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1. 新与旧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2. 农民被抛弃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3. 文人的作用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4.宗教特征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5.自由与平等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近代中国的报刊业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初，即清朝的嘉庆年间。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代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的创始人竟然是外国人。1815年8月5日（嘉庆二十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考》（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以介绍基督教的教义和宣扬基督教为目的，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它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在中文报刊史上它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它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在《察世俗每月统计考》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办报刊，但国人办的报刊却一直未曾出现在国人的眼前，相反在华外报一直是中国报刊业的主角。自《察世俗》之后，像《天下新闻》、《万国公报》、《依湿杂说》、《各国消息》、《新闻报》等等的外报一直占据着中国报刊业的市场。作为早期的华文报刊，它们为后来中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范例，但庆幸的是它们并未影响到未来中国报刊业的走势。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外报中不乏好的期刊，比如众所周知的《申报》就是在华外报的杰出代表，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申报》被誉为中国现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至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们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早的几份国人自办的报刊都出现在香港。要说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纸当属《中外新报》，它的前身是1857年11月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大约在1865年初改名为《中外新报》。作为国人创办的近代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算是发行比较长的报纸，直到1919年才停刊。在《中外新报》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872年4月，香港又出现了一家华人主办的报纸----《华文日报》，这份由陈霭亭先生创办的报纸以向国人灌输世界新知识、让侨胞了解国内政俗为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报成为香港众所周知的大报。此后的1874年2月，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见长，十九世纪末，更形成了争论报刊主流。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报纸，因而《循环日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除香港外，国人在内地也创办了一批报纸，诸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创刊）、《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创刊）、汉口的《昭文新报》（1873年创刊）、上海的《汇报》（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创办）、《述报》（1884年创刊）、《广报》（1886年创刊）等等的一系列报纸，其中的《西国近事汇编》是清末最早的官办近代报刊。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近代中国报刊创办更是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由于报刊对于扩大维新变法的思想、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894年至1898年间，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香港等许多城市出现了百余种报刊，而属于改良派和支持改良运动的报纸就达70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在维新运动之后的革命与运动中，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现极大的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见识，这也为之后各个革命的成功和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舆论基础。1900年到1910年间，《选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时报》、《政论》等等的报刊层出不穷；1911年到1920年间，以《中华民国公报》《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银行周刊》等等报刊较为著名，影响较大；1920年到1930年间，《政治周报》《楚光日报》《热血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中国青年》《世界日报》等等报纸闻名遐迩。这一系列的报刊杂志，成为了中国近代舆论界的主力军，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大革命时期，我国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基本定型，中国的新闻界的发展也逐渐步入了正轨。在后期的抗战中，我国舆论界的发展日臻完善并在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新闻舆论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国的新闻舆论的发展朝着实时、真实、准确的方向发展，而且慢慢的步入了世界报刊业的行列，让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融入到了世界这个大的交流圈，促进了我国的全面发展。求采纳，答案我私信发给你了
“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上海公报》 Sino-US Joint Communique 28 February 1972 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 《申报》（Shun Pao）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原先全称《申江新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防务后，因为《申报》为中国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前后总计经营了78年，共出版25600期。 《新华日报》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它是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并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于1949年4月在南京复刊，195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报北京晚报是北京市最早主办的市级报纸之一， 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创刊，1964年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报头。新闻报》（1893～1949）《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亚东时报》（1898～1900）《亚东时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1898年6月25日）创刊,册报。封面有日、清两方的纪年，署“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七日”。《上海新报》（1861～1872）《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历任主编先后为美国传教士詹美生、华美德、英国牧师傅兰雅和最后一任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字林沪报·晚报》（1895）《字林沪报·晚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95年5月10日）创刊，由字林沪报馆出版发行，创办人蔡云松。该报是上海由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晚报。该报创办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社会各界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意识增强，商业行情也朝夕不同，因此该报的出现，受到部分市民的欢迎。但该报发行时间不长，原因是当时上海还未兴夜市，商店和洋行一般都在下午5时下班，晚报不能及时送达。报馆虽曾允诺“雇专人递送，五点前准到”，但很难实现，不久停办。具体时间不详。《上海晚报》（1898～?）《上海晚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创刊，由时务日报馆和游戏报馆联合发行。创办此报的背景是，当时上海发生法租界扩界酿成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务日报》揭露法领事馆的阴谋，支持甬人起而斗争，触怒了法总领事，禁止《时务日报》在法租界发行。时务日报馆的叶瀚（浩吾）、汪诒年（仲阁）等联合《游戏报》主编李宝嘉（伯元），创办《上海晚报》，以便更换报名渗入法租界地区。半月后，《时务日报》改名《中外日报》出版，该报曾随《中外日报》附送一天，所载内容就是“演说四明公所全案”。《上海晚报》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平息后仍继续出版，每天下午五时送报。内容注重上海当地的社会新闻，有《论茶楼》、《论酒馆》、《论公家花园》、《论总会》、《论礼拜堂》等有关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话题，还附载有《滑震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流行性小说。戊戌政变后不久，《上海晚报》停办，原因不详。《通信晚报》（1910～?）《通信晚报》于清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由沪宁车站附近的进行社创办,宗旨为“捷便靠实，补各日报所不及，并以集各日报之精萃，可省时节力，作茶前酒后之谈笑资料”。该报是专摘各日刊可读性材料的综合性文摘报，没有自己的评论和消息，每天下午出版，专供火车旅客在旅途中阅读消遣。在此之前，进行社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间出版过《旅客》周刊，内容有社说、选录、记事、小说等,但刊期较长，对经常乘火车来往于淞沪之间的短途旅客来说，缺少新鲜感，因此增出《通信晚报》,很受旅客欢迎。后来《旅客》周刊停办，进行社集中力量出版《通信晚报》。《通信晚报》同时也在茶肆酒楼和娱乐休闲场所叫卖零售。主笔郭步陶，后成为《新闻报》著名记者。《通信晚报》何时停刊不详。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1868～1907）《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办于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由《中华新报》主笔、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出资创办，创办初期目的只为传教。年出50本，聘请两名“秉笔华士”作助手。该报为册报,每期4张,共8页,约7000字,印《圣经》图画。《字林沪报》（1882～1899）《字林沪报》创办于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年5月18日）,日刊。总主笔由《字林西报》总主笔巴尔福兼任，另聘戴谱生、蔡尔康为华人主笔。
《中国药房》。《中国药房》创刊于1990年，是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药房》杂志社主办期刊。《中国药房》主要栏目包括医药热点、药事管理、药学研究、中药与民族药、精准医疗、药物经济学、临床药学、药物与临床、循证药学、药师与药学服务、综述讲座等。《色谱》创刊于1984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化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办、国家色谱研究分析中心承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业性学术期刊。
告诉你几个药学核心期刊： 1药学学报2中国药学杂志3中国医院药学杂志4药物分析杂志5中国医药工业杂志6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7中国药理学通报8中国抗生素杂志9中国药科大学学报10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11中国新药杂志12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13中国药房14中国现代应用药学15华西药学杂志16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是核心期刊
中国药房
国外医药市场和药房事务，中药房业务等等。 《中国药房》本刊创10年来，先后获四川省第一、二届科技期刊评比“整体设计奖”和“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四川省优秀期刊评比二等奖；连续3次获重庆市优秀期刊评比...
这是中文核心，也叫做北大核心，这刊物还行
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2.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伍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主权，进而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局面，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勒索白银2100万银元，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有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是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天津条约》又开放了10个口岸，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开放天津；《中葡会议草约》规定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 《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白银2亿两，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中俄《爱晖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改定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等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勒索到4.5亿两白银，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美《望厦条约》取得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这些条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使资本帝国主义渗透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意义:(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2)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分配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资政新篇》主张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3)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也是前所未有的。(4)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5)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其他回答 按时间排序 按投票数排序0ctz20000 2009-2-24 20:46:09 60.180.80.* 举报 “浅谈“洋务运动””“试谈中日关系 ”电脑硬件安全 2009-7-13 11:33:27 121.18.71.* 举报 南京！中国近代史最为屈辱的记忆直面才会强国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2周年祭，感念中国新派导演陆川先生为大家奉献的大片《南京！南京》小看了一些花絮和简介，被震撼作为中国人我们就是不能忘记历史，以史为鉴。而且应该尽可能的真实的还原历史真相，这不是揭短和挖伤疤，记得此片一直在有关当局的审核中被冠以过于血腥不能发行，我不禁想问72年前的场面比这个不知恐怖和血腥多少倍，那么多的遇难同胞经受过何等残酷的对待。作为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影能血腥到什么程度，就是再血腥我想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血粼粼的教育和冲击，我们连这个都承受不了何以面对当今的诸多挑战？何以只在每年的哪些特殊日子做一些表面的文章。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和展现历史真相是为激起全民族的血性和斗志，这段耻辱我们是如何也不能轻易的遗忘和废弃，因为这是近代中国史上中国所经受的最为野蛮和伤痛血腥的外夷侵略史，其中深刻的教益我们罄竹难书，我们有何必对一部电影遮遮掩掩，万般限制。中国历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不嗜血成性。可是对于民族曾经经受过的屈辱和苦难，我们应该是警钟长鸣、居委思安。倭人们都可以对他们的民族灌输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是用活人和活体作为教材，至今甚至连一个最为真诚的反省和道歉都没有，甚至还在公然的在靖国神社供奉着当年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还在不停地篡改教科书虎视眈眈的在我南海区域兴风作浪。我们何以胆小到连一部电影过于血腥作为话题不让其公映？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在遮掩什么能遮掩什么？要知道没有过去的耻辱就没有今日的奋发图强国事渐胜，每个民族都是在屈辱中进行反省才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如此。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真相不是挑衅也不是露丑而是时刻的在头顶悬一把耻辱之剑提醒和教育我们强而更强。因为现代人太容易忘记过去的痛苦了，正所谓好了伤疤就忘痛，还有一些人有奶就是娘，更有一些人稍见成就，就高高在上分不清状况。要知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并没有多久一直是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行，70后的人群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见证。所以以愚之见陆川导演的最新力作绝非一般题材影片翻拍的泛泛之作，而是高屋建瓴的一面文艺旗帜，在当今这个喧嚣的世界来说意义非同凡响。少拍一些三国、水浒、红楼、射雕之类的重复题材吧！多些些南京！南京！之作了民族之大幸矣。历史是一面镜子时刻警惕才能国运昌盛，就犹如最近热播的《郑和下西洋》一样，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应弘扬和表率的精神。我们太需要了0henancbc 2009-10-5 20:32:01 122.78.77.* 举报 中国的近现代史, 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 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是中国的现代史。这个定义极其重要, 它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个学界长期讨论、并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1949年以来,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分界, 长期存在分歧。范文澜、刘大年等一向主张, 应该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以1919年为界, 把此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 此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分法, 在20世纪50一60年代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 它最明显的缺点, 是把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了。1997年, 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百期的时候, 明确提出应把1840一194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我本人随后在年发表长文, 论证了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意见还是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明确分期, 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大学生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正确的分期概念, 而且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统一认识, 有极大的好处。它有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这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分期, 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和现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 是非常必要的。第二, 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中国近代史是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是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 也就是说, 通过反帝反封建赢得民族独立, 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现代史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可以说, 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有着不同的历史主题, 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认识, 我们对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就有了认识的基础大学生领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人民群众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就有了历史学的基础。第三,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正确阐述了近代历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 关照了历史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面向, 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模范。学术界有一些论著主张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历史, 应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教材没有采用这种观点。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观点的, 是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是符合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 单纯的革命史观, 简单的现代化史观, 都不是研究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的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因此, 这部教材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是极有帮助的。第四, 通过正确的史实分析, 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问题, 说明了探索的曲折性以及探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通过这一历史分析, 可以坚定大学生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性的认识, 也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毗而就的, 是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样的认识, 对于培养和造就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人才, 是极其重要的。总之, 这部历史教材, 通过持久的教学努力, 必将对于培养我国未来人才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 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它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特别是中学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对于排除一些干扰和杂音, 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1、中国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杂志由国家教育部主管，在中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部门的指导，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山东省的教育部门，山东成人教育协会全国成人教育是一个综合性学术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宣传阵地。主要宣传国家教育政策，传播国内外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宣传学校的教育经验。
2、教育与职业
《教育与职业》杂志创刊于1917年，半月刊，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是职业教育类学术期刊。
据2019年4月期刊内页显示，《教育与职业》编辑委员会拥有编委19人、顾问2人、社长兼总编1人、执行副主编1人、副主编2人、编辑部主任1人、编辑部副主任1人。
3、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创刊于1993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综合性中文期刊。
据2019年11月23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共出版文献19275篇、总被下载3219230次、总被引次数108975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1．135、（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0．873。
4、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视听教育教育部主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视听教育中心，是我国教育技术建立最早、影响最广泛的两种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另一个是由中国教育在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南国的创始人视听教育的农业研究杂志。
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视听教育杂志》忠实地记录历史的教育技术的发展，内容涉及教育信息化政策、教育技术理论和应用研究，网络远程教育，学校教育信息化实践，学科建设，学习资源，技术和产品，动态方面的国内外教育技术。《中国电化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核心期刊”和“CSSCI检索源期刊”之一。已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核心期刊总目》收录。
5、中国远程教育
中国远程教育，大力宣传国家政策继续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显示远程开放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远程开放教育中的应用，对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各级中小学教育机构，远程教育和信息教育等服务；为建设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促进教育现代化服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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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核心期刊有很多，现在我来汇总一下教育方面可以发表的核心期刊有哪些。北大核心《教育与职业》 《科技通报》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商业经济研究》 《人民论坛》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财会通讯》 《学术探索》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双核心《外语学刊》 《出版广角》 《文艺争鸣》《人民论坛》 《法学论坛》 《理论探索》《学术月刊》 《经济纵横》 《心理发展与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中国电化教育2. 电化教育研究3.中国远程教育4.外语电化教学5.中国医学教育技术6.开放教育研究 7.现代教育技术8. 教育信息化9 .现代远距离教育10.远程教育杂志11.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收入论著目录如下：一、独著书 1、《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2、《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3、《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4、《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2 版5、《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6、《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二版7、《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再版，列入《希望工程丛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马1993年5月8、《月华集》，中国显赫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10、《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二、合著书（皆为第一署名） 1、《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2、《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3、《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4、《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湖北教育出版1995年11月5、《中国学术流——论著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6、《<劝学篇.劝学篇书后>点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7、《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8、《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三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4期，《新华文摘》转载2、《张之洞从清流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4、《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总字》第6期5、《经史同异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6、《“变异”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刍议》，《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7、《“敬祖”与“重史” 》，《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8、《从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9、《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 期10、《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新华文摘》转载11、《“元典之树”何以常青》，《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光明日报》1995年6月12日 《史林》82期12、《厘清概念——以“封建”和“形而上学”为例》，《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13、《日本“中国学”的启示》，《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14、《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 期1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诠释》，《学术月刊》1996年5月16、《略论中西人文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又被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上发表，The Humanist spirit i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Tianyu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17、《东亚整体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18、《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19、《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20、《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与杨华合作），《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21、《戊戌变法成败论》，《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22、《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文史哲》，1998年第4期23、《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24、《洋务派的经世观念》，《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 期25、《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6、《习史偶得(二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27、《《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8、《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29、《“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30、《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1、《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32、《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33、《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34、《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湖北档案》，2001年第10期35、《《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卷首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36、《“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37、《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江汉论坛》，2002年第1 期38、《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39、《瑶族研究新突破——评宫哲兵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40、《《人口革命论》序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1、《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2、《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与邓新华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3、《分宗别源》，《书屋》，2002年第5期44、《评大型历史影集《辛亥革命大写真》》，《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6期45、《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46、《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47、《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48、《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49、《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50、《文化自觉与中华智慧》，《文史哲》，2003年第3期51、《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52、《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5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54、《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55、《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学术月刊》， 2003年第12期56、《先哲启示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57、《“汉字文化圈”刍议》，《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58、《“世界遗产”:不可再生的瑰宝》，《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59、《近代新语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60、《《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1、《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2、《近代汉字术语创制的两种类型——以科学、哲学为例》，《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4期6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64、《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65、《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6、《关于《千岁丸上海行》的中、西、日纪年转换等问题的说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67、《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68、《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69、《“经济”辨析》（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70、《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四、其它期刊发表论文 1、《民族先祖，文化英雄——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2、《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双向同构》，《中西哲学与文化》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明夷待访录〉：“复古表象背后的“新变”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4、《从“华夷之变” 到近代民族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5、《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辛亥武昌义史事考辨五则》，台湾《湖北文献》第95期，1990年4月10日7、《张之洞与湖北教育》，台湾《湖北文献》第96期，8、《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载《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五、海外发表论文 1、《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民主主义的结合点》，美国夏威夷大学论文集〈英文〉收入2、《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日本《九洲国际大学论文集》〈日文〉通卷107号3、《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日本实学史研究》〈日文〉收入，日本思文阁下1991年3月出版4、《“文明冲突决定论”辨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5、《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日文〉，日本《中国21》1998年《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专号》6、《中国语、日本语、西洋语间の相互传播と翻译间的“经济”概念の变迁》，发表于日本京都《日本研究》第31集，平成17年10月出版
文化与传播杂志》省级期刊Culture & Communication《文化与传播》杂志是省级期刊，创办于2012年，发行周期是双月刊。广西大学主办，广西大学主管。主要栏目有传统文化与传播、设计欣赏、当代文化与传播、影视文化与传播、国际文化与传播、媒介文化与传播、书评、广告文化与传播、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投稿咨询 加急咨询 杂志订阅基本信息主管单位：广西大学主办单位：广西大学审核时间：1个月内全年订价：¥ 208.00ISSN：2095-459XCN：45-1383/G2创刊时间：2012发行周期：双月刊杂志简介《文化与传播》（双月刊）于2012年创刊，由广西大学主管，广西大学主办的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刊物设置有传统文化与传播、设计欣赏、当代文化与传播、影视文化与传播、国际文化与传播、广告文化与传播、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等栏目。《文化与传播》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反映文化、文学、语言与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须知[1]每篇论文的作者数最好不超过6位，若超过请投稿时附必要的说明，其他对研究有贡献者列入志谢部分。作者署名居中、英文题名下方，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应用逗号“，”隔开。[2]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列于文末。[3]关键词是表达论文主要内容，具有检索价值的名词性术语，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关键词一般为3-8个。[4]文稿标题层次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如一级标题用1……,二级标题用 1. 1……,余类推。通常不超过四级。[5]本刊稿件处理期限为1个月，如果1个月内没有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期刊荣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数据分析综合影响因子：暂无期刊他引率：暂无被引半衰期：暂无平均引文率：暂无立即指数期刊他引率名词释义：立即指数：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即该期刊在评价当年刊载的论文，每篇被引用的平均次数。期刊他引率：期刊被他刊引用的次数占该刊总被 引次数的比例用以测度某期刊学术交流的广度、专业面的宽窄以及学科的交叉程度。影响因子：指该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数，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全部源论文数之比。影响因子杂志发文量主要发文机构分析机构名称 发文量 主要研究主题广西大学281 新闻媒介媒体文化文学中国传媒大学36 文化媒介媒体游戏电影《传播》编辑部30 投稿文化投稿须知办刊办刊宗旨广西师范大学20 文化文学音义语图语言中南民族大学15 文化媒介媒体新闻广告广西民族大学13 语言战时诗歌宗教媒体南京大学12 文化哲学媒介哲学家中国电视中国人民大学12 新闻列宁主义文化传播列宁主义复旦大学11 语言诗歌媒介媒体话语兰州大学10 改编娱乐化电影赵执信政治我们的服务期刊咨询学术文章助力职级晋升文秘服务1对1服务，量身定制文案论著出书利于履历加分，提高个人知名度网友评论zhongka**2018-10-11 15:14:40文化与传播杂志编辑部速度很快，效率很高，差不多20多天就返回了修改意见，外审专家很认真，提了好多意见，总之这个杂志给人的感觉尽心尽责，审稿也很认真，一看就是很认真看过的，提的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是一个很好的杂志。发表评论......*评论无需审核，评论内容不代表汇发表网站意见免责声明本站合法持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主要从事期刊零售和咨询服务，不是任何杂志官网，不涉及任何出版事务。本站仅提供有限咨询服务，需要用户自己向出版商投稿且没有绿色通道，是否录用一切以出版商通知为准。本站提供的期刊信息均来源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网络，仅供参考，提及的第三方名称或商标，其知识产权均属于相应的出版商或期刊，本站与上述机构无从属关系，所有引用均出于解释服务内容的考量，符合商标法规范。本页信息均由法务团队进行把关，若期刊信息有任何问题，请拨打电话，我们会认真核实处理。 若用户需要出版服务，请联系出版商，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大学东路100号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503室，邮编：530004。相关杂志人文之友四川期刊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管广告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主管网络财富国家海洋局主管新闻前哨湖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视听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管传媒评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湖南省教育厅主管传媒观察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新闻春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声屏世界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东南传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管今传媒陕西省出版印刷公司主管中国文化传媒网大型综合类文化资讯网站中国文化传媒网（文化传播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大型综合类文化资讯网站。网站名称中国文化传媒网别名文化传播网总部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1]主办单位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历史沿革主要职责频道栏目TA说参考资料历史沿革中国文化传媒网（文化传播网）于2000年创办。中国文化传媒网新版自2006年12月16日正式启动至今，网民IP覆盖国内包括港、澳、台，沿海地区和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在内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外IP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访问量占境外IP比例50%。2008年5月16日，由文博会公司具体建设运营的中国文化产业网--“国家文化产品、服务项目和投融资项目网上交易平台”获得中宣部、文化部、商务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颁发的“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奖”。依托行业媒体强大的采编资源优势和在文化艺术领域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网站近年来在各类文化资讯网站中脱颖而出，占据权威性地位。随着2009年底中国文化报社作为第一家中央部委主管报社整体转企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2010年3月，中国文化传媒网（文化传播网）名称正式启用。由文化部主管，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主办，中国文化传媒网承办的《中国文化手机报》于2010年7月26日正式创刊。这是全国第一家国家级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一家文化信息类手机报，是全国文化工作者拥有的第一家文化类新型无线媒体。它将依托国内联通、电信、移动三大电信运营商几乎覆盖全国所有乡镇的电信网络，将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最新发生的文化新闻事件、社会焦点、新鲜文化资讯等送达全国文化系统工作者及全社会关心文化事业的普通用户，特别是最基层的文化馆（站）工作者。中国文化手机报包含焦点新闻、文化大观、文博快讯、演展看台、文化时评、特别关注、地方新闻等十余个栏目。主要职责中国文化传媒网（文化传播网）秉承大文化视野，立足行业，面向社会，为全球用户24小时提供全面及时的文化资讯。网站以原创文化类新闻见长，突出文化艺术领域焦点新闻的深度、广度报道，内容包括权威发布国家文化政策，快速报道全球文化动态，国内外突发文化事件独家报道，文化热点、文化现象解析透视，专家访谈等。树立了坚实的公信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行业首选的信息资讯媒体。频道栏目中国文化传媒网是国内最大最权威的文化门户类网站,它包含文化要闻、地方新闻、环球视野、剧团院校等26个频道，130个子栏目。通过文、图、音、视频等形式全面展示娱乐、历史、艺术、美术等文化信息。为文化管理者、经营者、文化艺术从业人员以及各界人士提供了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的全方位服务。提供海量文化类咨询，实时反馈当今热点文化现象、解读文化产业、文化法规政策、多形式网民互动、大量原创视频信息报道等都是中国文化传媒网的特色。尽揽天下文化新闻。中国文化传媒网（文化传播网）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的有力领导下，以丰厚的媒介资源和扎实的技术资源、以拼博向上的团队精神，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大、最全的文化资讯平台，为更多的网友及读者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中国文化传媒网提供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包括资讯中心、产品交易中心、全国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工程、网上文博会、文化大观园五大板块。内容范围涵括了文化产业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各主要行业，体现了独家、专业、权威的特点，而交易方面开放式的互动平台的推出也为中国文化产业各行业带来无限商机。全国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工程建设一直是网站的重点与热点，文化产业项目投融资项目库和文化产品和服务资源库正不断丰富，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关注。网站每天24小时为海内外文化企业提供专业诚信交易服务，永不落幕的网上文博会正日益深化。分享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