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诈骗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我写的是杀人碎事案件的侦破，帮不上你。去学校的图书馆找找资料吧。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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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侦查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从学科门类角度看，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犯罪、侦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 2、刑事侦查学是一门对策性应用学科 刑事侦查学从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角度上讲是一门犯罪对策学，它与侦查实践紧密相连，来源于实践，并指导侦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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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是杀人碎事案件的侦破，帮不上你。去学校的图书馆找找资料吧。
最贴近时代的就是——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的思考
学习法医学的学后感以及对课程的建议1. 在我看来学习应是广义的，而早在正式上法医学这门课程之前，我就已经初步接触（当然不能算是系统地）过这门课的知识。恰巧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有大量关于巴塔耶之神圣世界的论述，其中关于“尸体”的另类观察视角是其理论的主要基点。所以我并不想只是写学习这门课程的感受，而是从知识的积累和相关思考的深入来写。当然，这也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四毕业急促“丧钟”的响起，自己也没有非常“系统”地按时听讲这门课程和阅读自己买下的相关教材资料。老师在这个系列的题目下，有这样一句话，即写写“从法医学课程学到的知识”，确实如此，法医知识对于我们法学学生而言，只是一种职业必需了解的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达致职业要求。但对我而言，或者对大多数法学同门而言，从这门法医学课程学习了解到了哪些知识呢？在我看来，这恐怕主要是人体中出现的和法律事实有关的现象吧，也就主要是关于死亡与受伤，或者各种死亡和受伤的种类和程度。 2. 法医学，在我看来如同将法医描述为“不救人的医生”那样，是让人有点难以对其进行分类的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社会公众对于关于尸体所进行的事情并不是非常理解，以至很难配合，直至当下中国，仍然存在不可思议的令人恶心的从死刑犯身上“抢夺”人体器官的事情。其实，上述对法医进行分类的困难决不是简单的偶然，而是作为科学研究手段的作为“法医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尸体”本身在人类心理层面有其神圣特殊的一面。按照巴塔耶的理论，尸体散发着令人恐惧的不可抗拒的魔力（当然按照其说法，那些只将身体视为大大小小各种分子、原子构成的科学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1]。于是，正如现代医学，也就是现代西方医学通过科学的定量（这是西医最引以为荣的特点，也是其嘲笑中医自以为是的“资本”）分析的进路，尤其是近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以来大大发展了的外科理论和实践，法医学也开始立足于其隶属刑侦的追求事实真相的立场，而确定了其对尸体进行了科学中立的客观描述的任务和性质。甚至，在追求事实真相的相关领域，还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正是这种以只把“尸体”当作客观对象来研究认识的理论与实践为表征的人类认知世界的知性＝理性，让法医学成了只研究作为物的“尸体”，让法医背上了“不救人的医生”的称谓。提到较早前就关注法医学，其实只是说在大二那次模拟法庭活动中，自己当时负责“法庭调查”阶段的台词设计，不得不上图书馆查找关于“巴比妥” 类催眠药的资料；还有就是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实习时间，由于抢劫类案件是由刑二庭审理，因此也有不少机会看到法医制作的被害人尸体的解剖照片（现在想来突然发现，被害人被大卸八块的照片远没有那些被枪决的被告人行刑照片让大家嫌恶，这恐怕和其已经做出让人嫌恶的恶的缘故）。康德认为人自始至终都应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而被法医当作物、当作作业之客体而解剖的“尸体”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已经属于“非人”，从而便可以作为服从于调查事实真相的目的手段了。而其实，“尸体”是怎样的一种物呢？是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恐惧呢？这是我在阅读巴塔耶之前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但是我却深深记得在刑二庭实习期间，对于死刑犯执行结案表中的执刑前后对比照片，那些书记员总是感到一种恐惧和厌恶，连死刑犯的案件材料也是远见远“闪”。 其实我个人虽然比较不爱看各种类型的恐怖片，但对于更加真实、甚至是血淋淋的法医解剖照片却没有太多的恐惧感，尽管如此，我现在却可以在回忆那些曾经活在这个世界的同类的血淋淋的尸体中，感受到一股嫌恶来。法医中对待尸体的中立态度，当然有其技术专门化的要求，但不应当忽视的是这是与刑事案件审理中证明标准提高同时发生的，甚至无法确定何者才是发展的原动因。正如当我阅读相关的法律推理的作品时感到的那样，刑侦的过程无不包含逻辑推理（恐怕应该排除“无罪推理”这个包含价值判断的原则），而作为刑侦的服务手段之一的法学鉴定作业也必须纳入到这个逻辑场中。然而，在我的疑惑是，法医那种将“尸体”精细解剖的作业和变态杀人狂将活人或者被简单杀害的“尸体”大卸八块的行为究竟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大众也有这种疑惑（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到），所以才会偶尔对法医这种职业抱以另类的看法，认为法医工作对于心理素质要求的严苛或者反过来认为其工作性质的专门化。也正是这种疑惑让公众将法医看作是“不救人的医生”。接着上面提到的被枪决了的被告人行刑照片，我觉得生活在现今俗世界中的人，已经按照人类理性生存的逻辑规定了许多“法”和价值观念的标准来了，那就是理性标准的“价值判断”界定了“可欲”和“嫌恶”的标准，让人不知不觉中只能按其标准做出判断，甚至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人类知性＝理性无法捕捉的领域，那里产生着对外界环境的两义性认识，让人们无法把握。所以对于“尸体”，人们在人类历史中做出了各种界定和判断，即使到了科学＝理性昌明发达的当今。或者应该说，行刑前后的对比照片有这么一种效果，使死者不像被大卸八块的“尸体”那样纯粹属于静态，而是显现了一种正在“死去”的动态效果，让观者有种“摹拟着”经历类似死亡过程的经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的交通事故视频如同黄色视频一样热播的原因（当然，有一点值得思考，当下中国黄色视频才是被禁播的，而交通事故视频却没有。恐怕这和各种死刑未被废除有着同样的原因），因为人们在观看的同时“摹拟着”经验了这种死亡的过程，虽然这种摹拟远不能使观者直接感受到这种死亡的神圣。按巴塔耶的说法，上述的动态的“死去”在献牲中最能体现，而且“尸体”都会散发出既让人嫌恶又让人感到魅惑的力量。当然，在被视为科学的法医学中，任何象征性的说法都不算是“合科学”的，因此关于“尸体”的隐藏意义并不会被承认，而且知性＝理性将其作为认知对象对其做出认知的领域也并不在此，而是传统的被制度化了的宗教和各种文学艺术领域。所以，法医学的性质仍然不被提到应当提到的范畴进行讨论，人们对于其学科性质的认识恐怕也仅局限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了。3. 说到对课程的建议，我觉得首先应该将其提前到大二或者大三学习。因为，众所周知到了大四，不仅各种压力（不光就业压力）使我们在学习的时间精力上有所分心，更使我们感到一种功利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作为法学专业学生，认为能够系统学习法医学知识是一种职业专门化的体现，而且这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迫使自己在毕业择业时转行的残酷现实又暗暗嘲笑这种想法，就像绝大多数农科专业的学生也无法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社会现实面前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自豪那样。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就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在每次上课前都要犹豫半天：今天要不要去听课呢？与此同时，老师“点名”的做法使得情况越来越糟，因为这样让我们更认不清自己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抉择；其次的建议，其实老师平时的教学已经有所体现，但仍然让人感到有遗憾，那就是更多地传授专门性的知识，但方法方式却必须得生动有趣。这恐怕跟上述在学生中产生的复杂的感情投射到老师的教学当中的结果，也就是说老师也感觉到了这种类似的复杂感情，从而避重就轻，以免内心的痛苦挣扎的产生。
我就是文科生。虽然不是华政，但也是学刑事侦查的，我可以告诉你侦查专业是不分文理科的（这个你可以放心）。在学习当中，反而大多数对文科生有利，还比较容易些！ 从事刑侦专业肯定要涉及高数和擒拿！但高数不是主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在系列侵财类案件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越来越突出。成为侵害公民财产的一大毒瘤。因此，加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已成为侦破侵财类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及成因2005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盗窃机动车案件达到68．3万起，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并且近几年来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出逐渐攀升趋势。 盗窃机动车案件一般是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度区域广，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性质恶劣，影响严重。2007年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与龙岗分局紧密配合，果断出击，成功侦破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代号“9·09”案件），打掉了一个长期在该市龙岗区及该省多个市县疯狂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赃车4辆、作案工具解码器、屏蔽器、破锁设备一大批及德国造手枪、雷鸣登各一支，从中查破本市盗窃汽车案件56宗。�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多发性从客观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机动车数量的剧增。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购买力明显增强，数量庞大的机动车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作案目标。�2、机动车停放管理混乱。在鹤山市2007年1至5月份被盗的机动车当中，90%是停放在路边无人管理的路边、小区、空地。�3、机动车车主防盗意识落后。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特别是旧车的车主认为：偷车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对车辆防盗的意识差，夜间车辆乱停乱放，极少车有防盗装置，锁车仅仅靠车门上的锁，这些都为盗车嫌疑人实施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4、机动车防盗方法简单。被盗车当中，部分车辆使用了电子报警装置。由于电子防盗锁投放市场的时间较长，而该产品的防盗技术水平在近几年内却没有提高，而盗车贼对这种电子锁的结构和拆除方法已了如指掌，因此就造成了使用这种电子锁的汽车出现屡屡被盗的现象。�另外主观方面，机动车盗窃案件易于销赃是其多发的诱因；对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打击不力则是这类案件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机动车盗窃案件与一般盗窃案件相比有着以下特点：�（一）大多有预谋活动，作案时间短，逃离现场快。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了解机动车的内部构造，并且在作案前都有预谋过程，如案前预备作案工具，确定逃跑方向，选择藏赃地点，物色买主，再潜入作案区域，寻找作案目标，等待时机，伺机作案。由于犯罪行为人在案前准备了专门的作案工具，掌握了开锁盗车技能，所以，一旦选择作案目标，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部车的开锁和点火程序盗车逃离现场，而现场上，除地面可能发现车辆停放的轮胎痕迹外，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其他痕迹，这给现场勘查人员的采痕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二）团伙作案突出。为达到顺利销赃和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单个作案的很少，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团伙成员中，分工明确，有专门踩点的，有专门开锁盗车的，有专门负责销赃的，基本上形成了盗窃、藏匿、运输、改装、销赃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三）连续作案，犯罪手法带有习惯性。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连续作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流窜作案，犯罪行为人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常被高额利润所引诱，往往连续多次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打击，盗车行为人一般在其熟悉的区域范围内，呈跳跃式的流窜作案。在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痕迹、物证上往往能反映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特征、技术水平、作案手段。�（四）有赃车可查。从侦查角度说，盗窃机动车案件最有利的条件是有赃车可查。每辆机动车的车型、车号、发动机号都具有特定性。不管犯罪行为人盗窃哪种车，赃车就把他与犯罪案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供侦查人员查寻的线索和证据。犯罪行为人盗车后必然销赃，购买赃车的人购车后要开车上路，这就为侦破盗车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在我国购买、使用机动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赃车在办理落户手续及牌照、年检、行驶、修理、停放等诸多环节中随时可能被发现。�（五）甲地作案、乙地销赃，流窜作案突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都不在作案地销赃，而是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异地销赃，并且销赃速度很快。有的在作案前就在异地联系好买主，了解买主所需机动车类型，谈好价钱，再盗窃车辆；有的作案后迅速逃离作案地，然后再将盗来的车进行改装或重新喷漆，变造车牌证及购车证明等证件异地进行销赃。在我市侦破的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中该团伙成员凭着老乡关系纠合起来，在我省各地流窜作案。甲地打击厉害就往乙地，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出租房，即使在同一城市作案也是频繁变换居住地点。�（六）从盗窃机动车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行窃地点多为光线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处，这些地点停放的车辆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猎物；行窃时间多在凌晨4时左右这段时间，人们睡意较浓，不易惊醒，巡查保安人员这时也比较困乏，警惕性降低，防范工作相对薄弱。�三、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要领�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查工作要从以下方面多层次的开展。�（一）受理报案，做好登记工作。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一般都比较明确，受理报案时应对车主进行详细询问，如实记录，做好受理案件的登记工作。登记的内容包括：报案人、车主的名字、工作单位、住址，该案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盗车辆的种类、牌号、型号、色泽、新旧程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暗记和修理、更换配件的情况，门锁、钥匙保管以及停车时周围停放的车辆及人们的活动情况。�（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追缉、堵截。针对盗窃机动车犯罪具有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的特点，应采取“以快制快”的方针，建立快速反映机制，一旦接到报警机制，立即通报犯罪行为人可能逃往路线的公安机关进行堵截，同时，应组织力量，沿着犯罪行为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追缉。在追缉时，要充分利用公路收费站录像监控系统，确定犯罪行为人逃跑的方向，通过追缉、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严格控制机动车修理行业。犯罪嫌疑人盗窃机动车后，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机动车修理店进行改装后运输销赃。因此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修理点等特种行业的阵地控制。凡是发现案犯更改发动机号、车架号，改变车身、颜色、或者是改装赃车，购销赃车零部件的业主和有关人员，必须严厉进行查处。该取缔的一律取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刑侦部门要注意在机动车修理店等相关行业场所物建阵地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特别要加强高质量专案特情的物建使用，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和行踪，争取主动，一网打尽。�（四）加强路检与堵截，发现被盗车辆。针对犯罪嫌疑人甲地盗车，乙地销赃，流窜犯偷了就跑的特点，刑侦部门要在辖区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邻县交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进出省界的公路干道、重点地区设立必要的卡点，堵截赃车和犯罪嫌疑人；公路巡警、刑警要密切配合，适时开展路查，对车照不符，发动机改变或毁坏的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可疑车辆，在路检与堵截中要充分利用盗抢机动车网上查询信息系统，发现被盗车辆。�（五）加强并案侦查，扩大战果。针对盗车案件多系团伙、连续作案的特点，侦查此类案件决不能就案办案，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的盗车信息，对于已经抓获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并将其作案特点通报有关地区，加强协作，将有关地区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串并起来，并案侦查，力争破一案带一串，擒一人挖一伙。�（六）建立健全机动车辆档案。刑侦部门要会同交警、内保等管理部门，做好各单位车主汽车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查车辆档案发现可疑车辆后进行重点查证。要建立健全机动车文字、照片、图片资料档案，对机动车资料实行微机管理检索，与全省、全国微机联网运作，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查赃车中的作用，做到信息畅通，情报共享。一般而言，赃车大多是无牌无证或者假牌假证车辆，杜绝这类车上路，就堵塞了赃车流向社会。因此交警部门和各派出所要积极争取基层组织的配合，组织责任区民警对辖区内机动车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有证无证机动车的底数和车主的基本情况，并对无牌无证的车辆开展全面的、彻底的整治，发现无牌无证机动车要坚决予以查扣，对于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要追根朔源，顺藤摸瓜，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的团伙，彻底铲除机动车销赃市场。�（七）不断创新侦查手段，强化内部专业化分工，加大对机动车被盗窃案的侦破力度。一是快速反应。社会大开放，人员流动大，通讯、交通工具大进步，案件侦破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只能以快制快。案件发生后，必须及时赶赴现场，视案情当机立断，迅速调整警力，围追堵截，控制赃物。二是充分把握此类案件规律特点，找准侦破突破口，以重点人物为视线，严密控制销赃渠道，不断实现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向“从人到案”与“从物到人”的侦查模式的转变。三是加大技术监控力度，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刑事技术手段，发挥“网上查控”、技侦手段、公路收费站和城市“电子眼”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及时调取有关信息资料，发现线索，及时破案。�〖HT5H〗四、防范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对策�对于机动车被盗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以防为主，打防并举。�（一）切实加强防范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教育广大车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传授一些基本的防范方法和技能，主动在机动车上安装报警装置、配备防盗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或有人看管的地方。在商业中心及小区建立停车场，可以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增强防范能力。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机动车被盗案件，而且也能为日益增长的私家汽车防范工作做好准备，作到未雨绸缪。�（二）加大社会面巡逻控制力度，适时采取蹲点守候战术。定期分析机动车案件的发案特点、规律，有针对地调整警力布置，积极开展路段巡查、化装跟踪、流动观察、设卡查缉等工作。通过巡、查、首、堵、卡、挖等多种设施的综合运用，提高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在街面巡查中，特意加强对可疑车辆盘查。对案件的多发时段和商场、医院、住宅小区等重点部位的单位和业主应加强夜间巡逻密度和力度，力争抓获现行，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设卡堵截和蹲点守候工作。廖唐清团伙盗车案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使用车辆情况，专案组民警决定守候在其居住地楼下进行跟踪。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楼上下来的人，尤其是开车离开的，侦查员都秘密跟过去，当确认该人没有作案嫌疑时，又返回原地。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守候，侦查员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开一台挂粤BT3263车牌的捷达车的年青人有作案嫌疑。该人在路上接了两个人后，不时地将车停靠在商场附近，其中两个人走下车，一人跟踪进商场的人，另一人用一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工具进行解锁。因各种原因，嫌疑人未得逞，但是我侦查员已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使用车辆、活动规律掌握清楚了，调查摸底和跟踪守候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JP〗（三）适时组织反盗窃机动车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分子盗窃机动车后，很多都是将机动车销往外地或者农村，基本没有留下自己使用的。因此侦破机动车盗窃案件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加强本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与外地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互通情报。刑侦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侦破会战，派出所要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机动车盗窃犯罪线索，对于查证属实的，要及时予以奖励，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追回一批赃车，严厉打击机动车盗窃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四）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机介绍车辆防盗的技巧和防盗的经验，提醒车主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车辆被盗工作。例如有的车主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在车的隐秘处加装了一个油路电源开关。人离车时，将油路电源关闭。当该车被非法启动时，由于供油电路被切断，致使发动机不能启动，避免了车辆被盗。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又由于每辆车加装开关的位置不同，即使盗车贼意识到该车上有供油电路开关，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最终只能放弃盗车活动。我们在办案中就多次发现，由于轿车加装了这样的小开关，而迫使嫌疑人最终放弃了盗车的现象。再有，司机离开车辆时将收音机打开并把音量调大，一般盗车贼在作案时只注意设法解除报警器，而在电源被接通的一刹那，收音机的响声会吓得他手忙脚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报警作用。还有一种方法是，车主在准备长时间停车时，将各缸的点火线交换一下位置，使盗车贼无法顺利发动车辆，也会给车辆防盗一些帮助。总而言之，有关部门可把上述一些行之有效的车辆防盗方法介绍给群众，以提高车辆防盗的系数。�（五）加强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随着机动车的大量增加，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正规的停车场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建的居民小区应把停车场建设作为一项强制措施，由开发商负责落实，以避免小区建成后没有停车的场所。同时，还要把目前路边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停车场管理起来，由专门的人员24小时执守，并按照停车场的管理办法，收取停车费。同时，应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停车场内设置探头，加强监控范围，不给窃贼以可乘之机。�（六）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车辆防盗的技术含量。公安机关可以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针对机动车防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开发车辆防盗产品。例如GPS定位系统的应用，车主既可以随时知道车辆的方位，又可以远程遥控车辆熄火。又如目前正在推广的车辆VIN码，可将此码的标示从车辆的大架、发动机，增加到车辆的前后风挡、车门上等一些可被盗车贼拆除后重复使用的部件上。在防止车辆被盗的同时，也为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结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研究在理论上被逐渐关注，在实践上也更加成熟。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办理和法律应用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文件。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也都把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作为侦查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盗窃机动车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为此，侦查人员应该进一步强化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意识，加强巡逻、加大宣传防范；普通侦查手段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加强串并案意识和查缉力度，使得对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给人民百姓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空间。
偷车贼可恨，建议有关部门，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在盗车多发点，放些装有GPS的摩托车，便衣警察隐蔽监视，盗车贼一旦偷此车，卫星定位啊，往哪跑？即可来个人赃并获。与其像以往那样，等群众报案，再去侦查，破案率低，还不如采用这种引蛇出洞的主动出击！引蛇出洞，是对付万恶的盗车贼最好的方法。抓住盗车贼，顺藤摸瓜，还会捣毁一个又一个盗车、销赃的犯罪团伙！法律上加大对偷车贼判刑期，让这些可恶的盗车贼长期关在监狱里，就是其最好的归宿！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减少车辆被盗案件的发生！还市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才是宜居城市重要的构成部分。
主修侦查专业的东西，如侦查总论，经济犯罪侦查，犯罪心理学，射击，犯罪现场勘查，侦查策略，刑事影相等。毕业以后一般在公安机关工作，一般应该是干刑警，破刑事案子，但也不一定，服从组织吧。如果是刑警，那肯定会跟犯罪分子接触的了。不明白再补充提问吧 机会应该不会很多，技术侦查主要是勘察现场之类的工作，应该不经常直接接触犯罪分子。
主要学习相关的法定侦查程序、侦查技巧、侦查思路，让学员知道当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一步步怎么办案。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约150篇/年左右，其中核心期刊约40篇/年；有省部级项目15项，横向课题8项；校级课题8项；年开展学术讲座20次以上；积极组织学院教师到国内外进修。
讲学、考察；每年均面向公检法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培训班；协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有多位教师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任职。他们在说有趣而神秘的课程（图为司法鉴定中心的实验课程）刑侦学院的法医学。
现场勘查、物证技术等各种有趣而神秘的学科向来是其他学院的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刑侦所开的公选课往往“人满为患”，因此每次选刑侦学院所开的公选课被踢的风险总是很高，但是每当选课的时候仍然会有很多的同学会选择刑侦学院所开的公选课。
即使被踢也无所谓。而且刑侦学子总是去上课的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其他学院的同学来说更是神秘，校内流传着不少关于那里的传说。他们在说本科生的学术（图为学生科研小组的学术成果）作为西政唯一的工学专业。
刑侦学院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本科生物证技术创新团队成立四年来专注于纳米技术在潜指印显现中的应用。虽身处文科院校，团队在老师的指导下，先后完成我校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项，申请了四项国家专利。
于《BulletinoftheChemicalSocietyofJapan》、《刑事技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报》发表公开学术论文4篇，在“挑战杯”竞赛中获得省部级奖项三项。相关的学术研究开阔了新一代刑侦人的视野。使高速发展的纳米技术更好地应用于法庭科学领域。
这要看了，如果你是高等院校的刑侦专业，毕业后未必技能当上警察，你还要考地方公务员考。如果你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的警校培训，那么出来后基本就是干这个活了，但是刚毕业可能要做2~3年基层 哦，你说的电视里那个是刑侦，你是技侦，有点区别的。
公安局各警种都可以。至于抓人办案什么的，那就看你在什么警种了！刑警、禁毒、治安、派出所等都是直接接触犯罪的。想去法院检察院也可以，参加两院的考试！我想说一句，看你的提问你应该不是刑警学院的。如果你是高中生想去这个学校的话，就算了，怕死，丢我们警校生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