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战败 *** 了日本人
萩市是山口县北部的一座小城，这里留存着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长州藩志士们的诸多历史遗迹，松阴神社就是其中之一。
松阴神社的四周，有一圈黛青色的山影。神社前那一个昂然挺立的“鸟居”——一种类似于中国牌坊的日式建筑，通常屹立在通向神社的大道上。“鸟居”的侧面，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写着：“明治维新胎动之地”，既然是“胎动”，就必然是隐秘的，穿过一片幽黑的树林，才能看见那隐秘的“胎心”——吉田松阴当年的村塾。那是一间传统的和式民居，旁边立着一块石碑，写着：“史迹 松下村塾”。
松下村塾的一部分门扇开着，我想象着吉田松阴在这里教学的样子，那时他刚刚从幕府的监狱里出来，坐在“讲义室”里，面对着一些求知的目光，讲述物理、化学这些新鲜的知识。有穿堂风吹过，拂动着他身上的和服，他的心情一定是舒畅的。
中(清)英刚刚开始交战，日本幕府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战争的情报，要求清国来的商人必须提供清国的信息，这些信息被称为“风说书”。幕府政权根据这些来路不同、说法各异的“风说书”，将鸦片战争的详细过程一点点地拼合成形。
此外，流传到日本的清国书籍也成为幕府了解鸦片战争的重要信息源，这些书包括《夷匪犯境闻见录》、《乍浦集咏》等。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日本人还自己撰写、出版了一些介绍鸦片战争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名叫《海外新话》，书中详细描述了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过程，以及双方在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交战的场面。作者枫江钓人(岭田枫江的笔名)在书前的序诗中写：“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1]，透露出大难将至的紧张感。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由于没有得到幕府政权的出版许可，因而被列为禁书不准发行，作者岭田枫江也被捕入狱，就连为此书绘制插图的画家也被关进监狱，冤死狱中;而这部日本当时急切需要的著作，却在幕府内部悄然流传……
清国战败的消息，让日本的志士张大了吃惊的嘴巴。以中国之力量，在西方面前都挺不过几个回合，轮到日本，恐怕连交手的资格都没有。这些日本志士中，就有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是受到了鸦片战争的 *** ，才开始决定放弃他少年时曾经学习过的传统的山鹿流兵法。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一败涂地让他看傻了眼，这位十岁时就向藩主毛利敬亲讲解《武教全书》战术篇的天才少年，已经痛切地认识到他学习的战法完全是一堆垃圾，无论是武士刀砍，还是骑兵冲锋，都只能是给西方人的枪炮充当炮灰。他学习成绩优异，但那跟零分没有区别，一切必须推倒重来。
他想随“黑船”去美国学习
果然，13年后美国人兵临城下，这一事件日本人叫“黑船事件”。对“黑船事件”的经过，我在《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如下描述：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黑船”，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的门户——上海完成编队，直指日本江户湾[2]的浦贺港的。与鸦片战争不同的是，美国舰队没有开炮，因为这个弹丸小国实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没有必要开炮，佩里在给日本幕府的国书中傲慢地说：“你们可以选择战争，但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他甚至送给幕府一面白旗，告诫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他们要学会投降，简直是羞辱到家了。只是吓唬了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颜大失，一筹莫展了，江户城也乱成一团，“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3]“落后就要挨打”，终于，这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公元1854年，当佩里的“黑船”还停泊在江户湾浦贺外的海面上时，有一天夜里，一只小舢板在向美国人的军舰缓缓靠近。舢板上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吉田松阴，另一个叫金子重辅，都是长州藩的藩士。他们是在凌晨二时，从伊豆半岛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边出发，一步步向“黑船”靠拢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甚至可能被误认为向美国“黑船”袭击报复，他们的呼喊也终将被海风吞没，他们的命运也许就像这浪涛中的舢板一样不堪一击。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冲动。像吉田松阴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或许只能产生在大变革时代的日本。遍寻中国历史，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起初，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透过密集的风声，军舰上的水兵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呼喊，把他们拉上船。接着，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请求，让船上的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希望跟着这条船去美国。
在当时的日本，偷渡属于重罪，但是对西洋知识的渴望已经让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奋不顾身了。或许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好惹，有美国军舰保驾护航，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远渡重洋。但他们忘了，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那个就是佩里。当时美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在他内心的天平上，美国在日本的利益无疑是最重的，与此相比，这两个小毛孩轻如鸿毛。他几乎没加思索，就决定把他们送回岸上，但承诺替他们保守秘密。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回到岸上，望了一眼海上那艘黑漆漆的军舰，就转身走向奉行所自首了。
吉田松阴被关押时写下《幽囚录》一书。这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列入《吉田松阴全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船舰之于海国，譬之兽之有足，鸟之有翼”[4]，呼吁幕府迅速组建日本的国家舰队，并将此作为当前的一大急务。同时，强调不能盲目照搬魏源“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的观念，他提醒幕府，西方侵略者之所以频频横渡大洋，侵入东方，完全为商业利益所趋使：
夷以贸易为生，以侵掠为事。潮汐之所通，无远而不至，唯其贸易为生，故其国富饶可以偿制船之费。唯其侵掠为事，……故其船有所用，而非徒设之器[5]。
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比钦佩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如城堡般漂浮在海上的军舰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驱动力不是它们肚子里的蒸汽发动机，而是背后的商业利益，是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吸引他们远道而来，成为那些军舰的真正动力源，使它们的掠夺成为良性循环，使那些在东西方之间疲于奔命的西方战舰们成为不会休止的永动机。
假如失去了商业的驱动，任何强大的船队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许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们称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识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认定，“市舶之利最厚”，于是，宋朝颁布了鼓励航海通商的政策，对影响“舶商”的官员一律降职查办，还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灯塔导航系统，整个海岸线全部开放。南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环中国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了中国船的天下，14世纪 *** 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在元代，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船的帆影。到了明清，情况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明代初年的郑和船队因为失去了商业利益的驱动而沦为一项“形象工程”，最终无以为继。我在《盛世的疼痛》一书中说：“明清两季的帝王更希望他们的帝国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固体，这样，他们的权力才是真实可感的，因此，他们喜欢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将增加他们统治的难度，是‘秩序’中的异类，所以要坚决取缔，唯有如此，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构建一个同质化的帝国。”[6]明朝人王圻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当时的 *** ：
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
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7]
吉田松阴为日本建立海军提供了一个真正目标——“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似乎是担心他的这些在当时看来很不靠谱“远大理想”会吓坏了幕府当局，吉田松阴还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直接学习;在日本设立近代化军事学校，在军事学校中的教学必须是按照外国书籍的原文去教授学生，如此才能直接了解并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此外，吉田松阴在呼吁组建日本国家舰队的同时，又附带提出了许多强化日本军事的建议。譬如为了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提议日本应利用并发挥间谍的作用。他认为：“军之用间，犹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使用间谍是使日本国力强大的重要手段……
狱中的光阴，他并没有浪费，除了写作《幽囚录》一书，他还给一同囚禁的11名囚犯办起了学习班，从而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授课的内容，包括《孟子》等儒家经典。第二年(公元1855年)十二月，吉田松阴被改判在生父杉家中软禁，他就继承了叔父的松下村塾，教附近的孩子读书，向其灌输维新思想。公元1857年时，有三十多名塾生在这里上学，杉家的幽室和起居间太狭窄，因此将院内的旧小屋改建成八席宽的教室。但是塾生继续增加。翌年松阴和学生共同劳动，增建成十席半的私塾。
他从不采用“填鸭式”教学，而是与学生共同探讨，希望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这股自由的教学空气，弥漫在当时日本的西学教育中，因为它本身就合乎西方的平等精神的熊本藩士横井小楠的四时轩，也是采取“朋友讲学”的方式，师徒之间以平等的身份自由讨论。吉田松阴摒弃了“师道尊严”，在学术领域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鼓励学生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他的学生队伍里，相继走出了木户孝允、高山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
老天似乎有意要成全吉田松阴，他在19世纪五十年代培养的这些年轻人，到了明治维新的六十年代、图谋霸权的七八十年代、与大清决战的九十年代，都刚好派上了用场——
他的学生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是尊攘、讨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高杉晋作成立“奇兵队”，推翻幕府统治;伊藤博文是明治宪法的制定者，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共四次组阁。甲午战争就是他在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发动的;山县有朋是日本陆军之父、第三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
吉田松阴的这些学生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却又环环相扣，相互配合，仿佛一个精整的团队，在合力完成一次历史的长跑。
而吉田松阴本人则因其尊王攘夷的政治立场，在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被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拘捕，并在次年五月押解至江户传马町监狱。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吉田松阴在江户传马町监狱中被问斩，终年29岁。
吉田松阴被处死刑后，被安葬在小冢原回向院(现东京都荒川区)的墓地中。文久三年(公元1863年)，他的学生、攘夷派的志士高杉晋作等人将他的遗骨葬在现在的东京都世田谷区，墓碑仍然留在回向院的墓地。明治十五年(公元1882年)，世田谷区墓地对出的大街建造了松阴神社。我在萩市参观的这座松阴神社，是在吉田松阴死后第一百天建造的遗发冢。日本的多位天皇、皇后曾经来这里拜谒，植树纪念，有碑刻为证。萩市还有另外一座松阴神社，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建立的。靖国神社内也供奉有吉田松阴的牌位。
梁启超对吉田松阴有这样的评价：
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诺诺。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8]
在梁启超看来，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维新精英，都是成功的英雄，唯有吉田松阴是没有成功的英雄，他偷渡国外、策划倒幕，一事无成，但正因为这一系列的失败，才使他得以培育出一大批维新精英，他知道在亚洲崛起的时代里人才最贵，所以梁启超赞叹他是“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
吉田松阴的先见之明
吉田松阴是“幸运”的，因为后来日本的发展，几乎完全按照吉田松阴设计的“六步舞曲”里亦步亦趋——“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他的“光辉思想”，为日本照亮了未来的航程。他以不在的方式存在着，而且是更加有力的存在。
他不仅使日本的学习西方运动不盲从、不机械，而是活学活用，后来的明治 *** 不断向大清帝国派遣间谍，组成庞大的间谍情报网，便是采纳了吉田松阴的构想。公元1884年在上海昆山建立了东洋学馆“玄洋社”、公元1886年又在汉口成立了日本在华最大间谍机构“乐善堂”等，这些机构好听的名字背后，都掩藏着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搜集有关大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报。仅根津一一人，就将汉口乐善堂成员搜集的清国情报整理成一部厚达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提供给日本军部，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手资料。相比于日本，清国不仅未设任何专门的情报机构，而且对于对方的间谍活动一无所知，而且还热心地帮忙。日本间谍头目、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在甲午战前的公元1893年4月来清国“考察”，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这次探听虚实之旅，竟然受到大清帝国当局的热情接待，李鸿章试图通过炫耀自身实力来打压对方，允许他参观军工厂、武备学堂、军事设施和军队演练，使川上操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清国的军事现状作出准确调查和评估。大清帝国用自己的错误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先见之明。可以说，甲午战争还没有打响，大清国就已经输定了。
历史给日本天赐良机
日本由传统王朝向近代社会的转身，刚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19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都被各自的问题绊住了腿，征服东方的步伐骤然出现了停顿。英国虽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领导下走进了新时代，却在爱尔兰问题上一筹莫展;美国南北战争激战正酣，无数人经历着战争的煎熬，很多年后，这些人走进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一部小说，作家为佐治亚庄园里那个由高傲、叛逆走向倔强、坚强的斯人佳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斯佳丽;俄国人在克里米亚鏖战;法国也因普法战争失败而一蹶不振，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普鲁士占领后禁教法语，改教德语，于是有了法国作家都德著名的《最后一课》……
这个历史的空隙，仿佛是上帝专门为日本安排的，日本人没有浪费这样的天赐良机，开始了它的咸鱼大翻身。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明治 *** 向西方派出一个以外务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包括大藏大臣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臣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特使团，遍访欧美，试图跻身先进国行列。公元1873年，是日本明治六年、大清同治十二年，这一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抵达大清国，在谒见同治皇帝时，没有按照要求行跪拜礼，而只是三鞠躬。一年后，明治 *** 禁止琉球向大清帝国派遣朝贡使，并下令废琉球藩设冲绳县。也是这一年，明治 *** 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带领着一支由3658人组成的军队登上了中国的台湾岛，并开始了侵略和屠杀。
副岛种臣认为：“把无主野蛮的人民变为文明人民，是文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这个任务首先应该由清国承担，然而清国自己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么下一个应该承担这一任务的国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日本。日本征讨台湾，使其沐浴文明教化，是文明国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是国际公论所允许的。”[9]尽管他们所说的“教化”，是以屠杀和 *** 的方式进行的。
日本人是在“黑船”的 *** 下猛醒和崛起的，所以“黑船”到来之日，就是日本开国之时。但日本人对美国并没有切齿痛恨，他们不像中国人对1840年不期而至的英国军舰那样痛恨，相反是对美国人感激涕零。日本人认为美国人非但不是他们的大仇人，反而是他们的大恩人，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大救星、活菩萨。是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睁眼看世界，并学会了弱肉强食的本领，在人类的食物链上争当上游——日本人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 丝逆袭，从侵略台湾、甲午战争，到“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当中国人还在为“西体”到底能够“中用”、还是中看不“中用”而争论不休，日本政客已经决心开着自制的“黑船”(航空母舰)去“解放”全人类了，因此，“黑船事件”非但没有伤害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相反，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民族自豪感。
19世纪六十年代，大清陷入内战不能自拔，日本则开始在西方的江湖上闯荡。历史错进错出，似乎已经成为决定中日两国未来命运的胜负手。
日本自强梦想发酵成军国主义
在吉田松阴的教导下，日本人听懂了“黑船”的语言，也相信了“黑船”的哲学。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黑船”，去兵临别国的城下。这样的“黑船”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 *** ，让他们欲罢不能，最终让他们陷入彻底的癫狂。从松阴神社的课堂出发，日本的自强梦想很快发酵成军国主义。
吉田松阴的学生山县有朋认为，欧洲列强与日本相距遥远，日本凭借日益壮大的军力，欧洲尚不构成威胁，日本中长期假定的敌国应该是近邻清国。日本如不充实军备，国家独立就不能维持，更没有富强可言。
从入侵台湾、黄海海战的战场出发，吉田松阴的徒子徒孙们一步步走向亚洲和世界的战场，师傅教给他们的“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理想，也变成南京屠杀的血腥残忍、七三一部队的活体实验、“三光政策”的变态与疯狂。最终，他们的“大东亚”之梦在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中灰飞烟灭了。他们的帝国梦始于美国又终于美国。他们从西方列强那里学来的威权原理最终又被西方彻底击碎。
吉田松阴只看到了开始，而没有看到结束。
[1]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3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今东京湾。
[3]转引自(澳)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第70页，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4](日)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593页，岩波书店，1935年版。
[5](日)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页，岩波书店，1935年版。
[6]祝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第187页，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7]转引自萧春雷：《中国的制海权是怎样一步步丧失的》，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第10期。
[8]梁启超：《自由书》，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3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9](日)坂本太郎：《日本史》，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虽然历史造就英雄 但英雄可以改变历史！
功过参半。 他兴办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创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在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实际上他兴办洋务运动希望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在封建势力和外殖民统治者的压力下，他没能获得成功，他应该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些不平等条约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他只是按照清政府的意愿办事， 而且有资料记载他也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曾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他始终还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还是他身上无可淡化的污点。
”羁縻”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清朝的外交政策,甚至是中国古代各王朝对周边国家的传统政策.我觉得,我们对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的评价都有欠公允,我们是在对近代史的资料了解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的作出的评论.就如你问的这道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将李鸿章与王朝贯彻了很久的羁縻政策联系在了一起.
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张涛的文章，其中理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排序是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中国政治制度史》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是中国的改革者，但是甲午战争期间由于他的错误指挥导致战败，几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 *** 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对李鸿章历史作用的评价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治***、光***绪***两朝，凡清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重大举措，莫不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早研究李鸿章的是梁启超。梁肯定李鸿章既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又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并将其与古今中外历史人物***含诸葛亮、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进行比较，得出：“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梁启超《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评价都持否定态度。如胡绳指出，李鸿章把面对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所谓“中兴”、“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而海外和台湾学者则普遍认为，李鸿章基本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同西方及日本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阶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评传》***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从80年代李鸿章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突破口。 戴逸认为，李鸿章是近代强国富民道路的探索者之一，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苑书义认为，马关条约签定后，将所有致败之由、误国之责都归咎于李鸿章个人，反映了清统治层中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而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苑书义《李鸿章传》***陈旭麓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纪后期那个特定时期的开拓性人物。 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还是属于封建“体”里面的人，他本身并没有超过这个“体”，只是从封建的“体”里绽开一个缺口，这是评论李鸿章与近代化关系的一个基点，如果越出了这个基点，就同当时的历史不相符合。***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夏东元认为，李鸿章是公认鞠躬尽瘁地忠于清国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积极办洋务以其臻于富强。但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清朝为准绳。他唯恐这些实力不能平内患不能御外侮，所以他总的倾向是“和为贵” 的人还： 1.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 2.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3.中国近代史关于李鸿章的论文 4.近代历史人物 5.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及人物评价 6.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道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报刊职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扩展资料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第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学术专业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
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张涛的文章，其中理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排序是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类期刊。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期刊分为几类？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
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是一种合法的期刊。正式期刊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家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和独特的方针。
周刊出版周期为每周一期的周末；双周刊出版周期为每两周一期；旬刊出版周期为10天；半月刊出版周期为15天；月刊出版周期为30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扩展资料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第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学术专业报纸。
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