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是以作者本人的工作经验、观察或实际科研成果为依据而创作的具有一定发明创造或一些新见解的文献。一般包括，期刊论文、专著、科技报告、专利说明、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技术标准等。 2) 二次文献，是对一定范围、时间或类型的大量一次文献按其特征收集整理、压缩、加工，并按一定顺序组织编排、用于检索查找利用这些文献而编制的文献。如书目、索引、文摘、题录、简介等。 3) 三次文献，是在充分利用二次文献的基础上对一次文献做出系统整理和概括的论述，并加以分析综合编写而成的概括性文献。如综述研究：专题述评、总结报告、动态综述、进展通讯、信息预测、未来展望等；参考工具书：年鉴、手册、百科全书。词典。大全等；文献指南：专科文献指南、索引与文摘、服务目录、工具书目录等 4) 零次文献，指未经正式发表或未进入社会交流的最原始的文献。如：私人笔记、设计草图、实验记录、文章草稿、发言稿、会议记录、书信以及各种内部档案等
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属于一次文献；大部分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属于一次文献。目录、题录、文摘、索引属于二次文献。专著、综述、百科全书、标准文献、产品样本属于三次文献。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中的综述性文章属于三次。学位论文中有一小部分是综述性的论文，也属于三次文献。
汉语语法研究，始于《马氏文通》（1898年）。 它认识到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但其语言研究有西方化的结果。 汉语语法学史家有很高的自觉性，研究过程中非常注重分期。起初，分期往往涉及历史背景，如胡附、文炼以《马氏文通》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为界将汉语语法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后来，开始注重按照研究性质进行分期， 如龚千炎的分期是：“酝酿·萌芽”、“草创·模仿”、“探索·革新”、“发展·繁荣”； 而邵敬敏进一步提出了分期的三原则： 1、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革新；2、 社会变革的影响；3、语法研究本身呈现的特点。并根据这三条原则，提出了他的分期： 1． 草创（1898-1936）：以《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为其内部两个阶段的划界标志； 2． 探索（1936-1949）：以《中国文法学初探》为界； 3． 描写（1949-1976）：以《北京口语语法》的发表为标志； 4． 创新（1976-今）：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为标志。
词、语——两大的部分词——基本词、一般词语——熟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
项羽论 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由一个下相的“不学”小儿，由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走向死亡。今天，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与影视戏剧作品中，项羽依旧叱咤风云、鲜活驰走，我们为这个悲剧化了的英雄人物怜惜愤慨、喟叹诅咒。或然，我们仍旧只是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金戈铁马，英雄与蚁民无异的时代。 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1〕，“而司马迁就是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少有伟大历史家”〔2〕，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和勇敢大无畏精神刻画评析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史记》体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这十二本纪记载对象多为帝王。项羽并没有完成帝业，但司马迁能够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了在秦末汉初这阶段历史中，是项羽支配着当时的政权与时局，“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3〕，可见司马迁是正确地分析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与时代推进作用的，正如清代郭嵩焘在《史记札记·卷一》中指出：“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4〕。创作于汉王朝鼎盛时期的《史记》，并不受封建统治者“成王败寇”观点所局限，并不因项羽的失败而降低甚至否定其历史功绩，可以看出司马迁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同时，司马迁在肯定并赞扬项羽在亡秦中地位与作用时，也辨证指斥了项羽妄图凭一己之私智和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另外，对项羽的自我开脱自以为是更是严加批判，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天命观，强力评曰“岂不谬哉”，指出其失败原因在人不在天，悲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缺陷。 司马迁是热爱项羽的，尚奇的个性爱好和敏感多想象的心理特征让他深深被项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吸引住，他甚至不愿在《项羽本纪》中暴露这个已逝去的英雄太多的缺憾。于是往往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以其他人物的立场和口吻对项羽加以评述，如《高祖本纪》中“汉王数项羽罪十”，中间严斥项羽背恩负义，弑义帝而自立，残暴无情，屠城害民等事情；而在汉初大臣陈平、韩信等人的传记中，更是直接对项羽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加以评价，指出他性格的矛盾，不善用人等缺点，往往议论中肯，褒扬分明。 在项羽形象塑造上，司马迁更是“全神付之”，每时每刻都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用自己最杰出的艺术才华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和有关人物事迹除了集中在《项羽本纪》外，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多有涉及，从《高祖本纪》到《樊郦滕灌列传》，关涉篇章十余篇，这些篇章对《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加以补充完善丰满。这种旁见侧出的记叙方式，不仅加强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鲜活性，更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特征逼真而又清晰。亡秦三年，楚汉争战四年，仅楚汉大战七十余次，小战四十余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简单交代小战情况，而用力写了三次大的战况：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个事件不仅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楚汉之际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正如郑板桥言道：“《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有此数段耳”〔5〕。项羽一生成败变化与个性全随此三件事而出，当然这三件大事时间上的绵长性与空间上紧凑性所形成张力，也强化了项羽这个威武人物的高峙感和仓促之间“卒亡其国”的悲剧感。司马迁在选取事例表现项羽性格和开展故事叙述上，着重于对传奇性情节的追求，例如项羽“重瞳子”，“力能扛鼎”，以及见秦始皇游江南而发的感慨“彼可取而代之”，还有对他不学书等细节的详加刻画，还有在彭城、成皋、荥阳等战役中对项羽英雄事迹的刻画都增添了人物个性。此外项羽在败亡途中作的《垓下歌》以及和乌江亭长对白等细节都过分离奇，甚至可能为杜撰，但却让后人深信不疑，也大大增加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魅力。 在表现项羽的性格上，太史公更是喜欢用对比手法表现，如巨鹿之战前，项羽的勇者无惧，宋义的胆小慎微；巨鹿之战后，项羽与刘邦对比，更是不断并反复出现。在项羽的自身个性对比上，司马迁也是用不同笔调加以渲染，时而言语呕呕，时而叱咤喑呜。垓下围中项羽所作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完全是项羽本人经历和他面对失败的心路写照，“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6〕，从中可以看出项羽在战场勇猛杀人如麻以外深情至切的另外一面。这种多面烘托，多维透视手法使得项羽这个人可谓霸者与情者形象具备，丰满多姿，这也是千百年来项羽受人关爱与敬仰的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项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有血有肉具备了多重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从一开始，太史公都是从悲剧角度写项羽，整个《项羽本纪》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英雄不可一世，英雄顶天立地，英雄叱咤风云，英雄又在瞬间走向死亡。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极力描写，与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无关至。因李陵案而蒙受宫刑之辱而更加发奋撰写《史记》，内心忧愤而苦痛，即使在《孝武本纪》中也毫不隐讳汉武帝晚年荒唐。而司马迁写项羽至死不渡江，至死不投降，不如说在写自己那颗高傲而顽强，甚至伤痛透底的心，所以他对项羽的“天之亡我”大加批判，对其因不愿蒙羞而自杀充满同情和佩服。 感谢司马迁，他让项羽散发无穷魅力；感谢项羽，他为司马迁增添了无限光辉和后世人对他的无限景仰。 二、项羽悲剧的演绎 在整部《史记》中，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刻画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悲剧人物一百多个〔7〕，而项羽的悲剧独特却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他更多是一个由自身个性等原因一步步走向绝路的悲剧人物。强烈的悲剧特质在于他本不具备超人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却走上了时代的领军者之席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追求与号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和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8〕。项羽是可悲的，他无法改进自身根深蒂固的普通人缺陷，仓促而不知所措地被卷入时代和历史的大抉择中，他甚至象一个小丑一样有着可笑笨拙的举止，更可悲更让我们无法安坐的，他却是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甚至顽强地要完成和完成过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至死都不改变。 （一）时代车轮的助推者和阻挡者 项羽出身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灭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其叔父项梁为初期反秦盟军首领。项羽的童年生活在楚渐亡秦日盛并逐步统治全国的时期。家与国的苦难，带给项羽的是对秦国统治者的深深仇恨。他仿佛生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翻秦朝。在《项羽本纪》中，“苦秦”“亡秦”等词反复出现，而当项羽对宋义坐兵不救赵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蔽之承！ 对于当时整个时局形势，项羽的议论分析简要精辟，指明当时秦军实力强大，反秦军队内部急需相互团结统一阵营。项羽把矛头直接指向反秦盟军最高首领宋义，对他不顾反秦大局，畏葸不前严加呵斥。可见，在反秦这一目标上，年轻的项羽具有成熟大气的时局观，加上军事策略和个人雄武力量，他取宋义而代之，最后取得了巨鹿这场以少胜多关键胜利，并一步一步走上反秦盟军首领位置。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鸿门一宴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整个反秦盟军的领导权。当时人民对和平呼喊着，时代也希望统一，但是骨子里流着楚国贵族的血液的项羽，只是希望回到楚庄王当年问鼎中原，趾高气扬的时代，希望能再次象楚王那样得到 “列国从长”的地位，并希望长期维持这种在分封割据中己为大的状态。他分封诸反秦将领，自立为西楚霸王，并远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的关中要地，而以地远偏僻，物质相对匮乏的彭城为都城，只为一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可以说在亡秦斗争中的项羽，目标准确而单一，符合整个时代乃至人民心声，但在推翻秦王朝后，他目光短浅，甚至在政治上妄国恢复到以前春秋战国互为攻伐的状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一点看，项羽后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只能在历史潮流中苦苦挣扎，走向灭亡。这种现实的真实残酷性和理想的谬误性必然形成凝重而深度的悲剧张力。 （二）性格上分化对立的矛盾体 除了在时代潮流上前期顺应后期无法跟进外，项羽的悲剧更多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的悲剧。在性格上项羽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分裂矛盾体。他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从举事吴中开始项羽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定陶”，“拔襄阳”，“斩李由”，“杀宋义”，“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东救齐地，西破章邯，而在巨鹿一战中，更是置生死不顾，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取得关键性胜利，“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气概可谓雄伟英武。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从诛杀义帝开始，项羽就很少听清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为斩杀；在分封诸王时，项羽从个人感情出发，特殊对待跟自己亲近的人，树立了不少政治上的敌人。同为反秦功臣的陈馀就说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恶地”〔9〕；在对待贤能上，项羽不能选贤举能，相反，大量使用亲属也降低了其军队效能，“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10〕，比如对项伯这一可谓 “奸细”式人物过分纵容直接导致了鸿门政治斗争的失利。而刘邦手下的几员军事大将经纬之才如韩信陈平等都曾经是项羽的手下，因为得不到项羽重用而投奔刘邦；至于在功爵上，项羽更是有着深刻的贪恋近乎达到变态，“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92;敝，忍不能予”〔11〕，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保持人才的不流失呢？政治上怎能取得成功呢？ 同时，恭敬慈爱仁者之心和坑卒屠城暴者之心也集于他一身。每每攻城拔地后，对于投降士卒，项羽往往残害坑杀：新安城一役后，项羽坑杀秦投降士兵二十余万；攻破咸阳，却是因兵西屠，烧杀掠夺，素为后世文人与史学家诟病。但是，他又能以一个仁者一样的心对待周围的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12〕，“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13〕；他不杀刘邦，也不杀父亲和妻儿；在垓下之围中，更是悲歌辞美人，意气慷慨；在乌江畔，他马赠亭长，情调悲凉，自刎而死，为仇者成“德”。 另外，他率直爽朗，坦荡淳朴，以诚待人。在攻占外黄城后，他听取了外黄城十二三岁小孩子关于收取民心的建议；鸿门宴上，几次不愿听从手下谋士范增的建议用计谋杀死刘邦；对樊哙的“闯宴”大度且容忍，只是因为欣赏樊哙的英武气质；甚至在宴席上口无遮拦毫无心计的将曹无伤的告密告诉给了刘邦；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努力维持。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城府，不施诡计的人，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斩杀宋义谎称乃奉帝命；先放逐义帝，然后阴谋派人刺杀；中陈平离间之计，对大将钟离眜失去信任并把其推向敌对面；甚至是自己最为尊重和亲近的最后唯一的谋士“亚父”范增也因为项羽自己的多疑而夺其权。 可以说项羽性格是多异性和矛盾性的，“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从心学性理，犁然有当”〔14〕。可以看出项羽性格上优势突出又带有很强的缺陷，实则是他自身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表现为主观心理的不成熟，并且象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失调或失控而爆发出来，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悲剧的无可避免。 （三）军事能力上巨人化和政治图谋上侏儒化的畸形儿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是二十四岁的项羽。生活在以暴乱和勇决为名的吴中之地，项羽就以魁梧英武的外形给当地人以震撼力。在首次起兵中项羽紧跟项梁其后，一声令下，拔剑斩守头，“府中皆慑伏，莫敢起”。在整个攻秦战争中，项羽总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实际上在整个攻秦大军中，项羽领导的军队应付了来自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巨鹿之战中的章邯部和关中的子婴部。至于在楚汉争雄中，项羽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过刘邦，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予一切阻挡者以摧枯拉朽的打击，他崇尚武力，在广武与汉军对决时，对刘邦说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些话除能看出项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恋和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希望用个人武力支配杠杆天下外，更多的则是项羽个人性格的缺陷和对政治的无知。从前文的分析看，项羽并非完全没有政治的图谋：他矫杀宋义，放逐义帝，不断对刘邦的势力加以限制将其控制在关中地方，并分封诸侯王让他们相互势力牵制。然而项羽的政治眼光在亡秦之后变得异常浅短和无力，他主张回到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成就象楚庄王一样的霸业，于是他错过了多次消除竞争对手刘邦的机会，他反复贻误战机和统一全国的良机，在被刘邦等人苦苦逼出的楚汉之争中迷失步伐，象一个浑身有力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巨人一样自我戕害，或者天真幼稚地对着满脑子主意和诡计的对手来一句——我们单挑吧。 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郡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时，不知汉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自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15〕 宋代的黄震可谓一语中的，看出了项羽根本就没有建立王朝的雄心壮志，必然会在楚汉的交战中失利。“楚灭无英图，汉兴得成功”〔16〕。项羽这种在军事实力上过分强大导致的是武力视野膨胀，而政治图谋的短见化导致的是政治主张上的侏儒化，同时，武力视野的膨胀也不断对政治视野加以限制使得后者更为狭窄乃至荫蔽。二者相互交错，加深着项羽的悲剧，让人同情好笑或者厌恶。 （四）“道德”范畴束缚与超越中的挣扎者 “道德”，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以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17〕。 在《中国文明史》中，启良先生认为楚汉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争斗，即为项羽所代表的南方楚文化——尚力不尚德和刘邦代表的中原儒文化——尚德不尚力的对决，在德与力的交锋中，有德无力的刘邦战胜了有力无德的项羽〔18〕。但是，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中，道德已经不再是追求正义厌倦巧言令色的标准，也不再是谁正确谁错误的分化，道德已经扭曲，成了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博取个人名利的幌子，成了阴险狡诈，虚与委蛇的代名词。在这一点上，两千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场争斗，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在仁义，民心向背，礼贤下士背后残忍的虚假道德之争：看谁能不受表面道德的限制，能更残忍，更超越和出离道德之外，甚至能拿起道德这把利剑刺伤直至斩落对手于马下。 ——很显然，项羽是个失败者。 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刘邦，并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在泗水亭长一职上养成的是贪财好色，嗜酒，不事家产的低俗作风，他处处表现为小市民甚至痞子的嘴脸：不持一钱，却名义上以“贺万钱”进谒吕公；在逃亡中多次推女儿儿子下车以减轻车子重量为了自己脱逃更快；在项羽扬言要“烹尔太翁”时，置老父性命于不顾，还要“分一杯羹”，他多次侮辱手下的儒生即使登基后还做过往儒生帽子撒尿的事。在与项羽争天下的过程中，他经常是出尔反尔，败则逃，逃则求和，稍有喘息则又开始暗中谋划军事行动；在广武对决时，明明被项羽射中心口，却假装射中脚跟；为了更好逃跑他带出全城人甚至让女人穿了士兵的衣服给他做掩护……刘邦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流氓痞子，在他身上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粗俗流氓血液。但是，也正是这种痞子气质和圆滑城府深刻的性格，让他在当时整个拘泥于道德限制和表面意义上的“美名良行”的时代大气候下的政治争斗中，能够放开手脚，不受限制，表现出机敏灵活，能屈能伸的举大业者潜质：他进入关中即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与民约法三章，本来好色贪财的他竟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秦重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19〕，在鸿门宴时先对项伯大套近乎，表明诚意，争取机会，然后在宴会上小心谨慎，恭敬礼让，但是即使在窝囊苟且的兵败逃生时候，刘邦也没有放弃过夺取江山的念头。在每一次关键的时刻，刘邦都能克制住自己的原始欲念，不断规检自己，积极听取手下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完成自己王天下的霸业。 我们再来看看生于楚世家的项羽，他深受楚地楚风影响，楚文化的熏陶使他在道德理解上表现出对美好名声，讲信用和保持个体的完美和独立性的追求。项羽定都彭城，只是因为“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他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因为讲求信义，他吝惜官位，对名誉有着变态的追求。然而环境的巨大反差，在绞尽脑汁的争权夺利中，项羽一直在对道德的抛弃和拥护中矛盾不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 “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为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从这段话中，可以一窥当时项羽复杂矛盾的心情。打算自己成为称王而要先王诸将相，要居功，先要夸奖诸将相，对义帝怀恨在心却又分地王之。在只需要捅穿一层纸的羞涩道义面前，年轻气盛的项羽偏要顾及信用，名誉，顾及周围人的看法和口舌。尽管自己实力强大并且功劳最大， 却因怀王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一条款而内心不安，处处束手束脚，在鸿门宴上被樊哙言明而失掉消去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争斗上，他更是处处招到刘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广武对决中刘邦所公布的项羽十大罪状，其中诚然不无罗列编织之嫌，但是刘邦紧紧抓住的是项羽暴虐屠城，阴弑义帝，分封不公等不仁不义，有失良信的道德小辫子。 可以说，项羽一方面希望在诸侯军和周围人中间建立起德者的榜样和模范，一方面又不得不随时破坏这种榜样和模范，甚至不断接受来自刘邦等诸侯王的道德讨伐和嘲笑，他内心深处的敏感又让他深深厌恶这种嘲弄和针砭，他自身的素质和性格上的缺陷让他无法成为象舜、禹、周文王那样的有德名君，甚至不能象他的对手刘邦那样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痞子。他只能在被别人和自身编织的道德圈套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最终，超越道德名义的无道德者刘邦战胜了苦苦拘泥于道德的项羽。早在他们之前的庄子早就一眼看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20〕的道德不公平现象，而历史和时代的走向并不会因为过小的细节做更多的眷顾和停留，它们更多的是偏向那些出离道德之外，置道德不顾的人们。至于在道德底线和仁义礼信中苦苦挣扎的项羽，最后在乌江畔为了保全过度急剧的自尊，信誉，“吾为若德”，死于自手。我们只能说他的死是可悲的，至于他究竟是有真道德的殉道主义者还是个崇力无德者，无需过多考虑。 台湾学者柯庆明这样指出悲剧英雄的性情，“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绝对强烈的自我塑造，自我完成的渴求与意志”〔21〕。无论是从时代角度，项羽自身的性格矛盾或者在道德中的挣扎，项羽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可谓是“兴之暴”，美好而风光的，他终身所追求的美好名气和信誉在他的冥顽不灵，近乎固执和狂妄自我为尊的性格中也并为丧失，他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即使这种人生和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他甘愿且付出努力。只是当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无法进行下去，甚至为此要遭受名誉或者心理上折磨和损失时，他才会匆匆选择死亡而不是苟活人世。 三、乌江自刎的千年回响 千百年来，项羽的故事仍在流传回响，并不断被演绎开去。在这个昔日威武英雄最后哀歌低泣，辞别美人，这个让人心目中跌宕起伏的经典画面在那一刻被定格，项羽的悲剧也达到最高点。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赋予这些词语更广阔的含义，是因为司马迁刻画的淋漓尽致和多情多思，精彩而悲壮。 我们看到项羽离别了佳人，麾下从者百余人，溃围南出，误陷大泽，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我们从项羽的语气和话语内容中看到的是他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近乎迷恋，充满了霸者骄傲的神采和雄姿，也是对于败北穷途的蔑视与不以为然，可谓快人，快语，快心，只求快战以解心中郁闷。在这里，项羽还并未抱定去死的决心，他仍希望能突围出去，但是舣船而待的乌江亭长的一番话，竟令他不知所从，只求一死无愧于心。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无数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场惊心动魄的对白是为真实还是太史公尚奇心理下的虚托之作，但是，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诚心的亭长还是心中复杂不安的楚霸王，二者神情自然，语言符合自身身份。 但是这些仍旧留给了后世人无尽的猜测遐想和费劲心机的推测求证。《史记菁华录》中就这样评析项羽的“我何为渡”：“项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观其溃脱？岂不欲脱？迨闻亭长之言又不肯上其一叶之舟，既又赐以爱马慰遗之，粗糙爽直，良可爱也”〔22〕。评析中除点明了项羽性格上直爽憨厚可爱外，最重要的是指明了项羽自杀原因是毫无生机，并非真正的有渡不渡，“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前有田父诈为指路，导致陷入大泽，如今亭长又岂非刘邦预先安排的伏军？脱离十面埋伏，一路惶恐急走，误入大泽，又陷入自身心理之圈套，不予讲明是因内心对美好名声，对贵族之气的自尊维护罢了。而现代《史记》研究学者则认为此情节可能出自司马迁艺术虚构。尊奉“尚耻”精神的司马迁给败途中的英雄增添了这样一则对白，恳切而真诚地写出末路英雄的心声，于过往的回顾，于尊严的维护，于耻辱的对抗，于死的义无返顾。这种理由也可说是不无道理的。 不管司马迁当时是虚构还是真实描写以及处于何种情况下而写了抗渡情节，太史公始料未及的是后世对于项羽的“渡与不渡”“王与不王”更多谈论和话语以及这些议论背后的种种态度，引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心理纷争。 （一）“渡”与“王” 唐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诗中这样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亦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23〕 一生游走南北的杜牧，在诗中表达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楚霸王是能包羞忍耻的男子汉，何况战场纷争胜败无法预期并非一场定生死，项羽应该败而不挠，立足江东，卷土重来，他的诗句中是深深的惋惜和哀痛之情。这种希望项羽渡江而卷土重来争王的态度深层次的反映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忍耻精神”，“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更大利益更大灾祸面前，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就明显的表现出为了某一更有价值更有利益的目标，而宁愿忍受，遭遇在获得更高利益过程中的苦痛创伤，甚至会舍弃与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小利益、小享受的诱惑。 千百年来，无数的道德家们如此，无数的政治家们如此，被他们教育并影响着的民众也是如此，“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形而上之，这种对于羞耻为首人生挫折的包容，对于小恩小惠人生享受拒绝的忍态度，指引出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并生生不息的坚强弘毅精神。 最后，透过杜牧的《题乌江亭》诗看项羽，我们会惊奇的看到本文中提及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司马迁和刘邦。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渡过了乌江的项羽。司马迁和刘邦，都曾遭受过自己人生的“乌江”口岸：司马迁推崇尚耻精神认为“垢莫大于宫刑”〔24〕，却遭受最为可耻的宫刑；而刘邦一生也是曲折坎坷。但他们二者都能在更大价值追求上（司马迁撰写《史记》，刘邦王天下），忍住受心灵和生理的创伤，安全渡过了“乌江”口岸。所不同的是在跨越乌江的过程
语法问题 语法意义是语法的内容,其实质是语义关系。语法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虚词、词类、结构都能用语义关系来解释。虚词只是语义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词类不过是对词按语法意义进行的一种分类。结构是词语组合去掉词汇意义后剩下的语义关系框架。语法实质是语义关系的观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语的语法特点,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法学。 研读古籍应该具备一些古汉语语法知识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大家如果能够多了解传统文化，继承其中优良的遗产，进而了解我国先民为世界文明所作的许多贡献，就必定能够建立国人的自信心与荣誉感，加强民族的凝聚力量。如何方能达致上述的目标？我认为通过古籍研读是一种必要而且是有效的途径。古籍是用古代汉语书写成的，它不同于今语，语音、语义、词汇和现代汉语都有许多差异，在阅读上产生了一定的难度，所以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古代汉语知识，如识其文字、晓其音韵、通其训诂、明其语法，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和民情风俗等等。本文拟就其中的语法部分，略加申论。我们在阅读古籍时，有时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一篇文章摆在眼前，大部分的字也都认识，可是就是不懂它的意思。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是两点：一是词汇，一是语法。关于词汇可以检查各种工具书，大致上能够解决；倒是语法，需要在平时就具备一定基础，若是临时抱佛脚，那真有无从下手之感。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1)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左传．僖公四年》) (2) 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同上》) 例 (1) 中的 "寡人是征"、"寡人是问" 和例 (2) 中的 "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 四句中都有一个 "是" 字，句法结构也完全一致，如果把它们作同样的了解，那是大错特错的。例 (1) 中两个 "是" 字是指示代词，意思是 "这个"，在结构上是 "征" 和 "问" 的前置宾语，"寡人是问" 是 "寡人责问这个" 的意思 ( "征" 与 "问" 同意 ) 。例 (2) 中的两个 "是" 字是结构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只是个宾语提前的标志， "岂不谷是为" 就是 "岂为不谷"，"先君之好是继" 就是 "继先君之好"。如果不在语法上把它们弄清楚，不是看不懂原文，就是可能会错了意思。如《论衡．问孔》： "末如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这两个句子没有一个字不认识，要解释的话也只有"末"是无指代词，作"没有地方"讲， "如" 作 "去" 讲，"巳" 是 "罢了" ，"公山氏" 是 "公山弗扰" ，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但句子还是看不懂，问题出在两个 "之" 字上。这在语法上看，也是个宾语前置的句子，前一个 "之" 字是结助词，无义，后一个 "之" 字是动词，作 "往" 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就是 "何必之公山氏也" ，全文的意思是 "没有地方去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 语法的问题一弄清楚，文意也就自然明白了。又如： 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 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汉书．匈奴传》 颜师古对于最后一句的注解是："言我必于汉生患。" 意思还是不大清楚。其实这是一个主语和谓语前后次序颠倒的句子，中行说这个人本来不愿意到匈奴去，朝廷强迫他，所以气愤地说："为汉患者，必我也。" 因为强调 "我"，就把谓语提前了。 古代汉语语法是讲解古代汉语词语和句子的构造种种规则的，是了解古代汉语的利器，是学习古籍的津梁，在研读古籍时，掌握必要的古代汉语语法知识，那是一定的。下面提出三点来讨论，藉以显示具备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对于了解古籍的重要性。 一 词类与句子成分的非对应关系 古代汉语词类基本上可以分为名词、代词、形容词、数量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叹词、应答词等十二类，句子成分则有主语和谓语、述语和宾语、定语及其中心语、状语及其中心语、补语及其中心语等五组。各种词类在句子里虽然基本上也有一定的功能，作某种句子成分；但词类和句子成分并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某种词类一定作某种句子成分而不能作其它的句子成分，它们是灵活的，一种词类除了基本上作某种句子成分，往往也有其它的功能，这在阅读古典文献时要细细体会分别。 名词在句子里经常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这是它的基本功能。比较特别的是还可以用做状语，例如： (1) 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2) 秦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史记•始皇本纪》) 例(1)中的"人"和例(2)中的"蚕"都是名词作状语，用来形容动词"立"和"啼"，这是一种比喻的表示，拿用做状语的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的行动特征，来描绘动词所表示的行动的方式或状态。"人立"是说"像人站立似的站着"，"蚕食"是说"像蚕食桑叶似的慢慢侵略"。 (3) 彼秦者……虏使其民。(《战国策•赵策》) (4) 今而后君之犬马畜伋。(《孟子•万章下》)例(3)中的"虏"和例(4)中的"犬马"也都是名词作状语，用来形容动词"使"和"畜"，这是用来表示对人的态度，把动词宾语所代表的人，当做用作状语的那个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来对待。"虏使其民"是说"像使用奴隶那样使用他的人民"，"犬马畜伋"是说"像畜养犬马般的对待伋"。 (5) 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 (6)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柳宗元（黔之驴）) 例(5)中的"法"和例(6)中的"船"也都是名词作状语，用来形容动词"斩"和"载"，指出动词所表示动作的依据或工具。"法皆斩"是说"依据法律，都应当斩首"，"船载以入"是说"用船载运进来"。 名词的特殊用法，除了用作状语，还可以活用为动词作句子的谓语，例如： (1) 许子冠乎？(《孟子•滕文公上》) (2) 左右欲刃相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冠"在这里是"戴帽"的意思，"刃"是"刺杀"的意思，本来都是名词，但都活用为动词作句子中谓语的中心词了。 名词不但可以活用为动词作谓语，它还可以作述语，后面直接带宾语，例如： (3)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诗经•邶风•北风》) (4) 乃使其从者衣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 乘势，则哀公臣仲尼。(《韩非子•五蠹》) (6)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胡诠（上高宗封事）) 例(3)的"雨"是"降"的意思，例(4)的"衣"是"穿"的意思，本来都是名词，在这里用作支配性的述语，对后面的宾语产生支配作用。例(5)的"臣"和例(6)的"臣妾"、"刘豫"则是名词的使动用法，"臣仲尼"是"使仲尼为臣"，"臣妾我"、"刘豫我"是"使我为臣妾"、"使我为刘豫"。 其它的词类，譬如形容词最广泛的用途是用作定语，其次是作谓语和状语，这三者是形容词的主要功能；但除此而外，形容词也可以充当补语、主语、宾语和述语。动词最主要的语法功能是作句子的谓语，但也常用作定语、状语、补语，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我们如果能充分认识这些情况，对于了解古籍的文意一定大有帮助。二 句子结构的语序变化 和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句子的结构基本上也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述语在前，宾语在后；不过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它们的顺序也可以前后颠倒，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主语和谓语的次序颠倒，作用是为了强调谓语而把谓语移到主语前面去。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感叹句和疑问句中。例如： (1) 甚矣，吾衰也！(《论语•述而》) (2) 大哉，尧之为君也！(《孟子•公孙丑》) (3) 何哉，尔所谓达者？(《论语•颜渊》) (4) 谁与，哭者？(《礼记•檀弓》) 述语在前，宾语在后，这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但是下列几种情形，宾语的位置在述语之前。 (一) 在比较早的古代文献里，代词作宾语时，往往放在述语的前面。例如： (1) 惟我事，不贰适。(《尚书．多士》) (2)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诗经•小雅•节南山》) "惟我事"就是"惟事我"，"民具尔瞻"就是"民具瞻尔"。不过这种在一般句子里把代词宾语前置的语法结构，在周代巳经是一种残迹了，如下面的句子里也是代词作宾语，但是述宾的顺序并没有变动。 (3) 天惟畀矜尔。(《尚书•多士》) (4)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诗经•邶风•北风》) "矜尔"、"好我"的顺序都没有变动。这种宾语有时前置有时不前置的情形，读者应该有所了解。 (二) 在用"不、未、毋、莫"等否定词构成的否定句里，如果宾语是代词，这个代词宾语通常不放在述语之后，而放在述语之前。 (1)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诗经•郑风•褰裳》) (2)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 梁惠王上》) "子不我思"就是"子不思我"，"臣未之闻也"就是"臣未闻之也"，"之"指桓文之事。 (三) 在疑问句里，如果宾语是疑问代词，这个宾语也要放在述语的前面。例如： (1) 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传•成公三年》) (2) 孟尝君曰："客何好？"(《战国策•齐策四》) "又谁敢怨"是说"又敢怨谁"，"客何好"是问"客好何"，如果宾语不前置，反而不合乎古代汉语语法的实际情形了。 (四) 有时为了强调宾语，也把宾语提前，并且在提前了的宾语之后加结构助词"是"、"之"、"焉"、"斯"、"为"等字作为提前的标志。例如： (1)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左传•僖公五年》) (2)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3)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 (4)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尚书•金滕》) (5) 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 (《汉书•苏武传》) "将虢是灭"就是"将灭虢"，"宋何罪之有"就是"宋有何罪"，"晋郑是依"就是"依晋郑"，"则罪人斯得"就是"则得罪人"，"何以汝为见"就是"何以见汝"。在这些句子里，要知道"是"、"之"、"焉"、"斯"、"为"都没有意义，只是宾语提前的标志罢了定语的位置一般在定语中心语的前边，但有时为了强调、特出定语，或者定语比较长，为了行文方便，便把定语移到它的中心语的后边，而在中心语与定语之间及定语的末尾分别加结构助词"之"字和"者"字，作为定语后置的标志。例如： (1) 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 (《墨子•天志中》) (2)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杂说四）) "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就是"欲为仁义之君子"，"马之千里者"就是"千里马"。有时"之"字也可省略，如： (3) 求人可使报秦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 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例(3)是说"求可使报秦之人"，例(4)是说"天下趋势利之吏士"，皆把定语移到中心语的后边了。 三 述宾结构的多种语义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述宾结构里边的述语都是及物动词，对宾语产生支配作用。例如： (1) 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 (2) 魏安厘王攻赵救燕。(《韩非子•有度》) 例(1)中的"伐"是述语，"颛臾"是"伐"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所支配的对象；例(2)中的"攻"和"救"都是述语，"赵"和"燕"分别是"攻"和"救"这两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所支配的对象。这种支配性的述宾结构是很容易了解的。问题是有些述宾结构，表面上和支配性的述宾结构完全相同，但是述语和宾语并不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解释各有不同，我们如果不能分别清楚，了解它们的内部的语义结构，不是无法理解文意，就是误解了文意。例如： (3)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4) 求也退，故进之。(《论语．先进》) (5)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左传．隐公元年》) (6) 提弥明死之。(《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四例中的"见之"、"进之"、"誓之"、"死之" ，结构相同，都是由动词加宾语组成，但是它们的语义关系不同。"见之" 是 "见江东父老"，"进之" 是 "使之 (冉求) 进"，"誓之" 是 "对之 (姜氏) 誓"，"死之" 是 "为之 (赵盾) 死" 。如果在语法上弄不清楚这些差异，就是猜对意思，那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 使动用法 所谓"使动"就是"使宾语动"的意思。在一般叙述句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是由主语发出的，主语是动作的施行者，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但是在使动句中，动作不是由主语发出，而是主语使宾语发出，宾语才是动作的施行者。例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饮赵盾酒"，不能了解为"晋灵公饮赵盾的酒"，正确的意思是"晋灵公使赵盾饮酒"。饮酒的不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晋灵公，而是宾语所代表的人物赵盾。其它的例子如： (1) 外连横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斗诸侯"是"使诸侯斗"，"溅泪"、"惊心"是"使泪溅"、"使心惊"。使动用法的述宾结构和一般叙述句里及物动词带宾语在形式上没有两样，我们如何去区别呢？只能从语义上去了解。第一，一般及物动词宾语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承受者，而使动宾语是动作的施行者，并且是受主语的致使而发出动作。第二，使动用法可以转换成兼语式而意义不变。试比较以下三组例子： a1 武丁朝诸侯。(《孟子．公孙丑上》) a2 孟子将朝王。(《孟子．公孙丑下》) b1 欲因此降武。(《汉书．李广苏建传》) b2 涉间不降楚。(《史记．项羽本纪》) c1 宁许以负秦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c2 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列子．汤问》) 例a1"朝诸侯"中的"诸侯"不是"朝"这个动作的对象，而是动作的施行者，武丁是天子，不会去朝见诸侯，"武丁朝诸侯"是"武丁使诸侯来朝"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使动句，"朝"是一个使动动词。例a2"朝王"中的"王"是"朝"的对象，是"朝"这个动作的承受者，"孟子将朝王"不能理解为"孟子将使王来朝见"，孟子是平民，不可能叫王来朝见他，所以这是一般叙述句，"朝"是一个纯粹的及物动词。其它两组例子也是如此，b1是使动句，"降武"是"使苏武投降"，b2是一般叙述句，"降楚"是"投降楚"；c1是使动句，"负秦曲"是"使秦国承担理亏的责任"，c2是一般叙述句，"负二山"是"背走那二座山"。二) 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就是"主语认为(以为、觉得)宾语如何如何"。例如： (1) 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战国策．齐策四》) (2)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亦远矣，而耻学于师。(韩愈（师说）) "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不认为亟问和下学是羞耻"，"耻学于师"是"觉得向老师学习是耻辱"，述宾之间都不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是意动关系。 (三) 为动用法 所谓"为动"，就是述语所表示的动作，是为宾语而动的。这种用法可以理解为"介词'为'+宾+述"。为动用法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动用法，"为"字当"给(替)"讲，表示主语给(替)宾语施行某一行为。这种用法的宾语大多指人。例如： (1) 邴夏御齐侯。(《左传．成公二年》) (2) 叔孙太傅称说古今，以死争太子。(《史记．留侯世家》) 例(1)是说"邴夏替齐侯驾车"，例(2)是说"叔孙太傅以死为太子争"。 第二种用法，"为"字当"为了"讲，表示宾语是施行某一行动的目的或原因，宾语大都指事物。例如： (3)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庄子．骈拇》) (4)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 例(3)的"死名"是说"为名死"，例(4)的"死国"是说"为国死"。 (四) 对动用法所谓对动用法，是指述语对宾语含有"对着宾语怎么样"或"向着宾语怎么样"的意思。这种用法里的述语对宾语没有支配作用，宾语只是述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关联对象，可理解为"介词'对(向)'+宾+述"。例如： (1) 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2) 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战国策．齐策四》)例(1)的"泣臣"等于"对臣泣"，就是"对臣哭泣"。例(2)的"属孟尝君"等于"向孟尝君属"，就是"向孟尝君请托"。 (五) 供动用法 所谓供动用法，是说述语对宾语含有"主语供给宾语什么"的意思，可理解为"介词'与(给)'+宾+述"。例如： (1) 道之云远，我劳如何？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诗经．小雅．绵蛮》) (2) 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歠也。 (《国语．越语》) 例(1)的"饮之食之"，毛传说"渴则予之饮，饥则予之食"，正是供动的解释；例(2)的"无不哺也，无不歠也"，"哺"和"歠"下都省略了宾语"之"字，"哺之"、"歠之"也是"予之食"、"予之饮"的意思。(六) 待动用法 待动用法主要是名词活用为动词用作述语，与宾语构成一种待动关系的述宾短语。这种关系主要是表示主语对待宾语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也可以表示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宾语。例如： (1)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孟子．万章下》) (2) 扁鹊过秦，齐桓公客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师之"、"友之"、"客之"都是待动用法。 (七) 被动用法 这是充当述语的动词直接表示主语被动或使宾语被动的用法。又分为两种：一是主语不是述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主动者，而是被动者，反而宾语才是这个动作的主动者，这叫做"主被用法"；另一种是主语使宾语成为述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被动者，这叫做"使被用法"。这两种用法，在形式上和一般表示主动的没有不同，也就是说，它是以主动形式来表达被动的意义。这种主动形式而能表达出被动的意义，是以述语动词用作表示被动意义而形成的，和那些要依靠诸如"被"、"为"、"所"、"见"、"于"等表示被动意义的标志所构成的被动式不同。 1 主被用法 主被用法简单的说，就是主语是述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被动者，宾语却是这个动作的主动者的一种用法。这种句子可以理解为"主+被+宾+述"。例如： (1) 公朝国人。(《左传．定公八年》) (2)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李尧佐（章台柳传）) "公朝国人"是说"公被国人朝"，"攀折他人手"是说"(章台柳)被他人手攀折"。 2 使被用法 所谓使被用法，就是使宾语被动的一种用法。被动者不是主语，而是宾语。这是因为述语动词既表被动又带致使性造成的。如果对译成白话，宾语就成为一个使动式的兼语，兼语对它前头的动词而言，是动作的承受者，对后头的动词而言是一个被动者。使被用法是使动用法与被动用法的一种结合形式。例如： (1) 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左传．成公二年》) (2) 惠王死，武王立，左右乃恶张仪曰："仪事先王不忠。" (《战国策．齐策二》) 例(1)的五句都不能作一般的主动句了解，它们都是被动，意思是"使御叔被杀，使灵侯被弑，使夏南被戮，使孔仪被出，使陈国被灭"。例(2)的"恶张仪"是"使张仪被(秦武王)所憎恶"的意思。 为了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遗产，了解我国古代代社会的各种面貌，了解我国先民为世界文明所作的许多贡献，有必要学习古代典籍；同时古籍中使用的虽然是一种过去了的文体，但其中却含有许多具有生命力的成分，为了丰富现代汉语，学好现代汉语，也有必要研习古籍。在研习古籍时，古代汉语语法的知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入门的津梁，是必备的利器 （一）词类 汉语的词可以分为12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和代词是实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和叹词是虚词。 名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的实词。如："黄瓜、白菜、拖拉机、计算机"。 表示专用名称的叫做"专用名词"，如"云南、上海、李白、白居易"。表示抽象事物的名称的叫做"抽象名词"，如"范畴、思想、质量、品德、友谊、方法"。表示方位的叫做"方位名词"，如"上""下""左""右""前""后""中""东""西""南""北""前面""后边""东边""南面""中间"等。 动词：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有的动词表示一般的动作，?quot;来、去、说、走、跑、学习、起飞、审查、认识"等。有的动词表示心理活动，如"想、重视、注重、尊敬、了解、相信、佩服、惦念"等，这样的动词前面往往可以加上"很、十分"。有的动词表示能够、愿意这些意思，叫做"能愿动词"，它们是"能、要、应、肯、敢、得（dei）、能够、应该、应当、愿意、可以、可能、必须"，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在一般的动词前面，如"得去、能够做、可以考虑、愿意学习、应该说明、可能发展"。还有一些动词表示趋向，叫做"趋向动词"，如"来、去、上、下、进、出、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过来、过去、起?quot;，它们往往用在一般动词后面表示趋向，如"跳起来、走下去、抬上来、跑过去"。"是""有"也是动词，跟动词的用法一样。 形容词：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样式、性质等，如"多、少、高、胖、死板、奢侈、胆小、丑恶"。 数词：数词是表示事物数目的词。如"一、二、两、三、七、十、百、千、万、亿、半"。 量词：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汉语的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 。名量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又可以分为单位量词和度量量词。单位量词表示事物的单位，如"个、张、、只、支、本、台、架、辆、颗、株、头、间、把、扇、?quot;等；度量量词表示事物的度量，如"寸、尺、丈、斤、两、吨、升、斗、加仑、伏特、欧姆、立方米"。动量词表示动作的数量，用在动词前后表示动作的单位，如"次、下、回、趟、场"。 副词：副词总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做状语，如 "很、颇、极、十分、就、都、马上、立刻、曾经、居然、重新、不断"等。副词通常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如"就来、马上走、十分好、重新开始"，只有"很""极"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做补语，如"高兴得很、喜欢极了"。 介词：介词总是同其他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介词短语，做定语、状语和补语。如"把、从、向、朝、为、为了、往、于、比、被、在、对、以、通过、随着、作为"。 连词：连词可以连接词、短语、句子乃至段落。如"和、及、或者、或、又、既"。关联词语可以看成是连词，如"因为……所以、不但……而且、虽然……但是"。 助词：附加在词、短语、句子上起辅助作用的词。助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结构助词，它们是"的、地、得、所、似的"；一类是动态助词，它们是"着、了、过"；一类是语气助词，如"啊、吗、呢、吧、呐、呀、了、么、哇"。 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的词叫做叹词喂、哟、嗨、哼、哦、哎呀。叹词总是独立成句。 拟声词：这是模拟声音的词。如"呜、汪汪、轰隆、咯咯、沙沙沙、呼啦啦"。
语法我就知道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的书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