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传统的道德伦理，做人一定要尊老爱幼，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而且对待孩子一定要友善。
传统伦理道德，了解过，中国文化包含了很多的方面要求，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要以人伦关系为中心，要追求核心价值观，也要有民族凝聚力。
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雄伟辉煌的建筑,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儒释道家的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儒释道，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因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儒释道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以释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是大中华文化圈范围外众多外来文化中离中华最近，接触最早的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地球也如同一个小村落，更多优秀的文化呈现在世人前，取长以补短，万物以冲和，方为中华之真精神，世人之福气。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内涵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的全民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是“认祖归宗”。
我觉得传统文化内涵和核心是道与人欲的斗争，人欲起，道心无，所以，逾到后世，智惠出，大伪生。人为一已私利，而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生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让人回归本源，回归道。无欲，不争，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传统的道德伦理，做人一定要尊老爱幼，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而且对待孩子一定要友善。
以人为本，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代表的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里面出现了很多思想；没有真正了解过，因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里面的内容特别丰富。
服从和稳定
蘇秉琦先生说：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和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中国文化经典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简单概括的的话就是“五伦五常”。 一、五伦：古代汉族的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二、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指“人”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应该拥有的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 1、仁，即二人。古人发现：在面对同一件事时，经常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是因为人们常常以自身的经验和利益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但这样的做法虽然不能算错，但也有不足。故古人提出了“仁”的观念，也就是如今所谓的换位思考。“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2、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3、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4、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5、信，乃人言，是说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这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传统伦理道德，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汉文化在国家战略及国家利益上的最大核心就是——大一统。 中国历史五千年，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但提到国家前途及发展时却异常地统一，这是中国之所以每每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总能迅速翻身的最重要理由。只要给中国和平的50年时间，必然能创造出另世人瞩目的辉煌。 二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代的文化大师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先贤百家争鸣，使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至今不能超越的度，他们既不把思考局限在文化专业的小圈子里，又不把思考放任到抽象玄虚的领域，而是在社会秩序构建和国家发展上创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共同的话语平台。这是他们集体地为中华文化选择的精神方向和深层内涵。 孔孟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天下虽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墨子的很多观点与儒家不同。他不同意把社会分为“上智”和“下愚”，而且主张“兼爱”，不分社会等级地来选拔贤能的管理人才。但是在治理国家上他的目标是统一天下，消除争斗，叫做“非攻”。 老子认为管理的复杂反而会刺激社会的混乱，不如拒绝一切机智、机巧，反朴归真，回归一种“极简主义”，回归自然生存。这种观念的高度，到今天还令人惊叹；他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理论也是建立在统一后的国家立场之上的。 最令人注目的是法家和儒家，法家认为应该用法、术、势交相并治，也就是说用法律、权术和威势，建立霸业，实行改革，强迫服从。秦始皇，就成了法家学说的实验者，但由于法家过于显现严酷无情的专制主义，秦朝又实验得辉煌而短命，所以后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总是在儒法之间交替使用。一般总是借儒家来建立精神秩序，又借法家来建立权力秩序。一方面是宣扬人文教化，一方面是配置权力结构。 结果，很多文人政治家也就成了多重人格结构的自然组合，比如曹操，诸葛亮，他们有法家的手段，又有儒家思想的应用，更有两家的共同点——大一统。 所以，中国文化最主要是表现在强势的汉文化。但汉文化不是一味的追求王者霸道，而是如浩瀚的大海，任何更强势的文化到了汉文化这里，只有被汉化，只有被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任何异族的入侵，如果不被击溃、迁移和退缩就是宣布族文化的最终灭亡，就是被最终汉化。匈奴、突劂、蒙、满无不如此，再往后看，你将看到侵略中国的列强，他们做的事情只会是一群狼唤醒了一只狮子，而最终被降为二等的命运。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核心就是天人合一观古人认为，人和大自然是一体
一、作为根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点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引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中华文化的特点是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还得益于它所特有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所谓求同存异，就是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所谓兼收并蓄，就是能在文化交往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民族精神的力量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详解请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思想政治》3（高中）文化生活第三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传统价值观的现代传承和转化：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价值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价值观。但是，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
中国传统价值观 四大核心理念 仁者无敌 安身立命 以和为贵 天人合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是凝聚全民族的载体，也是中国人有别于他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思维特性，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从秦朝自清朝二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保持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因素。一、仁者无敌 “仁者，人也”——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孔子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有仁心仁义的，才成其为人。从象形字的意义来看，“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的人伦关系中，才能对人下定义。在古代社会，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五伦关系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中才成其为人的定义基本没有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主要在社会关系中由他人定义。这就决定了“个体”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弱化和隐而不彰。中国人经常讲“做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主要是指做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人，即使这些世俗标准有别于他个人的思想、理性、意志和判断。否则，在世俗眼里就是不会做人。这个世俗标准，就是孔子用来定义人的“仁”字。“仁”的涵义——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用“仁”字给人下定义，可见“仁”是儒家伦理道德最核心的理念。孔子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孟子说“仁者爱人” 这种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使中国人显得特别富有“人情味”。以至于有些人在人情面前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过分要求，往往失去原则性，徇私枉法，破坏典章制度。对一般人来说，仁爱是相互的，只有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或者双方撕破脸皮了，就不知该怎样去“做”了，难免有失风度，比如在公共场所出现不守秩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于圣人和传统士大夫来说，尽管他们把仁做为个体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是以人伦关系之间衍生出人情作为内容，反映了中国文化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它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以下这样的理念：内圣外王，仁者无敌——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内圣外王”就是孔子在《大学》经典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格物深入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致知将其上升为理论，诚心实意，端正思想和态度，一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使家庭和睦，推己及人，使人人都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仁人君子，然后施仁政管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个过程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由内而外的人生进修阶梯。内圣，是德治；外王，是人治，内圣外王就是一种德治加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德治对集权者的约束总是十分有限，充其量是一块光鲜的遮羞布。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治加人治要求作之君者，必须同时作之师，作之亲。儒家的天地君亲师这五个角色，作为统治者身兼三职，做老百姓的领导、老师、和父母。这样以来，人的思想意志以及国法以外的私人领域自然也成为管理的对象，个人就没有多少空间可言了。二、安身立命 身的含义，中国人是用“身”这个词来指称自己的，比如本身、自身；同时，还用身来代表生命。比如终身，就是指人的一生；人一生的事业，就是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体之外，还有去符合命运静态地去养护它的意思。除了用身这个词指称自己和生命之外，还用它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比如，一个人的背景与起源，叫出身；名下的资产总额，叫身家。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迫去做一件事，叫身不由己；属于思维和理解力范围内的事，也用体会体验一类的词去表达。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这类属于道德范围的事，也在划入身的范畴内，用身字来表达。所以，从身的含义来看，安身立命的身不仅是指身体、肉身，还指人生、生活，把这些安顿好了，有饭吃，有衣穿，生命就可以生根发芽，传宗接代了。食的文化——身体化的表现，中国烹饪技术之精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食的养生功用和食的社交功用。这说明的传统文化将人更多的看成是一个身体化的存在，比较忽视它是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当然，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对身的理解是有层次和境界之分的。古代道德和政治统一的传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天生肩负“以民为本”的使命感，也就是让天下苍生皆能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解民于倒悬”“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等等，虽然也是充满了身体化的想象，但这个身指的是社会，是天下民生，而国家则是照顾这个身的一颗心。至于老百姓的安身一般只顾及其家，而且这个身必须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磁力场中，互相取暖才能安心。这种安身与安心的需求，造成了他们一方面十分现实，物质化，就连求神拜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临时抱佛脚，完全是实用型的、世俗化的；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精神和感情上的麻木。安其身，则得其心——民生观，安身立命的身体化倾向，使老百姓的要求基本只限于“有口饭吃”就行，就不会造反。所以安其身，则安其心，解决好民生问题，就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是《礼运•大同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大半部都在讨论如何施仁政，施仁政的中心就是民生问题；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的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食的确是密切串连中国文化、百姓生活、政治理想各领域的同心轴。老子甚至把治理国家比喻成烹调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周礼》这本书排列的百官当中，冢宰既是宰相，又有大厨子的形象。总之，安身立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即使到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的范围更广了，要求更高了，但是有饭吃才能生存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理念的首要标准。、三、以和为贵 阴阳调和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阴阳在太极中的互相调和。阴阳本就是同一事物两各方面，阴阳调和则基本上排除了“邪恶”的因素。因为这样的本体论中，所谓邪恶的因素并不是必须由善去克服的恶，而是阴阳失调，因此，如果出现动，也是动乱，是一种变态，最后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复结构的平衡，回到原样。同样，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争式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情味”。人际关系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礼尚往来，耻于斤斤计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诉讼，所以公然为自己争利益的言行也就为人所不齿了。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安定的政治局面，和为贵就是一种放弃对抗的态度，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就容易形成安定的局面。即使已经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大多是只谋一口饭吃，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自发组织压力团体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排华和洛杉矶黑人暴乱，最倒霉的就是华人，尽管华人人数众多，但是懦弱和冷漠使他们之间不善于组织和团结，一盘散沙，毫无还手之力。根据辩证法和历史经验来看，以和为贵这条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还可能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对立面——乱。逆来顺受惯了的人，一旦忍无可忍发泄起来的时候，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平时不擅于利用合理渠道宣泄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当这种攻击性终于爆发的时刻，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极具破坏性的，而且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是斗死方休的。四、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庄子，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扬光大，最后由宋代的张载、二程整理成熟。天人合一就是认为天道与人道的是统一的，以人伦外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伦。很明显，中国的这个天和世界上任何高级宗教的“天”都不同，的天并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因子。世界上其他高级宗教都认为天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尽管可以向往超越界，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而且，这个天人合一是将天道拉下来去符合人道的。并且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把眼光完全集中在这个人世上。中国人的天道就是人道，它是人间理想化了的和谐关系的映照。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保持和谐，就是符合天道，否则的话，就会令天道失常，因此，人有参天地化育之功。那么，怎么“参”呢？宋朝的理学家朱熹认为，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人伦渠道中获得中和化的效果，以便能够永恒地维持“和合”状态。正如同天地之阴阳调和是为了化生万物一般，人伦关系中被渠道化的七情六欲，也必须是为了养育以及延续身体化的存在服务——养双亲，养妻子儿女。这样，人道就和天道真正的统一了，人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以上四大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保持社会形态超稳定的深层因素，在国民心理和国家社会层面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现代化的世局当中，如何有意识地反省之、引导之、改造之，是当代中国人需要肩负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