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叔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论文3000字到5000字左右过去还有更多的字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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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师外语教学的设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幼教改革的日益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必须具备走向世界，开展国际交 流、竞争、写作的能力。幼师的学生学习外语，既是对学生进行语言和文学素质的培养；又为今后工作的实际 运用储备能量。当前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外语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目前不少的幼儿园陆续开 设了外语课，由于缺少师资，只好到高校去找代教，以高薪聘用外语教师。这些教师不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特 点，教学内容、形式、方法不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和特点。由此可见，幼师开设外语课，为幼儿园提供外语师 资，寓外语教学于一日活动之中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目前学生的现状令人担忧。学生来自全省，外语水平相差悬殊。九三年以前招生时，报考幼师学校的 学生不要求参加外语考试，因此在初中阶段，想报考幼师的学生，在初二时就已经放弃外语学习，把主要精力 放在语文、数学上。九四年招生时，哈尔滨市内的报考幼师的学生要求参加外语考试，而外县、市的大部分地 区还与历年一样，没有参加外语考试，这部分考入幼师的学生，外语基础差，有的只认26个英语字母；一部分 考重点高中的学生落榜到幼师，这一小部分外语基础不错。这就形成了两极分化。所以在教学中，差的学生觉 得听不懂；好的学生认为学得太少，太慢。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学生对学习外语的兴趣来看，一部分基础好的学生认为外语是非常有用的，不论是自身的素质提高还是 今后的工作应用都有帮助，故表现积极，愿意学习。但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 有看清当前幼教改革的趋势，认识不到学习外语是势在必行，觉得学习外语毫无用处，与自己的专业联系不大 。加之幼师学校的外语没有统一的教材，所学的外语教材内容与学生今后工作关系不密切。这也是造成学生兴 趣不高，不愿学习的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如何进行外语教学，如何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呢？ 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问题，组织学生深入幼儿园，走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和方向 。 其次教学内容要贴近生活，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如互相问候、互相介绍、建议、提供帮助、请求帮助、表 达个人喜好等方面的日常用语，贴近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内容，使语言在不断地听、说、模仿、使用中丰富提 高，能使师生的心声在交际化的教学过程中产生共鸣，能形成教师教得起劲，学生学得高兴的教学氛围。 第三，突出幼师特点： 学生毕业后面向幼儿园，幼儿园外语主要是进行外语启蒙教育，培养幼儿对外语的兴趣，为将来入小学进一步打基础，初步形成幼儿听说外语的习性和能力，养成良好的"开口"习惯，及初步的听说交往、交流的能 力。因此幼师的学生首先要过好语音关。学习语音是学好语言的向导，不仅要发准四十八个音素，还要记住读 音规则，培养以拼读为基础的自学能力。此外，知识面要宽，掌握大量的词汇量及日常会话，学会掌握在日常 生活和各项活动中使用，培养运用外语的能力。 在当代信息化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知识是需要经常更新的，在学校中的学习不过是为今后的学习奠定一个 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需要一些必要的实际和结论方面的知识，但更需要的是形成能独立去获取知识，运用知 识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是消极被动地去掌握，而是可以迅速，正确地找到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并有能力加 以探索、鉴别、分析和引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指导学生掌握学习的过程比掌握学习的结果更为重要，它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效性，而且具有广泛的迁移作用。 第四，改革教法： 外语教学是一种语言习惯的培养过程，整个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方面用语言进行交际的 过程。语言交际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或多向活动形式。新大纲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外语教学观念，也就是从 单纯地学习语言知识转向注重培养能力；从强调语言结构的教学转向重视功能的教学；从重视单项技能的培养 转向重视为交际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中不能一味采取那种我说你听，我讲你做，我读你跟的 方法，而应该将教学的各个环节都组织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活动，让学生在语言的 多向活动中尽可能多听、多说，以确保他们在大量的语言操练中学懂语言并学会交际。将原来的"听说领先、 读写跟上”教学原则转变为“以听说为主”的教学原则，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 经过多种尝试，觉得其中见效最显著的一种方法是"听力理解训练"。即在学习新课以前，先借助录音机 ，听课文的录音带。在学习了生词、词组和了解词义以后，再把课文中难以听清或听懂的地方提示一下，反复 听几遍录音，看同学能听懂多少。然后再讲解课文，学完了再听，让学生再回顾一遍。 另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复述课文，在学完一篇课文后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课文内容，这样程度较 高的同学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积极性很高。另一些同学听了他们复述后，对课文内容有了进一步理解，并学 会了用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方法。还可以根据幼师生特点进行情境教学，也可以进行课文剧表演或对话 等。 从教学过程看，教师的一个主要作用就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使他们学习得法。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 改变学生自身不会学习的状况，教师既要考虑教法又要研究学法。
对了叔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论文3000字到5000字左右过去还有更多的字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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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可以有
论文所需要了，有的了。
付出才会有回报幼儿园发生“喂药”事件反映了举办者的唯利是图，使民办园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我相信，这并不是普遍现象，有社会责任感的民办园举办者还是在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的。我们温州心桥学前教育集团规模较大，现有8所幼儿园，88个班级，445名教职员工。我们始终秉持“热心勤奋为儿童，提高素质创特色”的办园宗旨，以“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为目标，以“爱心、诚心、雄心、恒心、责任心”为基本职业精神。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对教职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此，我们开展了大量实践活动。如请专家、名师来园作师德讲座，开展“爱与责任”“我与孩子共成长”“身边的好老师”等演讲、征文活动，举办“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身边的好员工经验分享会”等，以帮助教师们认识到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必须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关心、爱护孩子。其次我们非常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工作。我们认为，建立制度是为了让教职工达成共识，让人人知道这是工作需要，必须成为习惯。如，针对教师迟到现象，我们出台了阶梯式奖金扣除制度：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翻倍，第三次再翻倍……我们告诉教师，如果幼儿来园时没有教师照看是很容易出安全事故的，这是关系到孩子生命安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又如，我们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教师工资直接与工作效益挂钩，以确保保教工作的质量。我们还设立各种鼓励奖项，如“每月文明班级奖”“一日常规突出奖”“班级安全无事故奖”等。这样做的目的是督促大家规范日常保教行为。为了使教职工们学有目标、干有方向，幼儿园落实“三会制”：天天晨会五分钟，每周半天研讨会，每月一次教职工大会。集团则每月召开教研组组长和园长例会。晨会安排在每天教师换上工作服、做好“精神操”之后，园长对前一天工作情况加以小结，表扬好人好事，警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要求每位教师尽力做好当天的事，做到防患于未然。每周半天的研讨会致力于探讨和交流保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每月一次的教职工大会，主要由园长总结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分析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做到警钟长鸣。每月的集团教研组组长会议重在交流、学习和提升。每月的集团园长例会，主要由各分园园长总结交流一个月的工作情况，部署下个月的工作任务，突出强调安全工作，并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再次，我们非常重视抓工作细节。每天由一位园领导负责对全园所有班级、17个工作环节的保教常规进行观察、记录、分析、评估，为第二天晨会五分钟的讲话提供依据，重在消除安全隐患，保证不出现人为事故。十几年民办幼儿园的管理经验告诉我，要当好民办园园长必须做到：一要明确办园思想，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一要明确办园思想，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二要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公平公正，把员工当朋友，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营造家一般的温馨氛围。三要以身作则，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凡是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再次，我们非常重视抓工作细节。每天由一位园领导负责对全园所有班级、17个工作环节的保教常规进行观察、记录、分析、评估，为第二天晨会五分钟的讲话提供依据，重在消除安全隐患。议论文：1、定义：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事实，道理，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文章体裁。2、要求：要对论述的问题有正确的看法，用充足有说服力的论据，要言之有理，合乎逻辑。
共和国
内容提要：环境创设已成为当前幼儿教育不可忽视的内容。班级环境创设尤其在幼儿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不仅影响幼儿发展的条件，更是因为环境创设的过程中，通过幼儿的积极参与而产生了互动效应。关键词：环境创设、互动性正文：一、班级环境创设对幼儿的作用性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要求：“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利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因此，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已成为幼儿教育的重要课题。我园班级环境创设的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促进幼儿主动发展，充分体现教育性、时代性、实用性、参与性与趣味性，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为幼儿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我们着重与环境创设对幼儿的作用性来创设班级环境，具体的作用在于：1、智能的启发性环境创设应着眼于丰富幼儿的知识，增长能力，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我园各班结合教育目标和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认知发展水平创设于墙面的主题栏，内容丰富，有庆祝各种节日的主题，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主题，有反映四季特征的主题，也有孩子们所喜爱的绿色环保主题如：《我们的国宝熊猫》、《我和鸟儿做朋友》、《水》、《多彩的树》、《我和动物做朋友》等。丰富的主题内容深深吸引着幼儿，他们不但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而且通过他们的参与布置和看看讲讲，也很大程度地获得了认知上的发展和语言的能力、动手能力的提高。孩子们在环境和材料的相互作用中学习、探究、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2、情感的感染性首先，环境的美化，可以培养幼儿感受美，欣赏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我们力求从尊重幼儿的审美兴趣，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出发进行环境的创设。对于每一个教育主题的环境布置，我们除了用它丰富的主题内容来教育幼儿外，也努力营造出具有造型美，色彩美，艺术美和富有童趣的美的氛围来感染幼儿。挂在班级外走廊上的网面装饰画，如：《水果乐园》、《糖果世界》和我们教师精心制作的手工艺作品，如《娃娃乐》、《花之恋》等，使孩子们受到了美的熏陶。而在我们班级内，由师生共同制作完成的组合粘贴画作品，让孩子们体现了表现美，创造美的乐趣，也感受到了合作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其次，班级环境创设可以增强幼儿对环境的了解，培养幼儿的了解，培养幼儿热爱自然，美化环境，保护环境的情感。如在我们班级的向阳处，开辟了自然角和动物角，放了许多适合室内生长的动物与植物，如萝卜、洋葱、大蒜、马铃薯、芋艿、小鱼、乌龟、泥鳅、蝌蚪、龙虾等，并对一些养殖的瓶子进行了点点装饰，并且采用值日生制度，让幼儿轮流照顾、观察，孩子们因此掌握了许多植物的知识，大班的孩子对动植物的生长尤其感兴趣，他们会自己动手画观察日记，记录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他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播种，并参与浇水、除草、松土等劳动，在亲手种植的活动中，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种植和饲养的活动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也培养了幼儿从小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而利用自然材料组织幼儿进行了手工制作来装扮我们的班级，更让幼儿进一步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如用玉米粒、西瓜籽，开心果壳粘贴成各种小动物的形象，采集秋天的落叶加工成标本，或拼剪成各种图案，用橘子皮来做菊花，把各种蔬菜和水果进行造型，或变成一个有趣的动物，或变成一个可爱的宝宝。我们的班级环境因此变得更有意义，从而培养了幼儿关心环境，保护环境的情感。此外，班级环境创设还能培养幼儿关心他人，爱同伴，爱集体的情感。如，我们布置的生日栏，就营造了班级内温馨友爱的氛围。生日栏内，孩子们把自己的相片或自画像贴在自己生日的相应月份内，平均孩子们会经常去关心生日栏，互相告诉这个月谁过生日的消息。在每月下旬的时候，我们会为当月的小寿星过一次愉快而有意义的集体生日。小朋友们轮流向小寿星们祝贺，提出希望，并送上自己制作的小礼物，大家一起吃着蛋糕，唱着生日快乐歌，一起分享这快乐时光。
试论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怎样才是合格的幼师一样的吧）幼儿教师是幼儿园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幼儿教育的质量，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当前幼儿教育的当务之急。幼儿教师应具备哪些教育素质？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目的观作为教师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幼儿教育，才是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一直以来，幼儿教育都是以小学的预备阶段存在的，一些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信奉“提前开始、越早越好”的教育思想，要求幼儿园大量给幼儿教识字、拼音、书写、计算等等，甚至要求将小学书本内容提前灌输给幼儿。为了迎合家长的心理，一些幼儿园过多地关注了幼儿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幼儿情感、态度、能力、习惯、兴趣的培养。这种幼儿教育剥夺了幼儿的童真童趣和游戏玩耍的权利，使幼儿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其实，孩子早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神童，而在于培养头脑灵活、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品质优秀、人格健全的孩子。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应该是要让每一个人的潜质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幼儿能自主地做事、自信的生活，体验到在幼儿园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应让幼儿感到学习的过程是在追赶美丽的蝴蝶，而不是追赶随时可能会蜇人的黄蜂。在我们这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虽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需要教师、家长继续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观，还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二、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师缺乏教具演示，缺乏图案色彩，缺乏生动的游戏，干巴巴的说教索然无味。课堂上，老师总会要求幼儿“小手放在小腿上”“小手背后，乖乖坐好不准动”等等，幼儿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新《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生活和游戏之中”。要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育，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注重在游戏、生活中教育幼儿，集体、小组、个别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并用，争取家庭、社区的支持与配合，使幼儿在生动、活泼的活动中得到主动地发展。应允许幼儿自主选择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允许自由选择伙伴，允许有自己的见解，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作为幼儿教师，应清楚地认识到：儿童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把。三、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关系在传统的观念中，老师总是权威的化身，老师总是对的，传统的师幼关系就是：我说你听、我教你学、我讲你做。在师幼互动中，由于教师把自己更多地定位为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角色上，因此，在不少时间，幼儿首先是不被允许发起互动信号的，如在进行集体教育活动中，幼儿首先要做到的是安静，而不是和教师发生交流和互动。又如，不少教师更为关注的是“班上是不是出事”、“有没有消极行为”，至于幼儿到底在干什么，或幼儿心理、情感上有什么特殊需要，教师并不在意；在师幼互动中，幼儿更多将自己定位为互动中的服从者，听从和遵守的成份更多，比如，要“好好和大人说话”、“想做什么必须向教师申请”等。教师没有把幼儿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教师与幼儿之间缺乏情感的交流与互动。新《纲要》中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教师与幼儿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关系。因此，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是平等的，教师应尊重幼儿、信任幼儿。教师是孩子的合作伙伴，是玩伴，是与幼儿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人。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要求教师“蹲下来说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育”，就是倡导师幼间民主、平等的对话关系。由于传统师道尊严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本地区幼儿教师观念滞后，要真正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关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四、赋予教师爱的魔力德国学者斯普朗格曾经将“爱”比喻为教育的“根”。在儿童教育中，“教育爱”不断滋养着儿童教育这棵“大树”，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必需的各种“营养”，例如：教育爱可以满足儿童爱的需要，赋予教师神奇的“魔力”，是教育智慧永不枯竭的源泉等等。正是教育爱赋予了教师以神奇的魔力，使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为积极”以及“化不可能为可能”。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有时，对孩子的爱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孩子都十分在乎老师的态度，不管是调皮好动的孩子，还是性格内向的孩子，有时，老师的一个微笑，一个拥抱，甚至一个赞许的眼神，摸摸他的小脑袋，拉拉他的小手，和他说上几句悄悄话，都会让孩子兴奋不已，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古语道：亲其师则信其道。作为幼儿教师，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因为你在给予孩子爱的同时，孩子也会用同样的爱来回报你。教师要把幼儿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容忍幼儿的缺点，尊重幼儿的话语权，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始终微笑地面对每一个孩子，热爱每一个孩子。有人说过这样段话：师爱，没有树高，没有花香，却有海的胸襟，山的脊梁，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赞赏的话语，一个温暖的微笑，也许就可以改变一个孩子。同时，教师要对每个孩子都报有期待，教师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聪明的火花，都是可造之材。每个孩子都有它的优势领域和弱势领域，幼儿园里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个孩子有多聪明的问题，而只存在这个孩子在哪方面聪明的问题。幼儿园里没有“笨孩子”“坏孩子”的说法，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也是出色的。作为教师，就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闪光点，对他们进行激发、鼓励增强其自信心，使其在弱势领域也有进步。“罗森塔尔效应”就证明了期待对人的重要作用，即“你如果把一般的学生看作天才，对待他如同天才，他果真成了天才”。五、具备学习和反思的能力每一位教师都应有一颗求知心。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各种新知识、新技能层出入穷，获取一劳永逸知识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学习化社会里，幼儿园教师的生存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和学习过程。新时代背景下，要求教师要成为研究者、学者，而不单单是教书匠。如果我们还以陈旧落后的知识和方法去教人、管人的话，势必误人子弟。再加上，幼儿兴趣爱好广泛，好奇好问，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迅速回应儿童的需求，及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维持儿童对周围事物与环境的探知兴趣，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周围事物。如果教师对孩子的问题一问三不知，也有损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教师要给幼儿一碗水，自己仅有一桶水是不够的，要成为涓涓的小河。因此，教师要有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利用点滴时间去学习。教师要学会反思。反思性教学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通过孩子在活动中的反应和表现，老师就能够分析出主题的选择是否符合幼儿的兴趣与需求，所确定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所投放的材料是否适宜，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师的指导，是否有助于幼儿主动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并获取知识经验，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进行反思。教师反思的过程，就是教师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波斯纳曾经指出，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便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他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简要公式：经验+反思=成长。由于教师们整天埋头于组织教学、写计划、写总结、备教案等等，很少抬起头来去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因而缺乏自我学习与反思的观念与能力，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总之，幼儿教师要以新《纲要》为总旨，以促进幼儿终身发展为目标，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反思，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新《纲要》提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教师要从本地、本园的条件出发，结合本班幼儿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并灵活地执行。”基于此，我们认为，要促进幼儿主动、活泼地发展，就必须更新幼儿园的教育管理观念，改革现行的管理方式，发挥教师工作的创造性。 一、更新管理观念，营造开放互动、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更新教育管理观念，管理者就应重“以人为本”，重视激发教师的自信心、荣誉感、责任感，从而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管理者要当好教师工作的服务者、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 1、服务者。管理者应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现代管理新思想，摆正自己的位置，改进工作作风，依靠教师这一主体力量并激发其内在的主动关心教师生活，满足教师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给教师学习的支持和服务，为教师提供学习机会、时间条件，多创造机会让教师接触外界信息，丰富感性认识，及时肯定教师的学习成果，给予奖励等。 2、支持者。信任是激发主动性的前提．首先作为管理者，要相信教师有责任心、有能力做好本职工作，放手让他们根据自己对教育目标和教育理念、教育原则的理解及对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发展状况、能力水平的把握，自主决策、实施教育计划。只有建立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的管理，才能变对教师的监控，提防为友善的合作，建议，促使教师全身心投入工作，获得最大的成就感，满足感。其次要允许教师有失误。管理者要鼓励支持教师“吃螃蟹”，允许教师出错，对于教师在课程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应以开放的思想接纳，使教师在分析错误中学习，在总结错误中成长，最终帮助教师获得成功。 3、合作者。现代管理理念强调管理要实行动态管理，以带动教师行为的改变，管理者要把自己与教师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在深入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师平等互动，实现有效合作管理。在工作中，要与教师近距离平等对话，商议教学进展，参与制定教育计划和设计教学活动，观察教师行为，帮助教师学会判断教育行为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其次是实行“放权”，把具体的教育过程决策权下放给教师，给教师参与决策的机会，让教师参与幼儿园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一些大型活动的设计等。管理者与教师在合作中获得了交流与沟通，有助于教师进发出创造力的火花，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自身的成长。 4、引导者。当教师把教育观念转变为教育行为时，会有许多困扰、迷惑，不知该怎么办好。这时作为管理者要本着“合作在后”的原则，在尊重教师的基础上以参与者的身份与教师共同商讨，出主意，在参与过程中引导和把握方向，鼓励教师大胆思考、尝试，使教师学会分析自己的计划决策和教育行为，及时反思、调节，将自己所获得的积极真实体验迁移到教育幼儿的活动中，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幼儿主动，健康发展， 二、实施弹性管理，为教师提供创造的空间 教师根据幼儿发展需要选择教育内容，根据幼儿学习兴趣、需要把握最佳教育时机．如果教师还是按固定的教材、固定的课表组织教育活动，就无法体现这一思想，因此幼儿园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给教师较大的弹性空间，让教师自主教学 1．改革课程计划及其组织方式。过去教师的工作程序是：每周提前一周制定下周的工作计划，甚至有的是由年级教研组长为全园教师定好统一的周计划)，教师按书面计划开展活动，在教学实施中必须完全按计划执行并且下能修改。根据“教育追随儿童发展”的观点，我们认为在课程目标确定上，应允许教师根据本班幼儿实际，自主研究、设计适合本班教学实际的课程计划，而不是由全园或全年级统一规定或指定，在组织方式上，教师应结合幼儿兴趣和发展水平与幼儿共同制定相应的生成性课程（即所谓的弹性课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过程中幼儿的需要、兴趣，及时调整部分教育内容。这既可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又可发挥幼儿的主动性，使课程接近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2．改革一日作息制度。过去由全国统一制定的一日活动时间限制了教师灵活安排教育活动，无法满足幼儿发展和兴趣需要。因此，幼儿园应允许教师建立相对稳定又有弹性的活动日程。在保证进餐、睡眠，户外活动、自由活动时间，不影响幼儿园整体运作的前提下，教师可根据幼儿各类活动情况调速活动时间和次数，以有效避免刻板实施一日活动带来的弊端。如大班教育活动时间原则为30分钟，若幼儿兴趣正浓，可以适当延长活动时间，以免影响幼儿对事物继续探索的欲望。 3．改革教师备课制度。过去，我们发现教师的教案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备课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质，单纯依赖教参，导致教案干第一律，缺乏创新、特色，对教育活动实效不大。其问题症结在于管理与评价机制，因此，幼儿园应改变备课管理和评价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备课形式和要求，还教师一个展示个性的空间，一是加强集体备课，共同研究，实行教师、保育员共同备课：二是提高实用性，淡化格式、书写，字数，课时：三是改善备课条件，为教师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有条件的可配置现代化办公设备，实行全员电脑备课，提高备课效率。 4．改革教育工作评价制度。传统的教育评价以区分评价对象的优势程度为目的，现代教育评价则强调评价目的是为了诊断与改进教育，促进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幼儿园应变传统单一的评价制度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制度。一是允许教师自行选择和运用各种教学资源及教学评价工具，包括选择适合本班幼儿实际发展状况的评价方式，如运用日常观察、谈话、作品分析等。二是强有力调教师的自我评价，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师工作评价方法，如幼儿园设立“教师工作自我评价表”，让教师通过自我评价，加强自我反思，以获得自主发展；通过“家长问卷”等价方法，使每一位教师都能体验成功和快乐。 三、 提升幼儿园教学管理的策略与实践 1提高幼儿教师的综合素质 时代的要求去行动，首先需要思想意识上的主动认同。如果意识形态与形势不一致，教师将面临很大的压力，教学会极为被动，甚至会出现反效果。因此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教师，如果观念不更新，则无从谈到实践，要实行课程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幼儿园教学管理主体是有多层次的,能否较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要抓好幼儿园自身对教学的管理。幼儿园教学管理水平是直接与教学建设的水平和实施成效联系在一起的。而幼儿园对教学的管理中,最基础的要素就是教师。只要紧紧抓住教师这个突出因素,教学的实施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简单地说,就是要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师对教学内涵、目标、内容、教法、幼儿学习特征的研究,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幼儿园对教师的培养可有如下做法: (1)加强幼教师资培训,提高幼儿教师的教育素质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纪,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意义。教育的成功,奠基在学前,师资是关键。教师的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有赖于幼教师资的培训工作,因而十分有必要不断完善幼儿教师培训制度。幼儿教师的进修与培训是教师队伍进修与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教师的进修与提高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它与幼教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幼儿教育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加强幼教师资培训,提高幼儿教师的教育素质是幼儿园教学管理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需要。 (2)用多种方式更新、转变教师观念幼儿园有必要引进多种教育理念,如多元智能、整合课程、创思等教学理念,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让教师外出进修,或把专家请过来,听取讲座介绍,更新知识和观念。同时到各地的幼儿园等取经交流,积极帮助教师们转换观念、提高技能。 (3)定期进行研讨与培训定期举行专门研讨会议,内容一般是安排和落实幼儿园近期的活动,讨论和总结上阶段的各类工作,计划和修订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和内容。同时通过会议手段使得教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交流教学过程中的各项内容,如教学目标、内容、方法是否合适,教学进度是否需要调整等方面。幼儿园管理者在了解师幼情况和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不能仅停留于交流与反馈,还要加强后续管理工作,尤其是针对教师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开展扎实有效的研讨和培训,开辟并拓宽各种教学研究的渠道,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以此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2 多元化评价机制,完善教学管理的有效手段 在幼儿园教学活动评价中,教师要协调和处理好教学管理活动方案、教学管理活动实施效果和幼儿在教学活动中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首先,评价机制经常化。 其次,评价以提升孩子能力为方向。 第三,评价要以融入以及看重为前提,对孩子来说,每个人都有它的想法和个性,孩子之间个体差异非常明显,同时年龄越小这种差异越明显。 最后,要结合儿童实际评价孩子们的发展。 总之，在幼儿园的教育管理工作中，我们只有在实践中加强学习反思，不断探索管理策略，才能创造出管理者、教师和幼儿共同发展和谐氛围，实现幼儿园的更大发展。
可以划分五大领域进行各个领域的解说和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