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大了去了。文献学可以帮助你管理文献资料，还可以进行考古研究呢！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文献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阅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文献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出版或加工的形式，可以将文献分为图书、期刊、专利文献、标准文献、会议文献、产品样本、档案文献、“灰色”文献等；从文献加工层次，可以将其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后，在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不同于毕业论文的文体。
首先，你要明确你最初的目标是什么，不能被太多的琐事搅得忘了自己的理想； 其次，大学本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体验一下如何在大学生活中做到良好的人际交往，感觉其实不错，我感觉最好的方法就是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以及学校里的其他活动（当然学习还是需要衡量好）； 还有就是，尝试在大学生活过程中留下一些美好回忆，跟同学多多接触，因为大学生活有些难以把握，稍有不慎，就容易使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事实上，大学的同学有时候可以是很铁的。
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代，每天在学习中度过，不断的完善自己，和同学愉快的相处，有自己要好的朋友，跟老师学习知识让自己每天充实中度过，这些都是这大学几年有意义的演讲题材。
在又一个阳光明媚,天高气爽的秋日,我荣幸地迈入了淮阴师范学院的大门走在绿荫的小道上,看着高耸的教学楼、端庄的图书馆、宽广的操场、整齐的宿舍楼,我有种忐忑的期待——我将要在这里展开自己的平台,亮出自己的风采而后,我看到了德才兼备的教师,教授；公正严明的校风,校纪；热情活跃的学长,学姐；还有刻苦耐劳,全心全意为学生们服务的学生会、自管会我有理由相信,来到这里,是我正确的选择我想,来这里的每一位新生,在淮阴师范学院的关怀、教导、磨砺下,将会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绽放出他们的光彩,成为祖国的光荣密尔顿曾说：“上帝对于每个人是公平的,它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时间,关键是在于人们如何去运用每一分钟”在这,淮阴师范学院给予每个学生的关注与机遇也是等同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对待它们艳彩的季节预示着一种美丽的开始,当叶子枯黄随风漫步,当花心破碎绽放颜色,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在我的眼前展开,刺激着我的感官这是我的热情开始奔放的季节,是我的目光开始随着青春的色彩静静想象,是我的能力迫切要摆到每个人面前去大声歌唱我带着我的纯真、热情、梦想来到淮阴师范学院,我看不清他人眼中的世界,但我认真憧憬,认真演出,我把我最多彩的青春认真挥洒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梦,正用他们的青春来编织在这菁菁校园中也许我曾迷惘,但我已沉思,正在沸腾我要给我的热情一个出口,就在这淮阴师范学院,我知道它会是个很好地展示我自己的舞台在未来的四年中,我要坚定自己的坚定,努力自己的努力,追求自己的追求不是一切星星都只预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烛光都只燃烧自己,而不照亮他人；不是一切歌声都只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我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去尝试,去奋斗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杰出,更优秀的自我,一定会实现我渴求的、持着的梦想在这淮阴师范学院,我为自己的人生要翻开崭新的一页而感到自豪与骄傲!那云和山的彼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高中时我常对自己这样说还不知大学生活为何物时,它已翩然而至慢慢将文字堆成心的形状,我企图用真实记录真实迈进厦大公寓的那一刻,我没有激动,只有伤感望着父母远去的背景,我的眼角不争气的掉下了两颗苦涩的热泪我的脑海里回眸着亲人期待的眼光,同学们往昔的笑脸也许,昨天是一条总也走不完的路,路边的树上结满了叫做往事的果实高中生活就像一把锁封锁了我所有的记忆,占据了我所有的空间我溺爱着昨天,但它带给我的却是一种痛苦的美丽于是,我选择与它隔窗相望我要接受今天,开启昨天的记忆,但谈何容易捧着那一大叠的书本,我的心异常的沉重,难道这些书就是我的大学梦?我像一个受伤的迷路的小孩,缩在路边的一角,不敢面对所有的陌生--我的大学同乡会的举行,使我有了质的飞越老乡们热情的对待,一句句关切的话语,使我那无助的心灵找到了一片栖歇地我开始思索着难道我就这样开始我的新一站吗?简宁说过：人总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的告别同乡会回到宿舍,艳华对我说："你背上书包还真像中学生"我心里一颤,原来这几天来我扮演的角色竟是中学生,可我已是大学生了我开始渐悔着我似乎成熟了许多正如理查德·柯所说的："蓦然回首,发觉昨日时光早已随风远扬--我已变成另一个人"是的,大学的生活需要自己用心去体味,我不羡慕别人的轻松与快活,也不去羡慕别人的风花与潇洒我只知道,既然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多苦多累,我亦无悔走在大学的路上,我心儿宽,眼儿亮我用诚挚的双眼看世界,用稚嫩的肩膀担起生活的风风雨雨学习中,紧张让我悟出生命的可贵,疲惫让我感到内心的充实,苦涩让我品出生活的甘甜大学的路上,就是云和山的彼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1）放弃无效社交进入大学之后，我们面临着寝室关系、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师生关系、恋人关系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可能会拖着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不喜欢却又不得不做的事。你原本准备晚上去自习室复习英语，备战四级考试，但是同学却邀请你一起参加一个舞会，并且强调机会很难得，是因为关系好才邀请你一起去的。于是，你为了和同学处好关系，不得不放弃复习计划，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舞会。你早上定了起床的闹钟，准备按时去上课。但是，其他同学都埋怨你的闹钟吵醒了他们，还跟你说「不睡懒觉的大学多没意思，你何必那么认真」，于是你为了不显得「另类」，再也没有定过闹钟，并且经常和大家一起睡到自然醒才去上课。参加完社团活动你已经很累了，面对社团聚餐的建议你真的不感兴趣。但是，作为社团的一份子，为了不扫社团中学长学姐的面子，你还是勉强自己去了。这种勉强的、委屈的、被迫的社交吞噬了多少大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大学生来说，拓宽社交圈是好事，但是如果社交活动让自己感到焦虑、委屈，那就应该理性地放弃。大学生需要社交，但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活只有社交。在社交这件事上，我们应明确自身需求，勇敢地舍弃「假装合群」「假装快乐」的无效社交，不要让自己再在这些无效社交上浪费时间。（2）参加适合自己的社团大学社团种类繁多，但并不是每个社团都适合自己，如果不加选择地加入各种社团，只会让你感到身心俱疲，并不会让你的大学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无论是看起来高大上的学生会还是街舞、吉他、国画、雕塑、文学等的兴趣社团，抑或是环保、绿色出行的公益类社团，再或者是心理学沙龙、英语沙龙、APP 开发类的实践类社团，其常规的活动无非是一群人去社团开个会或者参加一个看似热闹却没有太大收获的活动。所以，社团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或许没有太大的好处。当然，如果你希望通过社团拓展视野、拓宽社交圈，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切记不要盲目地加入过多的社团，一定要谨慎选择，只参加适合自己的社团。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社团？首先，全面了解学校社团的情况。在决定参加哪个社团之前，你要了解清楚学校有哪些社团，每个社团的组织形式、规模、人员、运作模式、以往业绩等，这些资料都是你判断该社团是否适合你的依据。这些情况你可以通过学长、学姐了解，也可以从学校的网站、贴吧，社团的微信群、宣传单等渠道了解。其次，结合自身需求选择目标社团。了解清楚社团的情况之后，你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等情况可以选出几个目标社团。最后，评估加入社团的利弊，确定加入什么社团。你的大学生活除了社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所以选出目标社团之后，你还要从需要投入到社团中的时间、精力，以及通过社团你可以得到什么、是否对自己的学业和未来的就业有帮助等方面对加入社团的利弊进行评估，最终确定你应该加入什么社团。（3）考利于就业的证考证看起来真的是大学生最正经的事了。但是，如果你不管什么证都考，也会让自己陷入看起来忙碌却并不充实的误区。考证也要分清主次、前后，像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二级证书、专业从业资格证书等这些属于必考证书，最好在大三之前都考完。如果你还想考其他的证书，那么最好从就业的角度出发，对证书的含金量进行评估，然后再有选择地考。切不可因为别人考什么证就盲从考什么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可能会在你的箱子里睡一辈子的证书上，真的是得不偿失。（4）好好上课这真的大学生最应该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一件事。很多大学生为了社交、社团、考证等事情耽误上课，甚至经常逃课，结果期末考试不及格，还有可能会影响毕业。我有一个学妹，跟我咨询过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她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通过了研究生考试，9 月份要带着毕业证和学士证参加面试。谁也没想到会在她拿毕业证的时候出现问题。原来，她有一门选修课因为逃课太多没有及格，她必须重修通过考试之后才能拿到毕业证。根据学校的课程安排，她最快也要到 11 月份才能重修完这门课，拿到毕业证。这就意味着她将会错过 9 月份的面试，她的研究生资格将会被取消。虽然我很替学妹感到惋惜，但是也无能为力，毕竟学校有自己的规定，考试不合格不予毕业是你在进入大学第一天就应该知道的事，你自己没有认真对待，最后也只能自食苦果。记住，充实的大学生活一定是建立在好好上课的基础上的。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就 叫姐姐
哈哈，我也正在找呢，没有现成的，还是逐篇选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