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旷世逸才
看时间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比如孙中山，容闳，黄兴，溥仪，周恩来，毛泽东等等，那我就给LZ两篇我写过的吧。第一个：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大地上，民主资本主义正顶着遍地荆顽强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正冲破各种羁绊登上政治舞台，一个英气勃勃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正迅速形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也必会创造出站在革命前列，指导历史行程的大人物------孙中山。就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名文，1866年生于广东省山县翠亨村。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但祖国的衰败，让他痛心疾首，继而弃医，投身于革命。1894年，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革命政治主张，但遭到冷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明白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从此，孙中山走上了为复兴祖国而努力的革命的道路。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895年，广州武装起义因计划泄露而流产，但同时因为这件事，资产阶级已同清政府彻底决裂，以武装起义迈出民主革命的第一枪。他，最早提出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他，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奔走；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惦念的依然是未尽的事业。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另外，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当众倡言反清，闻者多胆怯走避，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附和之，乃得四大寇之诨名。 清代政府、公家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此外，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法令。《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毛泽东同志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它的民主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 “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也充实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革命允许的范围内，它把民族问题纳为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关键字：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民主义，封建主义。参考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个：溥仪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 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宣布和平退位。国民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惠条件，承诺支付溥仪400万银元的年薪，并同意溥仪保存皇室。1917年，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人的拥护下，再次登上皇位，史称“丁巳复辟”，在孙中山、段祺瑞等人的反对和声讨下，“丁巳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大满洲帝国，登上大满洲帝国之皇帝，年号康德。日本败战后，溥仪和日军一起企图逃亡东京，在机场被苏军捕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1959年9月17日刘少奇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被第一批特赦，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宣统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的结束。溥仪虽然退位，但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从天津逃离，来到满洲。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满洲建立“满洲国”。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溥仪始终与日本关东军周旋，一心一意为了满洲争取最大的利益，值得尊重。[5]溥仪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2月2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还兼任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国协和会名誉总裁。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溥仪两次访日。在新京满洲皇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但溥仪实际上却一直“宵衣旰食”，勤勉地处理公事 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1945年，满洲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7]溥仪作为世界级政治家两上时代周刊，是“远东四大元首”之一。[8]溥仪受到满洲国百姓的敬仰，甚至在满洲国垮台后，仍有人在家中悬挂溥仪的照片。[9] 溥仪の野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企图潜逃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在软禁5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我的前半生》记录了这他人生的重大经历。满洲时期的溥仪(22张)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 溥仪的囚服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关键字：末代 皇帝 满伪参考文献：《我的前半生》。
李白的诗酒文化，是他人生体验的最好记录。他一生用酒当墨，用心作笔，写下了许多令人心惊和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字，在诗坛上成为一件又一件亮丽的瑰宝。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但为国立功的理想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秉性，又构成了他特有的“诗酒”人生。
李白嗜酒，人称“醉圣”“酒仙”史书上记载他“每醉为文章，为少差错，与醉之人相谈议事，皆不出其所见.”客居任城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张叔明、裴政、陶沔在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虚”。
杜甫《饮中八仙歌》赞之：“李白斗酒诗百篇”又有人称其诗：“《乐府》之外，……，言酒者固多。”保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中，写到饮酒的达700多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的酒味。其中的《独酌》、《将进酒》、《襄阳歌》等流传甚广。
扩展资料：
酒文化其他名人
1、杜康。
《尚书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唐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云：“杜康造酒。”杜康因为造酒，还曾被当作酒的代名词。有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曹操（“说曹操，曹操到”）的诗句为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河南陕西一带还有以“杜康”命名的酒。
2、纣王。
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发明了利用酒进行宫廷娱乐的方法：“……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场面之壮观，可以跟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相媲美。
3、孔子。
孔子虽然贵为圣人，被称作万世师表，而实际上，他也有不少凡夫俗子的小嗜好，比如饮酒。孔子是主张饮酒的。《论语》中“酒”字一共出现过五次，其中四次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证明他老先生平时是喜欢饮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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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重作用.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如：秦朝、清朝前期维护国家统一.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如秦朝修筑长城、隋朝开凿大运河.③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又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朝的民族融合.消极作用：①专制容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如秦朝暴政.②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钳制了思想,束缚了文化.如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文字狱”.③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如明清时期.2.特点：1、夏商周时期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宗法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2、秦国统一了六国后建立了秦朝.秦朝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以皇帝为中心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官位不世袭,实行俸禄制度,由皇帝任免；官职有明确分工,既互相配合,又相互牵制.3、“汉承秦制”,由汉至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到制约而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4、明清时期,转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废丞相、设内阁和六部、增设军机处；中央机构的设立和职权完全服从专制王权的需要；废行省,设三司,直接隶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控制进一步加强；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思想文化专制不断加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一直在推动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权的加强,都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发展,最终以清朝军机处的设立作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也发展到了自身的最高点.详解；
我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从战国时期产生，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历朝都实行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到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根源于中国的小农经济，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低于外辱，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等进行水利等工程建设，保障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早期还推动了中西的文化交流。但君主权利过分集中会带来暴政、专制等政治压迫，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也容易带来权力斗争；文化专制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还束缚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瓦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地区特殊的制度 中国无专制无集权便不会有太平 譬如一个问题如果想解决一个人拍一下案子就结了 如果没有专集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那么十年也解决不了要想改变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是非常难的。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往的体制内的变革往往都是旧势力取得胜利，变革势力被打压下去，这样一拖延，往往就是几十年或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依旧，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所有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同归于尽，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开始。任何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整体缺乏妥协精神，得势不饶人，但最后都不得其善终。历史的这面镜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社会旧的秩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作为强势的一方，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明白，作出让步或妥协是十分必要的。这其实是维护、保全自身利益的最明智的选择。让步虽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不是眼前的得，而是长远的得，否则就是彻底的丧失。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小富们敌不过强盗、官府和自身败家，大富们，包括皇帝老儿敌不过“暴民”进行的财产重新分配。所以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比我们更早地懂得了政治妥协的重要性。妥协，妥协来，妥协去，最后就产生了议会民主政治，国家从此就一劳永逸地安定了下来。权力必须分享，只有分享，才有和谐社会，才能避免动乱、内战和分裂。在刚出现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小农经济的发展的，但到了明清时，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其消极的地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在秦汉时期确立，直至隋唐时期达到其发展顶峰，宋元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盛极而衰，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利于 维护统治稳定，加强军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但长期的封建社会，使人们的人性自由受到束缚，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科技的发展，使中国长期落后于世界潮 流。专制的实质是强加于人，即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实在专制的社会里专制的思想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只是改变个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码是大多数人，改造一个社会。那种认为改变或更换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办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确地说，葬送戊戌变法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中国社会。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一定的先进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在古代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比如唐朝时期，长安城遍布外国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各国来进贡的使者随处可见。 这样的制度就有优越在可以集中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国家的建设，而且加上了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的皇权的存在使得中国得以团结，随着中国古代的皇帝的皇权不断集中，皇帝对于地方的管理越来越容易和有效。这样就使得皇帝的命令得以迅速的传达和执行，这样的典型代表就是清代的军机处，一切军国大事都直接由皇帝任免和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清代的摄政王大臣会议在初期对于皇帝的种种限制。而且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话也有相应的制约机构，最早三公九卿在秦代就已经出现，再比如唐代开始的三省六部制和宋代的通判还有等，都是有效的制约机构避免了愚蠢的命令的执行，保证了皇帝统领的国家处于正确的运营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艺术，书画、瓷器等，这些都可以归功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作为封建制度，还是有不可避免的弊端。首先，作为国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封建统领皇帝的手上，如果皇帝贤明，百姓安居，皇帝昏庸，百姓遭殃。国家的命运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皇帝说了算（虽然现在也不是）。其次，这样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也使得政治黑暗，大家都知道，宫廷斗争不断，都是为了争夺皇帝的天子的宝座。最后，不是最贤明的人当了统治者，而是最有心计的（比如李世民，，发动宣武门之变，杀了自己的哥哥自己当太子，又逼自己的父亲退位最后当上皇帝）。后宫也自己有着权利的争斗。而且，在宋朝时期的冗兵，冗官为历朝历代最为严重，积贫积弱，使得宋朝没有前任唐朝富足。再次，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了国家的赋税在某种程度都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一己私欲而不是为了社稷百姓的安居乐业。而且，若国家征收国家的苛捐杂税导致了人民的负担沉重，民不聊生，这样又回到了统治者的自己的修为问题上了，只要统治者好，一切都好，统治者不好，一切都不好。其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导致了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使得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中落后了世界潮流，造成近代我国屈辱的历史（鸦片战争等等），也造成了现在的中国的国力没有很多国家强大一样，工业化的水平低下，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出现太多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其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为严重的一点，使得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得到了影响。这也使得中国人没有资产阶级的追求和冒险的精神，在中世纪的欧洲，自从有了文艺复兴，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是冒险精神和为了自身的幸福奋斗和鼓励发财致富。不幸的是，这些思想在近代中国逐步出现。而且古代中国以小农阶级为主，导致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小农阶级居多，小农阶级有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劣根性，这样的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是落后的。因为这样的阶级认不清世界的形势，只会为了自己的统治而不断加剧小农阶级在社会中的构成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各朝各代一般都支持“重农抑商”，这就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在封建阶级和官僚阶级的强大势力下迟迟无法壮大。 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的管理下习惯顺从了统一管理，不适合现代的民主进程；再者，在长期的封建管理下，中国人的习惯了麻木的心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就是关在黑屋子里的人啊！对于砍头的事情是麻木的，还觉得好笑。中国人是不习惯反抗的，我刚才说过在小农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要还有饭吃，还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就不会反抗，就会依旧顺从者统治而不是向西方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去斗争，甚至是战争，这些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现代仍然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社会的黑暗面，却没有人出面去斗争。
延安黄帝陵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之巅。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黄帝姓公孙，因长于姬水，又姓姬。曾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县轩辕丘），取名轩辕。祖籍有熊氏，乃号有熊。又因崇尚土德，而土又呈黄色，故称黄帝。黄帝生于山东寿丘，逝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桥山。黄帝以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 黄帝陵地处桥山，沮水环绕，群山环抱，古柏参天，四季青翠，环境幽雅。山下有大路可通山顶直至陵前。祭亭中央的高大石碑上刻有郭沫若题“黄帝陵”三个大字。祭亭后的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字。黄帝陵位于山顶正中，陵冢高米，周长48米。陵前数十米处有一高台。相传汉武帝征朔方还，在这里祭黄帝，筑台祈山，故称“汉武仙台”。 黄帝庙呈四方形，庙门朝南，气势雄伟，门额上大书“轩辕庙”三字。庙院内有大殿，门额上悬挂着写有“人文初祖”四字的大匾。大殿中间安放着巨大的黄帝牌位，上书“轩辕黄帝之位”。庙院内的“黄帝手植柏”，相传为黄帝亲手所植，距今四千余年。巨柏高19米，树干下围10米，有谚语称它“七楼八扎半，圪里圪塔不上算”，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另有一株高大柏相传为汉武帝“挂甲柏”，又名“将军柏”。庙内有一碑亭，内有碑石约50通，内容主要是历代帝王的“御制祭文”和历代修葺陵庙的记载。 自古黄帝陵一带就有八景的说法：桥山夜月、沮水秋风、黄谷黄花、北岩净雪、龙湾晓雾、凤岭春烟、汉武仙台、轩辕古庙，其中轩辕古庙是桥山风景最佳的一处。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被称为中国第一陵，千百年来，每逢清明，来此拜谒祭陵的人络绎不绝。
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约一公里处，是子午岭向东延伸的部分。子午岭南北而行，北为“子”，南为“午”，故称“子午岭”。桥山总面积公顷，山体浑厚，气势雄伟，沮水三面环流[42] 。山上林木茂密，古柏覆盖面积为公顷，计有古柏81600多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柏3万多株，是中国最古老、覆盖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采纳！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墓，相传黄帝得道升天，故此陵墓为衣冠冢。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196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黄帝陵古称“桥陵”，为中国历代帝王和著名人士祭祀黄帝的场所。据记载，最早举行祭祀黄帝始于公元前442年。自唐大历五年（770年）建庙祀典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的场所；中共建立政权以后，每年清明、重阳均在此进行祭祀典礼，特别是清明祭祀已成中华民族传统祭祀盛典，2004年开始每年对黄帝陵祭祀升为国家公祭。陵区历经多次修缮，最近的一次整修自1993年开始，为此成立了黄帝陵基金会以筹措资金，工程分二期实施，第一期工程2001年8月竣工。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1公里处桥山之巅。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号，号称”天下陵”。
黄帝陵区景色迷人，景区面积平方公里，分为陵墓区和轩辕庙两部分。黄帝陵园面积10余亩，陵前设有祭亭，内立郭沫若亲书”黄帝陵”碑。陵冢高米，陵园周长48米。
园内古柏参天，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陵园入口处有”汉武仙台”，高数10米，拾级而上，县城、东湾尽收眼底。
轩辕庙内沿南北轴线依次排列有山门、诚心亭、碑亭、”人文初祖”大殿。大殿神龛内有用墨玉刻制的黄帝浮雕像。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已成为炎黄子孙举办盛大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
扩展资料：
民间对轩辕黄帝的祭祀活动从古绵延至今。民间祭祀一般在清明节前后和重阳节期间，北宋以来，民祭则多在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举行。
传说这一天是黄帝乘龙升天的日子，故举办“民祭轩辕黄帝逸仙盛会”。农历九月九日清晨，黄陵方圆数百里成千上万的群众，端着贡物、抬着祭品，翻山越岭，齐聚桥山脚下。
时辰一到，击鼓鸣钟，古乐齐奏，民众将牛、羊、豕三牲和各种供品敬献在陵前的供桌上，祭奠祖先，祈福祈祥。祭祀活动规模宏大而肃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炎黄子孙回国拜谒黄帝陵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千万里寻根问祖，不忘家乡故土，反映了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同根同祖的赤子情怀。
不同时代的桥山黄帝陵祭祀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但都体现了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和谐振兴的中华民族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的主旨传承至今，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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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公元541－604年）名：杨坚，汉族，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隋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的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杨坚称帝后，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亡后梁，一年后下诏伐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亡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隋文帝杨坚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所仿照原形）和东京洛阳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中国重新置于一个政权治理下,外御强敌突契,内令人民安宁生息,功业之伟大,连后世盛唐也没有完全恢复隋朝的国面积.然而,御下过严,令不少功臣未获善终,尤其立杨广为太子,令遗祸后代,竟使江山断送,实为遗憾。文帝在位24年，604年病逝与大兴殿（目前基本公认死于杨广之手），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县西南20里）。隋文帝无过啊！隋炀帝锈的大运河！
隋文帝得来天下，是相当容易的。隋文帝杨坚和父亲杨忠，两代仕周，在北周位尊权重。周静帝继位的时候，仅仅八岁，杨坚轻而易举取而代之，自己当了皇帝。古代的历史学家曾经这样长叹：“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杨坚取周而代之之后，对于北周王室采取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从而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隋王朝。接着隋文帝在北部中国稳定之后，以强大的武力平陈，结束了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分裂历史，统一了中国。平陈的过程，是武力杀伐的过程，陈室君臣，都有臣服之意，因而隋文帝采取了怀柔的政策，让南方有了较快的发展。 隋文帝出生在一个尼姑庙里，是一个叫做智仙的尼姑把他抚养大的，13岁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隋文帝的生身母亲不能过问任何关于杨坚的事情。甚至母亲思儿心切，偶尔抱抱儿子，智仙尼姑也要大声呵斥和责备。并且说：“你为什么大胆妄为接触我的儿子？”让母亲悲愤交加。在寺庙里长大的隋文帝，对于佛教情有独钟，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广修寺塔。公元601年6月30日，是隋文帝的生日，在30个州修建了30做寺塔。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下诏修建寺塔，全国113个州，总共修建了113做寺塔，达到了每州一座。有了寺塔，就要有僧有尼。隋文帝在全国广度僧尼，史书记载，隋文帝在位期间，全国共有三十万人成为僧尼。当时全国的人口为4600万，就有这么多僧尼，比例是十分庞大的。隋文帝不但修建寺塔，广度僧尼，还在全国范围内广写佛经。佛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隋朝，就有了伪造的佛经。隋文帝让高僧们鉴别真伪，予以重新抄写。在隋文帝管理国家期间，抄写佛经13万多卷，可谓是汗牛充栋。隋文帝信奉佛教，就广交僧侣，把天下的僧侣作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僧侣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皇宫，还经常随驾巡幸。如果那个朝臣不和僧尼为友，隋文帝就会震怒。 作为一个佛教徒，隋文帝却是一个吝啬之徒。就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说自己是一个“躬履俭约”，“薄赋于民”的皇帝。当时在隋朝的国库里，囤积的粮食，可以国用五十年。但是在开皇14年秋，关中大旱，出现饥荒，尽管国库里“仓粟红腐”，但是隋文帝不准打开粮仓放粮，并且率领关中饥民就食洛阳。史书中记载：隋文帝在逢到饥荒之年，带领民众就食不止一次，关中又一次大旱的时候，隋文帝不予赈济，而命令老百姓就食山东。隋文帝国库里的粮食最后干什么去了？为李密、李渊父子起兵准备粮草去了，为推翻自己的军队提供军需去了。隋文帝的国库了到底有多少粮食呢？到唐朝的贞观11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隋朝两京府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唐太宗说：隋朝末年的”天下储积，可供50年。”王夫之这样评价隋文帝：“隋文帝，锱铢之主也。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王夫之对于隋文帝吝啬为民的做法，笔下进行了痛斥：“粟朽于仓，人殣于道，豪民逞，贫民毙，争夺兴，盗贼起，有国破国，有家亡家，悲夫！”做为一个信封佛教的皇帝，国库里堆满了粮食，该普度众生的时候，不屈普度众生，对于佛教简直就是一个嘲弄。 隋文帝信封佛教，极端吝啬，但是对付隋朝腐败的官员，他的手段是十分严厉和苛刻的。隋文帝是一个性格里充满了猜忌的皇帝，对于朝臣的清廉程度一概不放心。他认为，只要是一个臣子，都怀有贪婪之心，都会有贪占之心，都会有受贿之举。隋文帝拥有一个庞大的对付朝臣的特务机构，监管朝廷里的官员和地方的官员，一旦发现官员拥有过失，就加以重罪。有些不该处以极刑的，往往会处以极刑。隋文帝作为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的大度和敦厚，喜欢实施一些小人一样的术数，来对付官员，搞的大臣们身心憔悴。就是开国的功臣，隋文帝也以贪贿的罪名处以极刑。隋文帝最大的一个发明，就是命令一些人，悄悄的把一些金银财宝和钱，把一些丝绸和南方的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贪贿。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和钱物，就以贪贿罪处理，在朝堂之上当着大臣的面砍下头颅，以儆效尤。隋文帝用这种实验贿赂的办法，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隋文帝时代，是中国各个朝代里，官员最不保险的朝代。一个皇帝，如此的不光明正大，如此的用阴谋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朝臣，也算是创造了皇帝之最。 中国有一句古话：始以欺人，终于自罔。隋文帝的灭亡，就应验了这句话。公元604年，隋文帝大病在床的时候，儿子杨广指使党羽，入仁寿宫，在床上把隋文帝杀了。史书记载：“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接着杨广又杀了隋文帝的大儿子、自己的亲哥哥杨勇，当上了皇帝，就是在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阴险狡诈、骄奢淫逸的隋炀帝。 隋文帝当了25年皇帝，隋炀帝当了13年皇帝，隋朝就灭亡了。在他们沉重的历史背影里，我们看见了历史沉重的一页。
秦始皇主要是疆域的统一而杨坚则是政治上的统一
那是因为他：确立三省六部制：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6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二）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於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三）修订「开皇律」：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四）领均田令：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五）设置粮仓：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於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民户捐粮於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儒学本质是一种教导人民遵循既有社会秩序，接受固化的个人社会角色，维持等级社会关系的思想。中国在商周时期逐步废除了神权对政治的影响，宗教的进化停止了，一神教唯独在东方文明圈没有出现，因此中国文明需要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替代神学宗教，在法律体系之外巩固社会秩序。特别是中国出现了世界独有的郡县制，能够建立起比封建制更大规模的统一文明体，就更需要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确保社会稳定，儒学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汉朝之后，晋朝并不倡导儒学，道家和侠义风盛行，却出现了一段八王之乱，人伦道德丧失，五胡十六国的500年乱世，因此后来的帝王就更加确定儒学思想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