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史学：比之历史学更加广泛深刻的史学。哲学：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学习哲学，最根本的是语言，没有语言一切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要靠它阐述自己的观点描述自己的想法，其次历史也十分重要，因为哲学家必须要了解前人的观点、想法。取百家之长来弥补自己观点之短，如此才能更好的了解哲学世界。 如果你只是空想各种问题，但是你不能用任何的语言去描述自己所想，又有何用？不了解前人所想，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属于什么流派，经验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可以从中发觉自己的观点的弊端。不然一切理论又只是空想罢了。 因此，文、史、哲不分家。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学、历史、哲学合并简写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研究和中国海洋史研究，专长于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制度研究、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研究，明清王朝海洋政策和海外贸易研究。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1．《儒家文明与中韩关系研究》，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2007-2009；2．《清史·邦交志》（上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2005-2010年；3．《唐代新罗侨民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03-2005；4．《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4年；5．《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演变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1997-1999；6．《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一卷），外交部科研项目，1996-1998年；7．《明代海外交通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93-1995年；9．《清前期对外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学科博士点基金项目，1992-1994年；10．《闭关与开放：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89-1991年。著作与教材：《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2．《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3．《山东半岛与中韩交流》，香港出版社，2007年；4．《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5．《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8．《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0．《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11．《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1997年；13．《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4．《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主要论文：（一）中国传统对外政策与涉外制度研究论文：《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澳门问题与乾隆限关政策》，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号；《清初“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政策考》，《文史》2004年第4期；《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试论明成祖的对外政策》，《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夷官”与“逃民”：明朝对于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二）中韩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过程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许国出使朝鲜与东国士庶交谊》，《中国与韩国----崔韶子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韩国太阳社出版社2005年；《“既在人间世，万事担双肩”----申圭植汉文诗歌作品初探》，金俊烨、石源华主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年4月版；《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兼论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的敌对意识问题》，韩国《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12月）；《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杭州大学《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10月；《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台北《韩国学报》第16期（2000年6月）；《拒“理”与受“器”：论朝鲜王朝对早期汉译西学的反应》，澳门《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秋季）；《明初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述评》，韩国《东亚研究》第32辑（1996年12月）；《论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论高丽王朝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五辑；《礼义观与现实冲突----李朝政府对于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三）中日关系史与中西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宋朝与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与日本接受宋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2．《壬辰倭乱时期の明王朝と朝鲜の对日外交》（日文），仲尾宏（日本）主编：《朝鲜义僧将·松云大师と德川家康》，日本东京明石书店2002年7月；3．《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4．《英国的“港脚贸易”与广州》，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3月；5．《明朝对日政策与日本使节的争贡事件，》载于《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6．《英国散商对华贸易的发展与鸦片战争》，载于《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7．《胡惟庸通倭问题辨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四）中外关系史一般问题与中国海洋史领域论文：《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2．《宋朝州府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的扩张----以市舶司为中心》，《东アジアと日本》，日本九州大学出版部2007年；3．《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4．《晚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演进》，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5．《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6．《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7．《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8．《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市场》，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9．《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10．《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中外界限和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1．《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12．《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五）学术评论：《缀零碎为整体 寓分析于叙述----评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2．《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3．《“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4．《评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5．《开拓创新，立论严谨----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评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6．《近来别具一只眼，另察中国衰乱源----简评李金明博士〈明代海外贸易史〉》，《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论丛》编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编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史学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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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