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中西方丑角在正戏和民娱中的功能差异与嬗变、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593. 、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34. 等等这些文献，你也可以在世界文学研究上找戏剧的论文，看看别人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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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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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语言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播音主持语言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 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主要依靠语言进行，在广播电台的节目播出中，语言同样是播音主持与受众的交流纽带，可充分体现出播音主持在节目播出中的主导者、组织者身份，其语言表达能力也会对节目的质量及收听率产生直接影响。然而，从目前广播电台播音主持在节目中的语言表达情况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针对此类问题的表象及其解决对策展开研究，以期提升播音主持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广播节目的质量。
关键词：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问题；对策
广播节目是人们接受社会讯息、提升精神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保证节目质量需要重视语言表达方面的表现。因此，在广播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播音主持作为节目的掌控者需要充分认识到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对节目主持过程中语言表达暴露出的问题进行解决，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逐步提升稳定并提高节目的收听率[1]。
1播音主持语言表达存在的问题
1.1文字表述方面
部分播音主持的文字表述功底并不扎实，在节目主持过程中常常会错用语法、词汇等，甚至会出现许多常识性错误。此外，由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内容的播报，导致部分播音主持人会出现语言不精练、发音含糊不清等情况，造成内容无法及时精准传达。还有部分主持人在节目中过度应用网络幽默段子，适得其反，降低了节目水准。
1.2语速控制方面
在新闻播报过程中，许多播音主持人会出现语速过快或过慢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新入职的播音主持人身上经常出现，由于在播音主持过程中情绪紧张而导致疏忽了语言表达的速度，出现语速过快的现象。还有部分播音主持人在语言表达中过于缓慢，未考虑到受众的正常接受节奏，受众理解出现偏差。
1.3情感表达方面
部分播音主持人只是照稿件进行宣读，毫无情感色彩可言，通篇空话、套话与专业术语，导致播音过程毫无生机，难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也无法引发受众的深入思考，这样传递出来的信息则显得苍白无力，无法凸显其社会影响力。
1.4内容突出方面
部分播音主持人在信息传递中未充分掌握语言的抑扬顿挫、语调的重点强调，造成信息传播容易出现与原本含义偏离的现象，使受众对内容产生误解。此外，未能对稿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简单认为所有词句都重要，全篇采取重音处理，导致听众难以获取其中的关键内容。
2解决播音主持语言表达问题的相关对策
2.1保证播音文字表述的规范
广播电台作为传统媒介的代表，有着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力强等特点，而文字表述功底作为播音主持人语言表达能力的基础，需要播音主持人口齿清晰、发音标准、字正腔圆，同时在节目播音的过程中还要尽量避免口误，确保文字表述精准，不仅要使受众一听即懂，同时也要重视语言表达的内涵[2]。为达到这一效果，身为播音主持人，应重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提升文学与艺术素养，确保节目主持中语言、语法、遣词都能合理运用。此外，在节目播音主持过程中，主持人还可适当应用文字表述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双关等，将新闻信息的内涵深度挖掘出来，通过张弛有度的表述激发受众的联想力与情感共鸣。比如，在对某一新闻事件展开分析时，播音主持人便可适时对相关历史史实、专业知识等信息展开延伸解读，对于浅层次的节目内容进行深层次剖析，从而大大激发受众的收听兴趣，提高节目的社会影响力。
2.2协调播音语速与节奏
广播节目会因为风格、内容、受众群体及播音主持人声音特点的不同去确定播音语速，一般来讲语速应当控制在320字/min最为宜。在实际的播音主持工作当中，主持人还需懂得灵活变通，如果需要播音的内容太多，那么在有限播音时间内便需要适当提速，确保重点关键内容能够得到精准传递；如果一档广播节目属于舒缓氛围，播音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则应该放慢语速，维持和蔼轻柔语气，确保与节目整体效果融为一体。对于受众而言，毫无节奏感的广播节目播音不仅无法激起其收听兴趣，甚至会使受众产生反感。所以，播音主持需要依据内容对播音节奏进行妥善处理，通过对播音节奏的把控凸显节目内容的主题与内容层次感，在情感输出时要做到张弛有度，从而强化节目的感染力。
2.3合理把控播音主持中的情感表达
在广播节目播音主持中，主持人在情感表达方面的恰当把控能够有效提升播音感染力，能够让原本沉闷的播音内容重新焕发生机，吸引受众关注。因此，播音主持要意识到节目主持并非照读稿件，而应当融入情感色彩进行语言表达，通过信息内容的丰富加工以提高节目的说服力。同时，播音主持人需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根据内容的不同表达出相应情感，但是要注意，前提是观点要保持客观，不得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以免对受众的判断造成误导，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3]。具体来讲，广播节目播音主持人的情感表达主要遵从如下三点原则。第一，互动性。播音主持的情感表达需基于受众需求，在与受众的友好互动交流的基础上提升节目亲和力。第二，真实性。播音主持人的信息播报不能含有主观猜测，不能虚情假意，应当将最真实的情感传递给受众。第三，适度性。播音主持人的情感表达要适度，避免在节目主持中过度宣泄自身情感，而使受众产生反感与心理负担。
2.4加强播音语言技巧训练
要想解决播音主持语言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还需加强对语言技巧的训练，不断提高自身语言表达能力。身为广播节目播音主持人，需要对新闻稿件进行正确解读，巧妙设计表述方式与语言，对新闻内容进行精准传递。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播音主持人还需以优秀主持人为榜样，对其表述技巧及优美语言进行借鉴，在前期模仿中不断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此外，播音主持人还需坚持每天练口，改善吐字不清、气息混乱、重点不突出等问题，在大量工作实践中提升随机应变能力，巧用各种语言技巧妥善处理各类突发状况。
3结语
唯有确保广播电台节目播音主持拥有过硬的语言表达能力，才能够确保广播节目质量与收听率得到提升，从而有效扩大广播电台的社会影响力。在节目播音过程中，作为节目掌控者的播音主持人，需要规范文字表达，保持合理播音速度、节奏与情感，确保听众能够准确接收到正确信息，从而强化广播节目的感染力，助推广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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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郝丽娜.播音主持语言表达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西部广播电视,2015(19):140.
播音与主持主要要求：
一、发声的部分：
发声，最好选择胸腹式联合呼吸法。这个方法老师在上课时候也会教，基本上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都会教这个方法。指导你学会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气息，怎么找到合适的口腔、喉部的状态。
很多同学选择录音学习，但是这个方法不适合使用在这里，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用声错误、喉部挤压、口腔与面部表情的不恰当，录音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的。
二、语音部分：
语音的监听，是需要一个好的耳朵。事实上，几乎全部中国人是无法完全准确分辨60个声母、韵母的成分的。因为这些音听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很大的辨识度。所以在吐字上，会出现语音缺陷和语音错误。最常见的有这几种，例如尖音、鼻边音问题、平翘舌问题、前后鼻音问题等等。90%以上都是因为"听不出来"。所以，最好需要一个能听出来的耳朵，帮你找到正确的发声位置。
三、语言表达：
很多人对这一方面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说话嘛，谁不会呢?是啊，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从出生开始，父母就教导我们怎么去说话，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看似简单，实则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吐字发声有问题没关系，你可能还能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改正过来，但是语言表达可能决定的就是你的整体状态了，在这个阶段，老师会教你宏观方面的问题，你为什么去说话?怎么去说话?怎么完整清晰的表达你的想法，你如何去照顾受众?怎么去寻找准确的基调?字和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词和词之间又怎么连接?等等很多问题，这里学到的很多理论，很多不是理论，都有老师给你示范，这里涉及到很多玄学，很多哲学。这些知识，播音员在播报的时候才不会告诉你。
四、副语言部分
副语言就是辅助语言，帮助语言更好清晰地表达、你的坐姿正确吗?表情合适吗?服饰合适吗?领带的花纹适合吗等等副语言，都是实打实的经验总结，没有几年的工作经验是到达不了的。
播音主持入门知识
1.基础认识篇
在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专业之前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定位，播音主持专业从事的是银屏前的工作，所以对主持人，播音员外貌形象，肢体语言，及语言表达有一定的要求。女生身高163cm,男生身高一般需要170cm以上，在学专业之前，首先要定位自己是否符合要求，在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专业。首先学习播音主持专业，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普通话语言基础，不能有严重的语言障碍，或者严重的地方语言口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音色，音调，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在我们没有接触到标准普通话之前，地方语言是我们最开始，也是最原始的语音特点，形成语音特点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在短时间内是不容易纠正和改变的。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发音习惯和一定的普通话基础条件。
2.学习篇：
练习发音是一个持之以恒，要求考生有很大毅力的去学习的专业，在我们练习发声的时候，第一："深吸慢呼气息控制延长练习".
其要领是：先学会"蓄气",先压一下气，把废气排出，然后用鼻和舌尖间隙像"闻花"一样，自然松畅地轻轻吸，吸的要饱，然后气沉丹田，慢慢地放松胸肋，使气像细水长流般慢慢呼出，呼得均匀，控制时间越长越好，反复练习4-6次。
其次是数数练习：
"数枣"练习："吸提"同 前。在"推送"同时轻声："出 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竹竿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 (吸足气)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 四个枣五个……这口气气尽为止，看你能数多少个枣。反复4-6次。
经过气息练习，声音开始逐步加入。这一练习仍是练气为主，发声为辅，在推送同时择一中低音区，轻轻地男生发"啊"音("大嗓"发"啊"是外送与练气相顺)，女生发"咿"音("小嗓"咿"是外送)。一口气托住，声音出口呈圆柱型波浪式推进，能拉多长拉多长，反复练习。
3.掌握篇：
我们如何去掌握一门语言的发声技巧, 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达到锻炼自己的情、声、气、的要求?这就需要考生有一个持之以恒的毅力，每天坚持开嗓练习则是最基本的要求，播音主持专业声音只是一个基础，也是对播音员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但是想成为一名优秀并且能够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的播音主持人，只有声音和外貌形象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内涵，这就需要考生全方面的发展综合素质。
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及发射安全问题论文
摘要 :广播电视节目正常播出的重要前提即安全的广播电视信号的发射以及传输，所以使发射以及传输过程当中的及时性和稳定可靠性得以保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广播电视信号传输与发射中的安全播出问题。
关键词 :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发射；安全播出问题在播放广播电视节目时，不能缺少的一项工作即确保信号安全的工作，因此相关人员应将这一项工作做好，控制信号的安全传输，本文进行了相关探讨。
1影响安全播出电视信号的因素
第一，一般而言，重大的技术事故是对安全播出电视信号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要想确保安全播出，就要确保顺利的发射以及传送信号。因广播电视系统有非常大的规模、较多繁琐的细节，无法全面到位进行管理，难免会有漏洞存在。另外，由于网络信息技术广泛普及，极易影响到广电媒体环节，从而对程序运作产生影响。第二，人为破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原因，要想确保安全的广播电视播出，就应采取措施网络攻击和人为破坏的问题进行预防，防止信号遭受破坏。第三，重大性质的灾害，在短期间内无法恢复的恐怖袭击灾害和火灾灾害、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即重大性质的灾害。
2控制广播电视信号的安全发射和安全传输
2.1确保人员整体的水平和素质
从实质上来讲，人是安全播出广播电视信号极其重要的因素，不管是操作设备和管理设备，还是维护设备，都不能离开人的协作。因当前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步发展，研究者研究了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因此对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其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过硬基础理论，除了要熟练地掌握发射信号的操作流程和过程，同时还要了解信息发射设备的性能、运行信号发射设备的程序和规律以及原理。另外，其应有判断和处理故障的技能，这样才能第一时间对故障进行处理[1]。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要加大相关人员的控制和管理力度，同时应实施针对性的培训，让其根据相关制度规章展开多项工作，在实践中高度集中注意力，防止因疏忽而影响到安全播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2]。
2.2明确岗位职责
安全播出是开展电视信号发射这一项工作的重要目标，其涵盖了多项内容，机房设备安全和人员人身安全以及政治安全都包括在其中，为了防止节目停播或者劣播情况出现，针对这一项工作，管理层人员就要对交接班制度和值班制度、维修制度和安全制度进行制定，通过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秩序的开展。从某一角度来讲，这一工作可对播出系统和供电系统、天线系统和节目传输系统进行划分。值得注意的是，要落实好每一人员的责任，只有这样相关人员才能够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清楚自身的职责，才能充分地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主动地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更为优质且顺利的节目播出.
2.3设备的选购
从某种角度来讲，设备选购是广播电视信号安全发射以及安全传输一道不可缺少的程序。为了更好地对设备实行管理，要科学地采购设备，对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考虑[4]。比方说在对供配电的发射机进行选择时，将功率等级和频率等级确定下来之后，要考虑发射机技术性能和运行状况以及售后服务等等。在实际中，将发射台资金筹集起来极其不易，一般更换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在选购设备时，要确保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要综合考虑维护和性价比以及先进性等方面，防止因疏漏而带来可避免的损失[5]。
2.4加大力度更新以及维护设备
广播电视信号在实际的传输工作当中，经常需要应用各种设备，特别是发射台。从某种角度来讲，发射台能够确保更为稳定的信号传输，更为顺利的广播电视节目播出。为了使发射机的最好工作状态得以维持，相关人员在值班时应将巡机等相关工作做好，具体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摸设备的温度、听设备的声，观察设备的外部和内部结构。第二，要定期地检修设备，作为检修设备的人员，除了要掌握设备运行原理和设备特点性能，同时还要掌握设备的技术参数，这样才能够在一时间发现设备工作状态的异常，从而及时进行处理，确保设备正常安全运行[6]。
2.5保证规范性的`广播设备操作
站在某一角度来讲，要想确保信号的安全播出，不能缺少的一项环节就是规范性的设备操作，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播出节目的30分钟之前，要加大力度检查电视信号以及调频状态，一旦发现问题存在，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相关处理，防止影响到正常的节目播出。第二，可借助系统应用对发射机自动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进行设定，在此基础上，值班人员应一再确认发射机状态和播出情况。第三，假如无需使用发射机，那么要对自动关机状态进行设定，只有处于特殊情形下，才可对手动的开关机模式进行使用。第四，在清洁台灯设备以及发射机时，要防止因对其开关触碰，而让设备处在工作状态之下。最后，假如发射机正处在工作状态之下，突然发生故障，要第一时间实现到备机的切换，防止影响到正常的节目播出，与此同时要尽快地处理好主机故障。
2.6加大力度处理广播设备故障
不管是什么设备，都有其自身使用寿命，当运行到一段时间之后，无法避免会有故障问题出现。假如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生了故障，首先应冷静下来。假如工作人员缺乏经验，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那么在发生故障之后就会引起慌乱，不仅无法及时处理故障，还会引发更大故障，所以在日常当中要培养工作人员的心理素质，这样当故障发生时才能够更为准确判断发生故障的原因，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将其正确处理。假如事态极其严重，在采取措施处理故障时，值班人员还应在一时间向上层领导人员汇报故障的情况，确保通过多方的努力，可最大限度的降低设备故障所带来的损失。
3结论
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时常会发生事故，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信号发射以及传输的相关问题所引起，与此同时，很多方面的原因就会造成信号发射以及传输的问题。因此，要想最大程度的避免播出事故，就要消除相关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另外，要加大人员的培训力度，让其在掌握一定知识的同时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这样才能在事故发生时，主动应对，积极处理，从而确保信号顺利发射和传输，继而确保广播电视节目顺利播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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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在写作音乐论文过程中，正确地标注以及合理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关系到音乐论文的质量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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