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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并逐渐成为占主体的国际贸易，并且，相当部分的贸易是在相同的产业内进行的，如双向贸易等等。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对此予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是相对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而言的，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最强有力的挑战就是对其两个关键假设“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质疑，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正是在这两个全新的假设上产生了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对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6�1克鲁格曼（Paul P�6�1Krugman）和默瑞�6�1坎姆（Murray C�6�1Kemp）。一方面，新贸易理论赋予了贸易产生利益这一定理以新的证明，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规范结论，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的运行结果处于一个“次优”境地，适当的政策干预有可能改进市场运行的结果，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地位，最新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试比较“新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异同。 新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产业内贸易，而比较优势理论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新贸易理论的假设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而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比较优势理论都是从供给角度已经研究，新贸易理论还从需求角度进行了说明；新贸易理论强调差异产品在形成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所有产品都是同质的。重叠需求：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档次相同的那部分需求。产业内贸易理论和重叠需求理论都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不同点是：第一：产业内贸易理论是从供给角度讲的，而重叠需求理论是从需求角度讲的，第二：产业内贸易理论探讨的是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而重叠需求理论并不是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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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历史由来已久，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使得在美国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商务部分析局（BEA）提供的经济结构数据分析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77%下降至2016年的71%，美国经济发展不断呈现出制造业空心化趋势。造成这一结果就不得不提及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对其经济转型升级和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国内的高端服务业失去了根基，经济结构出现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美国经济下滑，爆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使得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各个国家都加大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美国从奥巴马政府至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再不断地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来带动国内的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实体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提出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战略；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基于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发展创新型经济和加强美国国际领导权等方面的考虑,进一步出台了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诸多政策。反观中国在工业制造领域不断拓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在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的27%。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美国倡导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再工业化的历程，文旨在分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并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张指明方向。2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作为美国近几年为经济复苏做的大举措，被国内外的众多研究学者关注。Jing Chen（2017）认为美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迎来制造业的复兴，他通过麦肯锡战略、企业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高级分析中心高级专家埃兹拉·格林伯格（Ezra·Greenberg）得出自大衰退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即使不惊人，但也是稳定的，通过在五个领域的措施，美国可以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1]。根据Scott Miller（2018）的研究，制造业仍然是美国产出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几年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高科技行业实现了持续增长[2]。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再是回归低端制造产业链，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是产业结构优化例如全球、低能源成本、智能制造等高新制造业模式。根据Abadie（2010）的研究，在2009年美国没有提出制造业回归的战略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在增加值出口额非常拟合现在真实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相反在美国在执行了制造业回归战略之后，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额显著减少[3]。简单来说，该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减少是一个直观表现，而这种变化率则很好地代理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其中制造业产业链的创新是美国在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上遏制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对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看法，Chunjiao Yu（2017）通过DVA计算指标和数据模型得出在GVC分工体系下，中国DVA比例小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4]。贸易战也警示我们，出口应“重质大于重量”，在以后的出口中注重提升贸易附加值，具体地，应大力提倡技术发展，努力提升劳动生产率，鼓励研发，促进资本积累，并鼓励专业化生产。3国内研究现状首先，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产业结构特点 根据肖肖（2018）撰文所指出的，美国此次制造业的回归是更深次的高端制造业回归，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 而更像是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实现产业升级[5]。潘辉，杨毅（2018）发现美国自2010年以来按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划分，回归产业中有高达58%都是低端制造业的企业[6]。马光远（2017）认为当年奥巴马强调“再工业化”, 目的看似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为新一轮产业革命进行充分的准备，本质上是实现美国产业的升级, 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7]。阮晓东（2017），美国都把制造业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其他环节留在了美国[8]。其次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局势的研究。根据蔡礼辉和任洁（2020）的研究，中国制造业GVC参与度指数在多数年份明显高于美国同期值,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明显高于美国;其次,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明显小于美国,这表明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9]。吕晨星（2018）也认为美国相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深，从制造业整体看,中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最终端的生产,美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技术水平较高的中间产品生产[10]。从以上结论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分析，此时的中国制造业相比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还是比较吃亏的一方。最后是中国制造业应对的从策略的研究。王岩（2020），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要扩大金融财政支持，改变制造业融资难的状况[11]。其次，完善产业链建设。丁明磊（2017），强调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升级，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作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跨界创新[12]。潘辉和庹小钰（2018）从价值链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痛下决心盯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实现技术超越和产业升级[13]。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大概举措应该从进军创新产业入手，改变自身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低端的困境。此外就是对于资源配置优化，工业化发展相对应的应该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4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查询总结和数据分析总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美国制造业回归这一基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背景以及动因，分析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发展状况，判断美国制造业未来可能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冲击。通过数据收集绘制表格，具体分析近几年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结构特点，进一步推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制造行业提出应对影响和风险的策略。
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存量问题研究 一、引言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亚洲诸国痛定思痛，纷纷上调外汇储备额以应对国际游资的再次冲击，捍卫本国货币，我国也不例外。截止200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额已达创记录的4033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20倍，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然而，高额外汇储备是否真能在稳定一国汇率中起到"定海神针"的 作用，它在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真的有利无弊呢？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既有支持保 持现有储备存量观点的，又有认为应当降低储备数量的。因此本文献综述尝试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以利于在比较中分析利弊，抓住问题的实质。 本文基本上按照对外汇储备存量问题讨论的先后顺序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刘力臻等人强调实行高额外汇储备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通过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得 出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都认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诸国纷纷失守固定汇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保证，使得国际投机游资在交战中占了上 风。第三部分介绍围绕刘力臻等人实行高额外汇储备的观点反对派学者（余永定等）所提出的种种反驳和理由，他们认为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 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无效、危险和代价高昂的。第四部分则是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消化过量外汇储备 的建议。 二、赞成实行高额储备的观点及理由 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教授认为实行高额储备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刘力臻：《国际金融危机 四重分析》）。外汇储备可以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夯实我国加快改 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变得更为明显。同时，入世后，我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明显提高了我国对世界经济的适应能力。 尹艳林在她所著的《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中提到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极大改善甚至是扭转了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局面，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 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而且外汇储备多使得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了货币供应，支 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抑制了国内通货紧缩的趋势（尹艳林：《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还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反映了我国的资金过剩，有利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特别是像家电、服装等优势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能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润/张岭松：《国际金融管理》）。 三、反对实行高额储备的观点及理由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观已经过时》一文中认为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稳定是一件十分冒险 的事情。在把辛苦赚来的大量外汇储备赌光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使货币贬值。比如泰国、韩国等，货币当局都想通过抛售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而结果都是 宝贵的外汇被花光了，本币却依然下跌不止。外汇储备的职能已不在于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和支付债务的需要。在IMF对外汇储备功能的新表述中，“增强对本币的信心”被放在核心地位上。简单地说，外汇储备过去是准备“用”的，而现在，则主要是给人“看”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外汇储备过多，目前已经造成我国极为短缺的外汇资本资源的浪费，出现穷国反而向富国输出资本，支援美国等发达国家 人民的高消费。同时，维持高额外汇储备的难度和成本加大，央行在保持巨额外币资产的同时，为防止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又不得不通过出售国债的方法对迅速增 长的基础货币进行对冲操作，央行会因此承受很大损失，而且我国储备结构较为单一，其中的70%以美元的形式存在，外汇储备过多，必然会增大外汇储备的风险（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 央行分析，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造成压力。其次是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综合国际竞争力。第三针对我国贸易和国际压力逐渐加大。 另外，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可能刺激短期资本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王雅范/管涛/温建东：《走向人民币可兑换：中国渐进主义的实践》）。 四、消化过量外汇储备的途径 一些学者提出多余外汇储备的出路可以考虑用这些储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这样在支援我国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加强了国防实力。另 一些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为今年初央行宣布使用部分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金补充找到了理论依据，但提出在注资的同时要注意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
浅析金融危机中我国国际贸易应对措施摘要：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对美国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仍历历再目，由于美国国会突然通过高额关税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收缩，使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我国应该吸取30年代的教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措施1国际贸易现状分析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在很多领域与世界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国际市场高度关联，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曾说过“：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但伴随而来的贸易摩擦也日益严重，以广州为例，截至2008年11月，广州外贸企业遭遇22起外贸摩擦，数量同比增长120％，涉及总金额合计高达1亿美元，基本覆盖了钢铁、轻工、机电、化工等主要行业。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演越烈，范围波及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将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出口产品在遭遇越来越多以安全和环保为名的技术壁垒的同时，反补贴、反倾销等新型贸易摩擦呈现频繁的态势。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教训深刻，由于美国国会突然通过高额关税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其他国家也相继仿效，使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收缩，使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具有数量居高不下，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壁垒等成为国际贸易摩擦新动向等特点，反补贴已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领域和热点。业内专家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袭击，在美国之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主导政府的决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各国的普遍做法。2009年我国将面临更多贸易摩擦，并可能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贸易摩擦已经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我国面临的压力增大。面对危机我们应进一步的审视中国的国际贸易问题，首先，对外贸易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从而导致利益转移到别的国家，形成国际贸易中的剥削机制。其次，在危机的风浪中，由于各国的贸易市场不同程度出现了萎缩，甚至国内市场也加剧了萎缩，面对复杂的现状，中国应看到本土的广阔市场，不断的开拓国内市场，通过拉动内需来保值增值。2我国的国际贸易问题措施分析1内需与内供并进在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4万亿公共设施的投资计划在2年内实行，面对出口大减，开拓本土的市场以拉动内需，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无疑是个好办法，如杭州采取的消费券发放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内需与内供并进，那就要鼓励企业内供，因为内供必然增加内需，由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所以鼓励私营企业内供至关重要。2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要加强对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宏观监测，可以采取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口关税、资源税、污染费等，有效限制这类产品的大量出口。以弥补国内资源、环境的消耗。在做好资源性产品出口限制的同时，我们还要做好对资源性产品进口的协调和管理。3积极应对反倾销面对经济危机，应采取措施遏止反倾销蔓延的态势,必须加大反倾销力度。首先，调整竞争策略。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以廉取胜”“、薄利多销”的竞争策略，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其次，规范自身的贸易行为。企业要加强自律,行业协会与各企业要齐心合力，树立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形象。三是警惕“倾销引诱”。四是完善、规范会计资料。五是大力提供法律后援。4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中的作用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当前,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在国内加大各级政府对服务贸易企业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二是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三是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改进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的金融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开发适应服务贸易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危机，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既是一个挑战，也是我国产业转型的一个契机，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好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困局。我们应高度重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培育企业的创新机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保持我国的国际贸易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参考文献:[1]吴建功王涛生论国际贸易的风险评价[J]求索，(2)[2]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3]宋群21世纪初国际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4]曹亮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J]中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1)[5]马春光跨国公司全球化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1996,(12)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