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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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 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 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 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第一段：概括苏轼平生。要点：才华横溢，胸怀国家，志存高远，爱国，仕途不顺，贬谪，情感生活。第二段：从家庭背景入手分析器才华横溢的原因，以及苏轼年轻得意之时所体现出豪放硬朗的性格特点。第三段：胸有大志但仕途坎坷，遭同僚排挤，被贬京官外调，报国无望。重点写其远大志向与黑暗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激烈矛盾，来突出他当时的愤懑和无奈。第四段：从《赤壁赋》引出苏轼在贬谪途中心理状态从愤慨到无奈，释然，洒脱的变化。第五段：写苏轼与其妻子得感情生活，注意添加苏轼在失意时对其妻子怀念的诗词，突出苏轼刚毅中的柔情和温婉。第六段：总结全文。突出对苏轼的赞美。注：在文中应以苏轼生平为线索，处处引用苏轼的诗词来体现其内心感受。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也谈苏东坡《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以其奇逸的笔调，健朗的风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宋代文学评论家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评价甚高。这首词是他乞得外调，在密州任官时写的。关于词的主题思想，历来颇有争论。词中表达了苏东坡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和怀念子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词中是否表达了苏东坡渴望回朝的思想。有的认为词中没有表达渴望回朝的思想，表达的是欲超然物外的情怀，有的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依据不是充分的。笔者翻阅诸多资料，发现：超然物外与回朝施展抱负两种思想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但恰恰正是调和在苏东坡的身上并在词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苏东坡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宋仁宗赵祯时，他曾上书皇上，要求对当时的政治作一番改革。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他站在保守派一边，上书反对王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推行以后，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都相继离开朝廷而另寻去处，而苏东坡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朝廷的。他在朝中徘徊多时，是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不搞王安石那一套。我们姑且不论他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我们知道了他是有着执着的政治信念的。他一直想施展才华，辅佐皇上治国安邦，这是他渴望回朝的思想基础。 1701年，因为所持的政见与王安石的不同，朝廷实在是不能呆下去了，所以他便机智地乞求外调。虽然外调任职杭州，但他并不忘记朝君。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路上曾与弟弟子由共住好长一段时间。苏东坡在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的一条船上共度一夜。这一夜他们吟诗论政，彻夜不眠。他们两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他写在给子由的一首诗里。其中有两句：“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这是他思恋朝君的最好的佐证。 苏东坡在密州时依然思恋朝君，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另一首诗里找到依据。在密州任知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江城子�6�1密州出猎》。此词题为出猎，但真正的用意不是写打猎，而是借打猎抒发保家卫国之壮志。词的下阕是这样写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会挽雕弓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以冯唐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希望早日又再得到朝廷重用的强烈愿望。他真的是想回朝施展一番的。 《水调歌头》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归”意为朝中政局险恶，官场复杂，容不得他。苏东坡借对月宫的向往含蓄地表达了他想回朝廷但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 词中表达了渴望回朝的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宦海浮沉的沉思和对仕途某种程度的厌倦，表达了他欲超然物外的思想。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和一些诗句中找到充分的依据。 从朝廷乞求外调，这事情本身就不值得庆贺，他不得不离开朝廷，内心是有一定程度的失落的。他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这也是事实。每当失意无聊的时候，常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对人生采取一种躲避的消极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共有的一种心态。 苏东坡是有颇为浓厚的老庄思想的。在密州时期，是他最沮丧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他的愤怒与苛酷的火气似乎已不再锋芒毕露，而只有安详和平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越来越爱好。在密州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首诗叫《西齐》。此诗的风格与陶诗的风格极为相似，简直可以当作陶诗。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出的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 西齐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叶沃也光。 鸣鸠的美阴，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黎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在密州时，他又写了一首《史隐亭》，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日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这样的诗句，诗人只有在达到了《西齐》里那种与自然深融为一体时，才有可能写出。此时他写的《望江楼》写到：“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旧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就他的诗句看来，他的确忘了官场的纷繁争斗，而沉浸在大自然的自由自在之中，精神上已得到了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漂浮于山峰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坡在仕途失意的密州时期，的确有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的情况，而且不是偶然的。这一点，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借对月宫的幻想式的向往含蓄地表达出来了。苏东坡本来就有远大政治抱负，又感激皇恩浩荡，故此希望能回朝施展，但眼下险恶的政局又使他的这个愿望落空。又是感叹厌倦宦海仕途的沉浮，又是思恋朝君，入世与出世两种情思交织在苏东坡的身上，相反却相辅相成，展示了苏东坡当时矛盾的心理世界，这就是《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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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论文关键词：苏轼 儋 州散文论文摘 要：贬谪 儋 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但乐观旷达的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而且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在他的笔下， 儋 州的风土人情也呈现出别样的异彩。 ??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同年七月二日，苏轼与幼子过到达昌化军贬所，即今海南省 儋 州市。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四月，因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至此，他在 儋 州生活了将近三年。苏轼贬谪 儋 州的文（不含书信），据《苏轼年谱》统计共有93篇，其中91篇《苏轼文集》有收，余下2篇《晚香堂苏帖》有增补。 ?与惠州之文相比， 儋 州之文不但在体裁上有明显变化，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就体裁言，赋体惠州时没有，此时则有6篇；史评，惠州时仅有1篇，此时期则有19篇之多。就内容言，最大的不同随体裁变化而来，即史评性文字大量增加，构成了 儋 州之文的一道亮色。 ? 儋 州之文体裁和内容上的变化，无疑与苏轼这次海南之贬有莫大关系。这次贬谪，是苏轼人生三贬中最严重的，也是同时被贬的元祐党人中最悲惨的。虽然在被贬惠州时，苏轼已经能够用一种从容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再次遭逢被贬，而且是贬往国土的最南端，这给苏轼的心灵依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和伤痛。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 疠 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其生还无望、悲观欲绝，比惠州时要真切的多。 ?谪居海南时，苏轼已经62岁，身边只有苏过一人。生活上又是一派惨淡景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如何把握剩余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苏轼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于此。即便生命所剩无几，即便命运把他逼到角落，他依然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他在《书海南风土》中说：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 儋 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 ?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虽然岭南的环境恶劣，然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比比皆是。这一现象增强了苏轼的继续生活的信心。既然他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为什么不能？他的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 疠 之地折损性命的世俗观念。 ?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首先，以品评的方式对待极度匮乏平淡的食物。如《书龟息法示过》、《老饕赋》、《黍麦说》、《菜羹赋》等。《菜羹赋叙》云：“东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 菔 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 醯 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在现有的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新的烹饪方法使食物适口，无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其次，利用当地条件广采药物，也是苏轼 儋 州生活的.一部分。《海漆录》、《辩漆叶青粘散方》、《苍耳录》、《四神丹说》、《益智录》等短记都是苏轼居 儋 时研究和服食药物的真实记录。最后，著书立说也是苏轼居 儋 生活的重要部分，从《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来看，苏轼在谪居 儋 州时，先后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系统性的史评，这也是 儋 州之文变化最明显的一部分。据《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1《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13篇的内容。其中《论范 蠡 》、《论伍子胥》乃一分为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论》和《士燮论》，共有16篇。 ?苏轼的这16篇史评，常常是以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对象，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孔子》、《论范 蠡 》、《论周东迁》等。针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苏轼往往提出一些个人的独到新颖的观点，而不盲从于传统的抽象的道德标准。比如《论武王》中反对孟子企图掩盖武王弑君的说法，认为“武王非圣人”。历史上，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又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苏轼认为：“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武王亲以黄 钺 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2”也就是说，武王将武庚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亲商纣王的性命，另一方面，武庚作为一个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尽。这样，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与武王灭商的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要。对待商纣王这样的昏君，首先应该让他“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可以劝他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杀之，都是不可取的。圣人的做法应当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什么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说，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于殷，目的在于安抚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仅观点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他的几篇史论，同样也十分精彩。例如《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而当时蒙恬、扶苏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与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受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认为是秦法历来严酷，“令行禁止”已成风俗的缘故。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迁至洛阳，就好像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苏轼 儋 州之文中关于 儋 州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颇有意思。他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 祷 ……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书柳子厚牛赋后》）的落后状态，深感这样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响生产。于是他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 赟 ，希望他规劝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当时 儋 州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迹象：“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书杜子美诗》），即男子管家务，女子外出谋生。对于这种习俗，苏轼也常常劝导当地百姓，希望得到改变。 ?综观苏轼 儋 州之文，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它的内容或特色，其体裁之繁复，可谓“文备众体”。题材之广，与黄州、惠州相比又胜一筹。 ? ? 参考文献 ?［1］［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3年。 ?［3］［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 ?［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5］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 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也谈苏东坡《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以其奇逸的笔调，健朗的风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宋代文学评论家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评价甚高。这首词是他乞得外调，在密州任官时写的。关于词的主题思想，历来颇有争论。词中表达了苏东坡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和怀念子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词中是否表达了苏东坡渴望回朝的思想。有的认为词中没有表达渴望回朝的思想，表达的是欲超然物外的情怀，有的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依据不是充分的。笔者翻阅诸多资料，发现：超然物外与回朝施展抱负两种思想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但恰恰正是调和在苏东坡的身上并在词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苏东坡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宋仁宗赵祯时，他曾上书皇上，要求对当时的政治作一番改革。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他站在保守派一边，上书反对王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推行以后，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都相继离开朝廷而另寻去处，而苏东坡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朝廷的。他在朝中徘徊多时，是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不搞王安石那一套。我们姑且不论他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我们知道了他是有着执着的政治信念的。他一直想施展才华，辅佐皇上治国安邦，这是他渴望回朝的思想基础。 1701年，因为所持的政见与王安石的不同，朝廷实在是不能呆下去了，所以他便机智地乞求外调。虽然外调任职杭州，但他并不忘记朝君。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路上曾与弟弟子由共住好长一段时间。苏东坡在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的一条船上共度一夜。这一夜他们吟诗论政，彻夜不眠。他们两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他写在给子由的一首诗里。其中有两句：“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这是他思恋朝君的最好的佐证。 苏东坡在密州时依然思恋朝君，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另一首诗里找到依据。在密州任知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江城子�6�1密州出猎》。此词题为出猎，但真正的用意不是写打猎，而是借打猎抒发保家卫国之壮志。词的下阕是这样写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会挽雕弓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以冯唐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希望早日又再得到朝廷重用的强烈愿望。他真的是想回朝施展一番的。 《水调歌头》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归”意为朝中政局险恶，官场复杂，容不得他。苏东坡借对月宫的向往含蓄地表达了他想回朝廷但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 词中表达了渴望回朝的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宦海浮沉的沉思和对仕途某种程度的厌倦，表达了他欲超然物外的思想。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和一些诗句中找到充分的依据。 从朝廷乞求外调，这事情本身就不值得庆贺，他不得不离开朝廷，内心是有一定程度的失落的。他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这也是事实。每当失意无聊的时候，常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对人生采取一种躲避的消极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共有的一种心态。 苏东坡是有颇为浓厚的老庄思想的。在密州时期，是他最沮丧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他的愤怒与苛酷的火气似乎已不再锋芒毕露，而只有安详和平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越来越爱好。在密州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首诗叫《西齐》。此诗的风格与陶诗的风格极为相似，简直可以当作陶诗。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出的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 西齐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叶沃也光。 鸣鸠的美阴，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黎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在密州时，他又写了一首《史隐亭》，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日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这样的诗句，诗人只有在达到了《西齐》里那种与自然深融为一体时，才有可能写出。此时他写的《望江楼》写到：“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旧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就他的诗句看来，他的确忘了官场的纷繁争斗，而沉浸在大自然的自由自在之中，精神上已得到了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漂浮于山峰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坡在仕途失意的密州时期，的确有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的情况，而且不是偶然的。这一点，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借对月宫的幻想式的向往含蓄地表达出来了。苏东坡本来就有远大政治抱负，又感激皇恩浩荡，故此希望能回朝施展，但眼下险恶的政局又使他的这个愿望落空。又是感叹厌倦宦海仕途的沉浮，又是思恋朝君，入世与出世两种情思交织在苏东坡的身上，相反却相辅相成，展示了苏东坡当时矛盾的心理世界，这就是《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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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