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咳咳。。。乃自重。。
——《浅谈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它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虽然也曾经历了一些劫难，但仍然影响不了它那古老的韵味。如果你能醉心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话，一定能感觉到它的渊博。综观世界文学的发展史，唯一能与之相匹配的并只有古希腊的文学。然而我认为古希腊的文学就相当于黄酒，入口很甜但回味起来却不是那么的深长。而中国的文学则不然，活脱脱的就象白酒；入口虽然有点难度但回味起来却是那么的深远悠长。 古希腊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的差异，就缘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造成文学上的差异。本应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意义，但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相互发现；相互借鉴的过程；以此来看的话就有点价值了。古希腊是一个航海国家，他们研究大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关。他们的商贸往来频繁，所以对数字的研究比较热衷。再加之航海上的一些需要，一些自然现象；以及一些物理上的知识并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认为世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火；土；原子等等；这一个个物质代表了他们一个个循序渐进的时代和奋斗的历程。而中国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基于阴阳两方面的平衡而生出万物的，接下来并发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成就似乎比古希腊要先进一步！同时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生活的比较稳定。所以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东西比较热衷。 中国文学的主流莫过于文学，而文学的鼎盛期莫过于唐宋两代。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想写好文章，必须潜心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将其读熟，以致于会背。把它读精，以至于会运用”。然而我则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全面，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岂是《唐诗宋词》可以概括乎？单就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与《楚辞》来说，虽没有《唐诗宋词》那样的华章词句；但也体现了最早的文学思想。如《楚辞》的大胆设想，不正对应着李白的恣意妄为嘛！还有《元曲》的乐律，《孔孟》的深邃教义；多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却的辉煌；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可或却的东西！综观中国的文学史是广袤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替代的。 同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从《诗经》《楚辞》的起源，至《唐诗宋词》以及《元曲》的兴盛。再从明清两代的衰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变革。接下来就是文革时期的停滞，然后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生。再从文体的形式来看又是逐渐向“民俗化”“大众化”发展的，发展成为每一个国人都可以研究的东西。最早时期文学的探究只限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所谓“礼不上小人”“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小人”指的并是百姓，是最底下阶层。后来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而导致了宫廷政变，致使一些文人流落民间。这些流落民间的文人为了生存并开始“授徒讲课”，后来并形成了“十家”最后演变成“六家”。即：“儒，道；墨；法；名；以及阴阳家”。同时也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在隋唐年间并产生了科举制度。随着一些文人的“流落民间”和“科举制”的产生，中国的文学逐渐的向大众化民俗化发展了；不再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利。从《唐诗宋词》的字斟句酌，到《元曲》的民俗化。再从明清时代的“老八股”，到五四新文学后的“白话文”；无不体现了这一种转变。 在此以前缘于秦朝的残暴，而秦朝的建立得于“法家”的帮忙。所以在汉代建立后并贬低了法家，同时缘于“儒家的仁治”；儒家思想并唐而皇之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学。淹淹大国五千年孔老夫子的门生几乎占据了各个时代的政治角落，成为统领各家的主流文学。然而一种文学的思想是不可以长盛不衰的，儒家的文学在于不断的汲取各家的精髓来充实自己。唐诗的鼎盛期过后，宋代的诗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当时“禅宗”的思想十分盛行（禅宗实质上是佛学与道学的联合体），于是一些士大夫并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将其灌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宋词》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创举。明清两代呈现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许多士大夫视西方的新文学为“夷狄“。直至鲁迅等人发起了新文学后，才又正视西方的文学。创造新的文学体裁，创造了又一个高峰。今天我们吸收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文学精髓，同时又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各国；创造了世界文学的鼎盛局面。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写道：“翻开中国的历史，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然而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鲁迅先生以及许多的文坛先辈。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的文学思想，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思想难免会迂腐，有了迂腐就需要变革。于是并在这一代代的文人的推动下，文学才得以进步！
以文学为话题的议论文 当代作家赵丽宏曾说过：“世界上有无数关闭着的门，每一扇门里，都有一个你不了解的世界，然而这些关闭着的门中，有一扇非常重要的大门。这扇门写着两个字：文学。” 赵丽宏认为文学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传达着人类的憧憬和理想，凝聚着人类美好的感情和灿烂的智慧”，而我认为文学是我生命中必要的，因为“或许在生活中会因为你的美与丑夺你的形象；或许在集体中有着贫富之说来定夺你位置；或许在社会中存在着勾心角之谜来衡量你的价值，但是在文学中，只有你和主人翁的快乐，它是美好的代言，和平的归属”。 我欣赏郭敬明，从初中就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我欣赏张爱玲，虽然有些看不懂也不理解，但其中的蕴意深厚；我欣赏鲁迅，即使有时会在他的世界上陷入沼泽…… 在《红楼梦》中，我是黛玉的明眸，清澈而犀利，《林黛玉进贾府》一节中，门外的盛景及左拐右转的院落就让我眼前一亮，那珠光宝气、富贵堂皇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各人容貌，举止谈吐，礼仪之说，亦是落落大方，与众不同。再探门道，各人出场就已是气势逼人，有扶，有请，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有顾作不见的，有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的，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借曹公之用笔精妙，光是这排场就让人叹为观止。 在《出走十五年》一书中，我看到了希腊的气派、罗马的恢弘，我感到了耶路撒冷的冷峻，恒河的壮美；我听到了西隆囚徒的叹息，莫扎特的绝唱。不同国度的人，不同故事的感悟，对文化和历史的认知也就从中渐渐递增。我更深深了解了文化与历史这看似疏远却又密又不可分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文化便是历史所折射出的一道光；如果说历史是一首乐章，那么文化便是历史中扣人心弦的动人音符。 借秋雨之正笔，我学到了一种美德——尊重，同时，我也学会了真正的旅行者精神——虚心虞诚，锲而不舍，永往直前。这是一个优秀的旅行者必备的品质，更是一个学子所应该学习的。 文学是作者的心声，诱惑着每一颗赤诚之心；文学是读者的眸子，诱惑着每位文学之子；文学更是一扇窗，窗后的世界诱惑着我，走向梦想与现实的交际…… 文学是带刺的玫瑰，有着华丽的包装，巴金爷爷不慎被扎了，留下了爱情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文学是巫婆的苹果，有着诱人的香甜，冰心奶奶了，留下了《繁星》和《春水》；文学是香奈儿的翻版，有着动人的香气，我被蒙了，留下这一篇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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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二中创建八十年，培养人才三万余人。在教育、科技、军政、工农、艺术各界出现了众多有成就的人物。据1996年建校七十周年时的不完全统计：教育战线大学的正副教授、中学的特级教师，科技战线高级工程师以上，军政界地师级以上，工农战线的企业家、养殖家以及艺术、技能方面有突出成就或有著作问世者，总数在五百人以上。以下仅为部分之简单介绍。 （转自《双峰二中七十周年校庆纪念册》） 欧阳崇一 又名欧阳祜，青树坪人，起陆高小一班毕业。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任国min党第一兵团司令部第四处上校处长，主管后勤业务。积极趋向弃暗投明，抗拒执行白崇禧对长沙的破坏命令，促使司令员陈明仁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后，任兵团军需处长、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等职。他对母校感情甚深，曾来信说：“我1949年能走向光明，是与母校的教育分不开的，堪可告慰。” 匡燕鸣 双峰人，起陆高小四班毕业。1960年及1979年两次回校任党支书、校长。工作刻苦实干，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恢复学校元气，备著辛劳。荣膺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称号。后调任双峰一中党支书、校长。 戴鸿仪 青树坪人，起陆高小十一班毕业。四十年代曾回起陆初中任教，是有名数理老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其与人合作发明的“矿用强力运输带横向断裂预报装置”获国家专利。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欧阳谦叔 又名欧阳熙，青树坪人，起陆高小十六班毕业。曾任湖北歌剧团编剧、作曲。是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要作曲者。国家一级作曲家。其论文《歌剧探索三十年》曾发表于北京《音乐理论》杂志及《中国歌剧艺术文集》。1990年，他与爱人一同回到母校与师生们联欢，后又为母校校歌作曲。 欧阳骅 青树坪人，起陆初中十二班毕业。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硕士和博士论文评审委员。编写了《中国航空百科词典》、《中国医学检验全书》及论文40余篇。所发明“管式液冷防暑降温背心”获国家专利。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为庆祝母校七十周年校庆与爱人曾月英捐出多年积蓄设希望奖，要求奖励家庭困难而品学兼优的学生，以报答国家和母校对他们的培育之恩。 王文介 双峰县花门镇人，起陆初中十三班毕业。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员、国际海洋研究委员会中国工作组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海洋局科技成果三等奖。主持和参与专门著作16本。有论文和译文60余篇在国内有关学报刊物发表。 曾月英（女） 青树坪人，起陆初中十五班毕业。1956年考入空军第二飞行学院，毕业后，分配空军专机师任飞行员，担任过中央首长专机机长。1987年被授予空军上校，一级飞行员。其机组获“英雄机组”称号，个人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三十年飞行近五千个小时，行程达200万公里，飞过四十多次专机，参加过常年的战备值班，执行过临时的抢险救灾，均安全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王影 原名李醒辰，永丰镇人，二中初五班毕业。196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林业部湖南农林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并任该院副总工程师。他主持、设计的工程，多次获部、省奖励及先进称号。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系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第六届省政协委员，省八届人大常委。 李希特 双峰人，二中初十五班毕业。现为县文化局干部，中国剪纸学会会员、农工民主党县委常委、政协双峰常委。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他“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有作品百余幅在报刊发表，并多次在展出中获奖。其《凤朝阳》《凤凰戏牡丹》经选送日本、瑞典展出。其三分钟人像剪影，以快、准、美受到中外好评，誉为“湘中一绝”。 欧阳梦轲 青树坪人，二中初二十一班毕业。1985年临池学书，兼学装裱。1988年获全省农民书法大奖赛三等奖，1990年获全省国土杯书法大赛二等奖，1993年获国际和平杯书法赛三等奖。其作品编入《中国国际艺术大观》。《人民日报》及《人事与人才》报道了其自学成才的事迹。 王振华 青树坪人，二中高一、二班毕业。乘改革开放东风，在农村发展养殖事业。全国养猪协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动物人参系列产品开发公司总经理。荣获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科技致富能手、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谢和平 双峰县甘棠镇人，二中高三十一班毕业。现任四川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成员。他在岩石损伤力学和分形几何结合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从而推动岩石力学的发展，他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2年被评为中国青年科学家。被聘至美、英、波兰、德国各大学讲学。共发表论文40余篇，英文著作3部，中文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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