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小狼来看看
费了很大多的人力物力却没得到什么好处。
兄弟 下面的 全过程 要想了解历史 那就耐心的看完吧日本的海空军，这时候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美军猛烈的打击，扩张与反击已经是不可能了。由中国华南基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更对日本绝对国防圈之运输通路造成重创，特别是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合作，非常有效的攻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南洋经台湾海峡到其本土之航线），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高达一百万吨以上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之危机。这是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安全运作，最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整个作战武器军火的生产，以及民生必需品，供应上都开始发生严重的困难。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确保其绝对国防圈内运输线的安全，就必须要在中国以及缅甸战区，同步进行孤注一掷的大反扑作战，作战核心的目标，就是消灭中国战区内的战略空军基地及补给线，以确保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安全。在缅甸战区的攻势，是要切断驼峰运输的通路；而在中国战区的攻势，则是彻底破坏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国空军基地。1 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2 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藉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其实没有威胁。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援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 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3 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援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4 日本十一军发动长衡会战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援，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他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援措施，根本无济于事(这种完全疯狂与违背常理的行为，也只有史迪威这种人才做得出来!)。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援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机会夺权的真相，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5 鬼泣神嚎的衡阳保卫战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 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援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一句话，节省你5分钟时间，日本打通了他们14年来都没打通的南北战线，但一年不到就成了无用功
浅论国防产业1 国防产业的定义及其分类 定义国防产业是指相对民用产业而言，其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家安全和军事需要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国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公共产品的生产部门和国防建设中实现物和能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国防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战争准备的直接响应部分，其功能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为国防力量提供各类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上。国防产业作为军品生产能力属于国防资源范畴，作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产出机构又属于国防生产力范畴。国防产业履行着经济能向战争能的转换职能，是经济能向战争能转换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机器。我国的国防产业体系涵盖国民经济体系的各部门，在军事工业领域主要由兵器、航空、航天、船舶、电子、通信、信息、核工业、军械、军需等部门所组成。这些部门既是国防产业的主体，又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具有国民经济和国防经济双重主体的特征，其产业结构代表了国防资源的结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科技体系的结构走向。国防产业不同于一般的民用产业，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国防产业属于一种消耗性经济，其产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只能是作为国防的消费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家安全和军事需要。第二，国防产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经济活动一般严格按计划进行，买卖双方是固定的，不允许自由买卖。第三，国防产业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它关系到战斗的胜利和生命的安危。第四，国防产业的结构和规模随军事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第五，国防产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 分类国防产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广义的国防产业包括国防工业、国防农业、国防交通通讯业、国防建筑业。国防工业主要有兵器、航空、航天、电子、船舶、核及军需工业等部门，它直接为军队提供武器装备、被服、装具等，是国防生产的核心部门。国防农业是指为国防建设提供食物、衣着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原料的农业生产，它是军队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国防交通通讯业是指交通通讯业中用来保障军品生产和武装力量发挥作用的部分。国防交通通讯业具有同各方面联系的广泛性、产品的非实体性、军民通用性等特点。国防交通通讯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重要作用，是军队作战的生命线。国防建筑业是指从事营房工程、筑城工程、海防工程、防空工程、二炮工程、通信工程、后方基地仓库工程、人防工程等施工任务的产业，它为保存军队有生力量和国家战争潜力提供重要条件，是国防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狭义的国防产业主要是指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指其产品主要用于国防的工业部门，即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为军队或国家安全生产必需的武器装备和特殊用品而从事的经济生产活动。国防工业是寓于整个国民经济中为保障国防建设与战争需要的特殊组成部分，其存在与发展对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都是必不可少。2 国防产业的增长源泉 劳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动力是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对物质资料进行再生产的同时，还不断地实现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是生产诸要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一种生产要素，担任着生产要素组织者的责任，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断地实现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因此，劳动力是国防产业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生产要素，对国防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在现代生产中，复杂多样和大量分散在不同地域的各种生产要素之所以能有机地聚合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资金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资金的规模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其自身的发展速度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我国的国防产业中，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发展国防产业的资金（国防费）几乎都是由国家支出的。由于“资源有限论”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可投入国防产业的资金是有限的。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防资金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国防现代化建设将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局面。资金在国防产业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显得尤为重要了。 技术技术是人类为了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转换和能量传递，根据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而创造的各种手段、方法、技巧和配方。技术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通过与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的紧密结合，深刻地改变着工业再生产的面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产业制度和产业格局的改造和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国防产业的发展过程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一个国家不失时机地调整国防资源结构，加快国防军工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对于武器装备的更新、提升国防产业效率和增强军事抗衡能力都是极为必要的。此外，现代战争已经进入了高技术战争的时代，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充分展示了高技术条件下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大量运用，战争要素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交战双方军事力量和装备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逐步缩小，战争的相关空间不断扩大。这也充分证明了高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 管理手段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管理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到，管理要素要按贡献进行分配。可见，管理作为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已经慢慢被人们所重视。一项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使一个企业在相同的资金、人员和技术设备的投入下，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这已经在很多活生生的案例中得到验证。但是，综观中国管理20多年的艰辛历程，原本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却因为我们的管理跟不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这一问题在国防产业的发展中尤为突出。因此，在将来国防产业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一定要重视管理手段这种无形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并力争使它的作用发挥到极点。 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的主要作用来自网络经济和网络技术的三方面功能：①技术基础的优化功能。信息不仅具有极强的渗透能力，而且具有影响全局的特点，此外，网络技术还提供了新型的知识载体。一切其他方面的技术，都可以借助于网络技术，并通过这些技术能够使其作用发挥到极致。②知识存量的改造功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人大科学时代，各门学科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层出不穷，知识存量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地步，并且因人类独特的知识创新能力，知识还在不断地扩张。由此可见，由于知识存量之大，只有使人们借助网络技术，才能迅速且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实现目标的信息，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改造成本和国防产业结构的改造难度。③创新能力的价值功能。网络经济实现了全球知识和信息的共享。然而网络经济并非就是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它的核心是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信息为创新提供路径，使创新思维在信息支持下迅速产生成果。网络时代的到来，要加快国防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就是要突出信息技术的核心作用，加大信息产业对国防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使国防产业的结构构成与网络时代的经济、技术要求相吻合，与高技术战争的有效供给目标相适应。3 优化国防产业增长结构的措施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越来越被世人关注。但与此同时，在这一系列成绩与繁荣景象背后，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新世纪初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优化国防产业增长结构、提升国防产业效率和增强军事抗衡能力，已成为我们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借鉴日本、德国、巴西等军事强国发展国防产业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优化我国国防产业增长结构。 增加高科技研究开发的投入，为国防产业提供高技术依托国防产业既是国防建设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具有经济和国防双重主体的特征。因此，国防科技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安全防卫的基石，可以说谁掌握了国防高科技，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一直坚持国防科技有步骤地发展。近年来，日本对军事科研的经费投入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报告称，日本的国防科技发展势头强劲，在不少领域里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美国。而我国的军费投入相对落后，中国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指出，1990年以来，中国国防经费总量虽然增加较快，到2003年底总额为1 853亿元，约合224亿美元，仅占GDP的，比世界国防费占全球GDP平均的比重低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鼓励民间企业介入并开发同国防装备有关的高科技，把许多尖端的民用技术直接用于国防产业的生产，为国防产业提供强大的技术依托。 注重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的协调发展，采取寓军于民的政策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优先发展国防经济可以刺激新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活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样，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国防产业，把国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通过国防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国防产业的辐射作用和“联系效应”。通过加强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生产部门间的科技成果交流和相互补充，避免了重复研制，节约了国防开支，提高了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积极扩大军品出口，给国防产业注入强大动力军品出口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国防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的趋势下，国内军品订货减少，国防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依赖于出口。在我国，国防经费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国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军工部门在满足国内武器装备需求的前提下，应该积极扩大军品出口，把军品出口作为保持国防产业规模和能力，补偿国防科研经费不足，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措施。在军品出口的形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比如德国的军火出口形式就很多，可以直接出口武器装备，也可以出口军品生产技术，甚至出口生产武器装备的生产设备，当然这些都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总的来说，军品出口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可以加快资金周转，赢得外汇和购买必要的军事战略物资，以便进一步研制新型的武器系统，满足军队的需要和再扩大军品贸易；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军品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促成足够的开工率，维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加大信息产业对国防产业的渗透在我国，对于决定国防产业效益的经济结构，一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高投资、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效益低下，国防抗衡力不强。究其原因，信息技术落后和信息的非对称是其中重要缘由之一。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都必须加大信息产业对国防产业的渗透程度，以此加快对国防产业各部门的全面改造。信息产业对我国国防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信息产业是一个关联度、带动度很高的产业，它带动了一系列关联产业的产生与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可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现代经济的增长源泉。因此，应将信息产业作为国防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产业，提升整个国防产业的经济效益。第二，信息技术是国防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还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质量服务业转变。因而，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可为国防建设和战争进行有效准备.考文献1 祝尔坚．信息化与国防产业跨越式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02（2）2 李悦．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于连坤．国防经济学概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4 苗建军．知识产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5 孔祥富．德国的国防产业[J]．德国研究，2003（1）6 孔祥富．巴西的国防产业[J]．拉丁美洲研究，2002（3）7 孔祥富．日本的国防产业[J]．现代日本经济研究，2003（3）
老毛子的空降兵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精简，多功能，快速部署是改编的中心
肯定可以的，中国人最历害
一、我国国防教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调查情况看，当今的大学生、中学生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有比较高认识程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国防教育的显著成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教育的针对性还不够强，渠道还比较单一，教育的效果还有待提高，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隐患。1．广大青少年虽然对于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又认为这些都是别人的事，似乎与己无关，或并不打算为之献身在对高中生、地方大学生和国防生的调查中，认为和平时期国防建设“非常重要”的分别达到77%、85%和87%，“比较重要”的分别达到18%、和12%，二者相加，这一比例均超过95%。但是，从其他有关项目的回答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虽然认为国防建设重要，但这些都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特别是那些认为国防建设很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一些学生，也只是笼统说说，自己并没有准备要为国防建设做些什么，甚至表现为对国防建设的冷漠或抵制。比如中学生（主要是高二学生）在回答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是否愿意报考军队院校时，有43%的学生回答“肯定不填报”，有50%的学生回答“不确定”，只有7%的学生明确表示“肯定填报”；大学生在回答如果部队从大学生中征集新兵（战士）您的态度时，表示“肯定不报名”达37%，而表示“非常愿意”报名的只有13%，其余为“比较愿意”（28%）或“无所谓”（22%）；在回答如果招收毕业大学生补充部队干部队伍时，有27%的同学明确表示“不愿意”，只有17%表示“非常愿意”，其余的“比较愿意”（38%）或“无所谓”（18%）。此外，还有少数学生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存在模糊的认识，这些也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认为和平时期没有战事，国防建设不重要或不太重要；二是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加强国防建设必然影响经济建设中心地位。总之，这些情况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国防教育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2．广大青少年具备一定的国防知识，但非常笼统，国防教育缺乏组织计划性，主渠道作用发挥得不够我们在对高中生、地方大学生和国防生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虽有一定的国防知识，但非常含糊笼统。比如，对国防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同学虽然报考了国防生，但是他们对国防建设和军队的情况并不了解，回答了解“很少”、“较少”和“一般”的高达77%；在对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回答你报考军校的动机时（指那些将来“肯定报考”军校的学生），竟有38%的同学回答“说不清”；而那些“肯定不报考军校”的学生中有46%的认为“军队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等等。这些情况说明，不管当今的青少年对于国防建设持何态度，都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国防知识基础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说明我们的教育很不深入，很不系统。这从关于“国防知识的来源”调查中也可得到证明。我们把国防知识的来源分为“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学校组织的军事教育课程”、“当地国防部门的宣传”和“其他途径”等4项。中学生、国防生和地方大学生回答来源于“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分别了占72%，72%和66%，而来源于学校教育、国防部门宣传等途径的比例明显偏低。这反映了广大青少年国防知识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国家的主导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军队的“活教材”作用有待加强；学校的主渠道作用不够明显；社会的良好氛围尚未形成。此外，有些国防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组织学生军训和参加军事夏令营活动，是进行国防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但近年来，这些活动往往形式多于内容，而且很多军事夏令营出现“变味”，成了事实上的各种补习班。3．当代青年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坚强的意志特别是尚武精神不足，对于国防劳动的艰苦性谈虎色变坚强的意志、崇尚军事和武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阳刚之气、进取意识和自强活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防人力资源成长的一种基本的精神环境动力。而我国青少年的这种精神环境动力在不断减弱，直接表现就是青少年从军的职业理想在不断走低。我们在对大学生的调查中有一项“您不报考军校的动机”是什么（指那些没有填写军校志愿的学生），回答“怕打仗”和“军校管得太严”的达42%；即使国防生，他们在回答毕业后到部队的意向时，希望到作战部队的也只有19%，其余都是“科研院所”（45%）、“机关”（22%）和“后勤部门”（11%）。在回答毕业后如果“退还学费，您可以重新选择非国防部门，你愿意吗？”国防生中有10%的人表示“非常愿意”，有35%的人表示“愿意，但要考虑经济条件”，两项合计达45%的人实际上对于选择国防生是不满意的。另据2001年7月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素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职业理想的选择上，只有左右的农村孩子和15%的城市孩子渴望长大后成为军人；与此同时，在青少年中文体明星的崇仰者却大幅上升。青少年心中好动尚武的天性被抑制，刚健勇武之气渐弱，斯文柔弱之气增加，90年代初作家大鹰曾写过报告文学《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现在，我们愈加感到要培养明天的国防人才，锻造未来的威武之师和钢铁长城，强化青少年的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已是迫在眉睫。二、我国国防教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我国国防教育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据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1．长期和平环境使国民的国防观念逐渐淡化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我国的周边环境趋于平静，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昔日“腹背受敌”的危境基本消除，在未来可预见的将来也似乎仍将有一个和平美好的前景。这种大好的局面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我们本该倍加珍惜。但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是，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也使得一些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产生了种种松懈和麻痹思想，似乎天下太平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从上到下，越来越感觉到轻视国防、放松国防建设的情绪和现象。对此我们能从下列实例中得到证明。实例之一：一些人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只看到国防建设的投入对经济建设造成的挤压作用，而没有看到国防安全对经济建设的保障作用，更没有看到国防科技、国防工业本身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催化剂和重要组成部分，一味要求国防部门要过“紧日子”、“要忍耐”。这种指导思想和宣传作用在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实例之二：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人力资源建设，但是在政策导向上，实际上把参加国防劳动排在了最不重要的地位。孩子们从上幼儿园开始被强烈灌输的只有“考大学”、“挣大钱”，因此，在广大青少年的心目中全然没有为国防效力的任何概念，而国家的政策导向也首先是上大学和就业。（这一点在我们去一些大学和中学调研时遭到许多冷遇也能间接证明，有的学校一听是部队要搞调研很不情愿，什么“学习紧张”、“学生不关心”、“没有时间”之类搪塞或干脆拒绝。）因此，如今的青少年很少有人会想到保卫国家是自己的责任，只有那些高考落榜生、打工回乡者以及难以在社会上“混下去”的人才会考虑选择军营。实例之三：很长一段时间里，部队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训练和国防建设上，热衷于创收、经商、办企业。不管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它给国人传递的信号是国防建设的任务不是那么紧迫了，老百姓的国防观念自然不会强起来。2．军人社会地位下降，职业荣誉感降低职业荣誉感是激发劳动者积极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我军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国防劳动者普遍具有较高的职业荣誉感。然而，近些年来，国家发展了，但军队的社会地位却降低了。比如，我们对于中学生、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认为军人社会地位不高。高中生、大学生和国防生中分别有54%、66%和65%的人认为军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或“一般”；认为很高的只有16%、5%和8%据有关部门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学生关注的35个热点话题，国防状况名列第23位。另据1998年9-10月对北京、上海、重庆等27个城市进行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表明，在青年中最愿从事军人职业者仅占，比最愿从事私营或个体劳动者职业的仅高出个百分点，比最愿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低个百分点。这进一步验证了由于军人地位的下降，已影响到军人的职业荣誉感，并进而影响到青少年国防教育的开展。3．军人自身形象受损，对国防教育形成一些负面影响一是社会不良风气广泛渗入军营，影响很坏。我军素有军纪严明、作风正派、风格高尚的优良传统，这也是我军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法宝。我军独立的管理体制使其相对超然于世俗之外，保持了良好的形象。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和风气开始侵入军营，不正之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乃至违法乱纪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一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上风气越来越差，有些还比较严重，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负面影响。二是管理理念滞后，许多方法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建军以来，我军积累了许多非常成功的管理经验。但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逐步进入军营，我们面临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队在管理方面也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创新，跟上时代的步伐。然而，实事求是讲，我军目前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在许多方面是滞后的，是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的。比如，信息时代是开放和交往的时代，而我们仍然对于所谓“封闭式管理”乐此不疲；我们的官兵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多，他们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普遍具有很强的维权意识，但是，我们的管理仍然以“严格”、“过硬”为由，随意侵害他们的权益，有的甚至仍然流行体罚、打骂等粗暴的管理方法，等等。这说明，“以人为本”、“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等新的管理理念远未树立起来。三、探索和平时期青少年国防教育的新路子，不断提高我国国防人力资源开发能力一位瑞士外交家曾有句名言：“瑞士公民迈出右脚的时候，是一个公民，迈出左脚的时候，就是一个战士。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没有打过仗，其主要原因是我们随时都在准备打仗。”相对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越是处在和平时期，越要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但是，如何在相对和平时期保持全民的国防意识，提高我国国防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新的课题，必须深入研究和探索。1．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政府教育功能政府对国防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国防教育成效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因为政府负有确保国防安全的最高责任，而且因为政府掌握着各种行政资源、舆论阵地和教育主渠道，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指导性。正如国外一位军事理论家指出的：“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那么它为建设军队而采取的一切最好的措施也都将是徒劳的。”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发挥政府在国防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并不断完善教育功能，强调国防教育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社会的第一勤务”。我国已近30年没有任何战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处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为了确保全民的国防意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各部门要强化国防教育是政府“首要职责”的理念，把国防教育的成效作为评定政府工作得失的重要依据，并建立政府部门国防教育的奖惩机制。其次，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切实保障国防教育经费的支出到位。再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积极探索国防部门与新闻媒体、各类学校、驻地部队、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的新途径、新方法，加大宣传力度，扩展宣传范围，增强宣传的效果。2．聚焦国防教育重点，提高青少年国防意识青少年是潜在的国防人力资源，青少年的尚武精神和献身国防的意识强弱，直接决定着国防人力资源的供给和补充。加强青少年的国防教育可采取多种形式，概括起来无非是“集中式教育”和“渗透式教育”两种情况。所谓集中式教育，就是通过集中的军事训练、创办少年军校、举办军事夏令营等形式开展的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仅能强化青少年的国防意识，而且能为国防部门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如美国现有男女童子军分别达400多万和近300万，全国有30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2年制或4年制的陆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课程，有600多所大学设立空军预备役训练团，海军在60多所大学也开设了预备役训练团（李保忠著:《中外军事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2页）。俄罗斯“红星报”也透露，目前俄国防系统共有16所正规少年军校。这些少年军校以及童子军在国内的频频报道和活动，对培养青少年以及全民国防意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也有类似的教育活动，但是，实事表明，效果并不明显，说明我们需要改革教育方法，加大教育力度。所谓渗透式教育，就是把国防教育渗透到广大青少年的一日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要渗透到学生的教材、校园、课堂和娱乐活动的各个方面。学生的课文应有国防教育的内容，校园文化建设、教室布置应体现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精神，还可确定特殊国防教育活动日等。如，法国规定，每年的4月8日，17岁以下年龄的男女青年都要到设在全国各地的2200个国家军事中心报到，参加与武装部队举办的全民教育日活动，并规定只有获得军事中心颁发的证书之后才能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这些教育活动形式灵活，潜移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于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3．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切实提高教育效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国防教育也要不断创新，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教育手段，提高教育效果。几十年来，我国的国防教育所以取得较好成绩，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够充分运用图书、电影、广播、电视等各种新兴媒体，喜闻乐见，寓教于乐。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网络迅速普及，传统的方法已显得十分不够了。比如，过去看电影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形式，然而如今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从来不进电影院；过去广播是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如今有些人特别是青少年连电视都不多看了。相反，网络却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最大媒体，据报道，我国的网民已超过了1亿，而且大多是青少年，对他们来说，网络已经代替了以往所有的媒体，他们在网上聊天、看新闻、打游戏、找资料、看录像等。因此，要真正提高新时期国防教育的效果，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手段，抓住了青少年也就抓住了未来。比如，可以组织力量开发具有很强娱乐性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尚武精神的游戏软件；可以制作网络版的国防教育影片、录像；可以把国防教育的各种资料、图像、信息建立成为查询简便、共享程度高的数据库，把国防教育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学习、娱乐紧密联系起来。如何实现国防教育的信息网络化，是新时期国防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国防教育部门面临的最新最重要的课题。4．改善军人自身形象，提高现身说法的力度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防意识，不仅取决于理论上的宣传教育，而且取决于军人自身的形象，取决于军人的社会地位。我军在近一个世纪的战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勇往直前，战无不胜，涌现出了无数英雄模范，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光辉形象，成为无数有志青年投身国防事业的强大动力。和平建设时期，没有烽火硝烟，也没有像董存瑞炸碉堡式的英雄人物，相反，面对迅速的改革开放大潮，军队的作用似乎“下降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倾向也出现在军营，军人在老百姓中的高大形象受到了损害。如何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始终保持军人的良好形象，始终成为广大青少年最向往的职业，是我们进行国防教育必须认真对待和探讨的问题。对此，美军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在侵越战争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形象很坏，军人荣誉很低，以致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职业”，多数美国青年不愿报名入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和军方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方面，关心军队，大幅度提高军人的生活待遇，并利用各种机会，宣扬军队的“功绩”，宣传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的事迹，表彰“优秀”官兵；另一方面教育军队自爱自强，注重改善自身形象和军民关系，并把它“像完成战斗任务一样”去完成，鼓励官兵走出营房，参加“助民”活动。1986年底进行的几次民意测验表明，美军已成为“美国最可信任的群体”。1989年6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也载文指出：“尊重军队又重新成为风尚，军服又成为荣誉的标志而不是失败的象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我军目前面临的形象问题，必须狠下决心，在大幅提高军人待遇的同时，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坚决遏制各种腐败现象，对严重影响军队形象的各种不文明之举进行坚决纠正，真正树立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同时，注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视人民为父母，切实改变军人形象。
深入探讨联合作战理论 ●王贺文 编者按：21世纪，新军事变革还将持续发生。在这一变革潮流中，联合作战仍然是前沿性课题。尽管我们对此已作过许多探讨，但理论的创新和清晰度还远远不够。诸如：联合作战的力量建设问题，联合作战的指挥问题，联合作战的战场布势，联合作战与三军联勤，联合作战与信息化战场，联合作战与系统集成，联合作战与联合训练，联合作战是打堂堂之阵吗？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的区别在哪里？联合作战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吗？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和探索。 联合作战，是近几年来一个热门学术话题。 今天，我们讲联合作战，研究联合作战，有着全新的时代背景，有着军事理论变革的潜因。 未来打什么仗、仗怎么打，是军事斗争准备必须搞清的根本性问题。要解决 “打赢”问题，理论上明白是至关重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固然需要搞好武器装备、战场建设、科技练兵、国防动员等，但核心仍首推作战理论准备。 我军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单一陆军向海空军等诸军兵种的高度合成化发展，以及朝鲜战场上陆空协同作战，一江山岛联合登陆作战的初步实践，把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理论研究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由于历史原因，中间长期停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协同作战研究又掀高潮。1987年全军战役理论讨论中，我军汲取了外军许多新的思想，随之提出合同作战、合同战役理论。1993年，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之后，经全军将士近10年的不懈求索，我们的战役思想从原来的合同作战走到了联合作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是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整体作战、联合制胜观念已成共识，特别是凝聚着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的《联合战役纲要》和新一代作战条令的颁布实施，以及军委、总部、战区成功组织的历次大规模诸军兵种联合演习，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更应清醒地看到，当前，对联合作战的理论研究，尚有诸多处女地亟待开垦；要把理论成果运用于联合作战建设和改革实践，也需经历艰难的转化过程。 我军发展历程的特殊性，陆军以其光荣的历史和辉煌的建树，当之无愧被尊为“老大哥”。以陆军为主、其他军种处于从属地位的合同作战理论的日臻成熟，创造了一个英雄的陆军和陆军的英雄时代。以陆战和陆军为主的作战思想的惯性，使我们对整体作战、综合制胜的联合作战基本思想缺乏实质性研究。即使军种协同作战，往往也从以陆军为主的合同作战范畴来计划和展开。由于这种“惯性”，我们在一些战役训练和演习中，虽纳入有军种，加进联合内容，但总使人感到与信息时代的节拍不甚协调。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演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观念不能站在机械化的平台上止步不前。 最早提出和实施联合作战的美军，也曾受到“单一军种”思想的制约，但经过学术争论和一系列战争实践的磨合，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联合作战思想和理论体系，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相比较之下，我军关于联合作战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于是，对实际工作的牵引还缺乏应有的力度。 联合作战不仅是未来高技术战争的作战样式，更是一种全新的作战观念。对这一理论研究，应采取开放式，注意从外军的发展中寻找借鉴。目前，美军作战力量的合成编组已从军种内的多兵种合成编组，向跨军种的多兵种甚至全军种的集成编组过渡。在新军事变革中，美军正在加紧组建的陆空一体化地面部队、海陆军机械化部队、陆海空联合特遣队，吸引着世界各国军队的目光。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和难得的机遇，是裹足不前，还是奋起直追、跨越发展，我军必须作出响亮而坚定的回答。
论述高技术战争的特点综合最近几年来爆发的几场局部高技术战争来看，高技术战争的特点主要如下：一、战争可控性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有的政治家都希望战争按自己的设计进行，但以往的战争缺乏可控性。往往是战争机器一运转，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战争的进程和规模难以控制。而高技术武器装备则是杀伤破坏力可以被有效控制战争手段，使战争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成为实现政治家政治目的的有效工具。高技术战争的可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能有效控制打击目的：随着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精确打击逐渐取代“地毯式”的狂轰滥炸成为战争的最主要打击方式。依靠精确制导武器的高命中精度，以前需要多次轰炸才能完成的作战任务，现在只要一两次的攻击就可以达到目的，可以有效的避免波及周边非军事目标。2、能有效控制战争的规模：高技术战争情况下，高技术武器装备精度高、威力大、作战交通倍增，为了完成一个作战任务无需再像以往那样投入大量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可以有效的控制战争规模；另一方面，精确制导武器的高命中精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战争中殃及非打击目标，可以有效避免战火外延和战争升级。3、能有效控制战争的进程：由于作战兵器侦察范围广，打击距离远，高技术战争不再像以往战争那样，从战场的前沿到纵深逐次进行，高技术武器已经能够通过对纵深重要目标的打击，直接达成战略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战争久拖不决，缩短了战争的进程，使战争能按计划如期结束。二、战场空间广阔 就战场的空间形态而言，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广泛使用，极大的扩展了战场空间，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呈现出高立体、大纵深的特点，作战空间空前增大。这主要以下几个方面：1、从区域战场向全球战场延伸：高技术战争条件下，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射程和航程增大，武器装备的远距离作战能力空前提高，洲际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上万公里，美国的B1、B2，前苏联的图160等型号的战略轰炸机，稻种都达到一万公里以上，军队了远程打击能力。虽然一场局部战争交战双方的实际接触面积很小，但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成为战场的一部分。2、从空中战场向太空战场延伸：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从此打开了空战的大门。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不造卫星，人类又开始把战争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太空。在数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军事卫星已经发挥了巨大威力。目前，太空已经成为军事争夺最激烈的领域，军事强国都把控制太空看作是赢得未来战争的必要条件。美国和俄罗斯更是成立了独立的太空部队：天军。3、从有形战场向无形战场延伸：随着各种电子技术在武器装备中的应用，电子战场开始走上战争的舞台。电子战是敌对双方利用电子技术设备进行的电磁领域的斗争，它以电子侦察和反侦察、电子干扰和反干扰，电子摧毁和反摧毁为基本内容，其目的是削弱、破坏对方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使其通信中断、指挥瘫痪、武器失摈、雷达致盲、最终推动作战能力，它是现代战场上夺取胜利的神经中枢。三、系统对抗突出 军事对抗从来就是一种系统对抗。在高技术战争中，这种对抗表现得更加突出。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武器系统“一矛一盾”相互制约的状况已经被“多矛多盾”相互制约的新特点所代替。武器战斗交通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其战斗部的杀伤威力，而且还取决于构成点头体系的情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通信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机动系统、防护系统等各个子系统的共同作用。整个作战体系的作战效能不再是各个作战系统效能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各的倍增关系，特别表现为几个关键性系统的效能之乘积。从武器装备方面说，任何一种高技术武器装备，如果没有其它武器装备的配合，无论它技术多先进，都无法完成作战任务。从作战方面说，随着高技术武器在战场的广泛应用，各个战场、军事力量不现形是单一作战，以多军种、多空间一体为特征的联合作战飞跃上战争舞台，单兵种决定战争胜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头了，只有依靠各军兵种和各种武器系统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获得高技术战争的胜利。四、作战样式多样化 历史表明，技术决定战术，有什么样的军事技术，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变革必然推动作战样式的变化。高技术战争中，随着大批高、新技术装备的广泛应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战方式：导弹袭击式的精确战、外科手术式的点穴战、破坏结构式的瘫痪战、非致命式的软杀战、指挥控制式的信息战、陆海空天电一体式的全维战，此外，还有环境战、太空战、心理战等。五、指挥控制自动化 二战后，由于武器装备构造日益复杂，参战军兵种不断增加，战场日益扩大，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事信息量空前增大，作战指挥难度不断增大，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对多种作战力量、多种作战方式实施有效指挥，发挥整体威力，没有高度自动化的指挥手段，很难完成作战任务。在这样的要求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侦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军队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建立，把军队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联为一体，使军队自动化得以建立。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C4ISR系统。六、作战消耗巨大 从作战保障角度看，高技术战争呈现出消耗巨大的特点，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1、武器装备费用上升：由于武器装备日益向自动化、智能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一件先进的武器装备，往往集中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研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因此研究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费用和购置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投入明显增加。如M1坦克为200万美元/辆、“爱国者”导弹为110万美元/枚、F15战斗机为5040万美元/架……2、人员培训费用增加：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操纵使用、维护保养、灵活运用和作战协同等方面日益复杂，需要高素质的军人来驾驭。正因如此，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军队人才的培养，使军队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3、战场物资消耗增多：高技术战争也是高能耗战争，纵观二战后的几次局部战争，随着战争的高技术性日愈明显，其消耗也日益增多。以单兵每天平均消耗物资为例，二战时是20公斤，越南战争时是90公斤，海湾战争时已经达到200公斤。 战场消耗巨大这一特点说明，高技术战争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军队的现代化无从谈起；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难以支撑高技术战争。 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必需从现在开始，在教育、经济等各方面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为赢得战争作好准备。
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国防,而能够安然无虞地存在下去,国防即使国家的防务,也是全民族的防务.在我国各大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国防教育让我们每一个高校生懂得了在将来国防事业当中的角色,同时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从清朝时期开始,我们中国就开始签署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国的军事力量落后,国防动员工作没有做到位,而恰恰国防动员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可靠保障,所以在过去的中国,我们往往失去的是战争的主动权.国防是国家的防务,国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所以说,国家的安危与国防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大学生要自觉接受国防教育,认真参加军训,树立爱国主义信念,并切对国家军事有一定的熟悉,了解对国家与邻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关系,以便能积极的响应国防动员.同时要认真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掌握过硬本领,强身健体,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再者,大学生正是科技方面的高素质人才,所以生应是国防事业中的第一担当者；同时国防教育可以启发大学生们的忧患意识,使之有动力学好专业课程,让其有对国家无私奉献精神.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为了国防事业,我们要坚持把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把国防动员各个方面的工作统筹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协调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打牢人民战争的基础,积蓄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创新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紧跟时代变化、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步伐,不断研究人民战争的新内涵、新要求,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不断积极创造参战支前和动员保障的新途径、新方法,使人民战争思想在信息化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对他们更要加强国防教育.我学了《军事理论》后,对国家的国防动员有了深刻的了解,我明白了没有任何国家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无法为了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侵略,而保持一支满足战争需要的庞大军队,所以在平时里,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是必要的,而战时动员的准备工作则是重中之重,人民群众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力量源泉.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历来非常重视动员准备,所以他
居安思危 增强国防观念的主题格式也整好了居安思危 增强国防观念论信息化战争在当代战争中的作用【摘要】：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由此引发新的军事革命。信息化战争最终将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化战争是指发生在信息时代、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化武器装备为战争工具的战争。在现在战争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关键词】：信息化 战争 地位和作用【正文】：信息化战争是一种战争形态，是指在信息时代核威慑条件下，交战双方以信息化军队为主要作战力量，在陆、海、空、天、电等全维空间展开的多军兵种一体化的战争，大量的运用具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水平的常规的武器装备，并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在局部地区进行的，目的手段规模均较有限的战争。 火力、机动、信息，是构成现代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内容，而信息能力已成为衡量作战能力高低的首要标志。信息能力，表现在信息获取、处理、传输、利用和对抗等方面，通过信息优势的争夺和控制加以体现。信息优势，实质就是在了解敌方的同时阻止敌方了解己方情况，是一种动态对抗过程。它已成为争夺制空权、制海权、陆地控制权的前提，直接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当然，人永远是信息化战争的主宰者。战争的筹划和组织指挥已从完全以人为主发展到日益依赖技术手段的人机结合，对军人素质的要求也更高。从信息优势的争夺到最终转化为决策优势，更多的是知识和智慧的竞争。信息化作战在现在的战争中发挥这重要的作用：一 信息化战争是信息化、智能化的战争 战争力量是可直接和间接用于战争的各种力量的统称，打信息化战争，自然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的武器装备和信息化军队。战争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制造最先进的战争工具。信息化武器装备是在机械化装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C4ISR系统、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战装备和各种高技术作战平台等。它们都是知识高度密集型的战争工具，因而具备传统战争工具无法比拟的性能、功能、作战能力和效果。同时，它们作战效能的高低和发挥程度，直接受到信息、信息系统和信息能力的制约。信息化军队是指用信息化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的信息时代的军队。其一体化程度将空前提高，整体作战能力更强大，强调作战能力的优化组合，各军种都只是联合作战力量的一部分。同时，兵力规模将趋于小型化，编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指挥体制也将从垂直树状结构转变为扁平网络结构。即从上下级多层指挥关系改为横向沟通、上下一体的指挥关系，减少层级，把尽可能多的作战单元纳入同一个信息层次，实现信息共享，缩短信息流程，以满足实时划指挥决策的要求。二 信息化战争模式将趋于体系化、精确化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战术的演变。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规模也在日益扩大，突出表现为战场从平面向立体空间扩展：由陆地到海洋再到空中和太空，从有形空间到无形的电磁和信息空间，已形成了陆海空天四维一体、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相互交融的新型作战环境。这种网络化战场是大纵深、高立体的，前后方区别淡化，时空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既有传统的空战、海战、陆战、电子战，更会出现全新的以网络攻击为主的信息战。依靠信息网络的支撑，通过信息的有序流动，所有作战空间内的作战行动真正地融合为一体。 过去，一件新式武器往往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获得较好的作战效果。但在现代战场上，敌对双方已不再是单一或少数军兵种之间的对抗，更不会是单一武器系统的对抗，而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在信息化战争中，这种体系化对抗的程度更甚，将不再强调坦克、飞机、军舰等单件作战平台的作战性能，而是突出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的整体效能，注重发挥多个军种、多种武器装备的综合作战效能。 三 信息化战争进程将是短暂的、可控的 信息化战争的节奏明显加快，战争进程将变得越来越短，但强度却越来越高，而人类对战争的整体控制能力也在显著增强。信息时代的军队更注重质量和效能。由数量制胜转变为质量制胜，是战争发生的显著变化之一。如精确制导武器和高技术作战平台的结合使用，增强了从敌人防区外实施打击的能力，可大大降低己方的作战损失；攻击精度的不断提高，可大大减少武器消耗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要用9000枚普通炸弹才能炸毁一个目标，现在只要1－2枚导弹或制导炸弹就可以解决问题，作战节奏和进程自然会越来越快 层层推进，逐次交战，集小胜为大胜，这种接触式、线式作战是传统作战方法的典型直观反映。而在信息化战争中，脱离接触式、非线式作战将成为主要形式，作战行动将在所有作战空间和战场全纵深同时展开，首要打击目标将直接指向敌人重心。尤其是信息战威力巨大，甚至在敌人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几个黑客顷刻间就有可能令敌国经济和社会陷入瘫痪，从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四 信息化兵器成为信息化战争的战场主导兵器 看一个战争形态的基本特征，首先要看其主导战场的武器装备水平坦克、飞机、大炮之类的机械化兵器，可以代表着机械化战争的主要作战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因而必然成为机械化战争的战场主导兵器。而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新型战争形态，反映其作战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的必然是信息化兵器。 五 信息能成为信息化战争战场能量释放的主要方式 信息化战争作为机械化战争的高级发展阶段， 其战场能量释放方式则不仅是机械能，更主要的是深刻体现人的智能活动的信息能，即各种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战场探测预警、情报侦察、精确制导、火力打击、作战指挥与控制、通信联络等能力，这是一种新型的战场能量释放方式。 它集中体现了信息化战场上的侦察、预警、决策、指挥、控制、通信、打击、防护、支援、保障等重大功能，支配和主导着信息化战场上的全部作战活动，具有战争制胜的巨大作用。 六 “三大系统”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目标 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新型战争形态，在战场较量方式上，改变了机械化战争的那种陆海空单元战场、单一军兵种、单一作战领域的单元式战场较量方式，而是以信息化战场为依托，以战场认识系统、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战场打击系统（包括兵力、火力）、支援保障系统等五大分系统构成的作战体系间的整体较量。 在这系统对系统的整体较量中，其中的战场认识系统、战场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等三大系统，是构成信息化战场的“眼睛”、“耳朵”、“神经”和“大脑”，主导和支配着战场所有力量和打击行动，作战双方都是紧紧围绕破坏、瘫痪敌人的“三大系统”和有效地保护、屏蔽己方的“三大系统”而进行的系统对系统的整体较量。 七 信息作战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信息作战作为新型的作战形式，具有崭新的思想内涵。它与以往作战形式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不同：一是信息作战是敌对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活动，其对抗的主要关节点有两个：一个是决策对抗。就是作战双方都是竭尽全力地要遏制对方决策者和指挥机关；另一个则是指挥对抗。就是作战双方通过各种信息打击行动，使敌方已经形成的决策难以实施，不能进行实时、有效地正确指挥，难以构成战场现实战斗力。二是信息作战从作战目标讲，它不是以歼灭敌人有生作战力量和重兵集团为主，也不是单纯的只为信息的获取、处理与利用而进行的技术较量，而是以破坏、摧毁对方的信息化战场支柱——“三大系统”为主，即战场认识系统、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系统。三是从作战目的讲，信息作战摒弃了机械化战争中各种作战形式以争夺战场兵力兵器数量优势为目标的作战目的，信息作战是以夺取战场信息优势为目的。 海湾战争中，伊军采的阵地战形式与多国部队的信息作战、联合作战等新型作战形式相抗衡，结果以惨败而告终。这一事实更深刻说明了信息作战这种作战形式在信息化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信息化条件下外军数据链应用研究 》王立强 国防工业出版社《信息化战争中的防御与防护 》 司来义 解放军出版社《高科技十万个为什么---现代武器》 肖叶 昆仑出版社
当然咯，我给你
写作思路及要点：首先写对军事理论课本里内容的阐述，再谈自己的感悟。
正文：
军事发展对当代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军事发展成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军事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军事更是飞速发展，军事力量跃居世界前列。
国防涉及国家的安危，是国家的大事。中国式社会主义国家，其国防的性质集中体现为自主性、防御性和人民性。建立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国防本质是国家一系列国家防务活动。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国防对国家领土，居民，政府和主权的重要性，军事发展是加强国防的主要手段经济发展也是必要手段，为军事发展提供物质和人才的条件。
军事的发展在于国防科技的发展，国防科技与军事和国防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
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
今天，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已经把繁荣中国的大旗扛在肩上，把祖国的重托扛在肩上，把未来的希望扛在肩上，我们坚挺的脊梁足以让革命先辈欣慰安然!我们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课的目的，就是学习国防军队知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时刻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保持警惕。
在大学的四年，我想这门特殊的课程为我的生命上了一层绿色，不仅是绿色的军装，也是一颗感恩的心，它提醒着我不仅要努力学习知识，更应关注天下大事，更应心系祖国安危；
让我感谢那些能让我平静的坐在教室学习的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士，让我感谢那些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贡献的人，我也应感谢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的人。
军事理论课的学习目的就是使我们改变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国防概念。之于知识结构的改变，通过对中国近代国防历史的学习,我们认识到就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社会制度的落后,中国在近代领土被宰割，人民被屠杀，财富被掠夺,民族尊严被肆意践踏.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的探索、挫折、失败,最后才找到了社会主义这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从而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才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通过对这些的学习，我们知道了适合国家社会的制度才能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而这些历史的学习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不仅是对祖国的无比深厚的感情和保卫祖国的英勇精神,而且更表现为是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为祖国的前途,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进步而奋斗的精神。中国只有强大起来,才会使任何国家都不敢侵略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所以,我们的爱国主义与热爱社会主义就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的中国,热爱祖国就必须热爱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中国人民必然的选择。我认为，军事理论课的学习对于知识结构的改变也就体现在正确的世界观的树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以及热爱祖国的强烈思想到深层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综合素质的提高则集中体现在思想道德素质中。90后的我们，在家里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爱的浇灌下长大，没吃过苦，没受过累，很少有机会过这种集体生活，所以免，处处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通过军事理论课的学习，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而人民军队就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化身,集体主义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思想。所以,如果没有集体主义,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军队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还是在抗灾抢险的时候,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人民军队总是会冲在最前面,为人民利益而奋不顾身。人民军队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以调动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和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我们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以维护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因而要求我们全体人民都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都应当自觉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要敢于牺牲个人的利益,要具有一种对国家、人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真正增强自己的道德素质,使自己成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祖国在今后能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关于国防意识，不可否认，二十一世纪国家之间的较量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经济实力为先导。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国家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极端的较量形式就会出现。这个极端的较量形式就是战争.当今的中国，安全隐患不可谓不多。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现在我国的国防形式不容乐观，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实际掩藏着波涛汹涌。大国外交，是以实力为基础进行的国家之间的较量。没有实力就没有外交地位。在世界史上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却拥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国际地位不是天生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当然，现在的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国防建设。但是，这远远不够。国防不仅仅是国家和军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防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军事理论这种爱国教育中，我们增强了国防意概念与国防意识。同时,也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增强勇于保卫祖国的国防意识的同时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们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敌人硬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要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面对,为了祖国的主权、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利益，我们也能够走上战场,决不退缩。一个军队要有一种拚搏奋斗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需要有一种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奋斗精神,需要在全体人民中倡导一种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积极人生观,这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导人生观,是我们所应当具有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军事理论课就是一种爱国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我们改善了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国防概念，也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爱党爱民，爱社会主义，参与国防，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人人参与国防的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国家。
冷兵器与热兵器的特点与区别
甲午战争——日本“百年国运”之豪赌G1001 张诗锦甲午战争，一个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词。1894年爆发，伴之以令国人不堪回首的耻辱，再一次用鲜血染红了中国近代史。泱泱大国的中国惨败于东方小邦日本，腐朽的清政府在又一次重击下摇摇欲坠，而日本则在战争赔款下青云直上，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朝贡体系被打破，日强中弱改变了千年以来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日本赌赢了，它改变了东亚的面貌，甚至世界的面貌，直至当代„„ 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的原因 日本人不仅想称霸世界，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战略方针。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公元1865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短缺难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日本需要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当时处于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军事落后，经济分散。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犯只有招架之力。面对日本步步紧逼，清政府并没有认真备战，把大量资源用于兴建颐和园和操办慈喜的生日庆典，其实中日两国关系在此之前就已经极度恶化，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90-1899年间强占了大清的附属国——琉球王国。对中国来讲，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出现一个敌对势力。而对日本来讲，朝鲜就像一把匕首插向它的腹部。因此朝鲜一有风吹草动，中日两国全都紧张起来。而在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这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列强的态度：面对中日战争，西方国家肯定不会漠不关心，俄罗斯本来把东北和朝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会允许日本插足这一地区事务，但是由于欧洲的形势更为严重，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巴尔干半岛，它无暇东顾。对日本的行动只能睁一眼，闭只眼。英国面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只能寻求日本的帮助来平衡俄罗斯。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支持。美国、德国、法国都有某种投机心理，希望在中日战争中有所收获，因此也支持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儿肖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三.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战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起一种自大而又鄙视中国的风气。当时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主张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征服中国,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时事新报》刊登社论说“日本开战是为了文明开化的进步”,内村鉴三甚至以英语发表论文说“中国是进步的大敌”,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般国民中就产生了“战争有理,蔑视中国”的心理,为日本全面侵略打下了民意基础。就连日本小孩都唱起“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这样轻侮清朝人的歌谣。另据记载,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公然以“豕尾奴”之类的字眼直接辱骂首批清朝留学生,使后者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还应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此次战争从清朝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亿两，折合日币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倍，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倍。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5亿1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的富裕！”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清朝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赔款中80%投入了工业建设和购置军备，特别是重工业，三菱集团等均曾受益，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战列舰全是在甲午战争后进的货。其他的即全都应用在扩军侵华的准备上；一方面从娃娃抓起，培养了三十年后全面侵略中国的后备军；另一方面用于制造杀人武器的物质基础，使得日本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 四.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中日双方签订了《日中媾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它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领土方面，日本割占了中国台湾，是继沙俄之后在中国割占领土最多的国家，迫使台湾和祖国隔离，并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在赔款方面，巨额的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主权作抵押大借外债，便利了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再次在设厂方面，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满足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前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还不算“合法”，现在却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在中国“合法”地经营许多轻工业，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增强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在开放口岸方面，《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的通商通航，又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总之，《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但同时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 五.中日甲午战争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很多人认为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但是，科技实力不济同样不可忽视。联系当前中国的许多先进设备仍然需要进口，我们应当引起相应的重视。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但真正有多少东西的核心技术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国内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早已令人耳熟能详。但是，更多的是喊口号，热血沸腾，而日本在科技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GDP的3％，中国尚且不到1％。除此以外，在投入程度并不充足，科技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的道德建设同样令人担忧。中国科学院近日完成名为《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宗罪，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后也逐渐开始全面化，刚开始是经济，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开始，而其中加入WTO，参与到整个世界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另一位专家也对本报记者指出，中国应该从1894年被日本击败的现实中吸取教训，身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而目前官员中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政治体制上如何更好地使国家得到发展，无论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必须不断探讨的命题。他认为“当时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些原因近年来甚至也有一些苗头，当然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尽管今非昔比，但是以史为鉴能够让中国发展得更好。众所周知，修建颐和园的款项很多都是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的。据统计，这些钱足够再组建10个北洋海军。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撞沉“致远舰”的日舰“吉野号”原来就是中国在诺丁汉船厂定购的，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才被日本所购买。联系到前段事件的审计风暴，大量的款项被各级政府机关挪用或者截留。当时，北洋海军陷入浴血奋战之际，南洋海军却在一旁看热闹。“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宏观调控不力，地方割据，各自为战。而中国今年以来在经济过热上的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间也出现了像铁本事件这样的不和谐音符，其他诸如三农问题，拆迁问题仍有不少得不到解决，这其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从甲午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虽然甲午战争中我们惨败于日本，但日本为准备这场战争而付出的一切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成败并非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它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时刻警惕以及一只常备不懈的军队。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来源于国家长期的战略筹划和全国若干代人的辛勤努力。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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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