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德不在辫”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易判断了。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解读辜鸿铭作者：张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保守主义的根基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因为
辜鸿铭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首先，你应该对辜鸿铭有所了解，他是晚清一怪杰，他贯通中西，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当然，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性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对于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你是不得不看，里面体现了他对近代中国人与外国等人的对比，同样，也体现了他的思想，他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不能忽视，他72年如一日的坚持自己的主张，虽然有点固执和保守，但却表现出他太爱自己的祖国了。试着多读下他的书籍和相关资料，通过这次研究相信你会受益匪浅！最后祝你顺利完成论文！
优秀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优秀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管理者 道德品质
论文摘要：从管理职业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性质来说，各种管理职业和管理职务都集中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管理职业的责任和权利所在，也是职业内在的道德内容。
从管理职业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性质来说，各种管理职业和管理职务都集中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管理职业都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遵守管理职业规则、承担管理职权范围内社会后果的责任，实现和保持本岗、本职业与其它岗位、其它职业有序合作的责任等；“权”是指每种管理职业都要有一定的社会权利，即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会资源的权利，通过管理工作的付出获得社会财富的权利。这些管理职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在任何承担和行使管理职业权利上，都体现着社会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种管理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那些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管理职业，都是社会利益、公众利益、行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集结点。
一、高度的责任感
管理者作为社会活动的指挥者，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管理者对组织、对社会要承担责任，这是组织、社会对管理者的客观要求。一般来说，优秀的管理者社会责任感更强，他们虽然也重视自己的领导业绩，也重视物质利益，但并不把这些视为最终目的，而是看成为社会做贡献的手段。他们具有报效社会的明确目的和服务社会的强烈愿望，因而管理活动也就具有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注重社会责任的管理者，也特别关注自己的行为方式，绝不会全然不顾社会利益。
管理者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有为社会做贡献的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二是要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起来；三是采取对社会负责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者是否自觉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并为履行自己的责任而尽心尽力，是体现一个管理者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管理者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天下“父母官”的道德要求。在当代社会，管理者既然拥有种种权利，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虚怀若谷、宽容豁达的精神
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在非原则问题上要有虚怀若谷、宽松、灵活的精神。“有容乃大”，只有心胸开阔，才能团结上下、左右，搞好工作。他们善于团结在工作上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善于团结在生活上与自己情趣相悖的人，甚至善于团结多次反对过自己而已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只要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就该不受细节和感情的束缚，做到凡事包容，随时敞开胸怀，接纳一切异己的思想和人，让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激荡起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享受由此带来的“众志成城”的喜悦。反之，若习惯于多疑闭锁的个性，小肚鸡肠地与周围人斤斤计较，没有宽容豁达的心胸，就会造成管理者一生最大的不幸——空有无尽的潜力，却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管理者对待下属的缺点，能虚怀若谷、宽厚相待，绝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应清醒地认识到：运用手中的权利去搞挟嫌报复，打击迫害，或者“高明”地玩弄权术，变换花样整人、排斥异己是极不道德的丑行。依靠权势来“压服”下属，并不意味着管理者的强大，只能昭示其渺小。只有用自己高尚的品行、杰出的管理艺术和丰硕的业绩，才能真正树立起有一个创新型管理者渴望得到的威信和声誉。
三、诚实守信
诚实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管理者必备的根本品质。他是取信于人、立身处世、成就事业的基石，也是管理者的第二身份证，是一笔无形的资产。许多中外知名的企业家都坚信“诚信立身”、“诚信立人”的为人处事原则。李嘉诚说，做事首先要勤勤恳恳，要小心谨慎、不要贪心。如果人家指导你这个人非常自私，人家跟你做事就会提防你，这样你的成就就很有限。
诚实是管理者自强的首要前提。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就要以城市的态度对待社会和人生，自觉地树立崇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坚持不懈，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地同困难作斗争，从而取得成功。
诚实是管理者持节的重要基础。所谓持节就是管理者要培养和保持高尚的气节，会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会为了祖国的富强和繁荣，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诚实是管理者知耻的必要条件。知耻，就是管理者有“不从枉”、“羞为非”的“羞恶之心”。具有诚实品格的管理者，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热爱自己的生命，也更珍惜他人的生命。因此，作为管理者应该懂得善恶、辩是非、别荣辱、知羞耻。
诚实是管理者明智的根基。明智作为管理者的一种美德，主要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爱知识、爱科学、体现在管理者对科学知识的尊重与孜孜以求上。一个高素质的管理者，所提出的一切观点、付出的一切行动，都必定是在知识的海洋里诚实劳作的结果。
四、不图名利、清正廉洁
不图名利、清正廉洁被视为管理者的基本道德要求。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应该正确看待名利问题。就是说，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还是不图名利，公而忘私，这是由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观决定的。在金钱、荣誉、地位的引诱面前，高尚的、正直的管理者，不为所动，不为了追逐名利而丧失原则；也不为了争夺名利而将下属的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在得到某些名利以后，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也不因为得不到名利而垂头丧气、退缩不前。
清正廉洁是管理者一项重要的从政道德。清正廉洁，即为官清廉、不沾不贪、不谋私。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清正廉洁被称为“侍者之德”。 清正廉洁被认为是管理者天职及美德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创业精神 —— 《 哈佛商业评论 》 精粹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赵子文，经济管理人才的素质及培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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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沟通技巧
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是一个好的教练，教练的`基本职责就是教会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执行任务的能力。正所谓;授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
沟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就是处事原则从正确变成得体。无论什么情况“这是都是对的！”这叫正确。但是到了职场上面，学会根据情况变化，来做行为的变通，这才叫得体。
比如台湾的一位主持人蔡康永就说过一个例子：如果你遇到一个半熟不熟的人，跟他打招呼说：“最近挺好的吧！”——实际上也就是随便客套一下。
但是他当真了，他回答说：“不好，我刚检查出得了很严重的病。”
他这么把实话一说，人家跟他又不是很熟，肯定惊惶失措。人家总不能说：“那你好好保养”，然后转身就走吧，那还是个人吗！就得想法儿安慰他。可安慰又于事无补，这不是让人家为难吗？
所以，他“告诉人家我得病了”的这个回答可能很诚实；但是确实很不得体。
我的一位同事，说过一件他几年前遇到的很难忘的事情。他被邀请去参加市政府的座谈会，路上堵，迟到了5分钟。一进大楼，急匆匆跑到开会的楼层，不知道会议室在哪里？这时候，过来一位女工作人员。
这位女士是怎么做的呢？估计她已经对过名单了，知道还有谁没有到！所以跑上来就问：“请问，您是某某某么？”
他回答：“是的”。
然后她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市政府接待室的，请跟我来，会议室在这边”；
这时候，她很自然地伸出右手，手心向上，左手指着会议室的方向，“请跟我来，会议室在这边”。一边讲，一边引领他'走向会议室'。
然后，不忘说句话：“路上车子很堵吧，辛苦了”！
这句话说出来，是什么用意啊？打消了对方的歉意。对不对！我帮你把原因讲出来，就是避免了对方再讲：我车子因为堵所以迟到了。
所以这位工作人员，很凉解对方、很理解对方。路上车子堵吧，辛苦了。
再看，我这位同事说：“哦，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然后这位工作人员说：“请不必介意，您那么忙，还来参加座谈会，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最后，引到了门口，她说：里面冷气很冷，要不要休息一下，收收汗，再进去。
你看，这位女士的讲话，就非常得体。既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他引到了该去的地方，同时，又照顾了对方的面子！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注意到，她是怎么用语言的？用“请”，用关切的问啊，还有“为对方着想”。就是把自己猜到“对方可能迟到”的原因，先讲出来，避免对方的尴尬。
我的这位年轻同事，还在念念不忘这位女士接待他的这段话。他终身难忘。
仍然是得体原则，'得体'还体现在：职场里“干事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举一个例子：一位部门经理到机场去接“来视察工作的公司领导”，那个部门经理，带了本部门的一名员工一起去。在回来的路上，这位员工，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最近上海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和新闻，可能是怕冷场，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一直说个不停。
本来呢，部门经理要向公司领导汇报一些前期布置的工作，结果一路上都没有机会汇报。
那么，这位员工的“角色定位”是不是错位了？你又不是导游，对吧。而且有部门经理在，你怕什么冷场呢。
所以我们说：职场里干事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沟通的内外有别，体现得体。就拿销售来举例子吧。
对外，销售的沟通；放下身价、低调、不要盛气凌人；跟用户沟通有句话：发邮件不如打电话，打电话不如面对面，只有面对面才会培养感情。营销有事没事都要去用户处坐坐，领导经常去各部门坐坐。特别是没事也要去坐坐，一周几次，感情是面对面建立起来的。
跟用户沟通不能“过分承诺”。答应用户的事一定要做到，做不到，要提前给用户打招呼，或者告诉用户能做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能跟用户撒谎！你撒一次谎后，后面会不停的编织新的谎言来弥补这个谎言！最后的结果还是用户把你给换了。
所以一定要告诉用户真实的情况。不要骗用户。你可以不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用户，但你要保证告诉用户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与客户交谈不可言深，恰当自如地应答。过分承诺留不住老顾客，只是一时的事，留些余地，如果让客户满意再加一点点惊喜就更好了。
在公司外，营销人员是公司面对用户的窗口；反过来在公司内，营销人员是代表用户的。很多时候，营销人员说自身产品的缺点可以说一大堆，说优点说不上二三条！天天和用户在一起时，在说自身产品缺点上已经站在用户一边了！怎么做营销呢？
对内，和领导、同事、下级的沟通：实现价值。不是靠领导天天布置任务，要自己去找任务做。所以说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句老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沟通原则。我们首先看上下级。尊重上级是一种天职，尊重同级是一种本分，尊重下级是一种美德。尊重客户是一种常识。尊重所有的人是一种教养。
中国人讲礼貌，讲礼貌的表现有很多，尊重人是一个基本的表现。宝钢就提出八个人：首先第一个人呢，尊重人、了解人、关心人、提高人、规范人、激励人、依靠人、最终是“凝聚人”。八个人从哪里开始？从尊重人，首先是要尊重人。你不尊重人，你后面要去：了解人，关心人，也没有用。尊重就像健康前面的一个“1”一样！没有这个尊重，后面都是白费！
所以，尊重是很重要的。对上级要尊重，对同事要尊重，对下级也要尊重。对客户也要尊重。到底什么是尊重呢？这里要讲的细一点，到底什么是尊重，什么是礼貌。中国人的礼貌和外国人的尊重和礼貌是不一样的。大家看日本人是不是很讲礼貌？整天的点头哈腰，是不是啊；但是他有时候不得体啊，客人一到家，首先请人家洗澡，这个难过吧你说。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貌，比日本人得体？辜鸿铭在他的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辜鸿铭大家知道，是晚清的一位大学问家。他通晓7国语言，倒读英文报取笑外国人，是个大学问家。是第一个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传播到西方的人。
他这本书里就写道，他说：中国人具有善解人意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是活在心灵的世界里。这个活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与人沟通，包括与自己沟通，包括与身外事物的感受！完全是通过“心”来沟通和感悟的。也就是中国移动有一句广告词：沟通，从心开始！
中国人从来不讲，沟通从哪里开始；中国人是讲：从心开始。心和脑，是什么区别啊？心偏重于情感，脑偏重于理性。
所以中国人的尊重人。叫：诚于中而形于外，是真诚！是打心眼里面发出来的这种礼貌。而日本人的这种礼节，有人说是从脑袋里出来的（不代表本平台观点），不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人家为什么说，日本人的点头哈腰，日本人的礼貌，不像是打心眼里出来的。而是像训练出来的，日本人的礼貌是训练出来的。所以说，辜鸿铭对中国人的特点，是讲的非常深刻的。中国人是心灵的东西。
管理者应该知道;管理;的角色定位，是带动团队一起进步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企业考察的是团队的绩效而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绩效，管理者需要从一个冲锋陷阵的士兵变成一个将军；其次是要有胸怀，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要有宽广的胸襟，因为只有宽广的胸襟，才能够真正的给予手下人成长的空间，很多管理者眼中只看着握着的;权力;却不懂得放权，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职位似乎一直很安全，但是自己就把自己活活累死了；再次，管理者要学会教会员工去思考、学习和总结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以及让团队成员互相分享好的东西，同时建立良好的氛围好机制保证员工良好的发展空间，这样才可能让团队的人自己学会工作的本领。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辜鸿铭的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札记》等。
《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英语论文结集而成。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早期代表作品。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的成就
20世纪初，西方人曾经流传过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每张售价两块大洋，比京剧大王梅兰芳的票价还贵了八毛。当然，咱们要说句公道话，梅老板天天都演出，而辜鸿铭，就讲这么一回，所以他们的市场价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无论如何，辜鸿铭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德国，有人成立了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丹麦文学评论大伽勃兰兑斯在1917年的一篇文章里面称辜鸿铭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西方人对辜鸿铭表现出了兴趣和尊敬，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辜鸿铭是第一个敢于直接怼他们的东方人。
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
本书力图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德国因为本书而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意义：
这本书是1915年出版用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而且此书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战期间，正当欧洲文明陷于危机，辜鸿铭的目的很明显，为陷于危机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指出一条出路。
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辜鸿铭所处的那个几乎是要全盘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种极端的思潮，或许只有用另外一种极端去予以抵制，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
辜鸿铭：“在德不在辫”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易判断了。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解读辜鸿铭作者：张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保守主义的根基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因为
优秀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优秀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管理者 道德品质
论文摘要：从管理职业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性质来说，各种管理职业和管理职务都集中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管理职业的责任和权利所在，也是职业内在的道德内容。
从管理职业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性质来说，各种管理职业和管理职务都集中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管理职业都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遵守管理职业规则、承担管理职权范围内社会后果的责任，实现和保持本岗、本职业与其它岗位、其它职业有序合作的责任等；“权”是指每种管理职业都要有一定的社会权利，即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会资源的权利，通过管理工作的付出获得社会财富的权利。这些管理职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在任何承担和行使管理职业权利上，都体现着社会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种管理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那些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管理职业，都是社会利益、公众利益、行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集结点。
一、高度的责任感
管理者作为社会活动的指挥者，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管理者对组织、对社会要承担责任，这是组织、社会对管理者的客观要求。一般来说，优秀的管理者社会责任感更强，他们虽然也重视自己的领导业绩，也重视物质利益，但并不把这些视为最终目的，而是看成为社会做贡献的手段。他们具有报效社会的明确目的和服务社会的强烈愿望，因而管理活动也就具有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注重社会责任的管理者，也特别关注自己的行为方式，绝不会全然不顾社会利益。
管理者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有为社会做贡献的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二是要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起来；三是采取对社会负责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者是否自觉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并为履行自己的责任而尽心尽力，是体现一个管理者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管理者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天下“父母官”的道德要求。在当代社会，管理者既然拥有种种权利，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虚怀若谷、宽容豁达的精神
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在非原则问题上要有虚怀若谷、宽松、灵活的精神。“有容乃大”，只有心胸开阔，才能团结上下、左右，搞好工作。他们善于团结在工作上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善于团结在生活上与自己情趣相悖的人，甚至善于团结多次反对过自己而已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只要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就该不受细节和感情的束缚，做到凡事包容，随时敞开胸怀，接纳一切异己的思想和人，让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激荡起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享受由此带来的“众志成城”的喜悦。反之，若习惯于多疑闭锁的个性，小肚鸡肠地与周围人斤斤计较，没有宽容豁达的心胸，就会造成管理者一生最大的不幸——空有无尽的潜力，却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管理者对待下属的缺点，能虚怀若谷、宽厚相待，绝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应清醒地认识到：运用手中的权利去搞挟嫌报复，打击迫害，或者“高明”地玩弄权术，变换花样整人、排斥异己是极不道德的丑行。依靠权势来“压服”下属，并不意味着管理者的强大，只能昭示其渺小。只有用自己高尚的品行、杰出的管理艺术和丰硕的业绩，才能真正树立起有一个创新型管理者渴望得到的威信和声誉。
三、诚实守信
诚实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管理者必备的根本品质。他是取信于人、立身处世、成就事业的基石，也是管理者的第二身份证，是一笔无形的资产。许多中外知名的企业家都坚信“诚信立身”、“诚信立人”的为人处事原则。李嘉诚说，做事首先要勤勤恳恳，要小心谨慎、不要贪心。如果人家指导你这个人非常自私，人家跟你做事就会提防你，这样你的成就就很有限。
诚实是管理者自强的首要前提。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就要以城市的态度对待社会和人生，自觉地树立崇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坚持不懈，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地同困难作斗争，从而取得成功。
诚实是管理者持节的重要基础。所谓持节就是管理者要培养和保持高尚的气节，会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会为了祖国的富强和繁荣，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诚实是管理者知耻的必要条件。知耻，就是管理者有“不从枉”、“羞为非”的“羞恶之心”。具有诚实品格的管理者，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热爱自己的生命，也更珍惜他人的生命。因此，作为管理者应该懂得善恶、辩是非、别荣辱、知羞耻。
诚实是管理者明智的根基。明智作为管理者的一种美德，主要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爱知识、爱科学、体现在管理者对科学知识的尊重与孜孜以求上。一个高素质的管理者，所提出的一切观点、付出的一切行动，都必定是在知识的海洋里诚实劳作的结果。
四、不图名利、清正廉洁
不图名利、清正廉洁被视为管理者的基本道德要求。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创新型管理者，应该正确看待名利问题。就是说，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还是不图名利，公而忘私，这是由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观决定的。在金钱、荣誉、地位的引诱面前，高尚的、正直的管理者，不为所动，不为了追逐名利而丧失原则；也不为了争夺名利而将下属的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在得到某些名利以后，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也不因为得不到名利而垂头丧气、退缩不前。
清正廉洁是管理者一项重要的从政道德。清正廉洁，即为官清廉、不沾不贪、不谋私。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清正廉洁被称为“侍者之德”。 清正廉洁被认为是管理者天职及美德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创业精神 —— 《 哈佛商业评论 》 精粹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赵子文，经济管理人才的素质及培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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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沟通技巧
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是一个好的教练，教练的`基本职责就是教会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执行任务的能力。正所谓;授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
沟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就是处事原则从正确变成得体。无论什么情况“这是都是对的！”这叫正确。但是到了职场上面，学会根据情况变化，来做行为的变通，这才叫得体。
比如台湾的一位主持人蔡康永就说过一个例子：如果你遇到一个半熟不熟的人，跟他打招呼说：“最近挺好的吧！”——实际上也就是随便客套一下。
但是他当真了，他回答说：“不好，我刚检查出得了很严重的病。”
他这么把实话一说，人家跟他又不是很熟，肯定惊惶失措。人家总不能说：“那你好好保养”，然后转身就走吧，那还是个人吗！就得想法儿安慰他。可安慰又于事无补，这不是让人家为难吗？
所以，他“告诉人家我得病了”的这个回答可能很诚实；但是确实很不得体。
我的一位同事，说过一件他几年前遇到的很难忘的事情。他被邀请去参加市政府的座谈会，路上堵，迟到了5分钟。一进大楼，急匆匆跑到开会的楼层，不知道会议室在哪里？这时候，过来一位女工作人员。
这位女士是怎么做的呢？估计她已经对过名单了，知道还有谁没有到！所以跑上来就问：“请问，您是某某某么？”
他回答：“是的”。
然后她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市政府接待室的，请跟我来，会议室在这边”；
这时候，她很自然地伸出右手，手心向上，左手指着会议室的方向，“请跟我来，会议室在这边”。一边讲，一边引领他'走向会议室'。
然后，不忘说句话：“路上车子很堵吧，辛苦了”！
这句话说出来，是什么用意啊？打消了对方的歉意。对不对！我帮你把原因讲出来，就是避免了对方再讲：我车子因为堵所以迟到了。
所以这位工作人员，很凉解对方、很理解对方。路上车子堵吧，辛苦了。
再看，我这位同事说：“哦，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然后这位工作人员说：“请不必介意，您那么忙，还来参加座谈会，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最后，引到了门口，她说：里面冷气很冷，要不要休息一下，收收汗，再进去。
你看，这位女士的讲话，就非常得体。既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他引到了该去的地方，同时，又照顾了对方的面子！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注意到，她是怎么用语言的？用“请”，用关切的问啊，还有“为对方着想”。就是把自己猜到“对方可能迟到”的原因，先讲出来，避免对方的尴尬。
我的这位年轻同事，还在念念不忘这位女士接待他的这段话。他终身难忘。
仍然是得体原则，'得体'还体现在：职场里“干事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举一个例子：一位部门经理到机场去接“来视察工作的公司领导”，那个部门经理，带了本部门的一名员工一起去。在回来的路上，这位员工，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最近上海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和新闻，可能是怕冷场，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一直说个不停。
本来呢，部门经理要向公司领导汇报一些前期布置的工作，结果一路上都没有机会汇报。
那么，这位员工的“角色定位”是不是错位了？你又不是导游，对吧。而且有部门经理在，你怕什么冷场呢。
所以我们说：职场里干事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沟通的内外有别，体现得体。就拿销售来举例子吧。
对外，销售的沟通；放下身价、低调、不要盛气凌人；跟用户沟通有句话：发邮件不如打电话，打电话不如面对面，只有面对面才会培养感情。营销有事没事都要去用户处坐坐，领导经常去各部门坐坐。特别是没事也要去坐坐，一周几次，感情是面对面建立起来的。
跟用户沟通不能“过分承诺”。答应用户的事一定要做到，做不到，要提前给用户打招呼，或者告诉用户能做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能跟用户撒谎！你撒一次谎后，后面会不停的编织新的谎言来弥补这个谎言！最后的结果还是用户把你给换了。
所以一定要告诉用户真实的情况。不要骗用户。你可以不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用户，但你要保证告诉用户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与客户交谈不可言深，恰当自如地应答。过分承诺留不住老顾客，只是一时的事，留些余地，如果让客户满意再加一点点惊喜就更好了。
在公司外，营销人员是公司面对用户的窗口；反过来在公司内，营销人员是代表用户的。很多时候，营销人员说自身产品的缺点可以说一大堆，说优点说不上二三条！天天和用户在一起时，在说自身产品缺点上已经站在用户一边了！怎么做营销呢？
对内，和领导、同事、下级的沟通：实现价值。不是靠领导天天布置任务，要自己去找任务做。所以说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句老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沟通原则。我们首先看上下级。尊重上级是一种天职，尊重同级是一种本分，尊重下级是一种美德。尊重客户是一种常识。尊重所有的人是一种教养。
中国人讲礼貌，讲礼貌的表现有很多，尊重人是一个基本的表现。宝钢就提出八个人：首先第一个人呢，尊重人、了解人、关心人、提高人、规范人、激励人、依靠人、最终是“凝聚人”。八个人从哪里开始？从尊重人，首先是要尊重人。你不尊重人，你后面要去：了解人，关心人，也没有用。尊重就像健康前面的一个“1”一样！没有这个尊重，后面都是白费！
所以，尊重是很重要的。对上级要尊重，对同事要尊重，对下级也要尊重。对客户也要尊重。到底什么是尊重呢？这里要讲的细一点，到底什么是尊重，什么是礼貌。中国人的礼貌和外国人的尊重和礼貌是不一样的。大家看日本人是不是很讲礼貌？整天的点头哈腰，是不是啊；但是他有时候不得体啊，客人一到家，首先请人家洗澡，这个难过吧你说。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貌，比日本人得体？辜鸿铭在他的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辜鸿铭大家知道，是晚清的一位大学问家。他通晓7国语言，倒读英文报取笑外国人，是个大学问家。是第一个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传播到西方的人。
他这本书里就写道，他说：中国人具有善解人意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是活在心灵的世界里。这个活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与人沟通，包括与自己沟通，包括与身外事物的感受！完全是通过“心”来沟通和感悟的。也就是中国移动有一句广告词：沟通，从心开始！
中国人从来不讲，沟通从哪里开始；中国人是讲：从心开始。心和脑，是什么区别啊？心偏重于情感，脑偏重于理性。
所以中国人的尊重人。叫：诚于中而形于外，是真诚！是打心眼里面发出来的这种礼貌。而日本人的这种礼节，有人说是从脑袋里出来的（不代表本平台观点），不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人家为什么说，日本人的点头哈腰，日本人的礼貌，不像是打心眼里出来的。而是像训练出来的，日本人的礼貌是训练出来的。所以说，辜鸿铭对中国人的特点，是讲的非常深刻的。中国人是心灵的东西。
管理者应该知道;管理;的角色定位，是带动团队一起进步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企业考察的是团队的绩效而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绩效，管理者需要从一个冲锋陷阵的士兵变成一个将军；其次是要有胸怀，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要有宽广的胸襟，因为只有宽广的胸襟，才能够真正的给予手下人成长的空间，很多管理者眼中只看着握着的;权力;却不懂得放权，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职位似乎一直很安全，但是自己就把自己活活累死了；再次，管理者要学会教会员工去思考、学习和总结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以及让团队成员互相分享好的东西，同时建立良好的氛围好机制保证员工良好的发展空间，这样才可能让团队的人自己学会工作的本领。
解读辜鸿铭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保守主义的根基 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 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 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 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 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 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从朝廷到民间，人们对西洋人因不了解而普遍产生畏惧心理，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知识分子多少都有些民族自卑心理，辜鸿铭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大揭西方社会的老底，以便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这对于在国际交往中维护正当的民族利益应该是十分有益的。当然在五四革命运动潮流来临之时，人们在革命的冲动下，对传统进行了全盘否定，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西方来的"德先生""赛先生"推崇备至，先进的知识分子像辜鸿铭早期看中国一样对西方世界充满幻想，似乎中国只要有了这两位"先生"，人们就能走进自由民主的天堂。而辜鸿铭用自身的社会体验清醒的预见到中国社会如此带来的后果，在此种一相情愿的认识下，不断与社会唱对台戏，拒绝任何样式的社会变革。其实这种行为主要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短视所造成的，仅仅囿于一两代人的感受，武断的否定历史的进步，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他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因为无论是他一生位置牵挂的"中国人"还是曾经给他无上荣誉的西方人都不会同意历史再回到两百年前了。但必须明确的是，人类社会今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前人奋斗的结果，他们为此承担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我们在追求进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否定历史。这方面却是五四先锋应向辜鸿铭学习的，他背弃时代，背弃潮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根基负责，对自己的文化负责。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看重气节，恪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以至于此成为儒家的做人准则，因此辜鸿铭以其一生的耿介和恃才傲物表现出大儒风范。虽然他的儒学水准令人生疑，但他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把握却不容置疑。他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实现了儒家的"知行合一"的学问之道。 总之，辜鸿铭时代过去了，作为历史性的文化人，一个深刻的社会思想者，他是随着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灭亡出现的，而他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的开始。他唯一的历史责任就是为上一个时代站好最后一班岗，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第一部分（第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 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字数太少，不好写
谈到楚汉之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鸿门宴了.由于司马迁传神的描述,不但使鸿门宴的过程曲折动人,极富戏剧性,更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下面笔者试从《鸿门宴》一文中分析刘邦的个性特征.一、坚忍克己,胸怀大志.刘邦入关的真正意图,项羽的谋士范增看得十分清楚：“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本来,刘邦也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但为了早日实现心中的宏伟目标——建立至高无上的刘氏政权,他坚忍克已,因而赢得关中父老的一致好评,为他将来胜算项羽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鸿门宴上,项羽为了表明自己的权势高于刘邦,设宴之时自己特意东向而坐,而让刘邦北向而坐.此时的刘邦明知项羽是在有意贬低自己,但为了自己的宏图大业,他隐忍不发,甘居下坐.二、善用人才,虚怀若谷.刘邦善用人才,像张良,樊哙等这样一批能臣勇士都对他忠心耿耿.同时,他又虚怀若谷,善于采纳他人意见.他每走一步棋,必然卑躬征询.鸿门宴前他认真地听取张良的意见,拉拢项伯,恭敬地“以兄事之”,并“奉卮酒为寿”,与之约为婚姻,使项伯成为自己的保护伞；为了打消项羽对自己的疑虑,又接受项伯意见,第二天一清早就亲赴鸿门向项羽谢罪 ,因而得到项羽的信任；范增早就看出刘邦入关的的真正意图,于是鸿门宴上趁机想要谋杀刘邦,因而鸿门宴上杀机又起.为了只身逃走,刘邦再次接受樊哙的意见,最终在鸿门宴上逃过了杀头的危机.三、遇事冷静,当机立断 .刘邦先行入关后,由于曹无伤的告密,加上范增的煽风点火,令项羽勃然大怒,准备第二天就来攻打刘邦.紧急关头,刘邦并未自乱阵脚,他自忖以自己的十万大军来敌项羽的四十万大军,会如卵击石.因此他不想逞匹夫之勇,而是沉着冷静下来,与众谋士商议.商讨之后,当机立断,接受张良意见,马上笼络项伯.鸿门宴上当项羽说出是曹无伤的告密后,他不动声色,可等他回到军营,就立即诛杀了叛徒.刘邦的这一当机立断,为他的将来的宏伟大业消除了隐患.看到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刘邦又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借口“如厕”,以便趁机逃走.当想好对策,准备逃走时,又谨慎的交待张良,叫张良拖延时间,稳住项羽,等他回到军营后方可向项羽进献白璧与玉斗,从这里读者可以再次看到刘邦的遇事冷静和当机立断.四、能屈能伸,有勇有谋.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了求得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释嫌.明知这一去可能有去无回,可他能够从容赴宴,这既表现了刘邦的能屈能伸,又表现了他的才能和胆识.为了用言辞进一步打消项羽的戒心,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可谓尽显其智谋.“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郄”,刘邦首先讲到自己和项羽的战友情谊,接着讲到他和项羽的战略分工,再言及自己无意立下了大功,终没料自己对项羽的赤胆忠心却遭到了不详其名的小人的“离奸”.寥寥数语,却分析得鞭辟入理,有理有节,使项羽对他的猜忌全部撇清.鸿门宴虽是楚汉之争的开端,却通过会前斗争、宴会场面与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刘项两人的不同性格.读者可以从刘邦的这些个性特征中,窥见楚汉之争中刘邦能够真正取胜的原因.
读《鸿门宴》对项羽有感作文项羽是我国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和他有关的许多事迹后来逐渐演化为成语。在一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成语故事，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取而代之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巡游经过会稽（今江苏苏州），项羽也随众人前往观看。观望中，项羽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只此一语，就表现出项羽的宏伟大志和英雄气概。 先发制人 陈胜起义后，会稽太守殷通也想乘机反秦，他于公元前 209 年 9 月召见项羽时说：“现在是灭秦的好时机。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则被人所制，我想和你早点共同起兵。”出身贵族的项羽岂肯委身于人下，按照计划，项羽杀死了声称“先发制人”的殷通，收集了他的部下，公开树起了起义大旗。 破釜沉舟 以一当十 公元前 208 年，秦将章邯指挥秦军主力合围巨鹿，项羽率兵前往解救。为了表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项羽带领全部军队渡过漳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项羽率军断秦军粮道，与秦军进行了九次激烈的较量，“楚战士无不以一当 十” 。秦损兵折将，项羽乘胜追击，逼使章邯率其残部投降。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秦朝被推翻后，项羽在鸿门（今陕西临潼附近）设宴招待刘邦。在宴会上，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几次示意项羽击杀刘邦，但项羽因不忍而不予理会。于是，范增便让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想借机刺杀刘邦。刘邦的谋臣张良看到形势紧迫，就出外召樊哙说：“现在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常在沛公。”于是樊哙带剑拥盾进入宴会厅，指斥项羽不守信义，项羽被樊哙的气势所折服，刘邦借机脱离险境。 沐猴而冠 灭秦之后，项羽引军入咸阳，大肆烧杀，咸阳火三日不绝。谋臣劝项羽说：“关中山河四塞险阻，土地肥美，可以作为霸王之都。”而项羽以“富贵不归故里，如同夜间穿锦绫走路，没有人知道”为借口加以拒绝。劝他的人感叹道：“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真不假。”项羽闻听此言，就杀了说这话的人。 四面楚歌 因刚愎自用和性情残暴而失去谋臣和百姓的支持，项羽最终在“楚汉之争”中败下阵来，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南）被刘邦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夜间军营四面皆楚歌，项羽大惊，见大势已去，率众杀出重围，逃至乌江边，因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有船不渡，自刎身亡。 此外，还有“坐不安席”、“秋毫无犯”、“不拘小节”、“暗渡陈仓”等成语与项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鸿星尔克标志整体有如展翅翱翔于蓝天之上的鸿鹄。
意思就是一个品牌的名字。而且这个口号就是To be number one。
“鸿星尔克”是TO BE （迈向第一）的音译，“TO BE ”倡导的是一种坚韧、拼搏的奋斗精神是敢为天下先、勇争第一的决心和勇气；它代表着不屈服的ERKE人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它倡导的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精神超越和延伸。
鸿星是红星的谐音，尔克就是布尔什维克，是共产党的意思闪闪的红星永远向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