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word的末尾处，手动输入余华的活着，点击上方的编号格式，为它们添加编号。2、在正文中，找到引用来的内容，将鼠标的光标放在它的末尾。3、在word的上方，找到“引用”按钮，点击它进入引用功能区。4、在引用功能区里，找到“交叉引用”按钮，点击它。5、在新界面里，选择对应的文献后，点击下方的插入按钮。6、完成引用后，在引用内容的末尾，按住ctrl键再单击编号，就可以跳转到文献名称的位置，引用完成。
余华的小说的艺术特色：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四、总结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 希望采纳
文学语言的中介作用分析
文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的以及审美的多重意义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文学语言的中介作用分析，希望能提供帮助。
摘要： 文学语言是合乎语言规范的书面语，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文学语言的读解过程，即作者使用某种语言，通过具体的言语活动，创造出文学作品，然后经过读者的解读而被接受。小说最常用的话语言说方式是叙述。叙述性语言集中体现着文学语言联结、贯通、整合的中介作用。以余华小说《活着》为例，具体谈谈文学语言的中介作用在小说叙事性语言中的体现。
关键词： 文学语言 中介作用 叙事语言 联结 整合 贯通
一、文学语言与叙事性语言
(一)文学语言的界定
王汶成(2002)在《文学语言中介论》中定义文学语言为：“语言学中所讲的文学语言是指一切标准化的书面语，强调的是语言的规范性。”语言学只承认经过周密斟酌的、合乎语言规范的书面语言为文学语言。脱口而出的、不讲求标准化的口头语则不在此之列。
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形象性、凝练性、情感性、音乐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内指性、音乐性、陌生化、本色化”。正如韦勒克与沃伦的观点，文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的以及审美的多重意义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文学语言是为构建一个特殊审美目的服务的语言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段文字，承载了具体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境，它就有了特别的审美目的，实现了语言的审美变异，也就具有了文学语言的性质;当它处在非文学语境中时，它就不具有文学语言的性质。
(二)叙事性语言
叙事，从字面上解释，可以理解为“讲故事”。小说必定要讲故事，因此小说的语言就是一种叙事语言。当代法国著名的叙事学家热奈特在细致地分析了小说叙事的三层含义后指出：“我建议用故事表示所指或叙述内容(即使有的时候叙述内容并不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或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沿用叙事一词来表示能指、文字、话语或叙述文本本身;而以叙述表示创造性的叙述动作，广而言之，也包括叙述动作在如实叙述与虚构叙述中的作用。”
热奈特所说的“叙事”指的就是叙事话语或叙事文本。他认为，在叙事概念的三重含义中，叙事话语最重要，因为叙事话语既是叙事行为的结果，又是故事内容的能指，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都是首先通过叙事话语而探知到叙事行为和故事内容的。对小说叙事的研究主要是对叙述话语的分析。
二、文学语言的中介作用
“中介”(Mediation)的词典意义是指双方发生联系的人或事，或指起调解、调和作用的人或事。黑格尔首次将中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广泛应用于他的思辨哲学中。王汶成恰当地将“语言既有沟通作用，又有隔离作用，在沟通中有隔离，在隔离中又有沟通”的这种作用概括为中介作用。法国当代语言学家E·本威尼斯特认为，语言“这样一种象征系统的存在，揭示着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也许是最基本的.事实，即在人与世界之间或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不存在自然的、无中介的和直接的关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中介者就是使思想和工具得以成立的象征工具”。
我们发现，在完整的文学活动过程背景中，无论是语言传递内容的工具作用，还是语言表示文字存在的本体作用，还是语言引发审美的客体作用，都是一种中介作用。在文学的整体和过程中，语言成为中介，而语言作为中介又使文学成为一个整体和过程。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作者与世界之间、读者与世界之间都不是直接联系的，他们都是通过作品这个环节的过渡才得以联系。作品成了其他三个要素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这里所说的作品，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作为言语成品的文学语言。文学中的其他三个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必须先与作品语言构成直接性关系，然后才能通过这种关系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
作者与世界的联系，就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理解与再创造。以余华的《活着》为例，如果余华没有写这部小说，我们就不能说余华和他的世界发生了文学性的联系。余华的《活着》讲述了富贵一生的故事，并且阐释了他对人生存的最低限发出思考。这就是余华与他的文学世界的联系。在文学中，作者要与世界发声联系，必须要以他的作品为中介。
作者与读者之间基本不可能直接发生面对面的联系，而与两者直接发生联系的是文学作品。作者将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信息变成有形的文字，读者也是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情感和信息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活着》来了解富贵一家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生存的最低限度，我们可能对年轻时的富贵产生厌恶鄙夷，也可能对其一家人的悲惨命运感到哀怨惋惜，但这都不是我们与余华面对面交谈所得的。
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信息全部来自于小说《活着》里的叙述。这也就体现了小说叙述语言的中介桥梁作用。《活着》是余华写出的一部作品，即使他的叙事语言口语性很强也很生动自然，但也并不是他平时说的话。他说的话可能即刻声音落地就消失了，但作品却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永久地存在。因此通过作品，他与读者建立起来的联系也可以超越时空永久地存在。
再来看读者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与客观世界发生的联系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指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了解到了作者所描绘的客观世界。比如通过阅读《活着》我们了解到地主少爷富贵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家败光，以及一家人悲剧的始末。并且体会到了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道理：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只是仅仅活着，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它和其他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二是指读者由于受到的影响，又反过来对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产生作用。这两种情况都是读者与客观世界之间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三、以余华小说《活着》为例
余华重视小说的语言，文字细腻充满张力，意象复杂叠加。他认为生活中那些所谓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都只是概念化的语言，通过“不确定的语言”才能更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用近乎零度情感的语言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用梦幻、夸张、隐喻等手法是叙述语言呈现出错乱、无序和碎片化的特征，毫无节制的话语欲望形成语言狂欢的奇景。
余华小说的主题多涉及痛苦、灾难、死亡等方面，其叙事语言也有着不动声色的、细致的、冷酷的特征。他在叙事语言准确精练的基础上，常常突破时空限制、生死距离以及情感体验等方面的正常轨迹，达到一种叙事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
余华善于用冷静的叙事语调去剖析历史，对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以“虚伪的形式”去书写心灵的真实，以揭示出生活的某种必然性。而余华“虚伪的形式”显著的特征就是叙事语言。
苗珍虎在《余华小说中“叙述的和声”》中提出：“他的语言的表达受某种具体情境的触发，结合自己本身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感悟和深层把握，从而在叙事语言上以客观世界的主观洞察超越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和事理逻辑，将两类性质上存在着某种对立的事物进行并列叙事而形成的一种看似矛盾却又能和谐统一的叙事语言”。
追求语言的实验性是余华所追求的，因而在他的意识里“写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怎么写”，而形式的追求需要语言来架构，来深化有意味的形式。
余华的语言写作就是在制造一种语言的游戏，而读者阅读文本是在参与语言游戏，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并不是要透过语言表层的字形、语音和结构形式，来理解编织作者的故事情节，领悟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内涵的丰富意蕴。
四、结语
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生活中提到的语言，是由它在文学上的独特作用和地位决定的。叙述性话语，是小说中最常用的语言言说方式。小说的叙事语言起到联结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以及作者与读者的中介作用。它将作者的思想意识准确地表达出来，通过它传达给读者，作用于读者，再次形成读者的思想意识。它是对小说整体的联结，对小说叙述过程的贯通，对小说中对立关系的整合。
小说的叙事语言由于叙述者的角度站位与言说时叙述方式的需要，使其带有很强的作者主观色彩与个人特色。本文仅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例，简单分析了余华在《活着》中的叙事语言的特色。尽管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同，但文学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总体价值是固定不变的，即联结、贯通、整合的中介作用是不变的。
参考文献：
[1]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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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文译本)[M].北京：三联书店，1984.
[4]热·热奈特.叙事语式[A].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5]热·热奈特.叙事的界限[J].外国文学报道，1985，(5).
[6]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专著：普通图书、学位论文、会议文集、技术报告、标准、汇编、古籍、多卷书、丛书等2、连续出版物：期刊、报纸等3、析出文献：专著中析出的文献（普通图书中析出的文献、会议文集中析出的文献等）、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期刊中析出的文献、报纸中析出的文献等）本硕博论文常写的参考文献就是从会议文集、期刊等专著、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只是参考某某会议、某某期刊的某篇论文。4、专利文献：专利申请书、专利说明书、专利公报、专利年度索引等5、电子文献：电子书刊、数据库、电子公告等
余华的小说的艺术特色： 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 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 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 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 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 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 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 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 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 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 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 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 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 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 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 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 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 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 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 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 《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 《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 《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 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 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 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 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 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 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 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 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 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 四、总结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
太脏了,这是董卿说的！
以下是活着赏析,希望可以帮助你作者在此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富贵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等他再回到家，女儿已经成了哑巴，母亲也病了，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命运就是这样的作弄人，这样的令人无法琢磨，令人尴尬的无奈着，痛苦着。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饥荒饿得福贵的妻子家珍驼了背。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的红薯大打出手，福贵的儿子为救学校校长的老婆产后大出血，踊跃献血，忙乱中被抽多了血，死了……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看几页，都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临到福贵的头上，在小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泪和痛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真的不想继续我的痛苦，我真的不想再折磨自己，想自己也算是个“久经考验”的读书不少的人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会为了一个并不关乎自己任何前途命运的一本书而“浪费”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真的在心里痛斥大骂这个余华，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弄那么悲惨，仗着自己有点才华就那么肆意的折腾读者的感情，真是太没人道了，不过，倔强的自己还是顽强的把这本上看完了，另一个心思却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文学艺术造化，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书之一，我也因此想到了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艾米丽·卡特对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的评价，艾米丽对《活着》的语言、情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法，简朴优美，未曾雕饰的魅力及小说中关于生、死、命运的内涵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艾米丽写道：“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的作品”。余华在书中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忍受，忍受生活赋予的快乐和痛苦、幸福和不幸、悲伤和高兴以及兴奋和无奈等等……哪怕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也要坚强的忍受，这个就是书的本意内涵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我猜测的一种。“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去掘藏，老年做和尚。”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的讲述者自己在慢慢降临下来的夜幕中说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我真的有种不愿意的猜测，余华是不是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只是仅仅活着，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它和其他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而没有其他任何过多的意义？在表达手法上，他用一种近乎冰冷且似乎没有温度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这般的循环往复，一代又一代的周而复始……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想到这些，再想到不久前的[静在深秋]友的《祭奠自己》，再想到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说“……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确实有点令人不寒而栗、毛骨耸然。现实中痛苦和快乐的人们不禁要问，生命的意义难道是真的如此脆弱
读过三个版本的余华的作品，个人认为还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活着〉《许三关卖血记〉比较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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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word的末尾处，手动输入余华的活着，点击上方的编号格式，为它们添加编号。2、在正文中，找到引用来的内容，将鼠标的光标放在它的末尾。3、在word的上方，找到“引用”按钮，点击它进入引用功能区。4、在引用功能区里，找到“交叉引用”按钮，点击它。5、在新界面里，选择对应的文献后，点击下方的插入按钮。6、完成引用后，在引用内容的末尾，按住ctrl键再单击编号，就可以跳转到文献名称的位置，引用完成。
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中国主流文学评论，对《活着》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例如：认为作者将主人公富贵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并予以唾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尤其是当海外市场对《活着》给予了高度的评论评价后，有关《活着》的另外一些见解渐渐出现。例如：《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富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富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事实上，后一种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余华在冰冷中叙述残酷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就象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这样就会有一个结局：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也正因如此，《活着》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活着》：活着……寇延丁(12月6日12:20)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者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所以《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贵在谈到死去的亲人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徐福贵活着，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在这出关于残亡的戏剧上演之前，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破败前的少爷不懂得伤心而破败后的福贵没资格伤心，因为他已经成了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日子里，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了，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一头牛在犁完所有该犁的地之前，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在失去了其他的亲人之后，福贵与苦根相依为命，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攒钱买一头牛。钱终于攒够的时候，苦根却已经死了。福贵一人买回了牛。那本来是一头正要被宰杀的濒死的老牛，它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就算不杀它恐怕也活不长了，但是，因为不愿看着老牛在哭，早已不再会哭的福贵买下了它。起个名字也叫福贵。一过10年，“两个老不死的”———徐福贵和老牛福贵———居然都没有死，他们活着。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在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有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也都是些驾着轭正在埋头犁田的牛。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驭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