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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力内涵的历史演变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对“竞争”做了这样的解释：同种或异种个体之间为争夺共同的资源而相互施加不利影响的现象。使另一方饥饿或得不到机会传宗接代。人类社会的竞争和自然界的竞争是一样的，不过人类的竞争方式却可以高于自然界，通过加强自身优势来战胜对手，这比自然界的竞争更良性化，更带有人类独有的文明特征。竞争力就是各竞争对象争夺有限资源（市场或消费者）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既可能是超过对手的资源也可能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人们对竞争力内涵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既可以被认为是随着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断发展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是随管理理论不断成熟而趋于科学和严谨的结果。 第一阶段：企业早期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生产能力弱，该时期买方市场尚未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弱，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先进程度、劳动者的经验。因为只要在这些要素资源上占据优势，就足可以让企业生存和成长下去。此阶段构成竞争力的要素内容最少，以有形要素资源为主。 第二阶段：国内外局域竞争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企业数量多、规模大、生产能力强，买方市场已形成，企业竞争激烈。只以对有形要素资源或易被对手模仿的能力已难以形成战胜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此阶段公认的企业竞争力一般包括三个层次：一般竞争力、优势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一般竞争力包括：规模、产品、资金、设备、行销网络、成本、质量、服务等；优势竞争力包括：特有的技术、品牌、管理的有效性、商业信誉、信息、掌握制订产品或行业标准的权力，特殊的政治资源、人力资源、先进的商业模式、卓越的领导者等；核心竞争力包括：优良的企业文化、形成优势竞争力的制度、卓越的组织学习力、富有创造力的领导团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等。竞争力以有形资源（硬资源）和无形资源（软资源）形成的合力为主。 第三阶段：全球一体化竞争阶段。 进入21世纪，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以下几个新特点，一是生产要素资源的全球配置；二是因特网等现代传播技术使企业暴露在全球监管之下；三是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兴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持续获取盈利和维持自身发展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在社会中的价值。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生存质量、信誉优良成为企业争相努力的目标，因为只有负责任的企业，才能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此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竞争力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企业如何化社会责任为竞争力 从纵向的时间序列看，在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源的优化整合阶段之后，企业已经步入了“企业公民”这一全新竞争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 求”的公认指标。从1999年美国推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到2001年英国的Footsie for Good，再到澳大利亚即将推出的RepuTex，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看重企业 全国偶像歌手大赛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缤纷彩音风暴免费听 激情新势力性感新锐动 社会责任，并加以量化。 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为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正如星巴克CEO奥林·史密斯(Orin Smith)所言，星巴克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说服顾客支付3美元的高价购买一杯“有社会责任的咖啡”。同样的，杜邦公司之所以能从一个总资产仅为36000美元的火药小作坊，茁壮成长为年销售收入超过240亿美元的跨国巨头，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功不可没！ 世界经济论坛更是放言，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度，企业完全可以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提升财务业绩 事实胜于雄辩！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金融分析师发现，与那些丝毫不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司相比，那些充分考虑了上述因素的公司的股票业绩更佳。Innovate Strategic Value Advisors公司也发现，对那些拥有卓越“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的公司而言，它们的财务绩效同样不俗！ 此外，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的Curtis C. Verschoor教授和Elizabeth Murphy副教授也进行了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该研究将《商业伦理》杂志(Business Ethics)评出的100家“最佳企业公民”(基于企业对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环境、海外投资者、女性与少数民族这七大利益相关者群体提供服务的定量评估)与“标准普尔(S&P)500强”中其他企业的财务业绩进行比较。基于1年和3年的整体回报率、销售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以及净利润率和股东权益报酬率这8项统计指标，得出结论：“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前者的平均得分要比后者的平均值高出10个百分点。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 如今，众多企业整天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开源节流，实际上，以杜邦和3M为代表的“企业公民”早已另辟蹊径，从防患于未然入手，把预防污染放在第一位，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杜邦的员工都铭记这句名言，“尽量不要在地球上留下脚印”。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尽量少用不可再生的资源；二是所有排放物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不对环境造成伤害。因此废料减量和资源再生利用成为杜邦环境管理的重点。如此，环境保护不再只是消极的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而是被视为能够产生效益的行业。 1975年，3M公司年开始力推“3P”(Pollution Prevention Pays)计划，从污染源头——产品和生产过程抓起，重新规划产品，改善生产流程，重新设计生产设备，对废料进行循环利用。由工程师、生产专家、实验室人员组成的“3P”统筹委员会，专门管理“3P”计划，对符合标准的项目予以审批通过，并奖励那些体现出技术创新的项目。3M公司的全球雇员群策群力，共发起了近5000个“3P”项目。截止2002年，3M公司共节约了8.94亿美元。除了上述显性的成本节约之外，3P计划还降低了与污染相关的事故和法律纠纷发生机率，保护了员工的身体健康，让员工更多地参与决策，并进一步强化了创新文化。 提高销售量和顾客忠诚度 众多的研究成果显示：企业越是注重社会责任，其产品和服务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现在的顾客，特别是欧美顾客，社会意识逐步加强，不单单注重产品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关键购买因素，如价格、质量、安全、便利等，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接受一件由剥削童工、妇女或囚犯所制造出来的商品已变得不可思议。 2003年，Hill & Knowlton/Harris互动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美国人了解到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消极举动时，高达91%的人会考虑购买另一家公司的产品/服务，85%的人会把这方面的信息告诉他的家人、朋友；83%的人会拒绝投资该企业；80%的人会拒绝在该公司工作。 构筑人才高地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对一流人才的争夺是企业成功的必要因素。 常言道，良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能力突出的人，往往在工作去向上选择慎重。今天，超过3/4的美国人在找工作时会考虑未来雇主的社会形象。只有在开放创新、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企业中，士气才会高涨，员工才能真正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由衷的自豪，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和光泽。 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相比而言更具知名度，更易获得人们的好感，当然也更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由此带来的好处是节省管理费用，以及相关的招聘和培训费用。即使在人才相对过剩，好工作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之今日，相当一部分人仍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合适的一把尺子。比如，1999至2001年间Aspen学院开展的一项社会创新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MBA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的公司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选择另谋高就。 降低监管力度和市场壁垒 以种种行为证明自己切实遵守政府法规的企业，常常能被国家或当地政府给予更多的自由。在美国，国家和州级环境监管部门都有正式的规划，对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健康和安全影响的企业给予认可和奖励。而且这些企业面临的检查和程序性工作都会减少，在向政府提出申请时甚至能获得一些优惠。美国联邦判决指导方针规定，如果企业能证明它将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并且实行了有效的道德规范计划的话，针对该企业的处罚和罚款就会减少甚至完全没有。 传统上，中国企业一直习哂谧非蠖唐诰�眯б娴目焖僭龀ぃ�鍪恿恕捌笠德桌淼赖隆钡某て诮ㄉ瑁�鍪恿松缁嵩鹑伪曜既现ぁH欢��痹嚼丛蕉嗟闹泄�笠怠白叱鋈ァ保�娑砸桓龈瞿吧�纳缁嵩鹑伪曜际保��蔷突嵋馐兜酵ü�庑┥缁嵩鹑伪曜既现な嵌嗝粗匾�K�唤瞿苋梦颐腔竦靡徽耪沤�牍�适谐〉耐ㄐ兄ぃ�擅钔黄浦种置骋妆诶莺褪谐”诶荩�涮烨滴�ㄍ荆��叶杂诳焖偬嵘�笠灯放菩蜗竽芷鸬焦丶�淖饔谩＠�纾琒A8000标准作为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任何企业或组织可以通过该项认证，向客户、消费者和公众展示其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和承诺。 综上所述，惟有真心、耐心、全心全意耕耘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亩三分地，企业才能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年代，如同星巴克的客户那样——从容啜饮着醇香的“有社会责任的咖啡”！
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惨案”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员A. 兰普[1]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2]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团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4]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就常规而言，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在一般条件下也难有别的选择。但是东欧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大异，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财政紧缩的结果导致投资下降，企业资金短缺，需求萎缩，整个经济出现滑坡。1990—1991年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11.6%和11.7%，[5]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波兰式的私有化在通货财政双紧缩、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波兰政府开始实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但是，价格可以即时放开，紧缩可以实行，私有化却不是说“化”就能化得了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一直到8年以后，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才接近达到。波兰私有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波兰剧变产生于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前体制下的腐败和化公为私而来的。在波兰最后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全面强化经理权力，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势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并清查这种“自发私有化”。这种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后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届波兰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期间，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关键的一点是，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这种现象必须停止。”[6]自发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则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在民主制下，它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才能形成立法框架。在剧变之初，波兰政府就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但是，这种方案与波兰工会运动“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第二届团派政府即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有趣的是，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后，类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通过。但那时已是剧变五年之后，私有化大势已成，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已经无从发挥了。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剧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三大工会代表、企业技术管理部门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才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此时距波兰剧变已经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格旦斯克造船厂。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均未获工会通过。最后因拖延转制，企业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团结工会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全民平分国有资产既未通过，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置换国有产权。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波兰企业中强大的工会力量又使外资望而却步。这样，波兰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1. 小私有化。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由于其资本量小容易购买，这项工作在团派政府时期即已顺利完成，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2.“靓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赢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即由企业内部职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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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6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小企业和核心竞争力特点及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策略。
关键词：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
我国中小企业的数目已达3980万户，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提供了75%就业位置，对GDP的贡献率达51%，税收占到全国的43.2%。中小企业在保证我国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方便群众生活、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推动未来经济腾飞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气力。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直接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活力。如何利用加进WTO的机遇，积极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如何进步其竞争上风、打造长寿型中小企业是当务之急。
一、核心竞争力与中小企业
1. 核心竞争力及其特征。
企业核心竞争力最早由两位美国战略治理学家帕拉哈德和哈默于1990年在《哈佛贸易评论》上提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指在特定行业的竞争所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它代表一个企业的集体智能。
核心竞争能力具有以下特征：(1)价值性。能为顾客带来长期的关键性利益，核心竞争能力有利于企业效率的进步，能为企业创造长期的竞争主动权，能为企业创造超过同业均匀利润水平的超值利润。(2)独特性。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积累形成的，它不仅包含了企业独特的技术、技能、操纵技巧和诀窍等，还包含了企业独特的治理文化等特征。因此，它是企业不易仿制、难以买卖、能持久拥有的稀缺性的战略性资源。(3)一体性。核心竞争能力与特定的企业相伴而生，与企业的初始要素投进、追加要素投进以及企业的发展经历密切相关，它存在于员工的身心、企业的战略规划、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之中，因而它难以从企业主体中分离出来，更无法完全进行市场交易。一旦拥有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竞争对手形成质的差别。(4)延伸性。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很强的产品延伸性，能为企业进进广阔的市场提供多种核心产品等潜伏机会，企业一旦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便可将其组合到不同的相关创新之中，构筑起新的创造与发展基础，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势头。(5)发展性。核心竞争能力固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总是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竞争战略、治理模式及企业资源等变量高度相关的，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核心竞争能力的动态发展与演变也是必然的，以前的核心竞争能力可能演变为一般的企业能力。
2.中小企业竞争力现状分析及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中小企业，是一个在上有国际跨国企业、国内大型企业，下有多如牛毛的个体工贸易者挤压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群体。在经济中独特的位置决定了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的艰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中小企业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产品的买方市场已逐步形成。“进世”后，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关系发展进进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小企业更直接面临与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廉价的人力资源没有了，人才自由活动了，并且按市场价值计付报酬。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工人不愿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力的本钱也将随之进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多数中小企业还存在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等题目。改革开放多年来，老一套经营思想、旧的生产治理方式仍然束缚着企业的发展。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突出题目就是缺乏竞争力，特别是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在：
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养成了重战术、轻战略，依靠经验决策的思维定式，很多中小企业既没有核心经营理念，也无明确的战略意图，导致经营方向迷失，经营领域模糊。
很多中小企业在主营业务尚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的情况下，就盲目实施多元化经营，资源分散在多个业务领域，损害了对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甚至有些企业把原有的上风都丧失了。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各国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市场范围扩大，机会增多；另一方面，风险加大，竞争更趋激烈，这对中国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国外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很大部分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管理僵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参与竞争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不足。由此，中国企业要生存和发展，要和跨国公司抗衡，要抵御住国际经济风险，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现实课题。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后，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我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是企业基于市场需求，整合有效资源而形成的，支撑其持久竞争的比较优势和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系统能力。它涉及管理、产品、技术、能力和文化等多方面，但由于环境和文化差异，每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各有不同。归纳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把握。第一，目的要素：顾客价值。顾客价值是企业参与竞争的前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取向，如华为基于顾客需求的技术创新和美的的品牌差异化战略。如果缺乏对顾客价值的足够关注，就不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把握好市场需求，即使技术很先进，也难免会由“先驱”变为“先烈”。第二，动力要素：知识创新和企业文化。知识创新是企业培育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土壤和源泉。企业文化是企业各种竞争力的精神源泉。一个企业能具有长久的核心竞争力和组织学习能力，企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华为的“狼文化”、深南电路的学习型组织建设。第三，保障要素：制度、管理和人力资源。制度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前提条件，管理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手段，人力资源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制度、管理和人力资源这些因素对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有的直接体现为核心竞争力，有的内隐在核心竞争力中。如华为、海尔的管理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制度则是深南电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第四，外化因素：技术、营销、服务、质量、品牌和成本等。这些是直接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若干关键环节。技术尤其是独有的核心技术是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质量是产品的灵魂、企业的生命；成本是企业绩效管理的核心；营销是企业产品和服务实现市场竞争优势的必要方式；服务是企业在技术、质量、营销等能力趋同情况下的竞争新领域。当然，不同的企业，会在不同的环节狠下功夫，其核心竞争力所体现的特点也不一样，如华为抓住了技术环节，东风日产抓住了技术、品牌和服务环节，美的则抓住了技术、营销和成本环节。
云南—GMS次区域旅游合作的SWTO分析及其对策 摘要:区域旅游合作是当今旅游发展的大趋势,而GMS次区域旅游合作是GMS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在具体分析云南参与GMS次区域旅游合作的SWTO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参与GMS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 关键词:云南; GMS; 旅游合作; SWTO分析; 对策 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世界各国从经济利益权衡出发,利用区域地缘优势,实现区域内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与共同繁荣。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经济发展阶段如何,都不可能孤立于潮流之外而取得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强烈态势下,GMS旅游合作的发生是顺势而行、趁势而上的必然选择。 一、云南—GMS区域旅游合作的SWTO分析 (一)优势: 1. 区位优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大门,背靠我国西南大陆,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紧连,边境线长达4060km,面向东南亚、南亚,处于我国大西南旅游圈、泛珠三角区域、GMS次区域合作圈、中印缅孟合作区、中国-东南亚旅游圈、中国-南亚旅游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重合作区域的重叠处,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云南的地缘优势将使GMS区域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梁,是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联合发展旅游业的前沿阵地。 2. 经济支撑优势 GMS区域各国(地区)间经济实力相差较大,其中以泰国经济实力最强,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条件都较差,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云南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稳定,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则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云南省与越南的GDP相差不大,但由于云南省拥有中国国家政府强大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参与GMS区域旅游合作中,相对于GMS区域其他国家,云南仍然拥有较大的经济支撑优势。 3. 资源优势 GMS区域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独特、质量高,除缅甸外,其他几国都有世界遗产,其中以文化遗产居多。云南的三江并流、泰国的通艾—卡卡思河野生动植物公园以及越南的下龙湾等都是有独特性的自然景观资源;从文化景观和民族风情资源特点看,GMS各国(地区)具有趋同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受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多分布着山地少数民族。与GMS区域其他五国相比,云南拥有众多的高原湖泊、大江峡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热带雨林等,自然旅游资源类型齐全、规模宏大、风格各异;拥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文化,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绚丽多彩;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有机结合、交相辉映,其中,尤以滇西北的旅游资源与GMS区域其他五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具有明显的旅游资源相对优势。 4. 政策优势 在GMS区域六国中,中国和泰国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最为积极,其他四国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政局不稳等问题,在配套相关优惠政策上也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旅游投资规模有限,在旅游开发建设等方面还需要得要中、泰两国的支持。中国是GMS区域唯一的上游国家,对GMS区域合作持积极态度,已将澜沧江-湄公河的开发列入了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划,开发项目规模大,层次较高;同时,中国在支持云南参与实施《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中,在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均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为云南参与GMS区域旅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 5.市场优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背靠中国大陆广阔的客源市场腹地,同时又面向GMS区域、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市场,客源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市场地位优势明显。近年来,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出境旅游发展迅速,中国与GMS区域其他各国的旅游市场互拓也日渐紧密,泰国、越南均已列入最受中国内地公民欢迎的十大出境旅游目的地,而泰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地之一,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到中国旅游的游客人数也逐年递增。云南面向GMS区域市场、背靠中国大陆市场的优越市场地位将使其发展区域旅游组织中心的功能成为可能。 (二)劣势 1.旅游市场不够规范化 一些不良行为和现象长期存在于云南旅游市场,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如少数不法分子以假冒合法旅行社名义私自组团和接团,私自刻合法旅行社印章游客钱财 ;一些挂靠承包部门违规操作团队,出现重大投诉时逃匿;少数旅行社违规超范围经营等。这些问题严重地侵害了广大合法经营者和游客的利益,也损害了云南旅游大省的良好形象。 2.旅游产品单一,体验性旅游产品少 根据调查,旅云游客以度假为目的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次区域其他国家的比例,云南省在次区域国际度假旅游中的地位是处于较低水平的,或者说就整个次区域而言,云南省作为国际度假目的地的形象还不是很突出。目前云南是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其它类型的旅游产品偏少,尤其是体验性的旅游产品更是不足。 3.旅游企业多而小,实力不强,人才不足 至2004年,云南共有19526户旅游基本单位。其中:旅行社410家,旅游住宿设施14234家,旅游景区230家,旅游车船公司16家,其他类型旅游企业69家,旅游购物企业300多家及上千家旅游餐饮企业,基本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在内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但是,缺少规模大、实力强的旅游企业。企业缺少高素质的、熟悉国际市场的旅游活动开发和经营管理人才。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整体上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旅游国际化的要求。 (三)机遇 1.国际旅游业和中国旅游业快速、持续的发展 自二战以来,国际旅游业一直以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活力的产业。特别是近20年来,环亚洲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旅游业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今后20年,如没有大的世界性动荡,全球旅游业将继续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发展。环亚洲太平洋地区将继续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GMS次区域将成为世界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黄金旅游地”。云南和次区域各国也将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入世为云南参与GMS次区域旅游合作开了更为广阔的通道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和与世贸主要成员国签定的协议,一是各成员国之间服务贸易业将陆续开放,这将有利于旅游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二是旅游业内部限制要素的开放,如独资、合资旅行社的逐步开放,这将有利于优化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运营机制,提高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这些将为云南进一步参与GMS旅游合作打开更为广阔的通道。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将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大市场与中国大市场相结合,将形成一个拥有近17亿消费者、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1.2万亿美元的更大的市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将成为覆盖全球近30%的人口,拥有全球约40%的外汇储备,GDP和对外贸易量分别约占世界总额10%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为云南参与GMS次区域的合作构建了良好的平台和提供了经济、政策等方面上的支持。 (四)挑战 1.次区域各国旅游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次区域各国旅游得到较快的发展。2001年,整个次区域共接待游客共1470人次,比上年增长6.7%,但各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泰国共接待国际游客达1006万人次,云南为233万人次,越南为113万人次,而老挝、柬埔寨、缅甸仅分别为53.4、40.8、20.4万人次。次区域旅游发展的不平衡给云南推进与次区域各国旅游合作带来了困难。 2.云南在次区域合作中与它国地位不对称 中国方面主要是云南省在直接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中国从省级层面、而其他国家从国家层面参与合作的不对称局面,弱化了中国在合作中的影响力。比如在亚行的“三纵两横”经济走廊计划中,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将“两横”即东西走廊列为优选项目,而与云南直接相关的其他三条纵向走廊均“榜上无名”。尽管云南在涉及这三条线路的云南境内建设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具备良好的基础,但这些与中国在次区域合作中大国扮演小角色,云南一省势单力薄的地位不无关系。 二、云南—GMS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 1.发挥云南旅游资源优势,加大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调整旅游产品结构。 云南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还不够。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同时要协调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和国内区域旅游合作来实现旅游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以整体的的形象和整体力量进行旅游市场宣传、促销,打造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最后,加快对旅游产品结构的调整,改变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的格局,实现旅游产品的多样化。 2.规范旅游市场,加强企业合作,壮大旅游企业实力 为了整治旅游市场,2005年,云南旅游局制定和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但执行的力度仍不够,旅游市场仍不够规范。云南应该加快旅游市场政策和法规的建设,并加大执行的力度,为旅游企业的经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云南与次区域各国政府要从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对大型旅游集团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建设具有组织国际旅游活动能力的旅游集团,并促进次区域内小型旅游组织的整合,使其向集团化方向发展,使云南旅游企业的实力逐渐壮大。 3.加强规划,争取政策,扩大合作范围,提高云南在次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进一步加强对GMS次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近期以边境地州参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旅游黄金旅游线路和重点旅游产品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为重点。中期以老缅越的旅游合作为重点,按照符合国际标准和亚行的要求,做好规划和可行性研究,争取有一批项目得到亚行的支持和国家的支持。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争取更为宽松的进入次区域旅游合作政策。云南应制定扩大开放和旅游优惠政策,鼓励和推进滇东南、滇西南与周边的缅、老、泰的地方、企业进行国际旅行代理、旅游设施建设、旅游路线开发、旅游人员教育培训、旅游景点景区等方面的合作,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全面合作局面。以便更有力地推进滇东南、滇西南率先进入次区域旅游合作领域,进而向全省进行辐射,逐渐提高云南在GMS旅游合作中的地位。 4.加快边境口岸的建设,推进旅游中心城市的国际化 云南共有8个国家一类口岸:畹町、瑞丽、河口、勐腊、景洪、思茅、金水河、麻栗坡; 8个国家二类口岸:片马、腾冲、盈江、章风、南伞、孟定、孟连、打洛;另外还有90余个通道互市点。 从总体上看,云南已形成西、中、东三路较为集中的对外通道和口岸群体,构成了云南在地域上全方位向周边三国开放的基本格局其中,西路以瑞丽、畹町为主,中路以勐腊为主,东路以河口为主。云南应该加快边境口岸建设的进程,使边境口岸城镇成为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讯发达、服务种类齐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窗口。争取现有的一批国家陆路、水陆口岸可办理口岸签证,简化进入的手续。争取国家将云南作为与东盟实行互免签证的省区。城市是区域的中心,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具体建设者,应在制定GMS次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推进次区域内各旅游城市之间的建设与合作。把昆明、景洪、勐腊、瑞丽和河口几个旅游中心城市建设成为云南省面向东南亚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使其成为中国参与GMS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大本营和连接中国大西南与东南亚两个旅游圈的中转基地。 参考文献: [1]云南2006年旅游年鉴. [2]中国永州新闻网. [3]刘青 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与案例初步研究—以云南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例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 [4]云南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2003-2015年规划. [5]2004-2005云南旅游发展报告. [6]廖春花 李庆雷西双版纳与澜-湄次区域旅游合作战略初步研究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0月 第16卷第5期.
记得以前有个学生写过的中国固网电信业应对开放市场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摘要 SWOT分析方法，是用来确定企业本身的竞争优势（strength），竞争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从而将公司的战略与公司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对于制定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的脚步不断地加快，市场的开发程度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固定线路通讯的市场格局也将会由目前几家寡头垄断向更为多元化的境况转变。鉴于此，本文引入SWOT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当前国内几家垄断企业的资源优势和缺陷，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同类市场开放的经验，从中探索出在如此繁杂的市场环境下，我国固网电信企业如何更快更好发展的应对之道。关键词 固网通讯 SWOT 不过是近4W多字的论文，不知道适合你不。其他的参考文献有：1 运用SWTO分析 迎接加入WTO冲击━━试论变动与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战略管理 林建 科技经济市场 2006-09-30 期刊 0 52 2 运用SWTO分析法 实施盐化工企业战略调整 夏家秋 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 2003-12-20 期刊 0 72 3 地市高校中外合作办学SWTO分析及发展策略 樊彩萍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2-30 期刊 2 127 4 深圳会展业发展态势SWTO分析及对策探讨 罗光杰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5-04-30 期刊 2 110 5 电信企业重组后SWTO分析及创新战略 林宝禄 亚太经济 1999-10-10 期刊 1 39 6 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SWTO分析和对策研究 陶婷芳 财经研究 1998-11-03 期刊 9 86 文献检索是一门很有用的学科，指依据一定的方法，从已经组织好的大量有关文献集合中查找并获取特定的相关文献的过程。。一般的论文资料检索集合包括了期刊，书籍，会议，报纸，硕博论文等等。
<论产业链整合>作者: 任江波 / 刘明宇 / 芮明杰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揭示分工从工艺分工发展到功能性分工以后，产业链形态、产业链关联方式、整合方式、整合主体发生的变化。第二，在一个基于分工演进的报酬递增框架下，将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融合起来，综合分析了产业链整合分化的微观机理，从知识共享的视角，研究产业链的整合。第三，在对产业链、企业集群的价值创造方式深入细分的基础上，对基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模块化经济、网络效应的价值创造过程和知识共享的内容进行比较，揭示了不同类型产业链价值创造和知识整合的差异。第四，提出了产业链的知识整合、价值模块整合与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并在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动态知识价值链，构造了一个新的知 识创新模型，深化了对模块化体系中产业链知识整合机制的认识。第五，将产业链理解为一个知识体，从知识角度研究了产业链分化整合的机理，探讨了产业链整合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模块创新机制、知识创造机制，以及产业链整合的组织模式，并分析了具有创新外部性的模块化产业链的政策规制要点。这本书应该适合你，建议你去看看
1、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建立与实施2、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3、大型企业管理层员工激励机制研究4、企业文化建设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研究5、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研究6、危机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探讨7、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缺乏主动性的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8、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路径分析9、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作用研究10、我国“民工荒”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11、新农村建设吸引人才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12、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信贷市场发展问题及对策13、当前我国企业新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14、中国医疗保险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15、我国城镇失业成因与对策研究（经济学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那你就只能求助百度了，你现在就是不知道在网上怎么找跟你这论文相关的文献是吧，其实，你可以先了解（财富涌现与流转）里面的，看别人的论文参考文献是什么。你再对应的去网上搜题目啥的，资料就出来了
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问题研究 -以乐清电气产业为例
引导语：乐清电气产业集群是温州传统产业集群的代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世界经济恶化的大环境下。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优化产业生态链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问题研究 ——以乐清电气产业为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乐清电气产业集群产值达到1110亿元，增长7.8%，集群中规上企业总产值达750亿元。其良好的发展态势，有市场宏观环境原因，也有企业微观因素，但从产业集群竞争力角度分析，其不断优化的产业生态链起着直接的、关键性的作用。本文力求通过分析乐清电气产业集群在优化产业生态链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寻找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为其他产业集群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一、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顶层设计规划引领
坚持规划引领，融合产城联动理念，乐清近几年接连编制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明确行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近期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等。2009年完成《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示范区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和《乐清市电气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实验区实施方案》的编制，明确了电气产业未来发展的目标、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等;2012年编制了《乐清市工业强市建设规划》，提出加快构建“2+3+X”现代产业结构，把电气产业作为重点支柱来培育扶持;2014年完成了《电气产业提升发展方案(2014-2020年)》，加大电气产业发展力度。
(二)制造升级提质增效
从之前一味追求市场扩张，转变到注重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龙头企业率先示范，发挥自身的平台优势和融资优势，在行业内部开展并购重组，例如金卡股份收购天信仪表，充分运用上市公司资源，展开战略并购，实现了其业务范围的快速拓展。一大批企业加快实施“机器换人”，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制造，用强大的品牌效益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支持“温州制造”，如人民电气集团的人民高新技术工业园，建成后将成为一个装备现代化、生产自动化、产品智能化、管理信息化的新兴工业园区。又如正泰电器在乐清北白象工业园投资的智能化数字车间项目，总投资达2.3亿元，被列为国家工信部2015年智能制造专项的项目，将彻底改变我国电力系统基础元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三)打造平台强化支撑
市科技创新园、省级电气工业设计基地、国家工业电气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新世纪人才大厦、国际电气城会展销售中心、总部经济园等项目相继落地、推进。其中电气工业设计基地已安排在乐清科技孵化器内落地，国家工业电气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已投入运行。柳白新区核心区，中国电器城项目进展顺利，再过几年将变成一个集会展中心、销售中心、物流中心、商务中心、科技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于一体的平台。与之相呼应的智能装备小镇规划面积2.96平方公里，三年投资50亿元以上，按照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以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为核心的产业平台。
(四)多措并举规范市场
强化行业内自律，签署并严格执行《电气行业提升发展倡议书》，鼓励优质优价，引领行业健康发展。针对电气产业存在的恶性低质低价竞争行为和行业内无证照及假冒伪劣产品生产经营行为，政府部门一方面帮助和指导行业协会积极建立行业自律规范公约、价格等级分类和监督协调等工作机制，一方面加大了部门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通过从源头上预防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发生，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2015年，乐清全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7314件和5854件，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447件，分别占全市的19.88%、21.6%和24.81%。
(五)政策扶持优化服务
近年来，乐清市出台一系列振兴实体经济的激励政策，从效益激励、税收优惠、要素保障、企业整合重组、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等10个方面给予力度空前的政策激励，助推项目落地和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凸显工业电气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战略导向。同时配套出台《关于千亿电气产业集群提升发展的决定》多项产业培育专项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行业协会进行战略规划研究、实施行业自律、协助开展行业滚动提升等活动的补助奖励和行业区域品牌建设、全链式配套协作、技术联盟建设等方面的奖励补助。加强督查考核，印发《镇街产业培育考核办法》和《2014年度乐清市打造千亿电气产业集群职能部门考核办法》等，将产业培育提升发展列入镇街、部门工作年度考绩考核，形成产业提升发展工作合力。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集群产业低端徘徊、突破较难
长期以来，乐清电气产业集群被低端锁定，据不完全统计，低端、低价产品约占乐清低压电气总量的70%左右。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企业在竞争中自相残杀，相互压价，过度低价竞争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使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严重影响集群企业利润和品牌形象。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动力不足
乐清电气产业集群是农村工业化的产物，以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与中心城市相比创新资源不足;同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互相模仿的问题难以根除，创新成果难以完全享有，自主创新风险较大，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群内所拥有的技术专利大多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数量偏少，从而对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帮助不大。再加上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缺乏技术、信息、知识等方面的共享和协同管理机制，难以实现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同步升级。
(三)要素制约仍然突出
目前集群发展最大制约的要素无外乎土地、人才、资金，几乎每位受访的企业家都会提到。工业用地紧张，同时一些企业拿地做工业地产投资，又进一步推高了地价。人力资源不足，特别是高端科技研发人才和工业设计人才严重缺乏，是制约集群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相比其他要素，高端人才制约问题日趋突出。融资市场不成熟也是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因素，目前基本还是以不动产抵押担保为主，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依旧比较困难，上市难度更大。并且“两链风险”问题较为突出，后续处置压力不容忽视。
(四)集群配套服务较为滞后
政府层面没有统一的发展指导服务机构，服务机构隶属行业和部门多，管理分散，资源利用率低;市场化的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程度不高，规模小、设施差，服务能力有限，进而直接影响其产品竞争力。比如中国电气文化节一直没有专门的高档次场馆，及专业的会展承办机构;集群没有大型物流园区配套，也缺乏大型的物流企业，物流主要依赖本地小型货运站等。
三、相关经验与启示
(一)改善软环境是产业链优化的基础
产业集群是具有内在联系能够产生溢出效应的广大企业有机结合的群落，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其主体是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培育产业集群要营造相匹配或相适应的发展软环境环境，要从观念、制度、文化各方面创新，既要有敢冒风险、务实开拓的创业环境，也要有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以诚信、规范推动企业间的合作与协同，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单个企业自身的不足，推动产业集群的和谐发展。
(二)加强创新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在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使产业集群不断发展，既要立足区位比较优势，坚持产业发展定力，破除要素制约瓶颈，加快完善产业配套，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又要突破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并使两者深度融合，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以形成独具活力的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优势，保持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
(三)龙头企业是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从乐清电气产业的发展实践，及与我市其他产业集群的横向比较看，其大企业、大集团在引领产业集群发展特征尤为突出。其经验表明，龙头企业在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活动和一系列战略性行为，可以通过以其为中心形成的内、外部产业生态链转化为集群宏观层面的产业升级能力，而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收益大部分又聚集于龙头企业，为其积累熊彼特式的垄断创新利润，从而带动上下游企业群体创新行为，促使集群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上升轨道。
(四)优化机制是产业链合作的重要途径
合作研发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不同企业能够以相对少的资金、人才的投入更快地取得更为先进的成果，以抢先获得高附加值利润。我市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间、企业与公共服务平台之间尽管也有合作，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特别是没有形成基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利益共享机制，不利于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发挥、整体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也难以成为集群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
(五)政府引导和扶持是集群快速发展的保障
政府服务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最根本的条件，但却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优惠的政策激励产业的进入和形成，利用集聚的自发性引导产业集群的`发生并提供好公共服务。特别是从中长期战略规划和发展导向层面，政府的积极引导对集群的长远发展有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此外，从产业平台等硬件上创造条件，从企业的现代产权机制、融资渠道、人才吸引等软环境上予以支持，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发展动力并降低企业间的商务成本，促成更大规模企业集聚的产生。
四、若干对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领军型”龙头企业
从电气、鞋业、服装等已有上市龙头企业的产业集群发展情况来看，上市龙头企业能充分发挥区域辐射作用和行业带头作用，通过品牌示范效应，促进形成区域内产业新技术的溢出与反馈的良性机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一方面重点扶持培育一批现有龙头企业，努力实现各产业集群企业上市新的突破。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形成龙头企业的孵化、培养机制。温州现有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相当一部分仍是十几、二十年以前培育的。各产业集群应充分借鉴北京中关村、深圳、杭州等先进城市的经验，加快探索综合孵化器和专业孵化器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和龙头企业成长相结合的企业孵化成长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活跃创业创新氛围，增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为“领军型”龙头企业的产生营造优越的环境。
(二)引导集群产业链整合提升
目前温州各产业集群内的同质化竞争都很严重，必须引导中小企业循序渐进向产业链两端拓展，大部分企业应以自己所能掌握的资源来判断应该往“微笑曲线”哪端发展，而不是盲目转型。尤其是在制造环节，要强化自己的工业设计能力和研发能力，既树立稍高于同行的技术优势，又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一旦集群中的部分企业不再只参与制造环节时，产业生态链也将变得更加完整、健康，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也将大幅提升。同时，要引导企业向龙头企业聚集，以当前经济整体低迷和结构性调整为契机，推动集群企业整合重组，加快产业链整合提升。
(三)推进集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凭借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经济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和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制度创新则是通过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和政策安排，活化经济成分，重启经济活力，这虽然不是硬技术的突破，却是软实力的再造，同样能够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两者的深度融合将进一步促进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从我市各产业集群现状看，生产工艺和技术的瓶颈将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和“机器换人”等两化融合发展的大力推进而得以加快改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才、平台和融资服务等高端要素的缺乏，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创新环境仍未形成，亟待通过加快建设新型创新平台、再造创新环境等措施加以改善。
(四)培育新一代“再创业创新”企业家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企业家缔造了我市现有的产业格局，但产业集群的转型发展有赖于新一代企业的“再创业创新”。要组织实施“新一代企业家”培养工程，打造企业家队伍梯次，在80后正在成长的企业接班人、90后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和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系统经营管理知识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培养一批“新掌门人”，不断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和把握市场的能力。注重引入外来优秀企业家人才，推动外地企业家来温投资，形成本地企业家和外来企业家良性竞争、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已出台的相关人才扶持政策，适当减少和科学设置评定标准，防止奖励政策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五)运用第三方力量促进市场规范
鼓励协会在政府支持下，积极开展行业质量自律和价格自律，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协调大企业(集团)达成共识，引导龙头企业带头签订自律公约，开展自律自治。同时建立监督委员会，监督自律公约执行情况，并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通报违反行业自律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影响集群发展、侵害企业合法利益的信息，并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受理协会举报，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维护集群的长远利益，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国外品牌竞争优势明显虽然手机产业化已经多年，但在广大消费者看来，手机仍属于高技术产品的行列，只是手机从高新技术电子逐渐降低到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区别而已，况且虽然中国新兴了众多手机厂商，其产量已经达到规模生产的界定范围，但多数企业仍处于替其他国外品牌贴牌生产的状况，核心技术还被牢牢控制在少数的国外手机厂商手中，消费者在品牌情感选择上更倾向技术所有者是在所难免的。在北京这种众多手机品牌竞争激烈到近乎残酷的核心城市，消费者直接面对的是比欧美手机市场品牌更丰富、更多样化的手机市场，像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这样的国际品牌，作为市场的先进入者在品牌竞争时处于相对优势也是必然的事情。国内手机品牌虽然近几年在手机出货量、手机销售增长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国内各手机品牌的总体来看，技术和品牌资产均不占优势，其更多的作为市场的跟随者。在产品设计、市场推广方面都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和束缚，从而更多的变成依赖其国内熟悉的销售渠道进行竞争。在市场竞争中缺少了主动的变动动力，其品牌竞争处于劣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手机用户的消费心理把握不足也成为制约中国手机品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像三星、摩托罗拉等国外知名品牌，每年都将投入巨额营销费用用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研究，以了解消费者的细分组成，了解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了解消费者的购买动因，是典型的消费者导向；而中国手机厂商目前还更多地停留在产品主导型的发展上，在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强烈的北京市场，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其品牌竞争力处于弱势。-三星在青年群体中占据先机与其他国际品牌相比，三星手机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后来者。然而，这个后来者又无疑是最近这个市场中最大的成功者。据近期由世界著名品牌调查公司Interbrand公布的2003年度世界品牌价值排名100强名单，三星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品牌价值上升最快的公司，其品牌价值由2001年的52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08亿美元。其品牌价值三年间翻了一倍。三星手机的成功在于以技术研发为基础，以把握市场需求为导向。手机市场的成熟引发了成熟的消费心理，消费者对手机的参考因素更多的转向时尚、个性、新颖等方面。个性独特、追求时尚设计的三星满足了国内众多追求时尚的青年消费者，例如，在手机的颜色上，三星最早向消费者推出珍珠白；双屏手机也是三星最先推出的。不仅如此，三星还最先倡导“手机也可以作为装饰品”的新理念。今年7月份信息产业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手机市场占有率前五名依次为波导、摩托罗拉、TCL、诺基亚和康佳。诺基亚由原来的第二降到了第四。另据最新报道，由于受到了诸如西门子的低价和三星推出的时尚手机使得诺基亚失去了部分全球手机市场占有率。细心的消费者可能注意到了，诺基亚手机款式更新慢，缺乏国内消费者认同的时尚感，手机设计基本保持直板机，只有个别型号略有改变。而中国消费者使用手机这么多年，在款式上，越来越倾向于折叠翻盖手机，这种审美的形成与日韩手机大量进入是密不可分的。诺基亚产品外观单一，可能成为导致诺基亚与消费者渐离渐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两年强调时尚观念、突出个性的氛围中，摩托罗拉原定位的传统成熟的形象已不足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为此，摩托罗拉推出了“MO-TO”、“闪客”等等，富有活力形象的表现逐渐获得年轻时尚消费群体的青睐。对手机未来更换市场调查反映，半数以上的消费者有再次购买的预期，这意味着北京手机市场潜藏着巨大的商机，未来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是毋庸置疑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三星的购买表现最为强烈，而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是否能依然把握其强劲实力、有效扩大其市场占有，我们只有拭目以待。-品牌差异与品牌的广告有很大联系对手机品牌形象调查表明，北京手机用户赋予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成熟男性稳重人士的形象，赋予松下和西门子成熟男性充满活力技术人员的形象，赋予TCL和LG热情奔放年轻艺术家的形象，而三星则是前卫的商业人士形象。品牌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与品牌的广告诉求和产品形象积累有着一定的联系。三星公司在手机市场开拓上，将其目标市场锁定在22岁至35岁的年轻白领阶层。由于这部分人收入稳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勇于尝试新事物，是手机主要消费群。具有年轻活力的香港著名红星郑伊健、陈慧琳做其产品代言人，使消费者把三星产品和时尚个性前卫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反，尽管折叠机在中国很畅销，诺基亚在中国一直坚持走直板机路线。诺基亚这种风格一度被业内认为是固执。虽然近段时间以来诺基亚也是新品推出，但市场似乎反应并不是很强烈。使人们对这个手机业老大是否能把握市场产生疑问。摩托罗拉这个品牌给人一种传统的、商业人士的形象。然而，这种形象已经不足以得到消费者的青睐，甚至面临品牌老化的危险。回顾今年，摩托罗拉在重新调整市场的策略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迎合市场需求和产品推广。在一个长达数分钟的电视广告中，MOTO横空出世。塑造出一个时尚、酷、个性的特征，这似乎更贴近于中国的消费者。国产手机在品牌资产积累上明显缺乏主导思想，除消费者依据近期广告对波导、TCL形成一定了解外，其他品牌多数让消费者处于模糊状态。国产手机厂商不约而同地采用“美女广告战略”，例如，李玟、金喜善、赵薇、伏明霞、梁咏琪分别成为波导、TCL、夏新、首信、科健的形象代言人。然而这种品牌塑造并没有给人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理念和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品牌文化。因此，进一步的包装品牌，赋予其独特的理念和文化，将是国产手机塑造品牌的必由之路。-收入、年龄、性别影响手机消费从收入来看，消费者收入越高，未来考虑更换手机的比率就越高，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消费者达到了百分之百更换手机的预期。高收入的消费者更愿意接受目前备受市场关注的国际品牌，如三星、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从年龄来看，不同年龄的用户均对国外品牌的手机有强烈的关注，用户年龄未对国内外手机品牌的关注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相比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摩托罗拉认知度不断提升，而三星的认知度呈下降趋势，这与摩托罗拉最初定位传统成熟，而三星个性时尚的市场定位相吻合。在喜好方面，25岁至44岁用户对国内品牌的偏好略有提高。四成以上16岁至24岁用户喜好诺基亚，45岁至60岁用户对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好感最强，达三成以上。在对手机市场占有率研究中，国内品牌的手机在35岁至44岁用户中使用率较高，达到19%，而在45岁至60岁用户中使用率最低，仅为5%。45岁至60岁用户使用摩托罗拉占四成以上，使用诺基亚占三成以上。60%以上25岁至34岁用户未来六个月考虑更换手机，比率最高，而45岁至60岁用户未来更换手机的比率最低，仅为33.9%。三星和诺基亚在16岁至44岁用户中购买达到或接近二成，而在45岁至60岁用户中不足一成。国内品牌波导和夏新在45岁至60岁用户中的购买力严重不足。从性别来看，不同性别的用户均对国外品牌的手机有很大的倾向性，性别未对国内外手机品牌的关注产生较大的变化。相比而言，男性用户对摩托罗拉和波导的认知度超过了女性；女性用户对TCL的偏好较高。在对市场使用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摩托罗拉在男性用户中的使用率最高，达到30%以上，而女性对诺基亚的使用较高，达到25%以上；男性用户在未来六个月内对诺基亚购买表现显著，达到25%以上，而不同性别用户对三星手机的未来购买基本接近，达到20%以上。总之，在如今日趋激烈和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技术研发实力、对市场的分析和把握程度、产品品牌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三星、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这些世界手机行业的大鳄，谁将在未来竞争中引领风骚，市场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作为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内手机厂商，在生存压力日益增加的市场环境中，更多的仍然是学习。
苹果和华为，两者如今的实力差距到底多大？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现在的手机市场上，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在市场上都是非常有潜力的两个品牌，我们从销售数量来分析这两款手机，似乎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的差距减少了不少呢！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在实力上的距离到底是有多少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首先有一点九非常明显，苹果公司是一家拥有10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但是华为目前还只是一家注册公司，我们从CISCO公司目前的市场价值来看，估计华为的市场价值大概只有3000亿美元左右，但是肯定不会超过3000亿美元。做为一家跨国企业，苹果公司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对国内的手机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另外苹果公司就仅仅在电子产品零售这方面已经获得了，100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目前在全世界第一个获得超过10000亿市场资产的企业。而且苹果公司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华为，无论是产品零售，所获的的利润以及研究开发能力，甚至广泛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苹果公司都要将华为公司抛在身后，另外苹果公司所所生产的苹果手机，无论是性能还是质量都要远远的超过华为。但是要说起研发成本，华为公司的投入就连苹果公司也自愧不如。据了解，在很久以前华为公司每一年都会投入1000亿美元作为研发产品的成本，据了解，这个数量已经是华为公司一年收入里面的百分之十四了。要是单独将这个方面分开来看的话，华为公司已经超苹果公司和很远的距离了。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目前为止华为手机里面基本上一大部分的配件都是由华为公司自己生产的。从手机的处理器芯片，手机电池甚至是手机主板都是由华为公司内部开发出来的。虽然说苹果手机的系统也是由自主研发而来的，其他的配件大部分都是由外加工公司进行加工的。就像苹果手机的屏幕是来自三星公司的产品，手机基带在最开始时候高通公司负责，再后来就是由英特尔公司，基本上可以说，苹果公司已经苹果手机最重要的生产环节交给了第三方公司进行制作。苹果手机是在乔布斯研发的itouch平台的基础上推出的产品，所以到现在的苹果公司依然非常注重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磨合，再加上精密的工艺技术，让苹果手机成为智能手机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华为的移动位置服务技术之所以这么的强大，主要是因为以前华为的核心是在腾讯公司那里，只是现在转型成为电子产品零售公司所以在软件质量方面和客户使用体验上面和苹果手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在中国知网上看看吧
线现在就安的话，还是华为的优势更明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