝背景之下的各宗教间相遇的机会与问题》）德国天主教国外学术服务中心KAAD，2004年4月29-5月2日年会，波恩，2004。ISBN: 3-926288-24-8。第121-128页。）译文幻想与幻灭之间——二十年来汉语学习实践经验谈《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1期，第45-49页。报刊文章“我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年代中的经历”（德文）《儿科医生转与杂志päd》第10卷（2004年），德国汉堡。2005年编著《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1月。ISBN 7-5347-4021-5/K·174论文《孽海花》德文版译者序《国际汉学》第12辑（2005年04月）进入大师们的世界《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国际汉学》第13辑（2005年11月）报刊文章与大哲学家们共同体验真实的生存《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5月27日）犹有后人怀旧德，几滴秋雨祭宗师《中华读书报》（2005年06月29日）卫礼贤——中国文化西传者《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福兰克——德国汉学大家《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沙皖——法国文学巨擘《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略论佛典汉译的译场组织《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03日）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背后——由孔拉迪对林语堂的博士论《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03日）莱布尼茨的中国观《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12日）奥尔登堡老文理中学前的沉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17日）为了照亮这个时代的历史《社会科学报》（2005年09月01日）纳粹铁蹄下的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的余生——记第三帝国期间在海德堡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中华读书报》（2005年09月07日）莱布尼茨与他理想化的中国——读《中国近事》《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9月23日）痛定思痛——雅斯贝尔斯对纳粹极权时期罪责问题的反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写在顾彬教授60华诞之际《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07日）极权主义：极端的恶抑或平庸的恶《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5年12月23日）辞典《佛教文化百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2005年05月）2006年译著《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第一译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05月。论文一位传教士记载的王锡侯《字贯》案《寻根》（2006年04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历史回顾——从创立至今的汉学发展《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利玛窦对中国佛教的认识《国际汉学》第14辑（2006年05月）他乡夫子的飨宴《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德语区汉学历史的回顾与前瞻《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天职宁容袖手观感——雅斯贝尔斯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博览群书》第6期（2006年06月）Von Leibniz ueber Hegel zu Jaspers: Paradigmenwechsel der China-Rezeption bei deutschen DenkernIn: Einheit in der Vielfalt（2006年10月）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观——评社科文献新书《大哲学家》《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报刊文章黑格尔：平庸化中国形象《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1月20日）大曲若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2月17日）中国停滞论的汉学遗产《中华读书报》（2006年02月22日）叙拉古情节：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世纪之迷《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3月03日）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03月17日）重新理解德国汉学的艰辛与魅力《社会科学报》（2006年04月20日）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中的地位——由《另一种西学》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心理分析大师眼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以学术为志业《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07月18日）2007年编著《出使四国日记》 （2007年01月01日）《欧洲十一国游记》 （2007年01月01日）《新大陆游记》 （2007年01月01日）《西洋杂志》 （2007年04月01日）《漫游随录》（2007年04月01日）译著《21世纪的十诫——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校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07月。《世界宗教寻踪》（译者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04月。论文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02月）前汉学：十九世纪以前德国的传教士汉学《文化杂志》（2007年03月）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纳粹专制前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现代哲学》（2007年03月）德国汉学的滥觞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国际汉学》（2007年04月）论莱布尼茨、黑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的认识－－德国思想家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文化杂志》（2007年06月）从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谈起《人文丛刊（第二辑）》（2007年06月）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法板吗？《21世纪十诫》后记（2007年07月）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简介《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07月）Das Konfuzius-Institut Düsseldorf an der Heinrich-Heine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 - Gründung, Programm und Perspektiven （第二作者）《杜塞尔多夫大学年鉴》 Jahrbuch der HHU Duesseldorf（2007年12月）一位瑞士汉学家眼中的德国汉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访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冯鉄教授《国际汉学》（2007年12月）译文：欧洲近代初期的日本与中国观——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管道之比较《文化杂志》（2007年09月）论汉学及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文化杂志》（2007年12月）报刊文章清末学者赴欧看到了什么《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02月06日）斯人虽已没，后世有馀情－－写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际《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2008年专著《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 （2008年06月）论文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02月）谈笑有鸿儒，交久道益新《文景》（2008年04月）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关于《华裔学志》的几点历史思考《寻根》（2008年04月）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互动之理论基础《人文丛刊（第3辑）》（2008年06月）心火灭已，身得清凉——追思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教授《文景》（2008年08月）雅斯贝尔斯对孔子思想的认识《中德文化对话》（2008年09月）“学者不仁，以孔子为刍狗”《文景》（2008年10月）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现代哲学》（2008年11月）事如芳草，人似浮云——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笔下的杨丙辰和杨宗翰《寻根》（2008年12月）试论隋唐以前对西域来华佛教僧侣的汉语教学《或问》（2008年12月）报刊文章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石板吗？《中华读书报》（2008年01月23日）李零的“真孔子”：不时，不遇，不得志《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09月23日）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08日）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对谈中国文学史《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1月11日）接续自己的文化传统《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2月19日）2009年专著《世界汉语教育史》（编者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编著Dein Bild in meinem Auge.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im 20. Jahrhundert（《我眼中的你——20世纪中国人眼中的德意志》 德文版），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09月论文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东ァズァ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2009年03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景》（2009年07月15日）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崇祯皇帝的末日、山海关之战以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文化杂志》（2009年08月15日）佛像之美《文景》（2009年09月10日）隋唐以前来华佛教认识的汉语学习小史《跨文化研究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雅利安人熊伟？——与熊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几个问题《文景》（2009年11月10日）报刊文章由“东海西海”说起《中华读书报》（2009年09月30日）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顾彬对谈）《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9年12月02日）2010年编著《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主编之一），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01月论文对谈《万象》（2010年02月01日）
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是目前国内汉学方面唯一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她的编辑部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编刘梦溪，副主编任大援。《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她同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有广泛联系，并有许多资深汉学家出任国际编委。《世界汉学》——办刊及其目的：是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在21世纪的共同梦想而尽绵薄之力。世界汉学的刊首语是：“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与西方。”《世界汉学》是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传统，交流汉学研究的经验，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的资讯性、知识性、研究性、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选题包括：l、研究与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梳理传统，总结经验；2、介绍世界各国主要的汉学机构、汉学期刊和相关的出版物；3、推介世界各国著名的汉学家，包括介绍其生平、履历和学术成就；4、介绍和推荐不同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研究论文；5、介绍和交流各国汉学研究的最新资讯、学术动态；6、对世界各国汉学的传统、资源、观念、方法作比较研究；7、探讨世界汉学在21世纪的走向及发展前景展望；8、刊载与汉学相关的文物及机构、人物、刊物、著作的图版和书影。《世界汉学》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0028国内刊号为CN11-2604/G2国际大16开本每年出版2期，每期约30万字分别于5月、11月出版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世界汉学》杂志社编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世界汉学杂志社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美术设计：吕敬人梁毅凡排版制作：世界汉学编辑部世界汉学-创刊号-目录：世界汉学（第一期）World Sinology?( Contents of First Issue)【汉学新视域】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周勤）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价（王铭铭）【日本汉学专页】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 （孙歌）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 [日]代田知明日本文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严绍璗）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与现代中国学部——访日本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教授 （张萍 ）【法国汉学】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 [法]汪德迈 程艾兰法国20世纪对中国史的研究 [法]鲁林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 [法]马克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法]郭立英【美国与中国】中国史大师费正清 [美]钱金保理解过去的三个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化的义和团 [美]柯文【汉学史研究】古代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论述 （万明）十六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 [澳门]吴志良【汉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华北的考古活动 （张静河）艾兰博士的汉学研究 （张海燕）【人物与书评】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些断想 （黄平）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余英时）《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寄语 [日]三浦国雄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译坛骁将耿升 （谢方）【汉学机构掠影】法国汉学研究所 （戴仁）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萧瑟）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汉学研究（杨慧林）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在国古籍藏书 （沈津）日本与中国学有关的学会和研究会 [日]代田智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日]绪形康【汉学研究动态】“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 （荷兰）贺麦晓“中西文化关键词”计划 （任可）“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 （张西平）80年代以来国内汉学出版物一瞥 （任大援）（二）、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世界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中国学，也称“中国研究”、“汉学”。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称。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在现阶段，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汉学，研究对象：从世界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世界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世界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世界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世界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世界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世界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世界汉学，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1）世界汉学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2）世界汉学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3）世界汉学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4）世界汉学繁荣期（20世纪-现在）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1）、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2）、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该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3）、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相关词汇链接：国学：该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故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故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汉学。国学一个特点是概念模糊性。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国学的外延。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中国学、汉学、汉族学）。狭义：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都是国学范畴。国学严格定义，目前为止，学界没统一界定。汉族学：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正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恢复和弘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有本民族特色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要追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族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人口太多，生活太差，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经济或是文化上，汉族仍然属于弱势民族。不少汉人缺乏民族意识，对历史知之甚少，再加上当前社会思想衰微，学术陵夷，所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是不绝如缕。因此提议，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汉族学。汉族学的任务旨在研究汉族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将是一门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大体可分三部分：汉族文化学：汉族社会学汉族未来学。文化学研究汉人的历史与文化，继承并利用先人的文化遗产，塑造当代汉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学专门研究汉人的身体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展示汉族的生存状况，指出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未来学给合国际形势，探讨汉族今后的发展走向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等。中学：清末称中国传统的学术（区别于“西学”）。西学亦称“新学”。与“中学”相对。泛指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特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当时先进人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根据。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1591─1666年）和基尔彻（，1601─1680年）。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1623年1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年），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年）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
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年）在1864年到达香港，1886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1873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1879年又出版了英文版。1884年和1885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年）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1892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
格鲁伯（Grube，1855─1908），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完成的。
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Groot，1854─1921年）。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1892年至1910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1903年至190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
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Franke，1863─1946年）。弗兰克在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1890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19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1900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1909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1910年和1915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1945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
弗兰克之后，福克（Forke，1867─1944年）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1903年至1923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1924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1939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1873─1930年）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Weber，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不过，马克斯．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
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1948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著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Erkes）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Franke），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1937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WernerEichhorn），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JosephThiel），以研究元史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Bauer），即鲍吾刚，著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Hans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于世。19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1979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1985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30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1984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Grube,《ReligionundKulturderChinesen》（1910） Groot,6vols,《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1892-19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备》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录”。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鲜的日、汉、满、蒙语读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让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50]《通文馆志》卷2，劝奖，禄取才条，第16页。 [51]《通文馆志》卷2，劝奖，院试条，第15－16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韩国研究汉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他们就开始接受、学习汉学。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汉学的发展出现停滞。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汉字研究也受到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研究兴趣也逐渐提高。到了1980年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等多种课程。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进一步得到重视， 汉字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对近20年（1980年至2000年）韩国关于汉语、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具体介绍目前韩国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状况。一、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 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学位目录索引中，我们共收集了396篇有关汉语、汉字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1980－2000年）。其中80年代(80-89年)的论文共115篇，占论文总数的29%，90年代（1990-2000年）的论文共281篇，占论文总数的71%。可见，90年以后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多。396篇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353篇，占总数的，博士学位论文43篇，占总数的，在数量上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可是从论文的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论文的增长率比硕士学位论文高。硕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5篇，90年代248篇，增加到倍；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增加到倍。以上数据用图表显示如下：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 数 %80年代（80-89） 105 10 115 29%90年代（90-2000） 248 33 281 71%总 数 353 43 396 100%比 例 100% 100%我们再把论文根据其内容分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计算机应用及其他六种类型。语音类包括音韵学和语音学，计算机应用类包括计算机编码、识别和应用等，综合性研究等归为其他类。列表如下：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 算 机 其 他80年代 15 26 18 37 12 790年代 28 77 77 45 30 15总 数 43 103 95 82 51 22比 例 26% 24%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一类领域，90年代研究跟80年代研究相比都有量的提高。总体来看，语法研究为数最多，共103篇，占总数的26%，其次是词汇研究95篇，占24%，下面依次为文字研究82篇，占，计算机应用研究51篇，占, 语音研究43篇，占, 其他研究22篇，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词汇研究(倍), 其次是计算机应用研究(倍), 再次为语法研究(3倍)。二、韩国的汉语研究韩国开设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很多。据统计，以中语中文学科为学科名的大学就有51所。其中开设博士课程的有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8所大学。大学博士课程分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一般学生愿意读中国文学专业，现在学习中国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前面列出的数据是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的统计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是要区分的。汉语研究是中文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汉字作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韩国语国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论文，396篇论文中有8篇, 90年以后论文中仅出现1篇。韩国的汉字研究下面另作介绍，在这里先介绍韩国汉语研究。396篇硕博学位论文中汉语研究论文共有164篇，占总数的。这些论文按年代和内容分类如下：2语音 语法 词汇 文字 计算机 其他 合计80年代 0 24 2 7 0 0 3390年代 20 68 24 1 3 15 131合 计 20 92 26 8 3 15 1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汉语研究跟汉字研究的总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0年代研究远远超过80年代，而且数量上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比较多，131篇汉语研究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111篇，博士学位论文20篇。其中研究古代汉语的有12篇，研究现代汉语的有119篇。现代汉语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研究。另外，还有11篇是关于中韩语言对比的论文。韩国汉语研究的内容相当广，研究方法上基本采用传统语言学方法，部分论文采用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方面，主要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历史变迁以及与韩语的对应关系。其中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词汇方面有词汇系统研究、构词研究、同义词研究、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还出现了对色彩词、电脑用词方面的研究。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语法研究论文数量多，内容也丰富，从句子成分的研究到词类研究，以及各种句式的研究都有涉及。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从整体的研究转入到个别副词、助词的研究。中韩语法对比研究也有，但为数不多。文字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目前还很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汉语教学、教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7篇论文讨论了关于高中汉语教学和教材问题。据了解，韩国有些高中开设第二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有5种：中国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据1992年韩国教育部统计，开设二外的高中里，选择中国语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达一百个。这种变化将使汉语在韩国的地位大有提高。三、韩国的汉字研究汉字在韩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中韩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光复以后，近50年来韩国未进行汉字教育。目前韩国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属于"韩文一代"。从对小学教师汉字词能力的实况调查来看，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55分，30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49分，35岁到3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是63分（40-44岁：71分，45-49岁：77分，50-54岁：87分）。再看1992年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结果，其平均分数也很低，是分。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是从初中、高中汉文教育用汉字1800字中选最基本的1000个汉字进行的。此次调查中发现写错自己学校名的大学生有53%，写错自己学科名的大学生有54%（如，"行政"写为"行正"）。难怪有些国家已经不把韩国列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1948年韩国为了纯化国语制定了《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但是韩国语词汇中占70%的汉字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家法令上禁止公开使用汉字，学校的语文政策却根据法案的规定，在"韩文专用为原则，必要时并用汉字"的原则下进行了汉字教育。可是随着韩文与汉字之间的争论，语文政策也跟着反复变化。例如，1968年国家发布总统令删除了中小学课本上的汉字，1973年中学教材又重新使用汉字。1972年汉文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教育课程，1995年又把它改为选修课。政策的不稳定给汉字教育带来了混乱，各学校和教师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教材，任意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其教育参差不齐。这在大学生汉字评估中也体现出来，大学生汉文教育用汉字的评估中最高分数是100分，最低分数是8分，整体上很不均匀。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汉字的必要性。1999年2月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文化与旅游厅的一项计划，推进中文和英文在道路牌和政府公文中的使用，打破了韩国近五十年来使用汉字的禁令。目前，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推进汉字教育的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韩国每年进行两次汉字能力测验，全国有一百来个考点，参加人数随年剧增，参加考试的有5岁小孩也有80高龄的老先生。在社会各界强烈的要求下，根据16521号总统令，1999年8月起韩国公文和新发的身份证姓名开始并用汉字。他们进一步主张从小学开始进行汉字教育，把汉字作为小学课程的正规课目来教，进而把汉字教育反映在大学高考上。主张汉字教育的人很多，但主张韩文专用的势力也不小，韩国要把汉字教育落实到小学正规课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下面是近20年来韩国对汉字、汉字词研究的统计结果。在韩国，汉字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以汉字词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汉字与汉字词的研究都给包括进来了。这些学位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界还是很重视汉字以及汉字词的教育的。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算机 其 他 总 数80年代 15 2 16 30 12 7 8290年代 8 9 53 44 36 0 150总 数 23 11 69 74 48 7 232比 例 100%研究汉字、汉字词的232篇硕博学位论文中，语音方面，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汉字词的音韵研究，包括汉字词音韵的体系、音韵变化等；90年代的语音研究主要涉及常用汉字词的长短音、音和训等方面的研究。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论文单独考察其语法功能，所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极其有限，仅有几篇关于汉字词动词比较、汉字词副词比较等方面的论文。词汇研究相比之下较为多一些，共有69篇，占总数的，有汉字词的习得研究、汉字词的构词研究、类义汉字词研究、复合汉字词研究、借用汉字词研究、汉字词的指导方法研究、中韩汉字词比较研究、汉字词的词频研究、科学用语研究等等，其中汉字词的类义与构词的研究比较多一些。汉字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汉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基础汉字选定、教育用汉字的字义研究以及代表训研究、汉字书写指导，通过游戏、图画、书法、计算机网络的汉字教育等。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是韩语的汉字转换处理汉字识别，汉字频率调查研究、计算机处理用汉字字符研究、机器翻译、系统汉字词以及未登录词处理等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语文政策，汉字教育政策，教材分析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中有关汉字、汉字词的，从教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共有53篇，其中：小学教育20篇，初中教育9篇，高中教育16篇，其他难以分阶段的研究17篇。这说明韩国还是很重视汉字、汉字词教育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上，韩国国内对汉字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没有达到共识。目前，韩国的汉字教育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外的汉字学堂还在教《千字文》、《四字小学》、《训蒙字会》8等古文。课堂汉字教学也很随意，有些教师用过去的习字课本，有些教师利用报纸，有些教师用自编教材，汉字教学还未进入系统教育。鉴于以上情况，1995年汉城初级汉字研究会制定出了"小学用汉字"，根据这一标准翌年出版两种小学汉字认可图书，但是目前汉字教育不属于国家教育经费范围，这些书无法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各学校内得不到普及。尽管韩国国内主张韩文专用和主张汉字教育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汉字教育的必要性还是越来越显著。当然，对汉字教育的内容、方式、学习量以及教学法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上通过对近20年来韩国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了解了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状况。总的来说，韩国的汉语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也更加深入；汉字研究方面，汉字教育是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很难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认同。
中国的附属国
. Paper title: Chinese phonetic teaching case studiesIn South Kore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 for example elementary Chinese cram school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phonetic teaching is a crucial part, if speech base play well, it will affect the whole Chinese language paper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teaching experience to carry out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phonetic 2010 September to December, the author in busan yanjing Chinese college internship, the professor of 22 Korean zero point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ost South Korea,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0 start learning Chinese speech is very difficult, and often produce phonetic, so in order to help South Korea zero point it easier for students, the more accurately mastering Chinese speech, the author has been related on the field observation and record the method to case studies, each chapter 22 Korean zero recorde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nalysi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tudents might create a errors of reason,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forward an effective teach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22 zero starting point when students learn Chinese phonetic pronunciation errors, the existence of a major is:(1) initials aspects: after ChunChiYin f, tongue zh, ch, sh sound, r.(2) finals aspects: single vowels o, e, u, after finals uo, ue, ou, BiYunMu the Ian, uan, the UN.(3) tone aspects: yangping and shang tone, "a" liaison tone-variation and rising even read the YangPing tone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produce the main cause of pronunciation errors in South Korea,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eaching students 0 : South Korea zero point students Chinese phonetic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case analysis
第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人喜好第四，受中国文化影响，如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项目第五，政策法规的要求，如来中国留学深造人，中文必须通过类似于雅思，托福的中文考试。第六，国家的政策宣传，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支教项目。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总的来说，如果是第一次写论文，那么有必要了解一篇成熟的论文是如何选定题目，确定范围，如何征引材料，组织观点的，因此，建议你在确定13个方面究竟哪个适合去写之前，利用图书馆里德中国知网或者万方数据库查阅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一来是了解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二来是从已经有的论文中学习怎么去写。既然你是第一次写论文，建议你还是选择研究德比较多的方面，这样可以参考借鉴的多一些。具体来看看你的参考选题。1涉及的是网络语言研究，比较热门，如果需要这方面的新词新语材料，我可以给你发武汉大学语情监测中心去年的《中国语情》，你可以从中去选择。但是，网络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应用倒是很新鲜，因为新词新语的教学还很少提及，但是又很有必要，所以价值可观，可以深挖，你可以集中选取一些比较贴近生活、有教学意义的词语来做研究；2是一个很宽泛的论题，研究的也不少，适合做综述性的研究，新意不大；3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相比于你的其他选题，这个与对外汉语结合得也少，可以排除；4就更宽泛了，而且比较理论，容易下手，但是不容易写出东西；5其实是3的一个更小的论题，这类似于“中外颜色词差异研究”之类的，也是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积累，建议还是不要写，太空泛；6“好”作状语（如黛玉“你好...（狠心）”，作补语“打得好！”，你可以检索一下研究得多不多，看兴趣吧，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汉语语法研究论题；7和5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不赘述了；8和3、5也是一个类型，研究的夜比较多，内容也很庞杂，不好做精到深入的研究；9还是一样（你的13个选题中委婉语、礼貌语、称谓语占了5个，这些都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10的研究也挺多的，我们就曾经以小组讨论形式研究过；11也是文化研究，我曾经写过“薇”的文化研究，这种名物研究也很繁琐，新手不容易动笔；12很考验人的文学功底，如果看的很浅，那么单靠翻书来找例证，来总结观点，绝对会是一件辛苦至极而又收效甚微的体力活；13倒是一句反话，因为传统上都认为汉字在信息化方面，相比于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劣势。要是你认为有优势，那么这也绝对要言之有理，如果没有中文信息处理的背景，最好不要空谈。最后，建议你将13个题目分成几类，根据自己的兴趣，参考对各个方面研究现状的考察所得出的研究难度，以及每个题目的成果预期，去选择你想做的吧。第一次写论文，如果思路踢不开，可以先看看网上这方面的论文（选择《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文建设》等核心期刊）。祝你写作顺利！要说参考文献，不过是我的脑子而已。你可以看看我的对外汉语博客
汉语的魅力 从夏商时期的甲骨文，到秦汉时期的隶书；从魏晋时期的行书，到隋唐时期的楷书。借助这些文字载体，我们时刻感受到汉语五千多年历史的不朽和辉煌。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语言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沧海桑田，汉语为何得以流传？是因为中华民族祈求统一、和平、强大的精神动力使然。五千多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外族侵略，中华民族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守护着自己的文明和灵魂，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长久守护。《世界通史》中说过：如果一个生活在汉朝时期的人在唐朝时期复活的话，他会发现，人们的语言依然不变。如果一个生活在古罗马时期的人在几百年后复活的话，他会听到人们的语言与自己的语言大不相同。汉语的魅力由此略见一斑。 汉语简洁，语言结构简单；记载语言的文字音型结合、易懂易记，因而汉语的特点也得以延伸。汉语中的成语就是典型的例子。成语可以精炼概括一种现象，四字的成语等于用十几字甚至更多字描述出来的一种现象。而近十字的成语，说起来却十分顺口易记易理解。中国古代寓言中，常用成语为标题生动地说明这则寓言蕴含的哲理；而古希腊的寓言，在标题上则是用名词直叙地表白故事的片面。如中国的寓言《亡羊补牢》、《掩耳盗铃》和《伊索寓言》中的《狗和倒影》、《农夫和蛇》。这说明，汉语表面生动形象，实际上它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还有汉语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十分形象，通俗易懂，上至高官，下至草根百姓，都能使用。俗语、谚语、歇后语的运用，使汉语的表现形式更丰富多彩。 汉语，因为它历史的悠久和使用的人口众多而走向全世界，成了世界地位最高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说汉语学汉语的人，汉语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汉语使中国走向世界；汉语使世界了解中国。每一声问候、每一声祝福都传递着和谐、和平的信息。 汉语，这一种古老的语言，正在向世界散发出青春的魅力。
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分）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3.“汉语教学”：因为“对外汉语”本来是针对国内教外国人学汉语这一事业所起的名称，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称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当国内外的学者在一起讨论学科或学术问题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汉语教学”这个名称。 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科学性上看，这一名称较为精确地指出了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但由于这一名称太长、不上口，再加上约定俗成的原因，它不太可能被广泛传播。 5.对外汉语教育学。从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这个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涵的研究，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名称的讨论和争论上。 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能见到的最早的论文是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周祖谟先生一开始便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汉族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指出要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非汉族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结合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 1958年正式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书》，以语法为主线，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为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教材集中体现了本阶段的理论和方法。三、发展阶段（一）巩固和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都需要扩大。为了加强各院校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交流，高教部决定由北京语言学院创办《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于1965年创刊，共出版了11期。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教学经验，钟梫的《十五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反映了这一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努力促进教材、课堂教学法等向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提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的教学要求；“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的实践性教学原则；“语文并进”，全面训练听说读写，阶段侧重的教学安排；语法的系统性与课文的生动性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使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对直接法。 本阶段还编写了《基础汉语》，由于“文革”影响，直至1971年修改后才正式出版，1972年又出版了和它相衔接的《汉语读本》。这套教材突出和强调了实际语言在教材中的地位，是“实践性原则”和“相对直接法”的直接体现。1966年爆发了“文革”，对外汉语被迫中断。（三）恢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较大进展。此时部分高等学校已恢复招生，许多因“文革”中断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要求复学。由于“文革”的严重冲击，当时的对外汉语事业在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接受留学生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师资力量不足是本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论文主要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如吕必松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杨俊萱的《课堂教学的“死”与“活”》、郑万鹏的《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课教学？》、林焘的《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石佩文和李继禹的《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但研究范围仍嫌褊狭，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局限于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四）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的转轨和因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汉语热”。对外汉语事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获得蓬勃的发展。 1978年吕必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身）成立，1984年王力在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题词时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同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在我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国务院于1987年7月批准成立了由7个部委参加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这是主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政府机构。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如刘珣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齐沪扬与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等。这一阶段是真正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教学理论研究。主要特点为：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研究，对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是我国第一个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法律。One, foreword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lo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long. Close degree of China's exchange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ti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a subject and a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use is a brand-new posture, face the world, face the this as the background, we try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nineteen fifties initial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since 5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mmarized, and review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strive to be more intuitive, more systematic, more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asically launch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initial stag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ge, various theories and view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ourth part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initial stage(a) historyWh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around someone came to Changan at that time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a's real foreigners in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n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uch as Japan dispatched a dozen times "to the Tang Dynasty",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group; Xinluo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nd students to Changan, each batch of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dynasty after the also hav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gemon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drop), "Park"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at is taught Koreans learn oral Chinese textbook (Beijing dialect).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rigault's eyes and ears." and the Wade-Giles of "Yuyan zierji" can be considered when wide influence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a few students, when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ha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related work. As Mr. Lao She in the years 1924~1929, served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Chinese, his lecture recordings, still preserved in london.(two) the initial stage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arly nineteen fifties.)Although the Chinese angle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is a young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a new subject, so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ternal soci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am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task of different views, eve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The name of a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name, these different views also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1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lready have a "Chinese" professional master's and doctoral few schools such a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only national research base is call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the center director Professor Zhao Jinming's monograp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use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name basica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on this subject,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teaching", let a person very easily subject it in education or courses teaching theory 3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name of the domestic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this cause the, obviously ha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refer to this subject color. "Foreign" two words can not enga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counterparts are used, therefore 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hina. When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subjects or academic problem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l use of the name "Chinese teaching".4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name is more accurately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t because this name is too long, not catchy, reasons and conventional, it is unlikely to be widely foreign language the practice, we think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task, content of research,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oo much focus on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 subject 1952, the famous linguist Zhu Dexi et al first visit to Bulgaria to teach Chine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 after liberating to expatriate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ag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to see the earliest paper is Zhou Zumo's "som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non-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 1953 seventh period). Mr Zhou Zumo began with th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H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non Han Adul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and non Han people is to cultivate their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汉语难学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汉字难输入难书写”，二是“汉字难认难记”。这两个方面的学习困难都与汉字字形紧密相连，与字音无关，解决这两个方面的困难只有从汉字字形的研究入手，并且一定要解决。 “和码”汉字字形编码方案及其输入法，是汉字字形编码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码”输入法，是电脑字母大键盘，数字小键盘“和”手机上统一通用，易学易记，快速高效的输入法，同时“和码”输入法，也是通过汉字字根，分析理解汉字字形字义，帮助认识记忆汉字的方法，“和码”特别适合外国学生学习使用。以“和码”输入法为工具，能彻底地解决外国学生“汉字难输入”的问题，有效地帮助解决“汉字难写”的问题，“和码字根学习法”能有效地帮助外国学生克服“汉字难认难记”的困难。“和码”的技术表明，与汉字字形有关的“汉字难学”的问题，可以从汉字字形编码输入技术入手，从汉字教学方法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用“和码”输入法，解决“汉字难输入”的问题 汉语对外教学的对象，一般都是在校(小中大)学生，他们都会用电脑。这些已经习惯了在键盘上输入英、法、德、西班牙语等字母文字的外国学生，也都期待汉语学习的第一节课，就能学会通过键盘简单方便地输入汉字。 但这一点外国朋友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不要说第一节课就学会汉字输入，即使几年的汉语学习，外国朋友也不能轻松自如地输入汉字。因为到目前为止，对外汉语教学都是从拼音开始，以学拼音为主，等学会汉语拼音之后，再学汉字拼音输入，这已是一个学期以后的事。因为拼音输入要求读音很准确，外国人说汉语本来就很绕口，能说准确的人是极少数，读音不准，使用拼音输入就很困难。 汉字读音不准，拼音输入难，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说，不是一时，而是一世的困难，因此拼音输入法不适合于外国学生学习使用。这一点已被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所证实。 拼音输入不适合于外国学生，那么还有许多汉字形码输入法，依照字形就可以输入，外国学生为什么不使用汉字形码输入法呢？因为以往的汉字形码输入法，没有做到易学易记易用，也都不适合外国人使用。如“五笔字型”输入法的“王旁青头兼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的字根口诀，只是适合有汉语背景的中国人，让外国学生去背，不要说在开始，就是学了汉字几年之后，也难做到。 在过去，“汉字输入难”让外国学生尝够了苦头，更加重了汉字难学的感觉，影响了学习汉语的兴趣，更妨碍了学生借助电脑学习汉语。 “和码”输入法是新的汉字形码输入法，有25个字根，每个字根相当于一个汉字的形义字母，如“土口人氵力女心王木日犭米”等，通过输入这些形义字母，就能输入汉字。这一点与英语、法语、德语的输入一样。汉字的字根(形义)字母。比英文的字母更具有形义特征，通过字根输入汉字的过程，是最好的汉字字形字义分析与学习的过程，如：汉(氵又)、字(宀乛十)、结(纟土口)、构(木勹厶)。和码把汉字的字根按起笔画的不同(横横竖撇点)严格地分为5个区，每个区按字根由简到繁分5个位，区与位排列的严格顺序，使字根表易学易记。 各个字根用其区与位的顺序号12345表示，如：一11、口33、日35、冫52、氵53，就形成了字根的25个数字码。和码在电脑大字母键盘上用25个字母键盘输入这25个数字码，在小数字键盘和手机上通用12345五个键的两两组合输入25个数字码。“和码”输入软件，通过输入单字的字根码，就可以显示输入单字。 特别是在小数字键盘和手机上，“和码”输入软件有字根提示功能，只要输入字根的区号，软件就列示该区内的所有字根，并提示位号。借助这个逐码提示的功能，“和码字根表”25个码的记忆，就简化为“1横2横3竖4撇5点”5个区号的记忆了。对于外国学生，“和码”的学习需要2个课时 ，具体步骤与时间安排如下：①、介绍汉字的4个基本笔画，横(一)竖(丨)撇(丿)点(丶)，以及它们的折笔画如横折(乛乁乙)、竖折(亅乚)、撇折(く)等(10分钟)； ②、介绍汉字的基本字根，如“十土艹木，山口囗日，亻人女禾，冫氵灬米”，并举例解释汉字是由字根组成的，就象英语单字是字母组成的一样(15分钟)；③、介绍和码字根表五区五位的划分规则，字根数字码，以及利用数字小键盘输入字根练习(20分钟)； ④、10分钟休息。 ⑤、介绍单字分块，以及字块取码的方法(15分钟)； ⑥、介绍三块汉字的单字取码方法，如：品，晶，最，新，并做输入练习(5分钟)； ⑦、介绍二块字的单字取码方法，如：汉，字，和，春，打，迫，并做输入练习(10分钟)； ⑧、介绍一块字的单字取码方法，如：来，龙，马，虫，并做输入练习(5分钟)； ⑨、简单介绍词组的编码输入方法，标点符号的输入方法(10分钟)； ⑩、介绍输入软件的常用功能，以及“和码练习软件”的使用(10分钟)。 学生学会“和码”后，不需知道字音与字义，就可以用使用“和码练习软件”进行输入速度练习，就象学英语的学生，不需知道字音与字义，就开始进行英文输入速度的练习一样。另外，“和码”还能在数字小键盘和手机上快速输入，这一点英语却做不到。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和码”汉字字形输入法，比汉语拼音输入法容易学得多，学生练习使用和码输入汉字的过程，就是分解与组合汉字字形结构，掌握汉字书写顺序，分析理解记忆汉字的过程。掌握了汉字输入，就能借助于电脑学汉语，也为字音与字义的学习做准备。 二、用“和码”字根学习法，解决“汉字难认难记”的问题 对于习惯了用26个字母拼字的外国学生来说，不同字形与结构的汉字，就是没有规律，几百上千个汉字的记忆太困难了。“汉字难认难记”成了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严重障碍。 正因为汉字难学，使得许多外国学生，学汉语时只学拼音，不学汉字。这样学生虽然会听会说，但不会读书看报，不会写文章，也就不能用汉语做有深度的学习与交流，就不能算真正地学会了汉语。 怎样才能帮助外国朋友克服“汉字难认难记”的困难呢？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记忆英语单字时，我们常用“字根学习法”，就是找出英语单字中的一个或几个字根，通过字根来分析理解记忆单字。 汉字的字形结构，更明显地含有一个或几个字根，如：汉(氵又)、字(宀乛十)、结(纟土口)、构(木勹厶)。汉字中更容易提取一个或几个由基本笔画组成的字根。汉字字根(部分是偏旁部首)是单字字形的重要内容，也是字义的重要内容。掌握汉字的一个或几个字根，对于分析理解记忆汉字有不可替代的帮助作用。因此对于外国朋友的“汉字难认难记”的问题，汉字的“字根学习法”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汉字字根学习法”，即是从字根的角度看汉字，用单字中的一个或几个字根表示该单字，通过这些字根分析理解记忆汉字的字义与字形，在电脑上通过输入这几个字根来显示(还原)单字。这样通过单字到字根，再由字根到汉字的反复对应练习，达到掌握字义，记忆字形与输入运用汉字的目的。 “汉字字根学习法”，把每个汉字的平面图形结构，简化为由一个或几个字根组合的线性结构，用约100常用的字根，来表示所有的汉字。这样就从字根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线性化、简单化汉字字形的方法，以帮助分析与记忆汉字。在电脑上通过输入软件，进行字根与单字的转换，达到练习与运用汉字的目的。这样汉字的学习就有方法可依，有技术可用，变得容易起来。 “和码”汉字编码输入方法，也是一套完整的“汉字字根学习方法”。和码有完整的易学易记的字根表，以及易用的单字取码方法，能让初学者很容易地记忆这些字根，很容易地从汉字提取一个或几个汉字字根，利用和码输入软件，通过输入字根来显示(输入)汉字。 和码单字的取码方法是，把单字最多分为三块，以字块为基础，按书写顺序提取三个主要字根，这三个字根就是“汉字字根学习法”所需要的字根。
额 这个可以上相关的论坛上搜集一下信息的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分）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3.“汉语教学”：因为“对外汉语”本来是针对国内教外国人学汉语这一事业所起的名称，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称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当国内外的学者在一起讨论学科或学术问题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汉语教学”这个名称。 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科学性上看，这一名称较为精确地指出了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但由于这一名称太长、不上口，再加上约定俗成的原因，它不太可能被广泛传播。 5.对外汉语教育学。从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这个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涵的研究，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名称的讨论和争论上。 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能见到的最早的论文是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周祖谟先生一开始便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汉族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指出要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非汉族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结合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 1958年正式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书》，以语法为主线，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为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教材集中体现了本阶段的理论和方法。三、发展阶段（一）巩固和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都需要扩大。为了加强各院校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交流，高教部决定由北京语言学院创办《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于1965年创刊，共出版了11期。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教学经验，钟梫的《十五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反映了这一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努力促进教材、课堂教学法等向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提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的教学要求；“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的实践性教学原则；“语文并进”，全面训练听说读写，阶段侧重的教学安排；语法的系统性与课文的生动性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使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对直接法。 本阶段还编写了《基础汉语》，由于“文革”影响，直至1971年修改后才正式出版，1972年又出版了和它相衔接的《汉语读本》。这套教材突出和强调了实际语言在教材中的地位，是“实践性原则”和“相对直接法”的直接体现。1966年爆发了“文革”，对外汉语被迫中断。（三）恢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较大进展。此时部分高等学校已恢复招生，许多因“文革”中断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要求复学。由于“文革”的严重冲击，当时的对外汉语事业在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接受留学生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师资力量不足是本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论文主要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如吕必松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杨俊萱的《课堂教学的“死”与“活”》、郑万鹏的《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课教学？》、林焘的《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石佩文和李继禹的《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但研究范围仍嫌褊狭，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局限于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四）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的转轨和因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汉语热”。对外汉语事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获得蓬勃的发展。 1978年吕必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身）成立，1984年王力在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题词时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同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在我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国务院于1987年7月批准成立了由7个部委参加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这是主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政府机构。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如刘珣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齐沪扬与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等。这一阶段是真正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教学理论研究。主要特点为：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研究，对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是我国第一个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法律。One, foreword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lo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long. Close degree of China's exchange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ti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a subject and a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use is a brand-new posture, face the world, face the this as the background, we try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nineteen fifties initial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since 5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mmarized, and review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strive to be more intuitive, more systematic, more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asically launch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initial stag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ge, various theories and view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ourth part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initial stage(a) historyWh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around someone came to Changan at that time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a's real foreigners in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n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uch as Japan dispatched a dozen times "to the Tang Dynasty",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group; Xinluo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nd students to Changan, each batch of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dynasty after the also hav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gemon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drop), "Park"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at is taught Koreans learn oral Chinese textbook (Beijing dialect).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rigault's eyes and ears." and the Wade-Giles of "Yuyan zierji" can be considered when wide influence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a few students, when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ha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related work. As Mr. Lao She in the years 1924~1929, served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Chinese, his lecture recordings, still preserved in london.(two) the initial stage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arly nineteen fifties.)Although the Chinese angle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is a young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a new subject, so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ternal soci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am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task of different views, eve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The name of a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name, these different views also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1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lready have a "Chinese" professional master's and doctoral few schools such a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only national research base is call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the center director Professor Zhao Jinming's monograp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use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name basica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on this subject,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teaching", let a person very easily subject it in education or courses teaching theory 3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name of the domestic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this cause the, obviously ha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refer to this subject color. "Foreign" two words can not enga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counterparts are used, therefore 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hina. When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subjects or academic problem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l use of the name "Chinese teaching".4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name is more accurately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t because this name is too long, not catchy, reasons and conventional, it is unlikely to be widely foreign language the practice, we think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task, content of research,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oo much focus on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 subject 1952, the famous linguist Zhu Dexi et al first visit to Bulgaria to teach Chine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 after liberating to expatriate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ag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to see the earliest paper is Zhou Zumo's "som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non-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 1953 seventh period). Mr Zhou Zumo began with th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H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non Han Adul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and non Han people is to cultivate their
外国人快速学好汉语的“终南捷径”[1] 汉语由口语与书面语两个部分组成，如同其他绝大多数的语言一样。要学好汉语，就必须将口语与书面语这两个部分同时学好，而绝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是因为，一个人，不论他（她）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即使他（她）在汉语口语的听说方面学得极好，但在汉语书面语的读写方面却学得极差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么，就绝不能说他（她）已经学好了汉语。试想，一个读写能力极低或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汉语学习者，几乎就等于是一个“半文盲”或“文盲”，怎么能说他（她）已经学好了汉语？而在现实生活中，像这种汉语口语听说能力极强或很强，但汉语书面语读写能力极差的人，特别是那些汉语口语听说能力极强或很强，但汉语书面语读写能力极差的的外国人，却比比皆是。一位国外的汉语教学专家，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指出过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根据我们在西方国家教汉语的经验，虽然去中国专门进修一、两年汉语的学生在回国后，口语既流利又得体，但是，他们无论是在阅读报纸、文学作品和其他书面材料，或者是自己写信、写报告和文章时，仍旧还有不少困难。这些问题一直到高年级，甚至到毕业时还继续存在。”[2]“长期居留在中国从事外交、经贸等任务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汉字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一般没有能力单独进行日常的书面交际，如通信和处理各种业务文件。”[3]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汉语口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极强，却在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读写能力竟如此之弱呢？其原因就在于：汉语的口语使用的是一种由有限的语音元素（一共有57个语音元素，其中声母21个，韵母36个）经由简单的组合规律组合而成的语音系统（一共有400多个无声调的音节和1 000多个有声调的音节）。而汉语的书面语所使用的却是一种由几千个书面符号即汉字（常用汉字为3 000多个）经由复杂的组合规律组合而成的汉字系统。并且汉语口语的语音系统与汉语书面语的汉字系统，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必然的或规律性的联系。仅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汉语口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极强，却在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读写能力竟如此之弱，以至于那些“长期居留在中国从事外交、经贸等任务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汉字文盲或半文盲”。那么，对于长久以来在汉语书面语学习方面一直在困扰着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这一难题，其破解之道究竟何在？特别是，面对全球日益高涨的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人何时才能拿出一套可以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像学习汉语口语那样容易地学习汉语书面语的切实行之有效的并且成本极低而效率又极高的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方法或学习方案呢？如果不能破解这一难题，或不能很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或方案，那么，很显然，汉语国际推广计划就只能仍然以高成本在慢速中前行，而汉语也很难像英语那样作为一种产业而被迅速地做大做强。实际上，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4]与电脑网络的紧密结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纸笔书写系统的现代化的先进的书写系统。而有效地使用这种现代化的先进的书写系统，不仅可以使我们以每分钟100～200字的速度99％以上的准确率进行中文速记即听打，而且可以使外国人在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方面与汉语口语的学习保持紧密的同步，使外国人可以最低的成本，即以最低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投入，在短时间内同时学好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即不仅在汉语口语的听说方面学得好获得成功，并且同时在汉语书面语的读写方面也同样学得好并获得成功。概而言之，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以同步高效完成听说教学与书写教学任务的具体实施步骤，可描述如下：1．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汉语拼音的声母与韵母之后，即开始借助普通电脑键盘，根据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对声母和韵母的定义，使用不同语速的声母和韵母的录音文件，训练学生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直至学生将声母和韵母都定位于他（她）双手的十指之上，如同他（她）前此已将声母和韵母都定位于他（她）的发音器官上一样。2．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第一课的单词和基本词组之后（请务必注意，此处所说的是单词和基本词组，而非汉字！），即开始教学生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书写”（也就是输入）这些单词和基本词组，并要求边念边“写”，直至这些单词和基本词组与相应的发音、字形与意义完全联结或融合在一起，并固化在大脑中。3．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第一课的句子之后，即开始教学生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书写”（也就是输入）这些句子，并要求边念边“写”，直至这些句子与相应的发音、字形与意义完全联结或融合在一起，并固化在大脑中。4．对其后第二课、第三课等的单词和基本词组及句子，重复实施上述的第2步和第3步。如同上述那样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引进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并将该技术作为整个汉语教学过程中一项不可须臾离之的重要的教学工具加以使用，则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就将成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攀登汉语顶峰时可以加以利用的“终南捷径”。而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之所以可以成为外国人快速学好汉语的“终南捷径”，则是因为：1．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进行汉语书写的原理，与人使用其发音器官口说汉语的原理，二者是一样的，并且前者是在仿生学的意义上对后者所做的一种人工模拟。因此，汉语书面语的学习就变得与汉语口语的学习一样的比较容易。2．跳过了繁难、枯燥、耗时并需要重复练习同时又不得不一笔一划进行书写的汉字练写过程。3．通过使用键盘，与（汉语）思维或口语同步地进行书写。衷心希望海外三千万正在学习汉语的和更多的即将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借由此一“终南捷径”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学好汉语。
汉学是指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历史上汉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 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音韵学、史学、经济、书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ero）曾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费正清 李约瑟 顾彬 高罗佩
波恩 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简称波恩大学，是德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位于前联邦德国首都，北莱茵-威斯伐伦州的波恩市。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公立大学，她的前身是创建于1777年的科隆公国学院。
波恩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波恩，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德国最杰出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波恩大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多名包括 诺贝尔奖 、菲尔茨奖、莱布尼茨奖及普利兹克奖 得主在内的众多优秀的毕业生。其在社会科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数学及医学界的教学和科研实力蜚声世界。
2019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10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