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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1912—1923)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民国初期山西农业经济的研究。一山西历史上“土厚水深,素称农产区域”,辛亥革命后当政者根据山西农业省份的实际情况,认为改良农产、发展农业经济为“救济晋省穷困最普及易收效之法”[1]40,同时也是解决财政困难和筹集军费的最好途径,因而对农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民国初期,要发展农业经济,主要依靠的是简单劳动力。然而,近代以来,山西农村人力日弛,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的加重这两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诸多社会原因,其中以下三个较为突出。第一,灾荒使人口减少。近代的山西灾荒频仍,几乎无年不灾,至1911年全省大范围的旱灾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太行山之西)、黄河中下游之东、王屋山和砥柱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内)以北、蒙古的丰镇厅和清水河之南。平均海拔800~1500米,称山西高原,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24万多(按乾隆二十七年统计)。  其自然地理条件,从整体上看不算优越:境内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普遍气温较低,并且北寒南暖,全年南北气温平均相差10℃多。地表水资源不足,尤其是晋北一带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降雨量不多,旱多涝少(且雨量分布不均),不良的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租佃关系。土地总面积为8万余顷,荒山荒地众多,约为654万顷,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2万多顷的山地林,耕地面积也仅有53万余顷,农业生产空间欠广。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境内北中部产玉米、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等杂粮,其中太原县还可利用晋水育稻。晋南以产小麦为主,兼种棉花及少量水稻。  一、生产条件与耕作习惯  省内北部地区,人稀地多,农田面积稍广,中部人地比例较为适中,而南部则显得人多  地狭,不足耕种。但北部耕种条件不好,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且山地坡地居多,水土流失严重。中部地区,虽然平地、二阴地居多,但水肥资源仍然不够,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南部一带,相对而言,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综观全省,农业经济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晋南地方,农业生产搞得较好,晋中地区稍差些,北路农业则最为落后。  具体地讲,晋南的平阳府、蒲州府、绛州、解州一带,稼禾两年三熟,夏季收了春麦后,种一茬荞麦,或种冬麦,或歇休。如种棉花,则一般为一年一熟。故麦茬地可种花,或于花茬地种麦。再如濒临黄河的临晋、芮城、永济等县,种麦之外,又往往中稻,收获颇佳。割稻后立即翻耕,撒种菜籽,入冬可收油菜、芥菜等。平、蒲地方,人口人口密度大,农户经营农田面积相对要小些,一般为30亩左右。乡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往往取得较好的收成。  上述南路的河东地区农民,在进行农业劳动时,比较注重生产技术。通常在夏收或秋收后,要用木犁深翻田土,整理农地。其目的是将稼茬翻入深处,沤烂残技败叶,既可除草,又可得肥源培田。同时,用耱耙打碎土块,熟化土壤,为下年开播做前期预备工作。继之,到春种季节,老农事先翻地,再次熟?i,碎土保墒。对过于干旱的土壤,进行空灌,调节商情。  在下种前,或用草木灰水浸种,或用砒霜拌种,防止作物的黑穗病和虫害发生。此种传统办法,行之有效,故当地百姓长期坚持。民间注重水肥作用,在保墒的基础上,又多加底肥,以畜肥和土灰为主。即一般以牛羊粪做底肥,以猪粪做追肥。其时在江南地方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的农谚,而在山西河东地区以至平阳、霍州一带,也同样有种田须养猪积肥的说法。山西农书曾记到:“豕不放于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于在牢地掘地为坎,令其自能上下,或由牢而入坎,或由坎而入牢,坎内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这是晋南晋中地方改散养为圈养,以利积肥壅田的一大进步。  锄禾拔草也较为认真。河东地区和晋中一带的农民有一种旱锄的经验,即选择晴天锄地,既利除草,也可松土,“阴雨天入地无利有害”。在庄稼成长期间,通常要锄禾三至五次,一次比一次浅,一次比一次精心。初锄讲究深入,有松土之意,可越往后庄稼长得越高,根浦浅层,就越忌讳深锄了。锄草或锄田,主要是在豆禾、棉花、蔬菜地里进行,麦禾因密植之故,一般不下锄,只是在旱日(晴天)入地徒手拔草,以免伤其根。  按其农作习惯,在植物生长期间,要应时施肥、浇水,及时防治虫害。人们有时把烟草茎杆剪成小段,约三寸长,搜入田土里,以其毒性杀虫。或用浸泡过烟草的水,喷洒到棉花或小麦的茎部和根部,以治虫害。乾隆年间,山西地方,特别是晋南、晋中一带农民从实践中摸索灭蝗技术,进而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消灭蝗虫办法――除蝻术。时人声称:“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灭种。”一些地方官在境内提倡于水涸草草枯之时,焚烧丛秽之区;或于春暖土松之时,集民于生蝗处掘地取卵种。平阳、蒲州、绛州各地积极响应。乾隆十七年(1752年),言官周焘曾将这种经验奏报给朝廷,引起了统治进的重视。  平阳、蒲州、解州、绛州地方种植棉花,一般采取穴种,壅肥较厚,采用摘头(打天心)、整枝等一系列技术。并严格控制棉株高度、棉田水分和棉株密度,强调稀科、通风,对田间管理精细。这一套棉生产技术,是明代从邻省陕西引进的,在晋南运用确当,甚至有所发展。康、乾之际,棉花的播种和管理方法又流传到晋中,在平遥、介休效果良好,收获颇佳。  晋南地方,在清代不仅认真培育传统的粮食品种,而且于康、乾之际,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最早出产于美洲墨西哥、秘鲁的玉米和出产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的蕃薯,曾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分别传入我国,先后在江苏、山东等地种植。康熙十一年(1672年),玉米种子引入晋南,试种成功,产量较高。其生产方法逐步向晋中、晋北推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境内陈云、陈燮兄弟俩将蕃薯从河南朱仙镇引入三晋河东,先在解州试种成功,逐步向北推广其栽培技术,使晋中、晋南地方百姓喜获丰收。  晋南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多,水肥并进,精耕细作、精收细打,往往获得较为理想的产量。通常年景,河东地方亩产小麦2石左右,亩产水稻3石,玉米2石多,棉花50~60斤(皮棉),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他们为了改良土壤,曾合理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稼禾。其中在晋南平阳府,洪洞县和赵城县农民本着互利的原则,经过官方许可,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浇溉两县的农田。雍正年间(1723~1735年),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现在称之为霍泉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5万亩;到道光五年(1825年),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5万亩,创霍泉水溉田的历史之最。霍泉流量比较稳定,当地人民积极利用,不断开发,使霍泉灌区常获丰收,成了洪、赵一带粮食生产的重心所在。  比较而言,晋中地方,耕地稍多,土壤的熟化程度较高,水利条件一般化。农民的耕作技术比晋北好,但却逊于晋南。生产高梁、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两年三熟,少数作物如荞麦、蔬菜等可一年两收。水地占15%,旱地占85%,水田亩产杂粮2石左右,旱地亩产杂粮7斗~1石。该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属于山西普通的产粮区。  晋中的太原县、榆次县、清源县等处的农民,还积极引用汾水、晋水既田,增进地力,提高产量。当地从康熙初年(1662年)开始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号称“汾河十大堰”,是其时开发汾河资源的最为典型的灌溉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范围,包括晋中地方的太原、清徐、太谷、交城、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等县之190多个村庄的40多万亩土地。  与“十大堰”配套使用的是引水沟渠,最为突出的工程举措是在太原县,清雍正以后至道光年间,太原县东之汾河上先后有用以溉田的引水渠27道。其中长安渠、龙首渠、白马渠三渠总长355里, 同时,晋中农民在潇河流域,建起了“上五道、中四道、中三道、下五道和另外十八道泥渠的灌溉系统,整个流域的灌溉面积达到二十万亩”,对晋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榆次县农民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潇河(洞涡河)上修浚了31里长的官甲口渠,浩荡之水流向郭家堡、寇村、荣村、高村、韩村等处,溉田6万亩,成为县民世代所乐道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地每年收成都较为可观,平均产粮皆在2石以上。  晋北地区包括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保德州一带。人少地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势高,气温低,冬季酷冷,夏无炎暑,且春迟夏短冬来早。就全省来说,当南路桃李花谢之时,该地区草木方萌。史称:宁武、偏关、神池、五寨等县,“终岁多大风,惟五月后至中秋初则少杀,季春孟夏时尚雨雪旦日,晴霁郡国诸山岚气蒸吐,触之若瘴”。雁北之左云、右玉、各县,立春节后仍旧寒风大作,春风节后,东风开始解冻,农事方兴。清明节后,草木甲拆,开始下种。立夏节后,天气方为和暖,坚冰始消。虽三伏盛暑,少穿葛纱。“早晨夜暮不离棉衣,立秋节后,天已深凉”,“寒露节前百草皆枯,人皆衣裘”。在晋中、晋南,庄稼两年三熟,而晋北地方则因夏短冬早,地气寒冷之故,田禾一年仅有一熟。  因为温差大,一年四季早晚皆冷,不能栽桑养蚕、种棉种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结合,在晋北则视为不可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晋北难以存在。清代官府认为晋北妇女懒惰,不兴织业,实际是地势使然。如(清)光绪《天镇县志?风土记》上讲:“独塞北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织,天寒地冻,不能树桑养蚕,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光绪《续修崞县志》也记到,原平一带,“地寒不产棉花,女不晓织纺”。山阴、广灵、灵丘、大同、阳高、偏关、代州、繁峙各县皆是如此,甚至连靠近忻州、定襄的一些地区也是早燠迟不宜棉,农地多沙不宜麻??,田碱不宜桑柘。由于地理和习惯的缘故,织麻、纺棉、织丝都不流行,绝大多数的农户是用自产之粮来换取棉布,或直接买取袄、裤。  因地理和土质的关系,不仅难栽桑麻,就是水稻也不能种,种植旱稻也很少。百姓仅就土宜,种植五谷杂粮,也栽培一些耐寒性的果蔬植物,如大麦、莜麦、稷、黍、糜、秫、籽麻、萆麻、大豆、小豆、莞豆、黄豆、绿豆、谷子、葡萄、西瓜、茄子、南瓜、芥、蔓菁、苤兰、白菜、萝卜、土豆、黄花、茴子白。其中,莜麦为主要食粮,适宜当地水土,耐寒耐旱,能相对保证产量。鉴此,晋北的莜麦播种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80%――90%,无论贫富皆食之。在静乐、岚县及宁武府各县,“每百亩之田种者(莜麦)十之八九”,左云县,除了莜之外,粟谷不过占20%。即使是种植最少的神池县,“莜麦……种百亩者(指农户),即居其半”。意为50%的农民种植莜麦可以达到100亩。当地人们认为莜麦是最为经济实惠的粮食,因为莜麦面耐消化,有终日食一餐者。  山西北部地方,土旷人人稀,百姓广种薄收。大同府2 州8县,共有民田54249顷(每顷为100亩),而民户仅45220丁,每丁平均可种120亩土地。朔平府的朔州、马邑、左云、右玉、平鲁5州县,官民屯田5万多顷,丁口06万,每丁平均耕地约为100亩。由于地阔民少,不忍弃耕,农民广泛经营土地之现象,十分普遍。其中偏关县,田阔地多,民不胜耕,大抵“一夫犹有百壤(壤即垧,每垧地约为2亩多)可耕,尚足支终岁耳”。表明该地每户农民一般要耕种200多亩田。附近的河曲、平鲁县,户种100―200亩农田也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晋北和晋西北地方,每户或每丁耕种70―100亩土地者处处可见,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业习惯。在这一带,有的是自耕农种田,也有的是佃种土地者。当时租田赁耕者人数较多,也同样是大面积耕种。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岚县人李京佃种田主之土地120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岢岚州人吴应强佃种田主土地140亩[21]。常常见民间一户经营一面坡,数户耕种一道山梁者。  然而,多种并未多收。北路地瘠民贫,稼获甚少,终岁劳作,亩产杂粮仅仅几斗,整体效益比较低下。从当地的文献资料看,偏关农户每家虽然大都耕种200来亩土地,可据民国《偏关县志》讲,有清以来,该地一直是“十室九空”,可见田间收之极低。就连靠近晋北的临县地方也受其影响,广耕田,少打粮。该县之田以垧计,东区南区以3亩为一垧,西区以4亩为一垧,“数垧之田,不能当川原一亩之入”]。由于晋北人民经营土地面积广,所投资金不足,工本难免有缺,产量势必减低。如乾隆时雁北文人声称,大同府所属2州8县,“其农力作勤苦,然薄于粪壅”。朔平府、宁武府地方也有“肥力不达而敛薄”的说法。这一带的农民种田,往往简单从事,常有既无底肥又不追肥的现象。春耕时机,一个成年男子大手抓起杂粮种子(除了玉米外),用力挥动胳膊,飞撒于田中,然后驾牛犁耕一次,将作物籽籽儿翻入土中,听其自生,以待秋获。这种撒播方式,所用籽粒也少,往往1升或2升种子就能撒播一亩多地。较之晋中寿阳、榆次等地用粪肥拌籽下种每亩5~6升或7~8升种子要省得多。一般是地少肥足者才用灰粪拌下种。撒播出苗后,除黍、谷外,皆无暇顾及锄草、灭虫等事。如此粗种粗收,是导致晋北农田产量低微的主要原因。  晋北地方之所以广种薄收,除了以上人稀地阔、人力工本不继诸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利不兴之故。历来“晋北土质干燥……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借者雨泽耳!故晴雨稍失时,便成灾歉”。我们知道,山西北部尽为山田坡地,不仅绝少水田,而且就连平地也是极为少数。静乐、兴县等处皆为荒山野坡,附近的岚县也是如此。故(清)雍正《岚县志》曾讲,该县四境还山,“全无三五里平田,涧湾山转,即为膏腴良田,历年来淫雨漂冲,尽成沟渠,寸土难耕。若夫山田,高者五六十丈,低者二三十丈”,实不能引水上田入灌。在雁门关外的应州,水害未除,水利未兴。长期以来,境内浑河两岸,田地俱高出河身三至四尺或五至六尺不等,桑干河两岸田地又俱高出河身四至八尺不等。此两河,雨缺则细如带,不能上引入地,雨多则惊涛急涨,往往漫溢两岸,或倒灌小溪,可也是随涨随落,很少获得水利。即使打井汲水,又地多盐碱,浇地反损田苗。百姓也没有能力治理盐碱地。并且,北路地土砂碛,遇雨下渗为速,保留水分较差。山田易干,雨多又往往造成水土流失,若遇山洪暴发,还将淹没田禾,不得水利,反罹水害。  总之,山西北部因天寒地冷、夏短冬旱之故――有限生产时间较短,势必迫使当地农民去广种田土。换句话说,地土砂瘠,水利难兴,收获低微,再加上田禾一年又仅一熟,为此百姓必须抓紧时间抢耕多种,即人们要在一次收成中,取得全年的粮食,故而不多种是不行的。整个关外(雁门关外)七厅及大同、朔平、宁武、代州、保德州等各府各直隶州地方,向无春收和夏收,只有秋收。通常是三月开种麦、豆,五月种黍、稷,七月种荞麦,七月下旬即降霜。在这三至四个月中,常常忙于犁地下种,播足“七八十亩至百亩”,才会休止。尔后又要抢收秋禾,中间时间很短,往往顾不得锄草、壅肥。俗称北路人与天气抢食,而抢食的办法就是抢耕抢收。所谓抢耕就是多耕,向田野抛撒籽种。忙于种田,而不治田,当然难免薄收。如此则农业落后,百姓贫困。

山西经济出版社1989年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1990年5月正式组建。它的前身是山西人民出版经济编辑室。目前,社内设有工经、农经、财贸、综合、美术5个编辑室及总编室、办公室、发行部、出版科、财务科、照排中心等科(部)室,全社职工46人。 山西经济出版社建社9年来,出版和重版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图书。有170种图书先后在国家及省级以上图书评奖中获奖,其中《孙冶方选集》获国家图书奖;《薛暮桥选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西方管理思想史》荣获第二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当代西方经济学》获得光明杯三等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证券大辞典》、《中国山西经济贸易投资旅游总览》分获1991、1992、1993年晋版图书特等奖。 联系方式:地 址: 中国太原建设南路15号邮政编码: 0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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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山西省农科院主办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主编:扆锁成ISSN:1002-2481CN:14-1113/S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2号邮政编码: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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