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刘邦项羽刘邦和项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出生市井。项羽力大无比，英勇盖世；刘邦武不能武，文不能文。项羽一生只痴情与一个女子——虞姬；刘邦贪婪、好色。项羽讲义气，重感情，秦兵在战争中伤害了他心爱的将军和手下，项羽一怒之下活埋了20万秦降兵；刘邦反复无常，狡黠多疑。在我的心中，项羽实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正的男人，叱咤风云、爱憎分明，“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万楚兵终灭秦”说的就是项羽！然而，在争夺帝王的战场上，项羽失败了，——项羽平生久经沙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他仅且仅当输了一次，这一次他输的很惨，连带着送了他的命！相反，刘邦在战场上一直是输家，在真正意义上，他只痛痛快快的赢了一次，一战定江山，他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爱和人开玩笑，其中原因甚是值得玩味！我们可以这样说，项羽是个英雄、是个君子、是个好男人；刘邦却是个小人、甚至是流氓地痞。小人战胜了英雄，流氓战胜了君子，偶然否？不，这是必然。如果让历史重演，我相信最终坐上皇帝宝座的还是刘邦！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没有一个是君子。做君子很累，也有很多的拘束！小人没有，小人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随意的变化自己的面目，——而把自己的真实心意深深的隐藏在心中！无疑，在玩弄权术、笼络人心方面，刘邦已经深得要领。脸皮要厚、心地要黑、手段要狠、嘴巴要甜、要会演戏和表演，刘邦都做到了。刘邦做亭长的时候赖帐、欠钱，戏弄民女，在他进入关中的时候就全变了。他约法三章，对阿房宫里的财务和美女秋毫无犯，老百姓和秦国的旧臣一片欢呼。可怜的项羽尚且以为是刘邦对他的忠诚，范增却越发的看出了刘邦的不简单，——可惜项羽不听范增的。刘邦手下智囊三千，张良、萧何、韩信个个都是才能出众之辈，项羽有且仅有范增一个聪明人，可惜他还不听人家的。项羽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刘邦实在是高明；难怪项羽要输，刘邦要胜！看秦末的历史其实很没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项羽失败的原因。项羽必输，毫无疑问！后人看历史由于距离远而变的清晰，很容易看清；但当时的很多聪明人都看出来项羽致命的缺点，所以尽管项羽名声如日中天、尽管刘邦是个小人，他们都宁愿投靠刘邦。真正精彩的争斗史是战国和三国时期，那是个需要英雄而且产生英雄的时代；看大小霸主纷争、看谋士纵横、看将士喋血沙场，真的让人热血沸腾！不写了，小小篇幅也确实写不出来什么东西！如果让我在君子和小人间选择的话，我宁愿当小人；如果让我在政治家和商人之间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商人，政治家很累、很假、很虚伪！前一端时间，克林顿因为一个女人而弄的差点下台的事情让我很感慨。凭心而言，那一个成功的男人是多干净、多纯洁的。作个商人，有点钱又无声名之累，做你爱做的事情，有何不好？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劚祝�滩荒苡琛4怂�礁救酥�室病！盵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劧�荒苁凇9コ堑寐福���荒苌汀L煜屡现��筒旁怪������谩9侍煜轮�浚�橛诤和酰�勺��咭病！盵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与肯让功劳与别人相适应，刘邦的从来不自是己意，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入关之初，便欲居秦宫室，这也是大功告成时的人之常情，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类行为，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其曰：“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20]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繋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21]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2]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才使得汉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秦亡之覆辙，人民的休养生息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四、尊重知识及对汉文化的影响有关刘邦尊重知识问题，现在没人讲过，因为汉高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无赖，对有知识的人极不尊重，历史记载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3]等等不良形象，故后人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种情况应该说只是刘邦的皮相，而非实质。刘邦的本质是尊重知识的，他特别能团结人才，也是他尊重知识特质的表现形式。其实项羽、刘邦两人原来都是读书的，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但刘、项二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完全不同。项羽在抹杀楚怀王的功劳时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24]而刘邦定天下论功欲行赏厚封萧何，同样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5]看看，这与当初项羽的心态是何等相似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6]刘、项对待知识的功用的认识差别如此悬殊，刘胜项败，固其宜矣。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评论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汉人扬雄认为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也恰好代表了对知识的尊重与轻视的两种倾向。可能宋人苏辙的话，对我们理解刘邦有帮助，他说：“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27]苏氏此段话之后，就将这个圣人直接落实到汉高祖身上了。其实，刘邦的聪明才智在当时也是少有人能比得了的，正因为他尊重知识，所以他对别人的功劳看得很重。至于他轻视儒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儒生确实有不少是“徒持文墨议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但真正有才学的人，有一善策而得采用者，当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了刘邦听从了洛阳新城三老、袁生、郑忠、郦食其等人的良策，取得了对楚作战的主动。这样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史书上不可能一一记下来。对刘邦之智，明人何去非曾有过专评，其曰：“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28]古人做这类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地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利，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第一,曹魏非速亡之国 东汉末年，夭下大乱，诸侯割据，民不聊生，这个时候统一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夭下统一，人民才能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社会才能安定，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在这样的清况下，谁能够平定夭下，谁能够使夭下重归统一，谁就是对的。那么到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家鼎立，这三家你从正面上说，它们都是想队复夭下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魏蜀吴都是正道；从反面说，它们都想独霏夭下，都不让人家来统一，从这个角度讲，它们都有问题。所以魏蜀吴三家不存在谁正道、谁有罪的问题.第二,益州非进取之地 益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易守难攻。周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成都，四季常青，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你避难可以，守城可以，出击不可以.刘备集团进了益州又丢了荆州以后，他就等于既进了保险箱又进了死胡同。这个时候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那是可以的，冲出门去图夭下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刘备出峡，全军覆设，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就是蜀国只要出兵就肯定是失败，刘备出去全军覆设，诸葛亮不停地北上，什么成果也设有.第三,诸葛非将略之才 关于诸葛亮的才能其实原本是有定论的，设有什么必要来争议，陈寿说的很清楚，也是十六个字，“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千，优于将略”，这是陈寿对诸葛亮能力的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高于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军事才能当中治军的能力高于用兵的能力.《晋书·宣帝传》。原文是这样的，“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抓不住机遇，他的谋略很多，但是设有决断，他喜欢带兵打仗，但是不知道权变，权变就是随机应变，这个权不是权力的权，是权变的权，就是他不能随机应变，他只能规规矩矩地打正规战，而一旦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用今夭的话说就是他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蜀军北伐数困于粮食缺乏.粮食供应制约于运输困难.蜀国运粮人力紧张.以农民为主努力在汉中多产粮食是最佳选择.蜀汉建兴八年,魏军即使攻进汉中郡,也不可能"多收豆麦以益军粮".迟至建兴八年,蜀国汉中郡的军垦规模比较小,而民垦规模更小(只有千余户从事农业生产),根本就不能满足北伐事业的需要.曹操制造了无民区,将汉中郡九万户(42万人)移往他地.诸葛亮没有及时大规模移民到汉中.假设诸葛亮在建兴四年能移民六万户到汉中郡,汉中郡每年就可供应三万蜀军全年的粮食,可以使蜀军有一万运粮民夫帮助运粮,因而就可以使建兴六年的街亭战役或陈仓战役的战局有较大改观.诸葛亮没有及时大规模移民到汉中,是诸葛亮北伐事业的最大的战略失误.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武则天虽然是靠暴力得到的皇位，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为了巩固统治，残害了很多有功的大臣们，却又进一步的完善了科举制度——面试和武举，网络了一批批的人才。最后她立下了一块无字碑，要后人评价她的功过，但我认为功过相抵，她的行为也能原谅的
并州文水人，狄仁杰同乡。父为高祖开国名臣之一。十四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出家。高宗即位召入为妃。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后因长期执权，与高宗并称二圣。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立第七子李显为帝，一年后废。又立豫王旦为帝。永昌元年（690年）则天废豫王，改国号为周。其执政之时任酷吏，兴告讦之风；诛戮百官群臣，屠杀李氏宗戚。可谓罪行累累！然后人又赞其有贤君之风，亦不可掩。她是中国二十五史里共两百多名君主中唯一一位女皇帝，仅凭这一点一生足矣！
武则天为了扫清其登基称帝的障碍，大肆诛戮李唐皇族势力，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的子孙被其诛杀殆尽，甚至连她的六个亲生子女中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也成为她夺权斗争的牺牲品。被她贬逐软禁的庐陵王李显（唐中宗）曾吓得几次欲寻短见。武则天重用酷吏、实行恐怖政治。从临朝称制开始，武则天先后重用酷吏二十七人，以严刑峻法排除异己，其中著名酷吏多达十一人。武则天还在朝堂上设立铜匦（告密箱），大兴告密之风，大批朝臣被无辜株连，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官员上朝如同赴刑场。酷吏中最血腥的人物是来俊臣，在其为官二十年间，经其手杀害的大小官员近两千人，灭族一千零五十七个，其中有李唐亲王、郡王、国公等几十位，有宰相五位，有大将军十几位。由此可见，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其重用酷吏杀人之多！对官僚体系的冲击之烈！武则天改朝称帝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权欲炽烈。二是提升个人地位。武则天从十四岁入宫受封为才人，直到太宗去逝，十二年间仍然是低微的才人，而与其差不多同时入宫且小两岁的另一女人却已升至正二品的充容。这一经历难免不激起武则天攀登更高地位的欲望。三是受当时的文化氛围影响。武则天出身庶族，其父虽然属于开国功臣，但仍被世族们视为寒门微贱，受到歧视，太宗时成书的《氏族志》甚至没有收录武氏一姓。而武则天一旦成为皇帝，必然大大提高了其武氏家族声望。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到战国后期逐渐出现选拔官吏的作法。汉文帝时期开始采取察举和考试并举行的办法选拔官僚。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的标准全凭门第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被选为上品作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与世族相对的是庶族，又称寒门，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寒门出身的人要想进入仕途，大多要依附某个世族，与举荐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举荐制度下，一些世族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集团，左右政局，以至于改朝换代频繁的南北朝时期，新皇帝的登基加冕仪式要由世族大姓主持，要获得世族大姓承认，其皇位才具有合法性。隋文帝于公元五九八年下令“以志行修谨（修养品性），清平斡济（组织协调才干——”二科举荐官员，隋炀帝即位后又创置进士科，国家以考试的办法以才取人，考取者就可以进入仕途。这就是我国的科举制度的开始，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科举就是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选取官员，这种作法也称开科取士。李唐皇朝建国后继承了科举制度，但执行并不彻底。李唐皇朝初期的官僚制度采用举荐与科举并行的办法，实际结果并没有改变世族垄断高官重位的局面，世族势力成为笼罩在官僚体系上层的坚冰。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世族集团，为庶族出身的科举入仕者攀登高位打开了通道。同时，在酷吏恐怖政治的频繁打击之下，高层官吏也频频更新，从而加速了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过程，最终使科举制度成为维持官僚体系正常运转的主流机制。因此，武则天在这一历史变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劈荆斩棘的开路先锋。
我眼中的武则天武则天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在中国唐代由于少数民族的加入，对女人的要求相对比较宽松的。唐代的女人是不需要裹脚的。但社会条件是一个因素，但我想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武则天的性格。如果武则天甘愿做一名弱女子，满足于后宫的明争暗斗，对政权没有没有无止境的追求。而只把皇后当成终极努力目标，那中国或许就不会有女皇帝这样一个词的出现。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极善表达，胆识超人。勇于表现不愿意被埋没的性格，也不会成就后来的武则天。再者是她的智慧，和她知人善用的胸怀。都是有助于她成就后来武周王朝的条件。很多人会说知人善用怎么可以再其后方加上胸怀二字呢？很多人会觉得知人善用应该是管理阶层的领导能力。但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很有才能，但是再某件事情上得罪了领导，领导于是不中用他了。那，那个领导是不是就没有宽广的胸怀？武则天是一个惜才爱才的人，而且她很尊重那些直言不讳，正直不阿的人。在政治上武则天是一个能者，因为她性格里的刚强。但在生活里她却是一位失败的母亲。为了坐上后位，她不惜杀死自己的女儿，而达到嫁祸王皇后的目的。为了自己能坐上皇帝的位置，把自己的儿子流放。为了掌控权利软禁自己的儿子......很多实例都在证明武则天是一位失败的母亲。但她真的是失败的吗？或许是，记得宫廷政变的时候，李显在临出兵的那一刻想到自己的母亲，就吓得想放弃计划好得政变。总之，她的果敢，她的残忍，她的大胆，成就了她的成功。她，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朋友，学点知识吧，对你没有坏处；别动不动就求助别人，而且这是造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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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就已经这样啦，看来真的是江河日下呀！
兄弟，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这都敢贴
《武林外传》是中国喜剧的又一巅峰，也是大陆穿越剧的鼻祖。即使现在去重温，都会被他时髦的拍摄手法以及接地气的剧情所折服，在现在烂剧横行的时代《武林外传》简直就是绝世珍宝。
《武林外传》的出现，本以为是中国情景剧的开端，没想到到现在仍是经典。这里面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处处都是柴米油盐，里面的人在为了几两银子发愁，有着现代人最常见的琐碎生活和爱恨情仇，里面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完美的人，就是这样的贴近生活，直至今日任何一个细节都是让我们津津乐道。
有人说同福客栈里的每一个人走出七侠镇，都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只有祝无双还是祝无双，佟湘玉走出七侠镇是龙门镖局的千金小姐，白展堂走出七侠镇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盗圣，郭芙蓉走出七侠镇是六扇门郭巨侠之女，吕秀才是关中大侠，连李大嘴都有一个断指轩辕的母亲，祝无双还是祝无双，一群富二代体验生活祝无双只是那个局外人。
曾经的盗圣非作家的作家，著作有《缉盗指南》，拥有葵花点穴手和轻功，在武林中鲜有对手，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点，点不了就跑。最后跑到了同福客栈，遇见佟湘玉，明白盗亦有道亦是无道，两者对立不统一，放下了盗圣的虚名，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没有洗手就急急忙忙退出江湖。然而江湖不仅有他的传说，还有几口需要他背的黑锅。
每个人对江湖都有他的解读，李大嘴的江湖是厨房，佟湘玉的江湖是同福客栈，江湖是一抽象的名词，在侠义的精神指引下，小说是一个江湖，电影是一个江湖，生活是一个江湖，从未涉身江湖却已经置身其中，从江湖归来却道不尽江湖事，江湖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为什么武林外传如此经典，大概是这部剧以小见大又毫不做作的表达方式，小小的客栈折射出人情世故。
《武林外传》这部剧自从2006年在CCTV8播放以来，一直被奉为当今中国情景喜剧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在角色上还是剧情上，都是可圈可点的。让观众们初次了解人物角色时，既有一种亲切感，又有一些陌生感，从而吸引着观众对这些人物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将《武林外传》中的人物与武侠小说人物进行对比分析，达到了吸引读者观看这部剧的最初目的。
《武林外传》得以成为人们经典情怀的原因有精彩的人物、情节和价值观。
首先，人物。《武林外传》中有无数性格鲜明的人物，风情万种又抠门的掌柜的佟湘玉、时而胆小时而英勇的盗圣白展堂、满腹经纶的酸秀才吕轻侯、脾气暴躁单纯善良的郭芙蓉、两面三刀的厨子李大嘴……
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曾说，“戏剧，就是角色性格成长的历史。”这部剧能够做到将人物之间的性格严格区别开，并且一以贯彻到底，这是一部优秀的能够使人记住的戏剧最起码的特点。《武林外传》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情节累积、侧面反映，而是通过大量的人物口头禅进行“洗脑式”灌输，比如“额滴神呀”、“排山倒海”、“子曾经曰过”、“我上面有人”、“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放着我来”等等，这些口头禅不止起到撑起笑点、推进情节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观众的心中深深刻画下人物的特色，使观众很难去忘怀。
其次，贯彻主流价值观的情节。“寓教于乐”是当年这部剧热播的时候主打的一句宣传语，它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朝，但是所贯彻的价值观其实通通来源于现代，是“借古人身份讲当今故事”的典型。
举个例子，里面的佟湘玉虽然身为一个寡妇，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以当时人的眼光去苛刻她、刁难她、说她的闲话；郭芙蓉孤身离开家，也没有任何人劝她早早回去等着嫁人，而是教她如何自立自强；金湘玉身为“清楼”的掌柜的，集所有完美特点于一身，在剧中甚至魅力值碾压佟湘玉，成功俘获众伙计的心，这样一个“BUG”式的存在，其实都是宁财神在通过这些人物，传达现代的“女人当自强”的“女权主义”思想。
这样一部现代人轻松可以看懂的剧集、充斥着大量原创笑梗、恶搞桥段、以一群讨喜的江湖人物为主角的电视剧，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无可厚非。
从晶体到气候:“黄金标准”时间线将洪水玄武岩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巨大的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与古代全球变暖有何关联想象一下，太平洋西北部的一座巨大的火山喷发，将岩浆倾泻到华盛顿、俄勒冈和爱达荷州。想象一下熔岩涌出来，直到河谷被填满。直到灌木和灌木被液态岩石掩埋。直到最高的树完全被覆盖。 大约在1600万年前，这发生了。岩浆以脉冲形式爆发，最终将该地区掩埋至30层楼高。如果熔岩不是集中在西北部，而是均匀地分布在48个州，那么它将覆盖全国80英尺深。在此之前，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喷发出所有的熔岩(统称为“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需要将近200万年的时间。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今天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火山爆发的速度是之前认为的两倍多，95%的火山爆发发生在75万年之内。 几个世纪以来，洪水玄武岩一直吸引着地质学家。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火山事件，它们与大灭绝有关，比如2.52亿年前地球历史上最大的灭绝事件。1600万年前没有物种大灭绝，但大约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气候事件，被称为中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MMCO)，这是一场全球变暖事件，伴随着高温和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升高。 喷发出液态岩石的火山也会释放出温室气体，因此地质学家怀疑玄武岩洪水与MMCO全球变暖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只有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没有人确切知道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发生的时间。 “为了回答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是否导致MMCO的问题，我们需要尽可能准确地知道火山爆发的时间和气候变化，”地球科学副教授布莱尔·舍恩(Blair Schoene)说。“简而言之，人们不知道哥伦比亚河玄武岩群到底是什么时候喷发的，也不知道喷发了多长时间，这使得人们很难探索与MMCO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生詹妮弗卡斯伯姆(Jennifer Kasbohm)说。 为了帮助解释火山喷发的规模，卡斯玻姆将2010年冰岛艾雅法拉火山喷发比作火山喷发。她说:“冰岛火山喷发使欧洲机场关闭了一个星期，影响了1000万旅客，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航空公司定期中断航班。”“现在想象一下，每8个月就有一次冰岛火山喷发，持续75万年，这样就可以预测出哥伦比亚河玄武岩的喷发速度。” 研究人员在寻找锆石，一种含有微量铀的微小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天然放射性物质会衰变为铅，因此地质学家可以利用铀的比例来计算锆石的确切年龄。对地质学家来说不幸的是，玄武岩熔岩流像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没有合适的化学成分来制造锆石，所以到目前为止，地质学家不得不接受通过其他年代测定方法产生的超过100万年不确定的年代。“要测试气候和火山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100万年是不够的，”Schoene说。 研究人员通过观察玄武岩层之间的火山灰层，解决了熔岩中缺乏锆石的问题。火山灰来自附近的喀斯喀特火山(包括圣海伦斯山)，这些火山确实含有锆石，喷发的时间与巨大的熔岩差不多。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里，Kasbohm和Schoene从1600万年前的岩石中分离出0.1毫米大小的锆石，测量了铀和铅的同位素比例，并将单个熔岩流的年龄限制在几万年以内。她说:“对于这个年龄的样本来说，这种精度基本上是你能用的最好的天文表——尽管一万年前听起来很多——所以我们的方法是黄金标准。” “这是十年或二十年来发表的关于哥伦比亚河洪水玄武岩的最重要的论文，”华盛顿州立大学三城分校(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 tricities)地质学研究教授斯蒂芬·雷德尔(Stephen Reidel)说。“杰娜和布莱尔值得赞美的思维看锆石火山灰流....之间的床当然，现在我们要回去重新计算所有使用旧时间线或喷发速率的东西。没关系——这是乐趣的一部分。 Kasbohm和Schoene通过更精确的时间线证明了史前气候的变化确实开始于火山爆发的时间，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个有1600万年历史的气候变化事件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最后一次超过百万分之400——直到最近十年。 卡斯伯姆说:“MMCO可能与我们目前的气候状况类似，而进一步研究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持续时间将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如何期待地球从人为气候变化中恢复的信息。”例如，如果在火山停止喷发后的100万年里气候一直保持温暖，就像现在看起来可能的那样，这可能会对预测大气对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反应的时间产生重大影响。 “时间很重要，”卡斯玻姆说，“不管我们是在试图了解地球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用微小的矿物来讲述这些体积庞大的岩石的故事是很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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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喀特弧第四纪火山活动地表和地下特征随时间的变化
限制地形和地壳结构的数据分辨率提高，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定量方法，用以评估火山区省级规模的地表-地下连通性质。研究人员结合北美西部喀斯喀特弧（Cascades arc）的第四纪火山口填图数据、表面地形数据和各种地球物理数据集，探究了火山作用与下伏地壳结构之间的关系。结合火山口填图数据库，从该区的数字高程模型（DEM）中提取已知时代的火山机构，估算得出的体积可能占第四纪总喷发量的50％左右。火山机构体积和空间上火山口密度与指示上层地壳影响的各种地球物理数据联系密切。在整个岩浆弧的第四纪火山口下，地下结构变化与火山作用一致的现象很普遍，但与年轻火山口的联系更为强烈。在喀斯喀特山脉中部和南部，地球物理识别的岩浆特征增加，那里的火山喷发量最大，火山口间距很小。火山口和相关的地壳结构，以及空间上局部喷发相对于分散喷发的程度随时间变化，定义了整个弧段横向延伸约100 km的喷发中心，表明岩浆上升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空间上的聚集。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088–1093.
DOI：
doi.org/10.1130/G47706.1
（译者：唐演@CU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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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大陆在苏格兰的遗迹：基底地体在格林威尔造山运动期间的迁移
苏格兰加里东群岛北高地地体（NHT）内的太古宙基底被认为与劳亚大陆的前陆的刘易斯片麻杂岩有关。新的锆石U-Pb年龄表明，NHT基底显示了2823-2687Ma和1772-1655Ma岩浆作用的证据。第一组年龄与前陆太古宙片麻岩的结晶年龄相近。然而，第二个组年龄以及覆盖基底上的岩石单元的形成时间都晚于前陆内发育新生岩浆作用和沉积作用的时间，为其最年轻的主阶段之后的100–250Ma。此外，在NHT基底内没有前陆内常见的古元古代镁铁质和长英质侵入体存在的迹象。因此研究者认为，NHT与劳亚大陆的前陆缺乏对比的可行性。由于存在1100-1000 Ma的东格雷尔榴辉岩，分离前陆和NHT基底的加里东莫因逆冲断层被认为是被改造了的格伦维尔期缝合线。根据新的同位素数据，研究者认为NHT基底是波罗的大陆的碎片，在格林威尔造山运动期间侵位到劳亚大陆，是环北大西洋造山带基底地体迁移的又一实例。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11): 1094–1098.
DOI：
doi.org/10.1130/G47615.1
（译者：好名不敌备注的哥斯达黎加的棒棒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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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的古元古代Francevillian序列以及Lomagundi-Jatuli事件
加蓬古元古代Francevillian序列在全球早期氧化的概念，以及碳同位素值大幅度正向漂移（即Lomagundi-Jatuli事件，LJE）的成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研究人员对一个长139米的Francevillian岩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岩芯的碳酸盐δ 13 C（δ 13 C carb ）值为5‰-9‰，向上减小趋近于0‰，这一趋势被很多其他研究人员认为是LJE及其结束的标志。然而，本次研究发现δ 13 C carb 值的变化与沉积相的变化相一致：浅海相以强正值为特征，而较深的水域（风暴浪基面之下）为0‰左右。对于δ 13 C carb 与沉积相的相关性，最可靠的解释是，浅海环境记录了局部物理和生物化学过程的同位素效应，驱动周围环境的溶解无机碳（DIC）达到较大值，而较深相中较小值（ 0‰）与开阔海洋的DIC相近，其中δ 13 C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浅水环境中发生的分馏的影响。此外，海侵氧化还原作用为含锰矿物和化学营养微生物群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中还包括甲烷循环群落，其有机δ 13 C（δ 13 C org ）值为 47‰，Δδ carb-org 值高达46‰。因此，Francevillian碳同位素剖面反映了盆地的特定条件，并不是全球碳循环扰动或LJE结束的前兆。
加蓬Lastoursville次盆LST12岩芯Franceville层序的沉积模式。浅水碳酸盐岩（单元I-III）的特点是真光层生产力提高，促使环境中的溶解无机碳的 13 C富集并沉积碳酸盐。随后发生海侵（单元IV-VI），盆地加深，以同位素正常的海相碳酸盐沉淀为标志，同时在风暴波基面以下的氧化还原层发育锰富集。持续的海侵导致盆地最深处沉积了富含有机质的含甲烷生物群落的泥岩。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11):1099–1104.
DOI：
doi.org/10.1130/G47651.1
（译者：好名不敌备注的哥斯达黎加的棒棒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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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粒跃移作用对粉砂的产生的有效性测试—对黄土解释的启示
黄土形成所需要的粉砂生成可归因于冰川系统（冰川研磨）和砂质沙漠（跃移诱发破碎）的地质过程。然而跃移作用对大量粉砂的产生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议。了解沙漠中粉砂产生的潜力对于确定黄土的古气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评估风成磨损对粉砂的产生的重要性，该研究在一个设计用于模拟砂粒在25m/s速度的暴风中跃移的装置中进行实验性磨损。该研究与之前的工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1）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度的测量强度，（2）清除预先存在的粉砂并设置对照组，（3）根据缩放结果来评估黄土堆积的潜力。根据一定的地质比例缩放实验获得的粉砂产生速率显示，风成磨损产生的粉砂不足以形成具有地质意义上的黄土沉积物。
原文链接：
Geology(2020) 48(11): 1105–1109.
DOI：
doi.org/10.1130/G47282.1
（译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岩石学矿物学与矿床学在读硕士生徐睿）
14 太古宙和古元古代变质火山岩变质脱水作用中的金迁移
太古宙和古元古代绿岩带中的火山岩十分丰富，被认为是造山型金矿的潜在矿源。然而，金在这些岩石变质过程中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该研究对加拿大太古宙拉格兰德亚区和芬兰古元古代中央拉普兰绿岩带的一套变质岩石进行了金的超低检出限分析。这两个地区都有丰富的金矿资源，具有发现新的造山型金矿的巨大潜力。这些带中的变质火山岩分为拉斑玄武岩和钙碱性岩浆岩系列，其中原岩中金的含量用绿片岩相样品的金的Zr/Y幂律回归计算。在拉斑玄武岩中，金是相容元素，并随分异作用而减少；而在钙碱性岩石中，金是不相容元素，并随分异作用而增加。质量变化计算表明，在拉格朗德和中央拉普兰进行递进变质作用至形成上部角闪岩相的条件（> 550 ）期间，初始金含量损失高达77%和59%。本研究强调：第一，变质火山岩在太古宙和古元古代绿岩带变质作用中析出金，是造山型金矿床的良好潜在源岩；第二，变质火山岩的含金性受地幔源区和岩浆演化的控制；第三，变质脱挥发分模式可应用于太古宙和古元古代造山型金矿床。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10–1114.
DOI：
doi.org/10.1130/G47658.1
（译者：王天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15
钙质超微化石将北冰洋沉积物的年代追溯到50万年以前
北冰洋中部更新世沉积物年龄波动较大，给重建古海洋学增加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北极海洋沉积物中记录的令人费解的磁极模式，以及缺乏能够提供校准的生物地层层位或连续的氧同位素地层图的微体化石。研究人员记录了在北冰洋中部的一个海洋沉积岩芯中发现的两个关键的钙质超微化石物种，为50万年以前的沉积物提供了有力的，并且可全球校准的年代界限。起关键作用的物种是颗石藻（Pseudoemiliania lacunosa），它们在42.4-47.8万年间灭绝，而赫氏圆石藻（Emiliania huxleyi）则在24.3-30万年间进化。这是第一次在北冰洋中部的沉积物中发现Pseudoemiliania lacunosa的化石。通过岩石地层对比，可以在北冰洋内450多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含有这些年龄物种的沉积层。它们首次为北极这个区域的更新世沉积物年代学提供了明确的支撑，也为开发和测试其他用于测定北极海洋沉积物年代的地质年代学工具奠定了基础。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15–1119.
DOI：
doi.org/10.1130/G47479.1
（译者：黄永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6
加拿大北部科迪勒拉山脉Tintina断层对岩石圈地幔的克拉通凿移的地震证据
位于加拿大西北部的加拿大北部科迪勒拉山脉（NCC）被划分为几个平行向右滑动的走滑断层，在晚白垩世和始新世之间累积了数百公里的位移。这些断层的深度范围，尤其是Tintina断裂（TF）对NCC岩石圈地幔的地壳构造组合和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但是地球物理模型和地球化学数据仍然没有定论。该研究利用最新的三维纵波地震速度模型，解决了位于TF表层轨迹之下的最高地幔深度的一系列锐化的（~10km）纵波速度对比度（~4%）突变。代表了上地幔组构的地震各项异常数据显示在TF附近各向异性的方向和幅度大小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这些数据表明TF是岩石圈尺度的剪切带且在沿着TF恢复了430公里处的右侧位移后，纵波的速度快速异常与北美克拉通边缘轮廓一致。该研究认为，目前位于阿拉斯加东部的快速构造异常是Mackenzie克拉通的一块轮廓清晰的碎片，其在晚白垩世至始新世期间被TF凿穿并向西北位移。目前位于NCC南部的第二个克拉通碎片，可能与上地幔深度的Cassiar岩层有关。这些观察首次证明，大型岩石圈尺度的剪切带穿过难熔地幔，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的科迪勒拉山脉内产生克拉通地幔物质的主要侧向位移的证据。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20–1125.
DOI：
doi.org/10.1130/G47688.1
（译者：袁梦）
17
金红石中纳米级微量元素团块的地球化学和地质年代学意义
金红石中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分析（例如：铅Pb，铀U，锆Zr）通常被用来获取地质事件的性质和时间。但是微量元素的迁移会影响温度和时间的厘定，且其迁移性的主控因素仍存在争论。鉴于此，研究人员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和原子探针层析成像表征了西澳大利亚Capricorn造山带中金红石的微米至纳米级微量元素分布。在大于20微米的尺度下，单个矿物颗粒中没有明显的微量元素分异，而且锆石谐和年龄1872 6 Ma（2σ）也没有同位素扰动的迹象。在纳米级尺度下，可以观察到20纳米的富微量元素（铝Al，铬Cr，铅Pb，钒V）团块。团块的 207 Pb/ 206 Pb比值为0.176 0.040 （2σ），说明他们形成于结晶前，可能是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作者认为这些团块是由于上部角闪岩相变质过程中瞬时形成的放射性破坏点捕获流体活动性元素形成的。这种捕获会影响团块中元素体扩散的活化能。团块较低的数量及密度指示了其形成时间，说明变质作用峰值温度持续时间较短，为小于10 百万年的事件。研究结果说明运用微量元素手段判断金红石中的体扩散将比假定其为均一介质时更为复杂。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 (11): 1126–1130.
DOI：
doi.org/10.1130/G48017.1
（译者：韩舒筠@CUG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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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稳定同位素记录揭示的南极洲西摩岛与白垩纪-古近纪界线附近两个灭绝期有关的气候变暖和季节性缺氧
碳酸盐双壳贝类高分辨率稳定同位素（δ 18 O和δ 13 C）增生的贝壳年轮年代学可以提供对了解灭绝期有用的次年环境记录，这种灭绝期通常是快速变化和不稳定的时期。该研究展示了在南极洲西摩岛白垩纪-古近纪界线（KPB）对Lahillia larseni双壳贝类的高分辨率连续采样结果。这些数据突出了δ 18 O和δ 13 C值不规则的两个灭绝期与形成化石的最后时期一致：一个是在KPB，另一个是在明显灭绝事件的15万年之前。由于表现为较低的δ 18 O值，该研究将这两个时期都解释为气候变暖的时期，并且有季节性缺氧，表现为低异常（ 21.6‰至 3.0‰VPDB）的δ 13 C值和高的（2‰至19‰）的季节变化。低氧条件可能是较早灭绝事件的一种引发机制，并可能延长了KPB灭绝后的恢复时间。
原文链接：
Geology (2020) 48(11):1131–1136.
DOI：
doi.org/10.1130/G47758.1
（译者：掉帧青年萧暮春@YU）
美编&校对：覃华清