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百度索取别人论文!余姚人草此
在清朝的时期，他们会先对一些内容进行考证，然后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个总结和归礼，然后再推广到其他的世界当中，这种文学在当时非常受欢迎，而且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发展了起来。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读音：jiàokān 释义：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 另为宋代校订宫中藏书的官名。校勘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澈学，它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华伪、辑佚等内容，今谓之文献学。因广义校勘界定不明，今己不用，成为历史名词。现代所谓校勘学，即狭义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的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问。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
校勘学是一门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其讹误，力求接近原文真相的学问。或称为「校雠学」。古典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版本上会出现许多差异，所以需要校勘。
勘验、校正的意思
一般写论文检索文献是第一步，你学习文献学就可以让你很好的检索文献整理文献。我之前在汉斯出版社的公众号上看到了有关参考文献的文章，你也可以看看
简单的说文献学一可以帮助认识文献，如文献的类型、特征等；二可以提供文献检索的资源，如目录学；三可以认识到文献利用过程中的问题，如书籍的版本、校勘等
文献学是一门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的综合性学科。开展文献学研究，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利用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通过对文献类型的研究，可以更科学地对文献群加以划分，从而提高文献管理水平；通过对文献流的研究，便于科学地建设和发展图书馆馆藏和开展整体化的文献资源建设，提高文献收集水平；通过专科文献学的研究，有益于对各学科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古典文献学应该算是文学类或是中文类，抑或汉语言文学。它包括的东西很多。它是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文献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包括古典文学文献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音韵学、训诂学古文献的校勘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曾经被称为校雠学。只有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此专业。主要研究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同时研究文献的载体、辑佚、辨伪、注释、检索、出土等相关问题。就业方向：图书馆古籍整理部、出版社、高校教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工作现在，一般学校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这一专业。
研究古典文献的
与医学有关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广义上包括一切有关信息的记录，狭义上指用于流通的资料。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和知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用不同的符号和文字，记录在甲骨、金石、竹木、皮革、帛纸等载体上，是为文献。记录手段有刀刻、笔写、印刷等等。医学文献古已有之。现知世界最古老的医学文献之一为古埃及写在纸草上的埃伯斯纸草文稿。这是约在公元前1550年的医学著作，收录巫医处方及民间偏方700个，并颇精确地描述了心脏、血管，认为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此纸草文于1873年由德国埃及学家GM埃伯斯收集到，故名。最早的医学文献只有抄本，主要为个人自用。以后随印刷术的发展公开出版物日渐增多。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书籍为文献的主要形式。现在又有了新的非纸载体，如胶片、磁性材料（录音、录相带、电子计算机用磁盘、磁带等）及激光光盘等。但这些新材料还有一定局限性，所以书籍仍处于文献的主要位置。概括地说，凡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物质载体都是文献。随着时代的进展，人类知识急剧增加，文献也逐渐分门别类，由记载一般知识的非专业文献逐渐发展为记载专门知识的专业文献。专门记载医学知识的文献则为医学文献。现代科学技术进展迅速，互相渗透，在医学领域形成了很多分支学科，医学文献的数量逐年以指数级增长，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每年出版生物医学杂志两万余种，到2000年可达 25000种以上。医学文献记载着前人和当代人有关医学的大量实践经验和理论，因此是医务人员及其有关工作人员时刻离不开的知识宝库。不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是交流经验，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